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袁昶家人警惕一些的是吏部侍郎许景澄的家人。28日一大早，刚吃完早饭的许景澄还没把上衙门的官服穿戴上，仆人就送进来一张片子，说有个客人求见。许景澄说他要上衙门，没有时间见客人，仆人出去一会儿又回复：“客人说庆亲王请大人立即到总署，有紧急事协商。”许景澄嘟囔了一句。昨天散衙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紧急公事，是不是军事紧急了？于是立即出门。这时，机警的仆人拦住了他，说请大人的那位客人窥视内宅的神色令人怀疑，还请大人多加小心！于是，数个随从跟随许景澄上了车。许景澄的车刚出胡同口，立即被蜂拥而上的十几名营兵裹挟着往北而去。车内的许景澄感到方向不对，营兵们回答：“王爷召集会议改在提督，不在总署了。”车到提督府，营兵们让许景澄的随从们回去，说这里有人侍候大人，话说完，就把许景澄拥了进去，然后推进一间小屋，随后屋门被反锁。
正在疑惑的许景澄听见隔壁的小屋里有大声咒骂之声，仔细听，是太常寺卿袁昶的声音：“说我和许大人擅自改旨，证据何在？”他立即明白了什么，同时也糊涂了起来：改旨？改什么旨？
袁昶，一个清醒的、糊涂的、对国事认识深刻、对官场认识肤浅的、站在今天普遍的史观上着实无法评价的帝国官员——真真的是个性情中人。有人把他列入“和帝国主义穿一条裤子的中国人”和“庚子年代著名的汉奸”；也有人称赞他是个“真正的爱国者”，甚至有人说他“乃真勇者”，“最以气节学问著。”
袁昶以户部主事初登官场，任总理衙门章京，后以员外郎身份外放宁池太广分巡道员，又升江宁布政使。“戊戌变法”后，为总理衙门事务大臣，授太常寺卿。太常寺是专门管理皇家祭祀事务的机构，因为是个级别很高但没有什么实际功能的机构，戊戌变法时曾经被光绪皇帝下旨精简。变法失败后，这个机构又得到了恢复。三品官职对于袁昶来讲仅仅是级别的象征，他的主要工作是在总理衙门。他坚决主张镇压义和团，坚决反对对外宣战，立场从来没有含糊过。在满朝官员都被载漪的气势下吓得不敢出声的时刻，他一再上奏，鲜明地阐明自己的立场，史料中至今完整地留有他措辞激烈的“庚子三奏”。
6月17日，袁昶在写给朝廷的第一封奏折中坚决反对义和团农民们的种种破坏行为：“杀教民，乱秩序，扰民生”，“焚毁卢保铁路，京津铁路电杆，又毁京津至张家口电线，特别是破坏铁路和电线，此皆国家派员出内帑借洋款，集数十年之物力所经营，一旦焚毁千数百万巨资，深堪惋惜。”他要求政府“治乱国，用重典”，“凡遇头扎红巾，身系红带，持刀放火杀人之匪”，统统“密拿严办，就地正法，格杀勿论”。同时，他严厉指责姑息和纵容义和团的官员在“养痈贻患”：“该匪胆敢潜入京师，盗兵辇毂之下，焚毁教堂，攻击各使馆，纵横恣肆，放火杀人，震惊宫阙”，“京都为万国所瞻仰，气象萧索，一至于此。自有乱民不治，任其焚杀叫喊，实贻邻国之耻笑。”袁昶为此特别开列了应该“拿办”之人的“悬赏”的规格，价钱大得惊人：“缚献匪首所谓老师祖大师兄者，赏银二万两，立即超擢官阶。擒斩该匪团长一名，赏银五百两。余匪计首一级，赏银一百两。”应该注意的是，这样的奏折，是在载漪等帝国的大员已经把义和团引进了北京城，全城的官员都在“户户开门迎接”的时刻出现的。（袁昶的“三奏”，见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2～169页。）
一个月之后，也就是在董福祥的甘军攻打使馆总是未果，京城内的教堂一片火海的时刻，袁昶在第二封奏折中说：“匪以仇教为名，波及使馆，复以攻使馆之故，波及官民。辇毂之下，任令乱军乱民纵横荡决，伊古至今，实为罕见。”“提督董福祥所统甘军，尤与之声势相倚，狼狈为虐，使馆附近居民，遭池鱼之殃者，不可胜计。”“夫以数万匪众，攻四百余洋兵所守使馆，至二十余日之久，犹未能破，则其伎俩亦可概见，尚得恃血气之勇，收御侮之效哉？”他坚决反对对外国使馆的攻击，认为这是违反国际公法的愚蠢举动：“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构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同时，他对各国调兵来华举动的真正的意图深感怀疑和忧虑：“今各国纷纷调兵，以带剿匪为辞，疑之者谓乘机窥窃，信之者谓其心无他，臣愚莫测其究竟。而拳匪种种无法，早当痛剿，已不待外人谆请，更何况外人代庖！”且“在京之洋兵有限，续来之洋兵无穷，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为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此刻，袁昶已经感到自己的声音可能招致大祸，但是“臣亦知飞蝗蔽天，言出祸随，顾念存亡呼吸，区区蝼蚁微忱，不忍言，亦不忍不言。是用冒死具奏，伏祈太后皇上圣鉴。”（同上）
第三次上奏的时候，可以说袁昶是真的不想活了。那时李秉衡到达了北京，慈禧重新坚定了与洋人决战的信心，满朝官员们跟在载家兄弟的身后欢呼雀跃，准备带领各地勤王部队和手拿各种“法器”的义和团出京迎敌。就在这样的时候，袁昶“请杀主持义和团大臣”的奏折到了慈禧的案头。不要说这是直接主张杀载家兄弟的奏折，其实奏折上主张该杀的人已经包括了慈禧本人。奏折坚持一个观点，那就是目前的局势已是危机迫在眉睫——“窃自拳匪众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擎全球。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袁昶这一次直截了当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支持义和团的官员，并且公开主张只有杀了这些人帝国才能安定下来——“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者。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他深刻地指出乱民可以“扶国”，同时也可以“倾之”，认为帝国造反的农民喊出“扶清灭洋”几同“以天下为儿戏”。且质问：“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之洋人而言？”如果“仅灭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尽灭五洲之洋人，则洋人多于华人十倍。”因此，把这个包藏祸心的口号当做支持乱民的理由的官员“尤可诛”。袁昶最后货真价实地开列了应该杀的帝国官员的名单，其中包括：山西巡抚毓贤、直隶总督裕禄、甘军首领董福祥、大学士徐桐、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和启秀等，并且要求把附和这些官员的人“一律治罪”，不得因为是皇亲国戚就饶恕他们。他还要求，等国家一旦安定下来之后，再杀自己——“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同上）
据说慈禧看了这封奏折后，只说了一句话：“此为有胆之人。”
那天袁昶一回到家即对家人表示：“今日言亦死，不言亦死，与其死在乱民手里，曷若死于司寇。苛死而朝廷顿悟，吾无憾矣。”（同上）家人围着他哭，他告诉家人自己以身殉国之后，他们是留京还是回南方老家，随便。
慈禧当时没有动怒而杀袁昶，是因为慈禧对袁昶的印象一直不错，她曾说过：“此人甚好。”其主要原因是“戊戌年曾以康有为之阴谋奏予知之”，由此而来可见袁昶在戊戌变法中反对变法的观点也直言不讳——那时他是站在慈禧的“后党”一方的，而现在，他显然是在光绪皇帝一边的，从这一点上看，无论历史给袁昶下什么定论，可以肯定的是，他绝不是一名投机政客。因此，在那群浑浑噩噩、蝇营狗苟、把国家当做赌场的帝国官员中间，袁昶的形象多少令人心头一亮。
而许景澄是个帝国官员中典型的懂洋务的人。他先后担任过中华帝国驻法、德、意、荷、奥、俄、比利时等国的公使，“戊戌变法”后被授予总理衙门事务大臣兼礼部侍郎。他正督办修建铁路，是义和团们心目中典型的“二毛子”。在中法战争的时候，他是坚决主张宣战的大臣之一，后来帝国的战败使他经受了极大的官场风险。而今，他的观点和袁昶一致，坚决反对对各国宣战，而他知道这一次他要承担的政治风险更大了。许景澄特别反对对使馆的攻击，这个长期在国外担任大使的人，深知这是违背国际公法的行为。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他被列入死亡名单的原因。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慈禧对他产生怨恨的瞬间，是在决定宣战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上。那次会议就要结束的时候，光绪皇帝拉住了许景澄的手，那个君臣相对流泪的情景让慈禧对许景澄一恨就恨到了只有杀之为快的程度。
即使慈禧有随意杀人的权力，杀帝国的官员也需要能够说得出理由。据说，袁、许二人的罪名是“擅自改旨”。所谓“圣旨”，是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给南方各大臣的一个圣旨，其中有“逐杀洋人”的字眼。但是，圣旨发出后，南方官员们并没有执行。李秉衡到北京后，慈禧就此事问这个从南方来的官员，李秉衡回答：“没有看到杀逐之谕。”这一下慈禧怀疑了起来，便命令刚毅等人查。结果，刚毅第二天就复奏，说是袁昶和许景澄擅自把圣旨改了，把“逐杀”改成了“保护”。慈禧勃然大怒。按照帝国的法律，擅自改旨应治以斩刑。
即使现在看来，刚毅的“调查结果”也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袁昶、许景澄的家人第二天便慌乱了起来。身为帝国大员，说抓起来就抓起来了，连具体的罪名都没有，两家人连夜奔走探询，但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第二天，一夜未眠的两家人得到了刑部提牢传出的消息，让他们准备红绳。帝国高级官员如果因罪被判死刑，绑赴刑场时必须要用红绒绳。两家人目瞪口呆。
没有审问。从被捕到行刑，没超过两天。
平时骄横十足的袁、许两家人顿时没了主意，慌乱地开始拿着大笔的巨额银票企图挽回局面，结果银票还没来得及送出去，就听说刑部官兵和一伙义和团员已经押着囚车出了宣武门。两家数十口人赶到菜市口的时候，帝国大员袁昶、许景澄二人已经人首分离了。袁昶的脑袋滚落在一块草席上，这是有人事先向刽子手行贿的结果。因为没有事先打点，许景澄没能落得如此待遇，他的脑袋被砍落在泥沙里，鲜血和泥沙混合在一起，使他头颅面目模糊，家人几乎辨认不出。
由于死刑执行得迅速，刑场上的情形两家人都没有看见，只有依靠目击者的描述。监斩的是载漪的弟弟载澜和大学士徐桐的儿子徐承煜。时任刑部侍郎的徐承煜是个有趣的人物，他和他的父亲都是1900年间帝国官场上的滑稽角色，无论几天之后他父亲的死还是数月之后他的死，都死得十分富有戏剧性。
当徐承煜看见推着袁昶、许景澄的囚车远远走来的时刻，他和载澜的心情是愉快的，至少是被联军不断向京城逼进的消息弄得心情压抑以来难得的愉快。但是，在西方生活过多年的许景澄是见识过世面的，他始终在微笑，而袁昶可不那么老实，跪着听完圣旨之后，突然开了口。先和载澜斗嘴：
行刑之时，袁神色自若，言曰：“予惟望不久重见天日，消灭僭妄。”盖谓端王专横凶僭，蒙蔽太后之聪明也。澜公监刑，怒斥之曰：“汝为奸臣，不许多言！”袁毫无畏惧，仍大言曰：“予死而无罪，汝辈狂愚，乱谋祸国，罪乃当死也。予名将长留于天壤，受后任之爱敬！”（《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七月初三日。）
然后，袁昶扭头笑看许景澄，言：“不久将相见于地下，人死如归家耳。”
但是，袁昶至死也不明白判自己死刑的罪名是什么。在刑部大牢里，袁昶对许景澄表达了这种疑问：“死不足惜，罪名为何？”
许景澄笑道：“日后便知，何必计较！”
许景澄是明白的。他知道这个帝国肯定是完了。那些怂恿义和团和主张宣战的人，已经感到大势已去。联军攻破京城的时候不会太久了。既然大势已去，他们必定要在最后的时刻铲除在政治上和他们对立的一切人，以免这些人会告诉后人如此混乱历史中的一些真相。
没有慈禧的手谕，载漪一伙是无权斩杀帝国如此级别的大员的。在这个时刻，再愚蠢的人也该估计到局势的结局了，生死未卜的慈禧不允许她在政治上的反对者还活在这个帝国里。
几天之后，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被捕。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位大臣中竟然有两位是满人。
时年62岁的联元被称为“满奸”。他是同治七年（1868年）的进士，字仙蘅，满洲镶红旗人，崔佳氏。在京城做了暂短的京官后，外放安徽任太平府知府，后任安庆知府、广东惠潮嘉道和安徽按察使。戊戌之后入京，以三品京堂候补，在总理衙门行走。他的内阁学士和礼部侍郎的任命仅仅是数月之前的事情。在地方做官的时候，“皆著声绩”。在汕头，他因为严厉惩罚了和英国商人串通一起坑害百姓的中国商人而获得声誉。同时，这是个有独立思想的满人官员，常常因为大胆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而陷入险境。慈禧把光绪软禁起来企图废掉他的帝位时，联元竟然对着慈禧说出“皇帝当保全”的话，当时慈禧脸色就阴沉了下来，那意思是：皇帝当保全，难道你自己不当保全吗？义和团兴起之后，联元在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上、宣战问题上以及杀洋人和教民的问题上，一直和慈禧唱反调：“前史，两国失和，无戮使臣者。公法以不能保护使臣之国为野蛮之国，今使署洋兵，不过千余人，聚而歼之，固非难事，然各国合而报我，不幸而京师不守，则其祸极烈。”（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6页。）为此，在第三次御前会议上，慈禧一怒之下差点把他杀了。最后，这个载漪眼里的敌人终于被捕了，罪名是“任意妄奏，语涉离间”。
另外一个满人是立山。这是个以微寒的出身奋斗到拥有万贯家财的暴发户的典型，是无论官运还是财运都顺畅亨通的幸运人物。他本是汉军人，原名杨立山，从小以包衣身份入正黄旗，土默特氏。他由官学生起家，1875年任护军参领，1878年出任苏州织造，在这个肥差上任职达四年之久。1883年回京任职，揽了个承修南海工程的美差，完工后得到慈禧的欢心，赏了个二品顶戴花翎。他当过公认是最有机会发财的内务府大臣，同时还兼任正白旗汉军副都统、户部侍郎和镶白旗满洲副都统。1894年慈禧60寿辰的时候，他因为给慈禧进贡“玉石仙台”等名贵礼物而得到“加赏太子少保衔”、赐西苑门乘船、紫禁城内骑马等一系列“殊荣”。他的官运亨通和财源滚滚源于他的大量行贿和与大太监李莲英的亲密关系。他终于成为帝国的一个“豪富”之人，同时又是一个“风雅”之人。他善于鉴别瓷器字画，“收藏甚富”，同时爱好戏曲，广结京师名优。据说他的死和义和团们看上了他家的那座殷实之府有关。《凌霄一士随笔》中有对他的日常生活的描述，是立山的一个朋友所写，这位朋友称立山家“园林之胜，甲于京师诸府”：
自园门至后院，可循廊而行，雨不能阻。山石亭榭，池泉楼阁，点缀煞费经营。演剧之厅，原为吾家厅事，后归尚书，予为布置，可坐四五百人，时鸦片盛行，设榻两侧，可卧餐烟霞、静听词曲。男伶如玉，女龄如花，迭相陪侍，戏剧有不雅驯不合故事者，予为改正之，群呼为顾曲周郎。凡冠盖而来者，冬初则一色鸡心外褂，深冬则一色貂褂。王府女眷，珠翠盈头，小内监二人，扶掖而至，相见以摹鬓为礼。粉脂之香，馥郁盈室，复有时花列案，蓓蕾吐芳，春则牡丹、海棠、碧桃等卉，谓之唐花，夏则阑芷木香，秋则桂花满院，犹有沪上佳卉来自海舶者。雕檐之下，鹦鹉、八哥、葵花等鸟，悬以铜架，喃喃作人语，与歌声互答。酒酣灯斓，时已四鼓，宾散戏止，优伶各驱快车出城而去，此可谓盛矣。（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卷三之《立山之富奢》。）
家里有钱，人又善于交际，并且特别“开通”，又有不少洋人朋友，作为帝国高官的他，有时竟然穿着西服革履到处逛。他还是个花花公子，喜欢出入妓院。他的死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还和一名叫做“绿柔”的妓女有说不清的干系——这名妓女同时也是载漪的弟弟载澜的相好，满城皆知他和载澜为此争风吃醋，问题是连王公载澜也不如他的钱多-“妓羡其多金，疏澜而亲立。”这是载家兄弟心里的一个大疙瘩。
但是，正是这么一个官员，在政治上却锋芒毕露，其固执爽快，倒颇是条汉子。和联元一样，他对光绪皇帝被软禁有点看法，在所有的官员都与皇帝尽可能疏远的情况下，他怕皇帝在软禁的小屋里受冻，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特地给皇帝制作了个避寒的屏风送到瀛台。被慈禧知道后招他质问，他坦然承认，并请求惩罚。慈禧命令太监打他的嘴，他表示还是奴才自己打自己为好，于是“自批其颊，至红肿不堪”。他对人解释说，他这样是“不愿辱于阉人之手”。立山犯颜直谏的举动使朝野群臣惊愕不已，也使很多人对这个靠贪污行贿发财的花里胡哨的官员刮目相视。
义和团“举事”之后，帝国危亡在即，立山的政治锋芒更加尖锐。在慈禧召集的御前会议上，主战派和主和派吵成一团，主战的慈禧看了立山一眼，心里想，平时对这个奴才多有赏赐，这个人应该说是“自己人”，于是当着群臣问立山：“汝言如何？”谁知道，立山没有犹豫，立即脱口而出：“吾主和！”话音未落，在场的官员“莫不惊异”。载漪当即就骂立山“与夷通”。慈禧的表情难看了。帝国宣战之后，在载漪的带领下，早就盯上立山的豪富之家的义和团们终于抄了他的家，理由是有人揭发，立山暗中接济洋人，他的家里有一条通往洋人教堂的“地道”——这是彻底抄家的最好的理由。于是，立山的豪宅立即被农民们“焚劫一空”，立山本人也被捕入狱。在牢狱中的日子里，包括庄亲王载勋在内，许多官员为他求情，慈禧也没有杀他的打算。但是，在载漪的强烈要求下，慈禧终于动摇了。载漪说：“今不诛立山，明日恐将无及。”无法理解“今天不杀就来不及了”这句话的真实意思，但可以揣摩出载漪的另一番担心：洋人们真的要打进来了，如果是那样，立山这家伙肯定得意之极，与其让他得意，不如现在杀了他！
联元被押上刑场要被砍头的时候，突然刑场上一阵骚动，载澜骑着高头大马飞奔而来，在他的马前马后，一群义和团呼喊着，簇拥着。载澜的马后拖着一个东西，在尘土中乱七八糟的一团。马上就要挨一刀的联元竟然有心好奇，问：“此为何物？”有人应声：“立山大人！”原来，最后决定处死立山之后，载澜亲自前往刑部大牢，捆住立山的手脚，“系马后拖拽而出，及就刑，面目狼藉，气濒绝矣。”（《庚子诗鉴》，《义和团史料》65页。参见《清代人物传稿》（下编）卷六，清史委员会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14页。）一个往日花天酒地依红偎翠的人物，在刽子手还没下刀之前，就已经成为一团凌乱的血肉了。
没有人敢为被杀的大臣们祭奠，包括他们的家人。在那个疯狂的时刻，哪怕做出任何一点表示同情的举动，都可能会被载家兄弟当做“汉奸”或者“满奸”而被绑在马后拖个骨肉分家，或可能会被义和团们当做“二毛子”、“三毛子”斩尽杀绝。
另外一个被判死刑的是已经79岁的兵部尚书徐用仪。这个老人直到不久前才当上了他一辈子都渴望的尚书。如果说他在官场上犯过什么“错误”，那就是他曾经表示过，不赞成立端郡王的儿子为皇储。现在，帝国把他抓起来的理由是：有人报告，在袁昶等人被杀之后，这个老头掉了眼泪。老人死后，尸体被放在一个破庙里，没有任何人敢去收殓，很久之后才去了一个人，是他的儿子。徐用仪临死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死在洋人没有进京之前，也算是福气。”直到帝国的灾难平息之后，辛丑年二月，徐用仪的遗骸才被护送南下。史书对此记载道：“江督以下官吏，暨南数省士夫，并致祭焉。”（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20页。）
只有一个例外。当立山被载澜的高头大马拖往刑场的时候，当立山的那团血肉在帝国京城的黄土中翻滚的时候，路边公然跪着一群人，明目张胆地“为立山大人送行”。这些不怕死的人是被大清帝国鄙视地称之为“戏子”的人，其中有很多是家喻户晓的名角，其中一个唱武生的，以善于演悲壮的古代英雄而名噪全国，他的艺名叫“盖叫天”。
此时，距离联军攻破北京城墙仅仅还有三天。
7、帝国的城墙
1900年8月的京城静静地躺在北方烈日下白茫茫的暑气之中。
在京城的正东和东南两个方向上，在被烈日烘烤得叶片曲卷起来的玉米地的边缘，在散发着强烈水腥气味的小河沟旁和遍布着夏蝉声嘶力竭的浓郁的柳荫下，时时闪出身穿彩色军服的各国士兵的影子。各国军队都派出了侦察兵。帝国的骄阳已经把他们晒晕了，他们仿佛觉得此刻正置身赤道。越接近北京城，越看不到中国百姓的影子，这让他们感到安全，同时也感到痛苦，因为他们找不到解渴的水井。他们不敢进村。快要中暑的时候，他们把头扎进河沟浑浊的水里，然后带着强烈的水草和鱼卵的味道，在望远镜里向他们想像中的帝国的都城窥视：远远的，在一望无际的庄稼地、茂密的芦苇丛和黄得耀眼的土道的尽头，一道灰色的线在蒸腾的蜃气中漂浮。
那是世界上最高最长的城墙。城墙的后面就是这个巨大帝国的都城。
这个都城的结构早已经被联军军官们在地图上研究多次了，每一次面对地图，军官们都惊讶不已，因为世界上还没有哪一座城池像帝国的北京城一样坚固而复杂。
北京基本上是一个长方形的巨型堡垒，高大厚重的城墙竟然有四层之多，数不清的城墙大门把军官们弄得眼花缭乱。最外层的城墙包裹的是外城，西方人称“中国城”，因为根据这个帝国的规定，汉人一律居住在外城。外城共有七座城门：东便门、广渠门、西便门、广安门、左安门、永定门和右安门。内城，因为是满人居住的地域，因此被西方人称为“满城”或“鞑靼城”，这里有九座城门：东直门、朝阳门、西直门、阜成门、正阳门、宣武门、崇文门、安定门和德胜门。内城里面是“皇城”，西方人称之为“红色禁区之城”，有六座城门：大清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安门、地安门、西安门。最里面是紫禁城，是皇帝居住的区域，有四座城门：午门、神武门、东华门和西华门。
高而厚的城墙不但即使使用炸药也不能轻易将其打开缺口，而且还是一个连体堡垒。城墙上的每个城垛都有射击孔，每座城门都有重兵把守的箭楼高高耸立，垛口和箭楼组成的交叉火力可以封锁到城墙下的任何角落。
联军占领通州的那天，1900年8月12日，在点燃让京城人“产生巨大恐惧”的篝火的同时，联军在通州召开了进攻北京城的军事会议，北京城的地图再一次铺在了联军军官们的面前。
在地图上，各国军官们再次温习了那些城门的名称，为了让军官们记住，一个充当翻译和顾问的中国教民详细地向军官们解释了每一座城门名称在汉字上的意义，比如“神武”和“德胜”是崇拜武功的意思，而“朝阳”、“阜成”有吉祥富贵的含义。最后也没把这么多城门搞明白的军官们领受了各自的攻击路线和目标：
俄国军队从通州出发向北，攻击目标：东直门。
日本军队直接向西，攻击目标：朝阳门。
美国军队沿运河前进，攻击目标：东便门。
英国军队走南路，攻击宣武门。
其他各国军队随后跟进助攻。
会议最后确定的行动时间表是：13日派出侦察部队，14日各国军队在距离北京五英里的攻击线上集结，15日正式开始攻击。
联军参加攻打北京城的总兵力为1.5万人。其中步兵1.375万人，骑兵800人，工兵450人。装备有大炮100门，其中野炮52门，山炮48门。
就在联军开会部署作战计划的时候，帝国皇宫里的慈禧太后依旧沉浸在从通州传来的“李秉衡大胜”的捷报的喜悦之中。京城距离通州仅仅20公里，快马送战报，顶多需要几个小时，但是，在李秉衡自杀24小时之后，战报才送到，而且还是个“捷报”。但是，下午的时候，真正的战报送达了：通州不但已经陷落，而且联军已经开始了攻击京城的军事行动。慈禧立刻慌张起来，这是她曾经预料但始终不愿意看到的情况。慈禧立即想到了守城。她命令宋庆即刻进京，“商办城守事宜”，同时放出话说，对丢失阵地并且已经逃到南苑的马玉昆表示理解，说朝廷并没有问罪的意思，他本是个“忠勇可靠”的人，应该继续“统带营官兵丁，奋勇立功”。之后，慈禧向南方各省急电，要求各地的“勤王之师”火速北上。
京城大规模调集军队的行动仓促地开始了。慈禧命令荣禄和载漪等军机大臣们共同商定防御作战计划，但是，帝国高层的军事会议却始终没有能够正式召开，即使这几个帝国的重要人物坐在了一起，也是各怀心思，说话支支吾吾，态度躲躲闪闪，什么也没讨论，当然就什么都没有决定，然后匆匆散场了。这个时刻，整个中华帝国基本上是一个女人在慌乱地调动兵力，好在她的话还能够起作用。于是，帝国各军从13日下午开始，纷纷从各个城门涌进城内，北京城立即变成了一个大军营：八旗前锋和护军守卫紫禁城，神机营25个营、载漪率领的虎神营14个营、八旗和绿营兵2万人，分别防守各个城门；荣禄的武卫中军3个营把守西华门和天安门前大清门内的棋盘街，董福祥的武卫后军25个营防守外城的广渠门、朝阳门和东直门；另外，马玉昆部的1万人防守京城的南郊据点南苑。没有军事经验的女人的军事调动是混乱的，其中最倒霉的怕是董福祥部的官兵了，慈禧命令他们“立即出城迎敌”，于是上万官兵烽烟滚滚地出了城，但是到了城外，包括董福祥在内，谁都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和仗该怎样打，背着洋枪拖着洋炮的队伍在烈日下沿着京城的东南城墙的外围毫无目的地不断地转着圈子。天黑的时候，慈禧的命令又到达了，内容是“无论行抵何处”，立即返城，“保卫城池”。结果在漫天暑气中整整转了一天的疲惫不堪的官兵匆忙进城了，他们坐在街道边上，在京城百姓好奇的围观下大口地喘气——依旧不知道洋兵们在哪里，仗该怎么打。
与此同时，慈禧开始频繁地召见她的大臣，整个下午到晚上数小时之内，召见荣禄八次，召见载漪五次，全体军机大臣被“叫起”也达五次之多，这个女人几乎没有时间“传膳”，全部时间都坐在她那间充满南方奇异水果和花卉的浓香的房间里，等待大臣们有什么可以御敌的好主意。但是，群臣跪在她的面前，“皆默然不发一言”。40年前，两国联军打到北京，就把帝国政府赶到了热河；现在的联军是除自己以外的“彼等”，有八国之多，群臣们，包括载漪等人，明白地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了。没有人说话，慈禧就发怒，但是不管她如何怒火万丈，就是没人吭一声，皇宫里死一般寂静。最后还是外面的禀报打破了沉默：涌进城的官军们“无人节制”，正在大肆抢劫钱庄和粮铺，京城里已经民心大乱。
此刻参加防守帝国都城的军队总兵力已达10万人以上，是联军兵力的8倍。
10万防御之军，从兵到官，竟没有一人能够说得出具体的防御作战的部署是什么。没有指挥作战的机构，没有战斗动员、作战方针、作战原则和协同作战的实施计划，没有保障支援方案，没有战役和战术预备队。所有该有的都没有——没有一切。
13日夜晚。这一天是按计划联军向集结地点运动的日子。但是，各国陆续到达集结地点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情况：俄国军队不见了。
这时，由俄军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率领的俄军前锋部队4个步兵连、2个骑兵连和一个有4门大炮的炮兵连已经出现在北京城东护城河边的一个小村庄里了。下午5时左右，斜阳照耀下的护城河水光粼粼。躲藏在一棵垂柳后面的华西列夫斯基看见了城墙上飘扬着的各色旗帜。
没有什么特殊的动静，眼前的这座城市仿佛在午睡。
迷惑之中的华西列夫斯基心脏狂跳不止。
俄国人决定提前行动。即使从最原始的战争原理上讲，谁先占领目标，谁就能在战果分配上占据最大的份额，况且摆在眼前的是这个世界上囤积金银财宝最丰富的一座城池。无论前程多么险恶，无论将要付出多大的牺牲，既然已经到了宝库的门口，便顾不了那么许多了。15日开始攻击，这是俄国人在军事会议上首先提出的计划，并且郑重地希望各国“严格遵守”，“以便统一行动”。但是，会议刚完，他们的前锋部队就悄悄地出发了。出乎华西列夫斯基意料之外的是，在向北京城外围运动的20公里的路程中，竟然一个帝国的士兵都没有看到，这让这个俄国贵族心里警惕了起来，他认为帝国的军队一定是埋伏在前面的某一个地方正等着他呢。中午的时候，果然发现“敌情”，在他的侧翼，突然出现一支武装队伍，黄皮肤黑眼睛。部队骚动了一阵之后，还是俄国的随军记者判断准确：这不是帝国的军队，而是和俄国人怀着同样心思的日本人派出的侦察分队。
一张写有“日本人想提前进攻北京”字样的纸条送到了华西列夫斯基手上，这个参谋长用俄语大骂起日本人来，同时命令自己的部队加快前进速度。
与此同时，日本指挥官也向部队下达了同样的命令。
13日晚22时，突然天降暴雨。无论是帝国的守军还是准备攻击的俄军，都藏起来躲雨了。一个小时之后，雨突然停止了。
华西列夫斯基下达了攻击的命令。
黑暗中乱枪响起来，然后一名俄国海军士官跑了回来。这个海军士官叫格尔斯，是自愿第一个冲锋的，因为他是俄国驻华公使的儿子，他决心救出自己的父亲。但是，他带领的小分队靠近城墙的举动立即被城墙上警惕的帝国八旗兵发现了，这些八旗兵即使在暴雨倾盆的时刻也没有放松巡逻，几排枪便把格尔斯打了回来。俄军立即重新寻找攻击位置，结果摸到了东便门的前沿。和格尔斯的遭遇不同的是，这里的帝国官兵正在帐篷里睡觉，俄军扑上去便用刺刀突刺，没有被刺死的帝国官兵仓皇奔逃，哄散于黑暗之中。
夜色中的东便门城门暴露在俄军的目光之下。这是13日夜半与14日凌晨交替的时分。
东便门，北京城东南通惠河边的一座偏门，是1553年明嘉靖年间修筑北京外城时，在外城东面开的两座城门之一。外城东面正式的城门应该是广渠门，为了出入城方便，特地另外开了一个小门，称“东便门”。虽然它属于外城东面的城门之一，但开在城墙的拐弯处，大门不是朝东而是朝南。
俄军的大炮对准东便门的大门开始轰击，炮手瞄准了城门的门闩处。
俄国人一炮射出，帝国都城满城皆惊——这是1900年联军进攻北京的第一炮。
中国的城门，即使是这样一个偏门，也依然十分坚固。双层的厚木，加上铁板的保护，炮弹打上去好像不起什么作用。俄军炮兵连续向同一个点轰击，整整轰击了数十炮，时间长达两个小时之久，突然，俄军官兵欢呼起来：东便门城门终于被轰开了一个洞。
无法解释在俄军炮兵近距离轰击东便城门的时候，帝国的守城部队干什么去了。正在攻击的华西列夫斯基的俄军加上炮兵也不过千人，仅仅是俄军小小的先头部队，只要帝国守城部队主动发动一次小小的反冲击，华西列夫斯基如果不死，也肯定会夹杂在他的官兵中狂逃。同时，按照一般的防御规律，城外数里之内都是前沿，前沿的帝国军队如与守城部队合击，俄军连城门都看不到便会遭受伤亡。
但是，帝国的任何反击都没发生。
14日凌晨2时，俄军冲进了东便门。
以后发生于东便门城门内的战斗，是俄军自开始攻击以来遭受的一次真正的抵抗，原来帝国的官兵在城里面等着他们呢。城墙上的帝国官兵向冲进城门的俄军猛烈射击，有一些帝国官兵同时冲了下来，和俄军开始搏斗，俄军立即被赶了出去。华西列夫斯基命令骑兵连参加冲击，这些哥萨克人挥舞着他们善于使用的马刀蜂拥砍杀，东便门城门又丢失了。
天亮时分，占领了外城的俄军开始向内城攻击。但是，俄军发现他们的对手和一般的帝国官兵的装束不太一样：白色的衣服，蓝色的尖顶帽子。这些装束奇特的帝国官兵簇拥着一面红色的大旗，旗帜上绣着一条金色的龙，这条中国人虚幻出来的动物在红色的旗帜上扭动着，于满天的朝霞中熠熠生辉。
这是董福祥的甘军。这支军队原因不明地没有把使馆攻打下来，如今的决死表现令人惊讶。甘军官兵从城墙上的每一个垛口后连续不断地射击，大炮从城墙上直接瞄准，冲击中的俄军顿时乱成一团了。拉炮的十几匹马瞬间便都被打死，冲在前面的炮手全部负伤。包括上尉戈尔斯基在内的军官也负伤大半，俄军仓皇后退，撤退到城墙东南角落的数间民房里。
这时天大亮，俄军们看清了一切。他们看见帝国官兵们突然向他们藏身的民房呐喊着反击而来。在丢弃武器、伤员和尸体之后，俄军终于被赶出了外城，也就是说，整整一夜的攻击后，俄军现在又退回到了原地。
就在这个时候，已经得到“俄军突破东便门”战报的俄军主力到达。
得到兵力补充的俄军立即重新开始冲锋。
早晨6时，俄军第10团团长安丘科夫率领部队发起第一轮冲锋。安丘科夫骑在马上高举马刀，身先士卒。但是，对面的甘军阵地上也同时出现了一个指挥官的身影，这就是董福祥。这个被慈禧骂为“强盗”的帝国军官毫不隐蔽地站立在高处，挥舞着一把锋利的中国战刀，大喊：“退者立斩！”
在帝国官兵的阻击和反冲击下，俄军很快就退了下去，留下一片尸体，其中包括安丘科夫，这个俄国团长当胸中了一枪。
恼怒的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刚站起来想喊什么，立即被蜂拥而至的子弹包围，话音未落他也栽倒了。数名俄军官兵上前企图把参谋长抢救下来，但是，甘军的步枪手们似乎看到了这个令他们发泄仇恨的时机，更加猛烈地封锁了华西列夫斯基身边数尺的范围，结果企图抢救参谋长的俄军官兵一个个地倒下，没有一个俄国人能够活着接近在流血中大声呻吟的华斯列夫斯基。这样的封锁居然持续了三个小时，其中两名企图把华西列夫斯基拉出死亡之地的军医都在接近他时负了重伤——一个被子弹打穿了脊椎，另一个腿被打断了。
14日中午的时候，俄军仅仅攻占下外城的一角，而攻击内城的战斗没有任何进展。被甘军官兵的子弹封锁在瓦砾之中、血已经快流尽的华西列夫斯基只有仰望着异国的天空祷告了。
日军司令官山口素臣从先头侦察部队的口中得知俄军提前开始攻击行动的时候，后悔日本动手晚了一步。他立即命令部队出发，同时，把日军开始行动的消息通知了英、美两军。这个日本将军的用意是：万一日本人拿不到攻占北京的头功，也不能让俄国人占到便宜——在日本人心中，世界上最阴险的国家就是俄国。
日军攻击的目标是朝阳门，开始攻击的时间是14日早上7点30分。
在朝阳门城墙上防守的还是甘军。日军刚开始攻击，甘军官兵们就看见自己的最高长官董福祥到了现场。董福祥和俄军在东便门打了一夜，一脸的硝烟和疲惫，但那柄锋利的中国战刀依旧在他的手上。他站在朝阳门的城墙上，说的还是那句话：“退者立斩！”
帝国军队的火力是猛烈的。从朝阳门外的东岳庙里冲出来的日军冲击到离城墙还有数百米距离的时候，就出现了严重的伤亡。步兵受阻之后，日军开始集中炮火轰击朝阳门城墙，双方开始了猛烈的炮战。在炮战的间隙，日军组织了几次对城门的攻击，但都失败了。城墙上的甘军好像越打越多，原来董福祥把防守内城崇文门和正阳门的甘军全调到这里来了。
朝阳门的炮战，是帝国历史上少见的激烈炮战。甘军调集了可能调集的所有的大炮，向日军的炮兵阵地以及冲击的步兵进行了密集的炮击，而在接近中午的时候，日军得到了跟上来的俄军预备队炮兵的支援，使在这个方向上联军的大炮达到五十多门。联军的炮群统一指挥，集中火力轰击朝阳门和东直门城楼，使这两座城楼成为一片火海。轰击的同时，夹杂着步兵的一次次冲击。帝国军队没有预备队的概念，所有的兵力全都铺在第一线，在日、俄炮群的连续轰击下，城墙上出现大量的兵力减员，由于得不到兵力补充，战斗力逐渐地低下来。按照战斗的基本战术，如果在这样的僵持中，帝国其他部队如能配合行动，从无论那个方向进行反冲击的话，至少可以缓解甘军的压力，让他们得以喘息，而且日军所有的兵力加在一起，也不足七千人。但是僵持的状况如日军所愿，就这样僵持着。猛烈的炮击和持续的小规模步兵冲击一直僵持了整整一天，天黑下来的时候，日军认为时机到了。和攻击天津城一样，日军组织了敢死队。敢死队同样是抬着巨大的炸药桶，一波接一波前赴后继地向城墙接近。甘军拼死阻击，但是，枪声逐渐稀落——城墙上帝国官兵的尸体已经成堆了。
突然一声巨响，日军敢死队终于把朝阳门城门炸开了。日军步兵蜂拥涌入。
这是14日傍晚。
激烈的北京城攻防战似乎就这样接近尾声了。
和俄军和日军比起来，美军似乎“幸运”之极。美军严格地按照联军的计划，14日早上才向攻击目标进发，这时，俄军已经占领了东便门，日军已经在朝阳门开始了多次的攻击。当美军到达他们要攻击的广渠门的时候，令美军奇怪的是，他们的接近并没有受到严重的阻击，好像帝国的军队顾不上这段城墙了。他们刚一到达广渠门，受到帝国守军的射击后，美国兵们立即藏了起来，看热闹似的看着俄军和帝国军队的激烈战斗。看着看着，美军司令沙飞看出了门道：有一段城墙上好像没有任何人防守。于是，他派出了一个小组，徒手往城墙上爬。帝国的城墙由于修建年代久远，墙体上砖缝很深，美军很容易就爬上去了，更幸运的是，这段城墙上真的没有任何帝国官兵守卫。这个现实即使今天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10万守军，就是简单地排列，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在一段城墙上出现没有人的状况，况且这段城墙还是联军攻击的主要方向上。大量美军已利用临时制作的软梯，未发一枪一弹地登上了城墙。占领了广渠门这一段城墙的美军立即向两边冲击，帝国官兵对城墙上突然出现的攻击猝不及防，纷纷撤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