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混乱的局势
6月1日清晨，各国军队到达北京。
这支军装样式和颜色各不相同的花里胡哨的外国联军以及他们携带的洋式武器一进北京，立即引起帝国臣民的围观和议论。这是一个人心惶惶的时刻，各种传闻像帝国北方的晨雾一样四处飘散。京城无论是城郊还是城内，已经出现一些混乱的征兆。围观的中国人惊奇、冷漠、惊慌、茫然，各种表情在一片灰黄色的脸上变换不定。人群中平地里突然响起一声呼哨、一声吆喝，如同那些义和团们的一种信号，中国的平民和外国官兵一起不安起来。
各国官兵到达了使馆区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公使、公使夫人、孩子和所有的外国工作人员都欢呼起来。然而，洋人们没能欢呼多久，新的恐惧又来到了——如果他们要想活下去的话，这些军队根本不够，因为，这时的北京城四周，已经是“山河一片红”了。
朝廷为“以防冲突”把铁路线两侧的官军调离的上谕一下，好像是一个号召令发出了一样，各种类似义和团的“团教”如雨后春笋蓬勃而出。所有激动的青壮年农民，全都称自己是“无敌神拳”，全都称自己要“扶清灭洋”。当官军遵照上谕从铁路边调离时，一些行动慢了一点的官兵，立刻成为农民们打击的目标——实在闹不清楚帝国的农民们到底是“反对洋人”还是“反对政府”，而这个界限从来就没有清晰过——官军的官兵们对义和团的农民们有一种无法解释清楚的反感和对抗情绪，无论朝廷的上谕是什么意思，帝国正规军的官兵与义和团农民之间的冲突始终没有中断过。而从史料记载上看，义和团的农民们所进行的真正的“战斗”，其敌人十有八九不是洋人的军队而是帝国政府的军队。
5月24日，帝国武卫中军的一个分统（相当于旅长）连同自己的士兵遭到义和团的袭击，士兵们漫山遍野地逃亡，而那个分统被农民们用乱枪捅死。
紧接着，义和团“拳民万余”进入北京的南大门保定。这回，保定洋人们的灭顶之灾来临了。保定的洋人大多数不是传教士，而是工程技术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他们正在修建“卢汉铁路”——即从卢沟桥到汉口的铁路，是今天的京广铁路的北段。保定附近的农民，那些兴高采烈的青年，听说要杀洋人，群起而响应。而那些因为洋人修建铁路而失去车船店脚生意的行业人，更是“蜂起应之，约四万人众。”帝国政府只有派官军护送这些洋专家和他们的家属突围。但是，当地衙门里的官员对护送行动不给予积极配合，更严重的是，被派来护送洋人的官军中，突然有一部分人宣布倒戈，就地参加了义和团。绝望的洋人们顿时哭成一片，扶老携幼四散奔逃。根据《字林西报》的报道，这批外国工程技术人员连同家属共41人，最后逃回天津租界的只有9人，散落在各处活下来的有23人，就是以上这些人也全部严重受伤，奄奄一息。另外的9人始终没有查出下落，肯定是死在帝国农民的乱刀之下了。
5月27日，聚集在涞水陈家庄和石亭镇的义和团经过“亮队操演”之后，向涿州进发。帝国农民们的理由是：“涿州兵备空虚，洋兵将来，愿为代守。”
涿州，被当年的乾隆皇帝称为“天下第一州”的古老小城，距离北京城仅仅数十里之遥，向来被兵家看做是“与北京共存亡”的京畿要塞。因为涿州城谈不上有什么城防，所以数万义和团片刻即蜂拥城内。义和团的农民们冲进了他们从前看见那个大门口就浑身发抖的知府衙门，发现大堂上端坐着个官服整齐顶戴花翎的官员，这个官员声明自己正在用“绝食”的方式“殉职”，他就是涿州知府龚荫培。这是一个倒霉的官员。义和团攻城，他守不是，弃不是，从来没有这么为难过。原因很简单：朝廷的“剿抚”态度不明。于是，守，就意味着与义和团作对；弃，就意味着自己失职。在中国，地方官员最大的罪行就是“失节弃土”，这是肯定要砍头的。走投无路的龚大人最后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绝招：绝食殉职——没有态度，只是自己自愿不吃饭，朝廷和义和团两面都不好定罪，弄好了最后不至于真的饿死。
在龚荫培绝食的时候，无论是饿得两眼昏花的他还是全国的官民，当然还有洋人们，都急切地盼望着一个人的表态：对义和团，到底是支持还是镇压？帝国对这个问题的决策已经到了一刻都不能延误的时候了。
这个一言定乾坤的人就是那个住在颐和园里的女人慈禧。
根据“升平署”档案记载，即使在这样的时刻，这个女人依旧保持着她的爱好：观赏戏剧。照例是《跳灵官》、《连升三级》、《白门楼》、《蝴蝶梦》、《万寿无疆》。戏刚演到一半，她的心里就舒坦了。下旨：赏。太监们把散碎银扔到戏台上去，演员们磕头谢恩。
此时的涿州知府并不知道，慈禧派出考察的大员的轿子已经距涿州不远了。
1900年6月5日，军机大臣赵舒翘在顺天府尹（北京市长）何乃莹的陪同下，奉慈禧的旨意，向义和团闹得最热闹的涿州出发。他们的公开使命是“宣抚拳勇”。而真正的使命只有他们清楚，那就是根据老佛爷的亲自交代，考察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功是不是真的。
这个今天看来十分荒唐的使命在当时却是极其严肃的。在关于“神灵”的问题上，慈禧也是中国人中的普通一员。她目前的想法和一般的官员没什么两样：如果义和团的农民们真的有他们自称的神奇“法术”，那么，洋人们的洋枪洋炮就没必要惧怕了，就让义和团的农民们把总是和帝国政府作对的洋人们杀光算了。当然，如果义和团的农民们没有这个本领，就镇压或者解散他们，再和洋人们坐下来慢慢谈。这一切，都源于一个思维基础，那就是：慈禧至少对农民们的“法术”存在相当的幻想，寄托着极大的希望。
6月7日，赵舒翘到达混乱的涿州。这个帝国的高级幕僚看见的是这样一座城池：四座城门上大旗招展，旗帜上写着“扶清灭洋”的大字。城墙上站满了头裹黄色和红色头巾、手持长矛和刀枪的青年农民。义和团团员们已经不是杂乱的农民打扮了，而是有了统一的“制服”——因为大多是红色，于是涿州全城上下红彤彤。义和团的成员，也已经不是清一色的农民了，小贩、车夫、衙役、脚夫、理发匠和泥瓦匠，当然还有逃犯、乞丐和所有的流浪者，仿佛帝国北方下层所有的人都加入了这个造反的行列。全城的义和团和平民混杂地住在一起，并且实行了“抽丁守城”的政策——家家户户都要出人站岗。城门把守极其严密，出入城的人都要被搜查。义和团接管了原来帝国的官员们管理的一切军政事务，官员们都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只剩下一个饿得半死的龚知府。
赵舒翘，同治年进士，供职于刑部。戊戌年间已官至刑部尚书。慈禧曾就“康党”的审问和量刑问题询问过他，他的回答是：无须审问，立即正法。可以说，对谭嗣同等“六君子”死刑的执行以及对康有为、梁启超的严厉追捕，都是他一手操办的。对于这样一个官员，无论正史还是野史，对他多有赞扬之辞。赞扬集中于他对法律的精通，说他是个清廉的官员，“潜心法律，博通古今”，“《大清律例》全部口能背诵，凡遇大小案，无不迎刃而解。”也许是由于戊戌年间的表现，赵舒翘如今已经入主军机处，是朝廷里大权在握的人物了。此次涿州的差事，也许是他为官以来遇到的最棘手的事情，因为他很明白，他对义和团的判断结果，将影响慈禧太后制定策略，而判断的正确与否，他的身家性命先不说，那是直接关系到整个帝国安危的。
以赵舒翘的学识，他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义和团农民的那套“法术”。他的观点是：如果帝国的农民们真有那么大的“法术”，60年前不就可以把洋人挡在国门之外吗？何必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赵舒翘被涿州的义和团首领们视为上宾，他们恭敬地把他迎接到知府衙门。
赵舒翘要看义和团们演练“神功”。义和团首领说，随时可以观看验证。
于是，义和团们专门为赵舒翘演练了一回，地点是在涿州城内的一个义和团设立的“坛口”。所谓“坛口”，想必是一块四周香炉升烟、红旗飘扬的空地。在那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头顶明晃晃的骄阳，赵舒翘所看到的与其说是义和团的演练，不如说是帝国青年农民们的“演出”。
“演出”的顺序是：
一、发誓。在大师兄的带领下，几个义和团团员在香炉前列队，然后开始嘟嘟囔囔。他们说的是义和团的“团规”，内容包括不贪财、不抢掠、不近女色等等。——赵舒翘一条都不相信，他可以肯定，这几个团员身上那些花里胡哨的衣服，就是用抢来的布做的。
二、上法。每个义和团团员头上都扎着一条红色或者黄色的头巾，头巾里面藏着请“神”的符咒，实际上是一张纸条。你想请那位神仙，就把这位神仙的大名写在符咒上即可。义和团团员们跪在地上，由师傅分发纸符，发到谁，就在谁的头顶上念咒语。——赵舒翘平生看到过这样的“仪式”，似乎是乡村的巫婆给一个害了瘟疫的孩子“问诊”。
三、魔法展示。一个少年农民，真正的义和团打扮，先是突然倒下，死了一样一动不动，然后突然跃起，开始舞弄起手中的刀来。他的舞弄纯粹是“乱舞”，而且口中念念有词，时而嬉笑，时而大吼，双眼瞪得要出血，嘴里吐出白沫，头晃得像铃铛，双脚踢得尘土飞扬。舞弄一阵子后，突然倒地又不动了，只见胸脯由于剧烈的喘气而上下起伏。师傅介绍：他“卸法了”。“老团员”会这样舞上整整一天，这小子还是个功夫不到家的新手。——赵舒翘认为，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这种演练都不是精神正常的举动。
四、神灵附体。这是义和团们感觉最好的项目。一下子上来好几千人，师傅先开场，走路都带着戏剧的舞台步态，说话的时候，“装腔弄态，全是戏场科白”。然后，团员们依次向前走一步，有点“亮相”的味道，并且大声地宣布自己是哪位“神仙”：“齐天大圣孙悟空是也”，“吾乃张果老大仙是也”，“吾乃汉钟离大仙是也”……报名的时候，根据神仙的实际情况，加了形体的模拟，比如自称是铁拐李的团员，就瘸着走路；自称是何仙姑的团员更有戏剧表演天才，因为他要装出女人扭扭捏捏的样子。——赵舒翘有点恍惚，好像自己此时身处下等戏园里。他只想喊一声倒好，把这些蹩脚的“演员”轰下去。
恍惚之中，就有快板说唱：
今年是咱光绪二十六年，
五禅老祖下了老虎高山。
第八封仙衣的叫罗盘，
来到涿州地，就把那场子安。
老的学艺三天整，少的学艺就在眼前。
学会了艺，避枪炮，不怕刀剁斧砍。
黎民们，起来吧，来了救命的活神仙。
起来吧，杀洋人，保住咱大清好江山。
快板声中，万声附和，声震四方。
接着，义和团们还表演了“刀枪不入”：一个团员在距离另一个团员不远的地方“开枪”，被子弹击中的团员竟然“毫发无损”。——赵舒翘突然想到史书中记载过的往事：东汉黄巾起事，张角聚集数十万人，声称奉五斗米教而有法术，言他们归玉皇保佑，刀剑所不能伤。但是，后来这些头裹黄巾的农民，哪个真的“刀枪不入”？被抓了，一刀下去，个个身首分离。
演练完毕，请大人评判。
赵舒翘什么也没说。不，他还是说了一句话。根据史料记载，他慢悠悠地说：你们还是回家种地去吧。
义和团首领提出一个要求，要求朝廷杀了那个镇压义和团的帝国军官聂士成。赵舒翘回答说：不妥。
赵舒翘要回北京了。他怎么跟慈禧汇报，已经想明白了：靠这样的一群农民，帝国的前程真的要完了。
但是，他还没动身，军机大臣刚毅到了。
慈禧派往涿州考察的官员中，原本是有刚毅的，他只是晚来了一步。
这就是历史。如果没有刚毅的到来，也许历史会是另一个样子。
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赵舒翘如何向慈禧汇报义和团的真实面目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直到那时，朝廷里还没有人亲眼见到过义和团的“法术”，更没有人像赵舒翘这样置身于义和团之中。在慈禧看来，赵舒翘所说的应该绝对是真实的。
但是，刚毅来了。
刚毅，满族，出身贫寒，以满文翻译起步，至死也没认识几个汉字。史料记载他的“事迹”，多为“贪婪”和“狡诈”。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妇幼皆知的一个叫做“杨乃武与小白菜”的著名案件中，他却是一个“主持公道”的好官。那时他仅仅是刑部侍郎，居然能够把天大的案子翻过来，而且还得到了朝廷的信任，所以他的为人绝不是一个“贪婪”和一个“狡诈”就能定论的。说他贪婪狡诈的由来多是在他从京官外放到广东任巡抚时，给慈禧送了一些生日银子。慈禧的寿辰，帝国哪一个封疆大臣不争相送上贵重礼物？慈禧不缺银子，只是刚毅送的银子有点特别。当时，全国只有广东已经不用银两交易而使用银币，刚毅让铸币厂专门制造了3万枚崭新的银币送到了北京。慈禧一看，银光闪耀，喜欢得很。刚毅从广东调回北京，先在户部，又入军机，成为帝国政府的重臣之一。
刚毅有两个特点很突出：一是由于不认识汉字，经常在文字和语言的使用上闹出荒唐的笑话。这些笑话，满朝文武茶余饭后都能说出几个来，于是他被看做“昏庸无能”。二是他痛恨洋人。他是洋务派的死对头，他把一切办理洋务的人都称做“汉奸"”。他现在对洋人更加痛恨的原因是，他是鼓吹和协助废帝建储的主角之一，而洋人对废帝的干涉使他仇恨满腔。结果，在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中他成为坚决支持义和团的帝国高官之一。
刚毅来到涿州，听了赵舒翘准备向慈禧“汇报”的内容，立即说：“展如（赵舒翘之字），万不可铸成大错！”
这句话只有赵舒翘才能听得懂。
同是军机，但是，刚毅是满族，是端郡王最亲近的人，是慈禧最信任的大臣。自己是什么？赵舒翘这时甚至有了一点后怕：幸亏刚毅来到了涿州，不然真要铸成大错了。
回到北京的赵舒翘犹豫了三天，终于没把自己写好的奏折呈送给慈禧。
他采取的是当面禀报的形式。
赵舒翘的当面禀报是奇怪的，连慈禧都感觉到了这一点。慈禧问他义和团到底可不可靠，赵舒翘只是一个劲儿地手脚并用地比划，把他所看见的表演尽可能真实地模仿了一遍。无论慈禧怎么问，他只是就这么比划着，拿慈禧后来的话说，他就是没有一个正经主意的回复。
这是慈禧后来的话了，是说给洋人们听的，有推脱责任的意思。但是，当时赵舒翘知道，他最好的回复是什么也不回复。
后人说，是他以“表演的语言”误导了慈禧。
那一天早晨，当赵舒翘走出紫禁城的时候，他长长地出一口气，然后对身边的人说，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可以无罪了。
一年以后，因为是洋人们开列的“惩办”名单上的一个，为了洋人的事竭尽了心力的赵舒翘被迫自尽，死亡的形式和过程都极其恐怖和痛苦。
住在颐和园的慈禧此时心情烦乱。这样的情形在她的一生中并不多见。她是一个倔强蛮横的女人，历经过政治上的惊涛骇浪，有“拿得起，放得下”的罕见的性格。但是，义和团，这个显然带有农民造反性质的运动，如今令她这个掌握着帝国最高权力的人备感不安。她从来没有相信过农民们所标榜的“扶清灭洋”的口号，她的经验告诉她，骚乱的农民们“灭洋”虽事出有因，但“扶清”绝对是一个幌子，大清国历史上还没有一次真正为保卫朝廷而自动揭竿而起的农民运动。如果局势一旦失去控制，洋人灭不了，把大清帝国灭了倒是有可能。
慈禧召见了她多年的心腹，军机大臣荣禄。荣禄把义和团破坏铁路的详细情况向慈禧报告了，慈禧“闻之大惊”。接着，荣禄要求辞职，说他这几天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没办法再干下去了。在是否让外国军队入城的问题上，庆亲王认为300洋兵，武器又少，并不碍事，命令端郡王等人“勿阻洋兵入城”。而荣禄的意见和庆亲王相同。荣禄是“城防司令”，有权下达准许洋兵入城的命令。但是，以端郡王为首的皇亲为此而发难，大骂荣禄“汉奸”，扬言“几百个洋鬼子，怕他做甚”，并且说若群起而攻之，洋人们一个也跑不了。端郡王给步兵统领崇礼下达命令，让他坚决把洋兵挡在城外。当得知洋兵已经进城之后，端郡王便说，荣禄一日不除，太后一日不会支持义和团。端郡王的意思很明白：荣禄不除，他的儿子就当不上皇帝。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荣禄是坚决“力言义和团无用”的人，并且左右着慈禧的态度；可是，连荣禄都明白，天下谁能左右得了面前这个面无表情的女人！
慈禧已经看到了一个参劾荣禄的奏折，是甘军首领董福祥写的。董福祥声称要不是荣禄从中作梗，给他五天时间，他就能把北京的外国使馆"“攻毁净尽”。慈禧没有答应荣禄的辞职请求，但她又说董福祥虽是粗人，但“可以利用”。至于义和团问题，慈禧依旧没有拿定最后的主意，她因此而烦躁不安。
这天半夜，慈禧被一阵锣鼓喧天的声音吵醒了。太监们急忙进来禀报说，附近的居民都说今天有神仙下界，正在烧香迎接。慈禧立即命令步军去把“生事之人拿了”。没过多久，步军奏道：生事的头儿拿到，叫李群仔。慈禧说：就地正法。
义和团在慈禧的心目中，到底是个什么形象？慈禧到底要对帝国的时局做出什么样的判断？
按照常年的习惯整个夏天都在颐和园里“办公”的慈禧这一天突然起驾回到了紫禁城。
6月10日，一个来自朝廷的任命让所有的人尤其是洋人都吃了一惊：命端郡王载漪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这样一个东方与西方的冲突千钧一发的微妙时刻，一个极端仇恨洋人的满族贵族当上了专门处理帝国外交事务的大臣。事情已至此，一切都明了了-慈禧真的要和洋人们过不去了。
没有人知道这几天慈禧做了什么和想了什么。有一个参考资料值得注意，那就是已经退职的原内务府大臣、与慈禧家族有着戚谊关系的满族贵族景善的日记。这个日记，后人有“系荣禄之伪造”之说，史家对此并没有定论。《景善日记》中关于6月10日这一天记下了这样一些事情：
一、这一天是端郡王的弟弟载澜的生日，景善前去祝贺。在这个满族贵族的王府里，景善看见这样的情形：“义和团百余人在彼家中，半皆乡民，有一团长温顺统带之，又小孩五六人，约十三四岁，状若昏迷，口中喷沫，起而奋跳，执近前之物，乱跳乱舞，口除怪声，如疯狂然。”
二、载澜告诉景善，他相信义和团的“神灵附体”，并且说他的夫人进宫面见太后的时候，把义和团的神奇的“法术”告诉了太后。
三、董福祥的甘军已经入城。北京平民开始有向城外逃亡的迹象。
四、军机大臣启秀到景善家中拜访，出示了一份文件，是启秀草拟的一份“上谕”，内容是：向各国开战。启秀说，这份上谕，要等太后盖上玉玺后方能生效。
以上记载至少提供了这样的信息：主张排外的皇亲们已经与义和团搭上了关系。义和团已经小规模地进入了北京城。有强烈排外情绪的帝国正规军之一的甘军已经开进城区。慈禧已经下决心向洋人宣战，因为如果没有慈禧的旨意，军机大臣不可能擅自起草宣战诏书。
6月10日，端郡王拿到了帝国总理衙门的诏书，帝国的宣战诏书已经起草完毕，载澜等王府之家已经有义和团的农民们“跳神”的身影，外国军队已经进入帝国都城——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被帝国通缉的革命分子正企图“布背水之阵，以求一战”，他就是孙中山。看到帝国政治陷入混乱的孙中山明确表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孙中山有两个计划：准备在广东发动起义；同时策动两广总督李鸿章争取“两广独立”。孙中山通过关系向李鸿章表达了意图，但是，李鸿章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含颌”而已。当孙中山从日本横滨乘船向帝国的南海岸进发时，李鸿章接到了英国人赫德的电报。电报是广东海关司庆丕转来的，这封电报几乎代表了驻华洋人们的集体立场，对李鸿章这个后来左右了中华帝国命运的人起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此间局势极其严重，各国使馆都害怕受到攻击，并且认为中国政府即使不仇外，也无能为力，如果发生事故，或情况不迅速改善，定将引起大规模的联合干涉，大清帝国可能灭亡……请电告慈禧太后，使馆的安全极为重要，对于所有建议采取敌对行动的人都应予驳斥。（吴相湘：《孙逸仙先生》，第一分册下，第258页。）
李鸿章立即向慈禧发电，重申了赫德的意见，特别强调如果不停止排外行动，“大清帝国可能灭亡”的观点。
事实证明，李鸿章的告诫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孙中山不了解帝国的官员，至少不了解李鸿章。这个城府极深的帝国大员，即使有巨大的政治野心，也不会与革命党人合作。他不对革命党人采取抓捕是他的油滑所致。
几天之后，帝国的局势急转直下，已经到达南中国海岸的孙中山不敢贸然上岸，他的革命行动又一次搁浅了。
1900年6月10日，这是一个头绪繁多混乱不堪的日子。
这天，当载有颠覆帝国政权企图的革命者孙中山的轮船向中国海岸方向行驶的时候，在各国驻京公使的强烈请求下，由各国军队组成的联军增援部队也从天津出发了，目的地是帝国的都城北京。
10、呐喊冲出青纱帐
就在慈禧太后被“迎神”的百姓吵醒而大发脾气的时候，在遥远的另一个大洋的岸边，英国海军部的值班军官也被人叫醒了，他看见了一份英国驻华舰队海军中将西摩尔发自中国天津大沽口的电报，内容是：我率领全部可以使用的士兵立即登陆，并已要求各国军队合作。
6月10日凌晨，各国联军开始的在中国海岸登陆的行动是以英国人为首领的。
英国，最早入侵中华帝国的国家，19世纪以来一直以列强之首自居。尽管他们知道这个地位正在受到各国的严峻挑战，但是，在地球的东方的这一危机时刻，英国人还是找到了“统帅”的感觉。
昨天晚上，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得到了一份“可靠的情报”。情报表明，中华帝国实际掌握国家权力的慈禧太后已经决定向所有的外国人发难，并且开始了把京城内的外国人驱除出去的行动，这个行动的证据是：甘军董福祥的军队已经奉命做好了进攻使馆的军事准备。
半个小时之后，窦纳乐给西摩尔发出电报：
北京局势正在每时每刻地变得更加严重，必须派部队登陆，并且为立即进军北京做出一切安排。（（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
深夜，驻天津的各国领事召开紧急会议，共同讨论增援北京的问题。会议毫无例外地变成了一次勾心斗角的争吵。英、日、意、奥、美五国同意立即派遣军队增援北京，俄国和法国反对。俄国人反对的原因很简单：俄国军队正在从旅顺口向大沽口调动的途中，如果立即增援北京，俄国从兵力上讲，成不了联军的主力。
正在争吵，英国公使窦纳乐的电报又到了：
情况万分紧急，若再不准备火速进发北京，一切就会太迟了。（同上）
这封电报的到来终于使各国的争吵安静了下来，洋人决定立即登陆。
两个小时之后，天津大沽口外各国的军舰升火起锚。
6月10日凌晨4时，联军在塘沽登陆。
从上午9时30分起，每隔两个小时，便有一列运载着联军官兵的火车开出天津站驶往帝国的都城北京。
增援北京的各国联军共有官兵2053名，他们是：英军915名，德军450名，俄军313名，法军158名，美军100名，日军52名，意军40名，奥军25名。
英军是主力，因此，这支联军的统帅当然是英国皇家海军西摩尔中将。
英国人的目的暂时得到了满足。
俄国人心里仍不舒服。他们认为，各国军队除了共同的目的之外，“都有个小算盘”。俄军上校沃佳克对记者说：“英国人大概想搞什么名堂。昨天英国领事答应我说，英国派去北京的军队，人数将与其他各国的军队相等。可是你看，这些英国人的帽子多得数不清。他们说他们派出的军队人数不会多于300人，而他们却悄悄爬上900多人。我必须向俄国的军舰上再要这么多人。”
至少是在6月10日这一天，向北京增援的联军没有受到任何阻击。运载联军官兵的火车看上去竟像是一列列观光火车。每列火车由八节客车、三节敞篷车和一节装有铁轨和枕木的货车组成。最前面的一节敞篷车上架着大炮和机枪。车上的各国官兵分开乘坐，各式各样颜色不一的军装令火车看上去像游行狂欢的彩车。从军帽上看区别最明显：英国和法国官兵戴的是白色软木遮阳帽。日本人的帽子几乎没有帽檐，小小地箍在头上，东方式黄色的脸令人看上去总是有一种猥琐的表情。德国人的帽子是褐色的，有一部分官兵戴的是钢盔，德式钢盔最明显的标志是钢盔顶部那明晃晃的一根尖刺。意大利官兵的帽子上装饰着羽毛，随风飘荡。美国人的军帽戴得随便，歪着，遮着一只耳朵，给人一种嘻嘻哈哈的感觉。
这是一支没有任何战斗准备的联合部队。每个士兵仅仅携带200发子弹。各国军官没有就一旦投入战斗该怎样配合以及后勤如何保障等问题协商过。联军官兵们觉得这一切都没有必要。他们不相信义和团的农民们敢于和联军打仗。而根据情报，中华帝国的正规军队已经接到命令，“避免与联军发生冲突。”
下午2时，天津与北京之间的电报联系被义和团的农民们切断。这意味着，联军司令西摩尔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依靠自己的判断做出处置了。
晚上，火车到达杨村车站。果然，守卫在这里的由聂士成率领的帝国的正规军对联军的到达“表示了欢迎”。聂士成的部队正和破坏铁路的义和团农民们打仗。联军官兵看到帝国军队的士兵抬着一只大筐，筐里面装的全是人头。无法解释帝国军队对外国联军的“欢迎”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和目的。联军的随军记者甚至和帝国军队的士兵“友善地聊了一会儿”。谈话中联军官兵得知，这些帝国军队是奉命来“驱除义和团”的。但是，帝国的士兵埋怨说，中国的皇太后“不允许他们打义和团”。6月10日黄昏，在中国杨村车站发生的这一幕实在令人费解，无论是情景还是逻辑，都混乱不堪。
联军的火车经过一个晚上的开进，6月11日早上到达落垡车站。这是一个位于北京和天津之间几乎是中间位置的小车站。联军已经顺利地走了一半的路程，事实似乎基本上证实了联军预先的猜测：他们将是顺利的，可以很快实现到那个“美丽壮观的古老城市北京去看看”的愿望。
联军在落垡车站留下了30名英国官兵，建立了一个目的在于保护铁路的据点。英国人在车站上挂出了一个招牌：美少年炮台。
第二天，铁路开始有被破坏的迹象，但是不怎么严重，充其量是抽走了几根枕木或是移动了一小节铁轨。联军边修边前进，傍晚到达廊坊——这里已经很接近帝国的都城北京了。
令西摩尔率领的联军官兵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已经到达了他们此行的终点。
这一天，北京城里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日本公使馆的书记生杉山彬被杀，地点是在北京南城的永定门外。这个日本书记生是奉日本公使的命令，出城来迎接西摩尔率领的联军的。结果，联军没等到，却被董福祥的士兵抓住。甘军根本没搞清楚这个外国人是什么身份，就把他的洋头砍了下来。杀外国使馆人员的是帝国的正规军，这和落垡车站的帝国正规军对待外国军队的态度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而这正是中华帝国在那段混乱的岁月里经常上演的历史事件。日本外交人员的被杀，立即引发了各国公使馆的惊慌。外交抗议、加强防守和催促西摩尔前进的文字日夜不停地一遍遍写着，发出，东交民巷顿时乱了。
帝国军机首领礼亲王早上上朝，没敢把日本人被杀的事情上奏。但是，内宫传旨，“叫荣禄的起”——这是带有满族风格的皇家俗语，意思是命荣禄上朝接受询问。荣禄和慈禧单独谈了话，谈了什么不得而知。荣禄下朝后，什么话也没说，径直回家了。传闻是：太后不允许增援的洋兵进入北京，荣禄同意。但是荣禄要求允许北京的外国人全部安全撤离北京，并且说使馆万万不能攻击，原因是“实与公法不容”。
廊坊车站。西摩尔发现，前面的铁路被破坏得很严重，火车根本无法前进，于是命令停车修路。
谁知，就在这时，铁路两边的青纱帐里突然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呐喊之声。
这是一片人海，一片红色的人海。
成百上千的义和团团员头扎红色头巾，高举着大刀、长矛、木棍和粪叉，抬着土枪土炮，巨浪般地向洋人和他们的铁路拥了过来。
来不急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联军官兵们立即扔下手里修路的工具，争相逃命。
这是义和团的农民们第一次与外国正规军队的真正的战斗。时间是1900年6月13日，帝国北方一个晴朗的、弥漫着成熟麦香的初夏早晨。
正向修路的方向行进的一队美军立即架上火炮，迅速发射。炮弹在义和团的人群中爆炸，帝国农民的残肢在烟雾和火光中飞上阳光刺眼的天空。
义和团进攻的阵形立即转向这队美军。美军的队伍成了前沿。
这些外国士兵，异域青年，几乎都是第一次踏上中华帝国的土地。他们对这个东方大国的认识，仅仅来自于老兵们在酒吧里的只言片语和传教士们写在书本上的零碎篇章。这些只言片语和零碎篇章包括了太多的魔幻、传奇和主观色彩：金色的宫殿、高大坚固的城墙、数不清的奇珍异宝、昏昏欲睡的鸦片中毒者、美丽的小脚女人、泥泞的道路、响着铃铛的马帮和骆驼队、阴森的佛龛、柔软的岸柳、图案复杂的面具以及摆放在黑色檀木柜台里闪着神秘光亮的绫罗绸缎。他们的想像仅仅到此为止。因为，眼前的情形令他们目瞪口呆--
四面八方是旗帜的海洋。这个彩色的海洋随着低沉的怒吼声剧烈地起伏，如同巨大风暴来临时汹涌的海浪。天空刹那间昏暗下来，因为酷热的天空被飞扬起来的尘土所遮盖。在数不清的身穿各色衣服的义和团团员的前面，是身穿白色或者红色衣饰的领头人。这些仿佛是神仙之首的人冲锋时的姿势奇特而令人心惊：他们在枪弹面前没有匍匐，没有规避动作，甚至连腰都没有弯下来。他们高昂着头颅，仿佛他们热切地希望在这个应该躲避子弹的时刻自己身体能够显得更加醒目。在他们的身后，人人都学着他们的样子，甚至更加夸张，所有的人在扭动身体的时候像极了某种部落庆祝丰收的舞蹈。他们的口中发出古怪的声音，这个声音由冲在前面的首领带头发出，时而节奏明显，时而混乱不堪。声音由低沉到高昂，最后是一片尖锐的喊叫。一排人在枪弹的射击中倒下了，尖锐的声音仅仅停顿了一瞬间，更尖锐的声音随即又响起来了，后面的人以更加凶猛的姿态前进。“这不是在战斗！”一个联军军官后来回忆说，“这肯定是某种仪式，是这个民族在某种危机的时刻进行的殉葬般的仪式。”“面对来复枪、机关枪和大炮，这些中国的农民如同落叶一样倒下，但是他们依旧在冲锋，不能想像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加勇敢的人。”
中华帝国的青年农民们，这些世代在贫瘠的大地上从事着最劳苦的耕作，然后在世界上最低的生存标准中心满意足的人，他们温顺勤劳、幽默诙谐，他们热爱戏剧、渴望富足，他们善于用小小的诡计赢得姑娘的媚眼、神仙的关照和朋友的仗义，他们不会书写文字，但是能够用优雅的乡俚小调吟唱太阳、月亮，吟唱巍峨的群山和河边的柳絮——中国农民在这个时刻所爆发出来的凶悍和无畏，足以使所有鄙视这个民族的人心慌意乱，使所有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那些自命不凡的侃侃而谈黯然失色。中国农民对异族侵入他们的土地的行径充满了本能的、刻骨的、不可遏止的仇恨，他们对自己的信念充满着纯洁的、激动的、忘我的热情。作为这个民族的农夫子民，他们在面对国家的敌人的那一瞬间所表现出来的悲壮的艺术化的行为，会使他们所有的子孙心绪不宁。
一百年前初夏的帝国北方，在那片青纱帐被呐喊声冲开一角的瞬间，历史的幕帐被撕开了一道缝隙，从这道狭窄的缝隙里挣脱出来的是这个民族内心深处难得一见的真实，这种被生命的鲜血浸透了的真实，足以让整个世界陷入一种欲哭无泪欲助无能的万分痛苦的境地。同时，这种生命的真实还是这个自诞生之日起就从来没有迁移和分化过的东方民族几千年来厮守在一块土地上成功地繁衍和发展的最明确有力的证据。
义和团的进攻，是以各村的“坛口”为战斗单位的，每个“坛口”都有自己的旗帜和自己的大师兄。在杀声、枪炮声和集体高声念诵着神灵赋予他们的“咒语”的前进声中，他们没有死亡的概念。按照义和团特有的观念，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刀枪不入”的，他们由于得到了某个神灵的庇护，于是被笼罩在一种超自然的状态之中。一个人的倒下，被他们称之为“睡了”，这个美丽的想像令他们几乎是微笑着面对生命的终结。一个义和团团员之所以“睡了”，或者是因为“功夫”不到而暂时处于“沉思”、“反省”的状态，或者就是因为累了，决定稍微地歇息一刻。义和团们认为，“睡了”的人片刻就会苏醒，即使是“新手”，“顶多三天”便能“还阳”。
虔诚地幻想肉体的不死，是一个民族精神得以不死的最原始的根源。
义和团对外国联军的攻击整整持续了两天两夜。帝国农民的尸体堆积成山，鲜血流淌成河。
西摩尔率领的外国联军在帝国农民用年轻的生命和原始的器械的阻击下，没有再向帝国的都城前进半步。
就在帝国的农民们拼死战斗的时候，慈禧，这个被冠以神灵之名——“老佛爷”——的女人，似乎依旧在“拿不定主意”的状态中心烦意乱。她一天之内先后派出许景澄等四位大臣到使馆区去交涉，试图阻止联军向北京增援，但是遭到了各国公使的严词拒绝。13日，慈禧终于下达了一个重要的指令：动用帝国的正规军队阻击西摩尔的联军：
各国使馆先后到京之兵，已有千余名……倘再纷至沓来，后患何堪设想……迅将聂士成一军全数调回天津附近铁路地方扼要驻扎，实力禁阻……如有外兵闯入京畿，定惟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是问。（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76页。）
但是，帝国的正规军接到“阻击外国联军”的命令的时候，同时也接到了“剿捕”正在与外国联军殊死战斗的义和团的命令。自西摩尔从天津出发以来的两天之内，老佛爷连续发出了八道谕旨，最后，把对义和团的称呼从“拳民”重新改称为“拳匪”，严厉命令对义和团“严行查拿”，“依法惩治”。
位于前线的帝国正规军聂士成、罗荣光部，接到对外国联军“实力禁阻”和对义和团“实力剿捕”的两份圣旨，立即陷入了这样一个两难境地：如果对外国联军进行阻击，势必要与义和团并肩作战；如果要对义和团进行杀戮，势必要与外国联军并肩作战。而与任何一方“并肩作战”都是抗旨，于是，他们“踌躇至再，不敢贸然行事。”
此时的中华帝国政府，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荒唐、最不可理喻的政府。偌大一个帝国的生死权力竟然掌握在这样的政府手中，真是千古奇闻。
但是，刚刚连续发出“严厉剿捕”义和团上谕的慈禧，就在13日这一天，突然间又改变了态度——没有人能够弄明白慈禧太后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这个变化最直接明了的后果：北京城的所有城门骤然打开，准备“迎接义和团入城”。
1900年6月13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是政治局势极其微妙的一天。
当西摩尔的联军在廊坊车站受到义和团的阻击而不能前进时，稍微有点政治头脑和军事头脑的人不难看清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如果义和团被打败，外国联军将长驱直入北京城；如果联军被打败，后续的外国军队一定会等待大规模的增援。这也就是说，无论廊坊战斗的结局是什么，局势只能更加严重。而且，在慈禧看来，后者的结局可能更加不堪设想。那么，惟一的一线希望就是一不做二不休，先阻挡一下再说。阻挡外国联军的行动，不能不解决给义和团在政治上“定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任何含糊的余地了。
根据多种史料的记载，早就聚集在北京城城外的义和团，是由刚毅带领来的。慈禧在原来的上谕中态度是严格的：不准义和团到北京城里来“捣乱”。她十分明白乡下的农民们如果大规模进城，帝国的都城将会是什么样子。义和团的农民们是要杀洋人的，北京城里的洋人几乎都是外交人员，如果真的动了手，势必造成国际关系的大混乱。
义和团们刚一到达北京各个城门外，九门提督就立即命令关上城门。北京城里一时人人心慌意乱，城门上的士兵严阵以待，而城外的农民把城门砸得震天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