我要求巴尔克把这种情形和我的意见，转达陆军总司令，但是我却不知道他是否已经办到。
昨天，空军方面的里希特霍芬元帅来访问我。我们两人之间做了一次长时间的密谈，结果发现我们对于现今的局势具有相同的见解。我又曾经和施密特将军会谈过，他是我右方的军团司令，和我处于同样的地位，他也同意我的见解。所以我的意见绝不是孤立的，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根本就无人关心及此。
我绝不相信这样拖下去，两个月内军事局面就可以明朗化。假使现在决定在适当的时机摆脱敌人，退到一条可守的防线过冬，那么我们也许就可以平安度过。在过去这几个月当中，一切都是一个大疑问号……我并不是为我个人打算盘，我所忧惧的是我们德国的前途。
12月9日，敌人在利夫内地区扩张他们的战果，曾将第九十五步兵师的一部分加以包围。在我的战区里，我命令第四十七装甲军开始向西南撤退；第二十四装甲军则击退了苏军从图拉所发动的攻势。
12月10日，我分别写信给希特勒的副官长希孟德和陆军人事处长小凯特尔，告诉他们我们所处的情形，我希望他们对于这个地区不要再存任何的幻想。在同一天我又写信给我的太太，说道：
我希望我的两封信都能够到达它们的适当目的地，因为即令在目前，若能有明确的思想和坚定的决心，则仍然还可以挽救大局的一部分。我们对于敌人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完全估计得太低，所以现在自食其恶果……事实上我惟一满意的好事，就是我至少在12月5日，曾经负起责任来停止再行攻击，假使我不这样做，那么一个大悲剧就绝无可避免。
12月10日，已经有人在卡斯托尔拉尼亚（Kastornaia）和叶列茨地区看到苏军。在第二军团方面，敌人的突破更深入，已经越过了利夫内—切尔诺瓦（Chernova）公路。在我自己的战区，第十摩托化步兵师正在防守叶皮凡。第五十三军和第二十四装甲军到达顿河—夏特河—乌帕河之线。这一天内，在第二九六和第三十一两个步兵师之间的防线，出现了一个很危险的漏洞。
12月11日，我们右翼友军继续向西撤退，叶夫列莫夫已经感受到威胁，因此到了次日必须撤出。
为了填塞第四十三军的防线漏洞，第四军团奉命借调第一三七步兵师给我应急。但是距离既远，而天气又坏，该师也必须要等很久才能到达。12月12日这一天，由于我们的右翼友军被困，我把本军团现在可以动用的机动兵力，都送去支援他们。
12月13日，第二军团还再继续撤退。在这一战况之下，第二装甲军团原先准备坚守斯大林诺戈尔斯科—夏特河—乌帕河之线的计划，也变得不适用了，尤其是第一一二步兵师已经无力抵抗苏联生力军的攻击，所以必须撤过普拉伐河（River Plava）。我们左翼的友军，第四军团，以及第三、第四两个装甲军团，也都守不住他们的阵地了。
12月14日，我到罗斯拉夫尔去和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会商，第四军团司令克卢格元帅也在座。为了参加这次会商，我必须要在大风雪中驾车行进24小时之久。我当面把所部的处境报告给总司令听，并且要求他准许我把部队撤到苏夏河—奥卡河之线，另外也提出了如何阻塞第四十三军和第二十四装甲军之间缺口的问题，现在它已经宽达25英里。本来第四军团应该把第一三七步兵师借给我去填塞这个缺口，但是克卢格只派了该师的四个步兵营由该师师长率领前来。我认为这个兵力完全不够用，要求赶紧把该师另外一半兵力也送到。以后在战斗中，该师的师长布格曼将军（Gen.Bergmann）英勇战死，而这个重要的缺口还是没能填住。
罗斯拉夫尔会议达成的结果就是下述的命令：“第二军团暂时受第二装甲军团的指挥。两军团合守库尔斯克—奥廖尔—普拉夫斯柯以—阿列克辛之线，必要时可以撤到奥卡河。”我当然以为陆军总司令会把这个决定报告给希特勒知道，以后的事实却证明他并没有告诉希特勒。
第六部分 1941年苏联的战役向图拉和莫斯科进攻(8)
这一天，苏军从12月13日早已突入第二军团防线的攻势，又开始更深入，由利夫内直达奥廖尔，其结果使第四十五步兵师被围并被消灭掉了一部分。冰冻后的地面使一切的运动都深感困难。冻伤对于我们所造成的死伤数字，比敌人的攻击还要严重。第四十七装甲军必须撤回，因为它的右翼友军，第二军团的第二九三步兵师已经由叶夫列莫夫撤退。
12月16日，希特勒的副官长希孟德，本在我的邻近地区内，但在我的紧急要求之下，就飞到奥廖尔机场和我会谈。我们面谈了半个钟点。我用极严重的语气把目前的情形讲述给他听，要求他把我所说的一切照直转达。我希望希特勒在夜里会打电话给我，答复我所提出的一些意见。从与希孟德的谈话中，我才知道陆军总部正在酝酿大改组，而勃劳希契元帅即将被免职。在那天夜里，我这样写道：
我最近在夜间常常失眠，我的脑筋一直在转念头，想用尽一切的方法来帮助我这些可怜的士兵。在这种奇冷的天气中，他们还是露宿着，这真是太可怕，简直无法想象。OKH和OKW中的大人物们从来不曾到过前线，所以当然也不知道前线上的实际情形。他们还是把许多无法执行的命令送了下来，而对于我们的要求和建议，一概置之不理。
那一天夜里，诚如我所预料的，真的收到了希特勒所打来的电话。他命令我们坚守原阵地，不准再退却，并且答应送援兵来——说到援兵数字却太荒唐可笑，准备空运500人来。那天电话效果很坏，希特勒就把他的命令又重述了一遍。至于说到我们的撤退，是自与勃劳希契在罗斯拉夫尔会晤以后，就早已开始进行，所以现在根本无法制止了。
12月17日，我又去访问第二十四装甲军、第四十七装甲军和第五十三军的军长，目的是为了明了当前的情况，并商论对策。这三位将军都一致认为，用我们现有的兵力，是不可能在奥卡河以东建立一条防线的。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维持部队的战斗力，等待援军到达并实行坚守。他们并且报告说，部队对于最高指挥官的能力深感怀疑，为什么把敌人的实力估计得那样错误，来发动这种必败的攻势。他们说：“假使我们还能够保持着旧有的机动性和战斗力，则这种攻击也不过是儿戏罢了。可是现在苏军有冬季作战的训练和装备，而我们却完全没有。”
这一天，第二军团非常担心敌人会冲到诺夫西利（Novosil）。
在检视一般局势后，我得到了集团军的批准决定亲自飞往元首大本营，把前方的一切情况当面报告给希特勒，因为电话和书面的报告都早已完全不生效力了。预定谒见的日期定在12月20日，但当天中央集团军总司令博克元帅称病辞职，由克卢格元帅继任。
12月18日，第二军团本奉命守住提门—里弗尔—维巧以（Verchoei）之线，而在以后几天内，应与第二装甲军团的右翼取得联系，撤到巴尔夏尼亚里卡（Bolshaia Reka）—苏夏河之线。第二装甲军团则将占领莫基尔基—弗尔夏以普瓦维—索罗齐卡—周尼拉—柯斯卡拉之线（Mogilki-Vershoie Plavy-Ssorochenka-Chunina-Kosmina）。第四十三军改由第四军团指挥。
12月19日，第四十七装甲军和第五十三军撤到了普拉伐河之线。我决定把第四十七装甲军从阿斯尔基（Oserki），撤到波地西尼弗基（Podissiniovke）的西北面，又把第二十四装甲军撤到奥廖尔地区，作为军团预备队，这样就可以使该军各部队获得一个短暂的休息，并且使我手里可以有一支能供调遣的机动兵力。第四军团正在他们右翼方面拼命进攻，但已有一部分为敌人所逐回。
第六部分 1941年苏联的战役我第一次被免职(1)
当1521年宗教革命的时候，马丁路德博士（Dr.Martin Luther）将出席会审，送行的人曾经对他说：“小修道士，小修道士，你有一段艰巨的路程要走呵！”当我的幕僚们听到我要到元首大本营里去，他们就引用这一句古话来向我话别，这的确是很合题的。我当然也知道，要想说服希特勒听进我的意见，那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过在那个时候，我还以为我们的最高统帅对于一个来自前线、身经百战的将领所说的一切，总能听进去几成。当我从冰天雪地的战场上，飞往人间天上的大本营时，心中还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12月20日15点30分，我在拉斯滕堡（Rastenburg）的飞机场着陆。我预定和希特勒会谈五个钟点，中间只暂停两次，每次都是半个钟点，一次是为了吃晚饭，一次是为例行每周汇报，那是希特勒依惯例要出席的。
希特勒接见我的时候大约是在18点钟。凯特尔、希孟德和希特勒的一些其他宠臣也都在座。陆军参谋总长或是OKH的其他代表人却都没有出席，希特勒在把勃劳希契元帅免职之后，任命他自己兼任陆军总司令。所以，正和8月23日的情形一样，我面对着OKW中的许多显要人物，完全是处于孤立的地位。当希特勒走向前来向我表示欢迎的时候，我就感到很惊讶，因为这是第一次，我看见他的眼光里充满了一种生硬和不友好的表情。这使我深信一定是我的对头在他面前先进了谗言。室内的灯光黯淡，更增加了不愉快的气氛。
会谈一开始，我讲述了第二装甲军团和第二军团所处的情况。之后我就说到我把这两个军团逐渐撤退到苏夏河—奥卡河一线的意图，这也是我在12月14日罗斯拉夫尔会议中，曾经获过勃劳希契所批准的计划。我以为他应该已经把详情向希特勒报告过了。因此当希特勒突然喊了起来：“不，我禁止撤退！”的时候，不禁使我骇了一大跳。我报告他撤退早已开始，而且中途无险可守，势必要撤到那两条河边不可。假使他若是认为保全士卒性命，暂取守势过冬的理想是对的，那么他就只有准许撤退之一法。
希特勒说道：“假使是这样的情形，那么他们就应该原地掘壕固守，不准放弃尺寸的土地！”
我回答说：“在多数的地方，地面都已经挖掘不进了。因为它已经冻结到了五英尺的深度，而我们那些可怜的筑城工具根本就吃不消。”
希特勒说道：“在那种情形之下，他们可以用重榴弹炮打出一些弹坑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们在佛兰德平原上就曾经采用过这种办法。”
我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驻在佛兰德平原上的每一个师，平均所防守的地区不过两三英里宽，而每一个师都有两三营重榴弹炮的支援，而且弹药的供应也极充足。现在我们每一个师所要防守的前线都有25英里到35英里的宽度，而每一师只有四门重榴弹炮，每一门炮又只有50发炮弹。假使我们来制造弹坑，则一共只能在地面上打成50个浅浅的空洞，每一个大小深度都和一个浴盆差不多一样大，那又有什么用处？在佛兰德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冷天，此外我们也还要保留炮弹去打苏联人。我们甚至于为装电话想树一根木杆都不可能，因为这也必须要使用高威力炸药，我们又从哪里去寻找足够的炸药，以来炸出你心中所想象的防御阵地呢？”
但是希特勒还是坚决不肯收回他的成命，他坚持要求我们必须守在现在的位置，不准再退。
我说道：“那么就是说要在一个不适宜的地形上，采取阵地战的战术，正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的情形一样，结果我们就会消耗同样多的资源，和牺牲同样多的生命，而却毫无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假使是采取这样的战术，那么我们在一个冬天里面，就要把我们的官兵消耗殆尽，这种牺牲不仅是毫无用处，而且也无法弥补。”
希特勒说道：“你难道以为菲德烈大帝的掷弹兵都是自己想死么？他们当然也想偷生，但是国家却有权要求他们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我也相信，我有权要求任何德国的军人牺牲他的生命。”
我说：“所有的德国军人都知道，在战时他们是应该为国捐躯的，而且截至目前为止，事实上也可以证明我们的士兵是真能视死如归的。但是假使要求他们效死，那么必须使他们不是白白的牺牲，才可以对得起他们。照现在这样的办法，只不过是使他们冤送了性命罢了。我的部队在没有到达苏夏河—奥卡河之线以前，不可能抵抗天气和苏军的双重压力。我请你注意这一点，就是天气比苏联人更可怕，我们由于寒冷所遭受到的死伤数字，要比敌人造成的大了一倍。任何人只要看到医院里挤满了冻伤的人，就可以明了这个真实的情形。”
希特勒说道：“我知道你是最肯同士卒共甘苦的，你曾经花了不少的时间和部队在一起生活，对于这一点我很嘉奖。但是你所看过的事情使你陷入了当局者的迷思，你对于士兵的痛苦产生过深的印象。所以你会觉得他们太可怜，你应该稍为再站远一点看。相信我，当在较远的距离观察时，事实反而可以看得更清楚。”
我说：“只要是我能力可能达到的范围，我当然应该尽量减轻士兵的苦痛，这也是我的义务。不过甚至到今天，士兵们都还没有收到他们的冬服，多数的步兵现在还穿着单衣服。军靴、背心、手套、羊毛帽子等等不是完全没有，就是已经磨得稀烂。这叫我又有什么办法。”
第六部分 1941年苏联的战役我第一次被免职(2)
希特勒高声地喊道：“那完全不对，军需总监报告我说，冬衣是早已经发过了。”
我说：“我敢说发是发过了，但是却从来没有到达前线。我有责任要查询这些事实的真相。在目前它们还留在华沙车站，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因为铁路运输发生了困难，所以无法转运，我们本来要求在9、10月间即行运往前线，但是挨了一顿官腔，现在却已经是太迟了。”
希特勒马上去找军需总监来对质，结果他承认了我所说的一点都不错。戈培尔后来在圣诞节发动为士兵们捐募寒衣的运动，就是由这一次谈话所引起的。可是所收集的衣服在那一年冬天却始终没有能够送达前线。
之后就谈到战斗兵力和补给兵力的支配问题。由于泥泞和寒冷的原因，我们的车辆已经损失颇重，所以不够战斗部队和补给部队的应用。因为我们并没有获得任何的补充，所以部队就只好就地取材，去寻找补充的运输工具。主要的就是雪橇之类，载重量极有限。所以必须要有数量庞大的车辆补充损失，而且我们还要有更多的人员去转运这些物资。希特勒坚持以为补给部队占用的人力，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希望把它大加裁减，而使前线上的兵力可以增加。事实上，我们在前线上早已开始实行这种办法，现在已经是减无可减了。若是再想减少补给方面的人力，那么交通工具就必需能够大有改良才行，尤其是铁路的情形，想要使希特勒明了这个简单的事实，似乎都是很困难的。
于是就再谈到住的问题。几个星期之前，在柏林曾经有一次展览会，是由OKH所主办，专门表演怎样为部队准备过冬的情形，勃劳希契元帅曾经坚请希特勒去亲自参观。那一切都是极富丽堂皇之能事，并且还曾摄制成电影。不过很不幸，前方部队对于这些美丽的东西却是想都不敢想。由于部队总是在运动中，当然也不可能来建筑这样的营舍，而且前方也不可能找到这些材料。实际上，我们住的情形可以说是恶劣不堪，而希特勒对于这种情形也是毫无所知。军需生产部部长托德博士也曾参加这一部分的讨论。他是一个头脑清楚且具有正常人性的人，他对于我所叙述的前方生活情形，不禁深受触动，他把他刚刚制造好的两种战壕用的火炉模型拿给我看。这种模型本是做给希特勒看的，可供前方部队拿去做样本，使用手边可以找到的材料把它制成。这至少可以算是这一场讨论的一个具体结果。
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就坐在希特勒的旁边，我利用机会把前线生活上的一些零碎资料讲给他听。但是我的努力并不能收到我所预期的效果。希特勒和他的宠臣们都很明白地表现出来，觉得我是在夸大其词。
吃过晚饭之后，我们继续讨论，我就建议应该把在前线上有实际战斗经验的参谋人员，调回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里来服务。我说：“从OKW（最高统帅部）诸公的反应上看来，我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们对于我们的报告，并没有能够获得正确的了解。结果他们也没有对你做适当的解释。所以，我认为把前线上有经验的参谋人员调回OKH和OKW充当幕僚，实在是有此必要。现在已经到了要换班的时候了。自从开战以来，这两个总部里的人员就一直是在千里以外指挥着这场战争，那就是说差不多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从来没有到前线上去看过一次。这一次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完全不同，所以凭着上次大战的经验，是不足以了解这一次战争的。”
我这个建议可以说是惹动了一个黄蜂窝。希特勒怒声地回答道：“现在我不能离开我的私人幕僚们。”
我说：“这并不需要调换你的亲信助手，完全不是这一个问题。问题是可以把最近在前方有经验的人员——尤其是对于冬季作战方面——调到统帅部中，去充当重要的幕僚人员而已。”
这个要求也被粗暴地拒绝了。于是我和希特勒的会谈到此就可以说已经全盘失败。当我离开那间会议室的时候，我听见希特勒向凯特尔说：“我还没有能够说服那个人！”这个裂痕现在已经完全表现了出来，再也合不拢了。
第二天上午，在尚未飞返前线之前，我又打电话给三军参谋总长约德尔将军，再向他重述一遍，照目前这样的办法只是徒增无益的牺牲，而毫无价值。我这一次电话也没有产生显著的效果。
12月21日，在与约德尔通过电话之后，我就飞回奥廖尔。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我军的左界改摆在希斯德拉河与奥卡河交汇的地点。这种变化使我这个军团的责任增加到了无法负荷的程度，在这一天之内，我都在忙于做新的部署，以符合希特勒的意图。
为了使这些命令确实能被奉行，在12月22日这一天，我又去视察第四十七装甲军所属的各师。在军部举行了一次简短的汇报之后，我就转往切尔尼，那是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的驻地，我当面将希特勒的命令和他所持的理由，讲述给该师师长罗普尔将军听。那一天下午我又去第十七和第十八两个装甲师的师部，也是为了同样的理由。回到奥廖尔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人都冻僵了。我这个地区西端的各级指挥官，在我亲自解释之下，至少是已经了解了这一次变局的原因。所以我就想到在以后数日，虽然必将遭受到很重的打击，但是我的良心上却可以比较安静一点。
第六部分 1941年苏联的战役我第一次被免职(3)
12月23日我又去访问其他的各军师长。第五十三军报告说，第一六七步兵师现在也已经受到严重的攻击，第二九六步兵师在比里夫已经支持不住了，这个军此时的防守能力已经脆弱不堪。在它左翼方面与第四十三军之间，仍然还留着一个大漏洞，因为部队已经完全丧失了机动性，一离开道路就寸步难移，所以事实上漏洞永远无法填起。因此我就决定把第三和第四两个装甲师，经由图拉—奥廖尔公路，撤到奥廖尔，让他们暂时休息三天，然后再由第二十四装甲军指挥着向北进攻，经卡拉齐夫和布良斯克，侧击向奥卡河挺进之敌军侧翼。此时深入第二战车军战线的敌军必须转移部分兵力应付这个新危机，因而延迟了他们的集中时间。这样第二十四装甲军的非机动部分就集中在奥廖尔，以来防守这个城市。
12月24日我访问了一些医院，参加他们的圣诞节庆祝仪式。我设法给与那些英勇士兵们一些有限的安慰和温情，但是我自己的内心却是痛苦异常。在这天黄昏时候，我几乎完全是一个人工作着。以后李本斯坦、布辛、卡尔登诸人来见我，我们短暂相聚了一下，使我稍为感受到一点人间的温暖。
12月24日，第二军团丢掉了利夫内。在那个地方的北面，苏军已经越过了奥卡河。根据OKH的命令，已经派遣第四装甲师向比里夫方面阻止敌人的前进。因为兵力都已分散，所以我所计划的第二十四装甲军的统一反攻，也就宣布流产了。
在12月24日的夜间，由于苏联包围进攻的缘故，第十摩托化步兵师丧失了切尔尼。苏军的这次收获大出他们意料之外，因为在左翼方面作战的第五十三军守不住了，所以敌人才获得了一个突破的机会。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的一部分在切尔尼被围，我立即把这个不幸事件报告集团军总部。克卢格元帅就用粗暴的口气指控我，说一定是我命令撤出切尔尼，并且还说，至少是24小时以前就已经撤退了。这完全与事实不符，因为我还曾经亲自向该师师长说过，根据希特勒的命令，该城必须死守到底。所以我也非常愤怒，立即否认克卢格元帅对于我所做的这种不公正的指控。
12月25日，被围的部队居然还能够突围而出，并且还带回了几百名俘虏。我就命令开始向苏夏河—奥卡河之线撤退。在黄昏的时候，我又和克卢格元帅发生了另一场激烈的争论，他指摘我的报告不正确。他在挂电话的时候说道：“我要把你的情形报告元首。”我已经受够了，我就立即打电话告诉集团军参谋长说，我再也不想干了，我要求立即解除我的职务。接着我又发出一个正式的辞职电报。但是克卢格元帅却已经抢了先，他已经要求OKH将我免职。12月26日的上午，我就接到通知，说希特勒已经把我调回OKH，另候任用了。我的后任是第二军团的司令施密特将军。
12月26日，我向我的幕僚们话别之后，就又向我的部队发了一个简短的每日命令。27日我离开了前方，在罗斯拉夫尔过夜；28日过了明斯克，29日夜里过了华沙，30日夜过了波森（Possen），恰好在除夕回到了柏林。
在我离去之后，克卢格和我的旧部之间还发生了一次冲突，那是由于我那个给部队的告别书所引起的。克卢格希望不要发表它，因为他害怕我会批评高级长官们。事实上它却毫不带刺，李本斯坦终于使我的部下们都收到了我的告别书。
我最后的命令是这样的：
第二装甲军团的全体官兵们！
元首兼三军最高统帅在今天已经解除了我的职务。
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我不禁回忆起这六个月以来我们并肩作战的情形，这是为了国家的光荣和陆军的胜利而战的。同时我对于那些已经为了祖国而流血捐躯的勇士们，更是不胜感念。从我的内心深处，我向你们表示极诚恳的感谢，在这个长期的作战中，你们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和发挥了最大的团结力量。我们曾经是安危与共，只要能够帮助你们和保护你们，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祝你们鹏程万里！
我知道你们还是会和过去一样英勇作战，尽管必须在严寒的冬天，和优势的敌军作战，但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把这些困难全都加以克服。当你们做艰苦的奋斗时，我的思想是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的。
你们这是为了德意志而战！
希特勒万岁！
古德里安
第七部分 投闲置散投闲置散(1)
遭到了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之后，我感到很痛心。于是我在1942年1月初，就从柏林发出一个呈文，要求举行一次军法会审，来审理我所以被免职的原因，看到底是我对，还是克卢格元帅对。希特勒却批驳了我的要求，他也没有让我知道是凭着什么理由批驳我的要求。不过很明显，希特勒是不愿意将这一件事的真相公布出来。大家都完全明白我受了不公正的处罚。在我离开奥廖尔之后，希特勒的副官长希孟德上校就来到了前线，他是奉希特勒的命令来调查这一次事件的真相。李本斯坦和其他在前线上的将领们，就把全部故事的经过告诉了他
。希孟德回到大本营之后，他就向他的同僚们说道：“这个人的确是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他的全部僚属都是站在他那一面，而且都信任他。我们应该设法将这一件冤案平反过来。”关于希孟德的善意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的确是一个品格高尚的君子。不过他这个好意却并没有下文，原因是因为有其他的人加以破坏。
所以现在我就待在柏林，无所事事，而我的部下却还继续在前线上拼死作战。我知道我已经被监视，我的言行都有人在旁边注意着。所以在之后几个月当中，我过着完全退休的生活，难得离开家门一步。同时我也闭门谢客，来拜访我的人可以说是为数极少。其中有一位是近卫师的师长迪特里希，他从总理官邸打电话给我，说他要来看我。他郑重地解释着说，他是有意采取这个行动的，表示“上级”虽然亏待了我，但是他却要表示他并不同意这种处理态度。不过迪特里希却还是没有勇气把他的心事向希特勒说明出来。
陆军中高级将领的人事异动，还不仅限于我和龙德施泰元帅的去职。还有许多功高望重的宿将，也都纷纷地被免职了，有的简直毫无理由，有的也只有一点很勉强的借口。这些人中间有盖尔、弗斯特（Forster）、霍普纳尔几位将军。至于李布元帅和库柏纳尔（Kubler）将军却是自动辞职的。
这种大“清算”曾经惹起了相当的抗议。最显著的是霍普纳尔上将的案件：希特勒在把他免职的同时，还剥夺了他穿着制服和佩戴勋章的权利，取消他的年俸恤金，不准他使用原先分配给他的官舍。霍普纳尔拒绝承认这个不合理的命令，而这一次OKH和OKW的军法人员，却显示出来相当的勇气，他们居然敢反对希特勒，指出若是要使霍普纳尔接受这种处分，那么首先就要经过正式的审判，而这种审判显然对于霍普纳尔是有利的。霍普纳尔之所以得罪希特勒，是因为他在和他的顶头上司，克卢格元帅通电话的时候，曾经提到一个刺耳的名词，那就是“非军人的领导”。克卢格认为他是有意讥讽希特勒，马上就把这个情形报告了希特勒。希特勒听了之后，当然不免会大发脾气。这些恶感的累积，结果遂使希特勒更一意孤行，1942年4月26日，德国国会又通过了一条法律，准许希特勒可以完全不必经过国会的讨论，而用命令改变一切的法律，从此希特勒的独裁权就真正到了毫无限制的程度。从此德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近代化的法治国家。这些法案的通过，军人们并无责任，不过他们却饱尝了这些恶果的滋味。
这几个月的不愉快生活，更使我的心脏益增其脆弱，常常出现紧张过度的现象。由于医师的忠告，我决定带着太太一起，在1942年的3月底，迁到巴登韦勒（Badenweiler）去做四个星期的异地疗养。春天里的田园美景，加上那个小温泉的医疗效力，逐渐使我的心脏和灵魂，都得到了一点安慰。不过当我回到柏林之后，我的太太却突然患了极严重的恶性血中毒病，睡在床上好几个月，使我大伤脑筋。此外，我在柏林的生活也非常不愉快，尤其是常常还有不速之客来访，使我感到厌烦。于是我们就想搬到德国南部去住，以避免开首都的政治空气。9月底，我就向国内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提出要求，看能不能请假去从事这种迁居的安排，弗洛姆就回答说请我去和他当面一谈。前几天，隆美尔曾经从非洲发了一个电报给我，说他因为健康的关系，必须回欧洲来休养，他已经向希特勒建议让我去代理他的职务。这个建议却为希特勒所否决。于是现在，弗洛姆就问我，是否考虑到再被召用的情形，我说我想是不会再有这种机会的。当我从南部旅行回来之后，弗洛姆又用电话请我再去见他一次。他告诉我，他曾经和希孟德谈到我的问题，据希孟德说我的被召出山是不会有问题的。不过希特勒听说我准备在德国南部购置产业，由于他知道我的祖籍是西普鲁士，所以他希望我住在那里，而不要迁到南方去。据说他准备对于凡是获得橡叶骑士级铁十字勋章的人，都由国家赠与一些地产。他劝我到我的故乡去寻找一个合适的产业。当我听了这一席话之后，就知道我还是没有办法脱去这一套灰色的制服，安分守己地去当我的老百姓。
不过至少目前还谈不上这些问题。到了1942年的秋季，我的心脏病再次复发。在11月底，我突然昏死过去有好几天之久，一点营养都不能吸收。多亏柏林名医多马拉斯教授（Prof.Domarus）的妙手回春，我才慢慢恢复了。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一天可以离开床铺几个钟点，到了2月底才完全恢复。我以为可以到西普鲁士去寻找房产，准备开始过一个地主式的平民生活。但是天意却并不肯做如此的安排。
第七部分 投闲置散投闲置散(2)
1942年一年当中，德军从6月28日到8月底，还是一再地发动新的攻势，在南翼方面，克莱斯特的部队到达了高加索山地，而在北面的第六军团，在鲍卢斯的领导之下，已经深入到了伏尔加河上的斯大林格勒。那些作战计划的基础又是一个荒唐的理想。在1941年到1942年间的冬季苦战之后，德军的实力早已大形减弱，根本就无余力来达成这种狂想的目标。正和1941年的8月一样，希特勒所注意的目标都是经济性质和思想性质的，而忽略了首先应该击败敌人的军事力量。希特勒作战的目的，是想要夺取里海（Caspian）的油田，切断伏尔加河的水运，并且毁灭斯大林格勒的工业中心，可是从纯军事立场上来看，这些行动都毫无道理。
关于当时的战场情况，我所知道的也只是报纸上和广播中的消息，不过有时偶然会有一两位朋友把更详细的情形描述给我知道。但是这一点残缺不全的信息已经足以使我认清了现在局势的逆转：在1943年1月间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甚至于当西方国家尚未加入战争之前，就已经可以看出来我们已经败定了。而英国人在1942年8月19日所做的迪耶普（Dieppe）突袭，更已经显示出第二战场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
1942年11月，盟军在北非登陆，那个战场上的德军已经陷于苦战之中。
9月25日，希特勒终于把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上将免职了，并且指派蔡兹勒将军继任。同时，参谋本部军官的任免权也不再归参谋总长所控制，而改由陆军人事处主管，这个机关直接又受着希特勒的指挥。这样一来，参谋总长的职权又缩小了一节。蔡兹勒虽然提出抗议，但是却毫无效果。自从哈尔德去职之后，希特勒对于陆军军权的掌握，才算是完全完成了，但此刻他和陆军中的高级将领们之间，已经产生了一种完全不信任的心理。三年以来，陆军中都始终没有建立一种互信的精神。现在蔡兹勒上台之后，这个局面能够发生变化么？希特勒对于他，能否比对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更为信任呢？德意志的命运似乎就寄托在这些问题的答案上面。
无论如何，新人初上台，总还是拼命努力工作。他毫不犹豫地把他的意见表达给希特勒知道，并且不惜为他自己的意见而据理力争。他曾经五度提出辞呈，但都为希特勒所拒绝，最后希特勒实在是不再信任他了，于是才让他走了。蔡兹勒始终还是无法改变希特勒的态度。
第八部分 装甲兵的发展装甲兵的发展(1)
（1942年1月到1943年2月）
自从1941年12月间希特勒自己兼任了陆军总司令之后，他才开始逐渐注意到兵器的技术发展问题，尤其是装甲兵。以下所引用的数字，都是军需生产部长史贝尔（Albert Speer）的副手绍尔（Saur）所提供的。从这些记录上，就可以看出来希特勒是如何热心于兵器的改进和发展，并且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他的特殊个性。
上文早已说过，在1941年11月间，有一群由武器设计专家、工业负责人和兵工署人员组成的一个考察团，来到前线访问我的军团，其目的就是研究我们最近和苏式T-34战车交战的实际经验，并且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方法才能够使我们对于苏联人重新恢复技术上的优势。前线上的军官们都主张干脆将T-34照抄下来，因为这是使德军战车部队重获平衡的最简单和迅速的方法。但是设计专家却并不同意这种见解。这不仅是因为设计者对于自己的发明总会有一种自负的心理，而不愿意去模仿人家；并且因为要想大量生产T-34式战车实际上也不可能，例如那种铝质柴油引擎，就无法迅速加以制造。此外，说到钢质合金方面，德国因为缺乏原料，也较苏联居于劣势的地位。所以，就决定采取下列的解决方式：一方面生产一种虎型（Tiger）战车，这是一种60吨的重型战车；另一方面还设计一种轻型战车，叫作豹型（Panther），重量约在35吨到45吨之间。1942年1月23日，这一计划呈到了希特勒的手里。在这次会议中，希特勒就命令把战车的产量提高到每个月600辆的标准。在1940年的5月间，我们各式的战车产量，都还只有125辆。由此就可以看出来，经过了差不多两年以上的战争，对于这种最重要兵器的生产，其产量的增幅仍十分的有限。由此也可以证明希特勒和德国的参谋本部始终就没有认清战车对于战争的重要性。甚至于1939年到1941年间的许多战车的伟大胜利，也都不足以改变他们的观念。
在这次会议中希特勒所表示出的意见，都足以证明他对于战车的技术发展和战术战略上的应用，都还是没有明确的认识。他相信，炮兵马上就要使用的中空装药（hollowcharge）炮弹，足以增加对于装甲的透穿能力，所以使战车在将来的功效受到相当的打击。他相信，假使这个新发明真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最好的答案就是多生产自行火炮，所以他想到利用战车的车身、底盘，去改装自行火炮。在这一次会议中，希特勒要求大家照着他的这个思路去进行工作。
1942年2月8日，军需生产部长托德博士因为飞机失事而逝世。他的继任人就是史贝尔。
在3月间，克虏伯（Krupp）公司和波尔舍教授（Prof.Porsche）奉命开始设计一种重达100吨的重型战车。这个工作是在加速进行之中，所以在1943年的春天已经可以制造出来它的模型。为了加速战车的发展，所以就需要更多的设计专家，结果使平日汽车工业的设计工作都停顿了。1942年3月19日，史贝尔报告希特勒说，到了1942年10月，就可以有60辆的波尔舍虎型战车和25辆亨舍尔（Henschel）虎型战车，而到了1943年3月间，还可以再生产135辆，使那个时候的总数达到220辆——假定它们都是可以应用的。
4月间，希特勒命令为虎型和豹型战车的80mm大炮和75mm大炮，设计战车专用的炮弹。第一辆试验用的虎型战车是由亨舍尔和波尔舍两个公司制造的。
在这同一个月里面，希特勒突然又高谈到远征马耳他岛的问题，并且又命令设计12辆正面装甲厚达80mm的Ⅳ型战车，以来攻击这个岛上的要塞。不过以后这个非常重要的作战，却又反而毫无下文了。
1942年5月，希特勒批准了豹型战车的设计，交给MAN公司制造，该公司亦受命制造可运输超重型战车的运输车。这时突击炮的生产量增到了每月100辆，而Ⅲ型战车则增到每月190辆。
1942年6月间，希特勒又关心到战车的装甲是否已经够厚。他命令把Ⅳ型战车和突击炮的正面装甲增加到80mm，并且他还怀疑虎型战车80mm厚的正面装甲是否足够。所以他又命令把豹型的装甲增加到100mm的厚度。此外，他也命令设法把虎型战车的正面装甲增厚到120mm。
在1942年6月23日，又举行过一次会议，对于1943年5月的生产数字曾做下列的估计：
战车类型〖〗战车数量（辆）利用旧式Ⅱ型战车的底盘所改造的装甲搜索车〖〗131豹型战车〖〗250虎型战车〖〗285
希特勒对于这个计划表示完全满意。他希望能够赶快发明一种气冷式的柴油引擎，以供战车之用，这是鲁兹将军在1932年就早已表示出来的愿望，不过仅仅是过去克虏伯公司建造小型Ⅰ型战车时，曾经实现了这个理想。希特勒又详细审核战车制造的一些基本问题，并且也同意专家们所拟定的设计优先次序，那就是：火力第一，速度第二，装甲第三。但是他却是一个思想矛盾的人，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厚重的装甲是最重要的条件。他的幻想使他进入了想入非非的境界。他命令设计一种重达100吨的巨型战车，仅腹部装甲就厚到100mm，采用37倍径身的150mm火炮或70倍径身的100mm火炮。波尔舍教授说1943年5月12日可以把第一辆模型交货。1942年7月8日，希特勒命令第一个虎型战车连应赶紧送往斯大林格勒参加作战。到了7月23日，也就是15天之后，他又突然改变心意，要求最迟在9月间，虎型战车应该能在法国境内参加作战。这似乎证明了希特勒已经料想到盟军即将做大规模的登陆。
第八部分 装甲兵的发展装甲兵的发展(2)
为了改良旧有的Ⅲ型战车，希特勒命令把它们改装上24倍径身的75mm火炮。他一方面十分希望提高战车的生产，但是利用战车底盘改装自行火炮的问题，在会议中又再度有过热烈的讨论，虽然大家都明知这两者是不可兼得的，要多生产自行火炮，就不免要减产战车。
1942年8月，希特勒又追问要多少时间才能够将88mm的火炮安装在虎型战车上。该炮的威力可以透穿200mm厚的装甲。他又命令将所有的Ⅳ型战车都送到工厂里去，改装长炮身的火炮，这样就可以使战车的威力大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