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菜肴，不要说花多少银子，仅仅消耗的时间就很可观。当时帝国的政治局势每分每秒都在恶化，灾难同时每分每秒地在向帝国临近，而帝国的政府官员却能耐心地观看厨子们如此烦琐地制作一道菜，其心态令人吃惊。
更令人吃惊的事还有。尽管京城里已是一片混乱，但是戏园子里的剧却照演不误，官员们捧坤角的彩也照喝不误：“近日京师梨园，声价十倍，红氍毹上，清歌一曲，缠头辄费千金。”（《觉花寮杂记》，转引自《旧京人物与风情》，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63页。）帝国的时局越危机，官员们好像越开心。外国联军云集中国沿海，义和团云集北京城内，炮火连天，尸体遍地，帝国的官员们越发表示出对“艺术”的酷爱。为了更热闹些，他们每人交上几两银子——谓之“凑份子”，然后聚在一起摆酒席招妓女：“同年公会，官僚雅集，往往聚集数百金，供一朝挥霍，犹苦不足。”（震钧：《天咫偶闻》。）也许在炮声中，戏子们的歌唱和妓女们的媚笑，更有另外的一番风韵？
有人这样描绘帝国的官员：胖、好色、虚弱。
准确之极。
这样的官员，在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就用不着奇怪了。曾经当过赛金花丈夫的帝国大员洪钧是举国公认的欣赏美女的内行，但在国家外交上却是一个白痴。他奉命到中俄边境和俄方一起“勘测边界”，由于手上没有当地的地图，他竟然从俄国人那里买来一张，然后按照俄国人画好的地图“勘测边界”，其结果可想而知。另外一个帝国官员崇厚，奉命到俄国去谈判关于新疆伊犁的问题。俄国人发现，这个中华帝国政府派来的官员竟然连基本的外交知识和起码的地理知识都不具备，并且“他急于回国料理家务”，于是，在俄国人故意天花乱坠的一阵阿谀奉承之后，崇厚便稀里糊涂地在条约上签了字。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大笔一挥，不但中华帝国政府要毫无道理地支付给俄国人相当于500万卢布的“赔款”，而且竟然把特克斯河流域和重要的军事隘口木扎提山口全都“割让”给了俄国。朝廷知道后，急电崇厚，不许他在条约上签字，但是，朝廷的电报到达的时候，这位帝国官员不但已经签了字，而且“未经奉旨擅自回国”了。
“君以国为市，以民为醢。”——朝廷把国家当成了一个交易大市场，官员以挥霍民脂民膏为乐事。于是，最深切、最惨痛的灾难向危机中的帝国扑面而来了。
5、“与走私盐一样危险”的商品
一个叫做陈恒庆的帝国官员的家就在西什库教堂附近，在义和团围攻教堂的那些日子里，他“尝登墙观战，其见闻较切也”。他把他所看见的事情记载了下来，其中的古怪离奇叫人不知当信与否。
《归里清谭》：
义和拳及虎神营兵，日日围攻，予亲见之。闻教堂内教士、教民约三四百人，其兵械只有枪数十。义和拳挟煤油柴草，从外诵咒以焚其室，迄不能燃，于是谣言出矣，谓教民以女血涂其瓦，并取女血盛以盎，埋之地做镇物，故咒不能灵。大学士（误）启秀献策于端王、庄王曰：“此等义和拳，道术尚浅。五台山有老和尚，其道最深，宜飞檄请之。”乃专骑驰请，十日而至。启秀在军机处贺曰：“明日太平矣。”问其故，曰：“五台山大和尚至矣，教堂一毁，则天下大定。”闻者为之匿笑。和尚往庄王府邸，先选拳匪之精壮者数百，又选红灯照女子数十人。协同拣选者，大学士刚毅也。韶年女子，手携红巾，足著小红履，腰系红带，下垂及足，额有红抹，掩映粉黛，口诵神咒，蹀躞于府厅氍毹之上。乐部歌妓唱荡韵，舞长袖，不能比也。拣选事毕，庄王问大和尚何日可攻打教堂，和尚轮指以卜曰：“今日三点钟为最吉。”又问：“骑马乎？步行乎？”和尚闭目而言曰：“骑载勋（庄王）之马，备一大刀。”于是跨马挟刀率拳匪直入西安门，红灯照尾其后，刚毅亦以红布缠腰缠头，随之步行。西安门内有当店两座，早被拳匪抢掠一空，和尚暂坐其中，以待吉时。座前酒一壶，菜一盘，自斟自饮。刚毅及诸拳匪侍立于庭。将报三点钟，予在寓登壁而观，家人阻予曰：“枪弹飞来奈何？”予曰：“今日拼死观此一剧。”旋见和尚策马率领拳匪直扑教堂，指令纵火，教堂猝发数枪，正中和尚要害，坠于马下。拳匪大师兄居前者亦被弹而倒，后队大溃，数人拖一尸而奔。红灯照幼女有被践而死者，鞣花碎玉，殊可惜也。败北者一拥出西安门，刚毅立不能稳，足不能动，力抱门柱而立。一老阍人不知其为宰相也，曰：“你老先生如此年纪，亦学此道，何自苦也。”拳匪拖尸径奔庄王府，中道谓人曰“和尚暨大师兄暂睡耳，吾当以神咒醒之。”途人窃语曰：“恐长眠不起矣。”（《凌霄一士随笔》卷八第十七期。）
要不是白纸黑字的历史记载，这幅景象无论如何也不像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命运、政治前途和外交危机的真正的战斗。而这场滑稽戏中的主角却都是帝国政权中的重量级人物：帝国军机大臣启秀，帝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端郡王载漪，京城步军统领载勋，另外一位就是那位来自五台山的“法力”无边的大师了。
当启秀提出邀请大和尚前来破敌时，慈禧太后郑重批准并命启秀亲自处理这件事——整个帝国从上到下，在这一瞬间，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了一个和尚身上！除了那几个“匿笑”的官员之外，在这件绝顶荒唐的事件中，最认真、最严肃的是载漪和载勋两兄弟。这两个帝国的高级大员把“师傅”迎接到自己的府邸，“咸执弟子礼”，然后“赠如意锦缎”，再封“师傅”为“荡魔大国师”。当“师傅”出发“荡魔”的时候，载家兄弟脱下了“官衣”，换上了义和团农民们的打扮——“皆裹红巾，短衣执刀以从。”“战斗”的时候，他们“身先士卒”——这份勇敢和献身精神在帝国中可谓多年不见了——在“拳民”们夹道欢呼的一瞬间，他们也许还真感到了“为国赴汤蹈火”的荣光。
而更让义和团们感到放心的是，“我们的大和尚”不但和他们一样自称“关圣降神附其身”，“携青龙刀一柄骑赤兔马往攻”，更重要的是，大和尚的怀里还抱着“《春秋》一部”——与其说这位大和尚靠的是“法术”在战斗，不如说他依仗的是中国文化在“冲杀”——这完全符合中国人的心理，因为拼武器和实力咱不行，论文化全世界哪个能比？京城百姓的欢呼声随之震耳欲聋。这一下，教堂里那些心惊肉跳的洋人们禁不住探出头来，他们看见的情景令他们亦真亦幻：一个披着袈裟的老头骑在一匹红马上疯疯癫癫而来，如果说这是武装攻击，他手里提着一柄刀可以理解，可同时抱着一匣子书本是何目的？炮弹爆炸，子弹射来，披着袈裟的骑马老头瞬间被子弹击倒，“坠于马下”，伴随着大和尚进攻的嘈杂的呐喊声突然终止。天地间一下子寂静下来，无论是进攻的还是看热闹的中国人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就是到了这个时候，洋人们也许还没弄明白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陪同大和尚一起被洋人子弹打死的，还有一位义和团的大师兄，义和团的农民们拖着他们的尸体往回跑。在夕阳残照的胡同中，看热闹的北京人紧追不舍，一个劲儿地问：“这是怎么了？”义和团团员回答：“师傅睡了。”
最令人百感交集的莫过于帝国的农民们对于他们弟兄的战死的解释。一个“睡”字，悠远绵长，凄凉婉约，犹如杜诗汤曲中征夫怨妇的悲怆呻吟，情伤千古，令天地欲哭无泪。
无论是帝国的农民还是帝国的军队，在与洋人们的战斗中所持的信念是坚定的：这不是人与人的战斗，这是神与鬼的战斗。无论是教堂之战、使馆之战还是街头上的战斗，其模式几乎相同：洋人们开枪，中国人“作法”。“鬼”有枪弹，“神”有法术。一方是在现实中作战，一方是在幻觉中作战。因此，战斗的结局便是：一方在屠杀，一方在自杀。
“长安街奥国使馆看人凶猛，登时开快枪数百响，枪毙者数十人，良莠在内，玉石不分。”（《石涛山人见闻录》，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
“拳匪自言临阵时，密诵所传符咒能避枪炮。有诵声未绝，即中枪扑地死者。”（胡思敬：《驴背图》，载《义和团》。）
既然是“神”，帝国的农民们便固执地认为使用“咒语”便可以把洋人的枪“闭住”，但是，“洋兵来，众骇欲奔，大师兄曰，勿伤。各授一飘，令向洋兵而舞。洋兵举枪拟之，大师兄曰，进，则枪已闭矣。众进，枪发，无一得免者。”（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
一般来说，大多数中国人对生活的看法是物质主义的。中国人是不愿意轻易失去生命的，因为在中国人的思维里，那个被西方宗教所看好的“幸福而美丽的天堂”根本不存在。但是，崇尚物质主义的中国人却并不拒绝“远大的幻想”——“他们的脸色像圣徒一样闪烁着献身的精神”——义和团们的视死如归是确切的。但是，更确切的是，帝国的农民们根本不相信“神仙附体”的自己竟然能死。即使目睹了太多的死之后，他们依旧不愿意承认“神仙”的失灵。中国人对连自己都说不清的“神”有一种无法解释的坚信不疑。如果坚持要解释的话，只有这样的理由可能是一个出路：在中国人的性格深层里，有一个民族心理的惯性，即：可以承担牺牲，但不能接受失败，尤其是不能接受为失败而牺牲。
可是，无论是多么短暂的“睡”了，人还是死了，证实这一点并不需要多少现代科学知识：帝国6月的暑天里，死尸两天后就开始腐烂了。于是，义和团们便开始寻找各种可以自圆其说的理由来解释死亡。需要指出的事实是，在关于义和团战斗的史料记载中，几乎看不到义和团首领们死在战场上的记录，在死亡的义和团团员中以未成年的孩子居多。对此，当时普遍的解释是：“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遁衣而下，故无伤。”显然，这样的解释对农民首领们的名誉是有利的。可还是有人看得明白：义和团“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
无论怎样，都不应该责备帝国的农民们，因为毕竟是他们在为19世纪末的整个大清帝国承担着无法避免的死亡。即使是这个帝国的高级官员们“皆裹红巾，短衣持刀以从”，但是究竟没有听说哪一位官员牺牲在进攻的队伍前面。帝国京城内每一处战场的情景无一例外的是，洋人的枪声一响，“后面的人”跑起来比谁都快。更何况大部分官员根本没有上战场，他们正聚集在各种酒席宴会上，争相传播着各种离奇古怪的消息，那一张张“胖、好色、虚弱”的脸上浮现着愚昧的嬉笑。
1900年的夏天，帝国政府官员极端愚蠢阴暗的私心对中国百姓的伤害，甚于洋枪。
饭馆里酒过三巡之后，一个官员透露了一个好消息：各位，洋人们这回恐怕是真栽了！京城来了八个老头儿，全是甘肃人，个个年过200岁，白胡子一直垂到小肚子，真正的天上神仙模样，据说都是义和团的老前辈！您猜他们打哪儿来？敢情人家携带500团民遍游了欧美各洲地界，在洋人们的老家已经折腾了个够。今儿一大早儿进的德胜门！这下够洋人们一瞧的了！
戏园子里压轴戏还没开锣的时候，一个官员的声挺大：知道义和团的曹老师不？神了！一座洋楼上住着不少洋人，任凭怎么攻打就是不降。老师火了，站在楼下，从怀里掏出一把青铜子儿，往楼上这么一扔，洋人的脑袋扑通扑通直往下掉！最后剩下个大个儿洋人没死，老师用一根柴火棍儿那么一指，脑袋也掉下来啦。这是我亲眼所见。兵荒马乱的时候，谁也没闲功夫编瞎话儿玩！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帝国的官员们真的很为使馆这么久打不下着急。知府曾廉上奏折，献“决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使馆，“必尽淹毙之”。上书献“三策”的那个编修王文龙是个思维活跃肯动脑筋的官员，他又一次上书，向朝廷郑重推荐可以杀洋人的“三贤”，结果慈禧真的信了，让人去寻这三人来。王文龙的“三贤”果真被找来了：一个是叫普法的和尚，据说是个“妖僧”，念的不是正经的经。一个叫周汉，是个吹牛吹得天花乱坠的“狂夫”，具体让他干什么的时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无赖。第三个“贤人”找起来费了点儿劲儿，这个叫余蛮子的汉子原来是个以攻镖为职业的土匪，朝廷的人到他家找他的时候，家人说他出门了，经过打听才知道正在四川“干活”，结果“至尽发蜀中兵，乃捕得之。”三个“贤人”到了北京是如何发挥“才能”的，没见史书记载一字，能见到的还是局势一日日地在坏下去。
局势坏起来的时候，官员们终于找到了失利的原因：女人。
全是女人坏的事。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女人从降生之日起就是坏东西。只是，从理论和文化上把女人说成是一种邪恶的东西，以封建的中华帝国为最－“惟小人与女人难养也。”从孔子的那个远古时代起，中国的女人就被和道德水准低劣的小人并列在一起了。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女人被说成生来就是目光短浅且污秽不堪的一个特殊的种类。仅仅从中国的文字上看，许多最可耻的字眼，几乎都带着一个“女”字旁。中国男人每到自己无法挽回局势的时候，就会想到女人。女人是他们最好的借口，女人是祸国殃民的罪魁——小到引诱男人犯“作风”错误，大到毁灭一个朝代的政权－千百年来女人们的罪行罄竹难书。美国人史密斯在其《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这样给中国女人下的定义：“在中国，女孩子一进入青春期，就成为‘与走私盐一样危险’的商品。”这个定义极其准确微妙：在生活中，女人如同盐一样不可或缺；但是，与女人打交道如同做一件冒险的走私生意——首先这是一件见不得人的生意；其次，这是一桩要付出代价的刺激的“买卖”；再其次，不可预知的风险时刻威胁着这桩生意的“利润”。
义和团放火烧教堂，结果“法术”不灵，连带着把民房也烧了，但这不是义和团们的错：“闻三处教堂已焚，延烧数十家。团云火时有妇人外出，致破其术，故延及，于是见妇人则杀。”（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后来，京城里干脆出现了这样的告示：“匪党不令妇人出门，防污秽也，违则杀之。”（管鹤：《拳匪闻见录》，载《义和团》。）
荡涤“污秽”的办法是反其道而行之，即中国人惯常说的“以毒攻毒”。既然女人是“脏”的，那么就让中国的女人们彻底地“脏”下去吧，这样也许可以对洋人们起到威慑作用。于是，“令妇女七日不梳头，不洗脸，不裹脚，安坐床上，勿行动。”义和团还特别为这道命令编了个顺口溜，以便让人人皆知家喻户晓：“七天不梳头，砍下洋人头；七天不洗脸，能把洋人赶；七天不裹脚，天下洋人杀尽了。”（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华学澜《庚子日记》：
本日为拳民荡平西什库之期，摆金网阵，惟洋人有万女旄一具，以女人阴毛编成，在楼上执以指麾，则义和团神皆远避不能附体，是以不能取胜。（华学澜：《庚子日记》，载《庚子纪事》。）
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连日每战不利，皆由西人用赤身妇女裸骑炮上，或赤身高楼巅，妇女皆租界旁西开一带娼妓及河东住户也。吾辈神术最恶污秽，妇女又为最忌。又传言，西人用人皮制一巨炮，满涂污血，一经施放，秽气远出，故神兵却退而不敢犯，每次战败职此之故。（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为什么如此和女人过不去？义和团内不是就有由女人组成的“红灯照”么？
根据帝国官方的解释，是“义和团法术虽大，然尚畏秽物，红灯照则一无所忌。”更重要的是，“红灯照者，皆选室女未嫁者为之”，即“十二三岁未通经之闺女”。这也就是说，未成年的女子，是干净的。
漫长的帝国历史上，罕见真正意义上的女人。正因为如此，漫长的帝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男人也少之又少。
《金銮琐记》为高树所撰，是一本奇书。全书有绝句130首，所咏多庚子年间事，并附有小注，饶有风趣。
其一则云：
八十高年徐太师，伧言俚语信偏痴。
谁言避炮猩红染，瞽说无根豫席之。
注云：一个算命的瞎子，字席之，对徐太师说，西什库之所以攻不下来，原因是洋主教樊国梁脑门上涂上了血，这不是一般的血，而是妇女的“猩红”，所以咱们的炮根本打不中他。徐太师“信之”。
再一则云：
学守程朱数十年，正容庄论坐经筵。
退朝演说阴门阵，四座生徒亦粲然。
注云：徐国相以讲授程朱理学闻名，还是大阿哥的师傅，但是退朝之后却召集翰林们大讲“阴门阵”。所谓“阴门阵”，也是那个算命的瞎子算出来的，说教堂里的洋人们“割教民妇阴，列阴门阵，以御枪炮”。
“徐太师”指的是帝国大学士徐桐。
大学士不是帝国的等闲职位，是宰相之一。
徐桐，帝国末年著名的理学家，汉族，光绪二十二年由翰林至体仁阁大学士，为帝国四宰相之一。80岁的年纪，加上学问大，被视为帝国学识最渊博的高级官员，他的存在几乎等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存在。徐桐受到慈禧太后格外的恩崇——“孝钦（慈禧）以耆臣硕望，每见恒改容礼之，大政必询焉，故晚尤骄横。”（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3页。可正是这样一位崇尚宋儒学说、每天给未来的皇帝上诗云子曰、面对翰林弟子们正容庄论地讲孔孟程朱的鹤颜皓首的学术权威，竟然把算命瞎子的胡言乱语当成了涉及帝国要事的真实，无法想像帝国的国学大师讲起“阴门阵”这等事来会是什么神情——已有近三百年历史的大清帝国离它的灭亡不远了。
中国人永恒的信念是：伦理道德的力量是这个世界上惟一真实可靠的力量。“一部《论语》治天下”，经济上可以穷，但是文化上的富有可以弥补一切。中国人就是靠这个顽强地活了几千年。但是，对待女人的态度不属于中国伦理道德范围之内的内容。因此，基本上都是读书人出身的帝国官员在大谈中国道德伦理的同时，娶小妾、嫖妓女也就都是合理的了。
关于帝国的大学士徐桐，正史野史记载颇多，其内容大多是他如何与洋人们势不两立：他绝不穿洋布制作的衣服，永远是一身中国绸缎或者中国土布；他收礼不收银圆，只收本土的松江银；他仇恨一切外国的东西，绝不使用进口的一切物品；他最不喜欢看见中国人戴西洋眼镜，看见了就骂；他有一个做官做到刑部侍郎的儿子叫徐承煜，究竟是两代人，儿子与他正相反，私宅里是全套的西洋家具，于是，他每次从儿子的门口过，都闭着眼睛捂着耳朵。有一天，他看见儿子居然当着他的面吸西洋雪茄烟，便大怒：“我在尔敢如是，我死，其胡服骑射作鬼奴矣！”“罚令跪暴烈日中，以儆其后。”
在外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徐桐自杀于他的那座没有大门的豪宅里。他的儿子没能来得及“胡服骑射”，洋人们就把这个崇拜洋人生活方式的帝国刑部侍郎“正法”了。
徐桐是慈禧废帝的最认真的支持者，其原由来自他的野心——他要入军机处。身为大学士而不入军机处，等于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宰相。
作为汉族大臣和大学士，入军机处的最可靠的途径，就是当皇帝的老师。当过同治皇帝老师的李鸿藻是军机大臣，当过光绪皇帝老师的翁同龢也当上了军机大臣。因此，当徐桐得知慈禧太后要把光绪皇帝废除而让载漪的儿子当皇帝时，本来和这件事没有什么关系的他，立即觉得实现梦想的机会来了。他马上和载漪拉上了关系，并且最终当上了载漪儿子的老师。但是，载漪的儿子还不是当今的皇帝，尽管慈禧太后有这个意思，可该死的洋人硬要蛮横干涉，如果载漪的儿子当不上皇帝，他当军机大臣的梦想就要落空。于是，在1900年帝国弥漫着血腥味的夏天里，80岁的徐桐如同吃了兴奋药，听说要灭洋的义和团农民们进城了，他亲自出城去迎接，说是“一举荡夷，实为数千年来第一快事”，“中国自此强矣！”（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3页。）
心怀政治野心的大学士徐桐对义和团所做的一切都无条件地给予肯定。他的观点和态度毫无疑问地影响着社会舆论，甚至对慈禧的决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义和团在大栅栏放火，把正阳门都点着了，慈禧自然要“追究责任”，但是，徐桐对慈禧说，义民的“神火”之所以烧了正阳门，不是义和团的责任，而是“神”的旨意，这是“神”在“示罚光绪”。这个解释令慈禧听上去很受用，于是事情不了了之了。
然而，这个如此痛恨洋人的帝国最有学问的人，竟然连关于这个世界的基本常识都不具备。他对有人把美国翻译成“美利坚”十分恼火，说我们中国什么都是美的，美国还有什么可“美”的？我们中国什么事情都顺利，美国还有什么可“利”的？我们帝国军队的兵器无所不坚，美国还有什么可“坚”的吗？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帝国的大学士拒不承认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坚持认为那些“乱七八糟的国名”是英国人胡编出来吓唬人的：“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刘成禺：《世载堂杂忆》。）
帝国所有的汉族官员，全部都是帝国最著名的大文豪，因为他们都是经过科举考试严格选拔出来的。在中国，“状元”等于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帝国政府对汉族行政官员的选拔，是一种公平的选拔，除了历史上有过极少数的舞弊之外，帝国之内的任何一个人，无论贫富，无论出身——除了个别的社会阶层，如女人、演员、妓女、理发匠等——都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并且都有机会因此而走上聚敛钱财和光宗耀祖的为官之路。因此，几乎每一个家庭，都会把让家里的男孩子读书作为头等大事。中华帝国是这个世界上少有的不开办学校的国家，但是，中华帝国却是这个世界上读书人最多的国家。虽然通过科举考试而登上高级官员阶层的读书人少之又少，但这丝毫没有减弱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刻苦读书的兴趣。在帝国的土地之上，到处可见人数惊人的“落第者”，他们几乎个个都满腹经纶。最初来到中国的洋人们，曾经对中国人的“学问”大为惊讶，他们无法想像表面上看上去麻木呆滞的中国乡间私塾先生和到处流浪的读书人，竟然“内心蕴藏着对大自然的极其丰富的想像力，蕴涵着诗人的独特气质"”——你永远想像不到他们具有多么高的天赋和才智，他们好像拥有一种能够在大自然中发现美的特殊的天赋。“无论在帝国的什么角落，随便拉来一个帝国的读书人，他便能够迅速捕捉到大自然给予他们的可爱之处，并加以一番高雅、细腻的描写。”（《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著，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50页。）
但是，帝国的读书人所读的书，全部都是中国先哲们的“经典”，包括哲学、道德说教和历史典故，他们从来不涉及自然、地理等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知识。那时，帝国的读书人把所有自然科学知识统称之为“术”，正宗的读书人对这些下贱的东西是不予理会的。况且，帝国选拔官员的考试根本没有这些内容。帝国政府强调的是“圣人”的作品，并且指定了严格的文学格式。半神半人的孔子以及他的门徒们的言论汇集成书，从此成为支撑整个国家运转和生存的惟一思想基础。这些思想基础包含了中华民族关于道德理想的最高境界，包含了关于人生动机的疏导和关于社会和谐的终极目标。在洋人们的眼里，中国的这些思想经典似乎并不怎么实用，中国的经典从来没有对人们心中所产生的重大问题提出过任何的解决办法，也从来没有把关于人类未来将要遇到的重大问题向人们预示。它们只是一堆“指导”得模棱两可的枯燥说教，严重缺乏《荷马诗史》那种能够唤起民众强烈激情的魅力。
中国的先哲们在叙述自己的思想观点的时候，没有加入任何人间生活的感情色彩，他们反复强调的是“人性”观点和“君子”规则，这些“观点”和“规则”教诲中国人以一种“自省”的方式约束自己的所有的欲望--没有了所有与生俱来的生命欲望的人还是人吗？是。是具有崇高伦理道德的“正人”，是有别于卑鄙小人的“君子”。千百年来，“正人君子”为整个中华民族营造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生光环，这种美妙的虚幻光环紧紧地笼罩着每一个在这片土地上出生的人。所以，中国人可以世世代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地生活下去，因为即使生活内容止步不前，只要他们精神上觉得自己可以算一个“正人君子”，就可谓达到此生的最高境界了。尽管帝国的绝大多数百姓根本不识字，一生也不会读上一页中国经典，但是，在中国，即使是一个农夫，他也知道孔子，他也愿意每天都生活在孔子的教诲中——中国人觉得自己可以摒弃、泯灭一切人的生命因素而成为非同一般人的“正人君子”。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帝国的臣民个个都是神思飞扬的诗人。
只是，国家的政治绝不是诗篇。
可以想像出一个帝国的汉族官员曾经走过的奋斗历程：男孩子在黎明时分被父母叫醒，他揉着惺忪的眼睛看了看日光还没有显现的窗外，然后立即要出门，因为教书先生已经在等待。男孩子坐在硬板凳上，手上拿的是一本他根本没有兴趣、也根本读不懂的中国经典。他弄不明白书里的任何一条道德概念和历史典故，中国先哲们的话对于孩子来讲实在是深不可测——“如同把一本未经翻译的柏拉图的希腊原文著作放在一个美国孩子面前”。教书先生从来没有让这个孩子明白中国经典的想法，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一遍一遍地背诵。“古老得仿佛来自诺亚时代”的中国汉字至少有6000个以上，由这些文字组成的中国经典每一个字里都隐藏着一个玄妙的故事，孩子必须背诵这些文字和故事，以便在将来帝国的科举考试中能够熟练地加以默写。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典故或者故事在叙述上出了差错，这个孩子的前程就完结了。“除了中国人，其他任何人要完成这项工程都会精神崩溃。”如果这个孩子连秀才的考试都没通过，一生将永远是个教幼童的先生。而如果他考取了举人，风光了一阵，但是最终没有通过朝廷的考试，那将一生落魄，郁郁寡欢。
就在义和团在京城里“披发迈步”、“声动天地”之时，河南总督在给朝廷的一份奏折中说，今年本省参加考试的读书人中，有13位超过80岁的，其中一位年逾90岁。90岁的老书生“文章完美、用词准确，没有暮年痕迹”，只是实在不知道该不该录取他，因为不知道他这把年纪还能做什么官。更惊人的还有当年来自安徽省的奏折，言该省考生中，竟然有35人80岁开外，13位90岁以上！这个落第阶层也是帝国最危险的阶层，他们牢骚满腹，看什么都不顺眼，是动荡一旦出现时的最大的人力资源。但是，那个男孩子终于通过了朝廷的最高考试，当上官员了。在通过考试的那一瞬间，他突然感到了枷锁的脱落，于是多年来他所默读的所有有关道德和哲学的说教，统统都消失得一干二净，他再也不需要这些了，因为这些在他今后的生活中根本没有用，他只要偶尔用用它们表面上的文字就可以了。他必须从头学起，当然不是学习如何管理国家，而是要系统地学习中国式的官场程序——这是一门与中国经典所宣扬的道德观念没有任何关系甚至相悖的学问，如果学得深刻甚至有所创造，他就可能当总督、巡抚，甚至大学士——像令太后都“改容以礼”的徐桐那样。
遗憾地说，中国经典中的那些美好而高尚的道德想像，在帝国的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一条能够得以再现。对此，帝国的平民们没有责任，因为他们几乎都不能读书。而帝国的汉族官员饱读诗书，除了能够体味明月浮在云之上、草木睡在梦乡的艺术意境之外，在官场上他们不摆“阴门阵”还能干些什么？
奇特的是，统治这个帝国的绝对权威，却是“与走私盐一样危险的商品”——女人。
1900年6月16日，慈禧召集了混乱局面中的第一次御前会议。銮仪殿东室，官员们到齐了，跪在这个女人的脚下。
小小的房间里金碧辉煌，弥漫着只有女人才喜爱的浓郁的花香。
此时，中华帝国面对的局势是：京城里秩序大乱，攻击教堂和使馆的战斗仍在继续，至今看不出胜利的迹象。而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时明时暗，“剿”和“抚”的争论还在较量。增援北京的西摩尔的联军已经开始撤退，但是，数量更多的外国军队开始在天津大沽口登陆，并且声言要用武力“惩罚这个帝国”。现在，帝国政府急需就下一步的对策统一立场。而所谓对策，帝国政府只能两者取其一：要么平息义和团运动，与洋人和平解决争端；要么全面支持义和团，并动用全国的武装力量，向洋人宣战。
所有的帝国官员都已经从慈禧前几天说的话中揣摩过她的态度了。慈禧说：
各国虎视眈眈，争先入我堂奥，以中国目下财力兵力而论，断无衅自我开之理。惟事变之后，实逼出此，万一强敌凭凌，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败情形，非所逆料也……兹特严行申谕，嗣后倘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说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克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诸口，并且不可存诸心！（《最后的神话》，张建伟著，作家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231页。）
慈禧的意思很明确：全面备战，准备打仗；一旦开战，不准言和。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在这样的局势下，这就等于大清帝国要对洋人宣战了。
然而，仅过数月，千方百计低三下四地要和洋人们“议和”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慈禧。
至少现在，帝国的所有官员都隐约地感觉到，与洋人们的一战也许不可避免了。
会议开始，“群臣相顾逡巡，莫敢先发”。
光绪皇帝和慈禧并排坐在正中。自戊戌变法以来，关于“帝党”和“后党”的明争暗斗满朝议论，然后又充斥宫外的街巷。但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很难说眼前这跪满殿里殿外的官员哪一个是皇帝的人，哪一个是太后的人。但是，就对局势的看法而言，皇帝和太后依旧水火不容。
会议出人意料地由光绪皇帝的开口而开始了。这是自戊戌以来，大臣们第一次听见皇帝面对群臣如此大声说话。史书对此记载道：“帝自戊戌幽闭后，每见臣工，恒循例三两言而止，绝不言政事，是日独峻切言之，盖知启衅必足以亡国也。”（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28页。）
皇帝说：国家动乱，乱民遍京，何不弹压？
这是一个尖锐而敏感的问题，因为涉及给义和团的定性。
话音缭绕，没人应声。
要说“帝党”，依旧存在。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从后面跪行上前，说：“臣请见董福祥，欲请上旨令其驱逐乱民。”
刘永亨的话音未落，一个粗莽的声音陡然响起：“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
出此言者是载漪。
刘永亨害怕了，没敢再说下去。
除了这个儿子已经被立为皇储的端郡王，没有任何人敢于在御前如此张扬喧哗。慈禧不但没有呵斥他，而且她的反应令官员们心里更加没底了，皇家的记载是：“太后默然。”
跪在殿门外的太常寺卿袁昶大声喊：“臣袁昶有话上奏！”
这个袁昶，没过多久就被载漪杀了，当然是慈禧批准的。现在他无法知道自己的下场，或者他虽有所预感，但是话还是要说。他发言时情绪甚是激动，以至“声振殿瓦”：“拳民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
慈禧立即打断了袁昶的话：“法术不足恃，启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今日京城有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将何以处之？尔等有何见识？各据所见，从速奏来！”
官员们开始小心地陈述自己的意见。可以想像所有的意见会是多么的模棱两可，结果只能是虽议论纷纷但莫衷一是。
慈禧做出了两项决定：一、安抚乱民；二、命侍郎那桐、徐景澄立即去北京与天津之间的杨村与联军司令西摩尔交涉，让洋人们不要派军队来北京。然后，“挥群臣出”。
御前会议没有解决如何对待义和团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目前帝国一切问题的要害。
光禄寺卿曾广汉、大理少卿张亨嘉、侍读学士朱祖谋和侍读学士恽毓鼎四个汉族官员对慈禧依旧偏袒义和团感到失望——“会议未得要旨，乱且未已。”于是他们有意走在群臣的最后，然后回头重新跪在光绪和慈禧面前：“臣等尚有言。”
张亨嘉首先表示，义和团要坚决灭除，灭除的办法很简单，杀几个就行。朱祖谋是个胆大包天的汉官，竟然质问起慈禧来，他说，太后既然相信义和团乱民可以灭洋，但不知太后准备依靠谁来完成这个任务？慈禧说，我依靠的是董福祥。朱祖谋说：“福祥无赖，万不可用！”慈禧大怒而色变，厉声问：“汝云董福祥不可用，请其可者！？”朱祖谋一下子说不出来。这时，恽毓鼎说，山东巡抚袁世凯忠勇有胆识，可调入京弹压乱民。曾广汉接着说，两江总督刘坤一亦可。
荣禄在场，感觉到应该立即结束这样的对话了，于是开口说，已经准备调袁世凯进京了。
四个汉官觉得该说的说出来了，于是磕头出门。
慈禧“犹怒目送之”。
御前会议史料汇集于恽毓鼎《崇陵传信录》、罗敦融《庚子国变记》等。
第一次御前会议就这样结束了，没有统一帝国政府的立场，更没有制定出任何应急措施。
那个被慈禧派出去和洋人谈判的许景澄刚出北京城门，轿子就被义和团拦截，几个农民把他从轿子里拽了出来。义和团杀人的时候有个仪式，点燃一张写有咒语的纸，观看纸灰飘起来的形状，如果形状不对，杀。至于什么形状属于不杀的，解释权在义和团方面。许景澄，这个肩负帝国政府使命的高官，此刻被捆在树干上，脸色苍白地看着纸灰如何飘荡。
他被释放了。
他暂时没掉脑袋完全是侥幸。
整个帝国是否能够如此侥幸，就很难说了。
6、大沽口炮台和中国奸细
从中华帝国的版图上看，天津附近的海岸是帝国国防最紧要的战略地，因为这里的海岸与帝国都城的直线距离仅仅150公里。
帝国已经被这个地理现实折磨得患了神经衰弱：在此之前的50年间，外国军队在这里登陆并且直捣帝国都城的严重事件，已经发生过三次。而更令人担心的现实是，外国军队三次入侵，帝国的正规军没有一次阻击成功。
那是一段景色荒凉的海岸。渤海湾被南北两个半岛围成一片浅浅的海域，浑浊的海水深深地浸入大陆。一条叫做海河的河流流经这里入海。从这里乘船逆海河而上，很快捷地就可到达华北的重要城市天津。海河的入海口叫大沽口。
大沽口，帝国的门户。
大沽的防卫设施自明朝即开始建造，几度兴衰，至1900年，这里已经建成由四座炮台组成的防御体系。这四座炮台分别建造于海河入海口的两岸，呈“田”字形排列，四座炮台共配备德式“克虏伯”、“阿姆斯特朗”和国内仿制的各种口径的火炮一百七十余门，性能优良，技术先进，弹药充足。海面上的任何目标，只要进入帝国海岸炮兵的视野，立即就会变成射击诸元，四座炮台上的大炮将从各个角度编织出足以令任何入侵舰只魂飞魄散的火网。帝国的炮口所指的海面上，游弋的是帝国最精良的北洋水师舰队，在“海容”号巡洋舰的率领下，驱逐舰、鱼雷艇门类齐全，保养良好，时刻处在战备状态。长年驻守炮台的帝国官兵达三千多人，距离炮台后方数十里，便有帝国陆军主力部队的遥相呼应，只要海岸告急，陆军便能够迅速地给予增援。
至少在那个时代，帝国的大沽口要塞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军事堡垒之一。
法国人的说法具有代表性：“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出海口的戒备会有这么夸张而富有挑衅意味——沿着流着污水的可怕的白河两岸，像这样的炮台，简直是对峙平列着，看上一眼便给人一种险恶和恐怖的感觉。这海口的周遭虽然糜烂至甚，但看那布置，显然是占着第一等重要的形式，是通向中国繁华城市天津和北京的要冲。”（（法）贝野罗蒂《北京的末日》。见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0月一版。）
6月10日，云集在渤海海面上的各国海军和北京的公使们失去了联系。6月14日，他们又和正向北京方向进发的西摩尔的联军失去了联系。各国驻天津的领事馆里和海面上英国“露西亚”号军舰的甲板上，同时在猜疑、惶恐的气氛中开始了激烈的辩论：是否立即强行夺取大沽口？是否要“占领这个国家”？
领事们的辩论分成明显的两派，即“缓占派”和“速占派”。“缓占派”们主张最好使用和平的方式，至少暂缓动用武力，因为一旦开战的话，“等于宣布了每个在中国内地的外国人的死刑”。而“速占派”的观点是，现在需要保护的外国人有四个类型：传教士、西摩尔的联军、北京的外国侨民和天津的外国侨民。如果延迟行动的话，就无法为西摩尔的联军打开通路，更无法“代替帝国政府”围剿义和团，那么这四种人必会遭遇灭顶之灾——“不夺大沽，等于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