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说话，在刚才的半分钟里，战争似乎停滞了。我们的掷弹兵现在已经踢开了门进到了房子里，另外3个平民也从房子里跑了出来，两个男人和一个小孩，他们也从我们惊愕的士兵中间跑了过去。
那些俄国士兵并没有让镇子里的平民撤走，我们必须考虑这些平民的存在。魏斯雷德少校在一辆半履带式卡车上安装了一个高音喇叭，卡车在那些挂着小白旗的农舍周围行驶着，高音喇叭里传出一些鼻音很重的俄语单词，车上的四个士兵紧张地看着我们。
高音喇叭一定是在告诉平民撤离并让苏军士兵放下武器。但是那辆卡车还没有走上100米，一个无法挽回的悲剧发生了。在突如其来的一连串震耳欲聋的爆炸中，卡车几乎向上飞了起来，旁边的五六个木屋子被炸得七零八落。卡车轧上地雷了。
一股厚重的烟尘将这个村庄从我们的眼前遮蔽了起来。我们看见燃烧的卡车上有两个身影正在挣扎着，并听到了他们的惨叫声。
有人喊道：“当心地雷！”
但他的声音马上被迫击炮和反坦克炮声淹没了。每一发炮弹都打到离我们不足150米的地方，我们脚下的大地抖动着，爆炸的气浪挤压着我们的呼吸。虽然有地雷的威胁，进攻哨还是吹响了。每个人都向前面可以当阵地的地方跑去。我们的迫击炮弹落在我们前面大约30米的地方以试图引爆一些地雷。那些俄国人正在用架在卡车上的多管机枪向我们射击着。
只是在一刻钟之前一切还那么轻松，但是现在没有一个人敢掉以轻心了。我们5个人在一堆砖头后面躲着，我们随着外面每一声爆炸把自己的脸死死地贴在地上。另外一堆砖头里一个军官用尽气力命令我们向一切看到的东西开火。我们有时探出头去想看看，但是炮弹剧烈的爆炸声让即使是最勇敢的战士也会乖乖地缩下头来。
我们的迫击炮和火箭炮继续向敌人射击着。在远处，我们的反坦克炮试图打掉镇子里一个工厂的瞭望塔，几发炮弹已经将那个瞭望塔打了个对穿了。我们再次向前推进了，有些人大叫着为自己壮胆，另外一些人，也包括我，紧咬牙关，用汗津津的手死死地抓住自己的枪，与其说是激动，不如说是像一个濒临淹死的人牢牢地抓住救命的绳子一样。
在离我们左边大约30米的地方，有5个躲在一间矮小的铁匠铺后面的俄国士兵，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倒在了地上，剩下两个人试图逃跑，但是他们最后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前面的德国士兵将他们撂倒，最后他们都躺在了同伴的尸体旁，身上汩汩地冒出了鲜血，身下的泥土也被血染红了。
突然，我们左面的一片房屋被浓烟和烈火包围了，火舌飞速地吞噬了那片房屋，大股的浓烟从那里喷涌而出，我们甚至在这里也能感到强烈的热浪。
我们的士兵迅速从那个地方退了回来。那些房屋的金属屋顶在高温下变软而坍塌了。那些靠近这片房子的小木屋也着了起来。从那些房舍里跑出来一大群俄国人，他们中既有军人，也有平民。我们的士兵们像射野兔一般将他们打倒在地上。一发炮弹一定打中了一个汽油库，燃起的大火让我们的敌人从那里跑了出来，在这片房子里竟然藏了这么多的人。他们在一片混乱中挥舞着双手向其他俄国人的阵地跑去。
我们的反坦克炮现在集中火力轰击镇子里的那个工厂，处理那些从汽油库那里跑出来的人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我的步枪准星常常瞄不准那些奔跑中的俄国人。我轻轻扣下扳机，步枪口一阵轻烟过后，我立刻寻找起了下一个目标。我会被饶恕吗？我是否要对此负责呢？那个年轻的俄国人已经被打中几枪了，周围巨大的爆炸声让他也让我感到晕头转向。我看着他的脸变成了灰白色，他在咽气之前死死抓住自己的胸口，然后就面朝下一头倒在了地上——我会被宽恕吗？我能够忘记这一切吗？
但是那种在恐惧后产生的如同醉酒一般的癫狂使得敌我双方的年轻人展开了一场不可想象的屠杀。突然在眼前烟尘中奔跑的一切物体都让我们感到刻骨的仇恨，我们被一种毁灭他们的欲望所吞噬了。这种冲动让许多追逐着俄国人的德国士兵们倒在了俄国人的枪口下。
我们的大炮正轰击着镇子的另一头，那里是俄国人的炮兵阵地。我们飞快地越过那些可能埋着地雷的土地；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的朋友霍尔斯越过一个马圈的栏杆打死了几个正在拼命修理他们卡壳火炮的俄国人。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光荣的第8和第14连。正如战报中所描述的：“凭着势不可挡的攻势，我们英勇的部队今天早上夺取了X镇……”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疯狂的进攻，甚至二等兵乌滕贝克凄厉的惨叫声也不能，就在那个早上，他用颤抖的双手死死抓住一个铁栅栏，而此时他的肠子已经完全流了出来，他靠着那个铁栅栏，死了。
一些士兵在抵达工厂前就被俄国人打死了。我们的反坦克炮为了不误伤我们而停止了向工厂的射击。工厂里的俄国士兵顽强地守卫着他们的阵地。
我不再记得那时发生的所有细节。那时我们组加入了老兵他们那组，我们在工厂外面的水泥搅拌池里面喘息了片刻，都已经喝光了自己水壶里的水，但是我们依然口渴难耐，每个人身上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一个通信兵正在我们旁边和指挥官魏斯雷德通过电话谈着一些什么。战斗已经渐渐停息下来，德国部队正在重新集结准备最后的进攻。老兵的那个组里有一门迫击炮和两挺机枪，我们组由拿着冲锋枪的掷弹兵和步兵组成。我们的军士长和我们趴在搅拌池的底上，他向我们交代了进攻时所需要达到的地点。我们在自己的恐惧变得难以控制之前向军士长表示了自己对任务的理解。进攻前的等待往往是最为难熬的时刻。
一群俄国人从工厂里突然走了出来，他们穿过工厂前一些已被拆卸的脚手架堆，举着白旗向我们走了过来，至少有60个人，都是平民，也许他们是工厂的工人，或许是游击队，由于担心被处决而主动投降。他们走到了老兵的那组人面前，然后向他们投降了，我们看到那些人的脸上都充满了焦虑和不安。
老兵用流利的俄语和他们谈了一会儿。我们组里的4个人把这些俘虏带到了后面。我们周围奇怪地安静，甚至看起来我们有希望和哪个楼里面的敌人达成某种协议，而我们也可以随即回去放松和休息了。
但是这个充满疯狂的世界让这种天真的想法最终只变成了一个泡影。
每个人都被这样的疯狂所驱使着，大多数人甚至想都没想刚才这些人向我们投降的意义——我们也许能够让楼里的其他人也投降的。但是我们已经麻木的理智还是让我们选择了向工厂大楼进攻。那些比人更具备知觉能力的动物都知道要躲避一团燃烧的烈火，但是我们，万物之灵，却只会像飞蛾一般扑向那团烈火。这就是我们所称呼的勇气——我知道自己缺乏这种特质。现在恐惧似乎要锁住我的喉咙，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只被拖到了屠宰厂门口的羊。
我确信我并不是这里唯一感到这样的人。那个在我身边满脸汗污的士兵看着我说道：“要是这些狗娘养的能够投降该多好啊！”但是我们的感受无关紧要。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我们接到了发动进攻的命令：“所有人一、二、三报数，数到三的为第一批进攻的士兵。”
一、二、三……一、二、三……像是从天而来的福分，我轮到了“一”，我现在可以待在这个结实的水泥坑里了。我感到这里就像宫殿一般美丽。这是一个我愿意怀着感恩的心一动不动待上好几天的地方，只要死神的脚步行走在外面的任何地方。我偷偷地微笑了一下，因为担心如果军士长看到我的这丝微笑，也许会把我送上第一拨的进攻部队。我在内心里感谢着上帝、安拉、佛祖、天堂、大地、流水、火焰、大树、任何我能够想到的事物，虽然我正躺在这个污秽不堪的水泥坑里。
那个在我旁边报数到“三”的士兵用一种呆滞和绝望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但是我故意把自己的头转到前面，好让他看不到我的欢乐和释然，我只是注视着那个工厂，似乎我是那个即将要从这里跳出的士兵。那个报数到“三”的士兵马上就要冲入大楼了。军士长做出了致命的进攻手势，这名勇敢的德国士兵现在和另外100名战士从我身边向前跃去。
我们立刻听到了苏联人冲锋枪的声音。缩回到自己的水泥掩体之前，我看到雨点般的子弹打到刚才那名士兵所要前进的道路上。外面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震耳欲聋，我们甚至听不到那些进攻途中被打中的士兵们的惨叫声。
军士长现在说道：“注意，报数到‘二’的士兵现在出发！”
老兵拿着自己的机枪冲了出去。
现在轮到我了。大楼外面依旧枪声和爆炸声响成一片，通常是那些报数到“一”的人首先被选为第一拨的进攻部队，为什么这次是“三”呢？但是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军士长喊道：“数到‘一’的士兵快跟我来！”
在片刻的犹豫后，我像一根弹簧从自己的掩体里疯了一样跳出来。外面的一切都笼罩在令人窒息的灰尘之中，透过灰尘我看到了射击和爆炸的闪光。我大步跨过一个倒塌小屋的地基，在那里一名德国士兵的尸体依旧在他的机枪边保持着射击时的动作。一个人的死去常常是这样无声无息，这让人真是感到不可思议。两年前，我在家乡曾经目睹一个妇女被一辆送牛奶的卡车轧了过去，我当时看到她扭曲的尸体时几乎晕过去。而两年后在俄国，死亡对于我而言已经失去了意义，那些我曾经着迷的侦探小说里的谋杀场面现在看起来既无病呻吟，又轻浮得可笑。
我一边揉着自己因为沙尘而流泪的眼睛，一边在烟尘里寻找着敌人。离我25米左右，一些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剧烈爆炸起来，四五个奔跑着的士兵被爆炸吞没了。那些人是德国人还是俄国人？我无法判断。
我和两个同伴在一个用原木和土石构成的掩体里，俄国士兵曾用这个掩体作为机枪阵地。我们正坐在4名被我们的手榴弹炸死的俄国机枪手的身上。
我们师一个肌肉结实的年轻人喊道：“我用了一颗手榴弹便解决了这帮家伙。”突然一阵迫击炮弹让我们立刻趴在了这几具尸体上面。一发迫击炮弹打在了我们掩体的边上，一阵雨点般的土石和木块砸在我们的头上。那个躲在俄国人尸体和我之间的士兵被弹片击中了。当他的身体在痛苦中挣扎的时候，我立刻站起来飞快地离开了这个掩体。又是一发炮弹打在了掩体上，掩体转瞬被炸得四分五裂，有一些掩体的碎片打中了我的腿，我被爆炸的冲击力结结实实地甩在了掩体对面的墙上。我大叫着救命，确信我的腿已经断了，不敢站起来。我的裤子后面被爆炸撕得稀烂，但是我大腿青紫的皮肤并没有破裂。我又躲在了那堆苏军士兵的尸体中，不巧刚好压在了那个刚刚被炮弹打中的战友身上，他大叫起来。我们现在并排趴在地上，身边的爆炸所掀起的土石不停地落在我们身上。
他痛苦地呻吟：“我受伤了。我的背上火辣辣的，帮我喊一喊担架员。”
我看了看他，然后就大喊：“担架员！”
我的呼救声被在我身旁响起的两挺机枪声所湮没了。军士长现在大声命令我们继续前进。他喊道：“伙计们，加油！我们有些士兵已经到了水塔那里了。”
我看着身边这个受伤的人，他正用一种绝望和祈求的眼神望着我，牢牢地抓着我的衣袖。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我现在无法帮他。我们的军士长现在已经跳出了自己的掩体，我也猛地把自己的衣袖从那个伤兵的手里扯了出来。那个伤兵再次呼唤着我，但是我已经从掩体里跳了出去，像狂人一般跟随着军士长向前冲去，军士长现在已经在我前面至少15米远了。
我加入了一个正在架设起两门迫击炮的小组，帮他们将迫击炮管安装到位。我们的迫击炮现在几乎是炮管垂直向上开炮了。一名满脸鲜血的步兵告诉我们那些俄国士兵已经撤退到工厂中央的铁塔里了。
我刚刚发现老兵也在这里，老兵用一种号叫的声音喊道：“杀了他们！”
当他喊叫的时候，一道白光划过他的脸庞，他的脸上被一层厚厚的泥灰所包住。
一片烈焰吞没了工厂中央的铁塔。俄国人的防线终于彻底崩溃了。我们的进攻部队冲了进去并清除里面的残敌。一名德国士兵在冲锋中倒下了，他痛苦地抱着自己的脸，然后一切都结束了，只有周围不时响起的稀稀疏疏的枪声。
我和战友们跑到了那片已经被完全炸毁的废墟里。我们再一次获胜了，但是这次胜利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喜悦。我们跌跌撞撞地走在被炸塌而扭曲的金属房顶之间。一个满脸疲倦的士兵在废墟里拾起了一个镀釉的牌子，上面好像用花体字写了一个指示厕所方向的字。
这个镇子落入了我们的手里。我们抓了大约300名俘虏，这还没加上200来个被打死和受伤的俄国人。军官让我们重新集合，并把我们从这个到处冒着浓烟的镇子带了出来。魏斯雷德少校查看了我们这两个连，并点了名，大约60人没有在队列中。我们把那些受伤的人抬出来，3名医务兵正在为他们包扎。伤员大约有15名，其中包括霍伦·格罗尔，他的右眼被炸瞎了。
现在要找到水非常困难，村里的水槽也被毁掉了。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水壶放到那个被灰烬覆盖的水井里。井里的水已经被灰烬染黑了。那些受伤的士兵们正在大声惨叫着，他们中不少人已经快死了。
这里还有大约75名苏军伤员，如何处置他们成了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原则上，我们应该帮助他们，但是我们接到命令要尽快与师里其他部队会合，所以只好把那些苏军伤员留在原地，把自己的伤员放在车上。我们都感到既疲劳，又有些想呕吐。
现在还有如何运送俘虏的问题。已经爆满的车上根本没有留给这些俘虏的地方。最后，一辆架着机枪的挎斗摩托押着大约50名俘虏走着。由于我们发现他们并不是士兵，两天后把他们放了。
作为一支机动部队，我们的补给相当困难。从理论上而言，那些拉着汽油和弹药的车辆应该被用来装载俘虏，但是我们师现在已经有大约1100名俘虏，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置他们。结果每次出发，大群大群的自己人和俄国俘虏都奋力想找到任何可以搭载的车辆。
我们回头看着那个镇子，那里依旧是浓烟滚滚，浓烟甚至把地平线都给遮住了。灰暗阴沉的天空似乎告诉我们暴雨的到来。我们掩埋了在这次进攻中阵亡的40名德国士兵，继续开始了下一个行动，但是我们行动的目的不是占领什么地方，而只是帮助撤退中的部队能够顺利地到达第聂伯河的西岸。
这里没有人笑得起来。我们非常清楚这次胜利不会对战争的最终结果产生一丝影响，只希望这次行动能够从战略上有些价值。战斗给大家带来的总是更多的恐惧，还有像格罗尔那样的无法复原的伤残。
一名坐在我们卡车驾驶座旁边的金发士兵拿出自己的口琴吹了起来。口琴悠扬的旋律传到了我们的耳中，旋律对应的歌词是：“……因为你，丽丽玛莲，因为你，丽丽玛莲。”
口琴旋律里的思乡之情深深沁入了我们早已劳顿的心。霍尔斯专注地听着，嘴巴微微地张着，眼睛失神地不知在看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