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伊·萨杰 [法国]
[出自《被遗忘的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 1967
海拉 丹麦 基尔 英国人 战俘
[ 译者注：海拉位于但泽港(现在波兰的格但斯克港)以北不远的一个半岛顶端。 ]
在天亮之前我们平安地到达了海拉。我们经过了几艘如同幽灵一般的轮船，轮船上的灯都熄灭了。这些船是去海拉、哥滕哈芬或是但泽港接难民的。我们原以为繁忙的海拉港结果只是一个小村子，港口规模也很小。许多轮船只好停靠在离岸稍远一些的海里，一些小艇正在源源不断地接送着那些逃往西部的难民。
还没有把脚踩到岸上，那些岸上的宪兵就命令我们站到一边。我们用一种不满的眼光看着那些宪兵。我们的好运现在会像夏日的融雪一样化为乌有吗？我们会被再送回但泽或是哥滕哈芬吗？那些宪兵此刻正在从船上疏导着那些面色苍白的难民。我们所有的文件都在身边。这艘船不是要把我们带到更远的西部吗？有没有可能我们的部署会被撤销呢？时间一点点地流逝着，我们不知道自己下一分钟的命运会是什么。
这时天色已经开始亮了起来，我们都感到了一种沉重的疲惫感。我们现在可以看见许多轮船灰色的轮廓，其中也包括不少的战舰，它们都停在半岛的两侧。正当我们看着港口的景象时，空袭警报响了起来。我们的视线转向了天空，这时人群开始骚动起来。
那些宪兵喊着：“大家不要惊慌！我们的防空火力能够控制住局势！”
现在我们知道这里所有的防空掩体里都是伤员，我们只好自己去找隐蔽处了。如果有炸弹落到码头上来，一定会有很多人被炸死的。
我们向码头边的一艘旧船跑去。那艘旧船的木质船体可以挡一挡炸弹的弹片。当我们还没有到那里时，我们听到了防空火炮巨大的开火声。这些防空火力来自我们的一个海岸防空火炮阵地或是停泊在港口里的一艘军舰。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如此猛烈的防空火力的射击，那些爆炸后落下的高射炮弹弹片恐怕也会造成地上人员的伤亡的。
在我们的东面，天空里已经充满了无数的小黑点。防空炮火的声音让我们都无法听到那些飞来的俄国飞机的声音。我们终于看到了3架沿着海岸线低空向我们飞来的飞机，高射炮弹在飞机的后面密集地爆炸着。接着我们听到了南面一声巨大的爆炸，一架敌机在港口的水面上方被击中爆炸了。那些宪兵所说的是对的，没有一架飞机能够从海拉上空飞过。我们感到了一种信心和安全，俄国人终于在这里被挡住了。
那些宪兵正在检查我们的证件。
一个军官此时告诉我们说：“你们在3月X号的时候回来登船。在你们等候的时候，可以到海拉北面去帮一些忙。”
我们随即离开了港口。
霍尔斯问我道：“今天是几号了？”
沃勒斯说：“等一等，我这里有一个日历。”他边说边在自己的口袋里翻着，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
沃勒斯说道：“不管怎样我们都来得不算太早。”
霍尔斯说：“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知道。我想知道我们到底需要等多久。”
我们最后终于搞清了登船的日子是星期天，是3月的28或29号。我们不得不等待两天，德国东部前线的最后两天，有那么多的生命已经在这个前线消失了。
在这两天里，我们和那些满脸忧虑的难民们一起在海拉半岛上露宿着。
在这期间，俄国飞机有两次试图空袭这里。我所见到的空袭最后的受害者是一匹脏兮兮的白马。
一架俄国飞机被炮火击中在我们头顶的空中解体了。我们看着这架飞机吼叫着向地面冲去。飞机的声音惊吓了一匹地上的马，它拼命地向飞机即将坠落的地点奔去。这匹马还没有跑上两步就被飞机击中了，这匹马即刻被这架坠落的飞机撕得粉碎。
4月1日的下午，天气非常糟糕，我们在此时登上了一艘白色的轮船。这艘船一定曾经搭载过许多有钱的家伙。虽然我们大家都感到有些焦虑，虽然我们船上到处都是伤员和担架，我还是注意到了船上那些豪华的装饰。我这时想起了圣诞节时父亲带我去逛商店的情景。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勇气高兴了，我知道这种感觉最后总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
我们的轮船在夜色里继续行驶着。就在不久前，但泽那里激烈的交火声传到了我们的耳里，我的那些战友正在那里战斗和死去。我们几乎不敢相信我们不可思议的好运气，这种好运气也让我们感到不安。我们的轮船此刻正在向未知的西部驶去。那是一片我们向往的土地，我们不能够想象战争会在那里发生。轮船的名字叫比勒陀利亚号，我们被暂时安置在轮船的露天船头上，虽然我们被迎面而来的风雨打得透湿，但是那种向西部驶去的甜蜜的感觉让我们忘记了食物和水。
我们当然可能会被一颗鱼雷送到海底，但是我们没有考虑那种情况。我们现在有一艘战列舰护航，一切进展顺利。
我们抵达了丹麦，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那些几乎被我们忘记掉的东西，例如糕饼店。我们大家都用一种贪婪的眼神看着糕饼店橱窗里的东西，丝毫没有意识到糕饼店店主正在用一种狐疑的眼光看着我们这些衣衫褴褛的家伙。我们身上都没有钱，而那些糕点都不是免费的。我们有一阵子想到了用手中的冲锋枪去威胁店主给我们一些糕点吃。
霍尔斯再也抵抗不住那些糕点的诱惑了，伸出自己的双手，他的双手看起来就好像是枯柴，试图向店主讨要一些吃的。最后那个店主把一块不太新鲜的蛋糕放在了霍尔斯脏兮兮的手掌上。霍尔斯把那块蛋糕分成了四份，我们每人都得到了一份。我们此刻正在品尝着这个我们全然陌生了的美味。我们向那个店主表示了感谢，我们试图微笑，但是大家满口的烂牙齿和脏兮兮的面容让我们的微笑看起来好像是某种嘲笑一般。店主转身回到了店里。他并不知道我们已经有多久没有笑过了，我们需要时间来重新学习微笑。
我们坐上一艘普通的轮船开往了德国的基尔 [ 译者注：基尔是德国位于波罗的海的重要港口。 ] 。在那里我们又看到了非常熟悉的景象，那里没有糕点店，也没有微笑的机会。我们在一堆废墟里再次集合了。霍尔斯问周围的人是否他能够回多特蒙德休假。一个大约50岁的士兵拍着霍尔斯的肩膀告诉他，如果霍尔斯有足够勇气和运气能够穿过美国和英国的防线的话，他是可以回家的。
霍尔斯的脸此刻充满了惊异和忧伤的表情。他说道：“美国和英国的防线！”
终于到了梦寐已久的西部，我们却被这个坏消息给惊呆了。西部——这个我们在美迈尔、第聂伯河还有顿河时所梦想的天堂，这个我们唯一活下去的动力——现在只是一片被密集的民房所点缀的小乡村。这里的宁静不时被天空中飞机的轰鸣声所打破，于是人们在恐惧中向四处逃散。在这里，我们被3辆脏兮兮的汽车拉着向自己与死亡的另一次约会飞驰而去。我最后的幻想在那些残酷的悲恸里面土崩瓦解了。
在西部，另一些敌人正在让我们的苦难继续加深。这里有几个集团军的敌人在和我们这些疲惫的士兵战斗，我们的敌手也包括法国的军队。我无法描述当我知道法国军队也参加了对德国的战争时的感受。还是在俄罗斯大平原上的战壕里的时候，我对法国的感情就像是那些在巴黎咖啡馆里面谈论法国大革命的年轻人一样。我所做的大多数事情都是为了法国，甚至让我的战友们也明白了这些。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切该如何解释呢？
法国离弃了我，当我最需要法国帮助的时候。也许我必须要向我的那些法国弟兄们开枪，我无法向他们开枪，就像我无法向霍尔斯和林德伯格开枪一样。
到底发生了什么？上面到底都向我们隐瞒了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明白。我的大脑已经拒绝再接受什么类似的消息了，那些原来我们对于西部的希望现在已经在我心里死了。
我们将再次投入战斗。到底和谁战斗？我们都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任何战斗下去的勇气了，现在我们所有的希望都死去了。
抵达了易北河的岸边，我们正躺在一条通往劳恩堡小路边的草丛里。英国军队正在这里驻防，我们将试图与这些英国军队作战。
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兵在给我们分发饭食。霍尔斯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他两眼无神地看着前面，似乎在思忖着什么不可思忖的东西。那个老兵看起来不像我们这样抑郁。他现在用一种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如果运气好的话，战争会在几天后结束的。”
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我知道通常对于士兵而言，战争的结束往往就是当他们的头上或胸口上中了一枪的时候。
那个老兵接着说：“我不是指那个意思。我们会成为战俘的，你会懂的。这并不太光彩，但是那总比挨饿和轰炸强。你会明白的，那些人不是俄国佬，他们不是太坏的。”
夜晚过去了。晚上的空气潮湿而温暖，我们都坐在路边满是露水的草里。一大群飞机从夜空的某个地方飞过。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打搅我们这种半睡半醒的状态，我们在这3年的苦难中已经把这样的本领练得炉火纯青了。
在凌晨3点钟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北面大炮的声音，那里的天空被火光照亮了。炮击大约持续了45分钟，在此期间我们的半睡眠状态丝毫也没有受到影响。
黎明不久后就到来了，春天的太阳已经爬到了地平线那里。一辆吉普车正沿着道路向我们这里开来，吉普车在这条土路上不停地颠簸着，车的颜色是棕色的，里面坐着3个穿着另一种制服的人。
我们看着那3个戴着大得出奇钢盔的脸色红润的年轻人，看着他们的车向我们逼近。那些人似乎现在已经沉浸在他们早上出游的兴致里面了。
这是我第一次和英国人相遇，我所遇到的第一批英国人。向这3个快活的年轻人开枪几乎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我们这里还是有一个狗娘养的向他们开了两枪。那辆车慌忙掉转车头，我们此时其实完全有时间把这3个英国人消灭掉。
我旁边的那个老兵向那个开枪的年轻人愤怒地咆哮着，那个老兵解释说向那几个英国人开枪会招来他们的坦克部队的，而我们都没有相应的武器。一个有些惊讶的少校几乎要出来制止那个老兵的言论了，但是他不知怎么没有开口，而又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一个小时后，我们听到北面传来了引擎的声音——那个老兵的预言应验了。一架侦察机飞到了我们的头顶指挥那些装甲车辆的炮火能够准确地打中我们。我们现在向一个小山沟爬去，这个举动让我们免遭了大约50枚迫击炮弹的袭击，如果我们还待在原处的话，那我们将会有许多人伤亡。
那些英国人一定确信我们的抵抗只会是零星的，所以他们派出了4辆半履带式装甲车向我们开来。我们有些焦虑地看着这几辆装甲车开上了路基。这时我们里面有两个士兵从地上站了起来并向装甲车举起了双手。我从来没有在东线看到过这样的景象，我们这些依旧趴在地上的士兵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那些英国人会用机枪把这两个士兵扫倒吗？我们的长官会把这两个放弃抵抗的士兵打死吗？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那个在我旁边的老兵此时拉了拉我的手臂说：“我们也过去吧。”
我们都从地上站了起来，其他的人也很快地跟着我们。霍尔斯走了上来，他甚至都没有举起自己的手。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在怦怦地剧烈跳动着，大家口里都感到有些干涩。这是我唯一一次对那些盟军士兵感到害怕，其实我这是自找的。
我们被那些英国士兵赶到了一起，他们脸上带着一种仇恨的表情。然而我们在自己的部队里面曾经见到过更可怕的表情，特别是我们在芬克少校的训练营里。那些英国人推搡我们的力量并不粗鲁，甚至还有些温和。
为了羞辱我们，这些英国士兵把我们装到了几辆结实的卡车上。那些在一边漠然看着我们的英国士兵们绝对搞不懂为什么我们此时的脸上已经露出了笑容并开心地在卡车上聊起天来，霍尔斯为此甚至挨了英国军官一记耳光，那个英国人对于我们的表现感到莫名其妙。其实霍尔斯刚才只是把我们这次轻松的旅途和那些我们在东线时的行军进行着对比。
接着我们碰到了其他一些盟军士兵，他们个子都挺高，每个人的脸都是红润健康的，他们虽然有些粗鲁，但是他们的粗鲁中依旧带着教养。他们的穿着很随意。他们的制服是用一种细腻的料子做成的，看起来像是高尔夫球衣。他们不停地在嘴里嚼着什么，就像是一群有反刍习惯的牲畜。他们看起来既不高兴也不沮丧，对于刚刚取得的胜利似乎并不太在意，只是在完成自己的义务而已。
我们这帮脏兮兮的家伙正在用好奇的眼神看着他们。看起来我们这帮被打败的家伙反倒比他们要快乐，对那些人而言，似乎天堂也无法让他们快乐起来。他们也许除了快乐以外什么也不缺。我们此时的快乐心情让我们多少恢复了一些常态。
盟军中的这些美国人也尽其所能地羞辱我们——这实在是完全正常的。他们把我们安排在一个仅有几个大帐篷的俘虏营里。即使在战俘营里，德国军队严格的纪律依旧在运行着，就如在哈尔科夫或是第聂伯河、美迈尔、皮洛，还有乌克兰大平原，无论在哪里，营地里的帐篷总是优先给那些伤病员准备的。
接着那些美国人来到我们的营地中间打开了几大箱罐头。他们把那些罐头用脚踢得四处都是，然后就走了。最后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份食物。这些罐头是如此可口，我们甚至都忘记了天上落下的瓢泼大雨。还有那些袋装的橘子粉和柠檬粉简直成了不可思议的美味，我们用自己的外衣衣角接着雨水，然后倒入一点儿这些粉，自制了一点饮料。从那些美国人的掩体里，我听到了他们在谈论我们。他们看到我们为了这些在他们看来微不足道的东西而不顾一切，也许会因此而鄙视我们。他们也许会认为我们这些不战而降而此时又在雨地里吃着食物的士兵是一些胆小鬼。对于那些曾经在纪录影片里看过德国士兵的美国人而言，我们现在这些人一点也不像那些他们印象中的德国士兵。我们也没有让他们因为我们而感到愤怒，我们并不是那些他们所认为的傲慢而易怒的德国佬，我们只是一些在雨里面站着的饥肠辘辘的普通人。我们愿意去吃那些丢在泥地里的罐头。我们也是一些满脸忧虑的活死人，我们会靠在任何可以休息的东西上并能够站着就睡着了。那些我们的伤员并没有向美国人要求治疗，而只是对于能够好好睡上一觉便感到非常满足。
我们不久后就被送到了曼海姆 [ 译者注：曼海姆位于德国西部。 ] ，在那里我们被送到了一个很大的战俘处理中心。
霍尔斯、格兰德斯克、林德伯格和我在所经历战争里都相依为命，我们现在只是知道战争对于我们而言结束了，我们没有去想战争结束的后果是什么。现在对于我们而言有太多新鲜的东西。我们知道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那些成了战俘的德国士兵们正在组织起来帮助盟军工作。我们这些衣衫褴褛的士兵在那些穿着笔挺的战胜者中间穿行着，使用着他们同样的物资。那些给盟军的香烟也发给了我们，但是我们却没有什么可以回送对方的。有人甚至还收到了口香糖，他们一边嚼，一边大笑着，接着把口香糖一不小心咽了下去。我们的军官用德语在喊着口令，士兵们有些在集合，有些刚被解散。他们会再把我们送回到前线吗？那是不可能的。一个浑蛋的德国军官似乎已经被这里的轻松气氛冲昏了头脑，他还是机械地用以前的惯例向大家发出集合的命令，他向我们这帮已经成了战俘的德国士兵大喊道：“现在拿好你们的武器！”
他的命令随即招致了一阵哄堂大笑。
这种情况让那些美国人感到愤怒，他们走到了外面向我们吼叫着，这样的情况让我们感到更滑稽了，但还是要忍住自己不至笑出来。那个刚刚犯了错误的军官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正在那里立正站好等待着那几个美国军官的训斥。3个美国军官正在向他大声地抗议着，而那个德国军官已经早就羞得面红耳赤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这些战俘排着长队准备体检。一些人在体检后被送往了医院，另一些人则被组织起来去清理德国各地的废墟。有一个专门的士兵管理和身份识别委员会在负责每一个士兵的个人情况鉴定。这些委员会往往由各个盟国的军官所组成，其中有加拿大人、英国人、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我的文件被交给了一个法国军官，他抬起头来看了我两次，然后他又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接着他用德语对我说：
“这里是你的出生地吗？”
我回答道：“是的。”
法国军官嗯了一声。
于是我用法语说道：“是的。我的父亲是法国人。”
我现在的法语和我那时在切姆尼兹兵营的德语一样糟糕。那个法国军官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过了一会儿，他再次用法语开口了。
他说：“你是法国人吗？”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在过去的3年，那些德国人一直让我相信自己是德国人。
我于是只好回答道：“我认为是的，上校先生。”
那个法国军官问我：“你认为是的，这话什么意思？”
我感到有些尴尬，没有作答。
那个法国军官接着问我：“你和那帮家伙在一起干什么？”
我还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只好说：“我不知道，上校先生。”
法国军官对我说：“别用德语叫我上校先生，用法语叫我上校先生，现在跟我来。”
他站了起来，我跟着他走着，我注意到了此刻霍尔斯正在看着我。我向他挥了挥手轻声说：“你在这里等一会儿我，我马上回来。”
那个法国上校有些恼怒地问我：“你在和谁说话？”
我用德语回答道：“他是我的一个战友，上校先生。”
那个上校再次说：“既然你会说法语，那就不要和我讲德语，现在跟我到这边来。”
跟着他穿过了一条走廊，我突然担心不能再见到霍尔斯了，最后我们到了一个办公室，在那里有4个法国士兵正在和一个年轻女子谈笑着，那个年轻女子似乎在说着英语。
上校告诉他们说我的情况有些可疑，他们接着就开始详细盘问起了我，我对于他们问题的回答似乎难以让他们感到有说服力。我的头有些眩晕，现在似乎我所说的一切听起来都充满了虚假。
他们中的一个军官在问讯我的时候把我称作是一个浑蛋和叛徒。由于我一动不动地保持着沉默，他们最终放过了我，然后他们把我关到了一间楼下的小屋里。我一个人在那里待了一天半的时间，我在那个时候还不停地想着自己的战友，特别是霍尔斯，他一定在担心着我。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也许不能够再见到霍尔斯了，不安的心让我一夜都没有睡着。
第二天，一个心情愉快的上尉过来看我。我被带到了那个两天前我所去过的地方并被允许坐了下来，他接着说出了一些我完全没有料到的话来。
那个年轻的上尉此时正在看着我的证件，他对我说：“你的身世昨天让我们都感到有些吃惊。我们知道德国人常常让父亲是德国人的孩子参加德军。如果你的情况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把你当作战俘对待了。然而你的情况是由于你的母亲是德国人，你才参加了德军。我们没有明文规定要拘禁你。我因此为你而高兴。”
上尉又温和地接着说：“我们现在已经解放你了，我这里有一张相关的文件。你可以回家并重新开始你原来的生活了。”
我此刻心想：“回家！他也许是在谈论火星上的事情吧。”
我接着说道：“是，回家。”
上尉停顿了一会儿，他给了我一个说话的机会，但是我没有说。我不能够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且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上尉又说道：“但是，我愿意建议你这样洗清自己。你可以报名参加法国军队，这样你就可以完全回到原来的生活了。”
我此刻的思绪都在想着霍尔斯，我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眼前这个和蔼的军官的话语。他又说道：“你同意吗？”
我有些条件反射地回答道：“是的，上尉先生。”
上尉说道：“恭喜你的决定。在这签字吧。”
接着他说道：“你会被通知何时去报到的。”他边说边合上自己的文件夹。
他又说：“现在赶快回家吧。”
我依旧不知道该如何对这个上尉说些什么。甚至上尉本人此刻看来也在失去自己的耐心了。他最后站了起来把我送到门口。
他问我：“你的父母知道你在哪里吗？”
我回答说：“我想他们不知道，上尉先生。”
上尉又问：“你难道没有给他们写过信吗？”
我回答说：“我写了，上尉先生。”
上尉说：“哦，那你一定知道他们的情况了。那些德国佬难道没有邮局吗？”
我回答道：“他们有的，上尉先生。我的父母也曾经给我写过，但是我已经有将近一年没有收到他们的信了。”
上尉惊讶地看着我。
他最后说道：“这些狗娘养的，他们甚至连信也不让你收到。现在走吧，回家，然后忘掉这些事情。”
后记
盖伊·萨杰 [法国]
[出自《被遗忘的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 1967
回家
火车正在阳光灿烂的法国乡间穿行着，我的头在座位的靠背上颠簸着。那些我周围的人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他们此刻在大声地笑着。我现在既笑不出来，也没法忘记过去。
我在上车前到处找着霍尔斯，但是始终没有能找到他。对霍尔斯的思念此刻充满了我的脑海，我靠着自己最大的毅力才最终没有让眼泪流下来。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霍尔斯和我的友情是那么弥足珍贵。他也是我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唯一的朋友，他是那个在我灰心绝望的时候担负我重担的朋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还有和他一起的那些日子。我也不会忘掉那些与我同生死共患难的其他战友。
火车继续向前隆隆地驶着，并将我一点点地带离这一切。如果这列火车像这样一直不停地走上几天，然后把我带到地球的另一边，这对我而言也不会有什么区别。我的记忆依旧牢牢地依附在我的生命里。
接着火车停靠在了那个我该下去的小站，我穿着那双带着我穿越过俄罗斯土地的破旧军靴踩在了水泥站台上。我困顿的眼睛看着这里那些我再熟悉不过的景象，什么也没有改变，这个地方看起来似乎已经睡着了，或许我不期而归的出现会让这个小站醒来吧。这里的一切都没有变化，只是我改变了，我清楚地知道我已经不可能再回到战前那样的生活了。
我站了一会儿，依旧看着周围的一切，接着我有些迟疑地缓缓地走着。我注意到两个车站的员工正在注视着我，他们显然希望我赶快离开这个车站，好继续自己的事情。我是这个车站最后出站的旅客，每个人都已经在匆忙中离开了。
那两个车站员工中的一个向我说：“请快一点儿。”我向他走了过去，接着把自己的文件交给了他。
他说：“你必须把这些东西拿给站长看一看，这边走。”
站长看了看我的那份文件，他显然没有弄清楚这份文件的内容。
他说道：“曼海姆，这是在波齐 [ 译者注：法国东部一城市名。 ] ，是吗？”
我回答道：“不，先生。是在德国。”
他听出了我奇怪的法语口音，接着他有些疑惑地看了看我。
他接着说道：“这对我而言是一样的。”
我现在离自己的家依然有8公里左右的路程。天气非常晴朗，我几乎要高兴得一路小跑起来了。然而我的喉咙现在已经被忧伤哽住了，感觉到呼吸都变得困难了。我感到自己的理智开始融化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情感正在主宰着我的感觉，刚刚看到的那个车站和小村庄，即将要回到那片郁郁葱葱的房子和我的父母相见，我都不敢去想该如何面对那个时刻了。
但是这个事实又让我感到有些害怕——一栋爬满了葡萄藤的房子，在昏暗的走廊里坐着我的父母。我在自己的脑海里面构思着他们已经有些变化的面容，并尽量让这些能够和自己记忆中父母的脸庞搭配起来。我脑海中的影像渐渐变得模糊起来。我也想到了我的小弟弟，我想象着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会惊讶于他已经长得那么高了。
突然我羸弱的身上冒出了一阵冷汗。现在那些俄国的回忆与这里的宁静形成了何等强烈的反差，那些战前的生活又将再一次回到我的世界里，一切都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样的反差是何等的巨大与残酷，我需要一个能够过滤掉这一切的筛子。我不能忘记霍尔斯和其他那些在战争里生死与共的战友们，他们和我曾经一起大睁着眼睛注视着死亡向我们一步步逼近，我们知道在任何时候死亡都会把我们轻易地吞噬掉。没有那些战友，我绝不可能有机会将这些战争场景记述下来，而这些又是那么与此刻的现实格格不入。
我的脑袋此刻就像是一只没有了舵的小船在海里漂转。我缓缓地走向那个曾经何等盼望的相见，而此时我突然害怕起来。
一架飞机正低空飞过了我所在的这片阳光灿烂的田野。我不可遏制地猛地向路边的沟渠里扑去。飞机从我的头顶飞过，接着便消失在了远方，它的消失就如同它的出现一般突然。我扶着旁边的一棵苹果树站了起来，依旧没有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感到自己突然被惊吓了。我用有些模糊的目光看着脚下的那片草地，那些小草刚刚被我的身体压平倒在了地上，此刻它们又缓缓地再次直立起来。那片草地看起来有些像一堆蓬乱的头发，它们刚刚从冬天的冰霜中苏醒过来，上面依旧带着一些枯黄的痕迹。它们现在似乎就像我一样慢慢地恢复着原有的生机。这些小草不是很高，否则的话，我会想起那些乌克兰大平原上的野草的。我再次躺在了那片小草上，草间凌乱而炫目的阳光让我有些睁不开眼睛，我随即闭上了自己的双眼。这片似乎是我此刻生命写照的小草让我感到些许的安逸和宁静，我慢慢地在上面睡着了。
只有死亡是一切的终了，那些在美迈尔都没有摧毁的希望在和平的年月里同样会继续生存下去。当我慢慢醒了过来，我再一次上路向家走去。我也许已经睡了几个小时，太阳已经快落到山的后面了，我将在黄昏的时候到家，这要比在大白天到家对我更合适。我对于即将要见到家人这件事感到焦虑。我此刻不想见到村里其他会认出我的熟人，所以决定在黄昏的时候才进村。我慢慢地走着，目光死死地盯着地面，似乎我昨天才离开这里似的。沉重的脚步声让我想起了那时在切姆尼兹新兵营里接受检阅时的脚步声。此时两个年轻人从我身边经过，他们没有注意到我。我转过了街角，在我左边看到了家里的房子。我的心此刻剧烈地跳动着，以至我感到胸口都疼了起来。
有人出现在了那个房子的门口，是一个个子不高的妇人，她的肩膀上披着一件长外套，那是一件我依旧熟悉的外套。我的母亲此时正在拿着一个牛奶桶向附近的一个农场走去。她现在向我这里走来，我觉得自己就要晕倒了。她正沿着路中间向我这里走来，虽然我的眼睛里此时已经充满了泪水，但我还是认出了她的样子。
我的心此刻已经快从我的嗓子眼里跳出来了，我感到自己就要晕过去了。
我的母亲从我旁边走了过去。我靠在路边的一栋房子的墙上试图调整一下呼吸，咸涩的泪水已经流到了自己的嘴里，我感到似乎像是血流到了那里。我知道再过几分钟我的母亲就会从原路回来。
我有些想跑开，但是却怎么也提不起自己的腿，我只好呆呆地站在原处，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过了一会儿，正如我所预料的，我母亲再次出现在了路上，她的身影在渐渐加深的夜色里缓缓地走着。她离我越来越近了，我不敢移动自己，生怕会吓到她。但是我再也按捺不住了，我鼓起勇气向她开口了。
“妈妈。”
她停了下来，我向前走了几步，接着我看到她几乎快晕过去了。那桶牛奶已经掉到了地上，我用颤抖的手一把抓住了她。她的喉咙里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我搀着自己快要昏厥过去的母亲向家门口快步走去，在那里一个年轻人刚刚从里面出来了，他是我的弟弟。他看到了我们，接着喊了起来：“爸爸，有人把妈妈扶回来了！她病了！”
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依旧一动不动，默然无语地坐在家人中间，他们正在注视着我，他们的目光仿佛像是已经忘记了地球还是圆的这个道理了。我看到在壁炉上有一幅我非常年轻时拍的照片。在照片旁边放了一个小花瓶，花瓶里有几支枯萎的鲜花。
我慢慢地和家人讲述着自己这几年的经历。但是我们都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来恢复那些原来的生活——无论是那些等待我的家人，还是曾经如此盼望回到这里的我。
我知道自己的归来让家里的每个人都需要时间来适应，那些街坊邻里一定不能太快地知道我的回来，我们这个家庭的快乐现在还暂时是个秘密。在以后几天里，我几乎都在昏沉沉地睡着，我住在我一个姐姐的房间里，她在我没有回来的时候已经出嫁了。
我将在不久后参加法国军队，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战败国士兵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再次参军将有助于我慢慢地从过去的痛苦回忆中恢复过来。当然我这样一个该死的德国佬已经得到了太多的宽大。我过去受到过的训练让我在那些新兵里轻易地成为最出色的一员，但是我也必须保持自己的低姿态，尽量不去得罪任何人。我知道将会见到那些曾经恨恶我的人和那些愿意用自己宽容接纳我一切的人。
我的父母不允许我向外人提起自己的过去。
我现在专注地听着那些原先是我们对手的英雄们的故事。
那些充满了怨恨的人们将不会饶恕我的经历，他们只是将我的过去看做是一种愚蠢或是一些必须被迫究的错误。而其他的人则有一天会懂得：在战争里，双方的士兵都是能够遵从同样的美德或生活的原则的，战争的痛苦是不分语言和国界的。
本来计划在法国军队里服务3年，但是我只待了10个月就提前退伍了。虽然我以为自己身体还算可以，但结果还是生了一场大病，并最终被批准提前退伍。
在我退伍之前，我参加了1946年在巴黎举行的一场盛大的游行。游行中有一段长长的静默时间让人们纪念那些在这场战争里死去的人，在那个时刻，我把这些名字在心里面默默地诵读了出来：
恩斯特·纽巴赫、林森、维尔纳、魏斯雷德、普林斯、索尔玛、豪特、奥林海姆、斯佩罗夫斯基、斯迈伦、敦德、凯勒曼、弗莱维希、巴勒斯、弗洛施、乌滕贝克、西门雷斯……
我拒绝把葆拉的名字加到这个名单里面。我也永远不会忘记霍尔斯，或是林德伯格，或是费汉姆，或是沃勒斯，他们的名字与回忆永远留在了我的生命里面。
但是有一个人我必须要忘记，他的名字叫做盖伊·萨杰。
译后札记
盖伊·萨杰 [法国]
[出自《被遗忘的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 1967
沿着作者盖伊的回忆，我们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那场人类自相残杀的血腥与绝望之中。当读到盖伊在俄罗斯冰原的记述时，我们似乎可以感到凛冽的寒气从纸面间迎面袭来。在二战结束半个多世纪后，我们今天依旧在谴责这场空前的战争。我常常想，这场战争中有最后的胜利者吗？也许表面上是有的，但从人类自身的角度而言，恐怕并没有什么胜利者。
作为发动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德国在一战战败后受到了英、法、美等战胜国的严厉惩罚。除了苛刻而巨额的赔款外，德国八分之一的国土被割让给了波兰、捷克、立陶宛等邻国。正是因为这些毁灭德国经济的惩罚性措施，德国成了德意志民族复兴主义狂热势力的温床。窘迫的生活和复仇的烈火成为一战后普通德国人生活的主旋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德国人选择了疯狂鼓吹德意志民族优越论的阿道夫·希特勒作为自己的领袖。希特勒上台后的经济政策在短短几年彻底扭转了德国一片凋零的经济面貌，普通德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德国迅速崛起成为欧洲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国，这些经济上“奇迹般的”变化让德国人民认定希特勒是复兴德意志民族的“伟大领袖”，而希特勒所提倡的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和反犹政策自然也成了当时绝大多数德国人拥护和支持的国家政策。随着国家实力的强盛，在复仇和雪耻的旗帜下，德国终于发动了侵略波兰的战争，随即德国也对英国和法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全面爆发了。
我们常常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60多年了，现在是时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和反思这场战争留给我们的遗产了。我衷心地希望读者通过这部书能够更深地思索人性和人类的历史，而不是简单化地将历史划分为黑白两个部分。实际上，只要有合适的诱因，在德国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完全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民族身上，德国的经历无非再次暴露了人类在处理自身矛盾上一而再、再而三的愚蠢和自负。正如我在前言中所提到了，如果我们还是将德国的问题看做是某个主义的作祟，而不是我们人性弱点可怕力量的释放的话，那类似的事件一定还会在人类不远的未来重演的。
欧洲在经历了二战地狱般的屠戮后，人们终于意识到了民族主义是一把可怕的双刃剑——它既可以调动人的骄傲和自尊，也可以驱使人在这些情感的控制下走向疯狂的毁灭。实际上，欧洲若干个世纪周而复始的民族仇恨也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缩影——血腥和暴力总是时刻可以找到方便的通行证，只要这个通行证上盖着国家或民族利益的印章。二战后欧盟的诞生和迅速发展就是欧洲各国领导人在二战无数尸骨之上的领悟。欧盟的使命就是淡化和最终融和欧洲盘根错节的历史与民族关系。今天，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几个世纪以来不共戴天的仇敌终于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成为推动一体化的发动机。从太空里俯瞰这个脆弱而美丽的蓝色星球，所有的国家之间实际上并没有本质的疆界，但为什么属于同类的人类族群又要为了自己的所谓文化差异性或利益多寡而争斗无休呢？也许有一天当人类不再固执和执著于自己可笑的“独特”和骄傲时，也许当人们愿意学会用宽容和原谅来回报往日的伤害与仇恨时，战争才最终会从我们的生命中离去。
华钢 2007年7月于云南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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