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对于“侍候”洋人的中国人也给予了极大的鄙视。中国人认为，“通晓洋务者”多是些“市井无赖”，凡是充当驻外大使的中国人都是“令人齿冷”的没有骨气之人。《清代野史》记载，某君奉命出使外国，有人质问：“好好一个世家子，何为亦入洋务？甚不可解。"”他出发离乡的时候，观望的乡亲们议论道：“什么钦差，汉奸而已！”一个官员跟随帝国驻俄大使出使，临行时亲友们为他饯行，宴会上这个官员竟然“向之垂泪”，说此宴会“无异于易水送荆轲”。郭嵩焘是帝国外交史上著名的驻外大使，当年他奉命出使英国时需要招募十几个随从，举国竟然没有一人报名。他从英国卸任回来，乘船返回湖南家乡探亲，“湘人见闻大哗，谓郭沾洋人习气，于是大集明伦堂，声罪致讨，并焚其轮，郭噤不敢问。”（《外交小史》之《清流党之外交观》，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280页。）在普通中国人的眼里，一个回到国内的驻外大使不但应该受到严厉的声讨，而且连他乘坐过的船也要被烧毁，他简直就不是中国人了，而是一个思想沉沦、道德尽丧，并且携带有致命病菌的“非法入境”者。
对于帝国的农民来讲，他们看到的洋人仅仅限于外国的传教士。
19世纪末，在中华帝国传教的外国传教士约有三千二百多人，建立教区四十多个，教会六十多个，入教的中国教民达八十多万人。这八十多万教民入教的原因几乎都涉及吃饭的问题。但是，中国教民中也确实有那么一些地痞流氓入教的动机有点问题，因为他们看到无论是平民还是官府都害怕洋人的势力，所以认为只要入了外国的教会，当上“上帝”的仆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山东郯县神山堡有个做小生意的农民叫做杨清贤，他解雇了他的一个行为不轨的小伙计王方凯，王方凯随即入了洋教，从此到处欺压百姓抢吃骗喝。为了报被解雇之仇，他把杨清贤的一头驴推到井里淹死了。杨清贤告到县衙门，因为证据明确，县衙门把王方凯拘捕了。谁知道，县令还没来得及审问，传教士戈卫德就找上了衙门，说衙门抓的是“他们的人”，要求立即把“虔诚的基督徒放了”。县令立即把王方凯“无条件释放”了。杨清贤到县衙门责问，县令说：“没有办法，硬不过洋人。”杨清贤问：“我的驴怎么办？”县令说：“你看着办吧。”杨清贤回到村里时，王方凯正带着一伙教民拿着棍棒堵在村口谩骂，于是杨清贤就“看着办”了：他找到义和团，一把火烧了教堂，赶走了外国传教士。
类似事件在山东、河北两省屡见不鲜。史料统称为“民教不合”。所谓“民教不合”，实际上就是教会和不信西方宗教的帝国农民的冲突。因为所有的洋人，包括那些传教士，都享有“治外法权”，即使触犯了中国的刑律，帝国的各级政府也无权过问，一律得交给教堂处理。而被称做“二毛子”的中国教民虽然是中国人，但是在教会的袒护下，犹如洋人一样享有同等的特权。于是，在义和团已经形成势力的时候，帝国的农民们要“灭”的实际上就是他们——“天遣诸神下界，借附团民之体，灭尽洋人教民。”
无论今天的学者们如何评价农民们打着义和团的旗号到处造反的行为，在那段历史中有一个原因是不能回避和忽视的：那就是外国列强对帝国领土的公开侵犯和对帝国尊严的公开侮辱激起了帝国民众的广泛的愤怒和复仇的渴望。
1900年，激起帝国农民愤怒的是德国人。
19世纪的结束，同时也是英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随着世界各国军事能力的发展，“日不落帝国”再也不是主宰世界的惟一强大的力量了。非洲正在进行着“布尔战争”，英国官兵被当地的土著农民打得到处躲藏；而在那些已经飘扬着英国国旗的“托管”地，殖民地管理的混乱和当地人民的反抗加重了已经奄奄一息的维多利亚女王的病情。印度出现的水灾和教派之间的冲突、经济濒临崩溃的西印度群岛、热病流行的尼日尔地区以及乌干达、埃及、苏丹、锡兰、新加坡、香港，还有散落在大洋中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美拉尼西亚群岛等等——英国人把象征欧洲文明的铁路和桥梁带去了，但是，几乎所有“托管”地内的农民依旧在延续着他们原始的耕种、打鱼和采椰子的生活方式。“日不落帝国”走向下坡的趋势已经显露，这让所有的西方人都感到幸灾乐祸。
德国人感觉良好。就当时的国家实力来讲，德国的工业产值为世界第三，全球贸易额为世界第二。德国国会刚刚拒绝了英国首相“建立英德军事联盟”的建议，原因除了德国公众对英国的普遍敌意之外，还有德国国会议员们“暴风雨般的抗议”。德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加快发展海军舰队的法案，“以使德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战斗舰队”。这个法案向全世界宣布了德国人决心主宰世界的决心：“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德国在争夺中国方面不能落到别的国家后面！”——德国皇帝明确地指示他的海军将军。于是，当德国皇帝得到德国的两个传教士在中国的山东被农民打死的消息时，兴奋异常，他立即派遣舰队向中国进发——19世纪入侵中国的西方列强无时无刻不在为他们的入侵寻找借口。
山东，中国北方一个尖尖地伸向太平洋的半岛，性格倔强暴烈的农民世代耕种的良田沃土，从19世纪最后的时刻起，那里成了德国人在中华帝国的“桥头堡”。德国军队把德式铁路、德式洋房、德式教堂以及大批的德国传教士带到了帝国的山东，这一切连同在村庄密布的广大乡村里身穿黑色衣服的德国传教士以及跟在传教士身后信奉德语解释的“上帝”的中国教民一起，形成德国历史上第一块东方“属地”的奇异风景。
山东农民对德国人占领自己的土地有着压抑不住的愤慨。德国军队的到来使在这里传教的德国传教士们顿时有了一种“翻身”的感觉，原来偷偷摸摸干的事情，现在可以公开干了。“巨野教案”的起因就是这个县里的21名传教士都参与了搜刮民财的行动，并且有的传教士还“奸污妇女”，但是，德国军队来了，不但没有追究传教士的责任，反而逼迫帝国政府处理了几个地方官员，把几个中国农民的脑袋砍了挂起来示众。没有什么比异族在自己的土地上横行更让中国人感到屈辱的了，一个汉字都不认识的帝国农民却懂得“亡国”这两个字的意思。他们在走村串户的说书人和戏班子那里知道了不少种族、国家、政权、君臣和百姓在对抗异族入侵时发生的悲伤而壮烈的故事，无论是“岳母刺字”还是“十二寡妇征西”，在这些帝国农民惟一能够获得的关于“失地”、“正义”和“邪恶”的历史教育中，最蒙昧的农民都会想像到亡国后的景象，只要他能听得懂瞎子艺人吱扭扭的胡琴声和土台子上脸谱后面发出的呜呀呀的吟唱。义和团杀洋人，在相当意义上是受这种想像的刺激。
对此，帝国官员御史刘家模说道：“方今天下强邻虎视，中土已成积弱之势，人心激愤久矣。每言及中东（中华帝国和东洋日本）一役，莫不怆然泪下，是以拳民倡议，先得人和，争为投钱输粟。倡始山东，盛于直隶，现传及各省。”（《文史知识》2000年第9期，总字231期，中华书局，第12页。0
一旦帝国的农民真的要“举事”了，外国传教士和教民们立即就没有了任何招架之力，只有等待被宰割的命运。而那些跟随军舰进入帝国领土的外国官兵们，也只能缩在据点里，因为他们的数量和呐喊着的帝国农民相比，犹如狂风里的一粒沙土。
义和团团员们把他们要“灭”的人分为三等：洋人传教士，被称为“大毛子”；教民，被称为“二毛子”；同情或者有同情嫌疑的人，被称为“三毛子”。这三者只要被义和团遇到便“杀无赦”。
义和团杀人，和初期的随便抢掠不大一样——“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的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和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但是，普通的帝国农民，杀起人来如此厉害，没有观念上的支持是绝对做不出的——“其杀人之法，一刀毙命者少，多用乱刀齐下，将尸剁碎，其杀戮之惨，较之凌迟处死为尤甚。”（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载《义和团》。）杀洋人，灭洋教，帝国的农民们认为自己是“神”，洋人和教民是“鬼”，这是一场“神鬼之战”——杀人的和被杀的双方都已经被帝国的农民“非人化”了。
“灭”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最激烈处，不是发生在正战斗着的京津地区，而是发生在山西省，其原因很简单：在山东因为偏袒义和团而被免职的毓贤因为“突出的爱国情绪”而被任命为山西巡抚了。这位帝国大员对其下属言：“义和团魁首有二，其一鉴帅，其一我也。”（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0页。再见许指严《十叶野闻》。）“鉴帅”即李秉衡，张汝梅任山东巡抚时的前任巡抚。张汝梅调职后，毓贤接任。毓贤到山西上任后，义和团很快就跟到了山西。毓贤就任山西巡抚的时间是1900年4月19日。他上任之后仅仅一个星期，原本没有义和团的山西省内的城镇乡村里就出现了义和团的揭帖。遭受严重旱灾的山西省有大量的义和团“资源”，成千上万因为饥饿而奄奄一息的农民随着义和团的到来而突然振奋起来。
第一起袭击教民的事件发生在洪洞县的范村，义和团袭击了一个姓苏的教民家，抢走了苏家的全部财产，然后把抢来的财产分给了围观的群众。接着，平阳府的教堂被烧毁。毓贤命令太原的铸造工匠精造大批钢刀，刀上刻上“毓”字，连同烧饼一起分发给饥民。他和义和团的首领有个“分成约定”：得到教堂、传教士和教民的财产之后，十分之三赏赐给有功之人，十分之三平均分配给义和团弟兄，剩下的是毓贤掌握。
太原城的一座天主教堂以及教堂旁边的一所教会学校和一所孤儿院遭到义和团攻击的时候正是黄昏时分，那里先是受到石头块的打击，很快，火焰烧了起来，杀声连成一片。在教堂里和教会学校里做事的中国佣工很快就逃跑了，但是，11名教会学校的女学生、两名主教、七位修女、几位牧师和三十多个在教堂里等待看病的病人全部被义和团围困。半夜的时候，男人们决定突围。传教士和他们的夫人背着孩子和女学生逃到了大街上，他们在石块的打击下四处逃散，结果，一个叫做库姆斯的女教师和两个中国女学生被义和团抓住。义和团团员们的石块雨点一样地砸向她们。最后，义和团把两个中国女学生拉走，把库姆斯扔在火堆里。第二天，两个中国教民冒着生命危险把库姆斯烧焦的尸体从火堆的灰烬中找出来，埋葬在教堂后的花园里。
接着，毓贤下令，为了所有外国传教士的“生命安全”，他们必须集体“转移”。但是，他们最后被关在了一所院子里。毓贤亲自审问，实际上只是问了一下国籍而已，然后只有一句话：杀。那天，根据毓贤的命令，一共杀了44名外国人。史书对此记载道：“血肉模糊，无法辨认。”（（英）爱德华兹《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山西传教士》，第37～38页。）
毓贤，这个帝国的省级大员，在帝国以后的历史中还会出现他的名字，但那已是在叙述他面临死亡时的情形——至少目前他还没有想到他将如何死亡，他正忙着目睹别人的死亡。
在19世纪最后的日子里，在东方一个庞大的帝国里，洋人不是人。
5、 飘浮的神灵
洋人们一直固执地认为，帝国的农民如此仇恨他们，并且在战斗的时候面对枪弹能够如此不顾生死地前赴后继，如果没有被一种“非自然”的力量所控制，是绝对不可想像的。因此，洋人们一直想弄明白，帝国的农民所信奉的“神”到底是何许人也？此“神”有什么样的来历？有什么曲折动人的历程？属于何种宗教体系？
洋人们的思索所受到的打击是空前的：帝国的农民并没有共同承认的“神”，但中国到处都有农民信奉的“神”。
义和团的前身是“神拳”，义和团的“神”实际上就是中国农民心中的“神”。中国农民的“神”实际上就是中国人的“神”。
如果开列出中国人所信奉的“神”谱，将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其成员包罗万象，五花八门，庞杂而臃肿：有在中国历史中确实存在过的人物——帝王将相、公主贤臣、江湖异人、绿林好汉；有长久地生活在中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神功武士、佛道大师、侠客强盗、贞女烈妇；有中国文学作品中创造的人物——天地诸神、才子佳人、妖魔鬼怪、阴魂精灵；有自然界中的生物或与自然界生物相似的东西——植物动物、天上星斗、地面顽石、大河小溪。
在流传至今的义和团的史料中，出现最多的“神”大约有四类：一、佛道教及其民间教门崇拜的佛祖神仙，如释迦、弥勒、菩萨、观音、济公、玉皇大帝、洪钧老祖、张天师、元始天尊、金刀圣母等；二、唱本戏剧中的英雄豪杰，如刘金定、樊梨花、鲁智深、武松、孙悟空、猪八戒、黄天霸等；三、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姜子牙、孔子、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岳飞等；四、自然神和自创神，如天地日月、雨雪星辰等。
以上诸神几乎包括了中国农民所信奉的“神”的各种类型，天上地下、各朝各代、鬼魂幽灵、神话传说，甚至当代人物，都集合在义和团的旗帜下，成为帝国农民的精神寄托和力量泉。而令人惊诧的是，这些帝国农民自己指定的“诸神”居然能够融洽和睦地并存在于一个集体之中。
《凌霄一士随笔》言：“义和团诸坛所供之神，又有供纪小唐者，则小说之年羹尧。”纪小唐，小说《升仙传》中的主要人物，为“济小唐”，而《儿女英雄传》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为“纪献唐”，学界和民间都认为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当时的帝国官员年羹尧。帝国的农民们把两部小说中的人物给弄混淆了，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跪拜。尤为离奇的是，在义和团所供奉的“神”中，竟然还有帝国的官吏——“祁相国”。“祁相国”，指山西人祁文瑞。祁文瑞，清代道光年间的军机大臣。鸦片战争中国与英国签订条约的时候，他是一个坚决的反对者。被义和团同时供奉为“神”的还有帝国军队的军官李秉衡，此人曾经当过山东巡抚，和毓贤一样，也是一个坚定的“反洋派”，杀起洋人来气贯长虹。这些人物的共同特点是一律有激烈的“平倭之举”，这是帝国的农民们把他们统统列入“神”谱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历史中，除了特殊时期内的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例外，中国人信奉的“神”基本上都不是当代活着的人。即使是对自称为“神”的当朝皇帝，帝国的农民们也从来没有把他当成过“神”，他们甚至一生都不可能见到他。帝国农民对当朝皇帝的心理仅仅是惧怕，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冷漠态度。从没有哪一个中国农民在家中供奉正在掌权的皇帝。义和团们把活着的人尊为“神”，定是受了当时帝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同时也说明帝国的农民在指定自己的“神”的时候有多么随意。
中国人虽然供奉“神”，但他们的供奉却并不郑重——中国人的潇洒幽默、胆大包天在这里显得淋漓尽致。玉皇大帝是一个温和的君主，是中国“神”中的“诸神之最”。但是，在中国人的心中，玉皇大帝长得很胖，虽然是个男性但女性的特征十分明显。他永远坐着，没有人见过他走动，遇到危机的时候只能戏子般地细声细气地叹一口气，把眉头微微地皱起来。他常常受到小妖魔们的嘲弄，一只来自人间的猴子就把他的家给砸了，他居然一点办法也没有。中国人对叫做狐狸的动物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认为这种动物是不能得罪的，因为所有的狐狸都是精灵，而且“法力”高强。中国百姓供奉狐狸的牌位叫做“敬狐仙”。所有的“狐仙”都是女性，而且是性情放荡姿色诱人的美女。中国人一向对这个美女怀有复杂矛盾的心情：希望自己遇到并且和她温存一番，但是又怕被她纠缠不休甚至被她“吸干了阳气”变成悲惨的流浪鬼魂。龙在中国人心里应该是最神圣的东西了，中国人自称是龙的后代，而且龙还管理着气候，无论闹水灾的时候还是求雨的时候，龙王都是最受尊重的“神”。但是，几乎所有的龙——无论在中国百姓的民间传说中还是在中国文人的文学故事中——其品质都有一点问题，不是说话不算话就是无缘无故地发怒。龙王衰老、暴躁而愚蠢，龙子龙孙们个个都是花花公子。龙虽然可以翻江倒海，但最后还是常被一个来自人间的普通农民子弟打败，这个英雄抡着有着奇怪名称的中国民间兵器剥下几片龙鳞，于是龙就一瘸一拐地逃跑了。中国的每条河都有一个“河神”，“河神庙”是中国乡村中最常见的小庙之一。小庙里往往供奉着一尊泥像——一个戴着官帽子的绿色脸庞的中年男人，他就是河神，名叫“河伯”。中国人认为这个“神”很好色，每年要求人间供奉给他女孩子，具体地说，就是祭祀的时候，把一个女孩子扔到河里去，不然河水就会泛滥。河伯的这个要求最后弄得中国人忍无可忍，因为每一户人家都可能有一个女孩子，于是，中国人派了一个水性好武艺高的人去把河神打败了。在中国的南方，农民们索性给河神配了一个夫人，叫做河奶奶，小庙里河奶奶的塑像看上去有点凶恶，至少从形象上看，是个醋意很大的老女人。
洋人们最不理解的中国“神”是孙悟空，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人“缺少真实与虚构的明显界限”的最极端的例子。“原是从石头里长出来的一只猴子，后来慢慢变化成人，有些地方的中国人把这只猴子当做保护神来看待。用一只本不存在的猴子来祈祷平安，中国人心里的因果概念是怎样的，无从知晓。”（《中国人的气质》，（美）亚瑟·亨·史密斯著，张梦阳、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222页。）义和团们对这只猴子格外感兴趣，它是他们最愿意供奉的“神”。其实，孙悟空的性格，正是帝国农民性格的一面镜子：不安分，极具叛逆心理，调皮、油滑、勇敢、仗义，宁愿被威力无边的玉皇大帝绑在柱子上刀砍火烧也绝不屈服，却心甘情愿地忠实于一个软弱无比的主人。
在义和团的诸“神”中，道教的教主老子也是被隆重供奉的“神”。老子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哲学家和作家，他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带有深奥的辨证思维，他的著作被中国看做是指导道德问题的经典。当这个哲学家成为中国农民的“神”之后，他原来的身份就完全消失了，他对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的哲学解释，都被农民们当成了对一切不可抗拒势力的制约力量，于是，他的学术和名字也就被蒙上了一层诡秘的法术色彩，被赋予了巨大的魔怪般的力量。而且，和这样的一个“神”齐名的另一位哲学家庄子，却成了所有中国人熟知的一出喜剧的主角，这出喜剧的名字在各地不尽相同，一般叫做《大劈棺》——把躺着死人并且已经钉好的棺材重新劈开的意思。没事闲逛的庄子看见路边有个用扇子扇坟头的漂亮女子并与之交谈，得知坟墓中的死者生前和他的妻子即这个拿扇子的女子有个约定：他死了之后，要等他坟头上的土完全干燥了之后，他的妻子才能另嫁，而现在这个女子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只好日日拿着扇子来扇坟土。回到家之后，庄子为了考验自己媳妇对他的忠贞程度，于是假装死亡。他刚躺进棺材里，便听见了媳妇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公子哥儿结婚时乐器吹打的热闹之声，又听见新郎可能是因为激动而昏倒在地的声音。有人说，解救新郎的惟一办法是用另一个男人的心脏。于是，沉溺于爱情之中的寡妇立即拿起斧头走向躺着庄子的棺材，噼噼啪啪地砍起来。结果很容易猜到，庄子微笑着从棺材中坐了起来，他说他睡了一觉并且做了一个梦——这是庄子设下的一个小小的、善意的骗局。看戏的中国人大笑，尤其是男人们笑得更厉害些，在议论那个装扮庄子媳妇的演员姿色如何之余，都说这个老头的“点子”真够损的。
中国人信“神”之幽默的另一个极端例子，是中国人和土地爷的关系。《风俗篇·神鬼》：“凡今社神，俱呼土地。”土地爷是管理人间具体事务的最低级的“官”。帝国的农民们家家供奉他的时候，仅仅摆上一块豆腐就可以了。他还有别的名字，《聊斋》中的土地神名叫“王六郎”，帝国“大学”国子监里的“土地爷”据说叫做“韩愈”，帝国南方的农民认为他姓“苏”，名叫“吉利”，而且他也有个媳妇，名叫“王搏颊”——“土地爷”名字的含义可以理解，但他媳妇的名字就不知是什么意思了。帝国北方农民对土地爷名字的认识比较统一：“灶王爷，本姓张。”俗称也有，叫做“张三”。在中国人心中，这个“神”矮胖短小，老态龙钟，永远拄着拐棍，据说他生活在人间的灶坑里面，常常满脸是烟熏火燎的斑驳颜色。土地爷虽然“神”位卑微，但在中国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神”。春节时分，农民们家家户户都要祭祀他，而因为他居住在每一个家庭之中，平时不免要听见或者看见人的某种不轨言行，于是，中国人祭祀他的时候，为了巴结他，就用彩纸给他做“马”，供他上天时骑，“马”的旁边还不忘放上几根草，那是马在路上吃的饲料。这些东西常常是孩子们的手工游戏之作，粗糙幼稚。同时供奉的还有一种麦芽糖，所有的中国人都明白供奉这种很黏的糖的用意：让土地爷吃了，“粘住他的嘴”，让他在玉皇大帝面前张不开嘴说话，或者，吃了糖之后不好意思再说坏话。实际上，糖几乎立即都让孩子们吃了。土地爷上天“汇报工作”的时间是农历腊月二十三，这一天中国人要认真地“送灶”。“土地爷”从天上归来的日期是除夕晚上，这一天中国人还要认真地“接灶”。“送灶”和“接灶”，中国人的这种敬“神”仪式千年没变。
中国人的“神”没有尊卑之别，高高端坐在云端之上的天国主宰玉皇大帝是“神”，藏匿于坟地某个洞窟里夜出昼伏的黄鼠狼也同样可以是“神”。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人世间权威的大小是不固定的。在帝国乡村的庙宇中或者在农民家里的神龛上，同时排列的可能是孔子、菩萨、铁拐李和一位阴间看守的牌位。中国人的“泛神”来自于恐惧：儒家的道德学说保护不了经常面对天灾人祸的百姓，尤其是只有靠天靠地吃饭的农民。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农民们是不存在想像和寄托的，他们的精神连同肉体一起只在昏天黑地的现实中生活。于是，即便是供奉着“神”，中国人也说不出哪个“神”更有权威些，更能帮助他们渡过生活中的难关。
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
中国人信奉诸“神”。中国人又不在乎诸“神”。
节日里的一天，几个乞丐敲门，手里拿着几张印刷粗糙的“喜神”，说是“送喜”来了。明知道这是乞讨的手段，但没有一个中国人赶他们走，而是象征性地给乞丐们点食物，双手把那张剪纸画的“喜神”接过来。
欺骗自己可以解释为“自我安慰”，但是中国人连他们所供奉的“神”都可以欺骗，于是谁也说不准还有什么是不能欺骗的了。
因此，在中国的乡村，大张旗鼓并且仪式夸张地修了神庙之后，就很少有人再去理会神庙了，这就是洋人在帝国的土地上到处可见破败的神庙的原因。
信则有，不信则无，这是中国人对“神”的最普遍的态度。表面上的崇拜和内心里的忽视，这种对待人物与事物的态度已经渗透到了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里。帝国农民对“神”的供奉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农民们的任何“信”与“不信”都有明确的目的。他们不知道所谓的“纯净的情绪”。他们任何形式的“敬神”都必有所求。因为整日为生存苦斗的帝国农民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太多了，往往陷于无助状态的他们希望能有一种力量帮助他们摆脱生存的困境。他们无论供奉什么“神”，都是为自己的行为壮胆子。
在义和团团员们所供奉的所有“神”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关帝。
在帝国经历最混乱最悲伤的那段历史时期中，无论哪一个义和团的团体，无论这伙帝国的农民来自什么省份，无论他们老幼、贫富的差距有多么大，无论他们正在懵懵懂懂或者兴高采烈地“举事”，还是面色惶惶或者大义凛然被屠杀，在他们的衣襟里，贴着温热的胸膛，毫无例外地都珍藏着一个关帝神符。
这是一个洋人们无论如何也看不明白的、写着奇怪的汉字和画着奇怪的图案的布条。
无法解释中国人对一个文学人物竟然如此崇拜的根本原因。无论这个东方帝国经过了多少国家政体的剧烈变化和时代潮流的剧烈冲击，无论是在充满盲目迷信和科学荒漠的百年之前，还是在科技发达和文明进步的今天，无论中国人百年之间的政治观念和生活态度有了多么惊人的变化，一些国人对关帝的固执崇拜和忠贞不渝的程度至今令人茫然不知所措。
“关帝”，中国三国时代蜀汉将军关羽。陈寿《三国志·关羽传》曰：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于乡里合众徒，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
这位将军的功过仅仅只有这样百字而已。他被曹操俘获过，曾经为曹军立过战功，比如杀了袁绍最得力的干将颜良。归刘备之后，连续打过不少胜仗，最后因为刚愎自用，在一个叫做麦城的地方中了对手的埋伏身亡，被蜀后主谥为“壮缪侯”。
翻开中国的《二十四史》，有如此经历的将军比比皆是，但是，从“侯”而“王”，从“王”而“帝”，从“帝”而“神”，这样的人中国历史上仅有关羽一人。
明代以后，中国各地武圣关帝庙的香火甚至比文圣孔庙里的香火还要旺盛。有关帝庙联云：“先武穆而神，大汉千古，大宋千古；后文宣而盛，山东一人，山西一人。”——孔子山东人氏，关羽山西人氏。
关羽被神化的过程，清代史学家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有议论：
凡人之殁而为神，大概初殁之数百年，则灵著显赫，久则渐替。独关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未有堙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高宗建炎三年加壮缪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济王，祭于当阳之庙。元文宗天历元年加封显灵威武安济王。明洪武中复侯原封。万历二十二年，因道士张道元之请，晋爵为帝，庙曰“英烈”，四十二年又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又封夫人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其道坛之“三界馘魔元帅”，则以宋岳飞代，其佛寺伽蓝，则以唐尉迟恭代。刘若愚《芜史》云：“太监林朝所请也。”继又崇为“武庙”，与“孔庙”并祀。本朝顺治九年，加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桓，凡妇女儿童，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大地同不朽。何有寂寥于前，而显烁于后，岂鬼神之衰旺亦有数耶？（（清）赵翼：《陔余丛考》卷35“关壮缪”条。）
赵翼对关羽的发迹感慨万千：宋徽宗以前，关羽是个无名将军，可是突然，历代皇帝开始“重用”这个死了多年的关羽了，不但给他加官晋爵，连他的夫人、儿子和随从都有了封号。帝国政权的上层如此，百姓更是慑服于他的“威灵”。关羽大有“与大地同不朽”之势了。赵翼不禁茫然地问：都说人的盛衰是不可把握的命运所致，难道鬼神的盛衰也是如此？
不可理解的不只赵翼一个人。刘继庄《广阳杂记》：
佛菩萨中之观音，神仙中之纯阳，鬼神中之关壮缪皆神圣中最有时运者，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举天下之人，下逮妇人孺子，莫不归心向往，而香火为之占尽，其故甚隐而难见，未可与不解者道也。（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6卷第45期之“清帝之优崇关羽”条。）
其实，即使在《三国志》里关羽也并不是一个“完人”。但是，中国农民不读“史”，他们只看戏听书。
唐代以前，中国诗歌涉及三国人物时，常见的是刘备和诸葛，关羽很少被提及。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甚至命令把关羽从历代名将的名单中剔除出去。关羽的发迹在北宋末年，因为那时关于三国故事的通俗小说初步形成。《三国志评话》以及民间的戏曲已经把历史上的关羽变成了文学上的关羽，对其的颂扬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张耒《明道杂志》中记有这样一个故事：开封城里的一群市井无赖们想要白吃白喝，办法是怂恿一个“大款”花钱：
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一日，弄者曰：“云长古猛将，今斩之，其鬼或能祟，请既斩而祭之。”此子闻甚喜，弄者乃求酒肉之费，此子出银器数十，至日斩罢，大陈饮食如祭者，群无赖聚而享之，乃白此子，请遂散此器，此子不敢逆，于是共分焉。（张耒：《明道杂志》。转引自《文史知识》2000年第9期，总字231期，中华书局，第43页。）
故事有趣——一个有钱的公子喜欢看皮影戏，每看到关羽被杀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为之泣下”。于是无赖们想出一个主意，怂恿这个公子每看关羽被杀的时候，摆上酒食祭祀。无赖们的理由是：关羽是个武艺高强的猛将，即使变成鬼，这个鬼说不定也有某种神奇的法术，不可不祭。其实，无赖们就是想趁机吃一顿而已，吃完了居然还把公子拿来祭祀的银器给分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公子对关羽的感情，这至少证明在北宋时期，关羽已经被“神”化了。宣和五年，即1123年，关羽被封为“义勇武安王”，这时的关羽不是“侯”而成为“王”了。
元代的中华帝国是蒙族统治的，但是关羽依旧被崇拜着，并且被蒙上了可以“镇伏妖魔”的功力，民间祭祀关羽的庙宇因此“遍地开花”。元代的统治者把关羽请上了皇帝做“法事”的仪式中，每年的二月十五日，京城里就会有轿子抬着关羽的神像周游整个皇城。关羽的角色是“监坛者”，除了佛之外，他是皇家“法事”中惟一的一个“人”。
明代修筑北京城时，城内的九座城门，除了安定门建的是真武庙之外，其余八座城门全部建的是关帝庙。
清代是崇拜关羽的鼎盛时期。顺治九年，关羽被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于是关羽从“王”而“帝”了。太宗皇太极命令把《三国演义》翻译成满文，于是这本小说成为皇亲大臣和八旗官兵们的必读书籍。
对关羽的神化，是中国人供奉“神”的功利主义的典型体现。
关羽身上集中了中国帝王最需要的“忠”和“义”，这是历朝统治者巩固政权所必要的道德规范。在统治者眼里，无论封关羽为什么样的“帝”，他都是一个杰出的“人臣”，帝国和帝王需要这样的“人臣”。明代的皇帝朱元璋贬过关羽的封号，即所谓“复侯原封”，原因是刚刚建立政权的朱元璋迫切需要社会的安定而不希望他的臣民再“尚武”。清帝之所以开国就崇尚关羽，除了满人采取了容纳汉文化的政策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满人入关之前，顺治帝就用“桃园三结义”的办法解决了满族与蒙古族之间的纠纷，仿照刘备，顺治帝自称“刘先生”，称呼蒙古可汗为“二弟”。满人取得政权之后，认为这是受到了关羽的保佑。
而在中国的民间，尤其是最下层的百姓中，对关羽崇拜的原因与统治者完全不同，甚至相反——关羽是“游民的帝王”。
中国是世界上游民阶层最庞大的国家。自然灾害、战争、官吏欺压经常降临在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贫困农民身上，降临在由破产农民转化而来的小手工业者身上，背井离乡和到处流浪最终是他们惟一的出路。浪迹江湖和四处谋生的游民阶层是一群畏缩、软弱和极易冲动的人，他们最需要的是果腹，是生命的保护，他们选择了关羽，因为关羽这个人物和他们的经历相仿——“亡命奔涿郡”。同样是农民的关羽杀了当地的官吏而逃亡，这让流浪的农民们感到关羽是“自己人”。“千里走单骑”、“桃园三结义”、“过五关斩六将”等等，这些无不迎合着帝国游民们的生活特色和性格特征。关羽最后的人生结局是客死他乡，这又引起了漂泊不定的游民们极大的共鸣，让他们世代难以忘怀。
神化了的关羽在中国人心中是万能的：祈福消灾，保家护身，求财源，谋生路，拜把子，甚至希望子孙旺盛，都可以求求这位“关老爷”。直到千百年后的今天，这位“神”依旧被中国大小商铺甚至巨型财团供奉着，说他是“招财进宝”的象征。
关羽，永远是一身戏剧装束：武巾，长髯，红面，立眉，战袍，大刀，站在中国人供奉的香火面前怒目圆睁了至少一千年。
1900年，在一个巨大灾难即将来临的时刻，整个中华帝国的精神与力量，就这样被一个神鬼化、戏剧化了的刀客支撑着。
6、面对子弹的戏剧情节
中国人无论干什么，都喜欢把自己首先置身于一种戏剧状态之中。
1900年，义和团的农民们都把自己打扮成了戏剧中的人物造型。
仲芳氏《庚子纪事》：
团民自外来者，一日数十起，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未及岁童子尤多，俱是乡间业农粗笨之人。均以大粗红布包头，正中掖藏关帝神马；大红粗布兜肚，穿于汗衫之外；黄裹腿，红布腿带，手执大刀长矛，腰刀宝剑等械不一。（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
佚名《天津一月记》：
团皆红巾蒙首，余布二尺许，托至脑后。红布围腰，红巾裹腿，手执短刀，招摇过市。（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
龙顾山人《庚子诗鉴》：
各团名目服色有别：曰龙团者驻端邸，其衣帕红质黄缘。曰虎团者驻庄邸，其衣帕红质紫缘。曰仙团者驻大公主府，则红质蓝缘。又有兔团者缘以白。龟团者缘以黑。别色分群，以望可辨，时有五色团之称。（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载《义和团》。）
造反农民们的衣装五颜六色，而得到官费资助的那支义和团农民的衣装也许是他们世代都不曾穿过的：一律青色黄缘的“号坎”，上有红字，两肩前有“奉旨”二字，前后胸有“团勇”字样，围绕着这两个大字是四个小字：“义和神兵”——官不官，民不民，戏不戏，神不神，帝国农民加入义和团后的装束奇特无比。
还有“戴武生帽”和扎“武巾”者。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匪若干，似有一匪率之行，此匪则戴戏场中武生帽，玻璃镶嵌，红绒飞舞。以红巾勒额，余布曳于脑后，以红带束腰，前后胸背皆袢成十字，余布由肩下垂，几及踝。又有着渔网高巾者，有着会场马童之扎巾抹额者，数千人中约有百余人似此装束，间杂而行。9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连义和团行军出动的仪式，也是照搬中国戏剧舞台上的场面：“大师兄身穿黄靠，头包黄巾，马如飞，黄令旗招展，人皆让路。”（杜某：《庚子日记》，载《义和团史料》。）所谓“靠”，是京剧中武将的服饰，为了加强舞台造型的装饰性，“靠”上还插着花哨的小旗，战斗时随着舞蹈动作的旋转，小旗飞舞，煞是好看。于是，义和团的将领也是这种打扮——“拳众中，有背插四旗如剧中战将者”。而“披发而金箍者”，显然是装扮成了孙悟空。更有甚者，“有团自称猪八戒者，刀剑皆不用，竟以拾粪之耙，旋舞如飞。”至于“涂脂抹粉”并且梳起两个朝天小辫儿的，为京剧中童子的标准扮相，比如《空城计》中陪同诸葛亮在城楼上弹琴的那两个心里发虚浑身冒冷汗的琴童便是——“每团出队，先以二童子为前导，双丫直裰且有涂脂抹粉者。”（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
义和团的队伍中，还有引人注目的女兵，这便是源于天津的著名的“红灯照”。史料称，天津红灯照，“皆十八九岁处女为之”。这个年龄的姑娘正是处在无论穿什么都耐看的好年华，更何况自从加入了义和团，师兄们便把她们认真地打扮起来，以显示“中国女人的风采”：个个头裹红巾，腰扎红带，绛色裤褂，大领双脸鞋，头巾上写“协天大帝”四字，红兜肚上写“护心镜”三字。走路时左手持红巾，右手持红扇，亦有提红灯者，沿街走来如舞蹈状，前后有力士护卫。“红灯照”的首领之一是个叫“翠云娘”的姑娘，江湖卖艺出身，在上海街头表演的时候被洋人巡捕抓去，在租界的牢房中受到侮辱，她对洋人的仇恨比任何一位红灯照都深，于是她的打扮也更不一般：“周身锦缎，衣履一碧，双足纤小，貌益艳丽。”红灯照的姑娘们敢作敢当，她们高举着写有“守望相助”四字的大旗上都明确标出“某村某铺”的地址，她们要让世人一看就知道这群“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女子们来自何方。
封建社会里，“女人下贱和污秽”的观念使帝国底层妇女始终挣扎在非人的生活状态中。终于有这么一天，她们，年轻的、对未来生活还没有完全绝望的，甚至依稀有着美好想像的贫苦女子们，终于有了和男人平起平坐的机会。她们可以宣泄自己的情绪，表现自己的勇气，可以不再受肉体的饥饿和欺侮、精神的压抑和束缚，可以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是一个“人”。于是，她们纷纷不顾父母的拼死反对，结伴冲出家门，融入到那个惊心动魄的历史时代之中了——“津郡女子多有练习红灯照者，父母不能禁，常夜半启门，不知所往。有数日始返，有一去不复返，其返者，询何往，则曰至外洋焚洋楼也。”（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这些年轻的姑娘们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时光，她们光彩照人的青春活力和极其悲惨的命运结局，凝固成帝国历史上一段永远说不完忆不尽的凄美往事。
红灯照的女子们和义和团的年轻农民们，他们所能得到的关于人生、关于是非、关于信仰的“教育”和“启发”几乎都是来源于中国戏剧中的故事和人物。
中国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庞大的戏剧观众，同时，也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戏剧“演员”。中国人有在其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做戏”的强烈本能和能够不自觉地生动到细微之处的优秀的“演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