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的企图曾经使希特勒的右臂受了重伤，他两耳的耳膜都已经震坏，右耳的欧式管也受了伤，不过他却恢复得很快。他本来有一种神经性的痼疾，从他的左手和左腿总是发抖的现象上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却与这次暗杀无关。实际上他这次所受到的打击不是在生理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依照他的个性，他对于整个的人类，尤其是参谋本部的军官和德军的将领，早已感到不信任，而现在就更变成了极深刻的仇恨。病态的心理使他丧失了道义上的判断力，变成了暴虐狂，以欺诈来作为掩护弱点的工具。他常常毫不犹豫地撒谎，并且也假定任何人在他面前所说的都是假话，他已经不再信任任何人。过去伺候他已经是很困难了，现在就变成了受洋罪了。他常常丧失了他的一切自制力，而他所说的话也越来越粗暴。在他的左右亲信当中，也再没有一个人可以对他略加约束，因为那个温文有礼、富有君子风度的希孟德已经死了，而继任的布格多夫却是一个饭桶。
在向希特勒报到之后，我就抽空到那个所谓“汇报室”里面去观了一次光，那暗杀一幕的景象还留在那里，这是很多人都已经叙述过了的，所以我不必再赘述了。接着我就到陆军总司令部里的参谋总长办公室去，开始执行我的新任务。我走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办公室中空无一人，也没有一个职员出来迎接我。我一连看了几间房子，才找到了一个正在熟睡中的工兵，他的名字叫里尔（Riehl）。我就把这个宝贝喊醒，叫他去找一个军官来。又等了相当的时间，他才带了一位洛林齐霍芬少校（Maj.Baron Freytag von Loringhoven）一同走进来。他是我的旧部，当我在1941年担任装甲军团司令的时候，他正是我的一位传令官，于是我就马上请他担任我的副官。此后，我就想和前线上各集团军总部通电话，询问他们当前的情况。在总长办公室里，一共有三部电话，但是却并没有说明哪一部是通到什么地方，我就拿起一部离手边最近的话筒，有一个女性的声音回答我。当我告诉她我是什么人的时候，她就一声尖叫，接着就把电话挂断了。我花了相当的时间才使那些电话小姐们平静下来，然后才命令她们接好了我所要接的电话。
第十部分 “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3)
一直到1944年7月20日为止的军事情况发展，我在前一章中已经讲述过。那实在是糟得可怕。要想使OKH对于前线上的战争有所助力的话，首先第一步的工作就是要恢复它本身的工作秩序，这个时候，整个东线战场的控制中心，也正是陷于分裂的状态。我的前任主张把OKH移回柏林附近的措森（Zossen）地方。有一部分的幕僚，连同军需总监部等等重要的机构，都早已迁到那里去了。许多的通信网也已经更动了。所以花了很多的工夫，我才和前方的集团军、后方的补给机关等等，取得了联系。现在我第一个所要决定的就是OKH在将来的总部到底设在什么地方。我决定仍然设在东普鲁士，因为希特勒本人和OKW也都在这里，比较便于联系。那些已经迁到措森去的各单位都奉命立即召回。
第二步是要恢复OKH工作秩序的步骤，就是赶紧任命一些必要的人员。我把温克将军找来，请他担任作战处长，他过去是夏纳尔（Schorner）的参谋长。不久我就又增加他的责任，改派充任OKH的办公厅主任，所控制的单位不仅包括作战处和组织处，并且还有一部分陆军情报机构，就是通常所谓“东线外国军”（Foreign Armies East）的机构。这样一来，东线的整个作战机构，就完全集中控制在一个地方了，现在作战处长就改由波宁上校（Col.von Bonin）充任，组织处长由魏兰中校（Lt.Col.Wendland）充任，而情报机构则由可靠的盖仑上校（Col.Gehlen）主管。军需总监本是瓦格纳将军（Gen.Wagner），但他已经畏罪自杀了，现在就改由托柏上校（Col.Topper）继任。柏林将军（Gen.Berlin）在法国和苏联战役中，都是我的炮兵总顾问，现在就被派为OKH的炮兵指挥官。普劳恩将军在1940—1941年的战役中，一直是我的通信指挥官，现在已升任三军兼陆军通信指挥官，这许多人要有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够全部赶到东普鲁士，而且更要相当的时间，才能够使他们在已经被破坏的工作网再恢复工作。在旧陆军总部中的重要高级职员，只有运输指挥官、优秀的格尔克将军（Gen.Gercke）仍然留位不动。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当中，我一天到晚所忙的事就是使这个机构恢复它的正常工作秩序。关于其他的问题，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考虑。我当时是太忙了，除了前线上的战况以外，其他什么事我更一概不加以注意。我的新僚属们都常常和我本人一直工作到每天的深夜里，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要挽救当前东线上的危局。
“7月20日事变”的实际效果到底怎样呢？
他们想要暗杀的人，事实上却只受了一点轻伤。他的生理情形，在过去本已不太强健，现在就更减弱了。他的精神上的安定却从此完全被破坏了，他全身的一切邪恶的魔力，都充分地发泄了出来，他从此更不受任何的限制。
假使这次暗杀的目的是想严重的打击德国政府的机构，那么所有纳粹党的重要巨头，就必须予以一网打尽才行。可是当炸弹爆炸时，这些人却一个都不在那里。对于希姆莱、戈林、戈培尔、鲍曼（Bormann）等巨头，都没有一个肃清的办法，换言之，这些阴谋家即令在希特勒被刺身死之后，对于如何夺取政权也并没有充分的把握。那么实际动手杀人的人，施陶芬贝格伯爵（Graf Stauffenberg），可能是完全明了这一点，所以在几天之前他本已有动手的机会，但是因为希姆莱和戈林都不在场，所以他又暂时停止了。我不知道施陶芬贝格为什么一定要拣7月20日动手，很明显的，这一次纵令暗杀成功，而政治目的还是很难达到的。或者是因为政府已经下令拘捕哥尔德内博士，所以才逼得他不能不赶紧下手。
即令希特勒已经被刺，而阴谋者也达到了夺取政权的目的，但是他们却还是需要有一批相当实力的军队，来巩固他们的政权，可是他们手里可供调遣的兵力连一连兵也没有。所以，当施陶芬贝格飞回柏林，带来了行刺成功的假消息之后，他们还是控制不了柏林城。那些根据演习计划集中的部队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当然会拒绝合作。譬如说，我的装甲部队虽然已经奉命暂留柏林不调往东普鲁士，但是对于阴谋者却并无什么作用，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敢将他们的计划明白地告诉这些官兵。
再说到外交政策方面，这次政变成功的条件更不存在。阴谋分子的领袖和敌国政府间的联系可以说十分不可靠。敌国中的重要政治领袖并没有一个人，曾经轻微的表示过，他们将会与阴谋者取得协议，所以可以说，即令这次政变能够成功，德国的情况也并不一定比今天更好。我们的敌人是不会仅以毁灭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为目的的。
在暗杀现场殒命的人有下列几位：OKH作战处的布兰特上校（Col.Brandt），空军参谋总长柯尔腾将军（Gen.Korten），希特勒的侍卫长希孟德将军，还有一位名叫贝格（Berger）的速记员。除此以外OKW和OKH中的高级人员还有很多负伤的，事实上这些都是无辜的受害者。
接下来的受难者就是参加或预闻这个阴谋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家属。事实上，这些人中间只有极少数是曾经真正参加了活动的。而多数的人不过只是晓得有这样一回事，或是因为朋友的义气，对于这个秘密并未加以泄露，可是他们这种义气的酬报却是苦痛的死刑。第一批死难的人当然是他们阴谋分子的领袖人物，像贝克上将、军需总监瓦格纳和特瑞斯寇将军（Gen.von Treskow）等都已经纷纷自杀，此外像施陶芬贝格、欧伯里希特等人则在被捕后被执行枪决。
第十部分 “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4)
希特勒又下了命令，将所有的被告都交给一个所谓“人民法庭”加以审判。对于军人而言，那就是剥夺了他们受军法审判的权利，而改由希特勒个人所控制的法庭处理，这个法庭根据的不是正常的军法，而是代表希特勒的一种报仇雪恨的心理。在独裁政治之下，对于这种事情是不能作合法的控诉的。
假使军人为了参加或预闻这种阴谋，而有被移交“人民法庭”审理之必要时，第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要开除他们的军籍，这个问题奉希特勒之命，另行组成一个“荣誉法庭”，专门负责加以裁决，这个法庭的庭长是老元帅龙德施泰，其他奉命出席参加的人有凯特尔、斯洛特（Schroth）、克利贝尔（Kriebel）、契尔希海姆（Kirchheim）和我本人。我当即要求，因为我身兼陆军参谋总长和装甲兵总监两项重要职务，实在没有空闲时间，所以希望免除这件不愉快的工作。希特勒却并没有批准。我所能办到的，就只有因为紧急军务不能分身时，契尔希海姆将军可以算是我的合法代理人。起先我就以此借口，根本就不出席，不久凯特尔就奉了希特勒的命令来看我，嘱咐我至少要偶尔出席几次。所以我迫不得已也曾经出席过两三次，所听到的都是一片伤心事。
最初阶段的审判是由卡腾布鲁纳（Kaltenbrunner）和盖世太保的米勒（Muller）队长担任。前者是一位奥地利籍律师，后者是一位巴伐利亚的官吏。他们对于德国“军官团”的精神，根本就毫无了解，而米勒对于军官团的态度，是一种仇恨和自卑情绪的总结合。此外陆军人事处长和副处长，也代表希特勒本人而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一般说来我们这几个审判官总是尽量地为那些被告们开脱，而龙德施泰也经常支持我们这种态度。
荣誉法庭的惟一任务，就是根据最初审讯的报告，裁决这些被告是否应该交人民法庭处理。假使这个法庭裁决是应该移交的，那么这个人马上就会被开除军籍，从此他就不属于军法审判的范围。我们的审理只以书面审理为限，那就是所根据的只是那两个初审员所提供的文件。我们无权直接讯问被告。
所以这种审理实在十分困难，要想开脱一个无辜的人，是要费下不少的力量。而且偶一不慎又可能要把其他的人拖下水来。
人民法庭所宣判的死刑，是用绞刑来执行，这是德国法律，尤其是德国军法上所绝对没有的成例。在过去，一个军人犯了死罪，就只有执行枪决。绞刑是一种来自奥地利的输入品，不幸得很，在今天却还继续保留着。
任何人真正企图发动政变的时候，他当然已经认清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原理，假使他失败了，他当然应该以叛国之罪接受死刑。不过由于“7月20日事变”的结果，却有许多人才真是冤枉地送掉了性命。有许多人根本就毫不知情，可是这种辩论对于希特勒而言，才真是毫无意义。许多悲惨的故事中，我可以举出齐尔贝尔格将军（Gen.Heisterman von Ziehlberg）的事件为例，他是我的老上司柴希维兹将军的女婿。当“7月20日事变”发生的时候，他正在东线基地充任师长的职务。他的作战科长库恩少校（Maj.Kuhn）本是在OKH组织处工作，他事先知道这个阴谋。齐尔贝尔格接到了一个电报，命令他立即拘捕库恩，并把他解送柏林，他却允许库恩先单独驾车往某处一行。他是想给他有一个自杀的机会，可是库恩却偏不自杀，反而逃到敌方去了。于是齐尔贝尔格被捕，并送交军法审判，他只受了一个轻微的判决。不久以后希特勒知道了这回事，他就下令再度加以侦讯。他的理由是说库恩过去曾在OKH组织处中工作，可能知道很多的军事机密，所以他的逃亡对于国家具有严重的影响，所以齐尔贝尔格就被改判死刑了。他在1945年2月间被执行枪决。我那不幸的老上司还有一位女婿也是被判处了死刑，虽然理由各有不同。那另一位被处死的女婿是一位十分勇敢的人，他的名字是哥德希将军（Gen.Gothsche），他是因为公开声明德军绝不会胜利，所以才会被枪决的。
被判死刑的人，命运固然很悲惨，而那些没有死的人，也真是活罪难受。我们对于他们的命运，真是感到爱莫能助。
所以无论从哪一点看来，这种暗杀的企图实在是一无是处，而且结果极可怕。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暗杀的。我们基督教的精神曾经明白地禁止这种事情。所以我对于这次事变是根本不赞成的。除了宗教的理由以外，国内外的政治情况也限制了这个政变成功的可能性。他们的准备既不够完善，而领导人才也不高明。最先的发起人是哥尔德内博士，这是一个热心有余的理想家，他甚至于相信不要流血就可以使政变成功。毫无疑问的，他们这一伙人自认为是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才进行这种阴谋。哥尔德内博士并且主张在政变成功之后，应该实行民主政治，他曾经拟定了一个新政府的名单，所不幸的就是因为他个人的不小心，这个密件也给盖世太保弄到了手。拟定中的新元首是贝克上将，关于他的一切个性，我在本书中早已描写尽至。他在7月20日那一天的行动也就可以证明我的观察是一点都不错的。维茨埃本元帅（FieldMarshal von Witzleben）是一个病夫，他固然痛恨希特勒，可是在这个艰难的局面中，他却缺乏决心发动一次军事政变。霍普纳尔上将是一个勇敢的军人，不过他对于这次事变的根本问题并不见得了解。欧伯里希特将军是个第一流的好军官，可是他手里一个兵也没有，根本不能有所行动。到1944年7月20日为止，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早已讨论了一年之久。晓得这个计划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无怪乎盖世太保已经有了风声，于是就开始动手抓人，这才使他们感到迫不及待了。这种威胁遂促使施陶芬贝格伯爵不得不亲自动手，结果终于完全失败了。关于国内训练军总司令弗洛姆上将的情形到底怎样，现在还搞不清楚，虽然他最后也还是送了性命。法国驻军总司令斯徒普纳格尔将军（Gen.Heinrich von Stulpnagel）是一个人格高尚，和我私交颇深的好人，他也遭到了惨死。但是最悲惨的却还是隆美尔元帅的结局，我一直到进入俘虏营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的内幕。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算是把这一本悲剧完全看清楚了。
第十部分 “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5)
当然一定会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那就是假使这次政变成功了，结果又会怎样？任何人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有一个事实却是不可否认的：在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民还都是相信希特勒的，他们甚至认为若这些人把希特勒杀死了，将使德国丧失胜利的希望。他们也许更会痛恨德国的军人，因为他们会觉得军人们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突然背誓，杀害了政府的首脑，从而使国家成了无舵之舟，那实在是太不荣誉。同时，敌国对于我们的态度，似乎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良。
第二个问题就是将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认为是这样的：虽然有许多人曾经说到和写过反抗希特勒统治的问题。可是事实上，这些人现在却都活着，他们在当时又何曾敢于违反希特勒的意志？又有谁敢于在独裁者的面前，大声地说出“不”字，或是和他公开的辩论呢？由此就可以推断将会有些什么事情发生。我曾经参加过无数次的汇报和会议，深知很少有几个人是敢于和他对立的，而这些人在今天仍能活着的也就更少了。有些人只敢在走廊上交头接耳的谈话，以表示他们的反对，或是鼓励旁人去送死，对于这些人，我们似乎不愿意称他们是“反抗的斗士”。假使有一个人敢于不同意希特勒的意见，那是他的责任感在内心里鼓动他这样做的。假使有人敢在战前向他表示异议，那么也许可以发生效力。假使有任何人早知道希特勒的政策会引起战争，或是使德国遭到惨败，那么他应该在开战之前，明白直率地把这个意见告诉希特勒和德国人民，假使国内环境不许可，那么他也可以到国外去发表这样的言论。当时那些应负责任的人们，事实上，却没有一个人敢于这样做！
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东线的作战(1)
让我们再回到严重的军事情况。
在OKH的参谋本部恢复了工作秩序之后，我们的工作还是非常沉重而迟缓，因为希特勒还是坚持着一切的事情都必须要他批准，并且不让参谋总长有一点最有限的决定权。所以我就要求对于不具重要决定性的事情，我应该拥有给与东线各集团军直接命令的权限。同时我也要求专就整个参谋业务的范围而言，我应有权给与各军团的参谋人员直接的指示。这两个要求却都为希特勒所拒绝了，凯特尔和约德尔又都附和希特勒的意见。凯特尔亲笔签字表示他接受希特勒的主张，而约德尔却在我的签呈上，加注意见说：“参谋军官团本就应该予以撤销！”这些本身是参谋军官团出身的高级人员，都这样的忘本，所以前途才真是无法乐观。由于希特勒拒绝了我的要求，其结果就是不久即发生了许多次的违反纪律的事件。于是我就把凡是不听指挥的人员设法调回OKH服务，因为在那里我多少总还有些执行纪律的权力。在那里，我让那些过分自信的青年绅士们，有几个星期冷静头脑的时间，让他们自己对于自己的态度有一个反省的机会，我偶尔将我这种处理的方式告诉希特勒。他惊奇地凝视我，可是却一句话也没有说。
在我接受新命令的头几天，我就要求可否与希特勒个人做一次私人性的谈话。他问道：“你是想要讨论业务问题呢，还是人事问题？”那当然是业务问题，而且只有我们两个人密谈，并且保持着相当坦诚的态度，才可以获得一些结论。希特勒完全明白这一点。这也就是他拒绝我的要求的理由，以后凡我与希特勒讨论业务的时候，凯特尔元帅几乎总一定在座，另外还加上两个速记员，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就很少有机会向最高统帅据理力争，因为只有在私人性的谈话中，才不至于损害他的尊严。为什么做出这样非常不利的规定，凯特尔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因为他害怕会有什么重要事情不让他知道，这样他慢慢地就会丧失了他的地位，所以我在行使职权时，其所受的限制正和我的前任是一样的。这种情形已经积重难返，很难设法改善了。
当我在1944年7月21日勉强接受了陆军参谋总长的任命时，东线的情形令人忧心。
我们最强大的兵力似乎要算是南乌克兰集团军，它所包括的有第七、第八两个军团，以及一部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部队。它的前线正面从黑海海岸上的第聂伯河口起，沿着该河到达克齐尼夫（Kichinev）以南、雅西（Jassy）以北和弗尔蒂切尼（Falticeni）以南，越过普鲁斯河和锡雷特河，最后向西南面延伸，以到达锡雷特地区为止。在3、4月间的春季会战中，这个集团军曾在雅西以北，击败了敌人的攻击，最后还能够把一部分的师团抽出前线，充作预备队。目前该集团军的总司令是夏纳尔将军，他是一个特别能获得希特勒信任的将领。
〖〗〖〗图33波罗的海诸国局势的发展（1944年7月23日至10月4日）在南乌克兰集团军以北，就是北乌克兰集团军。一直到1944年7月12日为止，这个集团军沿着上锡雷特河的勒德乌齐（Radautz）地区，向东经过布查（Buczacz）以达地拉登（Delatyn），再到科韦利（Kovel）地区以南的贝里斯特齐柯（Beresteczko）之线，实行防御作战也很成功。可是到了7月13日，苏军就发动了攻势，在该集团军的前线上突破了三点，到了7月21日就占领了利沃夫（Lvov）、托马舒夫（Tomaszov）、柯尔门和卢布林等地，其攻击的矛头已经到达大约从维斯瓦河上的普瓦维（Pulavy）到布格河上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之线。
若认定这一方面的情形已经很恶劣，那么中央集团军方面的情况，自从7月22日以来就更悲观了，实际上已经不堪收拾。苏军在别列津纳与普里佩特大沼泽地之间的攻击已经获得成功，从6月22日到7月3日之间，它已经在罗加乔夫、乔瑟、奥尔沙以北和维捷布斯克的两侧等地区，突破了德军的阵线，在整整歼灭了德军25个师之后，他们并且压迫着德军不得不逐步后退。在最后数天之内，苏军对于战果的扩张，更是获得了惊人的胜利。不仅是德军中央集团军已经站不住脚跟，就是北方集团军也被拖着陷于全部崩溃的局面。到了7月21日，苏军以十分强大的兵力，向维斯瓦河之线，发动了全面攻势。其中威胁最严重的一路是由波尼维希（Ponievisch）以达孝仑（Schaulen）和米陶（Mitau）。在米陶以北，他们已攻抵了里加湾，于是就把北方集团军和德军其余部分的联络完全切断了。
北方集团军，其右翼在波洛茨克以北，前线全部正面由该处经佩普西湖，以达芬兰湾为止。由于中央集团军已经遭到了惨败，所以到了7月21日，北方集团军的右翼就只好撤到米陶—都拉堡—普斯科夫之线。但是局面仍不能稳定住。
我的前任移交给我的，不仅是一群完全丧失了组织力的幕僚，而且也是一个完全瓦解了的前线。现在我手里惟一可以动用的兵力就是在南乌克兰集团军后方的罗马尼亚部队。可是只要从铁路运输图上略为一看，就可以明白必须要有相当的时间，才能够把该部队运往北面。国内训练军团所能产生的有限兵力，早已向前方赶运，用来补充惨败后的中央集团军。
我现在最主要的作战助手温克将军，本来就是南乌克兰集团军的参谋长，他对于罗马尼亚的情形十分熟悉，所以在我们征得了南乌克兰集团军总司令同意之后，我就向希特勒建议，把凡是在罗马尼亚境内可以抽出的兵力，都悉数北调，以填补中央集团军和北方集团军之间的空隙。希特勒马上同意了。同时希特勒又命令南乌克兰集团军总司令夏纳尔，和北方集团军总司令佛瑞斯纳（Friessner）互相对调，并且破例给予该总司令相当大的指挥权限。由于此项紧急的指示，才使苏军的北面攻势暂告停顿。我原有的意图是不仅想重建这两个集团军间的联系，而且还想趁机撤出波罗的海国家，藉以大幅缩短战线。要想使北方集团军不至于在目前这种危险局势中全部被歼灭，这种撤退似乎是绝对必要的。夏纳尔将军就奉命拟定撤退计划。他提出报告说大约要三四个星期的时间，才可以完成这个撤退，这实在是太慢了。我们必须采取更迅速的行动，因为我们已经预料着敌军即将向东普鲁士发动大攻势，所以希望将这一部分兵力赶紧撤出，以供防守之用。因此我就命令在七天之内，应完全撤出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于是在里加只占领一个桥头阵地，而把所有的装甲和摩托化部队都马上集中在孝仑以西的地区中。我判断苏军一定会在那里发动下次的攻击。若是要想使中、北两集团军再重建联络，那么首先就要击败敌人这一次的攻击。
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东线的作战(2)
德军从9月16日到9月26日发动反攻，才使两个集团军重新恢复了联络。这一次胜利的主因是斯塔希维兹上校（Col.Graf Strachwitz）的英勇作战，而他所使用的部队就是一个临时拼凑而成的装甲师。在这次小胜之后，似乎是趁机撤兵的最好机会，可是北方集团军却居然抗不从命。夏纳尔相信苏军不会再向孝仑以西地区进攻，而将向米陶进攻。所以他就不遵照希特勒所签署的命令，而把他的装甲兵力保留在米陶地区。我不知道夏纳尔是否在暗中已经获得了希特勒的批准，因为他和希特勒是能直接联系的。不过无论如何，谛⒙匾晕鞯牡戮?!-- 正文页画中画 begin -->
战线由于他这一个行动，遂在10月间又重被苏军突破。苏军在梅默尔与利包（Libau）之间攻抵了波罗的海的海岸。德军为了想重建两个集团军之间的联络，就沿着海岸进攻，结果又失败了。于是与北方集团军的联系终于被切断了，现在一切补给物资就只有经由海路来运输了。
我和希特勒发生了冗长而激烈的争论，为了保卫德国本土，我极力主张把这一部分宝贵的兵力撤出。而这个争论的结果只不过是使双方更感到不愉快。
〖〗〖〗图34切断北方集团军（1944年10月5日至10月25日）正当东线左翼方面发生了这样严重危机和激烈战斗的时候，中央集团军在穆德尔元帅个人的英勇领导之下，逐渐重建了华沙东面的战线。可是此时波兰人却在华沙城内发动了叛乱。这一次的起事，由波尔—柯莫罗维斯基将军（Gen.BorKomorowski）指挥，发生的地点就恰好在我方前线的正后方，所以成为前线上德军的一个极大威胁，和第九军团司令弗尔曼将军（Gen.von Vormann）的联络也因此中断了。起事的波兰人和苏军的会合，也是一个很可能的威胁，不可加以漠视。我就要求把华沙城归并在军事作战地区之内，以便做统一的处置。可是波兰总督法兰克（GovernorGeneral Frank）和党卫军总司令希姆莱的私人野心，却说服了希特勒，使他拒绝了我的建议。于是虽然华沙城事实上已经成为前线中的一部分，可是却与军事指挥系统完全脱节，一切还是由他们自己处理。希姆莱奉令负责平息这一次的叛乱，他就动用了大批的党卫军和警察部队。这个战斗一直延续了几个星期之久，情形是十分的野蛮。许多党卫军都是临时抽调来的，成分复杂，其中有许多人都是违法犯罪、为非作歹的狂徒。所以在混乱的街市战中，就把一切的军纪都丢光了。他们的总指挥官巴赫（von dem BachZelewski）亲自向我诉苦说，他已经无法控制了。我看着实在太不像话，就向希特勒报告，要求把两个纪律最坏的旅撤出东线。最初希特勒还不肯相信我的话，可是希姆莱的联络官，党卫军准将费格莱恩（Fegelein）却自动承认说：“我的元首，这是真的，那些家伙全是混蛋！”这样希特勒才同意了我的要求，开始整饬党卫军的军纪。
一直到10月2日，这次叛乱才被完全铲平。当波兰人一开始有投降的表示时，我就力劝希特勒宣布，他们可以拥有国际公法所保障的战俘一切权利。我希望这个宣告可以缩短这种无意义流血的时间。希特勒也接受了我的意见。在8月15日，穆德尔即已奉命调往西线战场，他的中央集团军总司令一职改由赖因哈特上将继任，因此就由赖因哈特接受波兰人的投降，陆军也就开始照着这个命令来执行受降的任务。
在这种叛乱中，是最难分辨有组织的战斗人员与无辜平民的差异的。波尔—柯莫罗维斯基将军在他所著的《不可征服的人们》（The Unconquerables）一书中，也曾经这样写着：
在战斗中我们的指挥官也分不清楚谁是军人谁是平民。我们的部队并没有制服，而我们也无法阻制平民戴上红白两色的臂章。他们，和波兰国内军的士兵一样，也使用德制的武器，所以更使我们弹药缺乏的问题，分外显得严重。因为平民们没有战斗的经验，常常为了一个单独的德国兵，而浪费了大量的手榴弹和步枪子弹。所以我的部下为了这个问题也都纷纷向我诉苦。
因为波兰人又从德军的仓库中，夺获了大批德军的制服，于是就把它穿上，这样的鱼目混珠的情形一发生，就更使德军感到人人自危，因此残酷杀人的事也就大幅增加。当希姆莱和他的部下，把华沙城中战斗的情形，报告给希特勒听的时候，他就不禁大光其火，于是也发出严厉处置的命令。10月11日他就向党卫军的指挥官巴赫发出了命令，叫他负责把华沙城夷为平地。
因为这个命令是直接给与党卫军的，所以我事先完全不知道。一直到1946年我在纽伦堡监狱里面，才看到了这个命令的原文。不过虽然如此，我在当时却也风闻到有毁灭华沙城的谣言，于是我赶紧去见希特勒，恰好碰上他正在为此事大发雷霆。我就觉得我有这种责任，为保存该城而力争。因为希特勒已经宣布要把华沙城当作一个要塞，那么因为掩护德军也需要有房屋，同时维斯瓦河现在已经是我们的防线，而该河又流过该城的中心，所以保全那里的建筑物，实在更是非常的重要。
1943年和1944年的秋季战斗，已经使华沙受到很大的损毁。但一直到1945年正月苏军发动攻势为止，这个古城才算是完全被毁掉了。
那些叛乱的人，投降之后就都移交给党卫军接管。波尔—柯莫罗维斯基将军和费格莱恩本是老朋友，他们在战前都是国际体育界的名人。所以由费格莱恩负责收容他，是恰到好处。
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东线的作战(3)
常常有人要追问，为什么苏联人明知华沙城内已经发生了叛乱，却不仅不赶紧支援，反而在维斯瓦河上按兵不动，停止了他们的攻势。毫无疑问的，在华沙起事的波兰人是自认为与伦敦流亡政府有关系的，他们也只接受这一方面的指示。他们一再表示他们的眼睛是朝西面看的。所以苏联当局当然不愿意这一派波兰人得势，而且还控制住了波兰的首都。苏联想扶持的是在卢布林成立的傀儡政府。这些问题是同盟国彼此间的纠纷，与德国无关。我们所感觉到的，就是苏联人既然没有进入维斯瓦河，结果遂使我们获得了一个短期的喘息机会。
虽然如此，苏军的第十六战车军，也曾经在7月25日企图在登布林，越过维斯瓦河上的铁路桥梁。结果为德军所击败，损失了30辆战车，桥梁也适时被炸断了。其他苏军的装甲兵力就完全被阻隔在华沙的北面。就我们德国人的观感，觉得苏军之所以不再前进，是由于我们防守有功，而并不是因为他们要坐视华沙叛乱的失败。
8月2日，属于所谓“波兰自由民主军”的波兰第一军团，使用了三个师的兵力，在普瓦维—登布林地区，渡过了维斯瓦河，向德军进攻。它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是却占据了一个桥头阵地，以等待苏军援兵的到达。
在马格鲁兹夫（Magnuszev），敌人在维斯瓦河上又建立了第二个桥头阵地。苏军奉命从此处渡河，再沿着与维斯瓦河平行的道路，向华沙进犯。不过他们进到皮利察（Pilica）之后，就被德军阻止住了。
德军第九军团方面有这样的印象，认为在8月8日以前，苏军即拟以突袭的方式，企图攻占华沙。照当时他们不断胜利的情况看来，似乎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即令华沙城内已经发生了叛乱，德军却还是挡住了他们的攻势。而苏联人又认为波兰人在华沙的起事，是未免太早了点，所以使他们接应不上。从7月26日到8月8日之间，第九军团曾经报告他们共俘获了603名战俘和41名苏方逃兵，击毁了苏军战车337辆，俘虏了70门大炮、80门战防炮、27门迫击炮和160挺机关枪。而当时第九军团本身还正在不断退却之中，所以这个数字的确是相当的惊人。
无论是在西线战场还是在东线战场，德国人都从来没有做构筑防御工事的准备。在西线战场方面，希特勒是相信他可以依赖大西洋长城，而在东线战场方面，他始终认为假使有了一条固定的防线，那么将领们就会不肯拼死力战，而希望赶紧向后撤退。结果是我们迭遭惨败，丧失了许多可供回旋的空间，而使今天的前线这样的接近德国边境，显得异常的危险。假使希望今后的前线，不至于因局部的败退，而被拖得全面退却的话，那么现在就必须要采取新的办法了。诚如我在1月间向希特勒说过的话，重新修筑过去德国东面的边界防线，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衔接这条防线与主要河流防线之间的联络点，本身也都应该加以设防。我在与OKH工兵指挥官贾可布将军（Gen.Jakob）合作之下，就拟定了一个全面的构筑计划。
为了研究要塞联防的问题，我就命令把我前任所撤消的参谋本部城塞组，又重新恢复了起来，并任命提罗中校（Lt.Col.Thilo）为组长。我把我们所拟定的计划，在没有呈送希特勒批准之前，就先由我自己负责，分送各有关单位加以执行。之后在呈送计划给希特勒时，我又亲自加上一个附注说，因为事机急迫，我已经先发出了命令，要求他给与我一个事后的追认。希特勒很勉强地同意了我的办法，这当然是一种非常的措施，不可以常用的。无论如何，东线的要塞现在总算是已经开工修建了。土工方面通常都是由志愿人员、妇女、小孩和老年人担任，这是德国惟一没有动用的劳动人力。而“希特勒青年团”对于这一个工作具有很大的贡献。尽管天气十分恶劣，这些忠实可靠的德国人一直都在努力工作之中，他们希望保卫他们所爱护的祖国，和支援在前线苦战的士兵。以后这些工事并没有完全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理想，但是原则上却并没有错误，因为以后我们并没有那样多的人力和武器来守住它。我们本来准备使用的部队和武器，以后因为西线情况紧急，就完全调走了。仅仅西线不要的货色才留在东线方面。不过我对于当时出力劳动的人们，还是要表示深切的谢意。此外，有一部分要塞也完成了它们的任务，滞碍苏联攻势达到相当长的时间，例如在科尼兹堡和但泽的保卫战、格洛高（Glogau）和布里斯劳（Breslau）的保卫战中，都发挥了极大的效用。假使没有它们，苏军的进展也许还要更快，德国的损失也许就会更大了。
我十分清楚，要想阻止敌人的攻击，这些要塞工事就一定需要充足的防守兵力、武器和补给物资。所以我就命令组织要塞部队，其所需要的人力以不能供野战之用、而尚可以在要塞中服役者为原则。第一批成立的部队是100个要塞步兵营和100个要塞炮兵连。接着机关枪、工程、通信等部队也都陆续成立。但是即令如此，在这些部队刚刚可以参加作战时，其中就有百分之八十都已经奉命调往西线去了。我虽然表示严重的抗议，却是毫无效果，等我知道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所以一点办法都没有。这种准备不够充分的部队，被送上了西线的野战场，不明不白的，在他们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之前，就已经完全毁灭殆尽了。而在东线方面，虽然已经修好了要塞工事，可是却找不到人来据守它。所以到了要用的时候，这些工事对于撤退中的野战军，并不能够给与必要的支援。
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东线的作战(4)
在武器方面的情形，也正和人力是一样的。我最先要求把所储存的俘获兵器，完全交由我使用，结果为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个人所批驳了。他们告诉我在德国境内并没有储存着这一类的大炮。可是OKW的陆军处处长布勒将军，却告诉我说：有数以千计的重炮储存在兵工署的仓库中，每个月都要有人为它们擦一次油，可是从来就没有动用过。我就下命令把它们装置在东线要塞上面，并且命令人员们开始使用的训练。约德尔还是从中捣鬼，结果他又规定凡是口径在50mm以上，或是弹药在50发以上的大炮，都一律送往西线。可是当它们到达西线时
，时间是已经太迟了，若是它们能够运往东线，那么所发挥的作用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此外，自从1941年以来，我们的30mm和37mm的战防炮，就已经无力击毁苏式T-34型战车了，所以东线战场方面实在是需要更大口径的重炮。
关于补给物资方面，我命令一律应作三个月的储备。无线电通信中心和燃料供应线也都分别加以建立。当我因旅行之便，到工作地区去视察的时候，立即受到了当地工作人员的欢迎。他们都一致愿意听我的指挥，努力进行一切准备工作。
因为我原先成立的要塞部队，已经给他们差不多都调光了，于是我就只好另想他法。前OKH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曾经向希特勒建议在东部危险地区中，组织一个民防军（Landsturm），但为希特勒所拒绝。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就决定成立这种部队，其人员都是本可以服兵役的，因为担负了后方重要工作才被免役的。假使苏军突破之后，这些单位就可以立即召集，以来防守东线要塞。我就向希特勒建议，因为SA（冲锋队）还可以供给可靠的人员，就命令他们负责主持这个组织好了。时当SA的参谋长是希波曼（Schepman），这个人很有头脑，愿意与我合作，并接受陆军方面的指导。希特勒本已批准了我的建议，可是第二天却又变卦了。他告诉我他曾经重新考虑过这个问题，认为还是由纳粹党来主持这个工作比较好，换言之就是交给他的亲信鲍曼主持，名字也改成了“国民军”（Volkssturm）。鲍曼奉命之后，起先是一事不做，接着因为我的一再催促，才照例发一纸文书通令各级党部负责筹办。我们的原案是专以东线紧急地区为范围，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于是所谓“国民军”这个组织就变成了一个大而无当的东西，我们既没有这样多的军官去训练指挥他们，同时也没有这样多的武器去装备他们。很明显的，纳粹党对于真正的军事情况，并不表示关心，所任用的人员也都是一些卖膏药的党部干部。我的老朋友魏特夏将军就被派充当小兵，他的连长却是一位党干。所以，这些投效国民军的勇士们，本来都是存心以死报国的，可是他们所受的训练却是忙于学习如何向希特勒敬礼，对于真正作战的训练却反而完全不重视，还有许多伟大的牺牲精神，也都不为当局所认识，以后我还要提到这些事实。
这种很明显的孤注一掷，在当时却是必要的，因为国内训练军的最后一点兵力，也都被希特勒抽调走了——他用在西面去准备发动一次新的攻势，而完全不顾东线方面的防守问题。在8、9两个月里面，德军的西线已经完全崩溃，因为中间并无任何防线可供据守，所以他们就一直向所谓齐格菲防线退却。但这条防线事实上已经不再是一条完整的防线，因为它们的武器大部分都已被拆卸下来改装到大西洋长城上面去了，现在都完全丢光了。德军撤退得很匆促，而盟军又追击得很凶猛，所以有许多重要据点都纷纷沦陷。假使事先有相当的预备队据守着，也许就可能会有一个反攻的机会。这个时候，希特勒的脾气已经是一发不可收拾，他一再严令必须死守某些地方，可是前线上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兵力用来执行他的命令。所以他在9月间，就决定动员德国所剩余的一切力量，以期做一次最后的攻击。自从“7月20日事变”发生之后，党卫军领袖希姆莱就兼任了国内训练军的总司令。他凭着这个职权，就开始建立“政治军人”和“政治军官”的制度，这是希特勒和他两人多年梦想的计划。新成立的单位叫作“国民步兵师”和“国民炮兵团”等等名称。所需要的军官由陆军人事处审慎地加以挑选，并且实行了“政委”的办法。在东线方面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有些“政委”们直接向鲍曼提出小报告，而鲍曼本人对于陆军又是具有深恨的。我看到这个情形实在不像话，所以不等到它发展得太快，就开始加以制止。并且把犯罪的人加以处分。不用说，这当然又不免要引起一场激烈的争吵，结果对于“国民军”的管制问题还是没有进步，而大本营的一切也还是照样的乌烟瘴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