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帝国官兵伤亡的统计数字。帝国残余部队退往杨村。
根据日本指挥官得到的报告，“中国军队在正前方，6门大炮，12面战旗，估计有六千多人。”
在这撤退了的六千帝国官兵中，众官兵护卫着一位帝国大员，他就是直隶总督裕禄。
日本人兴奋之余，很生气。因为直到这个时候才看见美国兵出现，这些美国人说“他们迷了路，怎么也找不到北仓在哪里。”——枪炮声在北仓阵地持续了数小时，岂有找不到的道理？突然，一伙属于英军的骑兵——全是些孟加拉人——挥着马刀冲了上来，他们大叫：“中国人在哪儿？”其实日本人知道，刚才战斗激烈的时候，这伙人一直藏在庄稼地里没敢露面。
孟加拉人还在往前冲，日本人朝他们的马屁股开了几炮。结果，这伙骑兵真的“接敌”了，他们和侧翼的俄国兵不明不白地打了起来，等弄清楚情况之后停火时，双方都出现了伤亡。
日本人的胜利并没有达到他们期望的效果，各国的风凉话让他们更加愤恨。有的指责他们不服从统一指挥，有说他们是想战后得到更多的利益，还有的针对日本军队出现的大量伤亡而评论说，日本人不懂战术，因此不能由此确立日本的强国的地位。
不管怎么说，帝国军队撤退了，联军顺利地通过了第一道阻击防线。更重要的收获是，联军官兵突然自我感觉良好起来：帝国的正规军不过如此。
联军立即向杨村进发。
杨村，距离北仓18公里，京津间重要的军事要地，繁华的商业重镇。帝国军队在这里部署了重兵，并且修筑有比北仓更完备的防御工事：以火车站为轴心，跨运河修筑了正面达5公里的高墙，铁路路基边构筑了坚固的单兵掩体。而杨村防御线的正面，比北仓地形更开阔，帝国军队甚至把一公里以内的庄稼全部砍了，为了使联军的攻击方向上更加一览无余。从兵力上看，在杨村防守的宋庆部队，加上北仓退守的部队，兵力达万人以上。
阻击战至此，还不能说帝国军队在北仓的撤退是一个失败。消耗了对方的有生力量和弹药之后，退到更有利的地点再进行战斗，应是正确的决策，因为，联军终究是外来的军队，是疲惫之师，帝国军队以逸待劳；联军是异国作战，帝国官兵甚至熟悉这里的每一棵高粱玉米；联军无论兵力和弹药，都是极其有限的，他们没有后方，无从谈到后勤；而帝国军队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
但是，杨村的阻击战，还是以帝国军队的全面崩溃告终。从双方接触到帝国军队的溃败，战斗时间仅仅90分钟。描述杨村阻击战是困难的，至少本着对阵亡在这次战斗中的帝国官兵的祭奠而把战斗描绘得动人心魄是困难的。因为正如众多的史料所称说，在杨村“很难说发生了什么真正的战斗”。
当时确实发生过“真正的战斗”，但是，战斗的双方竟然是联军自己，在某一瞬间还“很激烈”。
很长一段时间，对帝国的这段历史的叙述，尤其是在评价帝国军队的史论中，常常特别地突出外国联军手中的“洋枪洋炮”。同在叙述1840年的历史时毫无例外地说“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一样。而到了60年后的1900年，依旧还将这样的说法当成是解开历史谜团的一把万能钥匙，无论出自于什么心理和目的，就学术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混日子的慵懒态度，甚或是不负责任和另有用心的。1900年中华帝国的军队事实上已是近代化的军队。帝国向洋人们宣战后，这支军队和外国联军相比，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这支军队已经基本上淘汰了冷兵器，装备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武器，火炮大部分是新购进的。联军官兵在战斗中常常发现对手使用的火炮的先进程度连他们都没见过。在帝国的武卫军中，士兵单兵武器是一色的新式毛瑟枪，而且还配备有机枪。1900年的战斗没有类似中国的弓箭手宁死不屈地向外国的大炮射箭的场面，这一点也许遗憾地大大降低了民族精神的赞美价值。虽然这个民族长久地怀念着国家军队的官兵拉弓射箭时的英姿。
帝国的弓箭手在拉弓的时候，为了防止和弓弦接触的手指被巨大的力量割裂，手指上要带扳指。扳指通常是生皮革的，后来有铜有铁。扳指戴在征服四方武士的手上，成为一种威武和力量的标志。但是，1900年，中华帝国的扳指却是用上等翡翠制作的，一枚万金，戴在那些帝国军事大员的手指之上，象征着特权和奢华。翡翠美丽而易碎，如同帝国的军队、民心和山河。
毕竟有人对帝国军队的衰败产生过巨大的忧虑，忧虑者不是戴翠扳指的满族大员，而是帝国政府中的汉族大员。19世纪，他们开始致力于推行洋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振兴帝国的军队。
早在1861年，由著名的洋务运动领袖曾国藩倡议和领导，帝国国内开始仿造西方的先进武器装备。设立在安庆的军械所是帝国第一家近代军工企业，汇集了当时帝国第一批新式技术人才。关于通过购买和仿造西方军事技术的方式装备国家军队的建议，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就由林则徐提出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对洋枪洋炮有了刻骨认识和迫于国内对付太平军战争需要，帝国政府明确了用西方军事技术增加帝国军队战斗力的政策，并把此政策称之为“救时之第一要务”。曾国藩在给中央的奏折中，以购买和仿造军舰为例，展望了先进的军事技术将给国防和民生带来的美好前景：
购成之后，访募覃嘶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58页。）
汉族大员们对西方先进技术的兴趣表明，至少在引进和掌握西方先进技术上，中国人的步伐并不缓慢。曾国藩在1862年7月4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他观看中国仿造的火轮船试航时的心情：
其法似火蒸水汽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汽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汽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汽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约实验一时。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也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曾文正公日记》同治元年七月初四。）
帝国中认为掌握西方的军事技术是强国之途者，倡议开办新式学校，引进现代知识培养科学人才，甚至建议把“制造洋机器”列入帝国选士的科举制度中。他们郑重地警告保守分子：
不然者，有可自强之道，暴弃之而不知惜；有雪耻之道，隐忍之而不知所为计；亦不独俄、法、英、米（美）之患也，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此贾生之所为痛哭流涕者也！（冯桂芬：《校庐抗议》之《采西学议》。）
至少自与国内太平军的农民进行战争的时候，帝国军队的装备开始大规模地改善了。19世纪60年代末，帝国的正规军人数达三十万人以上，其鲜明的特色就是部队所装备的西方先进武器的数量和种类甚多。这些正规军包括曾国藩建立的湘军、左宗棠建立的楚军、李鸿章率领的淮军，还有豫军、东军、滇军和川军。这些军队不仅仅在武器装备上，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已经相当接近现代军队的雏形了，与帝国传统的军队大不一样。
帝国传统军队是八旗制度下的八旗军和绿营军。曾经多达六十万之众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一度是大清帝国国家安全的保证。以满族后裔子弟为主的八旗军，其官兵为了满族统治的利益而世袭从军，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享受一份军饷，而即使是最下层的满族子弟的一份军饷也相当于一个七品官的薪水，足可以养活一家数口。这些满族后裔们驻扎在全国各省，成为帝国政权的象征。但随着和平时期过于长久，八旗子弟的腐化堕落日见明显，浮夸柔弱的风气代替了剽悍骁勇的尚武精神，最后竟然成为了一群“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社会的畸形人——“八旗子弟”。为了加强已经极度废弛的军备，帝国政府开始使用汉族子弟，为此组成了绿营兵。但是，帝国与太平军造反农民的交战证明，由于观念依旧陈旧，绿营兵不堪一击，接敌便溃，成为一个历史笑柄。洋务运动对帝国军队的改造，最大之功绩是将以汉族子弟为主的绿营兵改造为“练军”。从1862年开始，外国教官便开始出现在帝国的新式军队之中，尽管满族贵族们以“玩忽其所素习”为借口，拒绝让八旗子弟接受西方式的军事训练，坚持练习骑马和射箭，但是，公子哥儿们手指上那价值连城但已与拉弓射箭无关的翠扳指，也只能算是大清帝国开国雄风的一种戏剧装饰了。
国家除了国防之外，同时也需要戏剧。
帝国北方的新式军队以北洋军为主体。北洋军队除了袁世凯亲自训练的陆军七千人之外，还有三支：聂士成的武毅军、董福祥的甘军和宋庆的毅军。从1899年开始，为了加强帝国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北洋军的四支队伍重新进行了整编，编成武卫军，由帝国政府直辖，总指挥官是军机大臣、兵部尚书荣禄。
以汉族子弟为主的帝国新式军队洋枪在手，但是拿洋枪的人却还是地道老派的中国农民。他们对西方技术的渴望远不及对自己土地的收成那样感兴趣，除了洋枪的扳机之外，他们没有机会更多地了解现代文明的各个层面。曾经是帝国新式军队教官的英国人戈登对此感到迷茫，他说，虽然不少帝国军官对洋人的步兵方阵很赞赏，但是“他们的士兵未必愿意排成这样的阵势”，中国士兵“甚至不想学习喊口令”。更令外国教官们感到丧气的是，帝国军队中的腐败现象不但为世界之最，而且还带有鲜明的“东方特色”。
清军的军官们谋取钱财的通常手法是“吃空饷”。名义上某军有官兵5000，实际上往往3000不到。上级核实兵员的时候，再临时从街头拉人充数。但是，5000人的军饷每月照例由中央财政拨出，多余的军官们全部私分。兵员不足，何谈训练？于是，遇到战事，一个在向国家领军饷的名单上有3000官兵的营，开赴战场的时候实际官兵竟然不足300，只好临时抓人顶数，最好抓的便是流浪街头的乞丐流氓。由于当兵可以聚敛钱财，穷人家的孩子想当兵得花钱，而富人家的子弟不想当兵，可以花钱雇佣。于是招兵又成为清军军官们发财的好机会，明知道这个兵是假的，却能够装作不知道。假兵的军饷由雇主支付，而帝国为这个兵支付的军饷，双份的军饷就这样装到军官们的口袋里了。
帝国军队装备是新式的，但是军官还是八旗子弟。只要在军队里当上个军官，就神气起来，而且军饷很高。1900年的绿营兵的月银一般是四两五钱，有时可以达到十两之多。拿袁世凯训练的“小站新军”来讲，相当于营长的统带的月银是100两，外加公费银300两。而当时大米的价格是每石一两五钱银子，即使军阶最低的士兵，每月的军饷也可以买大米三石多，相当与今天的近400斤大米，按照当今的米价，约折合人民币600元。而一个营长的月薪相当于今天的5000元人民币以上，更不要说高级军官的银饷了。尤其是帝国京城部队的军官，出门有成队的兵勇前呼后拥，比王爷还排场。因此上至王孙，下至贝子，都开始想办法在军队内“谋个差事”——当军官。结果他们中间的很多人，虽然戴着翠扳指的手里把玩着洋人精致的小手枪，但从来没看见过属于自己管理和训练的士兵。他们大多数连枪都不会击发。
帝国的军队军纪不好，是危害百姓的祸水。帝国军事制度中有一项值得夸耀的政策，那就是它从不征兵，因此大清帝国不存在“徭役”的问题。帝国采取的是募兵制，即把社会上的闲散人等，游民、惰民和失业者招募当兵，帝国真正是“好男不当兵”。士兵对百姓的骚扰甚至抢掠屠杀似乎是正常现象。一个外国记者曾经这样写道：“军队的到来对于百姓来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帝国军队行军的沿途，一律由地方来承担一切供给，所谓地方，包括士兵们所遇到的所有的百姓。最害怕军队的是那些店主，只要军队到来，他们就尽可能关门躲避，如果遇到的是一支正开赴前线的军队，那么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声称要保卫自己的合法财产了。”（《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著，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43页。0
1900年，当帝国出现危机的时候，满人的力量已经无法捍卫帝国的国家安全了。而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刻，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会像中国人一样在心理上更加依赖自己的军队。惊恐不安的中国人从来就忽视着帝国军队的历史沿革和存在现状。名声可进中国文学史的帝国末期诗人黄遵宪的两类诗歌值得注意，一类是对西方“奇技淫巧”的赞赏，另一类是对敢于与外来入侵势力顽强战斗的帝国官兵们的歌颂。他特别欣赏在南方打击法国人的冯子材，认为国家如果拥有这样的将军数十位，定能兴旺发达：“得如将军数十人，制梃能挞虎狼秦，能兴灭国柔强邻，呜呼安得如将军！”（《中国文学史》卷四，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3月第一版，第339页。）尤其是他为鼓舞士气而做的《军中歌》，被康有为曾称赞为“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
堂堂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场死。艾灸眉头瓜喷鼻，谁实能逃死？死只一回毋浪死，死死死！
阿娘牵裾密线缝，语我毋恋恋。我妻拥髻代盘辫，濒行手指面：败归何颜再相见，战战战！
戟门乍开雷鼓响，杀贼神先王。前敌鸣笳呼斩将，擒王手更痒。千人万人吾直往，向向向！
探穴直探虎穴先，何物是艰险！攻城直攻金城坚，谁能漫俄延！马磨马耳人摩肩，前前前！
…………
（《中国文学史》卷四，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3月第一版，第340页。）
帝国官兵的实际表现可以证明他们没有人读过这首诗，或者是读了但感受和帝国的文人们迥然相异。
说帝国军队在杨村的阻击一触即溃可能有点过分，官兵们确实进行了阻击。至少在联军接近铁路的时候，帝国官兵开枪开炮打了一下，然后就逃亡了。
真正的混乱却是联军自己造成的。先是从北仓向杨村的行军是一场混乱，荒野之中被雨水浸透的泥土松软得像是布丁，18公里路程，联军官兵们一直在泥泞中挣扎。沿着运河前进的部队更艰难，因为河水泛滥了，骡马炮车和官兵们一起时时跌进泥潭。俄军进军的速度快了一些，被英军误认为他们是调动中的中国军队，于是开炮就打，俄军当即出现伤亡。美军的运气也不好，正艰难地跋涉着，突然天降炮弹，美军一下子死了8个，炮弹是从他们的屁股后面飞来的，可以肯定不是中国军队的炮弹。更悲惨的是，当美军挨炸时，法军也把美军当成了中国军队，也开了炮，炮火直到美军不断地发出信号才停止。可当美军继续前进时，发现前边有军队在运动，美军以为是法军，没开炮，可事后证明，他们看见的军队正是帝国军队。
担任向杨村主攻的联军部队是美军。6日上午11时，美军第14团接到了带头攻击的命令。美国士兵怨声载道，因为他们实在走不动了，有的士兵被异常艰苦的行军折磨得发了疯，精神错乱地向自己的战友开枪射击。但是命令终究是命令，2000名美军开始冲击了。俄国人和英国人用火力掩护他们，还有那群孟加拉骑兵在远处使劲儿地呐喊助威。帝国军队的炮兵开炮压制美军的冲击，但是，几乎在帝国炮兵开炮的瞬间，联军反压制的炮火更加猛烈地响了起来。帝国阻击阵地上即将逃亡的态势犹如面临崩溃的河堤出现细小但可怕的裂缝一样。一小队美军从帝国军队前沿的侧后包抄上来，帝国士兵的逃跑势头迅速扩大。
也许由于帝国官兵溃逃的速度太快了，美军攻击的速度也显得很快，这时又发生了事故：美军已经占领了前面的一个小村庄，但是后面支援的英、俄炮兵的指挥官没有料到美军能够如此迅速地到达那里，于是依旧疯狂地向小村庄开炮轰击，结果把正在兴奋冲击的美军官兵炸得天昏地暗。美军立即派了个军官往后跑，想通知后方炮兵停止射击，可是炮火半天没见停止，于是美军干脆也架起炮，向英、俄炮兵进行还击。这场“战斗”持续时间之长，“战况”之激烈，超过了联军与帝国军队的战斗，直到美军再次派出的通讯兵到达后方指挥部为止。据说第一个向后跑去企图传达停止射击指令的那个美国军官是一个中尉，他跑到中途不是中了弹，而是中了暑，当时的气温高达摄氏40度。通过军医的抢救，美国中尉没有被热死，但“在几个星期之后才恢复知觉。”
杨村一战，联军共死亡28人，伤144人，其中倒霉的美国人死亡23名，伤42名。
日军可能接受了北仓战斗的教训，这次明智地没参加战斗，远远地当了一回观众。
还是没有帝国官兵的伤亡数字。
帝国官兵开始向蔡村溃逃。
在帝国军队的溃败中，直隶总督裕禄精神恍惚。从北仓撤退的时候，他就出现过这样的症状，呆呆傻傻的，木头人似的。最后被士兵们拖着往后跑，但他死沉地赖着不动，于是士兵们就轮流背着他跑，直到危险暂时解除的时候，才把他扶上马。这个帝国前线最高指挥员这两天的情形实在有点尴尬，因为他根本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指挥部。他恍恍惚惚地跑到北仓组织阻击防线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裕”字班子中的幕僚们没有一个跟着他的，都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战斗可以不指挥，但是“捷报”总不能不写，于是，“幕府无人随者，笔札待理，乃觅本地学究暂为之。”（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卷二之《裕禄自杀》。）他的一个部下终于找到他，这个部下听见裕禄的第一句话不是询问战况而是“想吸皮丝烟”，部下赶快把自己的烟袋掏出来送上，同时还给裕禄奉献了两双布袜子和一点可以吃的东西。这个部下敏感地发现了总督精神上出现的问题，于是“在裕公左右不离，恐其以身殉也”。（同上）之所以想到裕禄可能自杀，因为人们都看见了裕禄手里总是攥着把小手枪。杨村战斗开始的时候，裕禄一直坐在他一只大椅子上，那就是他的指挥位置，他想亲眼看见联军如何一下子就把自己布置的阻击线冲垮的。杨村之战，他的恍惚症状更加严重了，因为在整个战斗的进程中，他一个指挥口令也没发出，甚至没有说过一句话。这一次，他没有丝毫准备逃跑的迹象，反而坐在那里静止不动。当战线崩溃，部下提醒他赶快逃跑，最好一口气逃到京城去时，他像没听见似的一声不吭，仍一动不动地坐着。他的呆滞木讷的表情，令帝国的官兵们惶然不知所措。
裕禄，字寿山，时年56岁，满洲正白旗人，喜塔蜡氏，监生出身。1867年出任直隶热河兵备道，次年为安徽布政使。1874年升安徽巡抚，1887年授湖广总督，因反对修卢汉铁路被降职。1889年调任盛京将军。1898年升为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位奇怪的人物，可能他的所作所为连帝国的御用史官们都感到迷惑不解，于是，如此身居高位的帝国大员，史料记述文字甚少，以至其面目含糊不清。近人以他作为帝国前线的总指挥而责骂他“丢失阵地”，“望风而逃”，甚至把他定性为帝国都城陷落的罪魁祸首。可翻遍皇家档案，就会发现他在执行帝国政府的指令上没犯什么严重的错误，而且，从对义和团的态度上讲，他还是一位“坚定地支持农民运动”的高级大员。他在义和团运动的前期和其他官员一样，是持镇压态度的，并且有屠杀农民的举动；但是，他一旦“转变”，就坚决地和义和团的农民们站在一起了，甚至成为一个义和团团教的“信徒”。不可否认，他的“转变”受到了帝国政府，尤其是受慈禧太后的影响。但是，像他这样“义无反顾”地支持义和团以及信奉义和团“法术”的高级大员，在帝国的官员阵营中实在少见。他曾主动联络天津的义和团首领张德成等人，将其请入衙门，当做上宾招待。在观看义和团“法术”的时候，因为坚信不疑而长跪不起，连连乞求神仙关照自己。他对义和团的附属组织、由年轻女子组成的红灯照更是充满崇敬：
拳祸甫作，乱民争奉之。初居于船，泊北门外大关口。船之四周，裹以大红洋绉。又有所谓三仙姑、九仙姑者，咸居舟中以侍之。旋为裕禄所闻，乃迎圣母入署，决休咎。圣母至，裕禄跪迎之。既坐督署大堂，裕禄入见，行三跪九叩礼，奉之若神明。礼毕，裕禄上言：“乞垂悯生灵，拯此一方。”圣母曰：“已，令神将用天兵火烧夷兵，不久灭尽。汝无忧！”有顷，圣母出署，裕禄复跪送之。（老吏：《奴才小史》，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550页。）
然而，“夷兵”并没有被“不久灭尽”，帝国军队的一次次的阻击却兵败如山倒。裕禄夹杂在逃跑的人流中，恍惚中心乱如麻。作为前线指挥，他应该率军拼死阻击，“以报国恩”，但是，他手上又有朝廷刚刚发来的电报，内容是已经命令李鸿章北上“议和”。既然政府已主张议和，军队干吗还要打？打狠了，背上破坏议和的罪名，等洋人和朝廷真的和好了，自己现在打得越凶，洋人们不是越要惩办自己？可是不打，或者打而失败，也一定是死罪。裕禄明确地感到该到自己死的时候了。在混乱的溃兵中跌跌撞撞的裕禄想到有必要写一封遗书，至少要找到一个可靠的人把家人老小托付一下，然后再去死。但是，他发现自己的身边除了狂跑的士兵之外，根本没有一个他认识的人。最后，帝国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决定就样死了算了。
关于裕禄的死有不同的说法。大多数说法来源于《景善日记》中所记的一句话：“裕禄之兵在北仓杨村蔡村等地，大败三次，裕禄逃匿一棺材店，既而自杀。”根据这一句话，后人设想为：仓促之中，裕禄逃进了一间草屋，抬头一看，竟是间棺材铺。他是一个极端迷信的人，突然感到这里是命运和神灵要求他死的地方，于是，举枪自杀。更有人发挥设想，说裕禄选择了一个质量最好的棺材，先躺在里面，把姿势弄妥当了之后，才扣动了扳机。
似乎老吏的《奴才小史》之一说更符合当时的战场紧张气氛和酷夏的炎热高温：
对胸自击，枪发，踬地乱滚，气未绝，其仆负之走。途次，死焉。顾仓卒不得棺，以板合为柩，以面糊于板。又不得衣衾，仅就其所穿血渍之纺绸衫裤以殓之。殓时，而蛆虫生矣。（老吏：《奴才小史》，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550页。）
就在裕禄自杀的同时，帝国的都城内，一支队伍正宣誓出京接敌。
这就是70岁的李秉衡和他率领的“北上勤王”的部队。
他是背负着“背叛”的名声而上前线的，只因为前些日子他还在南方官员联名敦促慈禧“议和”的奏折上签字，现在却要率众与洋人们血战去了。他到底是个“叛徒”还是个“英雄”，历史的记载一塌糊涂。没有争论的史实是，1900年8月6日，他带兵“赴前敌以御夷人”。李秉衡可以指挥的军队除了2000名武卫军官兵之外，还有先后到达北京“勤王”的地方部队：湖北部队张春发部10个营、曹州部队万本华部4个营、江西部队陈泽霖部10个营和登州部队夏辛酉部6个营。更为他的迎敌举动增添悲壮气氛的是，跟随他出发的，还有数千北京的义和团农民。这些义和团团员装束一新，精神抖擞，举行了大规模的“誓师”仪式，有史料特别记载义和团们跟随李秉衡上前线时手里拿的“武器”：
视师，请拨拳民三千人以从，秉衡先拜其大师兄，各持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拥秉衡而行，谓之八宝。（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3页。）
8月8日，联军向北京方向长驱直入，没有遇到抵抗。给联军造成困难的是官兵不断地中暑和食品的严重短缺。联军经过的所有村庄都受到彻底的洗劫，但是依旧不能满足联军的基本需要。联军洗劫村庄的时候，没有受到帝国村民的反抗，但是怪事还是不断发生。比如，行军中的日本军队听见了一声撕心裂腹的惨叫，过去一看，一个日本士兵不知被谁捆在一棵树干上，士兵的脚下堆积着的柴火正在熊熊燃烧。
这天，联军和奉李秉衡令驻守河西务的张春发部和万本华部接触。帝国的地方部队和义和团的农民们混杂在一起，在联军密集的炮火轰击下几乎立刻溃散。“死者十之五六，潞水（今北运河）为之不流。”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里发生过激烈的战斗，更没有证据表明北京来的义和团和洋人们打了真正意义上的仗，尤其是“八宝法物”在战斗中发挥了什么样的威力。义和团们似乎仅仅在庄稼地里挖了一天的土——这才是帝国农民的真正本行。联军冲上来时，看见旷野之中到处都有挖掘的痕迹，如果这是在挖战壕的话，工程的规模之大让联军不免惊骇。
9日，李秉衡亲自率领的部队到达，立即与联军进行了短暂的战斗。在很快陷入溃败状态的时候，马玉昆带领官兵从杨村方向撤退到此了，李秉衡心里立即燃起希望，因为如果加上马玉昆的部队，帝国军队在河西务防线上至少有4万兵力了，于是主张和马玉昆“合队防守河西务，并力御敌”，但是遭到马玉昆的拒绝，理由是“寇众我寡，势不敌”。另外的原因很简单：马玉昆没有理由听李秉衡调遣。
11日，联军向通州城的攻击号吹响了，李秉衡如同裕禄一样，感到自己的死期已到。部队没有后勤支持，官兵们断了粮食。从北京出发的时候，帝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北京无法供应所需弹药，弹药要从“山东调拨”，这两天他给部队的命令之一就是：寻找民间铅器，就地熔化造弹。联军的炮声一响，李秉衡身边突然没人了，只剩下他从北京带来的几个幕僚。他对这几个幕僚说：“国运不济，无力回天，各位另谋生计去吧！”幕僚们纷纷散去，只有编修王廷相不肯走，投河自尽。
李秉衡老泪纵横，但是他不甘心。他带领一部分官兵趁联军向通州攻击前进的时候，想迂回到联军后面进行袭击，但是，在行进到码头附近的时候，“所部均不愿再战，相率退去。”
在被慈禧任命为“办武卫军事务”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绝望的老人李秉衡转身进入一间草屋里，“仰药死之”。
他留有一遗书，内云：“军队数万充塞道涂，就数日目击，实未一战，而巨镇小村均焚掠无遗，身经兵火屡屡，实所未见。”（《义和团史料》（下册）646页，转引自《晚清七十年》，（美）庞德刚著，岳麓书院1999年9月第一版，第439页。）
这个给帝国的历史骤然间平添了一层再也抹不去的伤痕的人，临死前才明白自己是“无可逃罪”，“若再偷生”，没脸见任何人。
李秉衡的自尽，不是畏罪，而是彻底的绝望。
是日，荣禄入宫向慈禧禀报李秉衡自杀的消息，“君臣相对而泣。”太后言：“皆诸王公及拳匪所酿之祸，使国家至于此也。”（《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七月十八日。）
李秉衡自杀之后，前来“勤王”的四支地方部队立即失控，不战而退，狂奔三日。江西来的地方部队陈泽霖部的官兵一口气逃到山东济宁才停下来——这伙官兵跑到济宁不跑了，官兵们摆摊做起了生意，拍卖所掠衣裘首饰。
1900年8月12日凌晨4时30分，一声巨响之后，日军把通州的城门炸开了。联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帝国军队。驻守通州的帝国官员早就逃跑了，只有少数官兵留在城内，这些官兵虽然没有任何抵抗的举动，还是全部被杀。被杀的原因和过程很是奇特——竟然是通州城内的平民带领联军官兵把这些官兵抓起来的。《汪禳卿笔记》记载：
联军将至，驻通州之将领惧，顾无计遁，皖人方长孺者，将领之至戚也，愿代任斯职，大喜，遂弃军去。方领军则奸掠极无状，居民恨甚，洋兵将至，咸赴诉，乃围而歼之，无一人得逸者。（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第73页。）
帝国军队在自己百姓的眼里，竟然如此。
联军在通州也没有放过屠杀抢掠的机会。10万通州平民当天经历了和天津城陷落时一样的巨大灾难：“合城之人，死六成，逃三成，有一成未动者，皆老幼残废之人耳。”（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
通州，北京的门户。
战事发展到这时，连联军的军官们都感到不解，甚至心里颇不踏实了：在已经距离帝国都城仅仅还有20公里路程的地方，沿着脚下的这条大道就可以直接抵达北京城的齐化门（朝阳门），怎么会没有帝国的任何一支军队？怎么会不见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应该存在的都城外围的军事防线？
当各国的军官们得知日本军队已经派出先头部队，并且前进了将近10公里而“一切正常”的时候，轻松下来的内心陡然升腾起立即占领这个巨大帝国都城的冲动。夜晚降临，联军军官们热烈地讨论着作战部署，连日的疲惫、恐惧一扫而光，个个都像喝了烈酒一样，脸上的每一个毛孔里都塞满了不可遏止的贪婪。
洋人说：点起一个巨大的篝火，让大清都城里的人们看到，让他们发生巨大的恐惧！
6、水面上的繁星
荷花灯上市了。
今年中元节，帝国宫廷里破例没有京剧演出。往年的规矩是，从农历七月十五开始，颐和园的戏楼和前门外的戏园子一样，将夜夜灯火。剧目是固定的，是一个中国式的劝人行善、因果报应的故事，剧名叫做《目连救母》。和民间不同的是，乾隆年间根据这个故事专门编撰了宫廷大戏，改名为《劝善金科》，全剧主题纷杂，故事拖沓，长达240出，每天演出24出，10天方能演毕。今年宫廷里虽没有演戏，但还是照例举行了小型的盂兰盆会的道场，小太监们依旧把上千只玻璃荷花灯放到了西苑的水面上。夜色下，荷花灯亮晶晶地在平静的水面上漂浮，如同满天的星斗。
今年市上的荷花灯好卖。几乎家家都早早地把买来彩纸、南瓜、西瓜制作的水灯放进了护城河里，护城河一下像一条缀满珍珠的丝带。《京师竹枝词》云：“绕城秋水河灯满，今夜中元似上元。”入夜，破败的京城成了一座仙境般的瑰丽之都。
和往年不同的是，河里的灯多，观灯的人少，人们都待在家里，把房门关闭。在街上欢喜着的全是孩子，他们拿着买来的各式灯笼，买不起灯笼的贫穷的孩子，就把蜡烛插在荷叶上举着。孩子们一直闹到半夜。
已经分不清这个明显带有宗教意义的节日到底来源于什么教。道教有“太上三官”之说，谓“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今天是地官清虚大帝的生日，这是“中元节”的正宗来由，自汉以来便有此说。但是，今天佛教徒们也很忙碌，他们照例举行大型盂兰盆会，唱诵《佛说盂兰盆经》，据说第一次在这一天举行此法事的倡导者，是汉武帝。“盂兰”，梵语，意为“救倒悬”，佛教经典中为此有一个故事：一个叫做目莲的孩子自愿去拯救道德上出了点儿小问题而被倒悬于地狱中的母亲，孩子的真诚感动了佛祖，同时，孩子答应把“百味饮食”和桃、李、杏、栗和枣五种果子放进盂兰盆内，“以供养十方佛僧”，母亲由此得救。今天的中国人似乎没人再知晓这个故事，偶尔涉及这个故事也不是因为他们崇拜那个热爱母亲的孩子，而是因为一部流行甚广的武侠小说，在那部小说叙述的这个佛教故事里，孩子救母亲的时候，佛祖命令一群快乐的神仙去把地狱的大门打开，这群神仙的总称叫做“天龙八部”。
让京城人心里发生古怪联想的是和尚们往河里放的巨大的法船。船头立着猛虎图案，图案上有手持铁叉的“开路鬼”。后面站的是两位表情永远愤怒的鬼，即“黑白二无常”，其中白衣鬼为“白无常”，俗称“活无常”，手持一根哭丧棒；黑衣鬼为“黑无常”，俗称“死有分”，手持一个“勾魂牌”，牌上有字，云“你可来了，正要拿你”。船舱里的鬼达10位之多，虽然各具名目，但哪一位都不是好惹的，在鬼神名录上都归属于阎王爷之列。
夜晚的窗外，孩子们还在嬉闹，他们清脆的童音在夜幕下的京城里飘荡：“荷花灯荷花灯，今儿点了明儿扔！”孩子们的歌谣令大人们心里弥漫着的那种怪怪的滋味更加浓烈起来。
夏风吹拂，满城水面上的荷花灯荡荡漾漾地游动，犹如这座城市忐忑不安的氛围。
不知道京城人是否看见了联军在通州城有意点燃的那堆巨大的火堆。
洋人们已经占了通州，这个消息京城人不可能不知道。通州距离京城有多远，京城人不可能不明白。京城到底能否守得住，京城人嘴上不说，心里不可能没有个大致答案。但是，奇怪的是，事情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反而沉静下来，不那么慌张了，仿佛在等待什么，全城悄无声息。
没有人再议论自己的军队“又上去了多少”之类的话题了，到是从朝廷里传来的一条大臣的奏折流传了一下子。这个大臣奏折的内容是：建议发动群众，在洋人将要进攻京城的路上，无论是陆路还是水陆，遍地插红旗，越多越好——“张旗为疑兵，百里皆满。”说这样“可以怵夷”。这个话题让大伙“笑”了一阵之后便没有下文了。接着，一个惊人的消息又流传开来，令京城更加寂静下来，气氛更加怪异了。消息说：帝国的军队没有失败！所有关于洋人已到通州的消息全是假的。带领帝国军队和义和团出征的李秉衡不但没死，而且还获得了“空前胜利”！不信？听听皇上为此发出的“上谕”是怎么说的：
李秉衡奏，李秉衡、马玉昆、宋庆与西兵鏖战，共毙联军十余万人，实属奋勇可嘉，李秉衡着赏给双眼花翎，马玉昆赏穿黄马褂，宋庆赏加尚书衔，由户部拨出库银十万两，交李秉衡散给官兵，以示激励，并着带兵克复天津。钦此。（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和这道“上谕”同时流传的，还有一个据说是洋人们失败之后向帝国政府“乞求议和”消息，而朝廷为此对洋人的答复是：要想议和，除非答应如下条件：
一、还通商口岸；
二、只许海口通商，不许上岸；
三、英法各国只称君主，不得称大皇帝；
四、不许学中国语言文字；
五、公使归理藩院；
六、琉球、越南各侵地须还；
七、税则由我国定；
八、都中不许立使馆；
九、不许传教；
十、要赔我兵费十千万。
口气倒像一个真正朝廷的口气。
尽管京城里不少人家已经住进了从通州方向逃难而来的亲戚，尽管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就能看出来所谓“乞求议和”的虚假成份，但是中国人还是兴奋地传播着这种消息，流言导致的片刻快感让绝望的人们感到兴奋和幸福，在如同吸食了鸦片一样的暂短虚幻的快感中，中国人的愿望和现实彻底地混淆在一起了。这种近似狂乱的想像在苍白的头脑中逐渐扩大，最后竟然扩展到彻底清算洋人的25条——这个民族脆弱的心灵和奇异的想像力混合在一起，在1900年的动荡日子里发展到了极致。
皇太后召各大臣会议，立有“和约”25款，送交各国：
一、各国前所索赔款一律作废；
二、各国应偿中国兵费四百兆两；
三、各国兵船已在中国口者不准驶出；
四、各国租价照今加倍；
五、将总署交还中国；
六、康有为回国治罪；
七、所有各国教堂一律充公；
八、日本将台湾交还中国；
九、德国将胶州交还中国；
十、俄国将大连湾交还中国；
十一、所有教士各归其国不准再来；
十二、中国仍有管理高丽、安南之权；
十三、中国海关仍归华人管理；
十四、各国使臣来中国者照乾隆时所定之例不准进京；
十五、另赔义和拳兵费四百兆；
十六、日本亦须照乾隆时例入贡；
十七、华人交通西人及不遵官场约束者归朝廷治罪；
十八、所有东西洋人于中国官场相见须行叩头之礼；
十九、外人不准在中国游历；
二十、俄国西伯利亚及各处铁路均须拆毁；
二十一、英国须将新安九龙交还中国；
二十二、各国运来中国货物应加倍收税；
二十三、洋人商船到口者须先禀明该处守口中国兵官方准入口；
二十四、大米不准出口；
二十五、凡货物运往外国者亦须加倍收税。
（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民间弥漫着的是美丽的幻觉，朝廷弥漫的是恐怖的现实：抓紧最后的时间杀人。
7月27日，一群步军统领衙门官兵来到太常寺卿袁昶的家，“诡言诸大臣在总署相候议事”。袁昶立即上车，官兵扯下车帘，便告之袁昶不去总署了，诸位大臣都在提督府。骡车颠簸着疾驶而去。袁昶的家人当时没有产生任何怀疑，但是，袁昶直到天黑也没有回家，一打听，人已经被关在了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