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戏剧艺术发源于何时，是一个很难考证明白的问题。按照一般理论的说法，中国戏剧的产生晚于希腊的悲剧和印度的梵剧。关于中国戏剧的起源众说纷纭，或说出于巫，或说出于优，或说出于傀儡，有人甚至说中国的戏剧不是“土产”而是来源于印度。无论如何，戏剧从发端来讲来自于民间，它从诞生之时起就是为了娱乐大众，因为它比任何借助文字的艺术形式更能接近大众和被大众所接纳。汉代以前，中国的农夫就已在农闲的时候“自编自娱”了，农夫们的“演出”中已经出现了“人物”和“情节”，不再单单是某种祈祷的形式。汉代的宫廷出现了“弄参军戏”，是一种歌舞和杂技混合的表演。南北朝时出现了“踏谣娘戏”和“大面戏”，所谓“大面”就是面具，至今京剧行当中依旧把面具叫做“大面”，而戏曲的脸谱正是从“大面”演变而来的。隋唐五代时期，中国戏剧的演出更加繁荣多样，后唐庄宗皇帝就是一位戏剧爱好者，经常粉墨登场，还给自己取了个“艺名”，叫“李天下”。唐宋两代，“话本”、“百戏”、“鼓子词”、“影戏”、“杂剧”等应有尽有。元代的“杂剧”无论是剧本的文学性和舞台的表演性，都达到了中国古典戏剧的高峰。清朝戏剧文化的特点是各种地方戏剧种已经具备了独立的艺术风格和演出程式，如安徽的徽腔、陕西的秦腔（西皮）、江西的弋阳腔以及湖北的二黄等。乾隆年间，二黄和西皮传入北京，糅合徽腔，演变成京剧，号称“国剧”，其兴盛延续至今。
无论是什么样式的中国戏，其演义的故事和人物都是纯粹的中国土产，它表达着中国人最普遍的生存观念，充满了中国人对生活的道德评判。
中国戏剧的故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寄托对“神”和超自然力量崇拜的“神怪戏”。这种戏把所有的“神”与“怪”都赋予了人间色彩，它让观者在观赏中获得逃离艰难现实进入另类世界的松弛的瞬间；二、表现帝王宫廷生活和古代英雄忠烈的“官戏”。它让最贫贱的农民可以毫无遮拦地窥视到神秘的帝王后妃与普通人毫无两样的生活细节和精神骚动，让最广大的平民百姓能够在几乎“半神化”的人物命运的悲欢变化中体味善恶忠奸的道德教化；三、描写平民生活的写实戏剧。其人物和故事都饱含着下层民众的嬉笑和泪水，这种戏常常夸张地放大人物的性格特征，进行善意的讽刺和鞭笞，对恶势力的“丑角化”和对弱者的“神圣化”都是这类戏剧的特征。无论是何种悲剧喜剧，中国的戏剧均带有中国人坚信不疑的因果报应的结局，令所有的观者都恍惚觉察到无数洞察一切的幽灵正在锣鼓丝弦中漫天飞舞——潜移默化、幻影重叠、间离效果、另类参照——千百年来帝国纷繁复杂沉重哀伤的人生都可以在帝国乡村暗夜时分打谷场上幽暗的舞台中央呈现出来。
在中国，没有任何一种娱乐方式能像戏剧一样带给中国人如此大的自我欢娱和教化作用。即使是再穷的村庄，每年也都要“请戏”，这是一件十分严肃和重要的事情，往往提前许多天，乡绅们就开始为诸如“哪个班子的行头好”、“哪个班子的扮相俊”而开始集会讨论，筹集金钱。戏班子来了，场院里摆好条凳，那是乡绅们的专座。所有的人都有前来观看的自由，在中国的乡村，即使是没有为筹措演出费用出过一文钱的最贫苦的人以及外村闻讯而来的人，甚至是恰巧路过的流浪汉，都有权站在戏台下随着台上的剧情痛苦或欢乐。
中国乡村的戏剧演出没有售票制度。
中国戏剧和西洋戏剧的最大区别似乎不是舞台上的艺术形式而是舞台下的观众行为。
中国戏剧的演出场所往往与中国戏剧纯净纤细的美学特征产生剧烈的冲突——在拥有最广大戏剧观众的乡村，演出场所的脏乱简陋让所有的西方学者都对这样的环境居然能够产生出世界上最优美的戏剧艺术而迷惑不解——农民们席地而坐，或者随便搬来一块石头或者一跟木头，甚至骑在驴背上观看戏剧。中国人看戏是嘈杂混乱的，观众在欣赏曲折的故事情节、非凡的舞台动作和格外精彩的唱段的时候，有高声喝彩的权利，有当场奖励一个演员演技高超的权利，还有把一个念错了对白、嗓音不佳、甚至长相不好看的演员赶下台的权利。在舞台上的故事从容地吟唱叙述当中，舞台下的褒贬评论之声、小吃的叫卖之声、乡亲的互相招呼之声、青年男女的调笑之声、孩子哭闹、羊咩犬吠、击节随唱，各种杂音潮涌般连成一片，而上演着戏剧的舞台远远看去如同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小舟摇摇欲坠。
洋人们对中国人能够在如此嘈杂的声音中观赏演出感到万分惊讶：“在这里，演员们的叫喊之声、铜钹与鼓的敲击声以及观众的嘈杂声震耳欲聋。这样的声响足以使西方人的心智变得失常。”（《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著，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18页。）但中国人不会心智失常，在简陋的土台上，肮脏的几块幕布把现实与幻觉隔开为两个互不相干的世界，尽管蹲在台下的农民们——包括青壮年、妇女、孩子和老人，他们在风卷起的尘土中拥挤成一团，只要稍微斜一下眼神，便可以看见舞台边上的树、碾子或者泥塑的神像，但是，只要演员们一开始唱，他们就把他们所熟悉的人间的一切都归于戏剧的氛围之中了，甚至幕布上方的那颗太阳或者那轮残月，也已经化为戏剧世界里的装饰物了。时间流逝，剧情发展，观众的情绪随着戏剧的主人公成功地摆脱了某个圈套而逐渐高涨，他们耐心地等待着坏人如何被识破和受到惩罚。在放肆地吐着旱烟和解开衣服捉虱子的同时，他们为一个忠臣的死而突然感叹，或者为一个冤魂的倾诉而骤然悲伤。轻薄的丫鬟把小姐的情人带进闺房并且掩上了门，他们就不怀好意地斜着眼睛眨来眨去。包公杀人的命令一旦喝出，他们瞬间便会变得精神抖擞，跃跃欲试。舞台上的英雄因为豪情而痛饮，他们的脸色跟着涨红了，醉了似的摇头晃脑；舞台上的民女因为冤情而六月飞雪，他们的眼睛细细地眯起来，很寒冷地浑身瑟瑟发抖。这就是中国人的戏剧观赏情结。
已经从人世间消失了的前人旧事得以用华丽如纪念般的夸张形式重现。中国农民怀念先人以及中国文人崇尚古贤的特点与中国的戏剧故事达成了很深的默契。中国古典戏剧都是历史剧，涉及着中国历史上许多惊心动魄的大事件，更多的故事背景是国家面临危机的种种时刻。中国汉民族的历史是不断受到来自北方异族威胁的历史，匈奴人、胡人、蒙古人、鞑靼人、金人，一直不断地给中原造成灾难，甚至皇帝也不能幸免。经过民间艺人的加工，这些往事一代代地流传下去，中国人内心深处的那种对外来势力的仇恨已经变成了这个民族自然性格的组成部分。同时，反映社会不公、善恶对抗的戏剧故事也是主流之一。逆来顺受的中国人只有在戏剧舞台上才能看到他们所向往的世道，享受公正带来的无与伦比的快感。这种快感久等不至，便成为一种饥渴的梦想，一旦机会成熟，宣泄情绪的农民们必会无法区别自己到底是处于戏剧状态之中还是处于生活状态之中。
“中国人喜欢戏剧，就跟英国人喜欢体育、西班牙人喜欢斗牛一样。”曾在19世纪来到中华帝国的美国人史密斯说，“我们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强烈的做戏的本能，很轻微的刺激，都能使一个中国人进入戏剧，把自己当做戏里的一个角色。”（《中国人的气质》，（美）亚瑟·亨·史密斯著，张梦阳、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1页。）洋人们常常惊讶于这样一个在中国到处可见的普遍现象，那就是即使在十分安静的场合里，即使仅仅是两个熟悉的人相见，中国人都要夸张地放大自己的惊喜，夸张地提高自己的嗓门，他们几乎是在喊：“是您！您来啦？”于是把洋人着实吓了一跳。当洋人们看过几出中国的戏剧之后，他们明白了：这是一个小小的戏剧场面。
中国人所做的许多事情，目的中不排除给别人看，这关系到中国人的尊严。送葬，无论是执行的程序还是专门穿上的丧服，无论是吹着丧乐的化装乐队，还是很艺术的假哭，看上去就是一个庞大的戏剧场面。结婚，其程式更加戏剧化：彩绘的轿子，幸福的新嫁娘——只是她必须抱着娘哭。而板正的新郎官穿着状元的戏装，极力掩饰激动的心情，恶狠狠地拿着一张弓，向刚进门的新娘射出一支箭——中国人硬说新娘可能是妖精。繁杂的中国民间礼仪诸如拜年、会客、盟誓以及最普通的来往，都可能成为大街小巷中的一次“表演”，而所有“表演”笨拙或者不会“表演”的人都可能被中国人称之为“不懂事”。
适当的时候说适当的台词，这样无论做戏的和观戏的都满足了，中国人的人际交往由此而圆满。“鄙人才疏学浅”，典型的一句戏剧语言，使用在生活中却是那样的自然和谐，而且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愚蠢到真的就认为这个人在表明自己没有学问。“贵公子前程无量”，说这句话的中国人也没有哪一个是认真的，因为这个孩子将来的前途如何谁也说不清楚。社会的“面具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特征”，并且异常生动地渗透在了中国人的性情之中。于是，只要在“演员”和“观众”之间能够没有痕迹地互换，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便能得到一种平衡。能够把中国社会的林林总总看成是一出戏并且平静地欣赏，你就是个“地道”的中国人了，日子和心情也都会好了许多。中国人是讲道德的，不到自身危机时刻，是从不轻易进入到别人的“幕后”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幕后”是些什么。中国人的日子基本上没有多少悬念可言，如同虽然中国所有的戏剧都没有事先不知的悬念，可观众依旧一起正而八经地对剧情的发展发出惊叹或者惊讶声一样，中国人的日子有滋有味。
中国人很容易模糊戏剧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
纯粹的戏剧行为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反而被视为生活的常态，而人在生活中的自然面貌如果出现，中国人倒也许会觉得这个人真是奇怪。于是，在生活中需要“做戏”的中国人，即使开始的时候还明白自己是在“表演”，但是，只要他认真地演下去，过不了多久，他自己，连同“观众”，都将弄不明白现在是演出时间还是散场以后了。“假做真时真亦假”，“亦真亦幻幻亦真”。于是，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社会混乱时期里，整个中国就无异于一个大舞台，人人都会参演着一出出大悲大喜的戏剧。
洋人们说：“西方人总是忘记中国人办事中的戏剧因素而误入无关的事实领域。”（《中国人的气质》，（美）亚瑟·亨·史密斯著，张梦阳、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2页。）
中国戏剧最大的特点是把自然人的一切，包括体力、智力和能力加以理想化，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管这一点叫做“塑造人物”。
所以，19世纪末，当中华帝国的巨大灾难发生的时候，洋人们与其说面对的是一群激情澎湃的帝国农民，不如说他们面对的是一群激情澎湃的“戏剧演员”——一伙不戴面具的“神”。
义和团将神灵作为护身咒符，这极其恰当地迎合了帝国的农民们在极端贫苦和绝望之时极易产生的“人生就是大戏”的幻觉。帝国的农民们那被长久压抑的挣脱苦难的强烈欲望终于在群起而动的造反中被提醒了、激活了。
中古代、近代史上所有的农民骚动都会标榜是在执行某个“神”的旨意。但是，“神”往往附体于特定的一个人，而且往往天上还“掉下写有奇异文字”的物证，这个人就是造反的首领——一场大戏的主角。太平天国的“神”是杨秀清，只有他一个人才有资格被“降神附体”而成为“神”的化身。但是，义和团的“神权”是大众的，人人都可以“降神”而拥有“神权”，在中国，这是开天辟地的事，让所有的帝国农民喜出望外，趋之若鹜。
这就是发生于1900年规模巨大的义和团运动居然没有地位得到明确承认的首领的原因。
帝国的农民相信自己就是“神”。
帝国的农民认为自己就是一部大戏的主角。
“各处设坛，神即附体，手持刀枪，自试不怕”的义和团已经不是某个乡村、某块土地和某些农民的局部运动了，“一唱百和，举国若狂”，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斗，过去农民参加造反是代表个人，现在他们代表“神”了。
如果要想成为“神”，首先得将“神”附在自己的身上。“降神”仪式是义和团最主要的活动，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仪式，才能达到农民们所期望的“神人合一”的结果。日人佐原笃介《拳事杂记》：
匪中分乾、坎二门……匪中传授不一，大要以降神为主。降神者，为神附其体，乃自会武艺，不畏枪炮也。其降神之法，乾门中者每一人，入坛即附俯坛前，由所谓大师兄者为之焚符诵咒，名为请神，复令其人坚合上下牙齿，从口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即扬言曰，神降矣。乃使其人起执刀棒，随意舞弄，此人即谓之得法。坎门请神，与此略同，惟使其人跳跃，待其气喘，以为神降之志为稍异耳。得法之人，以后无论何时何地，若欲请神，但如前法演习待流沫喘气，即自谓神降矣。（（日）佐原笃介、浙东沤隐辑《拳事杂记》，载《义和团》。）
在这样的记载中，无论如何也无法确切地弄明白农民们的“降神”仪式到底有哪些程序，看上去仿佛就是拿着棍棒舞动一阵，自己就成为“神”了。如此简易的操作程序，不需要金钱、时间和耐心，不需要认识汉字、粗通经典和专门技术，只要杂耍似的随意糊弄一下，理想就顷刻实现了。在这一瞬间，“神”和人之间的界限如此模糊，距离如此之近，关系如此亲密，简直是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招之即来，来之即“附”，惟一的先决条件也许就是曾经看过几场乡村里的戏剧，在锣鼓声中欣赏过武官军士、神怪天兵和虾兵蟹将们的“战斗”——“神”与人相处得如同孩子们在游戏。
根据史料记载，义和团的成员中，几乎一半是孩子：“庙中有拳场，皆十三四岁小儿，最小者不过八岁。”“每团一队，童子居其大半。”（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这些农民的孩子参加义和团不但可以暂时吃饱肚子，而且还可以发挥他们没有泯灭的游戏天性，降神的仪式就肯定令他们觉得幸福之极，因为“天下”一下子变成了属于他们的巨大的游戏场。
义和团的农民们之所以幻想自己能够“降神附体”，最大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具备某种神仙才具备的“法术”。这些“法术”包括“刀枪不入”、“闭住枪炮”等等。“神”是不死的，并且有打败一切的能力，如果自己成为了“神”，那么战斗的时候就可以在毫发无损的情况下无往而不胜了。或者，即使暂时死了，立即可以再生。孙悟空之所以成为义和团主要的崇拜对象，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刀砍不死、火烧不死、铜头铁臂的“不死”猴子。帝国的农民们对这只猴子在脑袋被砍下来之后能够立即重新长出一个来的“法术羡慕不已。生下来就意识到自己的贫穷脆弱和无力反抗的帝国农民们获得这种感觉至关重要，这是一种纵横天下”当家做主“的感觉。为了这个感觉，即使真的死了，至少在还活着的时候能够得到身心的极大满足，这也是一种幸福。
从以后义和团的战斗经历来看，帝国农民们所有的”法术“几乎都是想像的产物。
他们想像自己能够飞翔：”有人传云，西门外某地方，忽有庞某从空中飞来。问其从何处到此，曰从山东；问其曾行几日，曰顷刻间耳。问者皆惊为神，而推立团首焉。庞某，挑水夫也。”（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载《义和团》。）
他们想像自己能够飞檐走壁，隐身潜行，其“法术”活脱脱是剽窃《封神榜》里的情节：“团向人云，其师傅尝隐身入租界，见一高楼无人，乃现形进入。楼凡四层，第一二层无人无物，三层金银珠宝甚多，四层有年老洋人一男一女对坐。见师至，皆稽首为礼。自言系夫妇，年一百岁，忽涕泣曰，吾知老师法术甚广，且知老师今日必来，故愚夫妇在此相候。吾国所恃者枪炮而已，今天欲灭洋，天兵下界，枪炮皆不过火，各国惟束手待毙。老师既到楼中，金银珠宝请收去，愚夫妇亦自此逝矣。”（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
他们说，只要他们往一个方向一指，喊：火！于是就着火了。又喊：止！火就熄灭了。洋人的军队已经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准备进攻北京的时候，义和团们宣称他们可以让渤海的海水瞬间干枯，从而令洋人的军舰搁浅：“大沽口外长一土龙，纵横数十丈，海翻见底，洋船皆不得进。”（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天津战斗的时候，洋人的枪炮实在是厉害，义和团首领向帝国政府保证，说可以将洋人的枪炮“闭住”，但是只能“闭住六天”。
他们说他们和洋人的战斗是“神”与“鬼”的战斗：“洋兵与拳民交战，拳众只作揖，不动步，即能前进。作一揖，进数百步，作三揖，即与洋兵接，洋兵不及开枪，身已被刃。”而在西方记者的记述中，义和团的农民们面对洋人正规军队的时候，其前赴后继的场面确实让洋人们胆战心惊，因为这些中国农民“舞蹈般”地冲上来，毫无惧色，“他们真的相信他们的肉体是永恒的。”
甚至义和团的农民们还认为自己既然是“神”，就拥有了“万宝囊”之类的神仙之物，这种想像完全是极度的饥饿和贫穷导致的幻觉：
初神拳之将起也，夸诩神奇，谓人各携米一囊，囊仅二三寸许，饥时，撮数粒纳口内，便不饥。又云，人怀馒首数枚，任取一枚啖之，但留少许纳怀内，饥时再探取，仍一完好馒首矣。老师按人给钱二百，随意用去，但不使罄，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口袋里只要留下米的“种子”，米就会自动繁殖；只要不把馒头吃完，留下的一口一会儿就会变成另一个完整的馒头。至于钱，只要不花完，就可以“生钱”。这简直是儿童们幻想的“宝葫芦”，是中国神话戏剧的典型情节。
更神奇的是，义和团的一个组织，叫做“沙锅照”。这个组织的成员“自成一队，人挟沙锅一具”，义和团员们需要吃饭的时候，其成员便生火做饭。奇怪的是，小小的一个沙锅，里面的米饭竟然“可使百人饱餐而不尽”。（同上）
而女义和团“红灯照”则飘然如神到“呼风唤火”的程度。“有见之者，如风筝之悬灯，或东或西，其行如飞。游弋半空，起火之媒，城内外交通及教民之屋，相继起火。”（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载《庚子纪事》。）
当这种“神仙附体”的戏剧表演达到极至的时候，义和团与洋人军队的交战与其说是正规的战斗，不如说是世界上两种截然不同的头脑在用想像力交战。
对于义和团农民们“神仙附体"”的传说，帝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吏大员们有的将信将疑，有的坚信不疑。
帝国的高级军官袁世凯就检验了一次。袁世凯是一个相信符咒之说的人，也是一个坚定的“经验主义者”。他请来了义和团的一位大法师，这位大法师在袁世凯面前真的对射向他的枪弹毫无畏惧，并且真的毫发无损。袁世凯有点相信了，于是选了个吉利日子，召集军官们集体观看。但是，有的军官坚决不信，坚持让大法师签下“假设身死勿论”的手证。果然，30支枪齐放，大法师什么事也没有，仅仅是“轻弹”了一下“尘灰”而已。袁世凯兴奋之极，于是拿起一支德国造的手枪亲自朝大法师开枪了，谁料，大法师仰面倒下。大家以为这是大法师的“法术”或者是幽默，等了一会儿，没有动静，过去一看，大法师死了——“肚子上一个洞”。
“弟子在红尘，闭住枪炮门，枪炮一齐响，沙子两边分。”从义和团的这句歌谣就可以看出来，所谓子弹打不死，指的是中国土造的散装火药——一种前膛装沙弹的枪，距离稍微远一点，几乎没有杀伤力。而洋人制造的枪，已经是发射弹丸的了。帝国正规军中的“盛军”军官们就在一次这样的检验中揭穿了义和团“法术”的真相。他们听说义和团不但“刀枪不入”，而且能够把射向自己的子弹当空抓住。军官们死也不信。经过检验，发现义和团们简直就是在玩杂技。原来，义和团们表演“法术”的“国产”枪里，装的甚至不是铁砂，而是泥做的“子弹”，不但“用力一按，立刻粉碎”，而且只要一出膛，“即化烟尘”。知道了这个秘密的军官们不直接揭穿，而是在检验“法术”时，偷偷地把真的“铁子”装进了枪，结果枪一响，接受检验的五名义和团团员当时就倒下了三个。而义和团们表演“手抓子弹”时，是事先把“铁子”藏在了手里，“铁子”被手攥热，观者以为这是刚从枪里发射出来的。
就是这样的“戏剧情节表演”，却让帝国北方所有的农民深信不疑。于是，他们在战场上如同割下的庄稼一样成片地倒在血泊之中。
无论怎样，帝国的农民们确信自己能够胜利，并且依旧保持着对未来的非凡想像——他们想像他们不但要消灭居住在中国的洋人，而且要从中国打到世界去，把“洋鬼子”从地球上彻底地清除干净：
或问义和团即系与国除害，洵为义举，自必杀尽洋人教民，烧尽教堂洋楼而后已。然在京居住之洋人有限，各埠各国之洋人无穷，倘各国调兵前来报复，为之奈何。团民答云，不妨。京中之洋人与二毛子指日可灭绝，然后先至天津、上海烧尽洋房，杀尽洋人，再分队驰赴各国斩草除根，天下太平矣。若恐洋人调兵来京，更不足虑。洋兵航海而来，必坐轮船，只须大师兄向海中念咒，用手一指，兵船不能前进，即在海中自焚，有何惧哉。若由旱路来，避住之枪炮，众团一拥齐上，手到擒来，更不足虑矣。（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
在中国历史上，集体的戏剧情结发挥得如此光怪陆离，集体的想像力飞扬得如此肆意汪洋，从而使整个国家将想像当成了现实的时代，实属罕见。
7、大地上的游魂与向阳的山坡
那些在19世纪来到地方的洋人经过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观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人相信，一个人死亡之后将有三个灵魂。其中的一个灵魂会进入阴间——阴间是阳间社会的翻版。灵魂在阴间所遭遇的将与阳间千差万别。
中国的历史和人口都为世界第一。埋葬在这块土地上的故去者的数量同样也为世界第一。如果自古以来所有的故去者都以三个灵魂的形式存在，那么，这块土地上到底会有多少灵魂在游荡？
活着的中国人淹没在祖先熙熙攘攘的“魂海”之中。
中国人祖先的身影到处可见。
一个中国人，可以不信仰宗教，甚至可以不信神灵，这样的人在中国社会中无可指责。但是，如果某个中国人宣称自己不崇拜自己的祖先，这个人肯定会受到全社会的唾弃。世界上从不曾有一个民族像汉民族一样会在一年中叫做“清明节”的那一天全民都去惦记或探望阴间的祖先。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汉民族一样会在充满现实生活活力的家里给祖先腾出依然存在于“我们之中”的醒目位置。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汉民族一样会动用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把祖先的坟墓修建得豪华舒适——且不说中国历代帝王们那些至今让全世界游人瞠目的陵寝。
祖先的坟墓是现实生活中最神圣、最庄严的地方。中国大地上那些风景秀丽的向阳的山坡，长满青草树木和开放着各色花朵的半山腰以及平原上被小溪环绕着的草木葱茏的地方，都是祖先们安静地休息的地方。春天来临了，中国人会倾家出动，扶老携幼，带着最丰盛的食品和印制精美的纸钱，来和他们的祖先会面。因为营养不良而面色苍白的孩子们异常兴奋，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平时根本看不到的食品过不了多一会就会成为他们享用的东西。孩子们对春天和煦的风以及温暖的太阳的深刻体会将是永生不忘的记忆。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对这样的情景显然既迷惑又陶醉，因为他觉得这是中国人温存本性的一种绝妙的体现：
清明时节，山上风景如画，人们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山上突兀出的一座造型奇异的悬崖在这张炫目的画布上留下了它们的影子。白云在天空中飘过，将一层淡淡的阴影投在了阳光照耀下的山冈上，使其显得更加美丽迷人。被凛冽的寒风吹得枯黄的草地，在春雨的滋润下重新变绿，远处的青山在强烈的阳光的笼罩下隐约地呈现出暗暗的红色……这如画的风景赋予了散布在山坡上的密密麻麻的墓地以生气和活力。在烈日笼罩下，穿着深蓝色布衫的男男女女略显黯淡，而穿着饰有粉红或紫色暗花白布裙的小女孩儿则成为连接混杂在阳光中所有阴影的一根银丝。这幅由阳光、浮云和山坡上交织的光与影构成的画面充满了诗情画意，它使人们从这片本是静寂的毫无生气的土地上产生了一种罗曼蒂克的感觉。（《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著，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93页。）
但是，洋人们，包括那些与帝国的农民接触最多的传教士们很快就知道了，当帝国的农民们发现自己的这片风景被打扰了的时候，他们面对洋人所显露出表情一点也不“罗曼蒂克”。
义和团农民们的集体行为之一，就是大规模地破坏铁路、矿山和电线杆，原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这些洋玩意儿随随便便地闯入自己的家园里来，是这片土地上灾荒、饥饿和一切不幸事件之所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拆铁路，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这是义和团发布的重要战斗口号。“火轮船”上有洋兵们护卫，毁坏起来不那么容易，弄不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铁路和电线杆洋人就看不住了，这些东西几乎就在农民们的地头上。重要的是，这些东西往往穿过了农民们心中不可侵犯的地方——祖先的坟墓。在中国农民的眼里，这是洋人有意对他们祖先的亵渎。修建这些洋玩意儿的外国工程师在设计图纸时把地理的、地质的、气候的所有原因都考虑周全了，但他们没有想到在中华帝国有一个与工程设计几乎没有任何瓜葛的人文问题严重地存在着——直到一百年后的今天，任何在中国人祖先坟墓上动土的举动，依旧会被视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依旧会比设计任何复杂的工程更让设计者焦头烂额。在中国，不要说是修建铁路，哪怕是随便在哪块地里挖一个小土坑，都有可能打扰了某个人的某位祖先的沉睡。
铁路是什么东西？它和帝国农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它凭什么如此横行霸道要穿过村庄的中央？张三和李四怎么可能让它压过自己家的地？谁给的洋人轰隆隆地挖我们祖坟的权利？祖先的尸骨被抛在光天化日之下怎么能不带来灾祸？保不住祖坟的不肖子孙还有什么脸面活着？
帝国的农民们群情激愤，年轻的义和团团员们高举着铁锹铁镐，缠着红巾红腰带，唱着他们的歌谣咒语，奋不顾身地向他们的敌人蜂拥而去——他们的敌人是铺展在帝国田野上的两根钢铁的轨道。他们把铁轨的下方挖空，把枕木点燃，然后叮叮当当地敲打起来。帝国都城北京南面的保定路段、东面的天津路段上蔓延百里的火光在夜色里如游动的长龙。朝廷开始不断接到拳众破坏铁路的电报，铁路的管理方是洋人，因此外国使馆打来的电报更是如同雪片。帝国官军带兵前去镇压，但是到了现场才知道，他们的举动等于拎着一桶水企图扑灭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帝国的马队很快就在青年农民们的嘲笑声中畏惧不前了。突然，朝廷的电报中断了——通往京城上百里路上的电线杆子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而同时，京郊和津郊的农民们家家都在放鞭炮，庆祝房梁上架，他们的房梁上清楚地标有白色油漆写的电线杆编号。帝国政府立刻增加打击兵力，但是，大平原上的茫茫夜色掩盖了农民们的踪迹。同时，同是中国人的朝廷官兵仿佛看见了被激怒的祖先们的灵魂在夜色中时隐时现，他们相信祖先一旦愤怒起来，绝对是大祸临头的预兆，于是纷纷下马磕头，请求游荡的灵魂们原谅自己的莽撞。消息传回朝廷，连慈禧太后都有点心慌。她在深宫的私人小庙里燃起香火，倾听祖先的灵魂有什么委屈要诉说。
以后的中国史书中，都把义和团拆毁铁路的举动放在一个重要的前提之下，那就是“阻止外国联军的进攻”，也就是说，帝国农民们的行为是与侵略者作战时的必要行动。可是，历史的事实是，当义和团的农民们开始大肆拆毁铁路的时候，中国的土地上还没有外国联军的部队——渤海湾上游弋的外国军舰不少，但是舰上的士兵还没有在中国登陆。除了帝国的军队偶尔骚扰外，帝国的农民们向铁路的进攻基本上与“阻止”、“进攻”、“作战”没有什么关系。它们拆毁铁路的目的是：不允许洋人的玩意儿侵占他们的土地。
在中国人依旧广泛依赖几千年前祖先留下的牛车骡车作为惟一交通工具的时候，西方的铁路已经成为平民出行最普遍使用的经济快捷的交通工具。铁路的产生是世界进入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种交通工具的范畴而影响着人类生活观念的转变，它是集人类非凡的想像力、伟大的创造力和挑战自然力量的雄心壮志为一体的里程碑。在西方修建铁路的历史上，除了北美的印第安部落曾经高举长矛向“钢铁怪物”进攻过之外，再没有哪一个国家“出产”过攻击铁路的故事。速度、利润、方便、快捷，西方人一度把马力最大、造型最优美的火车机车视为宠物，英国人叫它为“红鼻子约翰”，美国人叫它为“风骚女郎”。在已经有了汽车赛时，西方居然也有过火车赛。各国不惜万里重洋，用轮船把自己生产的机车运到美国的大平原上，让各种型号的机车并排奔跑，美国人在那一天如同过节。那时，连美国西部农民都知道，只要把牛羊赶上车厢运到东部，他们就能够换来开发牧场的机械；而最保守的英国农民也明白，只要火车能够通到他的农场，农场里的水果就能卖出惊人的好价钱。
但是在此时的中华帝国里，从皇帝到农民的观点惊人地一致：中国不需要这东西。中国的牛车虽然很慢，但是很稳。更重要的是，人坐在牛车上的清闲的感觉是无与伦比的。“车辚辚，马萧萧”，这是一种悠远的伤感；“青山转，绿水还”，这是一种现实的梦境。坐在牛车上面摇晃着，可唱可吟，可醒可睡，可以从容地计算一笔小交易上银两铜钱的得失，也可以触景生情地在冥想中和古老的祖先交流心曲——对中国人来讲，无论是学者还是农夫，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交流是片刻不能中断的，因为这是中国人感受自己存在于现实和忙碌于世间的惟一可靠的证据。
1863年冬天，正和太平军打仗的李鸿章收到上海27家英法美洋行老板的联名信，第一次提出要在上海至苏州间修建铁路，洋人们说，如果修成这段铁路，清军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军。李鸿章把这个建议报给了帝国的总理衙门，得到的回答是：“严加拒绝。”原因不详。
第一次看见火车的中国人是幸运的北京人。两年以后，即1865年，一个叫做杜兰德的英国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在北京城外修了一条仅500米长的窄轨小铁路，并且试行了小火车。谁知汽笛一响，京城人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惊诧：
英人杜兰德于同治乙丑七月，以长可里许之小铁路一条，敷于京师永宁门外之平地，以小汽车驶其上，迅疾如飞，京人诧为妖物。旋经步军统领饬令拆卸，群疑始息。（徐轲：《清稗类钞》13册，第6093页。）
关于这条铺设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条铁路的记载见于《清稗类钞》，其文珍贵而有趣。“小汽车”其实就是最简陋的一台小型蒸汽机车，其速度绝不会比马车的速度快多少，但是，在善于想像和夸张的中国人眼里，其速度居然如同妖怪急促飞奔一样。这个玩具般的东西惊动了京城的文武百官，直到它被帝国的步军拆毁，中国人这才放心地长出了一口气。
同年7月6日的《中外新闻七日录》报道了广州的洋人准备修建铁路的新闻，说“西人欲在羊城造一火轮车路先通至禅山”，然后继续往湖北的汉口修建。值得注意的是，这张报纸同时刊登一文，向中国人详细地讲解了铁路的好处，从笔调上看，不像是出自洋人手笔，而如果是国人为之，这个国人真是个罕见的有经济头脑并能迅速接受新鲜事物的时髦人物：
考火轮车为之有用，快逾奔马，捷胜飞禽，每一点钟可行一百二十里。其务求平稳，不尚疾驰者，亦常行八九十里。若由省抵禅，不过四个番字之久，便可到埠矣。车内上客位，窗明几净，铺设整齐，坐卧行走，皆绰有余地。其由省至禅者，每位约收银七分。次客位宛似火轮船之大舱，亦可坐立，但人数众多，颇形狭隘，其由省至禅者，约收银五分。将来此路告成，不特省垣百货流通，既四乡土产，亦必流畅。盖百物往来，瞬息可至，货脚鲜浩繁之虑，客身无昂贵之虞。且彼埠所无者，即来此埠运去，此埠所缺者，即来彼埠返来，以有易无，交相贸易，日行千里，绝不废时，将见赵壁梁珠，悉罗市肆；南金东箭，尽萃民尘。羊城生意兴隆，可拭目而待矣。（《中外新闻七日录》1865年7月6日。）
这个连车票的价钱都已公之于众了的修建计划，不知道为什么结果还是不了了之了。最大的可能是帝国政府没有批准。
又过了两年，即1867年，帝国政府终于公开表示：不准洋人修铁路为的是“国防安全”。帝国的官员们认为，如果让洋人在中国修铁路，洋人会更方便地进入中国——“大有利于彼，大有害于我”。洋人们所有关于修建铁路的请求，都是别有用心的阴谋诡计。
但是，洋人们一定要修，具体地说，是英国人一定要修铁路。英国是最早侵入中华帝国的外国势力，它有在这块土地上继续“发展”的野心和雄心——帝国常常忽视洋人们到中国来的“贸易目的”，其实这才是洋人们最主要的“心思”。当时除了日本和俄国，英、法、美并没有占领中国领土的“不自量力的野心”，因为他们“科学”地认为世界上谁也不可能占领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中国不是太平洋中的一个土著人居住的蛮荒小岛。他们要的是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在中国开展他们掠夺性的贸易活动，这是他们向海外发展的最大动力。修建铁路，最直接的目的是铺设更迅捷的贸易通道。
英国人要在中国干的事，帝国政府已经无法阻止，这就是19世纪末中华帝国的现状。广州铁路修建计划流产不到一年，上海的吴淞铁路通车了。英国人在给帝国政府的报告中只说是“修路”，修的是铁路根本没提。当火车终于轰隆隆地在帝国的土地上震动起来的时候，恼怒的帝国政府对英方开始了严肃交涉。当双方的官员们打嘴仗的时候，英国人让这条铁路完工了。吴淞铁路全线开通之日，铁路公司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酒会，当然参加的都是英国人。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看见真正的火车。帝国的南方和帝国的北方对火车的反映居然有很大的不同，南方的中国人看见火车的时候“面带喜色”：
此处素称僻静，罕见过客，今忽有火车经过，即见烟气直冒，而又见客车六辆，皆载以鲜衣华服之人，乡民有不诧为奇观乎？是以尽皆面对铁路，停工而呆视也。或有老妇扶杖而张口延望者，或有少年荷锄而痴立者，或有弱女子观之而嬉笑者，至于小孩或惧怯而依于长老前者，仅见数处，则或牵牛惊看似做逃避之状者，然究未有一人不面带喜色也。（《申报》1876年7月10日《民乐火车开行》。）
但是，即使是南方的中国人，脸上的喜色也没停留多久，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土地因为铁路的修建而受到了侵害，于是铁路公司立即成为他们主要的攻击目标。帝国的农民们要求修铁路的洋人赔偿他们的原因是：铁路的修建破坏了他们的祖坟和风水。
祖坟问题，洋人们有点耳闻；风水是什么，洋人们就不明白了。
没过两个月，火车压死了一个中国人。史料记载当时的情形是：这个中国人面向铁路行走，火车开过来鸣笛，他走下铁路避让，但是，等火车行驶到跟前时，他又重新“走入轨道”。
中国人立即意识到时机到了。他们群起而攻之，帝国的官员们这一次也不客气了。上海道冯俊光正因为英国人在修建铁路的事情上戏弄了他而心存仇恨，现在他终于得到了发泄的时机，于是，官方认可的示威开始了。英国人注意到，示威的中国人中还有不少帝国的士兵。英国人在反复解释“这是正常事故”无效后，被迫停止了铁路的运营。帝国政府立即提出将铁路“收回自办”。
事后，国人议论纷纷：有的说被火车撞死的那个中国人实在太迟钝，大概是他就是想死了；有的说是帝国官方收买了这个人故意送死的，为的是给英方施加压力。不管怎么说，李鸿章的话很有趣：“虽是无聊之极思，实亦两全之妙法。”
帝国政府花了28.5万两白银把这条英国人刚刚修好的铁路买回来，然后，把它拆了。
在这之后，在洋人们固执的请求下，加上帝国官方洋务派官员的努力，中国开始正式修建铁路。1881年，帝国政府允许的第一条铁路投入使用，这是一条长15公里的煤矿铁路，从唐山煤井开到胥各庄。这条铁路有轨有车厢，但是没有机车，由马拉着车厢在铁轨上行进。这一年的6月9日，是蒸汽机车发明人乔治·斯蒂芬孙百岁诞辰纪念日，洋务派官员趁机上奏朝廷论及这种机器的“伟大”，帝国政府终于引进了一台机车，命名为“中国洛克”号。中国自办的铁路上第一次行驶了蒸汽机车。
机车刚行驶几天，朝廷突然命令立即停止，原因又和祖坟有关。有大臣上奏说，火车运行引起的震动，“惊扰了皇陵”，使皇祖在地下“不得安眠”。后经过洋人和洋务派官员的反复解释，朝廷才勉强允许机车继续运行。
1888年，大沽到天津的铁路通车。
至甲午时，中华帝国土地上的铁路里程约六百余里。这六百余里长的每一条铁路的修建都伴随着帝国农民们的激烈的反对。
而洋人带进帝国的电报和电话所需要的电线，和铁路一样，也遭到了帝国农民们关于祖先问题和风水问题的困扰。1879年，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帝国在天津至大沽、烟台之间架设了电报线路。1881年，天津至上海间的电报线路开通。电报的开通令中国人关于“距离”的概念为之一变：就在电报线开通的第二年，北京顺天乡试的录取结果经过电报传至上海，在北京科举考试之后的24个小时之内，录取名单就出现在了上海的报纸上，这让中国人感到生活真的是变了。1883年，天津至北京的电报开通，从此，紧急军情，朝廷圣旨，官方通报以及重要商情，都可以通过电报传送。但是，架设电报线就需要埋设电线杆，帝国的农民们坚决反对把这样的杆子埋在自己的地头上，说是洋人们破坏了他们的风水。为此当地官员给朝廷上了个奏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