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看那个脸上长雀斑士兵的朋友，他看起来更多的是惊讶，而不是害怕。我们终于平静地将自己的武器瞄向树林，现在那里还不时有枪声传出。我们开火了。我的毛瑟枪的后坐力让我恢复了一些自信，但是还是有些害怕，又接着开了两枪。我们的军士长令人惊讶而又极为自信地站起来向那个小屋投了一枚手榴弹。手榴弹的爆炸声把小屋屋顶的一片木板炸得飞了起来。
我此时在一种不可思议的冷静中继续盯着那个小木屋。军士长的冲锋枪还在继续射击。我不慌不忙地把一颗子弹塞进了我的步枪里。正当我要射击的时候，两个穿黑衣服的人从小木屋里冲了出来，向森林跑去。这是个开枪的好机会。我的准星瞄准了其中一个，我扣动了扳机……但子弹射偏了。
军士长迅速冲到小屋那里，并向那两个逃跑的人开火，但也没有打中他们。过了一会儿，军士长示意我们到他那里去，我们从雪地里站了起来。军士长正在盯着小屋废墟里的什么东西。当我们走近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男人正靠在里面的墙上，脸上的胡须盖住了他的半张脸，眼睛有些发湿。他看着我们一句话也不说，他穿的毛皮衣服不是军队上的服装。我注意到了他的左手被鲜血浸透了。更多的血从他的衣领里面流了出来。我多少为他感到有些难受。军士长的声音把我从恍惚中带回到了现实里。
他吼叫道：“游击队，唉，你该知道你的下场会是什么样！”
他边说边把自己的枪指向那个俄国人。那个俄国人看起来很惊恐，他向旁边一倒跌到了墙角。我往后退了一步，但此时我们的军士长已经把他的冲锋枪收了回去。他命令我们说：“你们看好他。”他指了指那个受伤的俄国人。
我们把那个俄国人抬到了外面。他发出几声痛苦的呻吟并说着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现在一列火车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但这列车是开往后方的。我们拦住了这列火车。3个裹着厚厚鹿皮的士兵从第一节车厢上跳了下来，其中有一个人是个上尉。我们随即向他立正。
上尉向我们吼叫着说：“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拦住我们的火车？”
我们的军士长向他解释了我们正在寻找帮手。
上尉说：“这列火车上都是伤员，如果我们有休假的士兵，我们会提供给你们的。但现在我们对你们的问题无能为力。”
军士长对上尉说：“我们这里有两个受了伤的人。”
上尉现在已经走到了那个脸上长着雀斑的士兵旁边。那个士兵现在一动不动地躺在雪地里。上尉说：“你看，这个人已经死了。”
军士长说：“不，我的上尉，他还在呼吸。”
上尉接着说：“嗯，也许吧，但恐怕他只能挺一刻钟了……好吧，我们可以带他走。”接着他叫下来两个骨瘦如柴的担架员。在他们抬起那个士兵时，我看到他的后背上有一块棕色的印记，不知道是血还是什么别的。
上尉不耐烦地问道：“另一个呢？”军士长回答道：“在那里，木屋子边上。”
上尉看着那个满脸胡须，活不了多久的俄国人，问道：“他是谁？”
军士长回答说：“一个俄国人，是游击队，上尉。”
上尉接着说：“够了。你认为我会帮助这个随时会从我们后面向我们开枪的狗娘养的吗？好像前线的日子我还没有受够一样！”他随后向两个和他一起的士兵喊了一句命令。这两个士兵随即走到那个躺在地上的俄国人那里，接着就是两声枪响。
过了一会儿，我们踏上了回去的道路。我们的军士长已经放弃了寻找帮手的想法，我们现在将回到我们的连队。想必现在车队已经前进了不少路了。
这是我第一次与敌人交火。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我的感受。今天发生的事情对我而言还有某些荒诞的成分：军士长在雪地中的脚印大得出奇，我在恍惚中还在不停地寻找着那个脸上长着雀斑的士兵。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以至于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一切。但不管怎样，已经有两个人的生命从我们的眼前就这样消失了，我们甚至都还没有等到那个士兵18岁的生日。天色现在完全黑了下来，我们最后还是上路寻找我们的连队。夜空非常晴朗，但是四周却越来越寒气逼人，我们随身带的温度计汞柱正在急速地下降。
在急速行军将近4个小时之后，我们浑身打着寒战，腹中早已是饥肠辘辘了。由于极度疲劳，我只感到自己的头昏昏沉沉的。我立起来的衣领上也早已结满了我呼出水汽而凝结的冰晶。在赶回连队营地还有一段路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德军车队了，绵延的车队在白色的雪原上显得格外突出。车队前进的速度并没有提高多少。卡车的轮子已经陷在了冰雪里，大块的雪堆积在卡车的轮子和挡泥板上。几乎所有人现在都躲在驾驶室里。在嚼了一些干粮后，卡车上的人用他们能够找到的一切衣物将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然后就在这片寒冷的原野上就地睡着了。在不远处，两个被抽中站岗的士兵正在跺着自己皮靴好使自己的脚好受一些。透过结满了霜的卡车玻璃，我可以看到有人在里面吸香烟或雪茄时烟头的红光。我爬到了自己的卡车上，找到了自己的背包和饭盒。我把饭盒拿起，吞了几口饭盒里剩下的一些看起来脏兮兮、吃起来有些像豆浆的一些混合物。食物的味道实在让人无法忍受，结果我把剩下的都倒在雪地里，我只好吃一些其他的东西了。可以听到一些人正在外面谈话的声音，我探头出去张望了一下。外面有一堆火正在一个雪坑里燃烧着，火焰发出令人惬意的明亮的光芒。我从卡车上一步跳了下来，拼命向火堆跑过去。在火堆旁站着3个人，其中一个人是今天下午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军士长。他正在用自己的膝盖“劈”着一些柴块。军士长说：“我已经受够了这里的严寒，去年冬天我就得了肺炎。如果我再得的话，我只有死在病床上了。我们的车队在三四公里之外就清晰可见，所以我们烧几块柴并不会把我们的位置暴露出去的。”
另一个和他在一起看起来至少50岁左右的士兵说：“没错，现在不管是俄国兵还是游击队都一定躲在他们的床上睡大觉呢。”另一个人一边看着燃烧的火焰，一边喃喃地说：“要是现在在家里的床上该有多好啊。”
除了正在一旁拆木箱的军士长外，我们大家现在实际上都站到了最可能贴近火焰的地方。突然有人向我们喊道：“嗨，你们！”一个身影从车队里走了出来。我们看到了这个人的帽子上银质的徽章在黑暗中闪烁着——是一个上校。现在军士长正和那个老兵在把那堆篝火踩灭掉。上校走到我们面前，我们向他立正。上校对我们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你们一定是疯了！难道你们不知道命令吗？既然你们出来点篝火，现在你们拿起自己的枪去巡逻，你们刚才的‘庆典’毫无疑问地已经请来了一些‘客人’。现在你们去找到他们，两人一组直到车队离开。”
我离开了那里去寻找我的枪。我现在因为饥饿、寒冷和疲乏已经在休克的边缘了，哪里有力气去在这个雪地里站一晚上，雪地里的雪现在已经没过我的皮靴的靴筒了。我已是满腔愤怒了，但我还是回到了刚才和我在一起的那几个倒霉蛋那里。军士长决定让那个50岁左右的老兵和我一同站第一班岗。军士长说：“我们会在两小时后接替你们，这样你们可以感到好受一些。”
我不明白为什么军士长将老兵和我安排在一起，但感到军士长是故意这样做的。显然军士长更喜欢和那个25岁的健硕的士兵在一起巡逻。我和那个老兵出发了，我确信我们两人是一个脆弱组合。刚走了几步，我就摔倒在了雪地里。我的手重重地摔到了冻得硬邦邦的结了冰的地上。当勉强从地上爬起来时，我已经控制不住地流出眼泪来。老兵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他对在俄国的生活已经厌倦了。他像父亲一般问我：“你受伤了吗？”我回答道：“没有。”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把自己的衣领重新又竖了起来，让我在他前面走。我不知道我们应该往哪里走，但这并不重要。我只知道在走到车队尽头的时候就必须返回。尽管已经筋疲力尽，我还是离开老兵一段距离走着。我费力地向前走着，尽量减少自己的呼吸，以免呼出的气让我冰凉的鼻子感到难受。走了一会儿，再也走不动了，膝盖在颤抖着，我开始流眼泪了。我不懂这一切为什么要发生在我身上，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法国，我的家，还有我过去和朋友常常玩的游戏，还有那些拼版玩具。我在这里干什么？我还记得我在哭泣时的叫喊：“我现在参军还太小了。”
不知道我的伙伴是否被我的反应惊吓着。当他赶上我时，安慰我说：“你走得太快了。请原谅我不能跟上你，我也不该在部队上。我其实在战前已经退休了。但6个月前他们又把我征召了进来。现在他们需要一切能够拿起枪的人。不管怎样，让我们都能够最后平安地回家。”尽管我不太明白当时的局势，我还是觉得要找一个对象来发发气，我开始咒骂起俄国人来：“都是这些该死的俄国佬！”但是无论如何我无法忘记那个下午发生的事情。那个俄国游击队员的被处死让我心里充满了难言的感受。老兵此时困惑地看着我，他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党徒或是一个秘密警察。
老兵接着小心翼翼地说：“可不是，这些俄国人实在让我们坐卧不安。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俄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俄国不会再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了。但最后不管怎样都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我又说：“斯大林格勒，我们必须要向被围困的第六集团军提供援助！我的舅舅在那里！他们现在一定非常艰难。”老兵说：“可以肯定他们在那里非常困难，我们对他们的情况也了解不多，但要干掉朱可夫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接着说道：“朱可夫会逃跑的，就像他先前在哈尔科夫和资托米尔的逃跑一样。这次鲍卢斯元帅会打垮朱可夫的。”
老兵此时一言不发。由于我们对于前线的信息知之甚少，我们的交谈变为了沉默。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此时斯大林格勒已经危在旦夕，第六集团军的士兵虽然已经知道最后不可逃避的命运，但是他们许多人仍然在极为恶劣的情况下英勇地战斗着。我们头顶的天空上满是明亮的繁星。在皎洁的月光下我可以清晰地看到手表上的时间，那是高中毕业时的纪念品。时间仿佛停滞了下来，我们两个小时的岗仿佛像一个世纪一样。我们缓缓地走着，看着自己的皮靴尖随着每一步消失在积雪深处。现在没有一点风，但是周围依旧寒气刺骨。在每班两个小时的轮流警戒之间，我都会抓紧时间睡觉。
随着东方的第一抹晨光照到我满是倦意的脸上，我又开始清除道路上的积雪。清晨的气温似乎比半夜还低。我们发的羊毛手套已经磨破了，我们现在用破布或者是袜子来裹住满是冻疮的双手。尽管我们奋力地铲着雪，但依旧感觉不到一些暖意。我们要么用手拍打着自己的身体或是跳上跳下来让自己暖和一些。我们的上校现在送给大家一些热气腾腾的咖啡。这些咖啡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因为早上我们只吃了一些冻住的白奶酪。管理餐车的军士长告诉我们说，挂在他卡车外面的温度计显示现在的气温是摄氏零下30度。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我们走完这段路程到底花了多长时间，那些日子给我留下的只是－个噩梦般的回忆。温度总是在摄氏零下20度和摄氏零下30度之间徘徊。我还记得有一个风很大的日子，尽管我们的军官无论怎样命令和恐吓我们，所有士兵都丢掉自己的铲子跑到了背风的车后。那一天的温度是摄氏零下40度。我当时以为恐怕要被冻死了。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无法感到哪怕是一丝丝的温暖。我们甚至是把尿撒到自己冻僵的手上好让自己感到一些暖意，还有就是希望用自己的尿来消毒一下那些被冻裂的伤口。我们车队里有4个人得了严重的肺炎，他们躺在一辆卡车里面的临时病床上。我们的车队只有两个医务兵，他们对于这种重病束手无策。除此以外，还有至少40个人患上了冻疮。有些人的鼻子被冻坏而感染了。一些类似的冻伤感染多发生在眼皮、耳朵周围，特别是在手上。我自己并没有被严重地冻伤，但是我们手指上还是冻开了口，我的手指每动一下，上面的伤口都会流出血来。这些伤口让我感到钻心的疼。我心情糟透了，有些时候我也躲着哭鼻子。但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没有人注意这些小问题。
我已经去了两次医务车把我的手放在温热的消毒酒精里，虽然酒精让我的伤口疼得厉害，但随后我的手还是觉得温暖了几分钟。我们的粮食也不够了。从明斯克到旅途的第一站基辅的距离大约有400公里。我们原计划走5天，但实际上走了8天。结果我们不得不吃掉了本该在前线吃的粮食。还有我们这个有着38辆车的车队有3辆车出了机械故障。我们不得不把车和连同车上的货物一同毁掉，以防止这些东西落入游击队的手中。那4个得肺炎的人里，已经有两个人死掉了。许多人都患上了冻疮，有几个人不得不进行了截肢手术。在我们到达基辅前3天时，我们通过了一片看来是俄国人防线的地区。我们的车辆穿越了一片到处是废弃坦克、卡车、大炮和飞机残骸的原野，这些东西散布在一大片我们视线所能及的地方。不时有一片片的地方竖立着木棍或是十字架，那些是为阵亡德军或苏军士兵仓促修建的墓地。
实际上，苏军的阵亡人数要远远超过德军。我们看到每个阵亡的德国士兵都得到了体面的安葬；而每10个或12个苏军士兵被埋在一起，他们的坟墓上面则有个俄国东正教的十字架。一路上，我们还要下车不时填上路上的大弹坑好让我们的车队通过。我们的车队终于到达了基辅。这个典雅漂亮的城市看来并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红军与德国陆军的战斗大多发生在城市的外围，也就是我们刚才经过的那些地域。当苏联红军无法再承受我们的进攻时，他们就退到城市外的另一个方向，这使得基辅能够免遭像明斯克那样的厄运。在明斯克和哈尔科夫之间的基辅是我们的第一站。我们的最终目的地是斯大林格勒，现在离那个城市还大约有1000公里。
基辅是德军在俄国战场的一个重要补给中心。从这里，那些罗马尼亚和波兰来的部队正在被运送并投入到高加索地区和里海地区的进攻里。基辅多少有些像明斯克，城里到处都是士兵和军车，唯一与明斯克有区别的是这个城市里有一种明显的前线气氛。
车队在城市的郊区停了下来等候命令。我们再一次发现自己行走在积雪覆盖，冻得结结实实的道路上。我们都以为一切的麻烦可以告一段落了。每个人都在期待着去营房休息的命令。但我们首先被送到了防疫站，在这里我们清洗了自己。每个人都已经脏得要死，而且身上都有了跳蚤。我们连有7个人因为严重的伤病而住院了，剩下的人只在基辅停留了7个小时便再次上路了。在离开这个井井有条的城市前，我们被命令列队站在一个建筑物前的大道上。这时一个上尉乘坐着一辆大众汽车到了我们面前。他在车里向我们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他讲话的大意是：
“士兵们！德国公民们！在此时此刻，第三帝国的战斗正在俄罗斯辽阔的土地上进行着，我们的祖国期待着你们夺取最后的胜利。你们的责任就是将我们作战部队急需的物资送到他们的手上。在前面的道路上要面对许多的艰难险阻。在后方的工厂里，我们的工人们制造了这些精良的武器，通过你们将这些武器送到我们英勇的战士手中。只要还有德军战士面对弹药和其他物资的短缺，没有人可以有片刻耽搁的权力。我们的国家正在全力以赴地确保前线战士能够收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也可以激励他们的斗志和团结。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理由在面对困难时动摇或逃避。没有人有权利怀疑我们刚刚的胜利。我们所有人团结一致才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唯一方法。决不要忘记你们的一切来自祖国，祖国也期待着你们能够用自己无畏的牺牲来回报这一切。你们必须学会毫无怨言地面对前面的痛苦和困难，因为你们是德国人。希特勒万岁！”
我们也同声回答道：“希特勒万岁！”
接着上尉清了清自己的嗓子开始用一种较为亲切的语气对我们说话：“你们将组成一个整体并在市郊加入第124运输连和第125运输连执行到哈尔科夫的运输任务。你们的车队将由一个德军装甲分队保护。他们会保护你们不受到那些想要阻挠你们的破坏分子的干扰。你们可以看到，第三帝国正在作出一切努力来确保你们的任务圆满完成。”
接着他向大家敬了军礼，他的副官旋即发动了汽车离开了。
我们和自己连队的另外两个部分在指定的地点会合并组成了第19运输连。我们连归乌尔特纳指挥。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会遇到自己在新兵训练营的一些朋友，如果他们还没有被调走或是阵亡的话。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先于我们还是晚于我们来到明斯克。但是事实上我们连现在又回到了一起。我们经过了一辆流动的炊事车，我们吃到了一顿热腾腾的饭。这使得我们的士气重新又高涨起来。现在外面的气温大约在摄氏零下15度左右，已经比我们路上时暖和多了。我们也刚刚洗了澡，换了自己的衣服。我非常容易地找到了劳斯，他夸张的手势让我在人群中相当容易地认出了他。
劳斯对我说：“哦，年轻人，你觉得天气怎么样？还有餐厅呢？我已经连续10天没有吃什么热的东西了，我原本以为我会死在那列车上的。”我说道：“什么？你上了火车，你真走运……”
劳斯回答说：“走运！你说得轻松……你要是在那列车被炸的时候在场就明白了。爆炸制造了一大团100多米高的烟雾。我们有4个人死了，7个人受伤。摩万在我们清理现场的时候负伤了。我们花了5天时间才恢复了通车。我还和其他人去抓捕那些破坏分子。我们在一个农庄里抓到了两个破坏分子。农庄里有一个农民告诉了我们这些破坏分子的下落，在行动结束后他还请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宴席。
我也把我的冒险经历告诉了劳斯。我们的谈话让我们两个人都感觉到好了许多。我们后来又遇见了林森和奥林海姆。我们重逢时的快乐心情让我们都不由自主地抓住了对方的肩膀，一边大笑着，一边跳起了夸张的波罗乃兹舞。一些年纪稍大的士兵惊讶地看着我们，他们似乎无法理解我们突然迸发出的快乐，而这些快乐与眼下周围一片灰暗和冰冷的气氛是如此格格不入。
我问道：“法尔斯坦在哪里？”
林森笑着快乐地喊道：“他现在在他温暖的卡车里。他扭了自己的脚，脚肿得很厉害以至于没办法把靴子脱下来，所以现在只好等到脚伤恢复。”
霍尔斯说道：“他正在好好利用这次受伤的机会，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每一次都扭伤我的脚的……”
我们的谈话被出发的命令声所打断。我们回到了自己的岗位。知道我的朋友们就在离我几辆车的地方让我现在感觉到好多了，我几乎忘记了我们的车将把我们带到前线去这个事实。前线仍然是如此之远，我们依旧在覆盖着冰雪的土路上行驶着，道路两边是除雪车清扫积雪后留下的高高的雪墙。我们因此无法看到路两边的风景是什么样的。透过雪墙不时的豁口，我们可以看到一年前这里残酷的战斗所留下的痕迹。道路的状况是如此糟糕，我们的车队不得不缓慢地穿越过这一片被战争毁掉的原野。冯·维克斯·古德里安 [ cdhyy注：“海因茨·古德里安”？ ] 和冯·施徒普纳格的部队在与苏军进行了数周的激战后才把这片土地夺过来的。在战斗中有数十万的苏军被德军抓了俘虏。沿路到处散落在雪地里的苏军战争物资让我不明白苏军怎么会在有如此之多物资的情况下被打败。
渐渐升高的气温又带来了降雪，我们又开始了铲雪的工作。幸运的是，护送我们的那支装甲部队在两天后赶上了我们，我们可以把四五辆卡车挂在一辆坦克后面，坦克前进时，卡车就可以沿着结冰的道路向前滑行。但不久后雪停了，天也晴了起来。气温陡然降了下来，我们再一次在酷寒中行驶在俄罗斯的冰原上。我们的飞机不时地从头上飞过，我们都向飞机挥着手，飞机也把机翼向我们点了点。在更高的空中，一队队的容克－52式轰炸机慢慢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一直向东飞去。热腾腾的饭食不再能温暖我了，我手上的冻疮又再次疼了起来。幸运的是，这次我们的车队里有一名随队军医。每次到开饭的时候，我们都会在他的卡车旁边排好队接受治疗。他在我的手上涂上了一种油性的药膏。我努力使这些药膏能够在我的手上留住，这些药膏减轻了冻裂伤口的疼痛并让我的手感到不怎么冷了。我把自己的手揣在外衣口袋里，同时也非常小心地注意不要将手上的药膏蹭到衣服上。
我在那辆雷诺卡车里度过了漫长而充满颠簸的时间。有时我们必须停车下来除掉挡泥板和轮胎之间的雪，有时我们又需要帮某辆卡车从坑里驶出来。除了这些原因外，我们避免走到驾驶室外面，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被抓去晚上站岗。当夜色让我们无法再往前走时，就原地宿营。司机们可以在座位上睡觉，而我只能睡在驾驶室的地板上。我将自己的脚放在操纵踏板边，而鼻子则贴在发动机上，发动机散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机油味。我们每天醒来都感到浑身又酸又冷。
在天亮之前我们都必须发动卡车的引擎。霍尔斯来看过我几次，但我们卡车的驾驶员总是抗议说我们的小卡车不需要3个人，相反他建议我去看看我的朋友，但他那里也是同样的情况，要站在外面聊天根本是不可能的。
一天，我们经过了一个规模很大的镇子，镇子旁边有一个德国空军的军用机场。不久一架我们的侦察机飞到了车队上空，侦察机和护送我们的装甲分队用无线电交流了一些什么，紧接着飞机离开了我们向北飞去。护送我们的坦克也消失在了它们履带卷起的雪雾之中。我们依旧沿着公路往前驶着，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异样。几个小时后，我们听到了远处传来几声隆隆的爆炸声。接着爆炸停了下来，然后又是几声。在上午11点钟的时候，车队停在了一个积雪覆盖的小村子里。太阳照得让我们眼睛发花，而气温也好像提升了一些。
我们向炊事车走去，车上的两个炉子正在喷出煤烟。首先到车子面前的人被厨师叫过去拿烧水壶。厨师的手艺还不错。他的烹饪特点的唯一奇怪之处就是每个人都分到一份浓浓的面酱。我、霍尔斯和林森拿着自己的饭盒向我们的卡车走去。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听到了离我们不算太远也不算太近的地方传来几声爆炸声。我们停下脚步听了一会儿。所有人似乎都在做着同样的事。爆炸声再次响了起来。有几次的声音听起来离我们很远。我们本能地跑了起来。林森问一个老兵说：“发生了什么？”老兵回答说：“拿我们的武器，我们离前线近了。”
我们其实都猜到了，但我们还是需要有人证实这一点。
霍尔斯说：“哈，我去取我的步枪。”
就我个人而言，我并没有将目前的情况看得太严重。又是几阵爆炸声，一些爆炸是陆陆续续的，而另一些则是连续的。出发哨响了，我们爬回到自己的卡车里。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一座小山的山顶，激烈的枪声让我们的车队完全停了下来。枪声从一个离我们非常近的地方传来。每一次的爆炸声都让我们周围的空气震颤起来。有几个司机紧张得猛然踩住刹车。他们的卡车在冰面上侧滑了起来，司机试图把卡车重新调正，但没有成功。我打开了车门看着我们的车队。一辆大众牌吉普车从我们后面飞速驶来，车上的上尉向我们喊着：“大家继续走，你……去帮忙弄出那个白痴的车来。”
我从雷诺卡车上跳了下来，随即加入了一群士兵——他们试图将一辆欧宝卡车从路边沟里弄出来。附近猛烈的交火声再次响了起来。听起来枪声在离我们很近的北面。车队再次艰难而缓慢地向前行进了起来。当顺这个小山向上爬时，我们卡车的司机错踩了刹车，司机手忙脚乱了好一阵才把车再次发动起来。现在我们沿着下山的道路缓慢地开到了一片低矮丘陵、树木丛生的乡村地貌里，远处低沉的爆炸声仍然在继续着。突然，我们前面的卡车停了下来，接着就听到了一声尖厉的哨音。我们迅速从车里跳了下来。士兵们此时都向车队的前面跑去。刚才的那个上尉也在跑着，他边跑边召集士兵，我也被他喊了过去。我们拿着自己的步枪，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车队的最前面。护送我们车队的那辆指挥装甲车此时也已经开到了路边的雪地里。
一个军士长喊道：“前面有游击队，现在大家散开准备战斗。”他边说边用手指着我们的左边。我没有多想便紧随着我们的军士长扑倒在一片被雪厚厚覆盖的坡上。当我将自己的脑袋从地上抬起向外看去时，看到一大片黑压压的人群正在从树丛中向我们的防线走过来。俄国人的速度看来和我们的速度一样缓慢。寒冷和我们大家身上的厚衣服已经无法让我们灵活地作出什么战斗动作了。严寒让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慢吞吞的，不管是欢乐还是忧愁，勇气或是恐惧。
和其他人一样，我把自己的头也尽力低了下来。我向前移动着，但注意力主要在自己的靴子上而不是在敌人身上。那些俄国游击队现在离我们还很远。我猜想他们现在一定在大步向前跑以使自己不至于掉到被积雪所覆盖的那些弹坑里。军士长命令我们说：“现在大家挖好自己的散兵坑。”我没有铲子，所以我只能用自己的枪托把地上的一些雪敲去。我趴在自己的临时掩体里，多少有些轻松地看着外面的景象。我对于那些从树丛里出来的俄国游击队的人数感到惊讶，竟然有如此之多的游击队员！我还可以看见在森林里面还有更多的游击队员没有出来。他们看起来像是一群浩浩荡荡的蚂蚁军团一样。显然他们正在自北向南移动着。由于我们是从东至西走的，因而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也许他们想包围我们。
护送我们的部队在离我们阵地大约20米的地方架设了一挺重机枪。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还没有人开枪。敌人已经开始穿越公路了，从北边传来的大炮声越来越响了。我的手和脚现在感到有些冰凉。我不太明白现在的局面，但感到非常的平静。那群俄国游击队还没有向我们开火，此时他们已经穿越了公路了。看起来他们的人数至少是我们的三到四倍。我们的车队大约有100辆卡车，随车的有100来名带枪的司机和押运部队。我们充其量只能保护自己。除此之外，我们还有10个军官，一个医生，两个医务兵。每一次北边的爆炸都带起来一片雪雾。在离我们很近的一个长满树木的小山上，大股的烟柱和着渐渐激烈的爆炸声升上了天空。那挺在我们右边的重机枪开火了，然后又停了下来。我傻呵呵地将自己的脑袋从临时掩体里探了出来，我可以看到那些游击队员所在的地方出现了一片片的淡淡的白烟，接着是一声沉闷的爆炸声。我们右面那挺机枪的开火声几乎要把我的耳鼓给震裂了，接着我们在山坡对面的另一挺机枪也和我们一起开了火。现在所有的士兵都开枪了。在俄国游击队那里，我们看到那些人正从各个方向奔跑着，而且跑得越来越快。他们有些人跌倒了并一动不动地躺在雪地里。太阳仍然在天空照耀着。看起来情况不严重。从俄国人那里打来的子弹在空气中咝咝地掠过我们的阵地。双方交火的声音震耳欲聋，而我现在还没有开火。在我右边突然有人喊叫了起来。那些布尔什维克游击队员们现在向树丛中退去。这时我们的坦克向他们冲了过去，边冲还边开着炮。有三四颗俄国人的子弹打到了我前面的雪地上，我开始和其他人一样盲目地向前面开火。又有七八辆坦克开到了我们这里并向游击队开火。交火延续了大约20分钟，然后一切就结束了，我大概打了12个弹夹的子弹。又过了一会儿，我们的坦克和装甲车回来了，其中3辆坦克前面走着一大群俘虏，每组俘虏大概有15人。那些俘虏看起来都非常沮丧。有3个德国士兵从一辆装甲车里被人搀了下来，有一个人看来已经昏迷了，有两个人的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在一辆坦克后部上躺着3个俄国人和两个德国士兵，除了有一个人还在呻吟着，其他人都一动不动。不远处有一个德国士兵正靠在路边的雪堆上，脸上都是鲜血，他向我们挥手要我们过去。
一个站在指挥坦克上的军官向我们说：“现在道路畅通了，你们可以继续赶路了。”
把伤员扶上了医护车后我回到了自己的雷诺卡车里。林森从我旁边走过，他边走边困惑地摇着头。他问我：“你看到了吗？”我回答道：“是的，有没有人死了？”林森说：“当然有。”
车队再次上路了，死亡的念头现在开始搅扰我，突然我感到害怕起来。外面的阳光现在看起来也变得有几分灰白，气温又开始降了下来。那些穿着棕色长外套的尸体现在正躺在路边。在我们的卡车经过时，其中躺着的一个人向我们挥着手。我碰了碰司机说：“嗨，那里有一个受伤的俄国人向我们挥手。”司机回答说：“可怜的家伙，但愿他们自己的人能够来照顾他。战争就是这样，明天也许就轮到我们像这个样子了。”
我接着说：“是的，但我们有医生啊。他可以为那个人做些什么。”
司机回答说：“你可以去找医生谈啊。我们已经有两卡车的伤员了，我们的医生现在已经忙得四脚朝天。你不要因为看到这些而难受，你以后会看到许多这样的场面。”
我回答道：“我已经看到过很多了。”
司机多少有些怀疑我的回答，但他还是说：“我也看到过许多。特别是当我看到自己的膝盖的时候。在波兰的战役中我的膝盖被炮弹整个地炸飞了，我当时以为他们会送我回家。但他们把我和其他的老人、小孩、病号一起送到了运输团工作。真的不开玩笑，像我这种伤口常常会疼得厉害，特别是你必须要等好几个小时才可以打到吗啡。”他接着谈到了他在波兰战役中的经历，在那时，他属于第六集团军，就是正在斯大林格勒的第六集团军。
天色暗了下来。我们长长的车队停在了一个小村子里。护送我们的装甲分队也在那里。上校下令车队停了下来以便使伤员能够得到治疗。坑洼不平的道路让医生无法对伤员动手术。现在有两个俄国人已经失血过多死了，其他伤员也等了几个小时还没有得到治疗。
我们的卡车正好停在一个农户的谷仓旁。正当我要开门下去打饭时，我的司机一把抓住了我说：“别慌，除非你想今天晚上站岗。这里的军士长是不会打记录的，就像是他们在军营的时候。他只是把站夜岗的任务交给他第一眼看到的人。”
我的司机说的是真的。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了总是饥肠辘辘的霍尔斯的怨言：“妈的，他们又让我去站岗了，天知道今晚会发生什么。外面越来越冷，我们受不了的。”
又是一个晴朗的夜晚。外面的气温跌到了摄氏零下30度。感谢我的司机把我从这个冰冷的夜晚里救了出来。但是后来所发生的事几乎让我后悔今晚的运气。当我们向炊事车走去，心中有些焦虑，担心我们吃不上饭了。当厨师看到我们时，他略带讽刺地对我们说：“嗨，看起来今晚你们不饿啊。”
他已经把汤锅从火上抬开了，现在他在火上放上了几个大餐盘，大餐盘盛的水在火上开始滋滋作响。厨师一边把汤勺伸到汤锅的最底下，一面对我们说：“抓紧吃。我必须要为我们的医生烧开这些水，他现在正忙着给受伤的士兵动手术。”
我们正在吃着半冷不热的晚饭的时候，上尉来到了我们这里。上尉问道：“水快好了吗？”厨师回答说：“刚刚开，上尉。”上尉说：“很好。”接着他的目光落到了我们两个人身上。他说：“你们俩，现在把这些水送到医生那里。”他边说边指着一个亮着灯光的屋子。我们的晚饭刚吃了一半，我们只好盖上饭盒，并把饭盒挂在自己的皮带上。小心翼翼地拿起了一个冒着蒸汽的开水盆，我不想让里面的东西落到脚上，然后就向那个临时的手术室走去了。
走到屋里的最大好处就是比外面温暖。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进到屋里了。我们的医生已经从当地的俄国农户手中征用了这间大房子，他正在一张桌子上处理一个倒霉家伙的腿。两个士兵正在用力按着那个受伤的人，他不停地扭动并痛苦地呻吟着。屋子里到处都是伤员，凳子上、地板上和储藏柜上，伤兵们有的躺着，有的坐着，他们一边等一边痛苦地呻吟着。两个医务兵正在照顾他们。地板上到处都是带血的绷带。两个俄国妇女正在热水盆中洗着手术器械。房间里的光线非常暗淡。医生把农户的大瓦斯灯放在了临时的手术台边。农户本人正站在医生旁边，手里提着另一盏灯。上尉和一个军士长也一人提着一盏灯。
我把水盆放在医生旁边，医生随即放了一卷绷带到盆里。我待在原地看着这个可怕的场面，呆呆地看着医生正在处理的那条伤腿。伤腿上到处都是鲜血，汩汩鲜血正在从伤腿上一个巨大的洞里面涌出来，医生在用一把止血钳试图止住流血。我的头开始眩晕起来，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看下去。那个伤员不停地把自己的头从这边扭到那边，两个战士用尽力气把他牢牢地按住。伤员的脸上毫无血色而且满是汗水。有人把一卷绷带放到他的嘴里，也许是防止他喊出来。这是一个从护送我们的装甲分队来的士兵。医生这时轻声地对我说：“按住他的腿。”我犹豫了一下，医生又看了我一眼。我用我颤抖的手按住了那条血肉模糊的腿。当我的手摸到腿时，不由得抖了起来。医生又小声说：“轻点。”
看到手术刀向伤口的深处切去，我感到伤腿的肌肉的活动。我闭上了眼。我可以听到外科手术器械的声音和伤者沉重的呼吸声。虽然刚上过一些麻醉药，他还是在桌上痛苦地扭动着。接着，我听到了一个几乎不能忍受的锯子声。不一会儿，我感到手中的伤腿变得异常沉重，我睁开眼看到双手正举着这条被锯下来的腿。医生刚刚做了截肢手术。在那里有些笨拙地在一种悲剧性的气氛中拿着这条腿，我以为我会晕过去。最后我把腿放到了桌子边的一堆绷带上。就算活到100岁，我恐怕也不会忘记这条腿的。
我的司机已经离开了。我想把注意力转移一下，但是一直到半夜才勉强缓过来。我又被叫去做了一些和刚才的截肢一样让我痛苦的事情。到了凌晨两点中，终于走出了临时手术室，外面的寒冷一下子就包围了我。我犹豫了一下，但是当想到那些垂死的伤员和到处的鲜血时，头也不回地走向了我的卡车。天空还是依然清朗，风也停了下来，农舍和卡车在雪光的反照下显得格外突出。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在外面。我穿过村子找寻我的雷诺卡车。接着一间屋子的门打开了，一个裹着厚厚毛毯带着毛瑟枪的人踉踉跄跄地走了过来。当那个人看到我时，他嘟囔着说：“你进去吧，现在轮到我了。”
我不解地说：“去哪儿？”
他说：“去里面暖和暖和，除非你想再站一岗。”
我说：“但是我今晚不站岗，我刚才在帮医生，现在要去睡觉了。”他嘟嘟囔嚷地说：“明白了，我以为你是……”他随口说了一个名字。我追问道：“你说有个可以取暖的地方？”
他回答说：“是的。你可以进那里去。他们已经把那里变成一个哨兵的总部了。我们每隔15到20分钟换一次。当然这样你没法睡觉了，但这总比待在外面冻个两小时强。”我对他说：“好的，谢谢你，我进去了。”我推开一扇厚重的门走进了这个屋子。在屋子的火炉里一团大火正在熊熊燃烧。火炉旁边坐着4个士兵，其中一个是霍尔斯，他正在炉灰里烤土豆和蔬菜。炉火是房间里唯一的亮光。另一个家伙跟着我也进来了，也许他就是那个把我当作换岗士兵的人。我在火上把我饭盒里的剩饭热了热，虽然我没有什么胃口，但还是把饭盒里的东西一扫而光。然后就在炉火前尽可能舒服地躺了下来。每隔15或20分钟，就会有一个哨兵进来把另一个可怜的家伙从睡梦中摇醒。有时大声抱怨的声音也会把我吵醒。当天还是漆黑一片的时候，起床哨响了。
我们从地板上爬了起来，浑身硬邦邦的，但这是我们很长时间里第一次在一个温暖的地方睡觉了。这时村里的一个俄国女孩向我们走来。她正提着一个热气腾腾的锅，她微笑着把锅向我们举过来。锅里装的是热腾腾的牛奶。我突然想，如果她在牛奶中放了毒怎么办？但是霍尔斯是那种宁可撑死也不愿饿死的人，他举起锅大大地喝了一口里面的奶。我们4个人把这锅牛奶相互传着喝光，然后霍尔斯大笑起来，他把锅还给了这个俄国女孩。我们双方都没法听懂对方的语言。霍尔斯只好走上去亲了那个女孩的双颊。女孩顿时羞得满脸通红。我们然后向她鞠了躬，就离开了。
点完名后每人都发了一杯半温的咖啡。每天早上都需要至少半个小时来发动引擎。我们总是在天亮之前就上路了。我们的连队正沿着凹凸不平的该死的俄国“高速公路”前进着。
有几次我们不得不给那些返回后方的车队让路。我们在一个脏兮兮的小村庄停下来吃午饭，在那里我们遇见了一队停在那儿的坦克。我们从坦克驾驶员那里知道我们现在离哈尔科夫只有80公里了。
大家听到我们离目的地如此之近都兴奋不已。大概只需要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哈尔科夫了。我们现在开始想象在哈尔科夫的营房的样子。林森问我：“你认为我们的营房会是什么样子？”
一路上和我在一起的那个膝盖受伤的老兵现在看起来并没有任何兴奋的表情。他说：“我希望我们不会在这里待太长时间，现在就像把我们送到伏尔加河地区一样，我宁肯待在后方干任何事情也不想再往东走了。”有人回答道：“如果大家都不往东走，那我们就永远也打不败俄国人。”另一个人附和道：“对，有人最好是闭嘴并不要再谈他是多么害怕前线。”
半个小时后我们重新上路了。太阳躲到了地平线缓缓升起的雾气后面。渐渐地温度上升了一些。我们又开了一个小时。我眼睛半闭着，不时呆呆地望着卡车仪表盘上的亮光，几乎都要睡着了。我的头随着汽车的颠簸也左右摇晃着。我最终决定斜靠着门睡觉。在我闭上眼睛之前，望了望外面广袤的田野。天空中布满了铅色的云，看起来比地面的颜色还要重。我还看到在离我们最近的小山顶上有两个小黑点向我们飞来。我想，也许是两架侦察机，接着就闭上了眼睛。几秒钟之后，我的眼睛睁开了。一架飞机引擎巨大的声响越过我们的头顶，紧接着就是一连串巨大的爆炸声。然后一种难以置信的力量将我重重地抛在挡风玻璃上，我感到胸和耳鼓都要爆炸了。那种天崩地裂的声音让我觉得到了世界末日。我们随即被一阵石块、冰雪、箱子、钢盔和饭盒的碎雨所包围。我的雷诺卡车几乎撞到了前面一辆突然急停的卡车上。
我在恍惚和震惊中打开了车门跳到了地上，向那个爆炸声音发出的方向看去。紧跟在我们后面的那辆卡车几乎撞上了我们的车，在这辆车后面的卡车已经翻倒在路边，轮子还在继续转着。在那辆车之后就是一片浓烟和烈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