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伊·萨杰 [法国]
[出自《被遗忘的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 1967
帕林 葆拉
在一个晴朗的春天的早晨，我们集合起来开往特拉福达，在那里霍尔斯曾经度过了一段令人留念的时光。在一个小山坡上，我们连和另外两个连被集合了起来。小山坡上长着短短而柔嫩的小草，每个小草的草叶仿佛都在为着夺取更多的生存空间而直立着，这里再过一个月就会变成一个大草原。我们大约有900人在这里。一群军官正站在一辆报废的汽车上向我们讲话。围绕着汽车的底座周围插着20面连队的旌旗和德军的军旗。军官们的话语非常柔和而礼貌。军官们甚至夸奖了我们过去的表现。无论何时我们听到前线的战报，都对这种所谓的表现感到害臊。我们现在专注地注视着站在车上的军官们。他们现在提到，由于我们的良好表现，他们准备奖励任何一个愿意调到参战部队的人。立刻有大约20个人站了出来。军官们觉察到了我们的“胆怯”，为了让我们放松些，他们继续和蔼地和我们说着话。他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着那些战场上英雄的事迹，现在又有大约15个人站了出来，林森也在他们中间。接下来当军官们提到参加作战部队有两周的休假时，立刻又有300个志愿者站了出来。
几个军官从车上走了下来。他们踱着步走过了我们的队列，一边走一边挑选着一些士兵，并命令他们向前3步走出队列。这些被挑选的士兵总是队列里最强壮和健康的。突然，一个皮手套包裹着的手指像一支步枪一样指向了我的好朋友霍尔斯，霍尔斯紧接着像是被催眠了一样向前走了3步，他立定时皮靴后跟发出一种用力关门时的声音。这个声音对我而言仿佛是一扇将我和霍尔斯分离的命运之门的声响，也许这扇门将会把我唯一的知己和支撑我在困苦中活下去唯一动力永远地从我生命里分割开。
我迟疑了片刻，也决定加入到志愿者的行列。我困惑地看着霍尔斯。霍尔斯的脸上浮现着孩子般快乐的神情。从现在起我的身份变成了：列兵盖伊·萨杰，100／1010 G4，大德意志师第17轻步兵营。
到了晚上我们回到了那个我们运输连所在的脏兮兮的掩体里。看起来我们的生活并没有改变，名字被记录在了陆军名册的上面是目前我们生活的唯一变化。我们现在对于下一步该干什么都没有底。运输连的军官们现在几乎不给我们时间考虑问题，他们命令我们忙这忙那，后来又让我们擦拭参战部队的武器装备，清理这些装备让我们花了至少几天的时间。现在一切又开始平静了下来，在哈尔科夫东北方的几处火光是苏军零星反攻的结果。我们现在被派遣去埋葬那些在哈尔科夫战役中阵亡的数以千计的尸体。
我们现在被人称做“葬礼部队”。
天色依旧像夜晚一样漆黑，但劳斯告诉我们那个原来被批准的休假被这个处理尸体的任务取代了。通常俄国战俘被用来从事这样的工作，尽管他们似乎常常偷窃尸体上的戒指、首饰或是其他什么东西，但我认为那些身体羸弱的俄国俘虏们大多是在尸体上寻找食物。我们每天给他们配发的食物少得可怜，大半个饭盒的稀汤就是每天供给4个俄国俘虏的所有饭食。有些天他们根本得不到任何吃的。
每个被发现偷窃阵亡德军士兵东西的俄国俘虏都被立即枪决。这样的枪决根本不需要什么行刑队，一个军官就可以当场执行处决，或是被转交给几个部队里面的恶棍处理。有一次我看到这些恶棍们把3个俘虏的手绑在一个门栏上，当这些人被绑结实后，恶棍将一枚手榴弹放在一个战俘的口袋里，把保险针拔掉，然后就忙着跑开。那3个俄国人被手榴弹炸得内脏横飞，他们直到最后一刻还在拼命地求饶。
尽管我们见过了各种各样的场面，但这样的事情仍然让我们感到极度恶心。我们和这些罪犯之间的激烈争吵终于爆发了。他们对我们总是充满愤怒和满口脏话。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从一个叫陶沃斯的苏军关押德军俘虏的战俘营里逃了出来，在那里苏联人如何随意地屠杀我们的俘虏，那个位于莫斯科以东100公里左右的战俘营实际上是一个死亡营。那里的食物供给和这里对俄国俘虏的供给标准是一样的，只有干活的人可以拿到一点点可怜的食物，那些没法干活的人则被苏联人用一种他们所热衷的方式处决掉：他们会用一把铁锤将一个空弹壳敲进那个德国俘虏的颈椎里。
后来目睹了苏军在德国东部对于难民所作的事之后，我自己终于坚信俄国人能够干出这样的暴行来，但无论如何俄国人的暴行不能成为我们使用同样手段的理由。战争总是在那些愚蠢的白痴们复仇的幌子下才变成一个恐怖的渊薮的。
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挖一个作为战地医院的长长的隧道。现在那医院已经运转起来，医生们都忙着去照顾重伤员去了，结果那些轻伤员实际上已经被遗弃了。一长排分为高中低三个床位的床架在隧道里延伸了好几百米，每个床位上都躺着一个脏兮兮血乎乎的伤员。不时，某个床位会被腾空，这意味着那个原来床上的伤员现在已经成为尸体被运走了。由于这个黑乎乎的隧道里光线暗淡，我们不得不把手电绑在外套上。手电的光柱照着那些尸体肿胀而可怕的面容，我们不得不用钩子将他们弄下来。
终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一辆沾满泥的卡车开到了我们刚刚新搬到的军营前。在敏捷地转了半个弯后，卡车停在了离第一个营房大约10米的地方，现在我正忙于清除营地上的一些碎石块。那辆卡车的后厢门打开了，一个矮胖的军士长从里面跳了下来，在地上跺了跺自己的脚。他没有向大家敬礼便开始从自己右胸衣袋里拿出一个折得四四方方的纸片出来，打开那张纸开始念起一长串的名字。当念名字的时候，他伸出自己的手示意那些被点到名字的人必须站到他的右边。他大约念了100个人的名字，这里面包括奥林海姆、林森、霍尔斯和我。我多少感到有一些焦虑，接着就站到了那个军士长的右边。军士长接着告诉我们现在给我们3分钟时间收拾好自己的武器和个人物件上车出发。接着他向我们敬了一个礼，然后就一言不发地走开了。
我们跑回营房开始慌乱地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大家谁也没有说话。3分钟后，我们100个气喘吁吁的士兵已经把车厢装得满满的了，现在卡车的两侧挡板已经被士兵的鼓鼓囊囊的背包撑得快散架了。军士长看着一些士兵鼓鼓囊囊、奇形怪状的背包并没有说话。他蹲了下来看了看卡车的车底。
他喊道：“只允许45个人留在卡车上，我们在30秒后出发。”
说完后又开始在卡车旁踱起了步。
大家现在心里都已经很不快了。没有一个人想下车，每个人都有理由待在车上。在车厢最后的两三个人现在已经被挤下了车。由于我是在中间，已经被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动弹不得。劳斯现在只好亲自出马来解决这个难题，他命令后半车人下来，留下的人刚好是45个。现在那个矮胖的军士长已经坐在了前面的驾驶座上，劳斯军士长在下面向我们微笑着挥了挥手。在他旁边站着从卡车上下来的另一半士兵。
这另外一半士兵在4天以后才来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当时在那个著名的大德意志师的休息营地，营地离前线大约有150公里远。这个叫阿克提卡的营地驻扎着大德意志师的不少人，特别是那些正在康复的伤员们。这个师正守卫在辽阔的库尔斯克－别尔戈罗德前线地区。营地里所有的一切都井井有条，就像是在童子军营地一样，只是这里的排场要豪华得多。
阿克提卡营地让我想起了在沙丘中的一片绿洲。
我们遵照军士长的命令从车上跳了下来并站成两行，有一个少校、一个上尉和一个军士长走了过来，带领我们的那个矮胖的军士长双脚一个立正。这些军官们都穿得非常华丽，那个上尉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从舞台上走下来的人物，他笔挺的灰绿色军服上镶着作战部队专用的红色胸章，暗绿色胸针，脚下还穿着一双锃亮的骑兵靴。他向我们挥了挥手，然后就向身边的军士长耳语了几句。那个和他一起来的军士长穿得和他一样笔挺，在和上尉简短地交谈了一会儿后，那个军士长向我们走了过来，他向大家大声说道：
“欢迎来到大德意志师！在这里，你们会经历一个真正士兵的生活，这是一个我们大家建立在绝对诚恳之上的密切的关系。现在大家的同志之情将会随时接受战场的考验。任何害群之马或是不适合这样友情的人都不能留在这个师里。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必须依靠其他人。每一个人任何微小的失误都将会影响到所有人。我们这里没有自由散漫的闲人，每个人都必须要么准备服从命令，要么下达命令。你们的军官会考虑到你们的需要，你们的职责就是证明你们配得上跟随这些军官。你们现在将要领取新的制服，个人的整洁对于一个健全的头脑是有益的，我们不会姑息任何的邋遢和不修边幅。”他吸了口气又接着说道：“当这些工作完成时，你们将会领到我们答应过你们的14天休假的通行证。如果没有紧急事情发生的话，这个休假将会在5天后开始，到那时会有开往纳德里戈罗夫的军列从这里出发。现在解散，希特勒万岁！”
今天的天气美丽无比，营地里的所有东西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依据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在这里要绝对服从命令。在经历了了那些前线的倒霉、痛苦和恐慌之后，我们觉得现在的变化是令人欢迎的。现在开始发放我们的休假通行证了！霍尔斯像一只小山羊似的从原地跳了起来，每个人都是兴高采烈的样子。
我们的胖军士长现在命令我们在领到新军服之前把自己的旧衣服洗干净，这些旧军服将被交回军需仓库。我们正光着上身，只穿着短裤在一个长长的水槽面前洗着自己的衣服。大家的内衣裤都脏得要命，已经完全没法洗干净了。我把自己的内裤脱下来踢到了空中，然后又把内衣脱下来撕成了碎片。自从那次撤退以来我就一直穿着我的最后一双袜子，现在这双袜子早就满是破洞，我把这双袜子也扔了出去，现在我们所有人都一丝不挂地穿过草地向军需仓库走去。所有人手上都捧着自己刚刚洗好的旧制服，制服虽然湿漉漉的，但是都被我们折得工工整整。有两个女兵看到我们时笑得腰都弯了。
军士长现在对我们说：“你们必须得穿那双旧军靴，我们这里没有新靴子。”
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从帽子到急救包几乎全套的新装备，然而却没有领到短裤和袜子，后来由于这些东西的短缺让我遇到了麻烦。但是高昂的情绪让我们并没有对于这点太在意。当我们穿戴整齐后，被带到了一个木制的营房。在营房的门上写着几个提醒大家注意清洁的大字：“一个虱子便意味着死亡。”
那个矮胖的军士长向我们挥手要我们进去。我们好奇地四处看了看我们的新房间，这个房间虽然粗简，但是却出奇的干净。
军士长向我们喊道：“现在大家请安静！”我们马上就安静了下来。军士长接着说：“由于还没有军官管你们，我现在指定一个人负责你们。”
他从我们面前走过，眼睛微微眯着，好像是要给我们一个惊喜。最后他大喊了一声，选定了一个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家伙：“你！”
那个被他指着的人站了出来。
军士长问道：“你的名字叫什么？”
那人回答道：“维德贝克。”
军士长接着说：“维德贝克，在下一个命令之前，你负责管理这个房间的秩序。你现在去军需处领取我们师的袖章，每个人都需要把这个袖章缝在自己的左边袖子上。”接着他又向维德贝克交代了一大长串新的命令，每一个命令都令可怜的维德贝克的头垂得更低了。
几分钟后，我们收到了那个大名鼎鼎的大德意志师的标志——一对银色哥特字体绣在黑色的背景上。这个袖章一直留在我的袖子上直到1945年。那时有谣传说美国人正在枪杀任何戴有袖标的德国士兵。在那个乱糟糟的时候，那些美国人是有可能打死任何一个无论是大德意志师或是其他什么师的士兵的。但那是离现在还很遥远的两年后了。现在是1943年的春天，我们正在一片被征服的土地上。天气晴朗宜人，我们的口袋里装着一张两个星期的休假条。在我们经历过那些可怕的日子后，现在的生活让我们感觉就像是在做梦。
除了例行的早晚点名外，我们被允许自由活动。
阿克提卡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地方。
在一排排俄式农舍之间往往长着一大丛的杂草和盛开的野花，这些在夏季便会变得枯黄的野花和野草间还长着许多的野雏菊和各类的香料植物，俄国人往往把这些香料植物收集起来作成食物和饮料的调味品。原本突兀不平带着淡淡绿意的农田很快就会被茂盛的向日葵所遮蔽。那些紧贴在一起的木屋群不是住着一个家族就是朋友们为了来往的方便而故意如此搭建的。
俄国人，尤其是乌克兰人以热情和好客而著称。他们会为任何一个值得庆祝的事情而聚集欢笑。我还记得在这些热情的乌克兰人家里的几次聚会，每个人都有意不提及战争所造成的阴霾。每一个木屋群都有一个主人家族的墓地，那些墓地从来就不是一个伤感的地点，恰恰相反，这些墓地里都往往有着一片美丽的花园，在那里人们会放上木制的桌椅，大家常常在那里聊天和小酌。那些木屋群的边上还会有一个漂亮的路牌，上面常常写着：美丽的阿克提卡，我们的小镇阿克提卡，甜蜜的阿克提卡等等这样的字眼。
在我们到这里4天之后，我们另一半人也到了这里。看起来他们一路上流了不少汗才到了这里，他们全程几乎是步行走来的。
终于在第五天，我们坐上了期待已久的开往纳德里戈罗夫的军列。我们的通行证直到波兰的波兹南的时候才会生效。波兹南离前线大约有近两千公里的距离。从这里到我父母住的维森堡大约还有1000公里左右。所以我需要在路上走好几天的时间。我们开车一路上穿过了一大片平坦的原野，这些平原平得甚至没有任何的小山包存在。我们不时看到军用拖车被用作了农用拖拉机。我们的卡车在工兵们重建的道路上开得很快，路边不时有一些苏军遗留的武器设备残骸，大约开了200多公里时突然发现前面地平线上有几个小黑点，小黑点被一些白色的烟雾所笼罩，同时我们听到了爆炸声。
我们前面的两辆卡车放慢了速度并最后停了下来。一个负责此次运输任务的军士长从卡车里跳了下来，然后用随身的望远镜凝视着远方。我们随时准备趴在地上。每个人都一声不吭地望着军士长，只有卡车空转的引擎在发出打破周围沉寂的声音。先前我们脸上的笑容正在被渐渐增长的焦虑所替代。
有几个人开始咒骂自己倒霉的运气。
有人说：“我以为我们早就远离麻烦了，真他妈倒霉！”
“你认为是什么人？”
参加过追剿游击队的霍尔斯嘟囔着说：“游击队呗。”其他人又提出了几个猜想。
有人说道：“管他们是谁，我们不能让这些杂种搅了我们的休假。我们在等什么，为什么不下命令让我们上去开火？”
每个人都已经拿起了自己的步枪。在占领区的每一个德国士兵都必须随时带上自己的步枪。一想到有人阻止我们回家，大家便立刻怒不可遏。我们准备好了向阻止我们向西前进的任何人开火，但命令依旧迟迟没有下达。军士长又钻回了驾驶室，车队又开动起来了。我们彼此困惑地看着。当我们又往前开了500米时，碰到了20来个德国军官，他们手里正握着猎枪，我们非常惊讶自己的判断出了错误，当我们经过他们的时候，像遇见元首一样向他们欢呼着。
我们终于到了纳德里戈罗夫。我们下了卡车，卡车也随后掉头向南开走了。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是离这里大约有50公里的罗姆尼。在纳德里戈罗夫，从俄国其他地方来到这里转车回国休假的士兵让我们这支休假的队伍立刻膨胀了起来。现在这里准备回国休假的士兵大约有1000多人。而那些运送我们到罗姆尼的卡车却正在忙着一些其他的任务。只有大约20个幸运的士兵搭乘上了到罗姆尼的卡车。我们剩下的人都挤在一间战地厨房旁边，那个厨房的能力只能满足我们这一大群人大约四分之一的需要。虽然我们饥肠辘辘，还是决定步行50公里到罗姆尼去。我们精神饱满地向罗姆尼出发了。除我们之外，还有20来个我们师的老兵和七八个党卫军士兵与我们在一起。那几个党卫军士兵正在放声高唱着，其他人则正在拿着酒瓶豪饮着，这些人看来可能已经喝光了几个酒窖了，他们每个人身边都带着不少酒。
我们本能地组成了三个人为单位的小组，好像现在是在上前线一样，我们加快了脚步。夜晚慢慢降临在了这片翠绿而起伏的原野上。我们的军服像变色龙表皮一样几乎融入了周围的环境。在走了将近20公里后，我们的热情开始减退了一些，这使得我们开始注意起乌克兰广袤的地域来。春天的大地上到处萌动着生命，土壤也散发出一阵阵特有的气息。地平线消失在了夜空无边的黑色之中。夜色在我们的周围悄悄地蔓延着。没有人说话，我们这群被世界所仇恨的士兵们现在被一种难以表达的情感所包围了起来。正如一个人用幽默来掩饰忧伤，我们也开始用歌声来掩饰难抑的思绪，那首党卫军士兵最喜爱的歌被所有人吟唱了起来：
“当原野上的野草变得枯黄之时，到处都是我们打猎的好地方……”
黑暗已经完全包容了我们，许久以来的第一次，我们感到黑暗正在庇护着我们前面的行程，虽然开始感到了一些疲惫，但没有人提议要休息。回家的道路是漫长的，但我们不想耽误掉哪怕是一分钟。对于我而言，如果要回到法国的话，那路程就更加遥远了。尽管我们的休假直到走到波兹南时才开始，但是马上回家的念头让我能够忍受自己的光脚在靴子里被磨痛的感觉。
霍尔斯现在也出现了同样的麻烦。他现在正骂着那个管理阿克提卡军营军需仓库的家伙没有给大家袜子。在走了大约30多公里后，我们被迫放慢了速度。那些和我们一起的老兵们就像是对待小孩子一样把自己的袜子给了我们。我们因而能够再次上路了。但是由于自己的脚已经磨破了，虽然穿上了袜子，我们几个人还是在这剩下的5公里路程上感到脚上疼痛难忍。虽然我们一再请求大家休息一下，但是没有人愿意停下来。结果最后我们决定干脆光着脚走在满是露水的草地上。起初这个决定看起来还不错，但是没过多久脚就又被磨得受不了了。有些人用自己的内衣把脚包裹了起来走，但是前面有可能碰上的检查让他们又举棋不定是否该继续这样做。在这最后几公里的路上，天色开始渐渐变亮了，我们这一路的折磨还没有完全结束。在罗姆尼镇外遇上了一班宪兵，他们命令我们要把靴子穿上，还说不会让一帮流浪汉打扮的士兵进城去。我们大家心里面对他们都恨得咬牙切齿的。接下来遇到了几个当地的吉普赛人，他们用自己的马车把我们中间几个脚磨得最厉害的人拉到了镇上的德军司令部。
医务所和司令部在同一个楼里，我们甚至还和司令员说了话。他非常惊讶连大德意志师的士兵都没有袜子穿。他在愤怒之中马上向阿克提卡军营发出了一份抗议信。那些需要治疗的士兵现在被送到了医务室，那里的医生把我们的脚泡在加了氯的温水里。这种水立刻发挥了神奇的作用，我们的脚几乎感觉不到痛了。然后发给了我们每个人一小盒外用的膏药。我们随后就离开了那里，依旧没有领到袜子。
那些没有到医务所的人现在正在商议着前面的路程该怎么走。从哈尔科夫到基辅的铁路通过罗姆尼镇。每天都有军车从不同的方向经过这里。当我们队伍里的两个军士长宣布我们必须要在这里等上两天时，所有人都感到失望极了。现在所有开往前线的火车都装满了战略物资，那些有休假资格的士兵可以优先乘坐返回的火车。谣言开始在这里的大约500个被批准休假的士兵们中间蔓延开来。有些人打算自己想办法解决交通的问题：要么搭上一列卡车运输队，要么悄悄溜上一列火车，或是偷一匹俄国人的马。有人甚至想步行200多公里走到基辅，这至少需要走上5天。这个主意对于大家而言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决定还是待在这里。
一个老兵抱怨着说：“我告诉你，我们也许会坐在这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休假结束的，必须想办法从这里离开，谁敢保证我们在两天后能够出发？也许在一个星期后还在这里呢，这真他妈的操蛋，我决定自己走了！”
我的脚现在根本就不能再走了，不管现在的局势有多么紧急，霍尔斯和林森与我也是同样的情况，所以不管怎样我们只好在罗姆尼等下去了。我们甚至不知道今晚住在哪里。那些宪兵又出现在我们的后面并要我们继续走，对他们进行任何解释都是在浪费时间，这些狗娘养的家伙根本就不在乎。在乌克兰这个部队休假的天堂，他们重新找到了那些在和平年代所拥有的特权。任何和他们争吵的人都有可能失去自己的休假许可。我们目睹了碰上这种厄运的一个可怜的家伙。几个宪兵正在像踢足球一样把他的背包踢到一边，这个士兵愤怒地说他刚刚在高加索山区打了6个月的仗，为此他觉得至少这些宪兵需要对他尊重一点。
一个宪兵大声喊道：“你这个叛徒！那些从俄国佬面前逃跑和丢掉罗斯托夫的人都是叛徒。你们都该被送回前线，你根本就没有资格离开前线的！”
他边说着边把那个人的休假通行证撕了个粉碎。我们都以为那个士兵一定会坐下来放声大哭了，但他向这两个宪兵扑了过去，把他们两个人都打得趴在了地上。在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在人群里了。那两个宪兵从地上爬起来，咒骂着说要把那个士兵枪毙掉。由于担心这两个恼羞成怒的宪兵会向我们开枪，我们忙不迭地从他们身边跑开了。
两天后，我们终于坐上了开往基辅的火车。我们被安排在一列满载着牲畜的车厢里。但是我们都对此毫不在意，现在只想到达基辅。此时的基辅依旧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但仅仅几个月后这个城市的美丽便不复存在了。
当我们到达基辅时，感到自己得救了。战争似乎在这里就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鲜花盛开的城市显得格外的漂亮。人们正在安静地忙碌着各自的工作，红白相间的有轨电车穿梭在衣着艳丽的市民中间，到处都有德国士兵和乌克兰女孩儿手挽手走在街上，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这个城市，现在当初的好感再一次被验证了。真希望战争已经结束了。
在基辅，我们轻易地就找到了一列开往波兰的火车，旅途是充满欢笑和多彩的。我们搭乘的是一列拥挤的客车，坐在一大群俄国人中间，我们有机会结交比战争期间任何时候都要多的人。我们的列车行驶在空旷宽阔的普利佩大沼泽地区。车厢里的俄国人一边喝着酒，一边大声地唱着歌，他们把酒也拿给车厢里其他的士兵们。整个路途的喧哗让人难以想象。在火车靠站和上下人员的时候，一些不堪入耳的笑话往往在这个时候被讲了出来，然后就是一阵哄堂大笑，实际上女人要比男人更善于制造噪音。在路上走了两天半后，我们的列车终于到了波兰的卢布林。我们必须要在卢布林转车。在卢布林我们又遇上了宪兵的检查，宪兵们要我们在离开前必须到当地军营里的理发室理发去。然而我们对于由于理发而错过火车这种可能忧心忡忡，因而我们决定冒一冒险。这次我们成功了。霍尔斯、林森和我现在已经从宪兵们的眼皮底下通过。后来我们知道这次冒险是值得的，如果我们去理发的话，我们肯定会错过火车的。
我们在午夜时分到达了波兹南。那里的接收站办事效率极其高，我们在那里领到了餐券和宿舍的床号，并被告知早上到这里来把我们的休假通行证生效。这个办公室从早上7点开到11点，但我们在早上6点不到时就站在那里了，此时一群人已经在门外排起了队。
我们对于这个办公室的办公时间感到不解。实际上那些在上午11点5分到达的士兵必须要等到第二天才可以把自己的休假通行证生效。我想这个安排主要是出于上面为了管理好即使是休假部队的需要。这种办法可以在休假士兵还在这里等待的时候就可以把临时的紧急通知发到这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接待休假结束士兵的办公室则是24小时不停在办公。
我们在分配的宿舍里面躺了几个小时，这里的房间让我想起了在切姆尼兹时的营房。我们6点左右到了那个办公室。我们前面大约有20个人，他们一定在这里露宿了一晚。到了7点的时候，这里已经排了大约300个士兵。那些自以为是的负责办公室的军官们此时正坐在座位上慢条斯理地检查者我们的证件，而我们则在一边焦急地等待着。那些站在门边的宪兵们正在准备取消任何一个敢于发脾气的士兵的休假通行证。当我们的通行证被盖上章时，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大厅里去检查服饰。在这里可以擦拭自己的皮靴和掸掉自己军装上的泥土。也许这里的人以为在俄国是没有泥土的！然后就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小细节，年轻的德国女兵们把用纸精心包好的食物分发给了每一个士兵，包装纸的正面印着飞鹰和纳粹党徽。包装纸上还写着：“祝我们英勇的士兵休假愉快。”
真是如此细致和甜蜜的德国风格！
嗜吃如命的霍尔斯现在睁大自己的眼睛说：“要是我们在哈尔科夫时有这些东西就好了！”
我们所有人都被这些无微不至的接待而深深地感动着。发给我们的包裹里面有香肠、果酱和香烟。那些在天寒地冻里度过的漫漫寒夜，还有我们从顿河河谷地带淤泥里的行军仿佛都在此时得到了补偿。霍尔斯和我已经带着我们的礼物向柏林出发了。林森则离开我们向自己在普鲁士地区的老家走去。
在柏林，我们再一次感到了战争的存在。
在西里西亚车站，在维森西和潘科夫区，许多的建筑物都已经成为了瓦砾堆。其实这只是这个城市毁灭的刚刚开始。现在柏林城里依旧繁忙热闹，这个大都市的生活依旧正常地运转着。
这是我第一次到柏林。我想起了自己的承诺。我已经答应要去见恩斯特的妻子。她现在和自己的父母住在柏林的南部。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了霍尔斯。霍尔斯建议我把这个安排推后一下直到我从父母那里回来。但我知道只要我一回到家，我的父母一定要把我留到最后一天才会放我走。霍尔斯没有浪费一点时间，他现在已经往自己在多特蒙德的家出发了，他还要我有时间到那里去看他。
其实我要是听了霍尔斯的建议就好了。我回家的旅途在第二天时被迫中断了，由于轰炸，我不得不留在柏林了。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我不得不尽力来了解它了。
我背着自己沉重的背包和枪开始寻找恩斯特的房子。幸运的是我依然能够从我这个可怜朋友的身份证上认出他的住址。但我该坐公交车还是坐地铁呢？由于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决定步行到那里。这个决定让我可以仔细地看一看这个城市。现在在这个城市里散步依旧被认为是一件正常的活动。但是我不想因为想看一看这个城市而走得太绕路。我注意到了一块写着柏林南的路牌。我遇到了两个宪兵，他们冷冷地看了看我和我背上那个巨大的背包。我向他们行了礼，按规定，我必须要向这些狗娘养的家伙行礼的。
这个美丽的城市看起来井井有条和庄严肃穆。大规模的轰炸才刚刚来到柏林，但只有靠近柏林火车站附近的地方受到了严重的毁坏。在这个外观富丽堂皇的城市里，许多房子外面都装饰着豪华而细致的雕饰。城市里的一切都体现着一种富有节奏的生活：大街上没有吵闹的人群或把自己小孩子的裤子拉下来帮他们撒尿的父母们。所有的男人、女人、孩子、自行车、汽车和卡车都在一种平静而有条不紊的节奏中走向自己的目的地。所有的这一切似乎都旨在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这里的一切和巴黎是那么的不同，在那里到处是忙乱的人群。我的步伐渐渐与这个城市的节奏和上了拍。没有理由地站着似乎与这个城市不协调。这个城市的节奏甚至从走在我前面的一个矮小的老太太身上也能反映出来。我向那个老太太问了问我要去的方向。她已经斑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就像这个整洁的城市一样。我的声音似乎把她从某个遥远的梦境里唤了回来。
我对她说：“劳驾，夫人。”我一边说，一边感到有些难为情，我的声音低得好像是在一个演出已经开始的剧院里面一样，“您可以告诉我到这个地方该怎么走吗？我现在要去这个地方。”我一边说一边拿出自己的那张揉得皱巴巴的纸片，那张纸就好像刚被我从某个废纸篓里取出来一样。
那个老妇人和蔼地向我微笑着说：“这个地方很远，年轻人。非常远，你必须要到坦佩尔的公共汽车站坐车才可以到那里，但那个地方真的非常远。”她温和的声音突然让我想到自己小的时候。
由于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对她说：“这没有关系的。”
她又说：“那个地方非常远的，你需要到汽车站坐车。”
我又再次重复了刚才的话：“这没有关系的。”实际上，这是由于我那时想不起来用德语该怎么说更多的话了。这个老妇人和蔼的态度让我受到了某种感动。
我最后微笑着对她说：“我不介意走路的，我是一个步兵。”
她的笑容变得更和蔼了，接着说：“那你一定习惯步行了。我会和你一起走到威尔海姆国王宫。从那里，我会告诉你怎么走的。”她现在和我走到了一起。
她问我：“你从那里来，年轻人？”
我回答说：“从俄国来。”
她接着说道：“俄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你驻扎在哪里？”
我说道：“是的，俄国非常大，我驻扎在南部的哈尔科夫附近。”
她用地道的德国口音重复道：“哈尔科夫！我明白了。那是个很大的地方吗？”
我回答道：“是的，那里很大。”
对于我身边这个和蔼的老妇人而言，哈尔科夫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俄国地名。但对我而言，哈尔科夫早就是一个已经死亡了的城市；它曾经值得骄傲的市容现在只不过是一片冒着烟尘和火光的瓦砾堆而已；那里也是一个到处是伤员哀号的地方，那里也是我们不停地掩埋尸体的地方，当然那里还有3个被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的俄国俘虏。
老妇人又说道：“我的儿子在布良斯克。”她听起来想要了解一些前线的情况。
我用思考的语气重复道：“布良斯克，我知道那是在俄国的中部，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
“他在信里告诉我那里一切都好。他在一个装甲师当上尉。”老妇人说道。
我心里想：“她的儿子是一个上尉！一个军官！”那我这个小兵的见闻听起来一定是可笑的。
她接着问道：“你们那里形势困难吗？”
我微笑着回答说：“前不久相当困难，但是现在好多了。所以我回来休假了。”
“那我真为你们高兴。”她的声音听起来仿佛她正是那么想的。
她又问道：“那你在柏林是看你的家人吗？”
我回答说：“不，我是去看一个朋友的父母。”
现在老妇人问到我为什么要去看恩斯特的父母，我现在感到她已经有些让我心烦意乱了。她说道：“噢，他是一个和你共事的战友。”我现在真想把她推到那些我们旁边的带尖刺的铁栅栏上。
她问我：“你的父母从哪里来？”
我说：“从阿尔萨斯的维森堡来。”
“阿尔萨斯的维森堡？”她有些惊讶地看着我，“哦，那你是阿尔萨斯人了。我对阿尔萨斯非常了解。”
我几乎要告诉她我对阿尔萨斯并不比她更了解。
但我想得到一些暂时的安宁，我说道：“是的，我是阿尔萨斯人。”
接着她对我说了自己到斯特拉斯堡的一次旅行，但是我已经没有在听她说。由于她的提问使我想起了恩斯特，这使得我心里感到恼火。我现在有比听这个老太太的唠叨更重要的事要做，现在外面天气好极了，而我又在休假，我需要看一些让人高兴的事情。这个想法让我开始思忖当我面对恩斯特家人的时候该说些什么。那些人刚刚失去了自己的儿子，现在或许还沉浸在忧伤之中……也许他们还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死了。如果这是真的，那我该怎么向他们说啊？其实我从家里返回的时候再来看他们更好。霍尔斯是对的，我本应该听他的。
我们到了一个大桥旁边的十字路口。我知道塞纳河流过巴黎，但我无法弄清柏林是在易北河上还是在奥德河上。在我们的右手边是巍峨的威尔海姆国王宫。在国王宫对面是一个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英雄的纪念碑，大约有1200顶钢盔被放在纪念碑前的广场上。两个希特勒卫队的卫兵现在正在沿着纪念碑的底座来回地走着，他们缓慢的步伐让人奇怪地联想起人类缓慢的历史进程。他们有规律的步伐甚至会让一个制造钟表的大师所嫉妒。这两个卫兵完美地迈着步伐，并在相互有30米距离的时候同时转过身来面对彼此，再次迈步，交换位置，转身，然后又再次开始。
现在那个老妇人说：“我们到了，年轻人。你现在过了这座桥再顺着那条大街走就到了。”
她边说边指着那片宽阔的城区，恩斯特的家就在那里。我其实已经没有听她说什么了，我知道我不会去恩斯特家了，其实我对老太太的解释都是在敷衍，但是我依然紧紧握着老太太的手尽我所能表达了我的感谢。她虽然坚持要送我过去，但最后在我的坚持下只好作罢。当她一消失，我便向我来的方向狂奔而去，我希望能够弥补一些失去的时间，并能够尽快找到开往德国西部列车的车站。
我飞快地沿着河岸跑着。突然，空气中传来了军乐声，一支衣着华丽的军乐队从一个很高的建筑门廊里走了出来，然后他们就走上了街道。我还记得在别里亚斯克时，有人告诉我们需要向军乐队立正致意。我随即向军乐队立正致意。大约一个半小时以后，终于到了那个开往德国西部和法国的火车车站。我在人群里到处寻找着霍尔斯的踪影：他也许就在这里，但是到了我的车发车前的几分钟我也没有找到他，在火车上我的呼吸渐渐恢复了正常。这里的一切都和俄国完全不同，这里连士兵也带着一种和所有西欧国家井井有条的生活节奏相协调的庄重态度，这里与俄国的反差让我都觉得是否在俄国发生的一切是一个噩梦。
夜晚降临了，我们的火车继续向前方奔驰着。火车现在已经走了3个小时了，但我却觉得似乎我们从来没有完全离开柏林。沿着铁路线没有乡村，只有连绵不断的房舍。突然我们的火车停了下来，虽然现在我们并没有到达沿路的某个车站。每个人都从窗户向外看去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外面一片漆黑，只有远方的天际有着一抹红光。我们能够听到远处某种隆隆的声音里混杂着炮声。一大群飞过我们头顶的飞机的轰鸣声正把车厢的玻璃震得抖起来。
一个挤到我身边的士兵说：“这一定是马德堡，现在它被轰炸了。”
我问道：“是谁在轰炸？”
他不解地看着我说：“当然是那些美国杂种了，这里的局面和前线一样危急。”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马德堡市燃烧的火光，原以为我们已经远离了战争。列车再次开动了起来，但15分钟后又再次停了下来。一些士兵跑上了铁轨，他们要求每一个人都下车。有人告诉我们铁路线已经被炸断了，所有的军人，无论他是否在休假，都必须听从当地政府的调遣。我和大约100个在休假途中的军人站到了一起。
我们大约走了半个小时便到了火光冲天的马德堡市。我们开始搬走那些躺在废墟上的木头和大石块，周围的那些延时炸弹正在不时地爆炸着。一批批的市民被一些高声喊叫的官员们集合起来清理废墟。每个人都被分配了工作。虽然外面已经漆黑一片，但是被炸坏的煤气管向空中喷射出明亮的火舌，照亮着周围的瓦砾、碎木头、玻璃碎片、家具，还有散布其中的人体残肢。
有人把一些铁锹发给了我们，我们把自己的背包放在了消防车边上便开始用最快速度在瓦砾堆里挖了起来。我们可以听到困在地窖里的人们的呻吟声和求救声。一些哭泣着的女人和儿童则把我们刨开的砖瓦用手推车推走。有人大声地命令着：“赶快，来这里！我们需要帮助！赶快！那里的水管已经爆裂了，正在淹没下面的地窖！”当然在任何最危险的地方，人们都会让军人来首先执行这样的任务。
我们顺着通风口到达了那个地窖。在拆毁一堵砖墙时。我的铁锹碰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这也许是一个被压在废墟下面的人的肚子。妈的！我现在正在休假，而这里的任务正在将我的行程向后推延。一声爆炸撼动着我们脚下的大地，一颗美国的延迟引信炸弹又爆炸了。尽管这样，我们的努力终于成功了。随着那堵墙的倒下，一些面色憔悴的人们从灰尘飞扬的废墟里钻了出来。有几个人哭泣着拥抱着我们。其他人则呆滞地站在一旁。他们每个人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我们现在不得不下到地窖里去救出那些怀里紧紧抱着自己孩子的母亲们。
我拉出了第一个孩子。一个只有5岁左右的孩子牢牢地扯住我的裤子，以至于最后我的裤腿都从靴子里被拽了出来。他在有意拉我到一个地方，这个孩子哭得非常伤心。他拉着我到了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人正躺在我脚边的瓦砾里。那个男孩依然在放声大哭着。我大声向外喊道：“赶快拿手电过来！”
一个人拿着手电赶了过来，我们看到一个妇人的尸体被压在了一个金属的酒瓶架子下面，这个架子被至少三四十吨的建筑石块压倒了，在她身边还有一个孩子。我用力拽着那个孩子满是灰尘的衣服，终于把这个孩子拉了出来，孩子僵硬得看起来就像是一块石头似的。也许这个孩子还活着，因为我看到了他的身体微微动了一下。我带着两个孩子走到了地窖的出口处，把那个被我拽出来的孩子交给了外面的救援人员，另外一个孩子依旧哭喊着跟着我走了一段。
空袭警报又响了起来。英国人和美国人总是忠实地遵循他们的轰炸规矩，他们总是在第一次轰炸后紧接着又派出下一拨轰炸机，这使得那些被掩埋的人不能被及时救出来。官员们吹响了哨子命令大家躲避空袭。他们喊着：“大家现在隐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