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帝国军民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装备上以及后勤保障上，都远远地优于使馆区内的外国官兵，但是，1900年夏天发生在帝国东交民巷的战斗最后依旧是以帝国军队的进攻无效而告终。
这是一个千古之谜。
有史料为此寻找的理由是：使馆区内的洋人们筑街垒的时候，使用了一种叫做“塞门德士”的东西，“初时柔软如泥，顷刻坚硬如铁”，帝国军队的炮弹子弹后来都被这种东西阻挡了。很久以后，中国人才知道，所谓“塞门德士”，就是今天的水泥——即使当时的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水泥，认定是这种东西导致了帝国军队的失败恐怕也是牵强的。
还是慈禧太后说的话值得玩味。她说，区区几个使馆，哪有打不下来的道理？
又有不少史料列举了大量事实明确无误地说，使馆区之所以打不下来，是帝国政府在暗中“保护使馆”。帝国政府采取的是“明攻暗保”的政策。
既然帝国政府觉得外国使馆需要“保护”，为什么要“暗中”？甚至还要配合“明攻”？
这一切，只有那几个掌握着帝国最高权柄的官员们才能说得明白。
对使馆区的进攻正在进行的时候，突然，一个帝国的高级官员亲自押送来一大车西瓜水果，车上插着皇家的明黄色的旗子，看见这样的标志，任何中国人都得让路：太后恩典，赏洋人们消暑果品。
还是进攻正在进行的时候，突然，一个帝国的高级官员在一大群随从的簇拥下，来到使馆区战斗最激烈的北御河桥边，堂而皇之地树起一块木牌，上面写四个大字：保护使馆！
类似的情况在帝国军队进攻京城的外国使馆的六十天内时有发生。
世界上还有哪一场战斗像这场战斗一样如此古怪离奇？
但是，也许不断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出格了，连见怪不怪的帝国军民们都愣了：不是在“奉旨灭洋”么？满朝文武直到皇太后不是都说要把洋人们杀干净咱大清国就安生了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帝国的臣民看清楚了来到御河桥插“保护使馆”牌子的那位帝国官员，他就是京畿帝国军队的总节制、军机大臣荣禄。
史料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董福祥的甘军进攻使馆“数十日不下”时，端郡王载漪急火攻心，于是以“上谕”的名义命令“武卫中军”中一位叫做张怀芝的分统派“开花炮”助攻。所谓“开花炮”，是一种刚从德国进口的最新式大炮，威力巨大，据说这种大炮连德军官兵都没有见过，一颗弹丸重达几百斤，落地之后可以令“敌酋灰飞烟灭”。大炮架上了城头，射击的一切准备均已完毕，就等着一声令下了——“只要三两炮，各使馆就夷尸狼藉了。”
张怀芝，39岁，当年李鸿章委托英国将军戈登主办的中国第一所新式军校“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论军事技术，这个西方教员教出来的军官应该算是帝国军队里的精英人物。张怀芝当时的职务“分统”，相当于今天军队中的“旅长”，于是，他有权力按照中国官员的方式来处理一切事务。所有的人都在等着他发出“开炮”的口令，可他一直沉默不语。张怀芝在琢磨：炮一开，一切后果就得由他来承担了，要是帝国土地上的洋人们真的全部被灭光了，那也就罢了，他也许还是灭洋的功臣呢。但是，这个新式军校的毕业生究竟和一般人的思维不大一样，他认为帝国此刻的“灭洋”行为无论如何都有点儿不对劲儿，他对于这个行动的最终结局实在没有把握——如果洋人们没被灭绝还杀回来了，那自己不成了罪魁了么？于是，张怀芝命令“暂缓发炮”，他独自一人走下了城墙，径直跑进他的顶头上司荣禄家。他让荣禄给他写一道发炮的命令。荣禄支支吾吾，东拉西扯，就是不给他这个白纸黑字。两个人话中藏话，互设圈套，绕来绕去，反反复复，最后僵持起来。一个无论如何也不写这样的命令，一个没有一纸命令就死乞白赖赖在荣府里不走了。茶凉了再上，话尽了再找，最后，被纠缠得实在没有办法的荣禄眯起眼睛看着张怀芝，含含糊糊说了这样一句话：“横竖炮声一响，里边（皇宫）是听得见的。”（李岳瑞著《春冰室野乘》，《庚子拳乱轶闻》条。）仅仅愣了一瞬的张怀芝，立即明白了，告辞而出。
此故事散见于各种正史野史，其内容惊人的相似，可见虚不到哪里去。
于是，荣禄的那句话就成了那个非常时期帝国权倾一方的重臣的一句“名言”。“名言”妙在听上去模棱两可又点到了实质：荣禄没有说不准开炮，也没有下令开炮，他只是说大炮射击之后所发出的声音——涉及声学方面的问题——只要皇宫里的太后能够听见就是全部了。
张怀芝后来官运亨通，官至安徽巡抚。即使帝国灭亡到了民国，他依旧做到山东督军，还在徐世昌政府内当过参谋总长，在官场上可谓“常胜”将军。荣禄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对他说的那句“名言”想必是令他终身受用了。
从荣府出来，张怀芝飞快登上城墙，他说大炮的“炮位不准”，命令重新测定方位。于是，在他的亲自测定下，大炮精确地瞄准了使馆区内一块无人的空地，然后重炮齐发。用帝国的银子买来的地道的进口炮弹果然威力强大，一时间整个东交民巷地动山摇——如此猛烈的炮火轰击整整持续了一夜。
在战斗的最后时刻，“洋兵死者寥寥，而匪徒骸骼狼藉，遍于东交民巷口。”（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中国军民动辄死伤无数，而帝国军队万炮齐发，即使概略瞄准，狭小的使馆区也定会出现大量死伤，而竟然“死者寥寥”——如果不是帝国军队的大炮都被指挥官们重新测定过了，出现这种“奇迹”几乎无法解释。
关于帝国军队大炮的故事，还有一种说法，其造成的后果更可恶。陈燮龙《梦蕉亭杂记》：
董福祥围攻使馆，相持日久。一日，端邸忽矫传旨意，命荣文忠公（荣禄）以红衣大将军进攻。红衣大将军者，为头等炮位，国朝初入关时，特用以攻取齐化门者，嗣后并不恒用，弃藏至今。炮身量极重大，非先期建筑炮架不适于用。以地势言，此项炮架，须建立于东安门内东城根，城外即御河桥，桥南西岸，迤数十步即英使馆。统计由城根至使馆不及半里，各个公使参随各员并妇孺等均藏身于使馆内。该馆屋宇连云，鳞次栉比，倘以巨炮连轰数次，断无不摧陷之理，不知该邸何以出此种政策。此炮放出，声闻数里，宫中亦必听闻，亦断不能演而不放，文忠心颇忧之。继得一策：以炮弹准否全在表尺，表尺加高一分，炮位放出必高出一尺之外。密嘱炮手，准表尺所定部位略加高二三分，轰然发出，势若雷奔电掣，已超过该馆屋脊视线，出前门，直达草厂十条胡同，山西票商百川，通屋顶穿成巨窟。该商等十数家环居左近，一时大惊，纷纷始议迁移。越日，收拾银钱账据，全数迁往贯市暂住。（陈燮龙：《梦蕉亭杂记》卷一。）
改变炮位表尺，故意把炮弹打在洋人院子里的空地上，也就罢了。但是，帝国军队的炮手居然把本来瞄准洋人的炮口，转而瞄向了中国居民并且真的开了炮，中国百姓纷纷倒在20世纪初中华帝国这片世界上最荒唐的土地上。帝国大炮的故事后来在使馆内的洋人们的回忆中得以证实：幸中兵不明算法，长短远近，酌量不准，每从城墙穿过，至城外始落。（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纪略》。）
后来，在进入联军开列的“必须惩办”的帝国高官大员的长长的名单中，没有荣禄的名字，尽管从职务上讲，他是指挥帝国正规军进攻使馆的总指挥。
使馆区的战斗进行到后期，洋人们反而不那么紧张了，这一点外国报纸的报道从另一个方面给予了证实：使馆内的洋人们不但“衣食不缺”，在恐惧中度过了几天之后，他们好像不那么特别害怕了，而且还把枪杀义和团民、中国百姓和中国军人当做“狩猎一样的消遣”。1901年1月2日的《纽约太阳报》发表过一篇“访问录”，里面记载了当时在使馆区内的一对洋人夫妇的“狩猎成果”：这对叫做Afchamot的夫妇在使馆被围困时，用来复枪一共射杀义和团民约700人，其中，太太创造的记录是在一天之内射杀17人，而她的先生创造的记录是一天之内射杀了54人！
英国人姆威尔在其所著的《庚子使馆被围记》一书中坦白地承认，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中国方面“忽起决心，以千人齐力冲来，则扫去予等之防御，如扫落叶之易耳。”对于这样的情况最终没有发生的原因，他说：“当时中国之政府，意见不一，其主持和平者，当事务决裂之后，犹暗中竭力挽回，以施拖延之政策，减轻其事之结果。”
所谓“主持和平者”，即指政府中反对武力对待洋人和主张围剿义和团的一部分官员。而主战派，是指以端郡王为首的支持义和团杀灭洋人的一部分官员。作为掌握帝国最高权力的慈禧，却始终在两派官员的观点之间摇摆不定。慈禧并不是不懂得什么国际准则，或者是她对洋人们有特别的怜悯之心，更或者，是她有更高明的政治见解和手腕，虽然所有攻击的命令都来源于她，所有妥协的命令也来源于她，而她真正的用意不在灭洋人，仅借此以胁洋人就范，承认其废立之事而已——即使整个帝国的局势恶化到如此程度，慈禧的所有决策依然以其“家事”利益为最高准则，她就是要不惜一切废掉让她不顺心的皇帝光绪。
呐喊，鲜血，人头，尸体，炮火，废墟……
说到底，还是“我们家”里的那点儿事。
4、有异味的名单
至此，有必要开列一张上一个世纪之交大清帝国政府“大家庭”的主要官员的名单：
最高权力人物——
慈禧皇太后：按照帝国的皇权制度，皇帝应该是权力的核心和巅峰，但是由于历史和“家事”的原因，1860年咸丰皇帝死后，经由年轻的贵妃慈禧发动“辛酉政变”，1861年载淳即位，太后慈禧听政，以至数十年来，这个女人一直是大清帝国实际上的权力核心。
光绪皇帝载湉：中华帝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政治傀儡，千百年来一个最伤感的中国男人。
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的军机大臣——
世铎：满族，军机处“领班”。末代世袭礼亲王，祖上曾为正红旗旗主。一个没有主见的、息事宁人的温和老贵族。
荣禄：满族，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武卫五军总节制。一个擅长官场权术的极其狡猾的官僚，京畿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慈禧的心腹大臣之一。
王文韶：汉族，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一个久在官场最高阶层起伏的老官僚，学问渊博，狡猾圆熟。最大的特点是对什么都不负责任。
刚毅：满族，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一个平庸鲁莽但自以为聪明的官员。积极支持废帝，支持义和团。病死于跟随慈禧的逃亡途中。
启秀：满族，军机大臣，礼部尚书。支持义和团的主要官员。最后被洋人们处死。
赵舒翘：汉族，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廉能明敏”。慈禧政策的积极执行者。最后被列入洋人们要求“惩办”的帝国官员名单，自杀。
京畿卫队系统——
载勋：满族，世袭庄亲王。窥视皇权的载家兄弟之一。步兵营统领。掌管京城九门，统帅八旗步兵，最后被列入洋人们要求“惩办”的帝国官员名单，自杀。
载漪：满族，世袭端郡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总管大臣，虎神营总兵。一个不学无术但野心极大的贵族。大阿哥之父。最后被流放西北。
载澜：满族，世袭辅国公。载家兄弟之一。神机营总兵。
北方正规军系统——
荣禄：武卫五军总节制，兼驻扎北京南郊的德式训练和装备的武卫中军总统。
聂士成：汉族。日式训练和装备的武卫前军统领，驻扎天津。死于与外国联军的交战中，被称之为民族英雄。
董福祥：回族。由甘肃地方军队改编而成的武卫后军统领。北京局势混乱后，带领甘军进驻北京城内，是攻打使馆区的主力部队。
宋庆：汉族。由毅军改编而成的武卫左军统领。驻扎山海关。
袁世凯：汉族。由德式训练和装备的天津“小站新军”组成的武卫右军统领，驻扎在山东境内。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载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管。
奕?：满族，世袭庆亲王。稍微懂得点儿外交事务，思维较为清醒的老贵族。1901年帝国与洋人“议和”的主要代表。
启秀：满族，军机大臣，礼部尚书，载漪上任后跟随进入总理衙门。
溥兴：满族，“溥”字辈中的一个宗室贵族子弟，跟随载漪入总理衙门。
那桐：满族，曾任侍郎。跟随载漪入总理衙门。
桂春：满族，三品京堂，总署行走。
裕庚：满族，曾任太仆寺少卿。
崇礼：满族，协办大学士。
廖寿恒：汉族，原礼部尚书，军机处行走。
赵舒翘：汉族，军机大臣，刑部尚书。
吴廷芬：汉族，曾任户部右侍郎。
联元：满族，内阁学士。光绪的崇拜者和拥戴者，被慈禧所杀。
袁昶：满族，光禄寺卿，坚决主张围剿义和团的官员之一，被慈禧所杀。
徐用仪：汉族，兵部尚书。观点和袁昶相似，被慈禧所杀。
许景澄：曾任帝国驻俄、德等国公使，观点和袁昶、徐用仪近似，被慈禧所杀。
帝国各省军政首脑——
裕禄：满族，贵族出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平庸圆滑，官运亨通。对局势的判断始终没有自己的见解和明确的表态。在联军进攻前，是负责帝国都城安全的最主要将领，当兵败如山倒时，自杀于战场。
毓贤：旗籍。山西巡抚。主张用极端手段灭洋的主要官员。据说为官廉洁。最后在洋人们的要求下被帝国政府处决。
端方：满族，陕西巡抚。慈禧逃亡时的主要护驾官员。
寿山：满族，黑龙江将军。一直在俄国军队的压力之下艰难地周旋的军事将领，最终因为抗俄不力而自杀。
增祺：满族，盛京将军，驻奉天，曾经招抚过张作霖。
袁世凯：山东巡抚。
刘坤一：汉族，两江总督，南洋大臣。驻南京。中国近代史上南方著名的开明官员，拒绝执行灭洋指令的帝国高级大员之一。
张之洞：汉族，湖广总督，驻武昌。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洋务派代表之一，拒绝执行灭洋指令的帝国高级大员之一。
李鸿章：汉族，两广总督。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洋务派首脑，拒绝执行灭洋指令的帝国高级大员之一。1901年帝国与外国联军“议和”的主要谈判代表。
许应■：汉族，闽浙总督，驻福州。拒绝执行灭洋指令的帝国高级大员之一。
王之春：汉族，安徽总督，驻安庆。拒绝执行灭洋指令的帝国高级大员之一。
余联沅：汉族，浙江总督，驻杭州。拒绝执行灭洋指令的帝国高级大员之一。
松寿：满族，江苏总督，驻苏州。拒绝执行灭洋指令的帝国高级大员之一。
大清帝国的前叶，帝国政府权力的最高机构不是军机处而是内阁。内阁由四名内阁大学士和两名协办大学士组成，名额分配是满汉各半。大学士被称为“百僚之长”，地位相当于“宰相”，于是，凡是当上“大学士”的官员，也被称之为“入相”或者“相国”，官阶为正一品，是帝国官员在官场所能登上的最高职位。大学士制度是清帝国沿用了明代的惯例，只不过明代的“大学士”官阶仅五品，而清大大提高了“大学士”的地位和作用。满族官员“入相”，是根据家族渊源和政治上的受宠程度；汉族官员“入相”，则必须经过科举考试，并且得到进士出身。因此，雍正以前的大清帝国政府权力的最高机构可以算是一个文官政府。
到了雍正年间，帝国的边疆战事频繁，以至于皇帝都要亲自率部出征作战，而随皇帝出征的军事“参谋部”便成为处理各种政治和军事事务的最高机构，叫做“行宫军机处”。打仗的时候生活艰苦，军机大臣们常常趴在帐篷里的地上起草各种文书，工作效率颇高，皇帝立即感觉到这个机构比和平时期办事拖拉的内阁好用多了，所以，仗打完时，皇帝依旧保留了军机处来协助处理国家的政治和军事的重要事务。从功能上讲，军机处虽然职能和原来的政府内阁职能相重叠，但是地位却依旧和战时一样，结果，军机处把内阁完全架空了。从大清的中叶开始，帝国的政府内阁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摆设，内阁大学士也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虚衔——“俨若闲曹，官尊而权轻。”只是，究竟地位是官职的极品，于是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入军机者不是大学士——“有相之权而无相之位”；是大学士者不是军机——“有相之位而无相之权”。只有两者兼得者，才是帝国真正的“宰相”，才算是达到了做官的极顶。
军机处是帝国一切军令、政令的决策和发布机构。可以说，帝国军机大臣的政治素质如何，直接决定着整个帝国的衰荣。
1900年的帝国军机处是大清国数百年历史上最昏庸、最荒唐、最混乱的政府机构。那时军机处共有六名军机大臣。“庚子国变”之后，六军机中竟然有三个在外来势力的胁迫之下被帝国政府自己下令处死，这在帝国数百年的历史上史无前例。
帝国的军机处的办公地点通常为三处，即紫禁城隆宗门内、内右门之外的一排平房，即使按照当时的眼光来看，帝国的这个最高权力机构也过于寒酸简陋了。第二处是当皇帝和太后在颐和园的时候的随行办公地点，也同样简陋。第三处是在中南海东，这倒是一个风景绝佳的好去处。据说皇帝特赐军机大臣在此上班的时候，可以在中南海内乘船——“羡杀词臣与枢密，独邀天宠许乘船。”军机大臣所受到的“特许”还不止乘船一项。皇帝和太后召见的时候，他们还可以享受“赐座”，这可不是一般的恩赐，因为除了军机大臣，任何官员，不管官位多高，年龄多大，受到召见的时候都得跪着。
帝国的六军机有严格的排列顺序，标志着权力的大小和地位的尊卑。礼亲王是军机首领，往下排列的顺序是：荣禄、王文韶、刚毅、启秀和赵舒翘。这个顺序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乱不得，连每天“上班”时进“办公室”时也要如此。如果礼亲王“上班”了，他肯定是走在最前面的一个，手里拿着决定帝国命运的最重要的奏章和批件，而走在最后面的军机大臣，在礼亲王快要走到门口的时候，需要以最敏捷的速度跑上几步，为各位大臣掀起门帘，因此，排名最后的那位军机大臣，又叫做“挑帘子军机”。
礼亲王是军机处的首领大臣，但是一生碌碌无为，他官位至此，仅仅靠的是皇亲国戚的资历，他本人没有任何政治才能和勇气，在帝国的政治棋盘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于是，排列第二的荣禄就当然取而代之了。荣禄是慈禧的心腹大臣，在帝国的那一段岁月里，没有哪一个大臣能够得到像荣禄一样的宠信，他的一举一动几乎就是帝国政治的晴雨表。王文韶是汉族大臣，汉大臣从帝国开国时起，就处在低满人一等的地位，向来是要看着满族贵族们的脸色行事的，鲜有敢于直述己见的时候。王文韶人称“油浸枇杷核”——滑头滑脑。他办事的惟一原则是“多磕头，少说话”。排列第四的刚毅可不是个省油的灯，这个满族大臣刚愎自用，目中无人，和载漪串通一气，在满族贵族中有相当的势力，这就使他不可避免地与荣禄成为一对政治上互相倾轧的对手。启秀靠的是巴结大阿哥的师傅、帝国的道学家徐桐起家的，其立场自然别无选择地和载家兄弟站在一起。赵舒翘年轻一些，为官也“素有清名”，但是他之所以能当上军机大臣，靠的是满族大臣刚毅的推荐，自然要看刚毅的观点而行事，面对重大的决策，谈不上自己有什么见解，是个名副其实的“挑帘子军机”。
应该说，1900年的大清军机处，能够左右帝国局势的，只有荣禄和刚毅两个人。
荣禄，时年64岁，满洲正白旗人，瓜尔佳氏，字仲华。荫生出身。蒙其父亲的资历，曾被恩赏六品主事。后来当上了户部侍郎兼内务府大臣，掌管着皇家仓库的钥匙，又升迁为工部尚书兼步军统领，这下，连紫禁城大门的钥匙也归他管了。年轻的时候，他的风流韵事的传闻特别多，其中最特别的是有关年轻的他和同样年轻的慈禧之间的桃色逸闻，这些公子多情美人有意的浪漫故事不但在中国野史中被描绘得有根有据有来有往，连西方人写的帝国故事中也说得眉目清晰。但如果考证一下荣禄和慈禧各自的身世，就不难看出这些故事中的虚妄成分。只是，不管传闻如何，荣禄和慈禧太后的关系都非同一般。康有为发动“戊戌变法”之后，所有的人都对“康有为”三个字忌讳莫深，只有荣禄一个人敢拿这个话题在慈禧面前开玩笑。荣禄说：老佛爷，奴才可是个康党！慈禧就说：不错。可康有为是个奸臣，竟然辜负了你提拔他的好意，想让那个袁世凯杀了你！说完两个人都笑，“都觉得很好玩”。政治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东西，稍不留神，就会把身家姓命玩进去。年轻时的荣禄是吃过这个亏的。
当年刚刚当上工部尚书的荣禄仗着年轻气盛，想把军机处里满腹经纶的汉大臣沈桂芳弄出北京。荣禄还不知道虽为汉臣，但沈桂芳置身朝廷多年，即使树不参天根也必深。翁同龢看出了荣禄的野心，串通朝中的老臣重僚，将荣禄处心积虑要使沈桂芳去的“位置”让荣禄去了。荣禄被弄出了北京，到西安当了近20年的“西安将军”。这是他一生政治生涯中的最大挫折，也是他得以成熟起来的重要契机。20年的冷落和失意，荣禄从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直到一个被西北风沙吹得如同干瘪的皮囊一样的老人，他真正知道了什么是险恶的官场和为官的要诀。直到甲午战争之后，北洋水师基本覆灭，帝国需要军事人才，在恭亲王的推荐下，荣禄才得以重新回到北京，当上了他20年之前就已经当过了的步军统领。随后，帝、后矛盾激化，他把宝果断地押在了太后一边，很快就得到了慈禧的重视。1898年，他已经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了，这个位置是帝国封疆大臣中最显赫的。“戊戌变法”中，他紧握兵权的忠贞不贰，为慈禧立下了天功，于是得以进入军机处，开始了他在慈禧身边施展独特的政治才能的时期。
所谓独特的政治才能，根据所有历史资料所描绘的所有关于荣禄的事件，似乎两个字就可以囊括这位影响了帝国历史的重臣的“独特”才能，那就是：沉默。历史遗留下来了清晰地显现着这个老官僚面孔的照片：瘦而枯槁，眼睛肿着，永远不会让人看清他的目光所指。这是一张成熟的政客的面孔，冷漠而镇静，绝不表露任何一种表情。在超人的沉默中，荣禄能够悄然洞察到政治局势的细微变化以及政治对手的内心秘密，从而极其迅速地对局势做出自己独特的判断。当风传慈禧决定把光绪皇帝废除的时候，所有的帝国大臣都对此事的真伪感到茫然和恐惧，而从慈禧的嘴里，大臣们仅仅听见这样一句话：去问荣禄。可是，荣禄成天待在家里，既不出门，也不见客。直到最后的时刻，当洋人们对慈禧废帝明确表示了极大不满的时候，荣禄才在深夜跑到颐和园“跪见”慈禧。这位60岁的老人说哭就哭，他直言不讳地说出“立储”的建议。虽然这个建议违反帝国“祖制”，是大逆不道的，但是，荣禄已经看准了慈禧的心思，既然敢说，就有把握。果然，慈禧“采用”了他的建议，由此他在帝国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已经不可撼动了。荣禄在主张利用义和团达到慈禧的政治目的上、在默许义和团进入北京城的问题上、在命令帝国军队进攻使馆区的问题上，都是最核心的决策者。但是在表面上，他却是一副“观望派”和“反对派”的面孔，况且，他在局势最危机的时候对那个名叫张怀芝的分统说出过一举定成败的“名言”，这使他在“庚子事变”之后，作为帝国最高决策机构实际上的首脑，居然没有被洋人们列在“惩办”的名单之内。
与荣禄相比，同是军机大臣的刚毅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不是荣禄的对手。
中国的野史中，关于刚毅的奇闻逸事很多，大都是一副小丑的滑稽面孔，使用的词汇多是“贪婪”、“狡诈”、“卑劣”。但是，作为一个官员，他之所以能够爬上帝国统治集团的高位，绝不是一个“狡诈”所能了断的。
刚毅，满洲镶蓝旗人，原来不过是个熟谙满族文字的翻译生员，考取笔帖式，在刑部任职，干的是处理一般文案的工作，这个工作决定了他对官场手段无法迅速熟悉。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无能。当举国关注的那桩“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公案终于闹到了北京的时候，刚毅聪明地摸准了慈禧的心思。他看到慈禧已经对南方某些官员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有功而有点不听话的举动有所感觉了。于是，时任刑部侍郎的他本可以“维持原判”，但他一反常态，大刀阔斧，孤注一掷，持平判决——他对“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断案结果把一大批南方官员牵扯了进去，他们在这桩“小小”的民案中因为层层受贿层层包庇而身陷其中——刚毅借一桩百姓民案为慈禧灭除了心腹之患，仅此一事，慈禧不记住他的名字才怪。很快，他先升郎中，再由京官外放，一放就是又美又肥的广东惠潮嘉道，又迁江西按察使，又迁广东布政使，又迁山西巡抚，步步高升，仅仅六年，就从一个刑部员外郎升至二品巡抚，升官的速度一时无两。有史料说他用新银元给慈禧行贿，说他从南方做官到回京任职时，搜刮的民财装了上千箱子，“此中皆累累黄白物也。”但是，还有的史料说他为官“清廉”，因为他死后在他的家里竟然没有发现什么财产，家人甚至要挨饿了。同时，他还是帝国官员中少有的不吸鸦片烟的人，这一点说“难能可贵”绝不为过。他肯定有某种特殊的“才能”或者“特点”，才会得到慈禧的信任和喜欢，不然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如此官运亨通。刚毅从广东巡抚的位置上调回北京任礼部侍郎，入军机，成为朝廷重臣。然后又当上尚书、协办大学士，只差一点就赶上荣禄了。
不少史家都认为，慈禧作为“一介女流”，载漪作为纨绔子弟，他们在对待义和团和洋人的问题上做出愚蠢的举动“情有可原”，但是，刚毅作为军机大臣，为何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不为国家利益着想？其实，这是高估了刚毅的“政治水准”。极端迷信义和团神权思想的人在帝国的大员中何止刚毅一个，不是连帝国最有“学问”的大学士徐桐、“贤吏”毓贤在这个问题上也持一样的观点么？刚毅是官员，官员自有为官之道。刚毅为了和荣禄争功较劲，公开呼吁把光绪皇帝废除，直接让载漪的儿子当皇帝。为了网罗党羽和削弱荣禄在慈禧面前的势力，他极力主张让载漪当帝国的总理各国事务总管。他和载漪一拍即合，成为1900年间大清帝国官场上结党营私的典范。
1900年，即将面临巨大政治危机的中华帝国，就是在这样一个最高权力机构的掌管决策下一步步地走向灾难的。
军机处首领礼亲王根本不“上班”，军机处的平房实际上成了刚毅和荣禄这两个权势最盛的满族军机勾心斗角的场所。荣禄依慈禧的威力而自傲，刚毅挟载漪的前景而自骄，二人势均力敌，各不相让，使得军机处在对国家政局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其他各位军机总是要在这两个人勾心斗角、话中有话的气氛中来回揣摩。
当时，刚毅正在闹“职称”问题，因为他仅仅是协办大学士，是个“副宰相”，属于“有相权而无相位”的军机。帝国的大学士名额是固定的，满汉各二，当时的两个满族大学士为荣禄和昆冈，两个汉族大学士为徐桐和李鸿章。而荣禄是正宗的“文渊阁大学士”，即“有相权又有相位”的正宗军机，而且是帝国军机大臣中惟一的正宗。论当军机大臣的资历，刚毅比荣禄要早四年多，因此他心里总是不服气。大学士的替补，要到一个大学士死了以后才有机会，刚毅看到荣禄和昆冈都还很结实，根本没有突然死亡的可能，因此心里总是十分不畅。他和荣禄之间不存在关于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他们的冲突纯粹属于“私仇”——最可怕的是，帝国官员之间的“私仇”往往是处理国家事务时的思考参照。刚毅和荣禄只要有机会给对方一击，就绝不会错过；即使没有机会，他们也会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有一天，刚毅和荣禄同在军机处，刚毅摔摔打打骂骂咧咧地发泄不满，荣禄故意问他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刚毅满不在乎地说：“公与昆晓峰各占一正揆缺，我何时得补正揆？想及此，是以怏怏。”荣禄皮笑肉不笑地回答：“何不用毒药将我与晓峰毒毙？”刚毅勃然大怒，他告诉荣大人：不是没有这一天！
1900年夏天，那些倒在北京城大街小巷里的帝国的臣民们，有谁会知道掌握着帝国命运的军机处其实就犹如帝国乡村中张长李短的土炕头——生民就是这样如同草芥了。
没有适当的理由来解释，中国北方的一个人口仅仅百万，1599年才有自己的文字，1601年因为开始实行八旗兵制才把部落间尚不十分紧凑的同盟相对地组织起来的游牧民族，怎么会在1644年仿佛是一夜之间便赢得了主宰广袤的中华国土的权力，开始治理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数亿的人口和无边的田地的庞大的帝国。一个不知是野史影响了正史，还是正史影响了野史的解释是：1644年春天，一个叫做吴三桂的明代将军，因为一个爱妾的丢失而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吴将军打开了踞守中原的山海关的大门，结果影响了数亿中国人今后几个世纪的命运。
1900年，满族人已经有效地统治和治理这片辽阔的国土达二百多年了，至光绪已是第10代皇帝。
满族人在统一中华全境之后，为了巩固政权，皇帝勤奋努力，官员齐心合力。大清中叶以前的某段时期，尤其是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的百年间，满族人治理的这个帝国曾经达到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高峰，中华帝国一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庶最强大的国家，其疆土辽阔，国防稳固，经济繁荣，政治靖和，人称“康乾盛世”。
但是，在人类发展史上，任何一个种族的国家，只要是帝王专制的政权，几乎没有异样地会演奏出创业、发达、衰败三部曲，如同某种自然规律一样不可抗拒。
大清帝国政权的衰败是从乾隆中叶，即帝国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开始显露的。太平盛世，丰衣足食，享乐之风渐起，直至奢华日盛。乾隆皇帝七次下江南，皇家船队奢侈到了倾尽人间想像所能及的富丽堂皇，皇帝所到之处眼前无不是地方官员进献来的人间宝物，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前途”开始了“行政”搜刮，泱泱帝国终于裂开了它走向腐烂的第一道缝隙。到了光绪年间，效率低下、贪污成风、奢侈腐化等官场上的一切丑陋行为已经成为帝国官场的风俗，所有的帝国官员都公开而自然地向世人袒露着最丑陋最肮脏的官场游戏规则：官可价得，政可贿成。——这是一部中国历史中最黑暗最肮脏的部分。历史的明鉴是：每当一个政权的官职演化成一种彻头彻尾的商品的时候，这个政权就不可避免地开始危险了。大清帝国的官职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商品，是因为无论官职大小，帝国的官员们“无官不贪”。光绪年间的帝国官职根据大小都有明码实价，“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如果是“一任贪知府”呢？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后回广东原籍时，其随带的财物之多成为当时整个帝国最轰动的新闻。有人站在码头上数他的行李，七百多名搬运工日夜搬运，搬了整整10天。慈禧太后应该是帝国最大的“官”了，《清稗类钞》中曾有记载说，慈禧早在甲午战争以前，就有“私蓄”折英国币制1500万英镑。这些“私蓄”在联军占领北京她仓皇逃亡的时候，被埋藏在了紫禁城里的地下。1901年她回京之后，发现所藏的金钱已被盗走了一部分，剩下的大约还合900多万英镑。但是，没过两年，她的“私蓄”猛然增至合2500万英镑。按照当时的货币兑换汇率换算，约为中国白银8000万两以上。如此巨大的款项从何而来？来自官职的买卖。任何一个官职的空缺都是交易的机会。而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人就可以是官职的最大囤积商和出售商——“慈禧卖各种肥缺，以为常事。”况且，帝国的海关监督、税官监督、织造、盐政等公认的“肥缺”都属于她的私人财产而一直“悬价而卖”。慈禧卖的全是巡抚、督军以上的大官，她的大管家李莲英是这些买卖的“中间商”。各省巡抚的职位是最值钱的，即使经过李莲英的中间折扣，到慈禧手里的依旧不是一个小数目。
卖官的风气传到各大臣和满族贵族时，暗中的交易就更加难以描述。光绪的父亲醇亲王、庆亲王奕?等都是帝国最著名的受贿者，这些掌握着国家重要权力的亲王们生活糜烂的程度令世人不可想像——“花银像流水一样”，而银子的来源谁都明白。庆亲王奕?知道他之所以能够“有官可卖”依靠的是谁，于是对慈禧的贿赂手段无以复加。胡恩敬《国闻备乘》中记载道：
麻雀之风，起自宁波沿海一带，后渐染于各省。孝钦（慈禧）晚年，亦好此戏。奕?谴两女入侍，日挟数千金与博，辄佯负，往往空手而归。内监宫婢，各有赏犒，每月非数万金不足供挥霍。又自西巡以后，贡献之风日盛，奕?所献尤多。孝钦亦颇谅之，尝语人曰：奕?死要钱，实负我。我不难去奕?，但奕?即去，宗室中又谁可用者？？盖奕?贪婪之名，上下皆直言不讳，言路以次参之，宜孝钦付之一笑也。然孝钦即知其弊，不急罢贡献，犹纵两格格入宫，以博弈戏为事，则未免累于嗜好矣。（胡思敬：《国闻备乘》。）
明明知道有不少揭发于国于民都责任重大的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贪污受贿的奏折，而且慈禧也知道他“实负我”——注意，慈禧的“负我”，实际上是误国，这是帝国最高权力的掌握者混淆“国事”和“家事”的习惯用语。但是慈禧就是不处理。她的借口是，在宗室中找不出可以替代他的人。然后她把贪污、受贿以及“负我”的事“付之一笑”。然而，在史料的深处，藏着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如果还留着他，慈禧每天可以得到不少钱。奕?的手段即使今天看来也并不新鲜，那就是派人陪着慈禧打麻将，现金筹码，但玩得很大，并且故意输钱——“每日输千金”。陪同的人输给慈禧的钱越多，奕?付给负责陪玩的人的工钱越多——慈禧干吗要自断财路呢？
大清帝国中下层官员的正常俸禄可能是当时全世界各国官员中最低的。光绪年间，官员的俸禄为：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九品33两。而且就是这点儿官饷也常常因为帝国“财政紧张”而八折发放。也就是说，官职低下但是直接管理百姓的“县太爷”，月俸仅剩了三四十两银子。饷银不够用，不靠“外快”靠什么？于是帝国官场就有了明确的“陋规钱”的制度：凡是想当官的，可以拿钱买，叫做“捐官”。办理“捐官”手续时，要根据官职的大小交一笔钱，这笔钱最后按月结算分给有关的官员。咸丰之后，这种收入竟然成为帝国官员的主要收入。即使是最下层的京官，这种收入每月也在几十两之数，一年就有数百两。
同时，只要是当官的，每年还有不算受贿的额外收入，即下级官员送上的礼。由于这是帝国的一种“制度”，于是就有“冰敬”、“炭敬”、“别敬”等文雅含蓄的名目。所谓“冰敬”，是夏天送的钱，好像是“降温费”，在巡抚、督军和军机们之间通行。“炭敬”，是冬天送的钱，好像是“取暖费”。帝国最流行的是“别敬”，即一个官员得到升迁时送给有关官员的“感谢费”。这种“感谢费”的价码根据官职大小和“感情”薄厚而定，少则十两八两，多则上千数万。一位曾经从帝国都城普通衙门升迁到四川省当官的官员在自己的笔记中记载了他临行时送的“别敬”数目是白银1.5万两。而另一位到陕西任粮道的官员的“别敬”达到了1.7万两。自己的巨款迫不得已给了别人，那么他们只有在其任上迅速地将“本”“赚”回来，当然赚的肯定还有“本”以外的“利”，因为比他们更小的官员在升迁的时候也会给他们送“别敬”。
帝国的官员没有一个是“穷官”，但是，整个帝国内，没有一个官员不叫唤自己“穷”的。就连王公们也时时要表露出自己就快“山穷水尽”了。这是帝国在19世纪末的又一种黑暗：声明自己“穷”，无不是索贿的一种暗示——帝国末期官员们有多少钱也觉得不够花的原因之一就是生活糜烂。
清末，中国有了一句几乎无人不知的话，而且流传甚久：天下越乱，国人越吃。
官员们狂吃不止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政权即将崩溃的时候。
帝国的官员们向来是“连吃带玩”的。那时的国人都爱“听戏”：“晚近士大夫习于声色，群以酒食征逐为乐，而京师尤甚，有好事者赋诗以记之曰：‘六街如砥电灯红，彻夜轮蹄西复东；天乐听完听庆乐，惠丰吃罢吃同丰。街头尽是郎员主，谈助无非白发中。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徐珂：《清稗类钞》。）所谓“天乐”、“庆乐”为戏园子，“惠丰、同丰”是饭馆，而“胡同”指的则是妓院。官员们为了应酬吃喝整日奔忙，往往一个晚上同时在几个大饭庄或者张府李府之间来回“赶场”。“大宴会无月无之，小应酬无日无之”，杯碗罗列，山珍海味，划拳行令，一醉方休。震钧《天咫偶闻》记载：“今日一筵之费，至十金，一戏之费，至百金。”
官员们吃起来花样百出，不怕花银子。《汪穰卿笔记》中说：
京官四人为食鱼翅之盛会，其法一百六十金购上等鱼翅，复剔选再四而平铺于蒸笼，蒸之极烂，又以火腿四肘、鸡四只亦精选，火腿去爪、去滴油、去骨，鸡鸭去腹中物、去爪翼，煮极融化而漉其汁。则又以火腿、鸡、鸭各四，再以前汁煮之，并撤去其油，使其清腴，乃以蒸烂之鱼翅入之，味之鲜美盖平常所无。闻所费并各物及赏犒庖丁，人计之约用三百余金，是亦古今食谱中豪举矣。四人者为翰林林贻书、商部主事沈瑶庆、候选道陈某，其一人则不记矣。（汪康年：《汪穰卿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