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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是军委纵队安全地渡过湘江的最后时机。此时，在军委纵队的左、右两翼，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对从南、北两面夹击而来的国民党军进行着顽强阻击，使界首至全州之间宽三十公里的通道依旧畅通无阻。湘江上的浮桥已经架设完毕。如果在二十八日夜晚来临的时候，或者是在二十九日天还未亮之前，军委纵队能够到达湘江并且迅速过江，整个中央红军的命运也许会是另外一种走向。但是，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朱德签署的红军行动部署明确向各军团表明：我军“至三十日止全部渡过湘水”。行动部署还表明：二十九日，军委纵队将到达“石塘圩以东之官山”——从地图上看，军委纵队二十八日晨从文市镇出发，二十九日到达位于文市镇西南方向的石塘圩，也就是说，一天一夜之间军委纵队仅仅前进了不到二十公里。

军委纵队缓慢的行军令红军官兵在湘江上构成的那条走廊式的通道静静地等了整整三天!在这三天里，通道的南北两线是日夜不断的密集的火网，而在通道的中间则是碧绿舒缓的寂静的江水。中国革命史中异常惨烈的战斗在这三天里发生了。

在通道的左翼，中央红军有两个阻击地点，一个是湘江边上的界首，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指挥部就设在那里；另一个是名叫新圩的小集镇，集镇位于文市镇西南方向中央红军的侧后。奉命在新圩阻击桂军进攻的是红三军团五师。二十八日，红军官兵刚刚把阻击工事挖好，桂军的队伍就开过来了。当时的国民党军中对桂军的评价是：打仗狡猾且又固执，一旦打红了眼就分外凶狠。桂军对新圩的攻击火力异常猛烈，飞机投下的炸弹把红军的阻击阵地几乎炸成平地。除了正面进攻之外，桂军还派出数支小部队不断地迂回，试图切割五师的防线。五师在战斗开始不久后，丢失了前沿的几个小山包，原因是坚守在阵地上的红军官兵全部牺牲了。战斗持续到中午，在漫天的硝烟中，李天佑师长站在指挥所的掩体上已经忘了头顶上盘旋的敌机，因为不断从他眼前抬下去的负伤和牺牲的官兵令他万分焦急：十四团政委负伤了；十五团参谋长何德全报告说，团长白志文和政委罗元发都负伤了，两个营长也已经牺牲，全团伤亡人已达五百多人。虽然阵地还在，但李天佑还是盼望这样的阻击战早点结束。军团指挥部的电报不断到达，电报的内容全部是“继续坚持”。

没有了军政主官的十五团需要有人指挥，五师政委钟赤兵向十五团的阻击阵地冲了上去。由于阻击阵地被不断压缩，敌人的炮火已经打到了师指挥所，李天佑把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叫来了，准备当面向他布置反冲击任务。但是，当黄团长的身影刚从硝烟中冒出来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又传来了：在前沿指挥战斗的师参谋长胡震中弹牺牲。李天佑心头一阵剧痛，他和胡震相识于瑞金红军学校，无论五师承担多么艰巨的战斗任务，只要有参谋长胡震在，李天佑的心里就能踏实许多。战斗开始的时候，胡震对团长们交代任务时大声地说：“无

论如何不能在阻击阵地上撤退一步，要把命豁出去在这里死顶！如果让敌人冲过这里，军委纵队就要被拦腰截断！绝不能让党中央和军委纵队受到任何损失！”说完他亲自带领团长们上了前沿。李天佑双眼湿润了，在向黄冕昌交代完任务后，他强调说：“记住胡参谋长的话！只要阵地上还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过新圩！”黄团长敬了个礼，转身消失在炮火之中。李天佑回到师指挥所不一会儿，电话响了，是十五团打来的，十五团的一个连长报告说：“团长在和敌人的搏斗中牺牲了。”十五团团长，那个几分钟前在向师长敬礼的时候甚至还微笑了一下黄冕昌！李天佑抓起电话大声地喊：“我们是红军！我们是打不散的！”说完，他拿起自己的驳壳枪冲出了指挥所。

在新圩的西北方向，湘江岸边的界首距离军委纵队的渡河地点仅仅几里地。二十九日清晨，这里的战斗是在熊熊大火中开始的，敌机扔下的燃烧弹把红军的阻击阵地烧成了一片火海。红三军团四师的官兵顶着数倍于己的敌人的疯狂进攻，他们顽强的坚守使整个前沿阵地几乎成了一个巨大的肉搏场。位于最前沿的是四师十团，这个团在无险可守的开阔地上与敌人拉锯般地来回争夺阻击阵地，争夺的惨烈致使这片开阔地上布满了桂军和红军的尸体，在尸体密集之处，鲜血和着泥土形成了一片红色的泥浆。十团团长沈述清身先士卒，当敌人再一次冲上来的时候，他一声呐喊从掩体中跃出，带领官兵开始了反冲击。但是，搏斗中沈述清团长的呐喊猝然停止，这个一九三０年参加红军的湖南青年身中数弹，一头栽倒在红色的泥浆里。彭德怀得到沈述清牺牲的消息后，冲出指挥部奔上前沿，在前沿指挥战斗的四师政委黄克诚大喊：“你下去！太危险！”彭德怀不理会，当即任命红三军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为十团团长。彭德怀站在前沿上问四师师长张宗逊现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在前沿的最前边。彭德怀发火了：“把他给我拉下来！”彭德怀那一刻想到的定是张宗逊师长的前任洪超，彭德怀对那个骑在战马冲锋的年轻而勇敢的身影难以忘怀，他不愿意再听到四师又一个师长阵亡的消息。在黄克诚的竭力劝阻下，彭德怀回到了军团指挥所，然而身后跟进来的人报告说，十团团长杜中美刚刚牺牲了……

在通道的右翼，红一军团阻击着湘军的进攻。

二十九日清晨，经过了昨天一天的战斗，红一军团二师的官兵正在战壕里吃饭，湘军的炮火准备就开始了，与炮火同时袭来的还有天上十几架飞机的轰炸。红一军团的脚山铺阵地位于一片小山岭上，这些山岭有着古怪的名字：尖峰岭、米花山、美女梳头岭和怀中抱子岭。湘军的炮火和炸弹几乎把所有的小山岭一一覆盖，山岭上被打断的树枝横飞乱舞，泥土被一次次地掀起来，然后把红军的工事全部压塌。湘军在这次战斗中使用了燃烧弹，燃烧弹接连爆炸，令脚山铺的每一个小山岭都如同火炬般熊熊燃烧。经过几次近距离的战斗后，红一军团的几个前沿阵地相继丢失。红军强行发动了反冲击，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红一军团二师赶到了。

二师自从担任后卫阻击任务以来，一直与紧追不舍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作战。当他们接到了立即向全州方向增援的命令后，即刻从整个红一军团序列的最后面不停歇地奔跑了一天一夜，到达了军团的阻击阵地。下午的时候，红一军团一师扼守的米花山阵地的第一道阻击线被湘军突破，接着，美女梳头岭前沿阵地也被敌人占领。而在尖峰岭阻击阵地上，只有五团政委易荡平率领的两个连了。面对号叫着冲上来的黑压压的湘军，两个连的红军官兵一直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子弹没有了，就和敌人抱在一起用拳头打、用牙齿咬。易政委负伤倒在了血泊里，敌人端着刺刀冲过来时，他命令自己的警卫员向他开枪。二十六岁的红军团政委易荡平，湖南浏阳人，曾因作战勇敢获得过“红星”奖章。警卫员哭了，不忍心这么做，易荡平一把夺过警卫员的手里枪，同时高喊道：“赶快突围！” 然后他朝着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在五团的阵地被敌人占领之后，四团的阵地也已被敌人三面包围。二师师长陈光送来命令，让四团撤到第二道阻击阵地去，但是为了迟滞敌人的攻击速度，为渡江的军委纵队多争取哪怕一分钟的时间，四团边打边撤，始终和敌人纠缠在一起。湘军在公路上直接以宽大的正面展开了快速突击，公路左侧的一营已经和敌人厮杀成一团，本来是团指挥所的位置现在变成了肉搏战的前沿。四团团长耿飚被几个警卫员围着，警卫员不断地向敌人扔出手榴弹，但是敌人还是潮水般地拥了上来。警卫员杨力说：“团长！我们掩护，你赶快撤退！”耿飚却大喊一声：“拿我的马刀来！”马刀一举，寒光凛冽，耿飚率领着四团的战士迎面向敌人冲击过去！混乱的砍杀中，耿飚浑身上下溅满了敌人的血浆，等敌人暂时退下去之后，强烈的血腥气味让这位经历过无数恶仗的红军指挥员蹲在地上呕吐不止。四团政委杨成武看见一营顶着敌人猛烈的冲击已经有了支持不住的迹象，于是想穿过公路去一营那里指挥战斗。但是，他刚一跑上公路就被一连串的子弹打倒了。身后的战士想冲上来营救他，但是敌人的子弹密集如网。湘军也许看出这个被打倒的红军是个干部，于是叫喊着向这里冲来：“抓活的！抓活的！”这时，五团五连指导员陈坊仁正好转移至此，一见这一情景立即奋不顾身地冲了上来组织火力掩护。四团二营副营长黄古文带着几名战士迎着敌人密集的扫射向他们的政委一点点地爬过去。倒在地上的杨成武眼看着爬向他的战士一个个中弹负伤心如刀绞，他躺在公路上大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但是，战士们还在向前爬。黄古文终于爬到了杨成武的跟前，他抓住杨成武的一条胳膊就向公路边拖，拖到公路边之后，被敌人的疯狂射击激怒了的黄古文把杨成武交给了警卫员白玉林，自己端起一挺机枪转身向敌人冲去！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当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于北、南两线与湘军和桂军展开殊死战斗的时候，湘江上那条关乎红军命运的通道依旧敞开着。尽管各部队指挥员已经因部队出现的巨大伤亡而十分焦虑，但是，军委纵队距离湘江渡口仍有二十公里的路途。二十公里仅仅是野战部队一个短促冲击的距离，但是中央红军各军团接到的电报显示：“军委纵队要完全渡过湘江，至少要在十二月一日的晚上。”

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一天，周恩来和朱德赶到了湘江边上的界首，并在湘江东岸开设了指挥部，指挥红军主力阻击国民党军在南北两面的夹击，同时指挥陆续到达湘江边并开始在浮桥上渡江的庞大的军委纵队。此刻，他们已了解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各个阻击阵地上的情况，他们也收到了各部队催促军委纵队尽快渡江的电报。但是，根据他们的计算，即使到十二月一日，军委纵队也不可能全部渡过湘江。为了确保军委纵队的安全，周恩来和朱德要求红一、红三军团无论如何要把敌人阻击住，以确保湘江上那条通道的完整和畅通。

三十日，天气晴朗。

就在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开始从官山附近向湘江渡口接近的时候，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在敌人猛烈的进攻下被严重压缩。红一军团在退守到第二线阻击阵地后，湘军八个师的进攻在火炮和飞机的支援下更加猛烈。红军前沿阵地上的各团指挥所都已基本失陷，各团团长根据炮弹坠落时发出的声音判断出落点的远近，然后他们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继续指挥战斗。红军官兵俯在被炸弹炸松的灰土中躲避着弹片，那些还没来得及转移下去的伤员不少被埋在了坍塌的工事里。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在向团长们通报要动用师预备队的时候，团长们突然问：“中央纵队渡江了吗”陈光师长回答：“渡了一半！”

红一军团指挥部也暴露在敌人的攻击范围内了。原来的后方，现在成了前沿。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将反击的命令直接下到了团、营，甚至是连。红军退守黄帝岭阵地后，湘军组织了敢死队，向红一军团各团的阻击阵地开始了疯狂的冲击。湘军冲击的兵力已经超过阻击他们的红军十倍以上。红一军团各师各团的建制都在激战中被打乱，红军战士只能从团长们身上背的装地图的袋子分辨出谁是指挥员，然后根据不管是哪个团的指挥员的命令，哪里出现危机就不顾一切地冲向哪里。在已经无法在现有的阵地上继续有效地阻击敌人的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合署名，直接给朱德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军委纵队和仍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三十日晚上无论如何要渡过湘军。林彪和聂荣臻认为否则的话阻击部队将很难坚持，因为红一军团的作战能力已经消耗到了极限。

凌晨三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电报到了：“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人层层切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好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这是对红一、红三军团全体官兵的最后的战斗动员。

根据电报的要求，已在阻击阵地上浴血奋战了三天的红一、红三军团至少还要在阻击阵地上坚守整整两天。

此时的湘江渡口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流旋涡。

从三十日上午开始，军委纵队的人马陆续到达了湘江渡口。远远地，由成群的驮着重物的马匹、被战士和民夫搬运着的大行李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挑夫组成的队伍黑压压地滚滚而来。军委第一纵队缓慢地走上了浮桥。炮弹在江水中爆炸，掀起了冲天的水柱，浮桥开始摇晃，受惊的马匹惊叫着不肯上桥，马夫和战士们咒骂着、抽打着，慌乱的马匹加剧了浮桥的动荡。大行李把浮桥堵塞了，人们大声喊叫着，催促着前面的人赶快让路，但是动荡的浮桥使搬运行李的战士和民夫连站都站不稳。后面又走上来一支队伍，是红军的剧团！小红军们已经很疲惫了，抬着的大箱子摔裂开，花花绿绿的服装和道具撒了出来，小红军一边收拾一边哭。突然，一颗炸弹在距离浮桥很近的地方爆炸了，桥上的人马全被掀翻到江里，人在游水，马在挣扎，江面上漂浮着文件、传单、苏区的纸币和大大小小的书籍……

十二月一日凌晨，中央红军于湘江南北两翼部署的阻击线都已被压缩到了通道即将被完全封闭的状态。从阻击阵地上送来的告急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已经数天没有吃饭和睡觉的周恩来和朱德面容极度消瘦而又极其严峻。这两位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知道，这也许是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了。

红三军团新圩阻击阵地的丢失，使桂军从南面向中央红军的中后部直插了过来，不但将担任后卫任务的红军部队通往湘江渡口的路被完全封堵，同时也从东面向即将到达渡口的军委纵队的后续人马压了过来。此时负责守卫通道左翼的红三军团只剩下界首这一个阻击点了，红三军团使用了所有的部队在这个几乎位于渡口的阻击点上顽强战斗。而在右翼红一军团的阵地上，激烈的混战场面一直延续着。中革军委给红一军团的命令是：无论如何在中午前保证不让湘军突破全州以南的白沙一线。于是，在被聂荣臻称作“战斗最激烈的一天”里，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响彻着红军干部“一切为了苏维埃”的呼喊。在密集的枪炮声中，前沿的三团阵地再次被敌人突破，三团的红军官兵以慷慨赴死的勇气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击。在一、二师的接合部，敌人终于撕开了一个口子，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敌人三面包围，二师的指挥所处在了一片枪炮声中。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四团团长耿飚看见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提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出现在阵地上。耿飚不由得紧张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凌晨三时起，军团保卫局组织了一支由“红色政工人员”组成的战场执行小组，这个小组的唯一任务就是在战场上督战。在阻击战已经白热化的关头，保卫局长的出现显然不妙。果然，罗瑞卿直奔耿飚而来，他用枪指着耿飚的脑袋吼道：“为什么丢了阵地？” 罗瑞卿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时负伤，至今腮上有一道伤疤，此刻这道伤疤令耿飚觉得格外异样。耿飚说：“全团伤亡大半，政委负伤，

我这个团长都和敌人拼了刺刀。在敌人十倍于我的情况下，接合部是在阻击阵地上的官兵全部牺牲的情况下丢失的。”四团参谋长在一旁补充道：“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夺回阵地！”罗瑞卿仍是怒气未消：“四团不该出这样的事情！立即组织力量把阵地夺回来！”接下来他才缓和了话语：“中央‘红星’纵队才渡了一半！阻击部队必须坚持住！”他掏出一支烟递给耿飚，“指挥战斗披着条毯子，像什么话嘛。”警卫员赶紧解释说：“我们团长一直在打摆子发高烧！”耿飚并没有因为罗瑞卿语气和缓了而轻松，他的脸色反而格外凝重了，他说：“这里的每分钟都得用命来换！”罗瑞卿没再说什么，转身下了阵地，走了几步回头对耿飚的警卫员说：“过了江，给你们团长搞点药。”

耿飚事后才知道罗瑞卿之所以怒火万丈地冲上阵地的原因：从红一军团一师、二师失守的接合部冲进来的敌人，竟然一直冲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的跟前。警卫员冲近来报告的时候聂荣臻还不相信，出去一看竟吓出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端着刺刀已经从山坡下爬了上来。聂荣臻一面命令收拾电台撤离，一面指挥警卫部队反击，并且派人去告诉正在另外一山窝里指挥作战的二师政委刘亚楼。派出的那个红军士兵在快速奔跑中草鞋被敌人的子弹打掉了，但是他的脚居然没有受伤——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中午，李德和博古到达了湘江东岸。眼前的情景令他们感到十分震惊：天上数十架敌机轮番俯冲，即使浮桥已经断了，轰炸和扫射依然猛烈，江水不时地被激起数道水柱。湘江江面上漂浮着竹竿、木板、各种杂物以及人和马的尸体。那些还没有被炸断的浮桥上拥挤着行进的队伍，人声马鸣鼎沸，不断又有人和马跌入江中。在江边的渡口处，除了等待渡江的人群外，还堆着没有炮弹的山炮、印刷机、缝纫机、机床零件、行李、炊具、担架……

指挥渡江的周恩来在混乱的人群中看见了毛泽东。头发长长的毛泽东向湘江岸边走了过来。在环视了这个极其混乱的渡口之后，他对周恩来说：“恩来，我们到了。”周恩来说：“安全到了就好，立即过江吧”。

这时，从界首方向冲来的桂军距渡口仅剩不足两公里了。

敌人的子弹甚至已经打到浮桥上。

毛泽东走上了浮桥。

至十二月一日十七时三十分，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了湘江。

但是，湘江以东，还有尚未过江的红军部队。

没能渡过湘江的是担任整个中央红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

十一月二十六日，军委纵队离开道县，开始向湘江渡口方向行进，红五军团三十四师被要求留在原地“坚决阻止尾追之敌”，以掩护行动缓慢并且走了弯路的第八军团，同时担任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也许已经意识到在中央红军的最后担任后卫的危险处境，命令还特别指示三十四师：“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争。”

红五军团主力部队也要离开道县了，军团首长和三十四师的干部们一一告别。那是一个悲壮而伤感的时刻，已经对三十四师的命运有了某种不祥预感的军团指挥员在和三十四师师团干部们握手时，依依不舍，叮咛不止：“全军团期望着你们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要把干部组织好！把战士们安全带回来！”——无论是军团长董振堂，还是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和政委程翠霖，都双眼湿润。没有人知道他们彼此在那一刻是否意识到了这一别竟是永别。

主力部队西进以后，师长陈树湘命令一００团先行一步，向灌阳方向急行军，去接替红三军团六师在那里的阻击阵地，以便让六师去追赶红三军团主力部队。然后，由陈树湘带领一０一团加师部走中路，程翠霖带领一０二团跟随，在掩护第八军团西进之后，前往文市镇和水车一带建立阻击阵地，以阻止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追击。

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四师在军委纵队后面的文市镇以东地区，与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展开了战斗，异常惨烈的阻击战一直持续到十二月一日。当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之后，三十四师接到的最后一个命令是：放弃阻击阵地，“立即向湘江渡口转移，并且迅速渡江”。但是，三十四师的阻击阵地距离湘江渡口至少有七十五公里以上的路程，且通往湘江渡口的道路已经被敌人完全封锁。

三十四师和中央红军的各部队都失去了联系。

中央红军的所有部队都离他们远去了。

疯狂攻击湘江渡口的国民党军很快就发现了这支孤立无援的红军部队，于是，国民党各路大军立即从各个方向向三十四师合围而来。

　经过连续不断的残酷的阻击战，三十四师已经伤亡过半。因为总是处在后卫位置，沿途的粮食都已被前面经过的部队筹集一空，三十四师断粮多日，但饥饿难耐的官兵依旧要时刻处在战斗状态，险恶的敌情令他们没有精力去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哪怕打片刻盹。桂北秋雨连绵，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三十四师官兵的身上的单衣都已破烂不堪。

西渡湘江追赶主力部队已经无望，师长陈树湘命令把所有的文件烧掉，然后率领三十四师向东走去——这与中央红军远去的方向完全相反——三十四师准备突围，他们真的要去湖南南部打游击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夜幕降临的时候，三十四师的突围开始了。红军官兵与迎面扑来的国民党军激战整整三个小时之后，子弹全部打光。师长陈树湘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硝烟中向全师宣布了两条决定：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深夜，三十四师的部队被敌人切割成数块。陈树湘命一００团团长韩伟带领部队掩护，自己和参谋长王光道带着师直、一０一团和一０二团继续向东突围。负责掩护的一００团实际上已不足一个营的兵力，红军官兵用大刀抵挡着敌人的冲击，最后全团只剩下三十多人。团长韩伟重申了红军宁死不屈的精神，然后宣布部队解散——“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中，尔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 陈树湘带领的那一百多名官兵，在向东突围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敌人的重重围堵，红军官兵只有用身体去和敌人拼杀，包括政委程翠霖和参谋长王光道在内，一百多名红军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国民党道县保安司令命令将陈树湘放在担架上，由他本人亲自监督，押往湖南省会长沙。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抬着担架的国民党士兵突然脚下一滑，他们这才看见躺在担架上的陈树湘从腹部的伤口处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了。国民党军十分恼怒，他们把陈树湘的头颅割下来，挂在了长沙小吴门城墙上。

整整二十九年前，陈树湘出生在长沙小吴门的瓦屋街。

站在小吴门的城墙上，可以看见他家那木板做的家门。木门后的家里有他卧病在床的老母，他的妻子名叫陈江英。

年轻的红军师长陈树湘的灵魂终于回到了他的故乡。

湘江渡口已是一片死寂。

当地的百姓被驱赶来掩埋那些遗留在战场上的遗体。

距离渡口不远的下游方向有一处水流突缓的江湾，红军官兵的遗体从上游漂下来密集地浮满江面，使在这里拐弯的湘江变成了令人惊骇的深灰色。

长征 五

中央红军进入了贵州。

贵州最贫苦的山民被称之为“干人”，红军总司令朱德对这个称呼的解释是：“他们所有的一切完全被榨干了。”这些扶着原始的木犁在石缝中劳作的人衣不蔽体，目光呆滞，唯一的栖身之处是茅草搭盖的窝棚。贵州的财主和军阀们以挥霍和奢侈著称全中国，他们囤积着大量金银、鸦片、盐巴和枪支的房屋高大华丽，如同一座座坚固的城堡，高耸的屋檐尖角

弯刀一样翘向阴沉的天空。他们的军队由步枪和烟枪装备起来，对付省内的“干人”凶恶无比，对外作战的能力却十分低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除了盛产鸦片，贵州是中国西南部的贫穷省份之一。

王家烈，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在贵州地面上，王家烈看上去是绝对的统治者，但是，由于贵州各路军阀内部争斗剧烈，因此在贵州地面上实际形成的是几股互相牵制的势力：犹国才部割据盘江地区，侯之担部割据赤水、仁怀、习水和绥阳等县，蒋在珍部割据正安、沿河等县，王家烈真正能够实施统治的区域仅仅是贵州南部和东部的十几个县，他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也仅仅只有两个师另五个旅。那些割据在贵州各方的军阀口头上都拥护王家烈主席，但是王家烈主席根本无法调动他们的一兵一卒。蒋介石在支持了王家烈统治贵州之后，又暗中支持各路军阀割据一方，企图利用军阀的势力牵制、削弱王家烈，使他无法扩展自己的军事实力——蒋介石在等待着由中央军吞并贵州的最终机会。为了既防共产党又防蒋介石，同时在贵州的各路军阀中取得军事优势，王家烈一直做着倒卖鸦片的生意，以换回黔军需要的武器。随着与两广军阀的往来深入，王家烈和与他有着同样心情的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订立了“三省互助联盟”，企图联合起来暗中与蒋介石抗衡。但是，粤桂黔的联盟关系很快被蒋介石知道了，王家烈自此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心头恨。

王家烈十分清楚，如果中央红军真的沿着红六军团的路线进入贵州，那么，共产党要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势单力薄无以抗衡，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必定会以追击红军为借口跟着进入贵州，自己陷于流离失所的境地也就为期不远了。忧虑中的王家烈想到了“三省互助联盟”，他急忙与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白崇禧联系。联系的结果是：白崇禧答应桂军派出两个师位于黔南都匀、榕江一带策应；陈济棠答应粤军派出一个军位于桂北柳州一带策应。陈济棠和白崇禧都说：“若再远离各自的省境，自己的后防就会空虚。”

王家烈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上旬，当中央红军已经到达湖南南部，正继续向西行进的时候，王家烈在贵阳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堵截攻击中央红军，使其早日离开贵州。具体的部署是：乌江以北防务由侯之担部负责，乌江以南防务由犹国才部负责。为了不得已时能够迅速向广西方向靠拢得到支援，王家烈自己担任了防守贵州东南部的指挥。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即黔军，总兵力为二十一个团。会后，王家烈率领第二十五军军部指挥人员到达了贵阳与镇远之间的马场坪，那里的一户人家的厢房成了黔军的前线指挥部。当得知中央红军进入了贵州后，王家烈在这间厢房里再次召开了军事会议，黔军所有的军、师两级长官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在划分防区、协调作战和补给供給等问题上进行了一番争吵，但是吵来吵去并没有令在贵阳制定的防务计划有多大改变。唯一不同的是会议气氛：在贵阳的时候，红军离贵州还远，黔军将领无不表示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愿意肝脑涂地不惜一切与红军作战；可是，现在红军近在眼前了，于是各路军阀纷纷表示绝不能与红军硬拼，应该或追而不堵，或堵而不打，或打了就跑，或让路通行。尤其是，当听说薛岳率领的八个师也要进入贵州时，所有的军阀都认为，无论如何还要对中央军留上个心眼儿……

散会之后，王家烈把几个心腹师长留下了。心腹们秘密分析的结果是：中央红军虽一路西进势不可挡，但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占据贵州的意思，因为目前所有的情报均显示，中央红军前进的方向并不是省府贵阳，而是贵阳以北。红军有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企图？如果真是那样，黔军有什么必要在贵州境内与中央红军打仗呢？让他们过去好了。最令人担心的倒是尾随着中央红军的薛岳的那八个师，听说他们已经接近贵州边界了。

王家烈当即决定回贵阳去，以待观望，再做图谋。

一九三五年的新年就要来了，红军官兵行军路过大集镇时，处处感受到节日的气氛。他们对贵州富裕人家筹备新年的奢华程度感到惊讶：猪肉和美酒陈列在厅堂，炭火上蒸着糍粑，白米饭在大碗里堆得很高，上面插着供奉祖先的香火。

红三军团四师是军团的先头部队，而十团是四师的先头团。走在十团最前面的二营在距离瓮安还有大约四十里的时候，在一个叫坠丁关的山口遭到了一股黔军的阻击，二营一个冲锋就把这股黔军打散了。在坠丁关关口吃了几口携带的冷米饭，二营接到了占领瓮安县城的任务。

瓮安，位于遵义的东南方向，距离遵义只有不到一百公里。二营刚要出发，就发现沿着公路嘻嘻哈哈地走来了大约两百多名黔军。也许黔军没有料到红军会这么快到达这里，看见沿着公路两边运动而来的红军，黔军大喊：“我们是王司令官的，不要打呀！”但是红军官兵的机枪已经响了。措手不及的黔军立刻向后跑，边跑边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

防守瓮安县城的是王家烈的精锐部队五团和六团。

瓮安的城墙很高很厚。二十九日清晨，大雾弥漫。红三军团四师十团悄悄接近了瓮安城门。在把黔军的一个流动哨兵毫无声息地刺倒之后，十团的三个营从不同方向开始了攻城。攻击几乎是盲目的，因为雾很浓，几步之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红军和黔军都在浓雾里晃来晃去，估摸着对手的方位，然后犹犹豫豫地举枪射击。大雾之中的摸索持续了近一个小时，

十团的红军官兵终于接近了城门，但他们在那里却没有发现黔军的影子。根据几个百姓的指点，红军朝黔军撤退的方向继续摸索，可还是没有寻找到黔军的踪影。后来才知道，就在红军官兵向前搜索的时候，黔军从他们百米之向城外逃走了，逆向并行着的双方竟然都没有相互察觉。瓮安，这座被浓雾笼罩的县城在几乎没有发生剧烈战斗的情况下被黔军丢弃了。这时候，十团接到了师里的命令，让他们立即停止对县城的攻击，因为雾大容易遭遇埋伏，可是十团已经在县城里了。直到下午三点，浓雾散了，红三军团四师主力部队才开进了瓮安。然后，红军立刻准备在这里大吃一顿以庆贺新年。

几乎与此同时，红三军团的另一支部队从台江向北前出，开始进占镇远县城。在县城防守的黔军柏辉章师只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然后全师向马场坪方向撤去。红军打死了民团的一个大队长后，很快占领了县城。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先头部队第九十师五三五团也到达了镇远城下，他们远远地看见红军官兵在县城里来来往往，搞不清红军究竟在忙什么，于是站在公路上不敢贸然行动。正当国民党军犹豫不决的时候，埋伏在附近的红军突然发起了攻击，于是国民党军慌忙撤退，并开始构筑迎战阵地，但是红军的攻击又嘎然停止了。占领镇远的红三军团官兵也在准备过年，他们似乎对穿新衣服过年更感兴趣，由于从县府仓库里缴获的布匹不够，他们把县城所有店铺里的布匹采购一空。第二天天一亮，国民党军五三五团官兵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最后在没有经过战斗的情况下开进了镇远县城，国民党军这才发现红军早已走远了。县城里的百姓对他们说，红军官兵走的时候个个全身簇新。

中央红军开始向西北方向的乌江行进。

一九三四年终于就要结束了。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贵州中部大雪纷飞，漫天皆白。

中央红军到达了距离乌江南岸不远的瓮安县猴场。

猴场是一个商业繁荣的集镇，黔军、民团和豪绅都逃跑了，但普通的商贩却对红军的到来很高兴，因为几个月前，他们见过路过这里的萧军长和他带领的那支红军，因此，当中央红军到达的猴场的时候，这里的市场照旧一片热火，浓烈的新年氛围一下子把浑身落满雪花的红军官兵们包裹了起来。

年饭张罗好了，但是首长们不知道上哪里去了，警卫员们都在等。等的时候，小红军们对这样一个现象议论不停：自红军离开苏区开始长征以来，毛主席第一次住最好的房子。在红军部队长大的警卫员们懂得这肯定说明了什么。

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召开，中国革命史称之为“猴场会议”。

会议一开始博古就提出了两条建议：一、不要渡乌江，也不要试图在遵义附近建立根据地；二、杀个回马枪，坚决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李德随即警告说，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强渡很可能失败，或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毛泽东坚持说中央红军不能向北，因为中央红军将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在那个方向上国民党军的数道封锁线已经设置完毕。因此，中央红军必须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念头。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此前在黎平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即中央红军继续向西，争取在贵州东北部地区寻找一个可以立足的区域，或者说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事先提醒，引导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午夜时分，毛泽东回到了住处。警卫员为他准备的年饭都是他喜欢吃的东西：油炒辣椒、炸豆腐、牛肉和醪糟。毛泽东没有进屋吃饭，他长时间地在雪地中独自徘徊着——李德关于“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的警告不是没有道理的。

乌江两岸陡壁悬崖，难以攀登，江道狭窄，水流湍急，自古就有“乌江天堑”之说。在乌江的主要渡口上，黔军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配置了主力部队和强大的火力。更严重的是，向中央红军包抄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正全速向乌江方向推进，其中吴奇伟部的四个师和周浑元部的四个师已经距离乌江不到一百公里。

中央红军必须在国民党大军到达之前渡过乌江。

湘江一战的情形绝不能重演。

此时，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杨尚昆的红三军团已经奉命赶往乌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亲自带着工兵队上去了。根据他们的报告，第一支试渡尖刀部队已经组成，中央红军即将开始抢渡乌江的行动……

一九三五年的第一天，雪后天晴。

在距猴场以南仅仅几十公里远的黔军指挥部马场坪，王家烈正在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这是一个从前他最不愿见到但是如今又不得不见人。

黔军各路高级军官已经到齐，丰盛的宴会已安排妥当，几大坛上等茅台酒已经开封。薛

岳的车队到了。

与薛岳一起到达马场坪的，还有国民党中央军第四军军长吴奇伟，第三十六军军长周浑元和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王家烈和薛岳相互寒暄，然后开始了谈话。出乎王家烈预料的是，关于黔军的补充，薛岳一口答应由中央军负责。军事问题谈完了，开始谈政治问题。薛岳悄悄对王家烈说：你政治上的敌人是何敬之（何应钦），今后要对他取远距离，应该走陈辞修（陈诚）的路线。军事和政治都谈完了，象征性地碰了一下杯，然后中央军和黔各自上路了。

王家烈不知道，说是“各自”开拔，其实薛岳和他去的是一个地方，那就是贵州首府贵阳。

在来马场坪之前，薛岳专门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说他即将与王家烈会晤，请委员长明示“会晤要点”。蒋介石回电只强调了中央军进入贵州的主要任务：“乘黔军新败之余，以急行军长驱进占贵阳。”得到了这个“要点”之后，薛岳立即给王家烈和中央军各部队长官发了电报。在给王家烈的电报中，薛岳“拟请贵军主力速向瓮安、紫江（贵州开阳县）一带截剿”。而在给中央军各部队长官的电报中，薛岳命各军“迅速向西追剿，免匪窜犯贵阳，而保我中心城市”。在限定了各军急促赶赴贵阳的时间之后，薛岳最后特别强调：“本路军部署，不得向友军宣泄，希遵办。” 自江西、湖南一直紧跟着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刚一进入贵州就要直冲贵州军阀的老窝而去——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把王家烈的贵阳占了，远比把朱毛红军消灭了更紧迫。

就在王家烈和薛岳在马场坪碰杯的时候，在乌江岸边，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红军官兵也在碰杯，红军官兵端着的杯子或碗里是开水，开水在冰天雪地里冒着腾腾热气，红军官兵高兴地喊道：“同志们！祝贺新年！”

四团团长耿飚到达猴场的时候，过年的兴致依旧很高，他亲自杀了鸡，还让警卫员去弄点红枣或桂圆什么的。他在连队转来转去，闻着饭锅里各种各样的香气，但是，香喷喷的饭还没有吃，警卫员就通知说让他到师部去。耿飚在师部一直等到半夜，中央的会散了，军团长林彪亲自到了二师师部，给四团下达了攻击乌江渡口的作战命令。林彪说：“要赶在敌人的三个师到达之前把渡口拿下来！”

耿飚回到团里，让警卫员把年饭撤了，然后铺开地图开始研究，等把作战计划想明白了，天已经亮了。

一九三五年的第一天，耿飚带领一支侦察分队出发了。他们化妆成贩运私盐的商人，踩着积雪向乌江急行。在爬上了一道峭壁后，耿飚听见了江水冲击岩岸的轰鸣声，但是看不清乌江的全貌，视野里是一片飘荡的云雾。红军的侦察分队开了几枪，对面的大小火力即刻也开火了，四团的参谋们忙着记下敌人的火力点位置。这个叫江界河的渡口对岸有黔军的一个连，由一个团长指挥着。重任在肩的耿飚立刻开始组织部队强攻，他先命令官兵在渡口的正面大张旗鼓地砍竹子捆竹筏，一边大声喊叫一边扛着几根竹子来回奔跑。耿飚布下的阵势使对岸的黔军即刻乱作一团，大雾里传来的喊叫仿佛江对岸来了千军万马，而耿飚正躲在竹林里开始确定突击队员的名单。

首先报名的是三连连长毛振华，这是个身材高大的湖南农民因为不满地主的盘剥而参加了红军。接下来报名的足有三十多个红军官兵。耿飚最后确定由毛振华率领八个人首先强渡。八个人都是会游水能打仗的老兵，腰里插着驳壳枪，头上顶着一捆手榴弹，瞪着眼睛在耿飚面前站成了一排。小雪变成了蒙蒙细雨，江风阴冷刺骨，在乌江上游几百米的隐蔽处，耿飚一一端起了酒碗，八个老兵大口地喝下了团长递过来的酒，然后纵身跳下乌江。四团所有的官兵都屏住呼吸看着他们，他们很快就消失在江雾中了，只能看见那条连接着他们的粗绳子被江水冲成了一条弯弓。对岸的黔军开始了射击，机枪、步枪和迫击炮一起朝着江面上打，突然，在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过之后，耿飚一下子感到粗绳子松了。观察哨兵喊：“绳子被炮弹炸断，他们被水冲跑了！”

耿飚急了，一面让一营营长罗有保派人去下游组织营救，一边高喊：“把竹筏抬过来！跟我上！” 警卫员知道耿飚水性不好，一听见团长的话，立刻把早已准备好的旧车胎掏了出来开始用嘴吹，直吹得满脸通红，换口气的时候这个小红军对耿飚说：“团长！我跟你上！”官兵们正忙着给团长配备人力和火力，二师师长陈光赶到了，他拉了耿飚一把：“耿猛子，冷静点，抽袋烟再想想办法！”

正抽烟的时候，罗有保营长回来了。跟在他身后的是毛振华和六个浑身湿漉漉的老兵，那个福建籍的战士没能从旋涡中游出来。

天黑了。

在陈光师长的组织下，四团制定了一个新方案：用竹筏子强渡。突击队还是由毛振华带领。漆黑的夜色里，三只竹筏上坐满了突击队队员，陈光和耿飚与他们一一握手，然后突击队开始向对岸奋力划去。不一会儿，由于一只筏子被江中的礁石撞烂，筏子上的队员游了回来。再等了一阵，又一只筏子上的几个队员也回来了，他们的筏子在湍急的江水中因无法控制被冲到了下游。然后就没有消息了。一直等到下半夜，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对岸有火把不时地乱晃，不知道敌人在干什么。毛振华他们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