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顶上有一块扁平的石板，据说曾经是佘太君的点将台。远处的烽火台已经破落，一股山野旋风卷着沙土和落叶飞扬而来。慈禧在这里站立了很久，她的思绪中回旋着的一个梦境谁也不可能琢磨出来：她自打早上从窑洞里钻出来，便有一个强烈的感觉：这里的景色很像当年的热河。
昨天晚上，她梦见了帝国的夏宫热河，梦见了她的丈夫咸丰皇帝，梦见了昔日那些温存与冷落、希望与失望、快乐与痛苦交织在一起的难忘时光。
对于慈禧以政治角色出现在帝国的政权核心中而一直耿耿于怀的恭亲王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大清宗社，乃亡于方家园。”“方家园”，北京朝阳门内一条胡同的名字，是慈禧的母家所在地。这个地方明代的时候就在京城小有名气了，倒不是因为这里出过什么高官巨宦，而是因为这里是官妓集中的地方。就凭家住此地这一点来看，慈禧的母家也不会是什么显赫人物。
恭亲王说那句话的时候，慈禧27岁，新寡，正值少妇年华，别有一种风情。而正是在这一年，这个光彩照人的少妇把中华帝国拉进了一段最不可思议的历史中，直至使几千年的帝国走向了最终的灭亡。
慈禧，满族，叶赫那拉氏人，小名兰儿。其父惠征，曾为徽宁池太广道。兰儿自幼跟随父母生活在江南，江南的青山绿水使这个北方满族女儿结实饱满的身躯又被熏染上了一层柔情妩媚。她很小的时候就显示出绝顶的聪明，有不少和她那个年龄不相称的鬼心眼——“少而慧黠，聪艳无可匹侪，雅善南方诸小曲，曲尽其妙。”（天嘏：《清代外史》，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98页。）当她穿着她最喜欢的汉家装束给她的父母吟唱江南吴歌的时候，她的父母悲喜交加。无论是满族人还是汉族人，中国人都明白“红颜薄命”这一说法。况且作为满族官员的女儿，法定将要接受皇室的秀女遴选，而即使是满族人，也不认为将女儿送入宫中于她于家是多么大的幸运，因为没有几个入选进宫的满族秀女能够得到真正持久的恩宠。宫深如海，女儿如萍，女孩家的命运凶多吉少。但是，几乎所有的史料都把兰儿说成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少女，似乎她在情窦初开的时候就已经是个政治人物了。尤其是她父亲得到圣旨说“皇帝准备娶一个妃子，并且希望这个妃子能够为皇帝生下个皇太子”，同时通知兰儿已被列入17名遴选秀女的名单之中时，据说兰儿暗地里焚香祷告，并且得到了神灵的某些乐观的预告。果然，兰儿在那17名秀女中出类拔萃，虽然她和竞争对手们一样，仅仅穿了件满人的旗袍，梳了个高耸的两把头，在嘴唇上点了一点殷红，但她还是没有费什么周折就被咸丰皇帝看中了。咸丰皇帝当时仅仅觉得在他的后宫嫔妃中又多了个满族姑娘而已，他绝对想不到，套殿的院子里响起那双高底鞋子的咯咯声时，正是帝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刻的诞生。
直到很久之后，不少人和恭亲王持大致相同的看法，认为“打慈禧入宫时起”，这个帝国的“祸害就开始了”，并且把那个历史瞬间不假思索地归结于咸丰皇帝的好色。
应该说，咸丰皇帝即位的头两年还是个勤奋的皇帝。但随着太平天国声势的日益扩大，帝国无能的文武大臣面对帝国分崩离析之象束手无策时，咸丰皇帝的压力越来越大了。这个年轻人仅仅咬牙坚持了两年精神便垮了——“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徐珂：《清稗类钞》。）皇帝享受醇酒美人天经地义，但居然到了“自戕”的地步，说明年轻的皇帝所选择的道路比逃避现实还要极端——“自戕”等于自杀。
皇帝要用美酒美人自杀，这是天成全了兰儿，同时成全了帝国晚期错综复杂的政治史。本来咸丰不喜欢旗女而迷恋汉女，但美丽的兰儿擅长吴歌、喜穿汉家服饰，且说略带江南味道的纯净的汉话，这一切都深深地迷住了被严酷的政治局面吓坏了的年仅20岁的皇帝。兰儿对自己的美丽十分自信，深宫的寂寞很快就过去了，在圆明园的众多嫔妃中她很快得了咸丰皇帝的注意，并且幸福地被“临幸”了。对于一个普通的妃子来讲，被皇帝拥到怀里是一件能够决定命运的惊天动地的大事，那些短暂的惊慌羞涩的时光即使在花甲之年仓皇逃亡的路上也依旧是禁不住反复回味的美妙时刻。后人曾用科学发明的胶片再现当年兰儿倚栏小唱“勾引”皇帝的情形：身影一隐一现，媚眼一颦一笑，如同世间所有风尘女子在街头招客一般。无论史学家怎样抨击这个情形是如何的“不可能”，但有《清代外史》所记说明“可能”之一斑：
是时英法同盟军未至，园尚全盛，各处皆以宫女内监司之。那拉氏乃编入桐阴深处。已而洪杨之势日炽，兵革遍天下，清兵屡战北，警报日有所闻，奕詝置不顾。方寄情声色以自娱，暇辄携妃游行园中，闻有歌南调者，心异之。越日复往，近桐阴深处，歌声又作。因问随行内监以歌者何人，内监以兰儿对。兰儿者，那拉氏之小字也。宫中尝以次名呼之。奕詝乃步入桐阴深处，盘坐炕上曰：“召那拉氏入。”略诘数语，即命就廊栏坐，令仍奏前歌。良久，奕詝唤茶。时侍从均散避他舍，那拉氏乃以茶进，此即得幸之始也。（天嘏：《清代外史》，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97～98页。）
那拉氏，兰儿的名字，满族女人没有正式的名字，皆为某某氏。
兰儿的“奋斗”史和“发迹”史无疑始于圆明园。当时的咸丰皇帝不仅仅喜欢她一个，仅圆明园内就有颇负盛名的“四春”，即分别被称为“杏花春”、“海棠春”、“牡丹春”和“武陵春”的四个姑娘。当时管理圆明园的“管园大臣”文丰因为咸丰“采办”民女而得宠，但是他给皇帝弄来的姑娘似乎都是妓女。其中四春中的一“春”，好像也是个妓女，居然竟是兰儿弄来的，此举属于她后来在波澜起伏的人生中使出的无数个谋略中的一个：
文宗（咸丰）因东南太平军起，心中忧焦，颇怀信陵君醇酒美人意，常居园内，命宫监四出觅汉女，充下陈。文丰有心腹奴二，皆汉人也。一走维扬，一去金阊，购得民女四人，皆绝艳，或云取自妓家。文宗为特设四院以处之。亭馆崇宏，隔垣相望，复道属焉，即世所传杏花春、武林（陵）春、牡丹春、海棠春是也。杏花春尤妖冶，系广陵方氏女，幼曾鬻于娼家，心腹奴物色得之，以二千金脱其籍。时海棠春亦新自金阊来，文宗益乐甚，为诗以赏文丰之能，赐贲重叠。未几，心腹奴又献牡丹春。女亦苏人，善媚工歌舞。文宗尝携那拉妃听歌，妃颇赏之。其后宠眷愈隆，妃遂嫉忌，别遣心腹至粤江选花，得珠儿之丽者，以间牡丹之宠，即武陵春是也。四春争妍斗媚，由文丰进者实居其三。（《满清野史三编》之《圆明园总管世家》。）
决定兰儿最终胜利的标志是：她不但怀孕了，而且生下个男孩儿。时年为咸丰六年。兰儿22岁。
慈禧所生的男孩儿是咸丰皇帝留下的惟一一个皇子，咸丰皇帝甚是喜欢，竟有“庶慰在天六年望，更欣率土万斯人”之咏。兰儿的地位因此陡然抬升，从懿贵人晋封为懿妃，再封懿贵妃。但是，她没想到的是，她失宠的速度和她抬升的速度一样快。咸丰皇帝和社会上的放荡大爷一样染上了一个癖好：迷恋汉家姑娘的小脚。兰儿是满族姑娘，不裹脚。因此，圆明园里的“四春”在兰儿的眼里不但是情爱上同时也成了政治上的死敌。懿贵妃使用了一些手段，包括刻苦练习书画和做文章，甚至用代替咸丰批阅奏折以吸引皇帝的注意，但都没有用。从那时候起，这个美丽的女子开始显露出她惊人的毒辣褊狭，她的肆意报复且毫不手软的性格自此贯穿了她的大半生。因为她居然仗着自己生了个皇子，敢于顶撞皇帝和“借事弄权”，令大臣们对她产生了极大的政治警惕。为此咸丰的心腹大臣肃顺曾经严肃地向皇帝建议，让皇帝按照汉武帝处置“专恣淫乱”的钩弋妇人的先例-“杀母而留其子”。热爱美酒与女人的咸丰处理国事家事一样的优柔寡断，等他终于认识到肃顺的建议应该采纳的时候，他已经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在位仅仅11年的咸丰皇帝奕詝当年被道光皇帝选中接替皇位其实也是历史的一个偶然。在道光皇帝的九个儿子中，最有希望接替王位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异母弟弟奕訢，因为无论朝野还是道光皇帝本人，都对奕訢的聪慧精明赞赏不已，奕訢接替皇位几乎就要成为简单的事实。奕訢就是后来的恭亲王。这是在帝国历史上少有的受到广泛赞誉的亲王，他“思想敏捷，才具开阔，勤于国事”，素有“贤王”之称。但是，道光皇帝最终选择的不是“贤王”却是四子奕詝——一个无论在健康、意志、学问上都十分平庸的年轻人。后人究其原因说法颇多，但影响道光皇帝最后选择的事件好像仅仅是两件小事：其一是皇室在南苑打猎时，奕訢“收获甚丰”，而箭法不好的奕詝什么也没打着。在道光的质问下，奕詝搪塞地回答：“正是春天，鸟兽繁育，颇不忍心。”不料这个说辞竟使道光皇帝“大为感动”；其二是当道光皇帝密写遗嘱的时候，一个太监偷看，发现“末笔甚长，疑所书者为‘訢’字”，并且把这个消息透露了出去，道光“知而恶之，乃更立文宗”。不管原因是什么，后来的历史很快就证明了道光皇帝犯下了一个遗患无穷的错误：奕詝做了皇帝不久，就在内忧外患的煎迫下“自戕”于己，淫乱无度的日子要了他年仅31岁的生命，只好把一个巨大帝国的统治权交给了年仅六岁的惟一的儿子载淳。历史最不愿意看到的是：载淳的母亲恰恰是一位具有政治抱负的女子，而且她为了获得皇帝的欢欣“修炼”过她的政治本事了。
热河，咸丰十一年，因为英法联军攻击北京而跟随皇帝逃亡至此的慈禧目睹了丈夫的死亡。咸丰皇帝临死的时候出自对慈禧的巨大戒心，曾经立下一道诏书交给皇后慈安。皇帝明确给了慈安皇后这样一个权力：如果慈禧一旦“失行彰著”，皇后就可“召集群臣，将朕此旨宣示，立即处死，以杜后患。”
咸丰十一年农历七月十七日丑时，咸丰死于热河行宫的烟波致爽殿。在最后的时刻，懿贵妃及时地把自己生的那个六岁的皇子载淳抱到了皇帝的榻前，哭问“事当如何”。咸丰长久地闭着眼沉默着，懿贵妃反复地说：“儿子在此。”咸丰还是闭着眼，但他终于说了那句“当然立之为君”。懿贵妃立即召来御前大臣替弥留中的皇帝写下“立载淳为皇太子”的圣旨。这时，满朝没有人知道，慈禧不但知道了咸丰写给慈安皇后的那个有权将她杀死的密诏，而且还知道了咸丰为了防止她日后“垂帘听政”所写的另外一个针对她的密诏：任命八位“顾命大臣”扶助六岁的皇帝行使帝国的权力。临终才顾得想及帝国安危的咸丰皇帝终于意识到了在他身后对于朝廷来说最大的祸患将是什么，仿佛是为了弥补他当年沉湎于女色的误国之过似的，咸丰在帝国历史上拟出的最著名的圣旨都是针对当年那个名叫兰儿的美貌女子的。
皇帝临终的安排意味着懿贵妃不但没有篡权的可能，甚至连乱说乱动的权力都没有。这岂是那个为了吸引皇帝而躲在“桐阴深处”等待露容的女人，那个为了心中的“嫉忌”而向皇帝献上“牡丹之宠”的女人，那个为了争宠而刻苦研学以至可以代皇帝批复奏折的女人能够容忍的？！于是，咸丰刚一咽气，这个在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的眼里仅仅是个“无兵无权的女流之辈”的懿贵妃，立即开始了决定她自己也是决定帝国未来命运的大动作，史称“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是一个出自女人之手的政治杰作——帝国先帝任命的八位“顾命大臣”或被干净利落地砍了头，或被不动声色地革了职。世间只剩了那个孤零零的需要母亲的小皇帝——此一杰作与女人的美丽毫无关系，但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辛酉政变”的故事足可以写一部大书，此部大书几乎可以囊括篡改真相、无中生有、指鹿为马、利益联盟、结党营私、蓄意陷害、政治谋杀等等自帝国有宫廷以来其内幕剧所需要的所有骇人听闻的戏剧因素，同时也可以向世人彻底展现东方宫廷里设计阴谋的离奇与玄妙、幽深与复杂。特别要强调的是，慈禧当年年仅27岁，由于生了皇子，有了封号，没人再叫她“兰儿”了。而她也确实远不是清江浦小河船上的那个“满洲秀女”了。她柔润丰满，容光焕发，环佩铿锵，咄咄逼人。这个因为抱着刚刚登基的小皇帝从而可以出现于帝国最显赫的政治场合的美丽年轻的寡妇已经具备了征服整个帝国的所有的条件。
她像嗜好华丽的服饰、上等的胭脂一样嗜好权力。这个嗜好贯穿了她的一生，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刻都没有丝毫的改变。无法得知她何以对执掌政治权力如此执著，可能的解释是，这个女人自丈夫死后就断绝了包括生理需求在内的其他所有的欲望，能够让她感受到活着的乐趣的就只剩下玩弄权柄了。后人对她守寡之后放纵情欲方面的一切传闻都是没有根据的，所有制造这种传闻的人依旧把她当成了正常的女人，而她从27岁那年开始就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女人了。她美丽的容颜随着岁月的动荡而一点点地消损着，如同这个帝国美丽的山河在坎坷命运中逐渐走向衰亡一样——大清帝国最后数十年的历史，仿佛是一个挂满沧桑布景的舞台，那个曾经名为“兰儿”的河船中的秀女，在此上演着一个女儿家被权力的情欲年复一年地煎熬成帝国的“老佛爷”的凄凉过程。
导致慈禧从此掌握帝国政权的“辛酉政变”离开本来有能力当皇帝的恭亲王的鼎力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虽然恭亲王非常清楚慈禧的野心，但是精明的他同样被权力的欲望所征服。怀着对已死的咸丰皇帝的怨恨，在慈禧事成之后的许诺的诱惑下，他终于和慈禧在政治上串通在了一起。他帮助慈禧度过了她生命中最艰难、最危急的时刻：包括精巧地利用已经掌握了帝国实权的“顾命大臣”们日程安排上的疏漏，包括利用“推行革新”的肃顺剥夺保守的满族大臣的某些特权所引起的不满，包括配合慈禧迅速地挟幼帝先于大臣们回到紫禁城，包括努力挑动满族大臣对肃顺重用汉大臣的反对，包括用政治恐怖手段严密地堵住了宫廷中所有敢于争辩的嘴，包括不露声色地抓人再毫不迟疑地杀人。咸丰皇帝最怕的事还是出现了，慈禧开始了垂帘听政。面对朝廷上那张在珠帘后永远让人无法看清表情的脸，软弱厚道的慈安“自愿”把咸丰帝“立即处死，以杜后患”的圣旨当面给了慈禧，之后皇后就突然“暴死”了。而那个当上了议政王且“食亲王双俸”的恭亲王也没能高兴太久，慈禧最终等到了他自己犯错的时候——抑郁了11年的恭亲王一旦得意哪能没有疏漏？他被毫不留情地赶出了军机处。至此，一个年轻的女人天才地完成了她对于中华帝国最高权力的所有政治企图。
咸丰皇帝竟然没能成功地防止那个叫做“兰儿”的女子在他死后篡夺政权，这是一件十分可悲、也十分不可理喻的事情。帝国这种政治事变的出现，总结起来源于一系列的历史因素：道光皇帝误用了奕詝为皇位继承人，咸丰皇帝的沉于女色，一个满族官吏的女儿惊人的美貌和爱穿汉家衣服、会唱江南小曲、能够很快怀孕并顺利生下一个男孩儿，咸丰皇帝的短命，咸丰生前对曾经与他竞争皇位的恭亲王的疏远甚至压制，咸丰对果断地处理已经露出权力欲望和政治手腕的慈禧的犹豫不决，咸丰生前没有建立可靠的权力基础以压制慈禧在他死后制造的政治动乱——以上任何一个因素哪怕有丝毫的异样，都会令帝国今后数十年的历史重写。而历史的现实却是，中华帝国的实际权柄掌握在这样一个女人手里达47年之久，即使在她已经成为一个老人并且像咸丰年间一样需要政治逃亡的时刻，她依旧按照她固定的模式把一个可怜的傀儡皇帝紧紧地攥在手心里-她在以一个女人的情绪和一个统治者的心理控制着这个巨大的帝国。
光绪皇帝在猛烈的塞上秋风里不可能想到热河。此刻他只想回京。“一旦颠危至此，仰思宗庙之震惊，北望京师之残毁，士大夫之流离者数千家，兵民之伤死者数千万，自责不暇。”（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9页。）自从逃亡开始，皇帝的胆子突然大了起来，偶尔敢于跟太后顶撞几句，“我是皇上”的感觉似乎要死灰复燃了。更严重的是，光绪多次向慈禧表示他要单独回北京与洋人谈判。光绪的这个意思在逃亡刚开始的时候就对慈禧流露过：“无须出走，外人皆友邦，其兵来讨拳匪，对我国家非有恶意。臣请自往东交民巷向各国使臣面谈，必无事矣。”（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诗》第七诗附注。）现在，光绪再次向慈禧提出这个请求：
已定议再西，帝尤愤，云：“我能往，寇奚不能？即入蜀无益。太后老，宜避西安，朕拟独归。否则兵不解，祸终及之。”太后以下咸相顾有难色，顾无以折帝辞，会晚而罢。翌晨，乃闻扈从士嘈杂而行，声炮，驾竟西矣。帝首途，泪犹溢目也。（黄濬：《花随人圣盫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111页。）
光绪皇帝要求回北京直接面对洋人，这是慈禧绝对不能允许的事，原因依旧涉及权力的问题。光绪皇帝一旦从她的掌握之中跑了，就无异于帝国的最高权力从她手中丢失，洋人本来就指责慈禧剥夺了皇帝的权力，光绪一旦和洋人直接对话，哪里还有慈禧再插手的份？光绪是她借以发号施令的本钱，本钱没了，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明知道皇帝如果能够直接与洋人“面谈”，至少可以使整个帝国少受灾难，但是慈禧考虑的不是这些，她只关心自己赖以生存的权力。
慈禧和光绪是这个世界上最奇特的母子关系。光绪本来应该是个无忧无虑的贵族子弟，要不是慈禧的亲儿子那个荒唐的同治皇帝因为嫖妓染上恶疾而死，这个叫做载湉的孩子并没有任何可能当上皇帝。载湉的父亲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这本来也就是个宗室贵族罢了。但是，他娶的夫人恰巧是慈禧的亲妹妹，这使他这一支宗室当中，竟然神差鬼使地连续出了两个皇帝，即光绪皇帝和大清末代皇帝宣统。因为和慈禧的这层关系，奕譞在慈禧夺取政权的“辛酉政变”中和恭亲王一起成为协助慈禧成功的“功臣”，他最大的功劳是在慈禧带着小皇帝秘密回宫的时候，身上“藏”着一份杀肃顺等三人的“诏书”。“辛酉政变”成功后，他的封号由郡王加亲王衔，即醇亲王，并授予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那年他只是个22岁的小伙子。这是一个“厚道之人”，说难听点，就是一个“窝囊废”。他的柔弱的性格恰恰是慈禧最需要的。当没有留下一个儿子的同治皇帝夭折之后，想继续“垂帘听政”的慈禧决定再寻找一个幼童当皇帝，于是她想到了奕譞家那个四岁的男孩儿载湉。
《翁同龢日记》：
戊刻，太后召诸臣谕：“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谕曰：“文宗无此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既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则即宣曰：“某”。维时醇郡王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诸臣承懿旨，即下，至军机处拟旨意。（《翁同龢日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某”，即载湉。
猛然听见自己的儿子当了皇帝，奕譞竟然一边将自己的头使劲儿往地上碰撞，一边大哭不止以至哭昏了，他瘫在地上，别人拉都拉不起来。这昏天黑地的大哭已经不是激动和感恩的现了，这个表现的不正常想必现场的人包括慈禧都看得出来。因为自己的夫人是慈禧的亲妹妹的关系，奕譞太了解慈禧的为人了。年幼的儿子就这样被人捉来投入了虎口，他心疼加心碎，那个瞬间他也许陪着儿子一起死的心都有。
弈譞没有力量拯救自己的儿子。回到家他就真的病了，双腿麻木，站不起来了。他给慈禧写了个奏折，要求辞去一切职务，奏折“词颇悲楚”：“突值大行皇帝之丧，复闻新命，悲悸不知所为，触发旧疾，步履几废，乞罢诸职守，苟尽余生，为天地留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留一顽钝无才之子。”（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弈譞辞去一切职务的原因不仅仅是以后要在自己儿子的面前俯首称臣难免尴尬，更重要的是，他成了皇帝的生父，生父和太上皇虽然不一样，但是如果皇帝握有充分的权力并且希望父亲当太上皇的话，于情于理都说得通，可这样势必就得与慈禧形成势均力敌的局面，而他深刻地明白把权柄看得比性命还重的慈禧是绝对不能招惹的，他的辞职就是为了彻底打消慈禧的这个猜疑，以绝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可能降临头顶的大祸。
醇亲王奕譞的奏折立即被慈禧批准了，他被解除了一切职务，慈禧给他的明确工作是：到普陀谷去当修皇陵的监工。虽然后来慈禧要把权力越来越大的恭亲王去除的时候，曾将弈譞重新搬出来当政治工具使用，但是他始终小心翼翼地看着慈禧的脸色行事，一切听从慈禧的指派。他最受世人指责的是为讨好慈禧而主持修建颐和园。一次，大太监李莲英因为受贿而受到他的“询问”，结果第二天他听说慈禧身体不舒服而去请安的时候，被慈禧当头来了一句：“你还能想得起我来？”这句话生生地就把弈譞给吓病了。病本无大碍，可他竟然病死了，年仅51岁。关于他的死，世人都说是被慈禧害的。从史料上看有两个说法比较常见：一是慈禧为了促他早死，利用他好色的特点“赐”给了他一个妓女，结果他得了治不了的性病。此一说听上去有点荒唐。二是他病了之后，慈禧以关怀的借口不允许他私自请医生，所有的药方均出自经过慈禧审查的宫廷医生之手，于是“疾病日深”。无论怎样说，尽管弈譞千般小心万般顺从，慈禧仍一直把这个皇帝的生父当做了一个潜在的政敌，她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放松警惕，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她就毫不留情地下手了——从奕譞的结局上看，当年他在朝廷上哭昏了确实有充分的理由。
不满五岁的载湉被一个宫内的嬷嬷抱起来进入了一顶轿子，从此他成了一个命运悲惨的孩子。
因为劝说慈禧不要在国家内忧外患的时候修建颐和园而被“杖杀”的太监寇连才回忆：
（光绪）自五岁起，无人亲爱。虽醇邸福晋，亦不许见面。每日必至西后前请安，不命起，不敢起。稍不如意，罚令长跪。一见即疾言厉色。积威既久，皇上胆为之破，如对狮虎，战战兢兢。日三膳，馔虽十余，然离御座远者半臭腐，近御座之馔，即不臭腐，亦久熟干冷，不堪下箸。以故皇上每食恒不饱。有时欲令膳房易一适口品，管膳者必面奏西后，西后辄以俭德为责……（《清代野史大观》之《寇太监述闻》。）
要不是深宫太监的披露，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这就是帝国皇帝过的日子。至于慈禧出于什么目的和心理如此虐待小皇帝，史家多有分析，但始终没有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不能解释的原因是，按照人间常规思维，慈禧的举动实在不可理喻。如果硬要寻找理由的话，只能认为这是慈禧的一种故意，她在虐待一个巨大帝国的皇帝中获得了某种快乐——虽然她当不了帝国的皇帝。或者，她在有意地从小培养帝国的皇帝对她的遵从和恐惧。
这一点慈禧确实做到了。这个叫做载湉的孩子由于长期的恐惧，连想说的话都说不清楚，而且特别的胆小：“上幼畏雷声，虽在书房，必投身翁师傅怀中。”“畏太后甚。上本口吃，遇责问，益战栗不能发语。”（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光绪的亲政大典在光绪十五年的二月间举行。被慈禧“精心培养”的载湉已经19岁了，按照中国的观念18岁就是成人了。慈禧必须交出权力。但是，慈禧制订的一个规矩令她依旧是权力的核心，即：光绪皇帝每天所批阅的奏章文件都要送颐和园慈禧处审阅；二品以上官员的罢免和任命必须请示太后才能最后决定。这个规定有一句最关键的话：“皇上不能自专”——这也许是帝国有史以来最难以理解的一句话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天子一言九鼎，皇帝是天下惟一一个不需要对自己的言行做出解释的人。不能自行做出决断的皇帝还叫什么皇帝？更令光绪感到难过的是慈禧对他的婚姻的干涉。在选择皇后的时候，慈禧以命令的口吻指定他必须选择桂祥的女儿，而光绪根本不喜欢甚至讨厌这个女人。光绪皇帝婚后生活之凄苦可想而知，他对皇后根本没有建立正常夫妻感情的可能，皇后便到慈禧那里去哭诉皇帝对她的冷落，于是慈禧把怨恨全部发泄到瑾妃和珍妃的身上，这种发泄又反过来导致了光绪对慈禧的更大的逆反心理。后人把慈禧干涉光绪的婚姻大事所造成光绪与慈禧之间的不和，说成是帝国晚期国家一切不幸的根源，虽然偏颇，但也有道理。皇族奕谟说过：“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载漪谋篡。”两语概括了1900年帝国灾难的最隐秘的根源，可谓简明扼要。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被囚禁的光绪因苦闷而生病，因生病而万念俱灰。帝国的皇帝几近疯癫了。但联军对北京的攻击却使皇帝的精神状态有所复原。光绪的重新清醒令慈禧严重地警惕起来，慈禧绝不允许皇帝再恢复到一个正常人的状态，既然他曾经病到了连证明自己还活着的机会——皇家的祭祀——都必须放弃了。
离开雁门关之后，慈禧的心情变得烦躁起来。在往太原去的路上，一个晚上竟然连个避风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好容易找到了一个泥屋，进去一看，里面放着数口大棺材。随行人员见慈禧脸色发青，全跪下来“请罪”。慈禧半天才叹了一口气说，能抬走就抬走，抬不走就在这里吧。慈禧在棺材边吃饭，食物是附近的一个看管监狱的狱官大老远地送来的，其中的几个鸡蛋让慈禧恶劣的心情稍微缓解。最后，慈禧一行终于到达太原。接着荣禄也从保定赶到。因为不能回京主持国事而愤怒不已的光绪皇帝立即把这些大臣召来，他情绪冲动，高声训斥，历数这些大臣往日的荒唐举动，严厉指出庸臣、内奸不但要为帝国的今天承担负责，而且要为此付出代价。毕竟还是皇帝，毕竟谁都对未来局势的发展心里没底，尤其是对往后慈禧是否还能控制局面没有把握，因此大臣们个个心惊胆战，汗流浃背，尤其是端郡王载漪，退出来时还双腿发软，两眼发黑。
自逃亡时起就没看见过荣禄。荣禄现在来了，很好，终于又可以和他单独在一起说点什么了。慈禧和荣禄在政治上的亲密关系本来就令人奇怪，野史传闻又把这一男一女说成是颇有历史渊源的情爱关系，使得这两个人只要同处一室关上房门，就总会让满朝文武觉得有些异样。最让人将信将疑的是曾经当过慈禧的贴身女官兼英语翻译的德龄的著作，她在其中将慈禧和荣禄的关系提前到慈禧被选秀女之前，任紫禁城禁卫郡统领的小伙子荣禄和二八佳人兰姑娘已经是暗中约会的情人了，而且约会的时间和地点十分明确。尽管史家从当时双方的年龄和家庭所处地等因素分析，都认为这绝对是牵强附会的胡说八道，可这个在欧洲长大的女官硬是把两个年轻人的约会描绘得风情千种温柔万般，犹如故事发生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树影深处。尤其是兰儿被咸丰“临幸”的那天晚上，年轻的禁卫军军官荣禄在紫禁城城墙外长久徘徊，仰天长叹，如此情景倒让人愿意相信此事为真，哪怕是纯属捏造，因为它毕竟给充满冷酷的帝国宫廷添进一些人间气息。
荣禄禀报了北京遭到联军屠杀和抢掠的情况，禀报了崇绮的死。慈禧长久地不说话。这天夜里，她“通宵未寐”。天色薄明时分，她走出那间“地既潮湿，且有异味”的小屋，看着帝国北方苍凉的黄土高原，语从者曰：“不料竟至于此，诚可愧痛。唐元宗遭安史之乱，亦蒙尘于外，目视其宠妃之死而不能救。余今所处，殆尤过之。”（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77页。）
荣禄在逃亡的路上还顺便办了另一件重要的事。天津前线望风而逃的帝国军官陈泽霖趁着国乱卷走了巨额军费，慈禧曾经让他严厉查办。现在他给了慈禧一个答复：陈泽霖没有贪污，银子是让洋兵们抢走的。荣禄之所以为姓陈的开脱，据说是接受了陈泽霖的礼物，礼物包括：现银4万两、上等燕窝10斤，丝绸4箱。这些东西是由一个姓叶的军官不辞辛苦地追赶上逃亡的荣禄，请荣大人当面清点的。
山西巡抚毓贤在太原为慈禧准备了一切，金银器皿都是1775年康熙皇帝巡幸五台山时使用过的，全部是宫廷珍品，一百多年了依旧光亮如新。慈禧说她在北京都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她舒服得不打算再走了。但没过多久，她便感到有点不对劲儿了：太原是杀洋人杀得最凶狠的地方之一，毓贤是洋人们点名要“惩办”的帝国官员。有消息传来：联军要找毓贤算账，准备对山西大举进攻——“踏平山西”。慈禧召见毓贤，她让毓贤“近前”，然后说：“去岁汝请训时，力言义和团之可靠，可惜你错了，今北京城破矣。但汝奉旨甚力，今山西境内，已无洋人，人皆称汝之能，余亦知之。现洋人报仇，索汝其亟，余或将革汝之职……但汝不必因此伤感，此举不过遮外人之目而已。为国家计，不得不出于此。”毓贤丝毫没有含糊，叩首答曰：“微臣之捉洋人，如网中取鱼，虽幼童及狗，亦未任其幸免。臣已预备革职受罪。”这时，屋外传来怪异的动静，一看，皇储大阿哥正拿着把大刀乱耍，大刀是当初毓贤为义和团们杀洋人专门打造的，上面刻有“毓”字，是刚才毓贤送给皇储玩的。慈禧看见这个情景，心情更加复杂，遂问毓贤：“听说山西的棺材价贵了？”毓贤一时没弄明白太后的意思，后来经人指点他才明白，于是吓了一大跳：慈禧是在暗示毓贤最好自己自杀，“以免后祸”。（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77～178页。）
外面又闹起来了，这回是逃亡的八旗兵在闹军饷。然后就是不断有跟随皇上和太后逃亡的官员前来请求赏赐，原因是不少官员，比如荣禄等人，没有跟随逃亡而现在都跑到太原来了，他们没有一路护驾，不能让他们夺了这份功劳。接着，南方大员张之洞来了奏折，请求朝廷“迁都”。张之洞建议把帝国的都城迁到湖北当阳去。当阳是什么地方？是湖北西部的一个小县城。张之洞说这个地名吉利：太阳当空照，为帝国“重兴之兆”。荣禄立即把张之洞的把戏戳穿了：那个老家伙是想把朝廷放到他的地盘上去，那样一来他等于是当上直隶总督了。
更严重的消息是：联军已经派出了一支部队往山西开来了。
慈禧下旨：去西安！她特别指出：皇帝必须一起走！
光绪又哭了。他重新陷入了一种绝望。他知道他和他的帝国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900年9月30日，慈禧一行自太原出发，继续向西逃亡。
这时候，慈禧坐的轿子很宽敞，是毓贤专门为她准备的。光绪皇帝的轿子跟在她的身后，还是那顶破旧的轿子。临行时慈禧再次梳妆，起驾时全体肃立，王公皇室看着老太后容光焕发的那张脸，都为这个女人逼人的精气神感到惊讶不已。
不能埋怨帝国为何叫一个女人执掌了权力。帝国男人的衰败最典型地体现在帝国皇帝的生殖能力上：康熙帝皇后嫔妃共生有35个儿子，其中19个幼年夭折；乾隆得子17个，幼年夭折和未满30岁死亡者7个；嘉庆帝锐减到得子仅5，夭折1；道光略有起色，得子9，夭折2；到了以好色闻名的咸丰却仅得1子，即慈禧生育的同治皇帝；而从同治开始，大清的皇帝竟一个儿子也生不出来了。
于是，拥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大清帝国在它最后四十多年的生命中，只有游魂般地摇荡在一位满洲秀女的河船中了。
4、上海道起舞与张之洞劝学
1900年中华帝国的大混乱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造反”都发源于南方，最近的一次便是发源于广西蔓延至长江下游广大地区的太平天国运动。而1900年的农民“造反”却发源于帝国的北方，蔓延的走向也是一直向北。当帝国的整个北方都已经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是另外一番宁静的和平的景象，仿佛中华帝国此时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国家。
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当帝国政府要求南方各省加入“灭洋”行动的时候，帝国南方各省的封疆大臣联合做出一个决定：抗旨。
在大清帝国历史上，一半的朝廷命官居然公开指责朝廷的圣旨是错误的，并且明确表示坚决不予执行，这是帝国历史上无前例的一次大意外。
这个意外至少可以说明：在洋人们以军舰大炮开路，同时裹挟着工业制品、科技成果、贸易观念以及社会文明等等附属物强行进入中华帝国的同时，也为这个古老的帝国带来了近代欧洲的政治风格。这种风格随着商品贸易和经济生活的日益活跃而悄悄地改变着帝国某些官员的思维方式，从而风蚀岩石般缓慢但却是无法逆转地影响了这个帝国的政治格局和统治模式。于是，在帝国北方农民们“造反”的同时，帝国南方的官员们也同时在另外一个意义上“造了反”。此时的大清帝国风雨飘摇，南北的“造反”形势各具奇趣。
现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是产生一切社会现象的基础，这是一个令自称有数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国人越来越感到尴尬、困惑和无奈的规律。中国是一个自古以来就以“伦理道德”为“立国之本的国家。中国历代帝王所推崇的儒家学说的所有经典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把商品交换、商品贸易和从事商品流通的人看做是威胁国家安危和道德安全的头号敌人，其主要原因是儒家学说从一开始就把“利”与“义”严重对立起来，使“无商不奸”的观念在中国百姓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于是，追求经济利益的“奸”，从道德意义上讲，等同于政治意义上的不可靠。因为如果一旦“利”足够的大，“奸”商们就可能连国家都敢当做“商品”拿去交易。数千年来，这个东方帝国的国家政治一直建立在“君子取义，小人趋利”这种严谨而浪漫的道德说教的基础之上，无论是帝国的平民还是帝国的官员，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严密的政治统治中的一个道德符号，死去的圣人和活着的皇帝的界限模糊地合二为一，成为这个帝国最高道德标准的象征。但是，持有这种观念的民族终于在20世纪初遇到难以自圆其说的境况：除了中国的古典哲学之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文学说，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甚至美学无一不是从分析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的商品经济规模和贸易往来样式而发端的，离开了商品经济的一系列参数任何学说都无法科学地确立。因此，当世界已经进入了现代商品社会之后，外部势力不惜使用炮舰强迫封闭已久的中华帝国“做生意”，帝国的社会动荡由此开始前所未有地频繁了起来。中国人发现自己一直引以自豪的“稳固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时常显现出一种分崩离析的迹象，于是关于“道德危机”的呼吁始终贯穿在帝国晚期的历史中。帝国呼吁的核心是：外敌可御，国贼难防。
1900年帝国南方的数省大臣长久地被中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这些帝国南方大员的职务和名字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揆、四川总督奎俊、福州将军善联、大理寺卿盛宣怀、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等，另外，两广总督李鸿章虽因奉旨北上议和而没在“无耻之徒”的名单内，但他是最先倡导“互保”的最重要的南方大员之一，因此也难逃历史恶名。
帝国的这些南方大员共同具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正在这个古老的帝国里以极大的热情创办着各种近代大型“企业”——那在黎明中响起的机器制造声穿透帝国南方浓浓的湿雾向着辽阔的天宇扩散，直至迎来普照清山绿水的明媚的阳光。帝国南方的大员毫无例外地都属于中华帝国第一批“下海”的朝廷命官——这可谓是国家的大“奸商”了！
当帝国北方义和团们“灭洋扶清”的旗帜席卷山东、直隶，帝国政府支持义和团行动的暗示已经被官方渠道证实了的时候，帝国南方官员们的反对态度出奇的一致，他们“见太后所行，自招灭亡之政策，极为焦虑，发电力阻”。（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9页。）“莫不谓拳匪酿祸，贻误国家，疾首痛心，同切忧惧。”（同上，第195页。）南方的官员们一反帝国官员历来在政治表态上的隐讳暧昧模棱两可的惯例，没有拖延、沉默和秘密勾结的阴谋，而是各自迅速地用奏折的方式直言不讳地向慈禧表达了“坚决剿灭，以绝后患”的政治主张。湖广总督张之洞明确下达了对义和团“实力弹压”命令，而在帝国政府对外宣战的前一天，即6月20日，朝廷接到了两广总督李鸿章的一封电报：“众议非自清内匪，事无转机。”所谓“众议”，说明帝国的南方大员之间已经经过协商并达成了立场上的一致。他们不顾朝廷的明确倾向，强烈要求慈禧“宸衷独断，先定内乱，再弭外侮”。李鸿章的这封电报到达北京的时候，德国公使克林德已经横尸崇文门街头了。帝国北方的政治局势自此陷入了一片混乱。
尽管帝国的南方没有发生任何动荡的苗头，但是长江江面上还是出现了异常，引起异常情况的是英国人。
1900年中华帝国的长江两岸是英国商人的巨大“市场”，因此北方义和团的举动引起了英国人的极大恐慌，他们认为帝国北方农民们的造反队伍如果向南开进，将严重危及英国在帝国南方地区的商业活动。于是英国政府决定向长江派遣军舰，以保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特殊利益”。朝廷宣战的前四天，即6月17日上午，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法雷斯奉英国外交大臣的指令去见湖广总督张之洞。法雷斯说的话令张之洞立即警惕起来。法雷斯说：“如果长江流域发生动乱，英国政府可以提供切实的军事援助。”（何文德：《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这个外交辞令的含义很明白：如果义和团蔓延到长江流域，洋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英国将向这个地区出兵。张之洞立即回答：如果需要援助的时候，会和英国领事协商的。但是，这里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帝国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回答的含义也很明确：他有能力防止义和团在此地的蔓延，不需要英国人的一番“意”。帝国的南方官员不愿意看到英国军舰深入长江水道，因为此先例一开，各国军队就会随之蜂拥而至，那样帝国整个国家的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就会受到威胁。
张之洞随后立即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发了电报，在两人的观点达成一致后，他们联名致电中华帝国驻英国大使，请他转告英国政府：中国自己有足够的力量维护长江流域的安全。若英国一旦派军舰进入长江，定会引起中国百姓“惊谣生事”，那样的话各国“援照效尤，更难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