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也沧桑，地也沧桑，历史如江河，滔滔不绝。我觉得天很明净高远，地很深沉博大，太阳也很热烈很灿烂，宇宙和星辰都很永恒，只有自己和人生十分渺小短暂。数十年弹指一挥间，如流星，如火炬，如水花，如尘埃；电光石火，稍纵即逝。人于历史，之于进化，或在于寂寞，或在于一弹。于是心胸受到一种来自天地万物的阔大感召与鼓舞。我拾起一块石片，在石壁上刻下一行浅浅的记忆：“惟天地与业绩并存——邓贤祭于世纪之末。”
然后下山。
然后告诉父亲，我确实祭奠了那座公墓。用我的那颗最最虔诚的心灵。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初稿
一九九0年三月修改
八月改毕于成都
后记 历史不会忘记
当我刚刚完成手中这部长篇纪实文学《大国之魂》并把它寄给出版社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公园一九九0年秋。都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认为秋天更适合休息，于是动身往云南参加一个笔会。在风景宜人的春城昆明，我得知这样一个消息：四个月前，一行日本人终秘密地于踏上了松山的红土地。
毫无疑问，这则消息极大地震动了我，它使我再也无法安下心来享受美好的湖光山色，而急急忙忙踏上了采访的旅程。
当事人大都回避我的采访。有一位当地作者，将日本人祭祀松山的见闻写成一部报告文学，但是未得发表。据说有关部门不希望扩散影响。不管怎么说，日本人在今年五月确凿地实现了重返松山的夙愿，而我们中国人对此似乎不应该再有什么想法。
最初，我并不怀疑日本人的和平诚意和锲而不舍的忏悔精神。因为现在早已不是互相敌对的战争年代，何况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何况日本政府年初已经率先宣布恢复对华贷款，等等。
我本人对这则内部消息的兴趣仅仅在于它所透露的某些同我的作品有关的历史内容。
据悉，日本客人共有两名，来自日本“松山老战士协会”，其中一名是在我的拙作《大国之魂》中曾经提及的护旗官木下中尉，另一位名不见经传，满脸麻子，战争期间职务为军曹。据说还有一位松山军妓希望同来，被中方婉拒。接待单位均为公安部门，戒备森严。不大象保护游客，倒像押解犯人。
事过境迁，怒江峡谷建起了水泥跨江大桥，滇缅公路拓宽了一倍。只有松山依旧荒芜，当年的战争遗迹历历在目。
车到大垭口，两位日本老人就坐不住了。他们身着传统的日本和服，一面把许多从岛国带来的精美祭物抛向山坡和深谷，一面长跪不起，抱头痛哭。日本人走走停停，寻寻觅觅，几乎是从山下跪上山顶的，以至于弄得一身一脸都是泥土，其心意之虔诚可见一斑。
听说他们在松山上祭祀了一整天，拍了许多照片，烧了许多香烛，最后如愿以偿地取走了一包松山的泥土。松山海拔两千六百公尺，不在乎一小包泥土。这也是中国人的胸怀。
据说日本人对此深表谢意。
我由此稍许产生了一丁点自卑。因为我独自徒步考察松山时，当地政府作了许多规定，其中有一条就是不许拍照。
据说日本客人曾向有关部门提出一个缺乏常识的问题。日本人说，既然松山战役是你们的一次重大胜利，那么松山为什么没有纪念碑，也没有其他纪念物？这个问题自然不难应付。事实上在松山大垭口的公路边确曾有一座旧石碑，只是年代久远，不大引人注目而已。
日本人在龙陵县城盘桓的那些日子，麻脸军曹很快被当地老人认出来了。时隔将近半世纪，日本法西斯军队留在中国人民心头的创伤和痛苦记忆并未完全抹去。老人们回忆说，麻脸军曹杀人如麻，拿劈杀中国儿童取乐。原以为松山战役已将他化为灰烬，不料四十多年后，杀人魔王又回来了。
当然不是卷土重来。因为中国早已不是五十年前的中国，中国老百姓也不是五十年前任人宰割的“良民”。况且日本官方护照写得明白，两位日本先生来华目的均为 “观光旅游”。麻脸军曹一去四十余年，人们有理由相信他已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当昔日的杀人魔王兴致勃勃地走进旅馆茶社时，当地人以淳朴宽厚的热情同客人握手，然后既往不咎地坐在一条板凳上品茗和谈笑风生。日本人在当地还造访了一些居民家庭，看到许多居民使用松下或东芝电器，他们对此感到满意。
麻脸军曹之所以信心百倍地重返龙陵和松山，是因为他们确信过去的日子已经结束。但过去结束并不意味着那些罪行可以一笔勾销。日本人的优越感令我震惊。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优越感十足的民族是不大容易记取教训，尤其不大容易记取发动战争和玩火自焚这样一类教训的。
在龙陵大坝，日本客人曾经专程登门拜访一位傅先生。傅先生年逾七十，战争期间任国民党远征军少校军医，参加了收复滇西的战役。此次晤面，历史上的两国仇敌终于有机会化干戈为玉帛，畅叙中日友谊。
日本老人有感于人生短暂，世事沧桑，主动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战场内幕。为方便叙述，兹将其中部分细节照录于后，以备历史学家考证。
1?著名的松山大爆破，日方事先已有察觉，麻脸军曹亲往高地传达撤退命令，仅有六名官兵因通知不及而遇难。这个数字与中国方面宣布的消灭八十余人出入甚大。
2?松山大血战生还者并非木下护旗官一人。突围成功者共计二十四名，其中包括日本军妓三名。因为只有木下护旗官是奉命突围的，因此其余生还者均有临阵脱逃的嫌疑，被军部勒令隐姓埋名，不准抛头露面。直到七十年代，松山幸存者才在日本成立一个“松山老战士协会”，正式宣告自己的存在。此事为麻脸军曹亲述，日本防卫厅作战室所著《缅甸作战》及《大东亚圣战全史》等书均未提及。
3?日本松山守备队司令官金光少佐最后军阶应为中佐。战争期间该守备队兵员应为八百九十一人。
兴之所至，日本客人还谈及一些小事。
松山开战前夕，日军抓住了两个中国女嫌疑犯，并从她们的发辫中搜出了日军阵地的地图。日本人对中国女人动用了一切令人发指的酷刑，这些酷刑绝对地使我们今天电影里那些装模作样的表演无地自容，据说连日本兵也为之侧目。中国女人毕竟挺住了，即使数十次地轮奸也不能使她们开口。最后她们被一刀刀割成碎片，喂了日本狼狗。
麻脸军曹回忆说，那是两个很年轻的中国女人，年级最多不超过十九岁，后来查明她们是从江对面过来的学生兵。这两个坚强不屈的中国女兵给日本人留下的印象是如此深刻，麻脸军曹问：你们是否知道她们的名字，并为她们修建了纪念碑？
还有一件小事，松山突围时，日本败兵中途伏击了一支正在赶路的中国运输队，打死了大约二三十名运输兵。当他们动手剥下死人的军衣好化装逃跑时，才赫然发现这些死者全都是女人。日本士兵被震撼了。当一个民族的男人和女人都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时，这个民族便绝对是不可战胜的。日本人破例将这些中国女兵的尸体掩埋在山谷里，并默默致敬。麻脸军曹问：你们有过关于这支失踪的女兵运输队的确切记载吗？
傅先生无言以对。
几个月后，当我坐在书桌前整理这些沉甸甸的记录文字时，我亦无言以对。
当我在这篇后记中一笔一划记录下历史传导给我的巨大震撼时，日本客人早已回到那个遥远的岛国，并且带去一抔松山战场的红泥土。我也许有理由期待日本人的忏悔，从每一个血债累累的麻脸军曹到日本天皇。
据说日本天皇没有。
麻脸军曹也没有。
报载：日本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公然宣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谎言 （见一九九0年九月十五日《参考消息》）
历史终归是历史。如果要让中国人忘记南京大屠杀，就等于要让日本人忘记曾经升起在他们头顶上的那两朵巨大而耀眼的蘑菇云一样。
——他们会忘记广岛？
——还有长崎！
公元一九八八年夏，中国上海曾经发生一起震惊日本岛国的车祸。两列火车相撞，致使数十名来自日本岐阜县的高中学生丧生。消息传来，日本举国悲痛。两个月后，这一不幸事件得到妥善处理。
翌年祭日，数以百计的日本人前往中国祭祀，他们中间有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对日本人来说，后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尽管他们有的人在中国野蛮屠杀过不计其数的妇女和儿童。
在上海真如车站，日本人看到死者的陵墓才现场修葺一新，中国人没有亏待他们的子孙。
然而应当负罪的并不是中国人。当日本人的双膝牢牢跪在中国的土地上时，这种负罪感就因为历史的轰然苏醒而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
真如车站是上海“八?一三”抗战旧址，公元一九三七年秋，日军从这里攻陷大上海，然后继续攻占南京，制造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岐阜位于日本本州岛，五十年前，由数万名该县官兵组成的“本州兵团”自始自终参加了对上海的作战，随后又血洗南京城，对中国人民欠下累累血债。半个世纪后，，一个偶然的车祸鬼使神差地将一些岐阜日本人驱赶到中国，跪在这根铭刻着他们或者他们亲友罪行的耻辱柱跟前。
面对千千万万异国怨鬼，日本人能不心惊肉跳么？
公正地说，车祸的死难者是无辜的。但是无辜并不能解释历史。
这是纯粹的巧合？
还是命运的安排？！
对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历史始终是堆纠缠不清的乱麻。他们的努力仅仅在于孜孜不倦地解开那些旧结，然后又打上许多新结。
我以为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能照出人的白骨。
但愿我在稿纸上录下的这些沉重的铅字能使我的读者受益。历史不会永久寂寞，历史的曲折来自历史的创造者。
这便是我写在《大国之魂》即将出版之际的话，既是补白，也是自述。
权作后记。
邓贤
一九九0年九月三十日急就于成都
（全文完）
附录
抗战时期中国远征军以及中国驻印军的最后命运
印缅远征驻印军主力“中国虎”。新6军的骨干班底（或者说前身）为新编22师，在编入新6军之前还是5军的主力，昆仑关的胜利也有新22师的汗马功劳，（消灭日军4000多人，克复昆仑关，一战扬名，著名剧作家田汉还专门采访了廖耀湘，称其为抗战中的狄青）42年在5军的建制内参加了印缅远征，西渡怒江，第一次远征中主要战斗为接应200师自同古撤退，打完后也还有7000多人，实力仍存，可惜远征军撤退时军长杜聿明却不听廖耀湘建议，尝试突破日军阻击，非要往野人山炼狱里钻，这一昏招的直接后果就是新22师兵员从进山时的7000直线下降到了到达印度时的不足3000，牺牲超过半数。（树林里，草丛中，一支支锈蚀的枪支，一堆堆散乱的白骨，无言地诉说着情况之惨烈，上万名官兵的骸骨永远留在了异域他乡。远征军在正式作战中未损失团长以上将领，而在撤退中竟损失四员之多。）反倒帮了日军大忙。（其实当时远征军的当面日军只有56师团，还因为长途行军疲惫不堪，实在没有多大把握能把整个远征军都拦住，远征军的不战自乱让师团长渡边高兴得半死。）42年底，5军回国新22师留印（当时隶属于新1军，军长郑洞国），换装美式装备，在兰姆伽整军经武，刻苦训练，经过一年的整训，练就了丛林战的过硬本领，自此掀开了新22师——新6军最辉煌的一页。1943年10月参加第二次缅甸战役，向缅北挺进，与新38师（师长孙立人）互相配合，二进野人山，占领胡康河谷，克于邦、下孟关、攻占瓦鲁班……在整个缅甸反攻战役中，新22师给日军的王牌18师团毁灭性打击，歼灭敌人 20000多，一雪2年前野人山兵败的耻辱（史迪威语，其中新22师单在卡盟一役就毙伤日军不下5000，间布山山区3000多，在攻占瓦鲁班战斗中突袭 18师团司令部，缴获18师团发布作战命令的关防大印，这在抗战期间绝无仅有。蒋介石的嘉奖电只有三个字：中国虎！）。随着第14师（龙天武）和第50师（潘裕昆）空运来到缅北反攻的前线，驻印军扩为两个军，原属土木系54军的第14师、第50师加上新22师组成了著名的新六军。随后攻克八莫、南坎、芒市，打通了遍染鲜血的滇缅公路。45年5月运抵芷江，并参加了对日受降签字仪式，负责警戒。随着国府南京光复，新6军成为首批进驻的部队，早于74 军。（极高的荣誉！）
1946年2月新6军遵令远赴东北，急先锋还是新22。新22师“虎师”之名决非浪得虚名，以师单位计，无疑是东北国军，或者说是全国国军头号王牌。进东北后所向无敌，多次以一个团大败东野一个军，基本说明战争初期新22师一个团可以顶东野一个军，差距非常惊人。新22师三个团个个凶猛异常，1、李定一65团威远堡门进攻击败3纵。2、罗英66团5个连沙岭防守完胜4纵。3，64团沙后所大败东野王牌2纵4 师。（新6军在东北战场的战斗以往材料介绍都不多，很多****，在此多介绍一些。）
举几个战例：46年2月初闯关东的新22 师相继占领盘山、台安、辽中，在辽河以北地区形成一条线式防御阵地。其66团和师属教导营总共就3千人（一说66团守沙岭只有5个连，加团直属部队，1500——1800之间。）推进至辽河南的沙岭村，成为突出孤立部分。2月16日辽南军区总共集中8个团（10倍以上绝对优势）。以人海战术猛打猛冲，如羊顶架般以月夜攻势连顶一昼三夜。该敌利用重机枪、火焰喷射器、火炮的绝对优势构筑防御工事。构筑完毕即龟缩一团，固守待援。至18日夜仍未啃下这块硬骨头。次日晨敌援兵至，不得不下令撤退。民主联军伤亡2100余人，新22师624人，伤亡比3：1。这仗是新6军在东北的成名作。（4纵承认；“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败仗，千真万确的一场耻辱。”）
47年12月沙后所战斗新22师先和2纵4师开打，4师1个营刚占领了新22 师1个团团部就遭到反冲锋，国军用机枪和迫击炮猛打，这个营基本报销了，新22师2个团凭借工事顽强抵抗，我军与之反复搏杀至天明。2纵4师原来战斗设想是全歼守军，结果非但没有完成战斗任务，伤亡惨重退出村，骨干基本打光，仅营以上军官就被打死6人。虽然2纵公开史料不提，4师军内总结完全承认，说； “主要教训；指挥员轻敌麻痹，对敌情掌握不准，未具体贯彻林总的战术思想，造成严重的战斗失利。”（注意，严重失利。另外东野阵亡2纵4师10团副团长王国华，4师损失942人。新22师64团损失801人，64团打败4师后，从容撤退。新22师出动了两个团，林总本来命令2和7纵围歼该师，但是由于协调等问题，只有2纵4和5师参战。在47年底还准备调两个军对付新22两个团，足以说明新22的地位、威胁。）
据新6副军长回忆（唯一从辽西会战逃出的新6军高级军官）：新6军入东北近3年败仗极少（包括消耗仗，败仗主要集中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而新22作为该军主力骨干及第9 兵团的精华保持常胜记录，与宣传有很大不同）。一开始攻占鞍山、本溪、辽阳到2次四平战斗（第一次新6军迂回包抄四平守军后路，迫使我军撤退；第二次新6 军169师血战八棵树，死扛几天，保证了其他部队及时增援）、安东战役（全面内战初期在东北战场上发生的一次重大战役，新6军与52军作为参战，此役是东北民主联军的重大挫折之一，伤亡6万多。但由于各种因素制约，国内各种资料对此役描述皆只强调新开岭一役，而其余均言语不详，理由很简单，其他都是败仗。南满军区屡战屡败，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林非常不满，派陈云和肖劲光主持南满工作，取代肖华，才有了决定东北生死存亡的三下四保。），最终打到伪满洲国首府长春，使东北国军的势力达到了顶峰。（当时东北的女学生都以嫁给新1、新6的军官为荣。东北都流传着“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6军”的顺口溜）直到辽沈战役在辽西新3军龙天武得空军通知东野6纵逼近，但他疏忽未将紧急情报及时上报兵团部，导致警戒的新22师先被6纵突袭击溃，东野“旋风部队”第3 纵队楔入砸碎兵团部，打烂了新1、3、6军3个军部（纯是巧合，当时攻击的3纵第7师21团3营还以为是个团部，直到打进去看到文件才知道是兵团部。韩先楚后来也回忆到，要是知道是廖的兵团部，怎么也得派一个团去打。运气也不在国军这边，冥冥之中，似有天意？）。而打到最后掩护廖耀湘突围的还是新22师。林总在辽西会战对新22师还是很有戒备的，可惜周围境况变了，兵败如山倒的危亡战局下，素来战无不克的新22师也独木难撑，回天无力。
自1943年在蓝拇伽营地接受了全面、严格的美式军事训练之后，新22师——新6军具备了很强的丛林作战技巧，成为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王牌主力：基本的枪械*作、拆卸，丛林生存技巧，士兵在训练中把丛林里所有能爬动的东西——蜘蛛、蝙蝠、蚂蚁、蟋蟀、蝴蝶、螳螂蚯蚓……全吃了一遍，学习辨别防方位的方法就有十多种，等等，数不胜数，美国的黄油奶酪也将国内长期营养不良的士兵喂的身强力壮，不象在国内补给困难，条件艰苦，营养不良。同时,在印度，伙食是美军的标准，不限数量，随便吃；训练时弹药随便打，很多士兵惊呼：国内当兵3年，打的子弹没在印度机枪射击训练时一天多；军官不打骂士兵，不克扣军饷；医疗等各设施齐全。只有一点：各项训练逐一考核，有一项通不过，屁股上盖个章就淘汰回国！(由于素质要求高,所以国军补充了大量的青年学生去印训练，他们的素质绝非国内普通的农民可比,在三年多的印缅战场的训练和作战中，可以说以是深得美军的真传)这是远征军战斗力飞速提高的一个阶段，毕竟装备可以拿到手，但正规严格先进的美式训练美械军里也不多，这也是驻印军名列五大主力的重要原因、资本。在这里要特别提一提驻印军的装备，那是当时中国火力最猛烈、装备最精良的部队，得到的美援最多，而且由于原定空运缅甸的8师因故取消，所以出现了两个师分三个师的装备等“过剩”情况，新6军新22师因此拥有两个师属炮兵营（一般美械师只有一个）。所以重炮轰击也是其战术的重要内容，去东北后针对东北民主联军的特点，战术也有了新变化，例如威远堡门进攻战65团攻3纵山头阵地（廖耀湘根据新1军在四平的情况，限令攻击部队在炮火停止后5——10分钟内一定要冲入守军阵地，不给其喘息机会，若太慢进攻就失去炮火压制的意义，实质就是用炮火优势抵消冲锋部队冲击的最危险路程，可有效减少伤亡。看来廖也是个不错的战术家）由于战术得当，一个个山头阵地基本是一次拿下，没费什么事。不过人无完人，在长春警备期间似乎部队的军纪不太好，最后由新1军接替新6回沈阳，美中不足。
作为驻印军的主力，新6军异域扬威，在第一次滇缅作战失败后，几经曲折与磨难，在印度的蓝姆伽重获新生，组成二战以来实力最坚强装备最优良的中国新式陆军，在另外一片土地上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国威、军威，赢得了世人的尊重、赞扬，除应证史迪威将军所坚持的信念：“只要接受适当的训练与装备，将会与世界一流的军队一样。”也破除了部份外国军人视中国的军队是不会作战的军队之迷思！同时也英勇的扛起捍卫中国保护亚洲的责任，其旺盛之战斗精神即使一流的盟国军队亦望尘莫及，此段是中国人的光荣，他们的英勇奋战使这段历史值得每个国人自豪，正如史迪威在缅北反攻结束后发给廖耀湘的贺电：“这是你的光荣，是新22师的光荣，是中国驻印军的光荣，是全体盟军的光荣，更是中国人民的光荣！”
总的来说，新6与18的战绩都是半斤八两，但考虑到关内关外国军部队的装备有差距，以及 18军在金门战役中的关键作用（蒋介石在看完战报之后据说泪流满面，连说“有了这一战，台湾就安全了……”他太需要一场胜利了，18军的胜利无疑是雪中送炭，也直接影响了我军攻台的作战计划的拖延，本来我军在50年曾准备用50万大军实施攻台作战。而随后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条件已不允许，再没有机会了，胡琏和他的18军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历史。）虽然东北战场也非常重要（双方都是一流高手，差距都是毫厘之间），可毕竟那一战保全了“党国”影响巨大、深远。排第三。
郑洞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军
代表人物：郑洞国/孙立人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军是中国驻印军主力“天下第一军”。新1军的前身为新38师。该师的底子就是财神爷宋子文大名鼎鼎的财政部税警总团改编而来。
特别说明税警总团自组建之后在1932、1937年的两次上海大战中伤亡殆尽，1940年重组之后由孙立人将军任指挥。所以新38师与“一二八”、“八一三”没有什么关系。
1941年底随66军进入缅甸作战，仁安羌一战中，孙将军仅率领一个113团前往解围，以少胜多，大败日军，救出了7000多英军和记者，蒋介石、罗斯福、英王乔治都给他授勋章，由此声名大振，甚至被媒体称为“东方隆美尔”，同时113团也伤亡过半。随后由于远征军指挥混乱，孙立人未随大部队北撤，而是完整撤退到印度。过境时英国军队竟要求新38师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入境！孙将军当即回绝，下令加强警戒、准备战斗，后来英军参观了新38师营地，军装虽破却干净齐整，枪械虽差但擦得锃亮，还带来2门迫击炮4挺重机枪。与那些连裤子都扔在逃跑路上的英军绝对天壤之别。英国人一下被折服了，第二天就奏乐鸣炮欢迎。大快人心！
1943年撤退到印度的新22、30、38合编为新1军，首任军长郑洞国，此时新22师也在其建制之中，出国远征的中国士兵，在美英盟军的帮助下，在兰姆伽整军经武，刻苦训练，练就丛林战的过硬本领，日后的新7军军长李鸿作为“兰姆伽营地的开拓者”因为干练坚决而被史迪威称为“东方的蒙哥马利”。
第二次印度缅甸战役，今非昔比的新38师，士兵身强力壮，武器新颖精良，智取强攻，一下冲开野人山的第一关隘“鬼门关”。打扫战场，8名日军生俘，110余名日军被烧死闷死在堡垒内，战胜种种困难，逐一歼灭盘踞在野人山的敌寇，10月29日新三十八师终于突破险峻的野人山。激战90天的孟拱之战，经新38师两昼夜的奋勇拼杀，以胜利攻占而告终。
1944年4月与美军联合围攻密支那，毙敌 2000人，俘虏70人。新1军攻击八莫，新38师作为主力，在美国轰炸机的配合下，恶战一个月，与日军一个战壕、一个地堡地争夺，这一仗消灭日军 2400余人。盟军当局后来将八莫的一条马路以新38师师长李鸿的名字命名。1944年8月孙立人升新1军军长。
整个反攻战役中战果辉煌：击毙日军联队长以下官兵33000人，打伤75000，缴获大炮186门，战车67台，汽车552台，攻占公路646英里（大约1140公里）。自身伤亡17000余人。值得一提的是，在战役中曾俘虏日军1200多人，时任新38师长的孙将军对日本俘虏的态度：对那些曾沾满中国人鲜血的禽兽，尽管成了俘虏也照样格杀勿论，全部活埋。只有一人幸存，因为孙将军得知他是台湾人。也让日本人明白，杀降可不是他们的专利。日军后来一听新1军、新38师大名望风而逃。使新1军博得“天下第一军”的美誉。缅北与滇西的反攻战，是八年抗战中，中国军队取得彻底胜利的一次歼灭战，对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都起了重要作用。到1945年6月，新一军凯旋回国。
1946年1月1日，孙立人奉命参加联合国参谋首长会议。2月17日，新一军开始奉调船运秦皇岛。3月下旬全军运抵东北。随即北上铁岭，锦州，辽中，沈阳，新民等地，并无大的战斗，倒是驱逐了一些每日抢劫强奸的苏联红军。
东北第一场大仗为四平之战，自4月17日开始直到5月18日结束，足足啃了一个月。东北民主联军为了执行军委“化四平为中国的马德里”的命令，调集14 个旅（师）构成绵延上百里的防线，此战相当激烈，双方都拼尽全力，杀得昏天黑地，甚至出现了新1军50师用重炮、120多挺轻重机枪打烂泊罗子阵地的战例，呈现僵局态势，最终以新6迂回威胁解放军退路，解放军被迫撤退而告终。
此战前军长孙立人前往英国接受英王勋章，新1军没有军长在营已有4月有余。大战在即却仍不见带领他们一齐斩关夺隘，横扫印缅的军长归队，全军将士士气浮动。熊式辉派郑洞国临时指挥新1军。郑洞国虽曾是新1军军长，但一直在后方负责后勤，训练等，威信无法和孙立人相比。故从4月21日开始攻击四平，师长都态度消极，火炮打得凶，地面步兵却不努力攻击。无疑影响了战力发挥。而且16日，刚投入四平方向担任左翼迂回的71军主力在四平近郊遭受重创，丧失战斗力，只剩下新1军独力从正面强攻四平。如此条件下，以一军之力攻占四平显然不现实，无可厚非。5月中旬，民主联军7师向新38发动进攻，损失1000多。15日，孙立人赶到新1军军部，连夜制定攻击计划。新1军官兵见军长回来了，士气大振，奋勇猛扑林彪防线，在新6的配合下终于第一个攻进四平。
“四平保卫战，解放军受到相当大的元气损失，许多主力部队失去战斗力，黄克诚部三师七旅，原为井冈山之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3000余人，失去战斗力；万毅之三师原有12000人，经四平战斗伤亡及撤退中被追击溃散逃亡只剩4、5000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5000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升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部保一旅损失相当重；其次八旅、十旅、杨国夫部七师也弄得疲惫不堪和不少损失……”—摘自民主联军给军委的总结报告。虽然战后承认只损失8000多，但实际上远远不止，东野一直讳莫如深，具体的数字仍是迷。
而另外一场著名的战斗为1947年3月德惠守卫战。这是东北解放军第一次向国民革命军主力部队进行的正规攻城作战，潘裕昆的50师在德惠被围，孙立人勉潘裕昆沉着固守，并告潘裕昆三日内将亲率援军解围，同时亲率部众北上解围；同时，71军亦由农安侧击德惠。解放军集中了 4个师、80门火炮，4辆坦克，以6纵为主力，可以说是绝对优势，且部队刚打了胜仗，士气旺盛。但是激战3天，攻坚却失利了。由此暴露出解放军在正规战、攻坚上的许多不足。德惠被围攻之同时，新1军留置在松花江北岸由50师149团第1营第2连连长郑明发率部固守的桥头堡亦受解放军围攻，长达24天。解围后，坚守德惠的149团及郑明发连，由蒋委员长特赐名为「中正团」及「中正连」，并颁发正式关防证书。但是在辽西会战之前，新1军进东北时编制的3个师曾经报销过6个团，分别是新30师89、90团，新38师112、113团和50师149、150团，作为新1军起家骨干是新38师（地位相当于新6的新 22师）先后有2个主力团被歼，战绩比起新6，相对“虎师”有所不足。在黑山阻击战中也曾发动进攻，可惜那时已经太晚了，随着东野主力的到来，加上廖耀湘的病急乱投医，胡家窝棚之战，解放军以凌厉的攻势迅速捣毁廖耀湘司令部，逼其兵团退至唐家窝棚一带，廖耀湘在撤回沈阳之际，手拿报话器发话：“我是廖耀湘，现在我宣布撤退命令......”。这时，第九兵团参谋长杨昆急步上前劝阻道：“司令官，不能用明语，千万不能用明语......。”廖耀湘焦燥地打断杨昆:“我现在需要的是时间！时间！”接着他用明语命令到：“现在敌情严重，潘军长……我的司令部突然遭到袭击！现在由你指挥新一军、七十军169师和重炮部队，沿大虎山至新民地区向沈阳撤退。我亲率新六军22师、新三军第14师经大虎山至老达房渡辽河向沈阳转进，49军随后跟进.......”林彪听了立即部署指挥，这时注定败局已定，辽西成为了新1军的最终归宿。
新38师的底子为税警总团，按理说干的应该是盐务缉私的买卖，不过我们的孙将军心向战场，一心要杀敌报国，执掌部队以后完全按照正规陆军的野战科目进行训练，最终在其一再请求下，将税警总团1、4、6三个团编为新38师，编成后参加军政部战力校阅，名列第一，立刻从丙种师提升为加强师，编入了缅甸远征军。有人将新1、新6比喻为“连体婴儿”，两军自成立到征战，最后到终结，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战斗，训练、战术、装备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兰姆伽营地的丛林作战训练在上文中已经说过了，这次说一说装备上的些许差异，新编38师辖3 个炮兵营，比新22多一个，由于“过剩”问题，即使被歼两个团后,通过将库存的武器补充后，仍能达到团有迫击炮12门与战防炮8门，营有8挺重机枪与4具火箭筒，连有六零炮6门，班有1挺轻机枪与2支冲锋枪的水平。在军纪上，从第一次远征撤退不乱到接替新6军驻守长春，前期平分秋色，后期略胜一畴。
当时东北流传着“只要不打新一军，不怕中央百万军”就是见识到其超强的战斗力后，很长一段时期由于恐惧而讲出的。
在印度、缅甸的战斗中新1军可以说是占据上风，成军早，驰名中外，许多高级将领都接受过外国颁发的勋章，说白了就是“受洋人重视”，这也难怪，孙立人在弗吉尼亚军校时就和马歇尔等人成为同学、朋友，关系非同一般，二战结束后美军曾经想让新1军代表中国担任驻日占领军，只是国共急着内战才作罢。在东北战绩上不如新6军，另孙立人不是老蒋嫡系，从感情、受重视程度上说老蒋更偏重新6军。最终孙立人也因为派系矛盾调离了新1军，离开了东北，同时调走了几百名骨干亲信，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这些人参与对新兵的训练，由此将新1军的传统与练兵方法流传下来，从这个方面考虑，最终还是将新6排在前面。
1942年5月，第五军军长、后远征军副总司令杜聿明令各部向西北穿越山大林密、瘴疬横行的“野人山”返回云南。
担任前卫阻击的第96师很快便迷失方向，他们踩着野兽走过的小路在阴暗潮湿的大森林里走了整整十天，过着原始人的生活。直到半个多月后，一架路过的美军飞机偶然发现了他们。后来，这支部队在藏族向导的带领下翻过白马大雪山，经西藏边缘返回国内。
而被困野人山听天由命的杜聿明及其麾下约35000名中国官兵则遭遇到更大的考验。白天，饥肠辘辘的士兵在山沟和森林里寻找一切可以被称作食物的东西：野果、菌类、植物块茎、野芭蕉。人们捕杀飞鸟、青蛙、老鼠、蛇，掏蜂窝、蚂蚁窝，还有饿极的人吞食动物粪便。入夜，在动物出没的树林里，人们端着上膛的步枪，眼睛里闪动着野兽般的饿光，焦急地期待着猎物撞上枪口。
六月，当地人谈虎变色的雨季降临了。凶恶的疟蚊就不分白天黑夜地向人类发起进攻，把病毒和疟原虫散播在他们的血液中。滂沱大雨使得山洪暴发，道路断绝。动物都躲起来，鸟兽绝迹，人们只好靠着剥树皮挖草根填塞肚皮，死亡和失踪人数直线上升。魔鬼慢慢扼住了中国人的喉咙，要把他们化为一摊血水。
一个短暂的晴天，一架执行任务的美军侦察机在丛林上空发现了烟火，那是一群中国士兵正在熏马蜂，于是，受尽磨难的人们绝处逢生。他们最终听从来自重庆的命令，顶着暴风雨踏上通往印度的苦难历程。
当最后一名东倒西歪的中国士兵在1942年8月的亚热带太阳照耀下走出丛林，历时半年的缅甸之战才以盟军免遭覆灭和千难万险的撤退终告成功而结束。陆续抵达印度的远征军番号计有军直属部队五个团和新22师，总人数不足一万。他们与先期到达的新38师一起改称中国驻印军，留在印度中北部的兰姆伽基地接受整训。
根据战后盟军公布的档案材料，中国远征军入缅兵员为10万人，伤亡总数达6万余人，其中有近5万人是在撤退途中自行死亡或者失踪的。盟军伤亡及被俘约1.5万人。日本政府公布的盟军阵亡名单（含失踪）比较保守，为2431人。
国殇之魂
在密支那休整约两个月后，新1军、新6军分左右两路向八莫发动进攻，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披靡，向日寇发动了最后的攻击。随后，新1军先后攻克八莫、南坎。
1945年1月28日，X军（驻印军）和Y军（远征军）会师阅兵仪式暨庆祝中印公路通车典礼在缅甸边境的芒友举行。同日，印度阿萨姆邦边境小镇利多，印-缅-中公路通车剪彩仪式也隆重举行，第一队250辆满载货物的汽车缓缓驶出印度国境。
2月初，会师后的中国远征军奉命停止前进，返回国内休整，而中国驻印军则旋即南下，进行收复缅甸南方的艰苦战斗，最终于1945年5月1日收复仰光。此时，驻印军奉命返国，各军师复归建制，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取消。
这样，从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算起，中缅印大战历时3年又3个月，终于以胜利宣告结束。
二战结束后，根据官方数字，中国方面在中缅印战场上先后投入兵力达40万人，其中还不包括相同数量的支前民工；英美盟军投入陆军30万人，飞机2000多架，坦克装甲车3400多辆；日本累计投入军队40万人，飞机800多架。其中，中国军队付出的代价最大——累计伤亡接近20万人，约占参战官兵人数的一半，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抗日战争史上悲壮的一笔。 （范昕摘编）
解放战争中43名国民党战犯的最后归宿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５日，新华社发布了４３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这一名单基本上囊括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党政军大员，半个世纪过去了，尘埃落定，从第一个死去的戴季陶，到最后一个离世的宋美龄，这４３名战犯的人生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们的最终结局是怎样的呢。
第一号战犯
蒋介石：悬棺待葬
蒋介石１８８７～１９７５，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１９４９年，蒋介石逃至台湾。当时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惶惶不可终日。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使国民党政权有了自保的机会，蒋一面支持美国的侵朝战争，一面在岛内开始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及建设，为６０年代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１９７２年，蒋因感冒并发肺炎，又发生车祸，致一蹶不振，１９７４年复因流感引起肺炎，终于在次年４月５日清明节一命归西。遵其遗愿，“灵柩暂厝于慈湖，俟来日奉安于南京紫金山”。这一愿望，如果还是意在“反攻大陆”，已是绝无可能，但如是移葬大陆，中共方面已经明确表示：“悉听尊便。”
第二号战犯
李宗仁：叶落归根
李宗仁１８９１～１９６９，字德邻，广西桂林人。１９４９年１月，曾任中华民国代总统。大陆解放后，他不愿去台湾，前往美国。被台湾当局罢免“代总统” 职务。随后在美居住长达十几年。晚年，受中国共产党“爱国不分先后”政策的感召，他冲破重重阻碍，冒着生命危险，于１９６５年７月间偕夫人郭德洁女士毅然从美国回到祖国大陆，消息传出，轰动世界。李宗仁返回大陆后，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在生活上得到周全安置。“文化大革命”时，受周恩来总理保护，未受冲击。１９６９年１月３０日，李宗仁在北京逝世，终年７８岁。
第三号战犯
陈诚：主政台湾
陈诚１８９８～１９６５，浙江青田人。字辞修，号石叟。曾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等职，去台后，任国民党台湾省政府主席、台湾警备总司令、“行政院”院长、国民党副总裁等职。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决定，对台湾经济发展也做出了贡献。同时他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１９６５年３月５日，陈诚因感冒并发肺支气管炎在台北停止了呼吸。
第四号战犯
白崇禧：独死公馆
白崇禧１８９３～１９６６，广西桂林人，字健生，回族。曾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华中“剿总”总司令等职。白崇禧作为桂系首领，既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政策出过力，又屡次参与逼宫，为蒋不容。去台后，蒋一直想置他于死地，但当时同属桂系的李宗仁尚在海外，蒋介石还要利用白来牵制李，所以没有下手，但将其列为头号政治敏感人物，派保密局对他进行监视。后蒋获悉：白企图发展客家组织，再造势力。遂令毛人凤筹划暗杀，但白因副官救助幸免于难，从此深居简出。李宗仁回大陆后，白崇禧的利用价值已失。时白妻病逝，他的心灵受到重大创伤，遂终日寻欢作乐。特务机关在知其常买补药后，便暗中命令医生给其下重剂量。白服药后，产生了返老还青春之错感，与护士张小姐热恋，于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日被发现气绝身亡。
第五号战犯
何应钦：失权有宠
何应钦１８９０～１９８７，生于贵州兴义，字敬之。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和行政院国防部长、行政院长。去台后，曾出任蒋介石“总统府”的战略顾问委员会计划主席。何应钦原是蒋介石的宠臣，但因其曾偏袒桂系，尤其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意图主持武力进攻西安，欲在讨伐中置蒋于死地，自己取而代之，而逐渐大权旁落，但仍保持相当地位。去台后，开始深居简出，不闻政事，“闭门思过”。于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０日死于台北，时年９８岁。
第六号战犯
顾祝同：心思谁知
顾祝同１８９３～１９８７，字墨山，江苏涟水人。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西南行政长官。去台后，任代“国防部长”等职。由于对蒋介石忠贞不贰，顾祝同一生官运不衰，在台湾被圈定为替蒋经国保驾护航的“辅国大臣”，曾多次提拔、指导蒋经国。他晚年身体很好，散步养花，生活规律。１９７３年５月，８２岁的顾祝同还与何应钦一起，兴致勃勃地访问了金门与澎湖诸岛。他在参观金门炮台时，手举高倍望远镜，对着大陆方向，凝视了足有十几分钟，方才还谈笑风生的顾祝同，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ｌ９８７年１月１７日，顾祝同在台北病逝，终年９５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