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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几天后，在他所住的那座散发着新鲜石灰味道的“独立房子”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书记博古召集了会议。除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之外，政治局常委记张闻天（洛甫）、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翻译伍修权，以及已被撤销了红军总政委和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职务的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等参加了会议。博古严肃地说：“今天，中央和军委，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同志是一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具着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到来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关怀和支持，更体现了这位革命家和军事家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然后，这个穿着特大号中国红军军服，腰间扎着缴获来的国民党军官使用的带有铜圈的宽大皮带，脚上穿着一双中国人很少见过的厚底运动球鞋的外国人开始了演说：“我，李德，遵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书记处的要求，来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的革命根据地，担任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之职，负责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提供军事上的协助和指导，帮助建设正规的红军部队，建立强大的苏维埃军事体系，粉碎中国资产阶级政府和反动白军的军事进攻，保证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让共产主义的革命红旗迅速插遍全中国、全亚洲、全世界！”

所有的领导人一时间都没有从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外国人的惊愕中反应过来，只有角落里的毛泽东在卷烟飘出的烟雾中漠然地看着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外国军事顾问。当李德主动走过去向毛泽东伸出手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中国人的身高竟然和他差不多。他看见毛泽东的嘴似乎嘟囔了一句什么，于是把头扭向站在他身后博古，博古赶紧翻译说：“毛泽东同志说，‘见到你很荣幸’。”此时正在生病的毛泽东极瘦，极高，颧骨凸出，头发长而蓬乱，神情漫不经心，视线飘忽不定。——在李德和博古的眼里，这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重要缔造者是最不可忽视的也是最难以琢磨的。

一九三三年夏，沿着中央苏区越来越缩小的边界，枪炮声再次隆隆作响，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

九月，五十万国民党军被调往江西前线。

面对国民党军的强大进攻，住在瑞金那座“独立房子”里的军事决策者不顾敌我力量对

比的悬殊，仍然命令红军对敌人的坚固堡垒实行攻坚战。凡有红军基层指挥员提出“避免直接攻击敌人的坚固堡垒”的建议，都被训斥为“如果原则上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红军被一再命令向敌人层层叠叠的坚固堡垒发起进攻。团村一战，虽歼灭国民党军千人，但红军也伤亡千人，红三军团四师师长张锡龙、红五军团十五师师长吴高群阵亡。面对红军遭遇的损失，朱德提出将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转移，建议没被接受反而传来了继续实施反击的命令，结果红军再次出现大量伤亡，仅红一师三团的九个连队中，就有十三名连级干部先后阵亡，而他们都是红军队伍中的骨干。一九三四年一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起了最后孤注一掷的军事进攻。强大的攻击兵力在中央苏区的东、北两个方向上集结：东路军共十六个师又一个旅和两个团，由卫立煌指挥；北路军共二十五个师又两个旅、三个团和一个支队，由陈诚指挥。二十五日，国民党军首先向苏区北面建宁方向的红军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红军的阵地上瞬间腾起一片火海，国民党军一步步筑垒推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其前锋直指中央苏区的中心。

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苏区内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大规模地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对象是亲自缔造了红军并且带领红军屡打胜仗的毛泽东。

此时的毛泽东孤独地住在一座破旧的寺庙中，伴随他的只有妻子贺自珍以及他们三岁的儿子毛岸红，还有一位法号叫“乐能”的老和尚和两个小和尚。

不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的国民党军已经距离瑞金不远了，瑞金的上空开始连续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苏区的党政军机关已经迁到了瑞金以西二十公里处的梅坑。领导人被分散安排住进各个村庄里，惟独毛泽东住在高围乡云石山山顶的这座寺庙里，无法得知在以防空为目的的隐蔽疏散中为什么把毛泽东安排在目标明显的山顶上。青瓦黄墙的寺庙寺门上有一副对联：“云山日永常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横批取上下联的前两个字为“云山古寺”。寺中满院芳草，寺后一棵大樟树，树下两个青石凳，坐在石凳上可以静静地读书，或者远眺四周平展的稻田和袅袅炊烟。

中华苏维埃主席共和国主席无公可办。

此前，毛泽东刚刚受到党内的严厉批判。他的“四大错误”是：一、“狭隘经验论”和“游击主义”，与中央“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精神背道而驰；二、“富农路线”，主张在土地分配时“要给富农出路”，与中央“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精神背道而驰；三、“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与中央“先发制人，积极进攻”的精神背道而驰；四、“以党治国”，建立中央苏区最高领导机关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赋予总前委书记对红军的指挥权，这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中共临时中央根据这四大错误，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取而代之的是坚决批判毛泽东这个“一贯的机会主义分子”的项英。

那一年的春节，毛泽东过得十分冷清。节后没多久的一个大雨倾盆的日子，警卫员报告说两匹马正往山上来，看不清楚马上是什么人。两匹马到了寺庙门口才知道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项英对毛泽东说：打赣州进行得很不顺利，恩来同志请你到前线去。项英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马匹，毛泽东抓起一把雨伞冲出庙门径直往瑞金走。到了瑞金，浑身湿透的毛泽东向前线发了一份电报，建议命令刚刚起义来到苏区的红五军团前去赣州解围。然后他乘上一条小船赶向赣州。两天三夜后毛泽东到了赣县的江口。刚刚撤退下来的红军和中央局的领导在这里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项英、任弼时、彭德怀、林彪、陈毅、王稼祥等。会上又爆发了冲突，因为面对攻打赣州的失败，中央依旧坚持攻打大城市，而毛泽东十分强硬地坚决反对。中央局立即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政治部训令》，训令表示要给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但是，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鉴于当前严重的敌情，主张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军总政委。由于他们的一再坚持，毛泽东重新拥有了军事指挥权。只是，恢复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的矛盾更加激烈了，在数次军事决策中毛泽东的建议连续被否决，毛泽东不能眼看着红军一再失利只有擅自发布命令，结果招致了中央局的勃然大怒。

毛泽东后来一生都没忘记在江西宁都城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召开的“宁都会议”。宁都会议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是，现存的一份《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有这样的表述：“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右倾向斗争”、“右倾机会主义”、“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上山主义”和“守株待兔”……毛泽东坚决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周恩来不得不站出来表态，他同意“毛泽东有某种倾向”的说法，但是建议让毛泽东随军行动。为此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让毛泽东在前线当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助理”；二是让毛泽东全面负责前线指挥，自己给毛泽东当助理。中央局同意了第一种方案。但是最后的决定却是：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线”。

请了病假的毛泽东从宁都走了两天回到了瑞金。贺子珍不在家，有人告诉他说贺子珍快要分娩了，去了汀州的福音医院。毛泽东心情烦躁，一连两天没出房间。第三天，他骑马直奔汀州。在汀州，他看见了他的老朋友、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傅院长连声恭贺，原来贺自珍生了个儿子。儿子的诞生使毛泽东郁闷的心情缓解了一些，他在汀州住下边治病边读书。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最低潮。他的住处门可罗雀，因为可能被归入“反党小集团”之中，所以没有人敢与他来往。毛泽东也不愿意连累别人，他不再和别人接触、谈话，这位健谈的

共产党领袖有时一连几个星期都不说一句话。

在以后的数十年间，毛泽东一直清晰地记得那段难熬的日子：“我是政治局委员，但是他们却不要我参加中央全会，把我封锁得紧紧的，连鬼都没有一个上门来找我。”“那个时候，我的任务就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二十四岁的博古无法接受毛泽东在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现实，于是他和李德签发了一封给共产国际的秘密电报，请求共产国际批准毛泽东去苏联治病。博古认为这是体面地将毛泽东打发走的最好办法。把毛泽东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到他十分陌生的异国去，将他放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管起来，那么他就是本事再大怕也很难翻身了。

但是，共产国际并不明白博古的真实意图，回电说：“在苏区反‘围剿’的紧张时刻，大家应该都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显然博古根本不了解毛泽东，不了解毛泽东这样的共产党人，因为即使莫斯科回电同意，毛泽东也不会离开中国。毛泽东说：“我没有病。就是有病，也不去苏联，我不离开中国。”

前线阵地不断后撤的战报雪片一样飞到红军总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在寻找一件没有补丁的体面衣服，好使自己的装束与“国家主席”的身份更加吻合。——就在国民党军队逐渐逼近瑞金的时候，中央苏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会议开幕前举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阅兵式，红军官兵、农民赤卫队和少先队队员列队走过主席台。毛泽东已经没有了军事指挥权，他现在是一位行政领导，

　 距离会场并不遥远的前线，为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战的红军正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巨大牺牲。

战至四月下旬，广昌已被国民党军三面包围。惨烈的广昌保卫战历时十八天，红军伤亡五千多人，其中红三军团伤亡近三千。

一九三四年六月，国民党军占领广昌之后，调集了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于七月初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发起了全面进攻。在李德、博古作出的“全线抵御”的战略部署下，已经连续苦战了十个月的红军又开始了更加艰难的防御作战。万年亭一战，红三军团五师政委和军团卫生部部长阵亡，全师团以下干部牺牲三百四十二人。驿前保卫战，红军官兵决心“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仅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十五师就有两千三百五十二名官兵伤亡。一九三四年十月六日，国民党军占领了石城地区，这里已经十分接近中央苏区的核心部位了——敌人拟与十月十四日对瑞金发起总攻。

危在旦夕的前夜，瑞金的四周十分寂静。

不久前，中央已决定第六、第七两个军团撤离根据地。

无法得知毛泽东获得这个消息时的反应，但毛泽东奉命前往于都视察还是引起了诸多猜测。有相当多的史料认为，毛泽东在红军即将出发的时刻到远离瑞金的于都去，是博古想令毛泽东就此留下来。但也有史料证明，到赣南视察的要求是毛泽东自己提出的，他向中央书记处请示并且得到了同意。毛泽东到达于都的时候，他憔悴的模样令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吓了一跳，他问：“主席身体不舒服吗？”毛泽东答：“身体不好，精神更坏。”接着，周恩来的电话打来了，他要求毛泽东着重了解一下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毛泽东很快就判断出这个要求的真实含义，于是他对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作出了详尽的调查。——二十天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央红军正是从于都突围出去的。

调查电报发出之后，毛泽东突然发起高烧，警卫员吴吉清打电话向瑞金报告，张闻天派傅连暲院长骑马飞奔而至。毛泽东被确诊为恶性疟疾，他在床上昏沉沉躺了整整八天。

病中的毛泽东挣扎着给博古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央红军转移到外线作战。当调动敌人远离苏区之后，再返回中央苏区所在的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这封信的内容表明，毛泽东那时没有将中央红军大规模转移到中国西北地区的打算。只是他提出的这条作战线路简直就是返回他的故地的路线，而李德和博古无论如何也不会到毛泽东的老家去。由于信件涉及了极端的军事机密，毛泽东派警卫员送信的时候要求带上火柴和汽油，以便在发现敌情的时候立即将信烧掉。

毛泽东送出的信没有任何回音，但是一个秘密通知到达了于都，毛泽东被要求立即回到瑞金。

毛泽东知道，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来讲，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到了。

瑞金的“独立房子”里正在召开“小型会议”，与会者除了李德和博古之外，还有张闻天、周恩来和朱德。这是一次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高度机密的会议，会议作出的重大决定和向共产国际发出的重要电报，如今没有任何可以核对和考证的文字线索。只是那个重大决定已经成为没有争议史实：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

红军的高级将领们也嗅出了苏区空气中的异样，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忍不住找到了毛泽东，小心地试探着问：“我们要到哪里去？”毛泽东面无表情地答：“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

长征 三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时分，在江西南部的赣州，驻新田的粤军一军第一师二团团长廖颂尧、驻重石的三团团长彭霖生和驻版石的教导团团长陈克华几乎同时接到了防线前哨的电话：发现红军部队。

这里是国民党军包围中央苏区防线的最南端。此刻，国民党军主力部队正从防线的北端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压缩，蒋介石给驻扎在这里的粤军的任务是：筑起像铁桶一样密不透

风的防线，不能让防线内的任何一个东西活着出来。 南中国最著名的军阀是号称“南天王”的粤军首领陈济棠，这个地方军出身的军人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他甚至一度联合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试图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一九三四年，在广东说一不二的陈济棠比起中国其他省份的军阀多了一个说不出的苦衷：除了要时刻防备蒋介石的吞并之外，他还有数百公里的“边防”要守，因为他的地盘与共产党红色苏区几近接壤。

当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陈济棠被任命为赣粤闽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兼赣粤闽湘鄂南路军总司令。被授予如此重任本应喜出望外，但是陈济棠却格外忧虑。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令下，粤军出兵与红军作战，结果遭到红军的伏击，一下子损失了两个营，这令陈济棠心都疼了。在这个时局日益动荡不安的年份，陈济棠深陷于蒋介石与共产党政治对抗的夹缝中，他觉得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安全寻找出一种最有利的策略。

拖延迟缓——这是陈济棠想出的上策。自江西出现红色根据地起，蒋介石年年要求他沿着共产党苏区的边界修筑碉堡封锁线，但是直到中央红军出走江西，他管辖的南部碉堡封锁线仍旧没有修筑完毕。而对蒋介石让他出兵参加“围剿”作战的命令，他采取的是口头坚决执行的办法。至于具体怎么打，他给粤军下达的作战原则是：修碉堡，守阵地，决不主动进攻；即使发生了战斗，也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损失。部队每天的前进行程绝不能超过二十公里。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驻守福建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发动兵变，公开宣布在福州成立政府与蒋介石决裂。蒋介石急调十五个嫡系师分兵三路合围福建。两个月后兵变平息，蒋介石遂令其嫡系部队李玉堂部等自此陈兵闽西南。 闽西南与广东交界，国民党中央军得以直接威慑陈济棠的广东了。在这种局势下，当蒋介石再次催促粤军向共产党苏区出兵时，陈济棠的生存危机感就更加强烈了。于是，他一方面派出部队向苏区进犯，对扼守苏区南大门的筠门岭做出进攻的态势；另一方面，却派出心腹参谋秘密去筠门岭，试图私下与红军达成“和平共处”的协定。

陈济棠本没指望这种临阵谈判能有多大的效果，但是他发现，当粤军部队开始进攻的时候，筠门岭一线的红军主动放弃了阵地。占领了筠门岭的粤军对自己的“战果”狠狠吹嘘了一阵，蒋介石在“通令嘉奖”的同时赏给粤军官兵五万大洋。但是，当陈济棠站在筠门岭上向北看去的时候，“南天王”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不是时刻担心蒋介石的中央军会开进广东吗？而中央军要想进入广东只能从北面来，那么，在自己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着的共产党红军，正好是蒋介石部署在江西的大军进入广东的屏障。筠门岭一战，红军并非没有战斗能力却主动放弃了阵地，这表明红军并不想和自己的粤军过不去。陈济棠仔细一一想来，这么多年，蒋介石频繁调兵前来“围剿”共产党苏区，兵力部署永远采取大军自北向南齐进的战术，这难道没有一点想把红军赶入广东的意思吗？一旦真成这样，自己与红军不想拼也得拼，而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进入自己的地盘。到那个时候，自己苦心经营了八年的广东算是完了。陈济棠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红军不能垮，最好永远在。如果红军承诺不侵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就和红军一直和平共处，为此在物资上接济红军都可以——不就是盐巴和弹药吗？

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陈济棠派来的代表秘密进入了苏区，带走了一封朱德的亲笔信。朱德在给陈济棠的信中除了陈述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道理外，更重要的是用毫不掩饰的措辞指出了红军与粤军应该协同作战以消灭蒋介石的军队，朱德在信的最后特别强调：“为顺畅通讯联络，务望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门岭之电话。”——处于被国民党大军“围剿”中的红军总司令与实施“围剿”的敌军南路军总司令就要互通“密码”与“波长”了，这是发誓要彻底“剿灭赤匪”否则就“舍命疆场”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朱德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央苏区所面临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军事决策中心已作出了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宣称全国的红军正准备向蒋介石全面开战，必求与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决战而歼灭之”；同时建议粤军兵分两路倾巢出动，一路“直下福州”而另一路“直捣衡阳”，袭击蒋介石在福建与长沙的嫡系部队——这样的协同作战计划无论如何是不切实际的，最合理的解释是：中央红军试图利用这些说辞将粤军调开从而乘机冲出重围。

陈济棠见多识广，老谋深算。对于朱德的这封信，他看进去的只是“谈判”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其余的，他和了解蒋介石一样也了解共产党人。此刻，关于陈济棠是否预感到中央红军即将突围，并且已经选择了他的防线为突破口，不得而知。但是年初，当蒋介石的中央军正向苏区北部大举进攻的时候，陈济棠曾邀请他的老盟友白崇禧来广东“共商防共防蒋军事大事”。广西军阀白崇禧到达广东后，专门去陈济棠布防的“围剿”前线走了一趟，而且一直走到了筠门岭。从筠门岭回来的白崇禧关起门来告诉陈济棠：一、共产党红军必要突围。二、突围的方向很可能是广东。三、突围的时间应在秋冬之间，因为红军要等收获季节解决粮食问题——白崇禧说这番话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春，距离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还有半年的时间。无法得知陈济棠听了这个惊人的判断之后的表情，但从历史档案的记载中可以发现，白崇禧刚一离开广东陈济棠就向粤北方向增派了兵力。但是，半年之后，陈济棠却主动要与红军谈判了，并且不惜工夫不惜诚恳。

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化装成江西老表到达了筠门岭附近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山村。红军与粤军的秘密谈判正式开始了。双方态度都很诚恳，因此一直气氛融洽。经过三天的密谈，红军与粤军达成以下五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粤军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粤军撤离二十公里。红军人员进入粤军防区用陈部护照。

可以肯定地说，双方商量第五项协议的时候，粤军代表并不知道红军方面的真实用意。谈判期间，何长工曾接到周恩来用密语发来的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何长工和潘汉年心里明白，周恩来的意思是：中央红军要出发了。因此，协议的其他条款对于红军来讲已经没有意义，红军此时不惜一切与粤军谈判的唯一目的是：借道。即在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诉粤军”以便粤军撤出一条二十公里的通道。周恩来的电报显然是在提醒和催促。

粤军首领陈济棠私下与共产党红军谈判，事关重大，尽管蒋介石的特务网十分密集，但是，等他得知这一消息时，红军已经越过粤军的防线进入了湖南。怒火万丈的蒋介石发电谴责陈济棠“通共”，可中央红军的大规模突围令他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讨伐粤军了，他必须分秒必争地把江西的大军一一调往湖南。但是，一九三六年七月里的一天，蒋介石通过收买、兵谏、胁迫等各种手段分化瓦解了粤军的高层将领和广东的高层政客，最终让陈济棠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大势已去的陈济棠被要求在二十四小时内离任，“南天王”只有“声言”下野从而彻底结束了他对广东的割据。

早晨的雾气刚刚散去，起床了的三个粤军团长正吃早饭，防线前哨阵地的电话又来了。这一次口气十分惊慌，说是红军攻击猛烈，前哨阵地怕是要丢了。三个团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各派一个营上去。中午，增援的三个营长先后打来电话：向前沿阵地攻击的红军越打越多，绝对是红军的大部队来了！二团团长廖颂尧一听就懵了，他一面命令自己派出的营坚持住，一面向正好在这里巡视的副师长莫希德报告。莫希德立即显出惊慌的神色，然后就命令所有部队向古陂方向撤退。三团和教导团没有马上执行莫希德的命令，因为三团团长彭霖生认为向前沿阵地攻击的绝不可能是红军主力，完全没有必要慌成那个样子。结果，三团的部队还没来得及部署，分兵两路的红军攻击部队瞬间便到了跟前。等彭霖生大喊“撤退”的时候，三团已经没有了后路，官兵只有自顾自地四处逃散。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向粤军的封锁线开始了强行突击，并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实施严密包围的防线南部撕开了一个口子。

虽然红军与粤军事先达成了那份“粤军撤退二十公里”协议，虽然在总攻击发起前红一、红三军团都收到了中革军委“如粤军自愿撤退，应勿追击和俘其官兵”的电报，但是，红军与粤军的协议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对于中央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转移，事先在红军内部都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怎么可能“事先告诉粤军”呢？——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两军刚一接触，枪声即刻响起，双方展开的竟是激烈的生死之战。

粤军的防御阵地虽没有最后修完，但毕竟修筑了多年，不但有坚固的碉堡，碉堡的前面还加设了两层由铁丝网、竹桩、地雷和深沟组成的工事。战斗打响时，面对粤军坚固的防御工事，手中只有步枪和手榴弹的红军拼死冲击。四师是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其先锋团是十一团，战斗僵持不下时，四师独臂师长洪超亲自指挥十一团冲击，最后以肉搏战击溃了当面阻击的粤军。然后十一团的一个侦察排奔向最前沿冲去，在信丰大桥镇附近，他们遇到了一股退下来的粤军。红军战士大声询问这股粤军的番号和他们长官的姓名，惊慌的粤军士兵说：“我们的师长跑远了！我们的师长跑远了！”就在粤军师长丢下他的士兵跑得无影无踪了的时候，红三军团四师师长洪超正策马扬刀急驰在他的队伍中。朦胧的月色下，一个粤军士兵抬起头来，看见一个一只袖子空荡荡地飘舞着的红军。这个红军骑在马背上飞驰而来，另一只手举着的马刀在月光里上下翻飞。战马越来越近了，惊恐万状的粤军士兵举起了枪。在子弹呼啸的战场上，十一团的红军官兵还是清晰地听见了那沉闷的“砰”的一声。——子弹不偏不倚击中了胸口，洪超直挺挺地跌下了战马。年仅二十五岁的红军师长洪超作战英勇无比，他在部队刚刚出征的时刻阵亡，令军团长彭德怀大为悲伤，因为洪超已经是红三军团在短时间内失去的第二个师长了。

第三军团四师师长张锡龙与政委黄克诚也在前沿阵地，当敌人开始疯狂溃退的时候，他们走上阵地的高处观察战场形势。他们没有料到在不远处的一个山包上，草丛中埋伏着一小股敌人。师长张锡龙刚一走上阵地高处，枪声响了，阻击步枪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并穿越而过，带着鲜血和脑浆继续朝前飞去，打在了政委黄克诚的眼镜上。猝然间不知到底怎么了的黄克诚弯腰去找眼镜，却听见脚下有人发出痛苦的呻吟。待黄克诚重新戴上眼镜时，张锡龙已没有了任何气息。红军师长张锡龙倒下的那一天，恰逢他二十七生日。

二十五日，驻吉安的国民党空军第五中队飞行员报告说，他们在粤赣湘边界地带的大山中发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大部队红军”，“数量约数万人正向湖南方向行进”。航空照片和情报分析立即被送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终于确信中央红军已经突围而出了。蒋介石的困惑和恼怒几乎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虽然那支被围困中的部队突围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毛泽东绝不会等到大军兵临瑞金城下时才作打算，可他们竟然如此轻易地突破了重重叠叠的封锁防线——五十多万的重兵，九千多个碉堡，成百上千的飞机大炮坦克，花费金钱无数，伤亡

官兵数万，费时数年之久，可最终还是让毛泽东就这么走出来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发布了把中央红军消灭在第二道封锁线的作战命令。同时，在全国的各大报纸上发布了悬赏布告：“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二十五万元。”有好奇的外国记者就此顺着世界史线索调查了一番，找寻了能够找到的所有有据可查的悬赏公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是迄今为止以政府的名义针对某一个人的“最昂贵、最诱人的悬赏”。

渡过桃江的中央红军依旧分成三路，沿着岭南山脉巨大的山谷向湖南方向行进。十月二十九日，中央红军各部队掩护着军委纵队逐渐接近了广东与湖南的交界处。

广东仁化县城口镇是个隘口，南面的粤军严阵以待，北面是无路的大山，这里是中央红军西进湖南的唯一通道。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就是从袭击城口开始的。

担任袭击任务的是第一军团二师六团一营。年仅二十三岁的一营营长曾保堂面临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城口镇内的敌人虽并不强大，但要求他的一营一昼夜间奔袭二百二十里，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做到的。团里要求他去军团部领受任务，曾保堂到达军团部时，看见军团长林彪神情有点忧郁，在铺盖上半靠着不说话。参谋长左权交代：一营必须按时到达城口，不然湘军先到就麻烦了。政委聂荣臻说：“保堂，那是红军突出去的唯一的口子，要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它！几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就托付给你们营了。回去一定要向战士们讲清楚！现在，把参谋长交代的任务给我重复一遍。”临走时，曾保堂向军团长林彪请示，林彪只说了一句话：“按照命令执行吧。”

十一月一日黄昏时分，一营出发了。沿着大路没跑出多远，就看见了碉堡。碉堡上传来严厉的询问声，战士们有点紧张，但是前面侦察排的战士已经回答了：“老子是中央军！有胆子下来看看！诈诈唬唬的小心把红军引来！”结果，就这样过去了。后来又不断地遇到碉堡，每一个碉堡都无声无息，可能是第一个碉堡里的敌人已经把“别惹中央军”的意思挨个通知了下去。天亮的时候，曾保堂看了看自己的队伍，掉队的不多，但干部们的肩上都多了好几支枪。趁着在树林里吃早饭的空隙，曾保堂在地图上一量，发现这一夜竟然跑了一百五十多里。本打算让部队休息一下，但是怕一休息就睡着了，于是决定连续赶路。再一个黄昏来临时，曾保堂看见了前面的城口镇。

这是一个被几条河渠环抱的小镇，镇前有一座木桥，要想占领镇子必须从桥上过去。曾保堂部署了两个连攻击两侧的碉堡，自己带领侦察排强行闯桥。桥头草棚子里的敌人正在灯下赌博，一个哨兵在草棚外来回晃荡。红军走近了，哨兵喊起来：“什么人？”红军战士答：“中央军！叫你们当官的出来说话！”红军说着话脚步却没停。哨兵慌了，回头喊：“班长！中央军兄弟要过桥！让不让过？”棚子里说：“是陈长官的队伍吧？先过来一个问问。”棚子里的话音还没落，棚外的哨兵已被红军扑倒，接着一颗手榴弹就在草棚子里爆炸了。侦察排在爆炸声中从木桥上一拥而过。这里的枪声一响，迂回的连队也开了枪，驻扎在镇里的民团团长吓坏了，当即决定逃跑，结果刚出镇子就被包抄过来的红军俘虏了。一营迅速控制了城口全镇，而国民党军的大部队此时还没有到达，城口镇这个隘口要道已经扫清了。

虽已万分疲惫，曾保堂仍一夜没敢睡觉。第二天上午十点，哨兵抓到了几个便衣侦察员，一审问，曾保堂吓出了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的一个师已于昨天晚上六时到达城口镇附近。这个师几乎是与一营同时到达的。当曾保堂强行闯桥的时候，他们距离城口镇仅仅还有十公里的路程。但是，从城口镇方向突然传来的枪声令这个师停下了脚步，他们截住了几个从镇里逃出来的民团士兵，惊慌的民团士兵对他们说镇子已经被红军主力占领了。结果，这个师立即往回撤，一撤就撤出了四十多里。曾保堂后怕的原因是，如果一营奔跑的速度慢了一点，或者在中途休息了一下，那么，当占领城口镇的战斗打响时，也许就要面对国民党军的一个整师了，那将会是付出巨大牺牲的拼死夺路。

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布防的第二道封锁线由粤军和湘军共同构成。这是粤军和湘军的头一次“互相协同”，按照双方总司令的话讲，简直是“珠联璧合”。但是，只要红军一出现，粤军就往后缩，希望湘军快点上来；而湘军因为红军还在广东境内，不肯耗费兵力冒险出击。结果，中央红军在敌人混乱而单薄的防守中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只是红军先头部队开路的时候，粤军、湘军和地方民团的混乱敌情常常让红军指挥员们有点糊涂。第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就糊涂了好几天。抓到了敌人的尖兵，交代说是湘军，于是冲上去打，结果发现打的不是湘军而是粤军。侦察员报告说前面的村子里有敌人，于是便紧急组织攻击，冲进去发现敌人已没了踪影。正要命令部队追击，报告又说后面发现了敌人，接着就见村后的道路上果然来了一支队伍，走近了原来是支由少数官兵押送的挑夫队，挑着满满的军需物品。不用打就缴获了这些担子，问他们是给哪支部队送的，连押送的军官都说不清楚，说是只要是“剿匪”部队就行。红军官兵打开担子一看，个个眼睛一亮：清一色的带曳光的尖头子弹。红军官兵的子弹全是苏区自己生产的“再生弹”，于是他们见到这些崭新的子弹如同见到珍宝。耿飚命令给每个挑夫三块大洋全部放走，然后让官兵把那些子弹尽力往身上塞。耿飚自己塞了满满三条子弹带。这些优质子弹太宝贵了，因为常常舍不得使用，所以直到翻过雪山，耿飚的这些子弹都没打完。

十一月七日，中革军委部署了红军主力部队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的具体行动计划。红一军团受命抢占乐昌以北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军委纵队从九峰山脚下通过。

九峰山，位于广东与湖南边界，是从广东进入湖南的咽喉之地。接受任务之后，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与政委聂荣臻之间发生了短暂的摩擦。林彪认为，目前粤军并没有占领广东北部的乐昌，因此没有必要派出部队占领九峰山，只要催促军委纵队提高一下行军速度，完全

可以顺利地通过乐昌一线。聂荣臻则认为万一粤军先于红军占领了乐昌，西进的通道就等于被堵死了，因此必须抢先占领九峰山制高点，保证军委纵队安全地通过。正在争执的时候，二师师长陈光到了。陈光报告说他的部队在向乐昌方向侦察的时候，看见了正在大道上快速行军的粤军。军团部里的争执立即被放下了。第一军团按照命令到达了一个叫麻坑圩的地方。林彪在那里发现了一条电话线，沿着电话线找到了一部电话机，一摇，居然通了。接电话的是前边一个民团自称是“师爷”的家伙。林彪装作国民党中央军军官在电话里骂了几句，口气蛮横的“师爷”立即缓和了态度。林彪让那位师爷把民团团长找来讲话。林彪问：“林彪的红军现在到哪里了？”民团团长说：“红军到哪里不清楚，粤军的三个团已经开到乐昌，其中的一个团去九峰山了。”林彪这才知道自己差点铸成大错，他放下电话立即命令道：“耿飚那个团能跑，让他们立即出发，不惜一切代价抢占九峰山！”

阴雨变成了大暴雨，天地瞬间一片昏暗，山涧中唯一的一条小路已被红军挤满，数万人的长长的队伍在大雨中缓慢地向前蠕动着。四团政委杨成武在拥挤的人流中看见了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高大的罗炳辉因为马丢了正艰难地走在前堵后拥的队伍中，杨成武立即把自己的马送给了罗炳辉。山涧小路上的情形让耿飚和杨成武产生了巨大的担心：现在，几乎所有的红军部队都被压到一条狭窄的道路上，如果前面的九峰山拿不下来，后果不堪设想。耿飚和杨成武带领着四团开始不顾一切地向前跑。巨大的雷声和粗大的雨鞭把马吓坏了，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向前一步。耿飚立即弃马和部队一起跑。跑着跑着，就觉得浑身颤抖不止，他知道自己的疟疾病又犯了。他向身边的师长陈光嘟囔了句什么，陈光一个劲儿地点头：“要得！要得！”实际上，在暴雨中奔跑的陈光什么都没听见。四团的官兵跑到九峰山下就开始往山上爬。他们不知道在山的另一面，粤军也正在往上爬，且粤军比红军离山顶更近一些。但是，狂风暴雨帮了红军的忙，粤军是顶风，红军是顺风，结果刚刚上了山的粤军还没来得及设置阻击阵地就被爬上山的红军赶了下去。占领了山顶的红军立即开始挖工事，官兵们中有人还穿着从苏区穿出来的短裤，因此在大雨中被冻得瑟瑟发抖。发着高烧的耿飚嘴上肿起了一串水泡，师长陈光给他卷了一支旱烟让他提提神。 大雨停了，粤军的反击也开始了。在四团与粤军交火的时候，九峰山相邻的山头上插满了红军的红旗，冲击的枪声此起彼伏。在两侧部队的全力掩护下，军委的两个纵队以及其他红军部队从山下狭窄的山路上滚滚而过。

红军全部通过九峰山一线的消息传到了南昌，蒋介石这才明白那个陈济棠一直在和他耍把戏，其“通共”程度比想象的还要严重而恶劣。恼怒的蒋介石给陈济棠发去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声称要对陈济棠动用刑法：“……平时请饷请械备至，一旦有事，则拥兵自重……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贻我国民革命军千秋万世莫大之污点。着即集中兵力二十七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阻截，以赎前愆。否则本委员长将执法以绳……”而陈济棠在蒋介石的电报上只草草地写下了几个字：“本电报转发至团长为止。”

此刻，在一路向西的中央红军的前面横着两条大河：潇水和湘江。

两条大河之间地域狭窄，河渠纵横，地势平坦。

从军事地理上看，一旦大军进入这样的地带，当前后都有河流阻隔的时候，如果陷入包围几乎等同置于绝境。

长征 四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大早，一份空中侦察报告被送到了国民党“追剿军”第二路军指挥部，第二路军司令薛岳一看不禁惊愕万分：红军一部分部队已经渡过了湘江，并且占据了湘江西岸的滩头阵地。一支红军在湘江上架起了一座浮桥，浮桥上已陆续走过零散的队伍。这些前几天还来去不定的红军主力部队，已经用南北两线构筑的阻击阵地在湘江上形成了一个长廊式的通道。尤其是在南面，湘江上重要渡口界首的掩护阵地显然已被红军巩固；而在北面，全州附近的阻击线也清晰可见。在这条长廊式通道的东端，中央红军的“大队

伍”正在向湘江靠近。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军发布了作战命令，命令全州防线上的湘军部队依托全州、桥头之线阵地夹击中央红军。

全州，位于中央红军即将渡江的通道的右翼，湘军刘建绪部的两个师先于红一军团到达了那里，这使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迫建在了脚山铺一带。这里向北距离全州三十公里、向南距离界首五十公里，与湘江并行的一条公路从这里穿过，公路的两侧是起伏的丘陵。虽然地形并不适合展开阻击战，但此时红一军团只能选择这里了。担任阻击任务的二师刚刚挖好工事，湘军就开始了试探性攻击。从湘军设在山上的炮兵阵地发射的炮弹暴雨一样落在红军的阵地上。从衡阳机场起飞的飞机也到达了脚山铺上空，并开始俯冲投弹。如此猛烈的炮击和轰炸，是身经百战的红一军团的官兵所不多见，这种预示着一场大战即将来临的攻击，令挖了一夜工事还没来得及休息的红军官兵骤然紧张起来。大约接近中午的时候，湘军发起了地面攻击。红一军团的指挥员们从望远镜里看去，冲击上来的湘军黑压压一片——“向蚂蚁一样，把整个山坡都盖满了。”红一军团各团的阵地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中——红军官兵的弹药十分紧张，缴获来的子弹几乎都给了机枪手，普通官兵手中的步枪子弹全部是红军兵工厂制造的“土弹”。为了节省弹药，红军有这样一条规定：不到步枪的有效射击距离内，任何人都不准开枪。湘军成群地往山坡上爬。红军阵地上的沉默让他们产生了误会，他们认为在猛烈的炮击和轰炸中，红军官兵已经丧失了战斗勇气。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就要接近红军的阻击阵地时，红军突然间开火了。攻击的湘军有整整两个师，无论兵力还是火力都占据着绝对优势。敌人的炮弹很快就把红军仓促修筑的工事炸塌了，巨大的爆炸声把阵地上的不少官兵震得耳鼻出血。虽然湘军的攻击被一次次击退，但是敌人依靠着兵力充沛，前面的撤下去后面的接着冲上去，一轮接着一轮，双方多次发生近距离的搏斗，厮打声在整整一个白天几乎没有间断。

新圩位于红军开辟的通道的左翼，距离湘江渡口七十公里，扼守着通向湘江的一条公路，是桂军向北攻击湘江渡口的必经之地。公路的两边是长满杂草的丘陵，丘陵的后面就是一片平川。在这里设置阻击阵地，是没有退路的绝地。红军第三军团的前卫部队五师奉命在这里阻击桂军，军团长彭德怀给五师师长李天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在这里坚持四天。”二十八日天刚亮，桂军第七师的攻击就开始了。武器精良的桂军认为红军虽说打仗不要命，但是毕竟武器太简陋。而数架作战飞机和数十门大口径火炮的支援，也给桂军长了胆量和信心，使桂军的攻击一开始就显得十分凌厉凶猛。但是，当红军阵地上发射出炮弹的时候，桂军官兵一时间全都愣住了，因为他们一直听说红军根本没有大炮。原来，彭德怀深知新圩阵地对于保障军委纵队安全渡过湘江的重要性，他把红三军团唯一的一个炮兵营加强在了这里。仗打了一整天之后，桂军虽然夺取了公路附近的几个小山包，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五百多名官兵的性命，红三军团五师的伤亡也在数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