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 页

黑骡子正好可以驮物资和伤员。彝族姑娘就算是参加红军了。

刘伯承把结盟的消息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地问一向严肃的刘伯承：“听说结盟的时候要跪下，你先跪的哪一条腿？”

红军将领和沽基家族的结盟，对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区至关重要。在以后的行军中，不

但袭击红军队伍的事件很少发生，粮食的筹集等也相对顺利了一些。小叶丹还专门派出彝人武装护送红军先遣队赶往大渡河渡口。与沽基家族对立的罗洪家族也曾经派人来试探红军，他们派来的探子是一个赤裸着身体的十四岁的彝族女孩儿，这个女孩儿直接走进了中央纵队的队伍中，她立即受到了朱德的妻子康克清等女红军的欢迎。女红军不知道这个女孩子的身份和任务，对她表示出了极大的友善和关爱。康克清给她穿上了干净的衣服，招待她吃东西，还送给她很多女孩子喜欢的小礼物。女探子高兴得连蹦带跳地地离开了，从此，罗洪家族的彝人再也没有攻击红军的举动。为了共产党人在彝人中的影响，红军专门留下了一名负伤的红军团政委，以帮助小叶丹组织起与国民党军对抗的武装力量。这支力量后来联合了包括罗洪、洛伍家族在内的一千多人，几乎相当于一支红色游击队。当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追击到这里的时候，“彝务指挥官”邓秀廷把红军留下的那位团政委逮捕了，小叶丹家族倾家荡产，用一千五百块大洋把人赎了出来，但是小叶丹最终还是被邓秀廷以“通共有据”的名义杀害于大桥镇。被害之前，小叶丹对弟弟沽基尼尔说：“红军把咱们彝人当人看。刘伯承这样的大人物是守信用的。我死了之后，你要告诉刘司令，咱们彝人相信的是共产党和红军！”

五月二十四日夜，大雨。在翻越了最后一座山头后，刘伯承看见从山峡间汹涌而出的大渡河。

在安顺场防守的是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五旅余味儒团的韩阶槐营。韩营长原来是在这一带有名的哥老会头目，他的部队基本上是上下都拜了“把子”的袍哥队伍。余味儒让他在这里防守的原因，也是认为他能利用在安顺场的势力联合这里的地方武装。韩阶槐到达安顺场后，为了确保渡口的安全，命令把南岸所有的船只和粮食全部弄到北岸，而且还在强迫安顺场街里的百姓们搬家，然后在街上堆了很多柴草，准备放火烧街以扫清射界。不知道是巧合还是韩营长有某种预感，他预定的放火时间是五月二十四日。这一天，中央红军的先遣队赶到了安顺场。而在中央红军先遣队之前，还有一支队伍赶到了安顺场，这就是在德昌至西昌间被红军击溃逃到这里的邓秀廷部的残兵，带领这些残兵的是邓秀廷的营长赖执中。要说在安顺场，赖执中的势力比韩阶槐还大，因为赖执中是安顺场最大的财主，安顺场大半条街的房屋都是赖执中的财产。五月二十四日，赖执中刚到，正好碰见韩阶槐的一个连长奉命准备烧街，结果烧街的举动立即被赖执中毫不迟疑阻止了。赖执中和那个连长争执起来，两个人一直扭打到河北岸，打到了团长余味儒那里。舍不得自己的家产的赖执中陈述了他阻止的理由，他说自己在刚从西昌那边跑回来，确切地知道红军已经顺着大路去了大树堡渡口，根本没有走安顺场这条小路。余味儒团长听了半信半疑，但赖执中一再保证说只要红军到达安顺场，他立刻带头放火烧街，于是余团长默许了。回到了南岸的赖执中还不放心，私下里违反军令，偷偷在南岸留下了一条船，准备在红军万一打来时自己逃到北岸去。

赖执中偷偷藏下的这条船，成全了三万多即将渡河的中央红军。

刘伯承率领先遣队也向安顺场出发了，他知道用不了一个昼夜，大渡河的南岸就会聚集起千军万马。眼下，大雨中的刘伯承只想着一件事：能否找到船？

刘伯承命令把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找来。看见孙继先，刘伯承说：“二营去下游牵制和吸引敌人，三营是先遣队的预备队，占领渡口的任务由你们一营完成。你马上去完成三件事。第一是拿下安顺场，占领后放上一堆火作为信号；第二是迅速找到船，找到了再放一堆火；第三，把一切渡河工具准备好以后，再放一堆火。三堆火都点起来，后续部队就上去！”

晚二十二时，在团长杨得志的亲自率领下，一营分三路，一连攻正面，二连和营重机枪排从东面，三连从西面，在大雨中向安顺场扑了过去。

韩阶槐和赖执中都侥幸地认为红军走大路去了大树堡。当一营已经悄悄摸进了安顺场街的时候，川军还在哨所里高声唱着川剧。枪声骤起，川军很快混乱起来，不是被打死打伤就是被俘。赖执中慌忙翻墙逃跑，翻墙的时候脚扭伤了，他的卫兵背起他跑到山上的彝民家里藏了起来。

一营二连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船只，他们顺着河到处找，不见任何船的影子，正着急，看见河边有个黑乎乎的东西，细一看，是赖执中的家丁正准备划船往北岸跑，红军官兵们决不能让这条船跑了，他们在漆黑的雨夜里大叫起来，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硬是把这条船给拉了回来。营长孙继先一看有了船，立即命令把船拉到上游去做渡河准备。但是，这条大木船很大，红军官兵又没有拉船的经验，船在湍急的河水中不停地原地转圈，折腾了近一个小时船才被拉走。

刘伯承和聂荣臻在大雨中盯着安顺场方向，希望能看见孙继先点起的三堆火，但是一直等到了凌晨三点，一堆火也没看见。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渡口已经被占领，于是刘伯承跑到了河边，边跑边喊孙继先的名字。孙继先跑过来了，刘伯承大怒：“你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点火？”孙继先这才发现自己只顾作战和弄船而把点火的事忘了。刘伯承听了孙继先的汇报，尤其是听到已经搞到了一条船，火气顿时消了。本来准备立即渡河，但是百姓说无论如何晚上不能渡河，实在是太危险了。刘伯承想了想说：“一营睡觉！天亮了，街里能够搞

到什么好吃的全给你们吃，吃完了准备抢渡！”

这个夜晚，刘伯承没有睡觉，他找来有经验的船工，不但询问了渡河的种种问题，连操船的优厚报酬以及万一遇险的后事安排都谈妥了。看来红军准备在大渡河上架桥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当地的船工们都说，连在河中插一跟木桩都是不可能的，游水过去更是不可能，无论什么不等到河水中间就会被冲得没了影。

只有靠唯一的一条船，先把对岸渡口占领了再说。

五月二十五日拂晓，大雨停了。突击队十七名队员集合完毕， 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支冲锋枪，一把马刀和八颗手榴弹。

天色逐渐亮了起来。大渡河对岸被大雨洗刷过的悬崖高高矗立，悬崖下河水咆哮奔流。

刘伯承突然问：“赵成章来了没有？”

参谋回答说：“迫击炮和重机枪已设置完毕。”

刘伯承说：“告诉赵成章，咱们的炮弹没有几发，瞄准那几座碉堡，要打准！”

赵成章，那个红军中十分著名的“神炮手”，尽管他每次打炮前要先祈祷一番，但是关键的时候，他总能让红军宝贵的炮弹显示出惊人的威力。

木船离岸了。

对岸的川军很快就发现了红军的这条船，射出的子弹和炮弹把木船四周的河水打开了锅，而南岸红军的掩护火力也十分猛烈。木船在急流和弹雨中艰难地向北岸靠近的过程显得十分漫长，南岸的红军官兵眼看着船上的突击队队员中弹，眼看着船一头撞向河中的礁石上。刘伯承万分紧张，他知道，如果唯一的一条船抢渡失败，南岸也就没有船了，其后果不堪设想。在红军官兵们焦急的呐喊声中，操船的四个船工跳下了水，脚踏礁石背靠船帮拼死用力将船再次推进水中。船在极大的旋涡之中随时有翻覆的危险，船上剩下的四名船工奋力掌握着船的平衡。红军官兵们的嗓子都喊哑了：“机枪打呀！快撑船呀！”

红军的机枪手已经打红了眼，大渡河北岸硝烟弥漫。

船终于从礁石边的旋涡中挣脱了出来，在距离北岸还剩下五六米远的时候，船上的红军突击队对员们突然站了起来。在北岸的小村庄周围的阻击工事中，川军也冲出来了。对于已经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的红军突击队来说，这一刻只要稍有迟疑就会被在瞬间内消灭。

杨得志急促地命令重机枪压制川军的反击。

“神炮手”赵成章这一次没有事先祷告就开火了。这个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炮兵连连长早已把射击参数算准了。两颗炮弹出去，不偏不倚地在川军冲击队伍的正中爆炸了。

突然，从抢渡的一开始就吹响的军号停止了。

刘伯承和聂荣臻几乎同时喊道：“怎么不响了？怎么不响了？”

原来，小司号员发现首长们都聚到了前沿，怕号声引来敌人的子弹就停止了吹号。

刘伯承说：“赶紧吹！”

小司号员再举起军号时，不知是已把力气吹尽，还是因为首长在身边太紧张，竟然一时吹不出声了。

当过号兵的萧华一把拿过号用尽力气吹了起来。

木船“轰”的一声撞上了河岸。

川军的手榴弹雨点一样滚下来，岸边的悬崖石壁上响起了一连串的爆炸声。红军突击队队员从硝烟中穿过，沿着石壁上的台阶冲上了川军的阻击阵地。

大渡河安顺场渡口北岸被红军的突击队占领了。

将突击队送过河的那条木船掉头返回，运送第二批突击队队员到了北岸。

刘伯承对参谋说：给军委发电报，大渡河渡口已经被我军突破！

二十六日，大雨倾盆。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在大雨中向安顺场急促前进。路上休息的时候，毛泽东遇到一位当地的老秀才，毛泽东向老秀才问起渡河的事，老秀才看看毛泽东身前身后的队伍，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大军切勿在此停留！”

部队必须迅速渡河，一刻也不能耽搁。

但是，当毛泽东到达大渡河边的时候，他的担心终于成了现实。

红军一共才找到四条船。而且只有一条是好的，其余三条都需要修理。刘伯承计算了一下：一条船的最大容量是三十个人，往返一次最少要一个小时。从占领了北岸之后到现在，一天一夜仅仅渡过去了一个团。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需要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可是，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已经越过了德昌正向大渡河急促挺进，川军杨森的部队距离安顺场也只有三四天的路程了。中央红军根本没有一个月的渡河时间。

一个新的渡河方案形成了：在此兵分两路。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继续从这里渡河，渡河后组成右纵队，由刘伯承和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北岸向上游的泸定方向前进，以接应从那里夺桥渡河的红军大部队；红一军团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指挥，沿大渡河南岸奔袭至上游的泸定桥，在那里夺桥渡过大渡河。其他部队和中央纵队随后，一律立即改变行军路线向泸定桥前进。

这是一个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作出的冒险决定。首先，此刻红军无法确定上游一百六十公里外的泸定桥现在是否还在。即使那座桥还没有被川军破坏，红军也无法确定那里现在有多少川军的守桥部队。其二，命令所有的部队改路前进，从安顺场到达泸定桥有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沿途的情况未知。其三，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继续在安顺场渡河，其他部队改由泸定桥渡河，这就意味着中央红军将被大渡河分隔成两段。一旦从泸定桥渡河失败，中央红军将成为分散的两支部队，而会合将会使红军再次付出代价。最后，军委决定：从最

坏的情况打算，如果泸定夺桥渡河失败，两支红军不能会合，将由刘伯承和聂荣臻单独率领部队“到四川去搞个局面”。

对于大渡河边的中央红军来讲，这是一个犹如破釜沉舟的决定。

中央红军的各军团再次面临极大的困难：沿着大渡河南北两岸向上游泸定桥前进的部队，必须在两天半的时间里奔袭万分崎岖又敌情未知的山路。仅就路程而言，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意味着他们必须以每天五十公里以上的速度行军。同时，位于安顺场下游的红三军团必须立即向西靠拢，不然就无法追上突然转向的主力。尤其是由左权和刘亚楼率领的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他们顺着大路到达大树堡佯装主力后，必须再不顾一切地追上在小路上主力。但是现在主力部队改变了行动路线，从大树堡到泸定桥比到安顺场远了整整一倍，且他们被命令坚持到二十八日才能动身追赶主力，其路途的遥远和艰辛可想而知。

五月二十六日，中央红军突破安顺场渡口后兵分两路夺取泸定铁索桥的决定，当天就被国民党军的情报部门所截获。蒋介石紧急由重庆飞往成都，重新部署了对中央红军的“围剿”计划。川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不敢怠慢，立即命令第四旅袁国瑞部火速向泸定方向增援。袁国瑞命令其三十八团团长李金山沿大渡河南岸阻击向泸定桥前进的红军，十一团团长杨开诚沿大渡河北岸阻击向泸定方向接应的红军，十团团长谢洪康率领部队为总预备队，第四旅旅部进驻龙八部。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都是沿大渡河两岸崖壁凿出来的山路。头顶巨石高悬，脚下万丈深渊，深渊下是蜿蜒奔腾的河水。

这是敌对两军的赛跑，目标是泸定县城西面那座在十三根铁索上搭成的摇摇晃晃的吊桥。

夜深了，一道闪电划过深谷，暴雨瓢泼而下。

这是一个万分艰难的夜晚。大雨中四周一片迷茫，伸手不见五指。因为有敌情，不能点火照明。但山路湿滑崎岖，一脚踏空就会跌下深渊。在这样的路上，红军官兵不能缓慢地移动，而是要竭力奔跑。更严重的是，官兵们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停下来吃口饭了，每个人的体力透支几乎都到了极限，如果一旦倒下就很可能再也起不来了。这时候，红军中所有的党员都分散到了战士们中间，他们用绳子把体力不支的战士绑在自己的身上，用最后一点体力拉着他们，显示出与每一个战士同生共死的决心。他们在黑暗的大雨中把身上背着的米拿出来，让战士仰起脸喝一口雨水，然后边跑边嚼湿漉漉的生大米。

大雨停了，突然间，四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看见大渡河对岸出现了一串火把，经过辨认，认出是川军的行军队伍。川军能够打着火把走，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如果对岸向这边联络，就让队伍里的川军俘虏用四川话骗他们。于是，四团官兵也点起了火把，而且比对岸川军的火把还要亮。点着了火把之后，王开湘和杨成武规定把所有的牲口、行李和重武器统统留下，由一个排在后面看管，其余的官兵必须以每小时奔跑十里之上的速度前进。暗夜中的大渡河两岸，红军在南岸，川军在北岸，敌对双方的两条火龙在齐头并进。

与四团齐头并进的是川军第三十八团的一个营，营长叫周桂。周桂正奉命率部火速前往泸定桥。他挑选出全营最精壮的官兵组成了一个突击排，远远地跑在了全营的前面。这个排的任务是把这支部队的军旗插到泸定县城的城墙上，并且负责把泸定铁索桥上的木板拆卸下来。

周桂营果然向南岸的四团发出了询问信号，红军司号员根据川军俘虏的指点，用号声回答说是“自己的队伍”。并行跑出了几十里后，北岸川军的火龙突然不见了，司号员赶快吹号询问，对岸的川军这次也用号声回答说：“我们宿营了。”

天色逐渐亮了起来。

前面，就是泸定桥了。

大渡河的这段河段古称“泸水”。海拔七千多米的贡嘎雪山和海拔三千多米的二郎山隔河对峙，大渡河在奇峰险山切出的深谷中冲出，犹如脱缰的野马奔腾咆哮。这里是川康要道上的天堑。康熙四十四年，为了打通京城、成都至拉萨的通道，清廷下令在这个巨大的峡谷上架桥。这是一座由铁索支撑起来的空中吊桥，桥长一百零一点六七米，十三根碗口粗的铁索连接两岸，其中九根为桥面，四根为扶手，铁索被分别固定在两岸的两块铁桩上。一九三五年六月末，以往在桥上通过的客商骡马不见了，桥面铁索上铺的木板已被拆去，大渡河两岸间的峡谷上铁索空悬。北岸桥头的桥楼已经被沙袋围严，形成一个坚固的桥头堡垒，从堡垒的射击孔中伸出的机枪面对铁索。泸定城一半在山腰，一半紧贴河边，正对桥的城门上城墙高两丈，上面也修筑了几座堡垒，配置的火力在桥面上形成了一张火网。

在北岸防守的是川军李天全部的第三十八团。这个团的先头部队三营，就是与红军隔河举着火把齐头并进的那支川军。三营的先头连比红一军团四团早两个小时到达泸定桥，连长饶杰命令士兵立即拆桥板，但是由于士兵们实在太累了，天又下着大雨，同时有不少人鸦片烟瘾犯了，因此桥板拆得极其缓慢。三营营长周桂到达之后，增派了士兵去拆桥板，同时开始构筑阻击工事。天亮的时候，团长李天全率李昭营到达，南岸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也到了，双方都没有犹豫就开始了射击。

万丈深渊之上，仅凭几根铁索就想突击到河这边来，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至少川军这么想。因此，他们一边向河对岸射击，一边不断地向红军高喊：“有种的你们飞过来！”

下午，四团夺桥的作战方案定了：二营和三营火力掩护，特别注意用火力阻击两侧的增援之敌，一营分三个梯队正面强攻。首先发动进攻的是由一营二连连长廖大珠带领的二十二人组成的突击队，他们强行攀索向北岸冲去。三连在他们的身后，任务是跟在后面铺桥板；三连的后面是一连，任务是在铺好的桥板上发起最后的冲锋。

下午四时，飞夺泸定桥的战斗打响了。

四团政委杨成武后来回忆说：“当事先准备的全团数十名司号员组成的司号队同时吹响冲锋号时，我方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枪弹向旋风般地刮向敌人阵地，一片喊杀之声犹如惊涛裂岸。”

二十二个年轻的红军勇士向铁索冲去。

铁索剧烈地摇晃起来。

川军开始了疯狂的射击，红军的掩护火力也开始了猛烈的压制。炮弹呼啸，大河两岸皆成一片火海。川军的子弹打在铁索上，火星迸溅。红军一手持枪，一手抓索，毫无畏惧地一点点向北岸靠近。

三连连长王友才带领的官兵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们人人抱着木板，只要前面的突击队员前进一步，他们就在铁索上铺上一寸。

川军无法想到红军竟然就这样向他们靠近了。看着在铁索上越来越近的红军，他们惊骇地瞪大了眼睛，他们不知道世间除了红军还有什么人能够空悬在万丈深渊上顺着那些摇晃的铁索发起冲击。

红军的军号声连续不断地怒号着，所有火力的愤怒喷射声惊天动地。

二十二名红军突击队队员已经靠近了泸定桥北岸桥头堡。

就在红军勇士即将接近北岸的时候，北岸桥头突然燃起了大火，川军把拆下来的木板堆在桥口，泼上煤油点燃了。

火势凶猛，顿时映红了渐渐暗下来的黄昏天色。

南岸的杨成武大声喊：“同志们！这是最后的关头！莫怕火！冲过去！冲呀！敌人垮了！冲呀！”

南岸所有的红军官兵都呐喊起来：“冲呀！莫怕火！冲过去就是胜利！”

冲最前面的廖大珠连长一挥手：“同志们，跟我前进！”然后他站起身，第一个冲进了火海。

第二个迎着火海冲去的，是一个苗族小战士。

接着，突击队员们一个跟着一个冲过了火焰，冲上了川军丟下的泸定桥桥头堡阵地。

后续梯队踩着桥板，不顾一切地过了桥，蜂拥进泸定县城。

泸定县城里的巷战进行了两个小时。

最后的时刻，川军团长李天全得知自己的身后也出现了红军，他立即命令周桂的三营掩护团主力撤退，而周桂营长则把掩护任务交给了饶杰连长。但是，饶杰连长没等红军到跟前就先跑了。周桂营长一边撤退一边收容自己的官兵，最后发现他的三营只剩下十几个人了。

傍晚时分，刘伯承率领的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沿大渡河北岸到达了泸定桥边。与二师四团在桥头会合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晚十时，大渡河谷夜风强劲，刘伯承和聂荣臻提着马灯，在王开湘和杨成武的引导下，走上了泸定铁索桥。刘伯承从桥的这头走到那一头，然后又从那头走回来。在桥中心，他停下了片刻，用脚跺了几下桥板，铁索桥剧烈地晃动起来。刘伯承喃喃自语道：“泸定桥，泸定桥，我们胜利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走上了泸定铁索桥。走到桥中央，毛泽东停下来扶着冰冷的铁索说：“应该在这里立一块碑。”

从泸定向北有三条路可以选择：走西面，要从大雪山的西麓绕过去，是一条马帮走的小路，通往川北的阿坝地域，由于绕路这条路的路程较长。走东面，是一条传统的大路，沿途都是人口稠密的城镇，可以直通成都，但是这条路上肯定会有敌人重兵把守。还有一条路，在东西两条路的中间，由于需要翻越险峻的雪山，连马帮都很少通过。

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走中间这条路。

当时中央红军并不知道红四方面军的确切位置。但事后证明，这条路恰恰是两军会合距离最近的一条路——此时此刻，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中间，仅仅隔着一座雪山。

向雪山前进首先要翻过大渡河北岸的二郎山，翻越二郎山必须经过一个叫林化坪的集镇。从大渡河沿岸溃败下来的川军袁国瑞旅堵在了红军的这条必经之路上。

没有可以绕行的路，红军必须打过去。

红一军团一师向被土围子围起来的林化坪镇发起了攻击，镇子很快就被红军占领。阻击的川军逃到了镇北的一个险要的山垭口凭险据守，一师的攻击持续了一个晚上，山垭口依旧没有被攻破。

清晨时分，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把王开湘和杨成武叫来了：这里距离大渡河仅仅几十公里，中央红军的大对人马全都聚集在这里，如果不赶快开辟出前进的道路，调动完毕的敌人一旦发动反击，情况就会非常危险。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拿下这个山垭口。

细雨霏霏，莽莽丛林和层层山峦全都被遮盖在浓重的雨雾中。只有一条很窄的小路顺着

山势蜿蜒向上，小路的一面是悬崖，一面是峭壁，川军在小路上和路的两旁都埋了地雷，阻击主阵地就在峭壁的顶端。

攻击的任务交给了四团六连。

刘亚楼政委问六连连长黄霖有什么困难，黄霖说：“我的连队一天多没吃饭了。”

刘亚楼说：“告诉师机关和直属队，把干粮全给六连！”

吃了点干粮的六连很快了消失在被雾气笼罩着的山林里了。

红军官兵刚开向崖壁攀爬，川军的冷枪就飞过来了，其中一颗流弹把指导员的脸擦伤了。连长黄霖说：“好兆头，好兆头，这叫见面红！”

六连攀上了山腰上，山风渐渐强劲起来，吹散了云与雾气。黄霖观察了川军的阻击阵地，发现左边的崖壁是没有设防，于是决定从左边爬上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六连开始在野藤和乱石中登崖。遇到笔直的峭壁，他们就搭人梯，有官兵被苔藓滑倒，坠落了下去。在接近崖顶的一道石壁前，一名战士爬上了一棵古树，利用树梢的柔韧，居然荡到了悬崖顶的边沿。他在那里落下站稳后，从上面放下了连接在一起的绑腿带子，下面的官兵一个跟一个拉着绑腿带子往上爬。爬上崖顶，每一个人都大汗淋漓。黄霖督促官兵检查枪支准备战斗。这时，一个战士看见一股白雾飘上了崖顶，再一细看就看出了蹊跷：这不是雾而是烟，冒烟的地方就是敌人的主阵地。

黄霖一声令下，六连的官兵们抱着枪，从陡坡上开始往下滑。不管下面是什么，只管直接向敌人滑下去！

果然是川军的阵地。

川军受不住湿冷的天气，正在烤火，红军从头顶伸出的悬壁上落下来了。

六连没有任何犹豫，管他是一个团还是一个旅，机枪朝着阵地来回扫射。

川军借助兵力优势试图将六连压下去，但是身后是绝壁的六连如同大树一样死死地扎在山崖上。黄霖下达了上刺刀的命令，在敌人近得可以听见喘息声时，六连的决死拼搏开始了。在六连牵制敌人的同时，四团主力从正面冲上了阻击阵地。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看见了令他们震惊的情景：山崖上到处是川军丢弃的武器和尸体，数百名俘虏龟缩在崖壁下瑟瑟发抖。而在敌人的尸体中，数十名红军官兵躺在血泊中，和敌人的尸体摞在一起。三排长的身后是一条长长的血迹，他一直爬到敌人的机枪跟前与这个川军射手紧紧地抱在了一起。王开湘看见牺牲的三排长时，忍不住落了泪，年轻的红军排长身上布满了凝着血的弹孔。二排长已经奄奄一息，手里还握着刺刀，刺刀的刀刃深深地插在一个川军的肩胛骨里。一排长没负重伤，但也是浑身是血，王开湘和杨成武上来的时候，的正抱着一挺“花机关”向川军逃跑的方向来回扫射，他一边打一边说：“我早就想缴获一挺这玩意了。好使！真好使！”看见主力来了，他扔掉手中的机枪，蹲在牺牲了的三排长跟前哭了。杨成武悲痛万分。他们都是他生死与共的战友。在以往艰苦征战的日子里，他和他们每个人都拉过家常，他知道他们每个人梦想着什么。梦想还没有实现，他们就死在了这个细雨中的山崖上不知道以后当革命胜利了是否还会有人记得他们，自己是否能有机会再来这个荒僻的山崖看望他们。杨成武走到一排长身边，替他擦着脸上的血，将他抱了很久。这位一直想得到一挺“花机关”的红军排长在不久后的战斗中也牺牲了。

中央红军开始通过林化坪，整整一夜，周恩来站在没过脚脖子的烂泥之中指挥部队。毛泽东也在徒步行军，他把担架让给了身边一位正生着病的工作人员。突然，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了。毛泽东仰起头去看，一颗炸弹朝着他落了下来，警卫员飞身扑了过去，巨大的爆炸声过后，警卫员陈昌奉被爆炸的气浪推出去很远，警卫员胡昌保被严重炸伤。毛泽东和医生们赶快给他包扎，但是这个小红军已经呼吸微弱了。毛泽东抱着胡昌保轻轻地说：“会好起来的，我们抬着你走！”小红军胡昌保说：“主席，我感觉血都流进我的肚子里了。我不行了。我没什么牵挂，主席多多保重！”胡昌保死了在毛泽东的怀中。毛泽东把胡昌保平放在地上，当他站起身的时候，他掉了泪。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黄有凤说，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毛泽东掉泪。战士们挖了个简单的墓穴，毛泽东把一条毛毯盖在胡昌保的身上，安葬了这个小红军。红军走出很远后，毛泽东又迈着大步折了回来，他在胡昌保的坟头上添上了一把土，然后才离去。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翻过二郎山后，迅速突破了川军在天全、芦山的阻击线，接近了大雪山夹金山的脚下。

对于大部分官兵都是南方人的中央红军来讲，即将翻越雪山比面临一场战斗更为令他们心情紧张。有从福建参军的小红军问十九岁的少共国际师师长萧华：“师长，雪是什么样子？”萧华说：“和面粉差不多，但是比面粉还白。”而从江西参军的小红军接着问：“雪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云吗？”萧华愣了一下，认真地看看这个江西小老俵，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文化！”在和当地老乡们的交谈中，红军官兵对有关雪山的一切譬如雪崩、寒冷、缺氧有了初步的了解。年长的老乡说：“如果你们一定要过的话，早晨和黄昏是一定不行的，要过，必须在上午九时以后、下午三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带上烈酒、辣椒，好御寒、壮气，最好手里再拄根拐棍。”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一早，前卫部队红一军团四团将仅存的两串辣椒煮成了两大锅辣椒水，每个官兵一人一碗，喝完，上午九时部队向着夹金山大雪山出发了。 四团的前卫是二营六连。在陡峭的雪路上，穿着单衣的六连官兵用刺刀在坚硬的冰面上挖出脚窝，后面的队伍踩着这些脚窝前进。由于行进极其缓慢，没过多久，队伍便拉得很长很长。遵义会议后，李德的翻译伍修权被调到红三军团任副参谋长。他走在缓慢的爬山队伍中，亲眼看见有官兵只要坐下来休息就再也没有站起来，于是他反复告诫自己决不能停下来一步。接近山顶的时

候，伍修权看见雪地上躺着几十具姿态各异的红军官兵的尸体。中央纵队中的女红军们也是一身单衣。贺子珍和刘群先一起拉着马尾巴爬山。无论刘群先如何劝说，贺子珍都不肯骑在马上，她认为红军要走的路还很远，如果把马累死了，困难就更大了。一向身强力壮的担架队员刘彩香实在太累了，她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后，无论如何就是爬不起来了。挣扎的时候她听见有在对她说话：“小同志！快起来！这里是停不得的！”刘香抬头一看，是地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她一鼓劲，居然一下子站了起来，彭德怀连说：“好，好，你很坚强！”死亡最多的是担架员和炊事员。担架员的负重太大，他们因为不愿丢下那些在作战中负了伤的红军战友而直至累死。炊事员们死亡的原因大多是因为违反了轻装的规定，他们在登山时的负重甚至超过了担架员。他们总是想多带些食物，以便日后别让官兵们饿着：“不能让任何人因为我们工作没有做好而死在雪山上。”他们无从估计雪山对自己有限体能巨大消耗。毛泽东在山脚下也喝了一碗辣椒汤，然后他拄着根木棍向大雪山出发了。毛泽东不但没有出现严重的不适，他还把掉在雪窝里的警卫员小吴拉了出来，给被冰雹打伤了的马夫老余擦药。在喘得太剧烈的时候，毛泽东会停下来站片。他看着皑皑雪峰，对身边的人说：“蒋介石认为红军不能从雪山上爬过去，咱们今天就是要创造出个奇迹来！”

毛泽东真正盼望的奇迹不只是翻越大雪山，而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合。

四团已经开始下山了。下到山脚的时候，一条深沟挡在了路上，红军官兵们沿沟寻找继续北进的路。就在这时，沟口方向传来了一声枪响。

前卫二营营长曾庆林报告说：弄不清是什么队伍，喊话也听不清楚。二营立即展开了战斗队形，四连做好了出击准备。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在望远镜里观察，发现前面竟然出现了一个了小村庄，村庄的四周影影绰绰地有不少人在走动，这些人背着枪头上戴着大檐帽。

这样的装扮王开湘和杨成武从未见过。

司号员用号声联络，对方用号声回答，但是双方都没听懂是什么意思。

四团派出三个侦察员摸了上去。

主力部队以战斗队形缓慢前进，一点点地向对方靠近。

一阵风似乎把对方的喊声送了过来，但是声音微弱得还是什么也听不清。

四团官兵沉默着，依旧向对方摸过去。

对面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了：“我们是红军……”

四团是整个中央红军的前卫，前卫的前边怎么还会有红军？

没有人跟四团的红军官兵们说过红四方面军会出现在夹金山的北麓。

但是，就在这个时刻，派出的三个侦察员飞奔而来，一便奔跑一边高声叫喊：“是红四方面军！是红四方面军！”

王开湘和杨成武终于听清了来自前面那个雪山脚下的小村庄的叫喊：“我们是红四方面军！我们是红四方面军！”

这一刻，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官兵永生难忘。

只愣了片刻，两支队伍的红军官兵们开始奔向对方，然后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这是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中午时分，地点是夹金山北麓达维小镇以南一个叫“木城沟”的藏族村庄。

那一刻，阳光下的雪上一片金黄，木城沟里的高山杜鹃迎风怒放。

长征 九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凌晨，在陕西南部户县一个叫南乡的村庄里，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正在一盏油灯下给中共中央写报告。

油灯火苗跳跃，吴焕先心情激动。报告详尽汇报了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一年来的政治与军事行动，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同时，对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决定西进陕南作出了解释。在这份名为《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个别策略及省委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的最

后，吴焕先写道：“自离开老苏区后到现在没有上级的指示，也没有当地党的帮助，不知我们的行动是否错误。”而目前“群众工作、党的组织十分的薄弱”，红军的力量也没能扩大到足以“有力地迅速地消灭整批敌人”，以“创造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因此，是否“可以同二十六军、二十八军会合起来，集中一个大的力量，有力地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请求中央给予指示。同时，鉴于红二十五军“军事干部异常缺乏”，希望中央派来得力的团长、师长、参谋长、政委，派来得力的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

“六月十三，红军出山。”

一九三五年，陕西长安县一带开始流传这样一句民谣。

民谣指的是红二十五军于七月中旬西出秦岭逼近了陕西省府西安。

在终南山外一个叫引驾回的地方，红军官兵捉住了当地的一个国民党区长。副军长徐海东和政委吴焕先都觉得在军事上有文章可作，就让这个区长给西安打电话，想把敌人调出来一股，然后打个伏击战。吴焕先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让那个区长照着在电话里说一遍，大致的意思是：共匪有出山的模样，请赶快派兵来。电话的那一头说：“毛炳文军长已经顺着西兰公路往西去了，于学忠的部队也从凤翔往西调呢。现在无兵可派。”徐海东在这个区长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张《大公报》，随手拿起来一看，映入眼帘的一条消息令他十分兴奋。消息说，红军的两支主力部队已经在毛儿盖附近会合，其前锋正在通过松潘。

吴焕先和徐海东拿着报纸跑到了躺在担架上的军长程子华那里，程子华看完报纸后想了想说：“很有可能。”

红二十五军领导决定部队立即出发。一口气向西走了三十公里才停下来，停下来的地方叫沣峪口。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沣峪口召开了会议。会议作出的一个重要决定是：红二十五军西去陕甘苏区与那里的红军会合。同时一路争取有力地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会议向全体红军官兵提出了“我们这三千多人就是全牺牲了，也要牵制住敌人，让红一、红四方面军顺利北进！”的口号——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决定，是鄂豫陕省委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战略性决策。这一决定使红二十五军成为从绝境中脱险的中央红军的开路前锋，并为中国红军乃至中国革命最终能够在陕北立足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沣峪口会议的第二天，红二十五军上路了。

红军官兵的目标已经十分明确，因为他们刚弄到一份七月十六日的《大公报》，上面的报道是：“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对于一路转战历尽艰辛的红二十五军官兵来说，前进的目标令人鼓舞：向西，向主力红军靠拢！

红二十五军重新出发的第二天，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给所属陕军各部队发出了一封密电，密电对红二十五军向西北方向开进的目的作出了准确判断：“ 综合最近情报，徐海东股匪主力已窜至留坝、佛坪间之江口镇、黄柏楼、二郎坝附近，有进犯汉中附近或向凤县、天水一带窜扰，以牵制我军，策应朱、毛及徐向前各股之势。”密电刚刚发出不久，杨虎城就接到了前线的战报：在川陕公路上，胡宗南的一支别动队突然遭到徐海东部的袭击，四个连全部被消灭，一个兵也没能跑出来。更严重的是：一名姓何的少将参议落在了红军手里。

袭击胡宗南的别动队的是二二三团的一营，袭击地点在陕甘交界处的双石铺。双石铺，今天的凤县，位于川陕公路重要交通要道上。红军发起袭击的时候，四个连的国民党兵正押着大批民夫抢修西安至汉中的公路，他们根本没有应战准备，除了被打死的之外全部被俘。红军发起袭击之前，一营三连奉命向双石铺东北三公里处派出了一个排的警戒哨，警戒哨刚布刚置完毕，红军官兵就看见从凤县县城方向来了一副滑竿，滑竿上坐着一位国民党大官，红军官兵立即扑了上去。

吴焕先对这个少将参议进行了审问。审问的问题单刀直入：红一、红四方面军现在在哪里？少将参议回答说：“贵军两部在懋功附近会合，现在毛儿盖一带休整，有北进的企图。”再问的问题依然单刀直入：国民党军在这一带是怎么部署的？少将参议回答说：胡宗南的第一师、鲁大昌的新编十四师、王钧的第三军、邓宝珊的新编第一军以及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分别部署在川西北、甘南一线，渭河沿线和西安至兰州的公路一线。

红军在滑竿上又发现了一张七月二十二日的《大公报》，上面的报道是：“红军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郎山，向北行进……似有窥甘青交界之洮州、岷县、西固等处迹象。”

红二十五军领导拿那着报纸立即开会，会议决定：部队进入甘肃南部，威胁天水等城市，在敌人防线的后方大造声势，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也要把陕甘的国民党军队拖住，以减轻主力红军的压力，迎接他们顺利北进。

八月三日，红二十五军自陕西凤县越过省界，手枪团和军部交通队一部化装潜入了甘肃两当县，策应随后开来的先头部队迅速攻占了县城。两当县县长朱志和声称自己率县保安队

“奋勇抵御七小时之久”，而实际上红军的杀声一起他就已经逃出县城有十里远了。红军在把县政府里的文件档案搜集了之后迅速穿城而过。红军的队伍出县城北门径直向北，翻越了麦积山，直逼天水城下。

攻击天水的行动是佯动。这座县城一共有五座城门，要打下来并不容易，红

军攻击的目的是要把西面的敌人调回来，然后乘虚西进。九日晚，军主力沿着天水城南边的一条小河悄然向西，副军长徐海东亲自率领二二三团二营猛攻天水城的北关，在占领了北关之后，他们放火点燃了一座造币厂，大火熊熊燃烧起来之后，二营的红军官兵迅速撤离。天亮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县城西北二十五里的地方吃早饭了。红军攻击天水的行动令国民党军大为吃惊，国民党军第三军第十二师的一个旅奉命紧急回援，结果被红五军袭击了其后卫部队。

绕过天水向北，就是那条横贯陕甘的大河渭河了。此时，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军第一一四师滞留在天水东北面的清水县附近，始终踌躇不前，与红二十五军隔河对峙。红二十五军遂决定从天水西面的新阳镇附近渡过渭河，以避免与牟中珩的第一一四师交火，同时还可以把身后追击的敌人甩开。

在渭河边，徐海东看了地形后，决定先派一个连渡河，占领对岸的一座小庙，以掩护主力的渡河行动。由于只弄到了一条小船，官兵们就又弄来了根又粗又长的绳子，待小船到达河对岸后，再利用河两岸的大树把绳子固定好，然后官兵们头顶着枪支弹药沿着绳子溜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