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士兵的山河

大迂回大包围

金门岛

给解放军长官磕个头

大陆的最后一战

士兵的山河

丁晓原：军事非虚构叙事的范式

无疑的是，王树增已经以《朝鲜战争》、《长征》这些具有“王氏”特色的厚重之作，在军事非虚构文学的写作中，竖起了为界内人士和普通读者认可的一种标高。而他最新推出的战争系列之《解放战争》，再一次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王树增是从事军事非虚构文学写作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从接受者的心理而言，战争诸类的“冲突性”题材，对于受众别有一种吸附力。但像解放战争这样的“熟题重述”，如果其间没有充分的召唤读者的意义元素，那么读者只能对作品说“不”。解放战争一类的题材，各式著述作品不计其数，很多读者对其耳熟能详，因此“接受疲劳”成为一种“宿命”。而王树增的《解放战争》却依然获得了读者普遍的青睐。这部“熟题重述”的长篇在究竟哪里吸引着我们，这是我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我想王树增及其《解放战争》的意义正是在这里蕴含着。

从非虚构写作类型看，王树增所写为“史志”。这一类写作在晚近30年的报告文学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有些史志作品因得历史材料的曾经尘封，而以其揭秘性获得了写作的价值，“打捞历史”，自然建立起一种题材的优势。但是显然《解放战争》在整体上已无这样的题材优势，相反这样眼熟的题材处理不当就会弱势尽显。应当说，就其叙述对象而言，《解放战争》并没有也没有可能再为我们提供更多重大的初始新鲜的材料，整个事件大端有其历史的规定，在非虚构写作伦理中，作者是无法“改造”叙事对象的。作为史学的历史形态，党史、军史等，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呈现着对象，其核心是一种基于历史的集体或集团写作。而作为非虚构文学的一种存在，需要既能满足非虚构的纪实体性，又能表达写作主体的个人特性。这里的关键是历史叙事的个人性。是否具有个人性，这是作为史学的历史与作为文学的历史的根本性区别之一。作为非虚构的文学史志写作，一方面，主体应以自己的眼光选择作为写作对象的历史存在。这种选择既体现为对巨大的历史本体作总体的摄取，又要求对富有意味的历史细节进行呈示。另一方面，它的个人性还在于以鲜明的个人方式展示所择取的人物事件，这其中包含了很多要点，但可归结为个人的历史叙事方式。在我看来，王树增的《解放战争》以其独特的历史叙事的结构配置、展开艺术、意识形态处理等，实现了作品内容的历史厚重与叙事的个人姿式的有机结合，从而建构了战争非虚构叙事的某种范式。并且由此可见，非虚构历史叙事，对象的历史性与主体的个人性的合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解放战争》给予读者的第一感觉是作者十分注意作品的“展开艺术”。叙述解放战争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事件，并且此前已有许多的叙述，作者需要选择一个存在于历史之中，又能以新鲜别致的差异化吸引读者眼球的“进入”方式，从而展开对于波澜壮阔历史的叙说。《解放战争》（上）第一章“青春作伴好还乡”下第一个节目为“年纪愈大愈不愿意洗脸”，这样的语言处理给读者带来了叙事“模式化”的效应。这一部分以“一架带有美军标志的飞机在中国黄土沟壑的上空盘旋”，“这是一九四四年七月里的一天”这样的表述开篇，其后引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军观察组飞赴延安的背景、在延安的活动，美国总统特使在延安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日本投降，毛泽东决定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等。如果作品径自从重庆谈判起笔，则难免陈言多而意趣少。而且这样的展开也表示着作者会以开阔的国际视野，总揽解放战争的大局。重庆谈判的破裂正是解放战争开启的直接的逻辑起点，这是解放战争叙事的历史规定，而王树增以美军观察组飞抵延安作为导引，这里体现的就是作为主体的个人方式。作为叙写重大历史题材的大作品，《解放战争》叙事的个人性是以对象的历史生成为前提的。因此，无论从时序推进的纵向，还是与对象密切关联的要素，举凡重大的战役 、重要的人物作者都能观照，力图还原、呈现解放战争的本真面目。但作者又不是自然主义地再现历史存在，而是在服从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对材料进行有效的结构配置，从而凸现对象之间的意义关联。这种结构配置是指相关材料在特定的叙事空间中的组合。这种组合可以避免对同一对象作过多的线性铺叙，也能通过关联材料的“并叙”或插叙，丰富叙述的内容，给人以宏阔充实之感。在内容上既突出军事叙事，也兼有非军事叙事，重点是内部叙事，也能引入相关国际人物或事件，既大写大事要人，也细写细节和普通士兵等。王树增对解放战争有着自己的认知，他以为：“这场战争与其说是军事的胜负，不如说是共产党以土地改革为引领，逐步获得民心的过程，是人民对战争双方做出了胜负的选择。”这其实也表达了《解放战争》主题的基本义项。但在作品中作者并没有更多地直接言说，而是通过具体的叙事加以表现。按照一般的战争文学叙事模式，可能只是就军事言其事，而《解放战争》则特别注意了通过材料的组合处理，强化了对于战争内在规律的叙事解读。如第三章“农民厌恶马师长”和“姑嫂二人忙点灯”两节，分别写了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作品当然主要叙述战役谋划，战役过程以及结果等，但同时根据其中的情节，接续了解放区人民支持人民军队的生动故事。此外《解放战争》在叙写重大事件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导入有意趣的细节。如“胡宗南：为人民服务处”写胡宗南攻占延安后，“开设了一个‘为人民服务处’”，“挂牌那天很是热闹”，又是发救济金，发棉布，发米等，“胡宗南发现这样下去实在难以承担，而更重要的是民众依旧不说国民党的好话，所有的服务内容只好停止”。这一细节不只新鲜生动，而且具有复合的表达意义。又如王震与被俘的旅长，“他们‘互通姓名，一如朋友相见’”，晚上一起吃晚饭，谈天， “几个小时之前还和身边的这个人拼死厮杀，而现在却如同兄弟一样睡在一条炕上”。这样的细节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中是未曾见有的。人性的美好之光在这里熠熠生辉，温暖着读者。

以往的战争非虚构写作，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写作。作品价值取向的预设制导着作品中的人物与情节乃至语言的运用。这多少导致作品叙事的简单化和模式化，更为要紧的是这样会使作品失去历史非虚构叙事的应有的真实品格，从而失去它的读者。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像解放战争这样的叙事可以“袪”意识形态，事实上《解放战争》选择在新中国60周年前推出，并且作者“我写这些，就是为了给现在的年轻人看的”目标读者的考虑等，都表现出中国现代史教育、爱国主义感染的意味。但这样的意味并不以一种先在的外加的方式出现的，而是自然地客观地包含在作品具体的叙事之中。作者摒弃既成的意识形态叙事的套子，而是在回到历史现场时真实地再现历史。作品大写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胜利，也不回避对大同、集宁战役，南麻、临朐战役，四平战役等许多战事的严重失利的实录。对于国民党也没有一味地揭露他们的凶残不仁，如写济南战役时国民党守军司令官王耀武在守城无望时，“命令将所有在押犯人全部释放。对于关押的共产党员和俘虏的解放军官兵，军官发给金圆券五元，士兵三元，全部送出城区一个也不许伤害”。这样的“中性化”叙事使《解放战争》具有一种充分的历史信度。这样的信度生成了作为非虚构军事叙事重要的历史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