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拥有一支成分各异的正规军队，特遣部队中从事特殊使命或远征的核心士兵由从戎多年久经考验的资深叛军组成；其余无一例外都是些较为年轻的新兵或被强征入伍的农民。在进攻并占领宁波的军队中，可能每十人当中就有一名老叛军，这些老兵的任务主要是确保那些较为年轻的志愿兵和被强征入伍的士兵处于效忠状态，并激励那些可能在自己职守面前畏缩的人的勇气，这种激励士气的做法尤其是太平天国的本性。
叛军的另一独特之处是习惯于征召各省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入伍，这一政策的演变过程十分明了，我无须赘言。此时此刻，我可以想像得出，宁波城里的叛军中间所讲的方言有二十多种——属于遥远省份和地区的方言；同样，我可以推测，对于那些来自离宁波有数百英里远的人来说，宁波土话现已变得相当熟悉，而他们以前从未打算或料想到能听到宁波话。远离故土的男人们沉沦于放逐和痛苦之中，任凭他们所遗弃的房屋变成废墟和自己的家室活活饿死，在这样一种统治下，即使是最乐观的人又能期望会有什么幸运呢？
他们的军队由于所经之地所有品质恶劣的人的加入而急剧膨胀，成为其臭名昭著的一个特征；这些人不受任何差强人意的道德约束（除了与军事服从和虚伪的纪律相关的方面以外），实施一切众所皆知的以及——让我补充说明——世人几乎闻所未闻的暴行。在一件公文里提到这些事情也许显得有些微妙，但是，当我说出下述事实，即这群恶人中的一些人对待妇女和年轻姑娘的行为已令人发指到任何谨慎的笔触都无法描述时，我的用意也就昭然若揭了。因此，关于阁下所询问的他们如何对待落入他们手中的年轻妇女这一问题，我有十分充足的理由知道这种暴行已恐怖到令人难以置信或无法描述的地步。阁下无疑知道婚姻在太平军中间是被严厉禁止的，它与吸食鸦片一道构成了死罪；如果说吸食鸦片的习惯或恶行尚还经常被视而不见的话，那么，普通叛军若想和妻子或妾生活在一起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已经确立的法令规定，唯有当帝国被征服后，婚姻的禁令才会被取消；在此之前，凡结婚或同居者一律处死。
然而，我推测，可能是作为一种补偿和对作战英勇的一种奖赏，似乎在业已占领而当地居民未及逃脱的城市，太平军士兵被给予整整三天的时间去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施展一切暴行，在光天化日之下作出一切令人憎恶的事，三天过后，所有的妇女都被禁止留在城里，我想，我的陈述已经足够了，我没有必要就这一令人痛苦的话题再讲些什么了。
他们的伟大的目标——我应当说成是他们胜利时的主要情形——是制造恐怖；首先是凭借他们军队的人数之众，其次是通过他们所穿的类似于戏装的俗丽服装，这种装束居然能对这个国家中各个阶层人民的心灵产生一种奇特的影响（这似乎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通过这种令人不可理解的影响，阁下将会再次觉察到中国人的思维倒错，以及在分析和解释支配中国人的原因与影响时应采用与分析欧洲人时相反的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太平军的仿古滑稽服装和其他自行设计的可笑装束只会引人发笑；但是，我坚信这种服装却对这个国家中无知的和相当愚昧的民众产生了一种截然相反的影响，正如他们所十分清楚的，他们往往与叛军交战到一半就败下阵来。叛军长而粗浓的黑发更给他们的外表平添了几分野性；当这种怪异的外表夹杂着一些愤怒和疯狂的神情时，假如这些温驯的中国人（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中国人的那种天性）逃之夭夭或者乖乖地投降，这的确是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
正如上文所说，体格健壮的男人被迫在叛军中服役，无论他们以前所从事的是何种职业；因为他们在失去财产之后，其中的一些人除了从军或饿死外已没有任何选择。有时，就连当地一些有身份的人也被迫加入到太平军的旗下，仅仅因为他们意识到为了保全剩余的财产和避免自己的性命不时地陷入危险，这种妥协在被征服地区是不可避免的。这无一例外地仅是一种勉强的服从。我本人认为，自从叛军1853年占领南京以来，从来没有超过半数的有身份的中国人心甘情愿地效忠于他们；我甚至可以断言，没有一个有身份的中国人曾经出于本人的自由意志和自愿而依附于太平军。
这种事怎么可能呢？有身份的中国人是守秩序并且明辨是非的一类人，他们必然认为并且坚信，成功、信赖和好声誉从不可能步抢劫行为的后尘而来，无论这种抢劫行为的规模有多大。
太平军作战时的军事技术是极为简单和最为原始的；我实在怀疑“战术”一词究竟能在哪一方面用来指他们那种千篇一律的作战方式。如前所说，人数上的优势是他们最先考虑的因素；他们的人马源源不断地开向被定为进攻目标的任何预定地方。但是，在主力部队出现之前，他们首先秘密地派遣侦探和密使前去探路和散布虚假的谣言；当这些谣言和阴谋使得人们惊惶失措时，这些密探便趁机在城内外左右不靠的建筑处纵火，更多的则是在整个街道上纵火。如果这些密探被官方抓获并处死，叛军就毫不迟延地指派其他人接替他们，让同样的情形再度重演，直到清方官吏或全城居民逃之夭夭，或者就像在宁波所发生的那样，清军已变得士气低落，斗志全无，那么，该地便轻而易举地落入叛军手中。同时，逃亡的乡民们必定是气喘吁吁慌不择路而逃的，难免会将他们所看到的太平军的人数和行动作夸张性的报道。在此混乱之中，几名叛军在远处出现，他们那色彩斑斓的俗丽服装产生了通常所有的那种奇特影响，他们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喊叫声更使胆怯的中国人的心中充满了恐惧。接着，如果这套把戏一直进展顺利，看上去已没有什么危险也不用再费多大力气时，成千上万的叛军便手持大刀、长矛、鸟枪等武器，继续狂野地冲向目标，暴露在他们面前的任何东西自然在劫难逃。就在此时，也仅仅在此时，首领（或者是统帅，或者是王）才首次露面，因为在由召集来的上海劫匪所组成的前锋部队打通道路之前，这些人极少或从未被听说过，他们的直接举止也从未被看到过。
我认为，上海港最近所发生的事件正证明了上述报道的正确性。在对上海的反复进攻中，按照太平军通常的惯例，被视作劫匪的这群人奉命在前面充当先遣队，他们焚毁村庄，制造恐怖，首领们自然是呆在后面，远远地观察其计略的效果。我很高兴地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多亏了何伯先生和我们的志愿兵，他们的诡计最终遭到了挫败。我想，上海的教训将会对太平军产生有益的影响，因为他们极为惧怕沉重的打击，尽管他们十分自负，而且最初的士气较为高涨。
这份公函已显得过于冗长，因此，我将不再谈论来自杭州的报道，我打算在另一封信中再陈述这些内容。阁下关于该城人民必将蒙受苦难的信念已完全被事实所证实。我得到的所有细节所揭示的不幸实在令人悲痛欲绝。
现在我谨向阁下陈述我观察太平天国的几点感受，以此来结束这件公函。我觉得这么做也许已超越了我作为领事的正常职责，因为就阁下所处的崇高地位和所具有的丰富阅历而言，唯有阁下才有资格谈论如此严重而又严重的问题。
但是，如今人们都在沸沸扬扬地谈论太平叛乱这一话题，它在伦敦、巴黎和北京无不引起了极大关注，所以，和其他人一样，我也想冒昧地就此阐明自己的看法。为此，我恳请阁下能够宽宥我的唐突，鉴于在最近三个月间，我处在这种特别有利的地位从未得出任何不正确的结论，而且我还是1853年随“何默士”号皇家军舰赴南京与太平军进行接触、亲身了解到这场不同寻常的叛乱的首批欧洲人之一，上述情形也许能使阁下认为我有充分的权利来自由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因此，现在我冒昧地断然声明（十年来我一直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观点），太平叛乱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或民众运动是一种极大的欺骗，太平教义作为一种信条或伦理则是亘古未见的最巨大、最亵渎的欺骗。我在人类历史上找不到任何可以与之相比的宗教教义，当然，也找不到任何就衡量这场叛乱的政治层面进行比较的标准。我徒然地在最黑暗时代的历史中寻找世人互相倾轧、利欲熏心的同样事例，结果发现其黑暗与卑劣程度实为史无前例，诸如在宗教的名义下所犯的这等亵渎罪行，模仿英雄举止的插科打诨，令人极为厌恶的潘特龙（Pantaloon，昔日意大利喜剧中戴眼镜穿窄裤的丑角）式的丑态，以及如此众多的由极富悲剧性的血腥事件所织成的脆弱的蜘蛛网。与太平军这帮狂徒相比，约翰·马笃斯（1534年德国闵斯德城平民起义的领导人，他所建立的公社在经过16个月的斗争后陷于失败）及其闵斯德城邪恶的冒险者们在1534-1536年的荒唐呓语不禁黯然失色。
凡是有见识有理性的英国人，在和太平天国接触后所产生的第一印象并不是惊异，而是与接踵而来的鄙视和厌恶交织在一起的恐怖。太平天国境内到处都是一片“空无”（我找不到更恰当的字眼来表达我的意思），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免于劫难。它像是一个巨大的气泡，一碰就破，但你的手指会因此而沾上血迹。
在其耽于饮宴作乐的这十年中，它是否有什么业绩？什么也没有。它是否曾对人民给予了最起码的尊重或一般的同情，哪怕是淡漠的宽容？有谁敢作出肯定的回答吗？它究竟是一场抱着摆脱沉重枷锁之宗旨的民众运动，还是一种血腥的劫掠行为和蔓延全国的焚毁、破坏、杀戮一切具有生命的东西的盗贼行径？唉！答案实在是再明显不过了。它是否扶植或者哪怕是鼓励商业，或者它所宣布的戒条是否在任何形式上有害于经商？业已披露的传教士罗孝全先生和其他人对此的感受可以作为英国商人的殷鉴。
此太平军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罕见的勇敢，他们显然只是一群懦夫，我不愿他们因为色厉内荏而不公正地获得我们国内同胞的同情，因为打击已经丧失抵抗力的敌人，将妇女和儿童拷打至死（如此残忍的拷打！），将拒绝顺从的穷人活活烧死（正像我亲眼目睹的那样），这些都不能证明其勇敢。我敢断言，从未有人听说过太平军敢于面对殊死的抵抗，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尽管可能会有人提出异议，但是，这群太平军最近在其首领的驱使下被迫冒死前去攻打上海的事例正印证了我的上述看法。
总而言之，太平天国是一大祸害；如果它未被遏止地横行于众多的省份和地区，那么，所经之地就会时常发生灾祸和瘟疫。太平军正如同那些可怕的灾难一样在整个国家蔓延。他们一来，无助的当地人便只好唯唯诺诺。他们一走，老百姓才松了一口气，不禁喜形于色，并开始修复由于这一可怕的敌人的光顾而造成的毁坏和损失。
阁下应当确信，唯有当我们将这场运动看作是一种大规模的陆地上的海盗行为——一种遭到所有世人唾弃的海盗行为，并且所有与这个幅员辽阔帝国通商的基督教文明国家因此而决心采取一切办法，将它从地面上扫除出去时，我们才算对这场运动作出了正确的评价，才算作出了公正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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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香港来的胖子
——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基于教科书传达的误解信息和浅薄电视剧给我们的印象，大多数人总以为太平天国后期自香港到南京的洪仁玕是个满腹洋墨水的精干人，想像之中，他肯定是个一嘴英国话和香港白话的清瘦之人。
其实，如果仔细读过当时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翻译官富礼赐的文章，就会知道这位太平天国的“总理”、干王洪仁玕，其实是个性情活泼的胖子。此人天性乐观，好饮葡萄酒，喜用刀叉吃西餐，绝对是个随和的洋化人物。
富礼赐是与洪仁玕同时代的人，他和这位干王见过好几面，所以他的描述肯定是真实的。一般来讲，嗜酒的胖子总给人以意志薄弱之感，很少能让人与那位撰写太平天国后期“革命”纲领《资政新篇》的精明人联系起来。而且，如此一个温和的好人胖子，也会干出当着“洋和尚”（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的面把他的仆人脑袋亲自砍下来的“暴戾”行为。历史上的个人，做作所为非常复杂，远远超出我们温室时代普通人的想像力。
洪仁玕是洪秀全同高祖的族弟。早年经历，基本与洪秀全一样，五六岁时就读书，到近三十岁仍旧屡考不中，只能到处去农村当塾师糊口。洪教主早年创教时，也常常与这位族弟密议，两个人捧本《圣经》玩命钻读。洪秀全到广西去，小他九岁的洪仁玕因家人劝阻，未能成行，反而去清远一带教书谋生，当时他也想不到族兄去广西那穷旯旮会混出个“大茶饭”来。
中间有段时间，洪秀全回广东，与洪仁玕相会多次，见这位族弟在清远教书混得不错，说不动他与自己去广西，也没再坚持。
金田起事前，洪秀全派人回家搬运自己家族人员，洪仁玕在清远，也没有随同族人过去。
等到清政府知道了洪秀全这个“逆首”的真名，自然到他老家抓人。与洪秀全同族的洪仁玕这才感到害怕，想逃往广西。待他1851年到浔州时，洪秀全一批人已经打到永安。
洪仁玕见到处清军设卡，只得沿原路折回广东。四处躲藏之余，洪仁玕差点找个水塘“自裁”了。
1853年，他跑去香港，混入教堂给洋教士当中文教师。后来，听得“太平天国”在南京，他马上往上海赶，想去找“洪天王”。结果，当时战事吃紧，道路不通，上海的“小刀会”兄弟也不相信他是鼎鼎大名“洪天王”的弟弟，根本不予理会。无奈之下，洪仁玕只得在上海洋人学馆以学历算为名磨蹭了一段时间，最终又返回香港。
此后数年，他在香港苦学英文，研习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并在1859年在洋教士出钱资助下再次向南京进发。
千辛万苦之后，他终于进入“天京”，与洪秀全相会。
当时，杨秀清被杀，石达开出走，万事忧心。洪天王见洪仁玕这么一个洪姓弟弟远道而来，喜出望外，立刻封他为“干天福”。一个月不到，就又加封这位洪姓族弟为“天国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政事，基本就是让他接过先前杨秀清那一套大权。
为平息众人心中怒气，洪秀全不得不在不久之后加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
相比容闳那些真正在美国受正统西方教育的“海龟”，香港来的洪仁玕也就是半瓶子醋的“海带”而已。自始至终，与所有“海龟”、“海带”一样，洪仁玕施行的一直是一些脱离实际的措施。
为了向“天王”哥哥显示才学，为了平息太平天国高层将领对他的不服气，洪仁玕自然要玩点真格的。于是他到天京没有多久就上呈《资政新篇》，当然，其中不少内容都是他早就在香港拟好的。从当时来看，洪仁玕的提议和想法不可谓不新。他开篇就洋洋洒洒说“时”论“势”，举俄罗斯和日本为例，认为“太平天国”要成大事，就应该顺应世界潮流。这个想法，与日后的广东人孙中山想法其实完全一样：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易，逆之则亡。”
《资政新篇》主要有三大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
风风类，主要讲要移风易俗，大力推广基督教的宗教善意。当然，这一类最主要的，是洪仁玕建议以西方“有用之物为宝”，如火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其实是欣羡西方物质文明，确有“进步”意义。
法法类，即洪仁玕建议仿效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发展生产，开拓经济，开拓交通，兴办银行，鼓励发明，同时他建议设立严谨的基层乡官制度，增设监察机构，同时对洋人通商来往坚持“信义”二字。
刑刑类，自然是要实行西方那种司法制度，矫正从前“有法无依”的弊政，并想出“禁朋党之弊”一说。（洪仁玕大概还不十分理解西方“三权分立制”，所以他没有提及这方面内容）
总而言之，洪仁玕的这篇东西，确实是一部明显带有法制与民主色彩的政治改革方案，其中不仅有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还有平等独立的外交方针，也有有关教育文化与社会事业方面的真知灼见，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人睁开半只眼看世界的一篇好文章。
从积极方面看，洪仁玕这些远大“理想”，其实与日后的满清“洋务派”不谋而合，而且他的某些见识也比日后的魏源要高出不少。而且，在时间上讲，《资政新篇》的颁布比日本“明治维新”早十年，比“戊戌变法”早四十年。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清朝末期，如果其中的建议得以真正施行，肯定会对中国社会产生振聋发聩之效。
洪秀全本人对族弟的这些主张不甚了了，但明确反对其中“缓于诛杀”的条议，除此以外，照准颁行。
虽然《资政新篇》被当作“天朝”政纲加以刊示，但在洪仁玕实际的执政时期内（1859-1862年）根本就是一纸空文。这是因为，军务和战争是当时太平天国最最迫在眉睫之事，在外大将如陈玉成、李秀成又从心理上瞧不起他这么一个“书呆子”，所以他的建议没有一条落实到实处。
本来，洪仁玕由于精通英语，与好多洋教士关系密切，并把美国教士罗孝全请到了天京。1862年，随着洪仁玕杀死罗孝全仆人一事的发生，加上罗孝全觉得自己想在太平天国宗教上独掌大权的幻想落空，这个“洋和尚”愤然出走，此后在媒体大肆攻讦洪仁玕。加之，因为一些请求遭拒，洋人们对洪仁玕的印象也一落千丈，纷纷认定他是很狡猾的太平军谋士，“其理论，其行为，均不甚正大，彼之著作，不过是笼络外国教士之手段而已”（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
1862年下半年起，由于援助安庆失败，洪秀全基本上不再信任洪仁玕，这条老“海带”只能一直陷于忧懑的状态。直到洪教主临死，托付无人，他才想起这位族弟，临终托孤，让他力扶幼主。
从另一个角度讲，洪仁玕晚节不错，是条汉子，城破被俘后，坚贞不屈，还以“文天祥”自比，虽然不脱书生迂腐和不伦不类，倒很是有气节可言。
罗尔纲先生把二破江南大营和太平军开拓苏浙的功劳算在洪仁玕头上，其实有失公允。那些功劳均是陈玉成、李秀成等将领所为，洪仁玕不晓兵略，根本没能力指挥大局。
客观评价洪仁玕，还是句老话：百无一用是书生！
附一：富礼赐有关洪仁玕的记载
（上海英国领事馆翻译富礼赐的天京见闻中有关干王洪仁玕的专门描写，载于《北华捷报》1861年6月29日。）
干王（印象）
现在，我们要去干王洪仁玕那里吃中餐。他或许是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的最为知名的人物。他了解外国人，凡办理与外国人有关的事，他总是处在最前面，遭到他的不少西方朋友的不合情理的评论。因此，在认识他之前，我时常对他抱有同情态度，我多次见过干王，愿意谈一谈我对他的总体看法。数月前，干王告诉我，他即将去安徽传播太平。他这样做了，而外国船所看到的他的事业的标志却是冒烟和燃烧的村庄。据此，我们难道不可以说他是“一道燃烧和闪耀的光”吗？
在到达油漆和镀金气味浓烈的王府时，我看到街道两边有两个小亭子，里面有两班乐师无休止地奏出不和谐的声音，有时很低沉，好像是为了不打扰你；有时声调又极高，使你受不了。
有一次我在干王府住了四天，乐声中断的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两个乐亭之间有一照壁，上绘龙、孔雀、驴，还有鱼，照壁上装有一块大木牌，上有金色的大“福”字，“福”字之上有《马太福音》中的八福诸条。
进府门向右，经过几处肮脏的庭院，你就来到一排又脏又暗的房子，那里是“六部”的所在地。有时可以看见这些屋子里有一些小工，其中较大的一间约莫有三四个抄写手在黄纸上写个不停——“六部”的全部工作可能就是由这些人来做的。
我住在干王府时，户部里面堆有很多煤炭，礼部的用处更是等而下之。“六部”之上是罗孝全的住处；在这些房子的背后，他在一间小屋开设了一个诊所。在一堵墙上，我发现贴有一篇关于往年英、法军队攻打天津获胜的报道，其末尾有天朝常用的词句“杀尽妖魔”字样。干王打算拆毁所有这些房子，另建一座漂亮的大院。
回到前门，一个脸色苍白、全身穿黄的小男孩会过来伸出小手与你握手，口说“早安”——如果他认识你的话。他就是干王的独子，一个可爱的孩子。他有自己的王冠和封号：干嗣君。他懂得摆起架子对仆人说话，要他们唯命是从。
现在，大门打开了，里面身穿盛装坐在大堂内的就是干王。他的侍从衣饰整齐，站在他身边。你进来时，他会同你握手，用英语说“你好！”并请你就座。我应该这样说，干王约四十五岁，比较胖，有一副开朗、十分快活的容貌。他是位非常令人愉快的伙伴，能喝一杯葡萄酒，如果需要，他还能用刀叉吃一顿西餐。我必须承认，他是我所见过的中国人中最开明的一位。他熟悉地理，还懂得机械工程，承认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藏有各种科目的有图版的参考书。他慷慨，极愿做善事。遗憾的是，他懒惰，因而不能不辞劳苦地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他不是军人，经常出征的各王对他常年留在京城非常妒忌。他甚至不得不带兵出征，但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在得到“洋鬼子”在南京提出过分的无礼要求的消息后，就从前线返回。
他对我说他痛恨战争，并力图在出征中使战争的恐怖减少到最低程度；不过他又说（干王是很尊重事实的）：“但是，不可否认，这是一场生死搏斗，咸丰的军队不曾对我们的人表现出同情和怜悯，作为报复，我们的人也决不会同情和怜悯他们。但我指挥的军队从不无故杀戮乡民。”他还暗示我所知道的情况属实，这就是，如果上海道台的脑子里有这样的观念，即宽大逃跑的太平军而不是立即命令处决，那么，稳定前线的太平军将会是件很困难的事。
现在请读者随我漫游干王府的里面，吃一顿饭，然后再打开大厅后面的套门，干王会领你进入一间黑乎乎的大衙门（Yemen）——同赞王府的一模一样，再穿过一道侧门，就可以看见一处使人较为悦目的假山式小花园。衙门挂满了黄缎卷轴，尘土很多。我想它从未被使用过。大堂的一角有12个太阳镜，桌上摆有两罐火药，一罐是宁波造，一罐英国造。一个大橱里有很多画册，均装有布套。干王会取出它们请你鉴赏，你不能不承认其中一些苏州的花卉画确实很精美。
经一道小门向左，你来到了干王的寝室，它很像一个博物馆。这间屋子很大，满镶玉器和其他饰物，挂着黄帐。干王常来这里午睡。桌子在室内各边排成一条线，陈列着各种不同寻常的物件。有一个基座可以移动的望远镜（已坏），一个枪匣（没有枪），三支科尔特手枪（均已锈坏），一盒炮盖，一盒火柴，两盏已不能照明的太阳灯，一块褐色的温莎肥皂，一本伍尔维奇（Woolwich）的设防手册，一部论述军事战术的书，《圣经》，大量的中文书籍，包括所有那些由外国传教士撰刊的有价值的著作，若干刀黄纸，五六个时钟，一只闹钟，一支破损的晴雨表，一大堆文告，几块石砚，数支金笔，几块脏抹布。另一边还有一大堆遭蠹虫蛀蚀的书，一个里面有一顶龙冠的帽盒，一些镶银扇子、玉雕酒杯、碟子、金杯、银杯、盘、筷和吃西餐的叉子，三个英国葡萄酒瓶，一瓶科沃德（Coward）腌菜。其他一些地方悬挂着一柄英国海军佩剑，几顶龙帽，两把日本刀，两个法国装饰盘，一幅以法国弗林特郡的圣井为题的古旧雕刻品。
床上还有不少用布包着的银锭。一张大理石桌子的四周放有大理石椅凳，一名身穿洁白绸服和蓝色短褂的仆役打着大风扇，使你舒服凉快。
干王会在这里请你美食一顿，还有很多酒。他告诉我，天王禁酒时，他请示特许，因为他没有酒就吃不下饭，他的请示立即得到了恩准。
就餐时，他会告诉你他在推行改革时所不得不面对的众多困难；天王如何不正视现实，专注于宗教，以及诸王如何不尊重他的权威。事实上，太平天国中央的权威是出不了天京城多远的。我不禁喜欢起干王来，我经常为一些令人不快的事去拜访他，一旦事情办妥，他便友好率直如初。
现在我得向他道别，祝愿他顺利摆脱因改革而引起其他首领敌视的困难处境。他的志向被他的疏懒抵消了。中国人往往使自己发展成为自大和天生喜好隐瞒与欺诈的人，这几乎可以立刻从干王的直率坦白中看出来。倘若太平天国均由这类人组成，那么中国很快将会是他们的天下。但不幸的是，干王在南京诸王中是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是基督教的坚定信徒，但仍使信仰迁就于他自己的独特习惯。他的自大破坏了他的经验理应带给他的智慧，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对他的庸俗谄媚，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
我要说，侍奉干王的是女性，但我必须否认某种源于别的渠道的暗示，即以为这些女子全都楚楚动人年轻貌美，或在王府中除了做仆役之外，还干别的什么。大体来说，我可能比其他任何英国人更多地见过干王和太平天国成员，因此我所说的还是有几分可信的。
附二：罗孝全牧师的两封信
（说明：罗孝全是一位美国传教士，也是英国人占领香港后第一个到当地建教堂的外国人。1847年，洪秀全曾与族弟洪仁玕一起到广州的教堂向罗孝全请教宗教问题，并请求受洗。罗孝全很谨慎，没有即时同意，派助手先到花县调查洪秀全的人品。其间，洪秀全突然不辞而别。7年后，洪秀全在南京以“天王”名义邀请罗孝全访问，这位教士受宠若惊之余，四处撰文宣称洪秀全“纯洁无瑕”。但是，由于清军阻截，罗孝全没能到达南京。1860年，罗孝全自广州到达苏州，在李秀成帮助下，得以进入“天京”，被洪秀全封为“义爵”，帮助洪仁玕办理一切对外事务。住在干王府享大福的罗孝全喜出望外，忙写信给美国教会，呼吁大家都到“天国”来。可是，呆了一年多以后，罗孝全终于明白洪秀全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截然不同，加上洪仁玕亲手杀他仆人事件的刺激，这位洋和尚忽然于1862年1月20日不辞而别，跑到江边的英国军舰上逃回上海。此后，他多次撰文，一改常态，猛烈抨击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现选他初到“天京”和离开后写的两篇东西，可以见出天上地下的巨大反差，也可以从中发现洪秀全染胡须的可能以及洪仁玕亲手杀人的另一面。）
罗孝全牧师的第一封信
《中国陆上邮报》，1860年12月15日
11月12日——今天，我被领去拜见天王。他比我想像中的样子要好看得多。他高大，体格强壮，五官端正，蓄有漂亮的经过很好修饰的黑胡须，声音悦人。他的心思几乎全被宗教这个主题所占据，不像忠王——忠王同我交谈时大都以政治为题，几乎不涉及宗教。我必须承认，天王的教义并不十分正确，但只要给我时间和机会，我会努力去改正它。我告诉他，我是根据《圣经》前来传教的，并以《圣经》作为我信仰和行为的唯一准则。关于这一点，他多少有些异议，但并没有表示否决。
在我们近一小时的交谈中，约有20位王爷和高级官员在他面前下跪并赞颂两三次，这成了我们谈话时的插曲。我没有参与这种仪式。除了天王本人和他年幼的儿子（幼子）坐着外，在场的其他人都站立着。他邀请我就餐，但不是和他一道，而是和其他诸王在别处就餐；没有人可以与他一同进餐。他还命令我接受他赐予的我所需的一切物品，表示见到我十分高兴，并嘱咐诸王和官员们告退后仍要尊敬罗孝全，因为天父说他是个好人！
罗孝全牧师的第二封信
《北华捷报》，1862年2月4日；另见《英国议会文书》1862，C.2976，142-143页
由于我曾经在1847年做过洪秀全的宗教导师，因此，我希望他地位的提高将会有益于中国的宗教、商业和政治。迄今为止，我作为一名传教士持之以恒所能做到的而论，我一直是他的革命运动的朋友，始终在言行上支持这场运动，从未损害过自己作为基督使徒的高贵身份。
但在他们中间生活了15个月以后，通过贴身观察他们在政治、商业和宗教上的行为，我的态度完全转变了。我现在反对他们的程度并不亚于当初我支持他们的程度，而且我认为我有充足的理由这么做。我并非单纯从个人的角度反对洪秀全，他一直对我非常和善。但我相信他是一个狂人，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政府，根本不配做一个统治者；他和他的苦力出身的诸王，没有能力组建起一个政府，甚至无法组建一个像衰老的清政府那样带给人民同样利益的政府。
他性情暴躁，将他的暴怒重重地发泄到人民的头上，使一个男子或妇女“因为一句话便成为罪犯”，未经“法官或陪审团”审判，就下令将其立即处死。他反对商业。自从我来到南京以来，他已经处决了十余名下属，其罪名仅仅是在城内经商；每当外国人设法在该城他们中间建立合法的商业（无论是城里还是城外）时，他总是当即断然拒绝。他的宗教自由和众多的教堂变成了闹剧——不但对传播基督教毫无益处，而且比无用更坏。它充其量不过是用来推广和传播他自己的政治宗教的摆设，使他自己和耶稣基督平起平坐，耶稣基督、天父上帝、他本人和他的儿子，构成主宰一切的一体的主！
倘若任何外国传教士不相信他的这种崇高平等地位是上帝赐封的，并且拒绝相应地宣传他的政治宗教，那么，此人在叛军中的生命、仆人和财产的安全就会得不到保障。
我来到南京不久，他便对我说，假如我不信奉他，我就会死去，就像犹太人因为不信奉救世主而灭亡一样。
但是，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会像几天前所经历的那样，在他的京城被他手下一个恶魔的刀剑逼到死亡的边缘。
干王，在他苦力出身的兄长（在香港实际上是一名苦力）和魔鬼的鼓动下，对无所不在的上帝毫不畏惧，竟然在本月13日（星期一）闯进我的住所，在其时其地恣意妄为，恶意毕露，当着我的面，蓄意手持大刀杀死了我的一个仆人，事先未作片刻警告，也没有说明任何正当的理由。在手刃了我那和善而又无助的可怜的仆人后，他简直就像恶魔一样在死者的头上跳跃，并用他的脚跺死者的头；尽管我从他刚开始行凶起，就极为恳切地哀求他饶恕我那可怜仆人的性命。
不仅如此，他还用他所能想到的一切手段来侮辱我本人，企图让我在被激怒的情况下干出或说出什么，从而使他找到一个借口，像杀死亲爱的仆人（我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喜欢他）那样杀死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现在我仍然这么想。
他猛然向我扑来，以疯子般的狂暴，抽走了我所坐的凳子，将一杯茶的残渣猛泼在我的脸上，揪住我的身体拼命地推搡，用他张开的手打在我的右脸上。随后，想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者，于是我便遵照基督的教诲，将左脸转了过去，结果他用右手在我的左脸上打了一记更为响亮的巴掌，使我的耳朵再一次嗡嗡作响。此时，眼看不能激怒我在言语或行动上冒犯他，他似乎变得更加蛮横，像狗一样地向我猛扑过来，勒令我从他的面前滚开。
“假如他们在绿树成阴的时节尚且干出这些事情来，那么，到了枯萎时节，他们又会干出什么呢？”——如果不是天王的宠信之人，而是作为一名传教士或商人，谁又能自信会在他们中间幸存下来呢？
值此时刻，我对在他们当中取得传教的成功感到绝望，或者说对这场运动会带来任何好的结果（宗教、商业或政治上）感到绝望，于是我决意离开他们，并于1862年1月20日（星期一）这么做了。
附记：干王似乎不仅想做一名凶手，而且还想充当一个强盗。他拒绝让我取走我的物品、衣服、书籍和日记。尽管我已苦等了10天，并就此同他和其他人通信交涉过，但他仍然扣下所有的东西；我两手空空地被打发走了，以至于我连御寒保暖的足够的衣服都没有。更为恶劣的是，他拒绝行个方便，放我的两个仆人和一名助理牧师出城，随我返回他们各处的家。他还一直与城里的其他一些人酝酿各种阴谋，谋略让我返回城里，其用意无非是想把我囚禁起来，或者将我处死——他们如此处置我，但却又找不到我冒犯他们的任何正当理由；他们同样也没有助理牧师和仆人冒犯他们的任何正当理由。纵然是那些最麻木的嗜食人肉的未开化之人，也不会干出比这更为残忍和卑鄙的事情来。
（写于“狐狸”号汽船，1862年1月30日）
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
——太平军二次“西征”的失败与陈玉成之死
1862年6月4日，河南延津一片开阔地气氛肃穆。清军辟出一块行刑场，近三千兵马把场地团团围住，如临大敌。
时为镶黄旗满洲都统兼正蓝旗护军统领加兵部尚书衔的满清贵臣胜保，怀搂一个绝色女子，四仰八叉地半躺半坐在兵士们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一个雕花坐床上面，满怀恶意地望着刑场上被捆缚住的受刑人。
即将受刑的男子非常年青，二十五六岁的年纪，长身玉立，一头黑发散披，神色勃勃不屈。这位好汉不是别人，乃太平天国鼎鼎大名的英王陈玉成！
军中师爷趋前，低声喝问：“陈逆临死之前，有何话要说？”
陈玉成微微一笑：“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
在此清朝将士以及行刑士兵，闻言均凛然为之动容。
胜保鸦片瘾上来，鼻涕眼泪齐流，呵欠连连。同时，他怀中被吓得面无人色的美人，也令他欲火中起。这位绝色女子，正是刑场上陈玉成之妻。胜保本人乃举人出身，满洲镶白旗人，曾在宫内作过侍讲、内阁学士。虽是文士底子，此人人品极差，粗蠢刁蛮，行为举止远远不如草寇出身的满清大将张国梁、冯子材等人。
见刽子手开始动手凌迟陈玉成，胜保狞笑，睁大眼睛仔细看。看了片刻，由于抵抗不了鸦片烟瘾，他摇晃起身，拎小鸡一样把身边美人掖起，临行时搁下一句话：
“慢慢割这个逆贼，让他多受些苦！”
言毕，胜保离去。
行刑两位士兵见胜大帅走远，又见监刑官朝他们使眼色，心领神会地互相点点头，低声对身上已被割数十刀血流遍体的陈玉成说了声：“英王好走！”
然后，刽子手一刀直捅其心，给了这位英雄一个痛快死。
自古英雄出少年
陈玉成，广西藤县人，父母早亡，出身贫苦。“金田起义”时，他年仅14岁，就与叔父陈承瑢参加了太平军，绝对的“童子兵”。
12年中，他从普通士兵成长为力撑太平天国半壁江山的“英王”，真可谓是一部传奇故事。
从军后，陈玉成只是随营移动而已。最初的两年，他并未参加过真正的战斗。太平军定都天京后，他在左四军当“正典圣粮”，也就是高级司务长。真正加入行军打仗行列，始于1854年的太平军第一次西征。当时，陈玉成在韦昌辉之弟韦志俊手下做事。
武昌围攻战中，十六七岁的小将陈玉成率五百多太平军攀城而上，奋勇先登，第一个杀上武昌城头，首建头功，一下子就被升为“殿右三十检点”。而后，九江战役中，他引军趋至九江，配合林启容苦守九江，牵制了湘军很大的军力，终于使得石达开在鄱阳湖全歼曾国藩水师。
1856年，清军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向南京紧紧施压，时为冬官正丞相的陈玉成受秦日纲统领，与李秀成一起赴援镇江。陈玉成置自己安危于不顾，乘飞舟在江上冒死扬帆飞驶，冒着枪林弹雨，抵至镇江城中，把进攻计划尽告守将吴如孝。结果，太平军最终内外夹击，成功解掉清军对镇江的包围。
而后，他与李秀成等人联手，在攻破江北大营后，力克扬州，把清军大将吉尔杭阿打得溃不成军，迫使这位清将不得不拔枪抵胸自杀。
再接再厉之下，江南大营也被太平军攻占，陈玉成率军猛追清帅向荣，并把他包围于丹阳城内。几年来一直和太平军苦斗的向荣受不住如此打击和羞辱，上吊自杀。
天京事变后，名王良将死掉好几个，石达开“出走”，太平天国的征杀重任忽然落到陈玉成身上。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陈玉成乃天京事变中北王韦昌辉杀东王杨秀清时最得力的助手陈承瑢的亲侄子。洪教主凡事都阴坏，唯独不怎么搞诛杀九族那一套。无论秦日纲的几个兄弟，还是韦昌辉之弟韦志俊，在天京事变后并未被逮诛，这是太平天国与“封建王朝”唯一的最大的区别。当然，这并非说明洪教主本人多么宽厚容人。当时形势紧逼，用人要紧，洪秀全不可能再杀自己人，而被诛诸人的亲属深知自己与清廷不共戴天，也只好硬着头皮硬挺下去。这些人，搞好变成陈玉成，搞不好只能当韦志俊（最后向清军投降并充当急先锋）。
他不负重望，与李秀成一起，在1858年秋天二破江北大营，打通了浦口与南京之间的交通线，攻克清军一直坚守的重镇六合。
紧接着，陈玉成与捻军联手，于1858年年底取得三河大捷，一举消灭了湘军悍勇的李续宾及其部下六千多人，名扬海内。
1859年2月，陈玉成破庐州，生俘清朝巡抚级大员李孟群。
劳苦功高之下，他受封为“英王”。这位英王果然英勇不凡，在李秀成协同下，陈玉成率领太平军二破清军的江南大营，逼得清朝在江南的统帅和春服鸦片自杀。
数年之间，陈玉成之所以能一步一步登上“英王”之位，绝对是积功而至。而他的连连克捷，也绝非是“好运气”使然，乃是他治军有方、行军有道。他在战略战术上，有其特别独特的避实就虚、迂回包围、灵敏快速、声东击西以及“回马枪”等等不同凡响的大手段。为此，曾国藩等人对陈玉成深为畏惧，直言“（陈玉成）自汉唐以来，未有如此贼之悍者”。
畏之惧之，清军总想擒杀陈玉成才安枕。
二次西征的苦涩
太平军第二次西征，始于1860年秋（有学者认为根本就没有二次西征）。
二破清军江南大营后，太平天国众将众王在天京会议，决定兵分两路直取武昌。陈玉成率北路军，连下霍山、英山，挺入湖北，占领蕲水、黄州（今黄冈）。黄州落入太平军之手，此地离汉口仅仅一百多里。太平军南京的一支由侍王李世贤和辅王杨辅清率领，在安徽宁国府、徽州、休宁一带进展顺利。
李秀成一支部伍由于天气原因出发较晚，1860年10月下旬才自太平府（今安徽当涂）出发，于年底攻占羊城栈领，特别接近在祈门扎大营的曾国藩。当时，曾国藩是险过剃头。由于太平军仅离营地80里远，手下兵少，又无险阻恃凭，曾爷只能故伎重施，立刻写下“遗嘱”做自杀准备。可巧的是，曾爷的“遗嘱”，几乎等于每次都成为“救命符”。李秀成鬼使神差一样绕祈门不攻，直接去了江西，曾大人又从地狱门口返转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