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寻找出一个令双方都感到安全的办法。张之洞在先前给英国领事的电报中第一次提出了“互保”的概念：“我湖北已添重兵，贴出告示，严饬各州县，禁谣拿匪，敢有生事者，立即正法，所有洋商教士，有我力任保护！”
这就是后来演变成著名的《东南互保章程》的发端。所谓“互保”，简单地说便是：帝国南方官员绝不支持义和团杀洋人的举动，不承认帝国政府对各国《宣战诏书》的合法性，并且会采取各种措施保护洋人在华的安全和利益；洋人不得在帝国南方采取包括军事攻击在内的任何过激行为，必须遵守帝国的法律和道德礼仪，和中方以和平状态进行正常的商品贸易。
普天之下，皇土之上，帝国的官员曾几何时敢说朝廷的诏书不合法？而现在，帝国南方的封疆大臣要联手保护帝国东南的安全和利益，为此他们不惜抗旨！
大理寺卿、时任帝国电报局督办的盛宣怀由于职务关系，最先看到了朝廷指示南方各省大员“召集义民”的命令。盛宣怀竟然把朝廷的电报扣押下来，然后立即给李鸿章发了电报。
这是一封极其重要的电报，它不但准确地预测了帝国政局发展的未来，而且首次提出了“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的建议：
千万秘密。廿三署文，勒限各使出京，至今无信，各国咸来问讯。以一敌众，理屈势穷。俄已据榆关，日本万余人已出广岛，英法德亦必发兵。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办法。（《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二十二。）
李鸿章立即把这封电报转给了刘坤一、张之洞。
6月21日，令南方官员和洋人们都感到惊慌的消息传来：帝国政府宣布自即日起与各国正式进入战争状态。帝国的南方官员立即用电报紧急磋商，最后达成这样的看法：朝廷的决定是在“暴民胁迫了政府”和“朝廷里出了拳党”的情况下做出的，《宣战诏书》的颁布“绝不是皇上的本意”。张之洞立即给朝廷打电报，要求朝廷“命令董福祥军不得乱动”，“严密保护使馆和使馆人员以及外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张之洞提醒朝廷，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只有保住使馆才有挽回局势的可能”。
然而，就在帝国南方的大员们猜测朝廷的《宣战诏书》是否有效和自己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的时候，朝廷要求各省立即派遣兵力“北上勤王”的圣旨到了。面对上面盖有皇帝玉玺的圣旨，官员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对《宣战诏书》的表态只是态度，现在朝廷要让他们行动了。帝国官场的常识是，官员可以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甚至可以消极怠工，可以以私误国，帝国的官场从没把这些这些“小节”放进官场道德的范畴中去；但是，自古以来，帝国的官场决不允许抗旨——“旨”这个汉字在中国有一种威严的氛围，它的含义已经超出了“皇家文书”的字面解释，而成为“不得更改”的代名词。在帝国，是否“遵旨”是衡量一个官员是否“道德圆满”的最基本的也是惟一的标准。一个帝国的官员如果公开宣布他要“抗旨”，不要说他的脑袋用不了多久就要搬家，就是周围的人以及身后的历史对他吐出的谴责的唾沫也会把他淹死。
帝国南方的官员们正为难的时候，李鸿章独自一人给朝廷发去了一封电报——帝国两广总督李鸿章对朝廷要求各省派遣兵力“北上勤王”的圣旨态度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0页。）
这也许是上个世纪之交中华帝国政坛上最著名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历史意义不仅是有效防止了这个帝国内部动乱的蔓延和对外矛盾的升级，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帝国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新型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
“乱命”一词是李鸿章精心选择的政治术语，意思是所抗之“旨”是一个不真实的“伪诏”，因此不存在对帝国政府的反叛意图——帝国南方的官员还没有大胆到可以不加掩饰地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地步。尽管如此，这个表态已经是开天辟地了。帝国南方的官员们获悉李鸿章的电文后信心大增，决心将帝国南方各省联合在一起，抗旨到底。
至少在一百年前，在中华帝国的土地上，一个有趣的格局形成了，那就是：北官南商。
当干燥荒芜的北方黄土地上突兀地耸立起帝国的各种衙门的时候，当红墙绿瓦下的皇家大道上骄奢地横行着帝国官员的八抬大轿的时候，当带菜色的农民们抛田弃舍地聚集在京城的府邸中高喊“扶清灭洋”的口号的时候，当象征着帝国威仪的皇家高大城墙在洋人的炮火中烈焰腾空的时候，当能够细数宫中秘史的京城百姓在烈日下眯着眼静听有关朝廷的最新传闻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正细雨绵绵。连绵的细雨使帝国南方红色沃土上的绿色植物一派生机盎然。在木棉和棕榈掩映下的城市里，最高大的建筑物是金融和现货的交易场所，中外商人们的汽车和马车竞赛似的风驰电掣，即使是最下层的农民也在道听途说地打听着目前大米的市场行情和丝绸的出口报价，因为他们需要及时调整自家的插秧和养蚕的比例。中国广东自秦始皇时始设郡，是帝国对外开放、贸易通商最早的地区。南朝时广州已经是中国南部沿海的一座重要的商业城市，到了隋唐，这里又成为整个帝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唐代著名的“通海夷道”便是从广东始发，经过越南，过新加坡海峡到苏门答腊、斯里兰卡，再沿着印度半岛的西海岸直达幼发拉底河河口——这就是延续了上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大清帝国中期实施的闭关锁国几乎使帝国所有的沿海贸易口岸全部关闭，而广州作为惟一的一个例外被准许依旧通商，照样买卖。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帝国每年通过广州口岸进口的商品总值达到8000万两白银，即使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帝国陆续对外开放了上海等口岸，可广州的贸易额仍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着全国的首位。商品贸易导致的必然结果是近代工业的崛起。1845年广东出现了一批以造船业为龙头的近代“外资企业”：英商的“柯拜”、“诺维”、“高阿”、“福格森”，美商的“和旗”等等。而民族资本的随即投入标志着中华帝国近代工业历程的开始。1872年，在广东，仅民族资本的丝厂便有二百家以上，同时还有印刷厂、电灯厂和造纸厂等，城市工人总数达六万人以上。更重要的是，帝国的官方衙门开始插手工厂企业的建立和经营了——广东近代洋务派官员开办的广州机器局、黄埔船坞、轮船招商广州分局等著名企业开了这个千百年来鄙视经商的巨大帝国的“官商”之先河。
上海，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它扼守江海咽喉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必将是世界贸易往来中的一个重要连接点，商品贸易的巨大内在推动力强迫它必须成为一个向全球开放的大市场。175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提请英国政府给予这个东方港口以充分的重视，因为“这个港口将成为和中国通商的枢纽”。鸦片战争给中华帝国造成的最大后果之一是：帝国东南海边一个小小的县城几乎在一瞬间便变成了一座豪华的“十里洋场”。一百多年前，洋人们在这片迅速成为近代都市的土地上修建那座镶嵌有欧洲古典雕塑的楼房——上海帝国海关大楼——今天依旧无可替代地是上海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标志之一。上海诞生了中华帝国第一批贸易机构和企业集团：洋行、银行等金融机构，印刷、制药等轻工业，煤气、电灯、电报、自来水等公用事业。当那座集中国古典建筑之豪华奢侈的圆明园被烧毁后，洋人在帝国内迅速投资建起了四十多家企业，仅上海就占了25家。上海开埠不到十年光景，其景象就让再次来华的洋人们怀疑到了伦敦。帝国的地方官员兴办的“实业”以上海为轴心，迅速扩大到溯长江而上的各大城市。朝廷任命的南方各省督抚，甚至包括在南方任职的少数满族官员，都不可避免地加入到经商的行列中去了。他们纷纷在商品经济中得到了最现实的利益，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影响，于是，帝国南方官员们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当时帝国北方的官员们不可想像的。
慈禧“万寿盛典”之时，帝国北方的官员忙着在街头搭彩棚，筹措珍奇礼物，然后身穿长袍马褂上朝行君臣大礼。而帝国在上海的最高官员上海道蔡钧，此时正忙着给社会各界发出请柬：为庆祝太后万寿，上海“官方”决定举办“大型交际舞会”——请特别注意这件事发生的时间：1897年11月4日。联想近百年之后中国人重新开始诡秘而羞涩地开始跳舞的情形，令人恍如隔世。当时，上海倾城为之欢愉。而帝国南方的报纸对此举的评论是：“以中国人员而设舞会娱宾，此为嚆矢。”——“嚆矢”，一种带响的箭，射时箭未到而声先响，比喻事情的开端和预兆。上海道蔡钧为了帝国太后的寿辰而举办的舞会是中华帝国历史上官方举办的第一次大型舞会。料想深宫内的慈禧至死也不想看到本应“授受不亲”的男女以为她祝寿为名而相拥相抱着疯狂起舞。这无疑是一个开端，可这到底预兆着什么，当时的人们并没有仔细思索。仅三年后，参加过这场舞会的所有帝国的官员几乎都成了抗旨的主力。
上海道蔡钧的舞会请柬发出六百多份，均“红笺金字，封以华函”。最后实到客五百多人，多系在上海的洋人、帝国的官员和社会名流。舞会现场上海洋务局的大门口这一天车水马龙，观者如潮。“交际舞会”是怎么一回事？中国人听出使过西洋的人说过。一位曾经出使过法国的中国官员是这样描绘的：
女子皆喜高乳细腰，小足大臀。肆中出售一种腰围，系以铜丝麻布所造，贴身服之，腰自细而乳亦高矣。又有一种假乳，造以粗布，如中土之护膝。又有一种假臀，系以马尾细布所造，形似倭瓜，佩于臀后，立即凸出，坐亦棉软……男女数百人，皆易其本服，男子有扮成缠头黑人者，有着送信人红领衣者，有苏格兰古装者。女子皆赤臂长裙，有白衣衬红花者、面擦白粉者，有涂白发形如老媪者，有扮如仙女者，有以墨点腮者。楼上吹笛作乐，男女成群跳舞……西人宴会宾客，间挟女优为盛设。无论酒楼饭馆，均可随意呼唤筵前侑酒，以取其欢。饭毕双双跳舞，时而缩颈，时而耸肩，折背扬拳，作诸般态，继而解衣，继而露臂，至于赤体而后已。（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岳麓出版社1985年版，第766页。）
跳舞跳到最后甚至可能“赤体”，这对中国的道德家来讲简直是人间的晴天霹雳。但是，1897年11月4日，上海道蔡钧带头，帝国的官员们竟然“按照西仪”把家眷带来了，这些女眷“自上海道夫人以下，皆华服鲜衣，致敬尽礼”，其中一个帝国官员的女儿竟然会说法语，“与西人侃侃而谈”，这简直是对大家闺秀足不出户笑不露齿的帝国千年道德古训的公然挑衅。上海道将舞场布置得极其华丽，“地板以蜡磨光，可以为鉴”，“悬灯三千，奇形异彩，光怪陆离”，“环顾四壁，绣彩缤纷，画屏如嶂，鲜花盆景，娇艳动人”，“加以电光烛光，越发绚烂无比”。舞场还临时搭了“平台一座”，请来了一支外国乐队为舞会伴奏，直到凌晨两点才曲终人散。接着，上海官方在报纸上公开为这个举动做出了道德解释：“西人光明磊落，脱略为怀，虽男女聚会跳舞，乐而不淫，与中国之烧香赛会，男女混杂，大有天壤之别。”（《答问》，《格致新报》第十六册。）
帝国南方官员和北方农民对洋人们道德水准的看法竟有天壤之别。于是就不难找出为什么帝国南方的官员们对义和团灭洋之举坚决抵制的原由了。
张之洞被称为“东南互保”的领袖。这是一个性格复杂、行为更加复杂的官场老手。后人对他的评价相互矛盾：“巧宦热衷”、“好大喜功”算是一种说法；“励廉洁清”、“颇多建树”又是一种说法。但张之洞是大清帝国末期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之一是没有太大出入的。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县人。因为他曾经官至大学士，相当于帝国的宰相，而将宰相的籍贯纳入宰相之名的传统自明代开始盛行，因此各史中有称“张南皮”者就是此人。张之洞的父亲曾经在贵州当过知府，道光十七年他便出生在知府的衙门里。他的老家南皮县是个怪异的地方，虽为穷乡僻壤但是专门出帝国的宰相。他的堂兄张之万就于光绪十年官至相位。张之洞不是“神童”，但16岁便中举人，这归于他读书的刻苦。道光二年，26岁的他在北京会试中摘取第一甲第三名探花。先在翰林院供职，由编修升侍讲学士，又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然后授山西巡抚，开始了封疆大臣的官宦生涯。中法战争期间，他调任两广总督，在任六年后，调湖广总督，自此一直坐镇武汉，直到光绪三十二年。计算一下张之洞的经历，翰林18年，巡抚3年，总督长达23年。宣统年间他又做了大学士、军机大臣，共3年。仅凭资历，张之洞也是历经道光、光绪和宣统的“三朝元老”，历史怎可轻视？
任翰林期间，年轻气盛的张之洞是当时著名的“清流党”人物。《清史稿》本传：
往者，词臣率雍养望。自之洞喜言事，同时宝廷、陈宝琛、张佩纶辈蜂起，纠弹时政，号为清流。（《清史稿》之《张之洞本传》）。
“喜言事”并且“蜂起”，可见直言不讳，指点江山，青年意气跃然纸上。
至少在那时候，张之洞还不是个官场滑头。
何为“清流党”？光绪初年帝国政府机构里的一群“志同道合”的激进派青年组成的政治小集团。这些满腹经纶的学者，帝国年轻的官吏，个个都是潇洒人物。比如那个宝廷就以“不爱官位爱美人”的声明且携妓办公而风流一时。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政治观点，对内评点时弊，动不动就“弹劾权要”，不管多显赫的人物，只要让他们抓到把柄就攻击不止，穷追猛打。对外则狂热主战，他们把帝国的自傲推到了极致，视一切外国势力均为粪土，要将其从这个世界上统统清除出去。所谓“主战”，指的是中法之战。他们在外交和军事上还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凭的仅仅是倒背如流的中国经典和黄色种族优秀分子的一腔热血，他们认为自古以来战争的胜败取决于人的道德完美而不是武器装备如何。结果，法国海军将领孤拔率领的舰队袭击了福州，一个小时之内11艘中国战舰全部被击毁，连马尾港的船坞上都飘扬起法国国旗了。在前线指挥战斗的“清流党”代表人物张佩纶率先逃得无影无踪。
“清流党”人物后来几乎都没有好结果。宝廷终于因为和妓女的关系问题被免官，陈宝琛请假为父亲办理丧事后再也没被启用，而张佩纶因为在前线临战脱逃而被革职，从此在帝国的官场上销声匿迹。只有张之洞是个“清流党”的异类，他不但没有遭到不幸，反而连续升迁，由巡抚至总督，官场十分得意，这就是有人说他
“巧宦热衷”的来由。其实，张之洞的幸运来自于慈禧对他的特别恩宠。当年，他在参加朝廷殿试的时候，由于他的文章慈禧特别喜欢，于是做主把他从原定的“三甲”一下子提升到“一甲三名”。为此张之洞对慈禧感恩不尽。即使他在“清流党”中活跃的时候，也始终不忘一条原则：慈禧不喜欢的事情，坚决不做。“清流党”最得罪人的事情是攻击朝廷大员，而在这群青年激进派官吏中，只有张之洞深刻理解和坚决落实了中国“为政不得罪巨室”这句官场格言。后来有人查阅考证当时的档案，发现张之洞当时所上奏的39件针砭时弊的奏折中，没有一件涉及攻击某一个人的，尤其是慈禧所依靠的人物他更是坚决回避，奏折中全部都是洋溢着青春热情的内政外交上的建议，这是他成为“清流党”中一个“异类”的最重要的原因。
最能够说明张之洞为官为人风格的，就算是他所写的流传后世的《劝学篇》了。这部在“戊戌变法”进行到最紧要的关头出笼的作品，其中心主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著名的、具有创见性的见解曾经轰动一时，它似乎是为处在国门到底是关上还是打开的尴尬时刻的帝国寻找的一剂救世良方。张之洞不是一个保守人物，他是最早支持康有为变法的官员之一。当时在湖广总督的位置上的他不但有和康有为坐在一起“谈学说禅”的经历，而且还是康有为的“强学会”最积极的赞助人，“强学会”的1500两银子的“开办费”就是张之洞慷慨解囊给予的。但是，张之洞与康有为在政治上采取的是一种“不结盟”的政策，个人关系上也永远采取着不即不离的态度——适当的距离就是安全的距离。当康有为等人邀请他加入“强学会”的时候，这个赞助人却回电说：“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他不会让自己的名字白纸黑字地出现在有政治企图的组织名单上。为了给世人留下他对变法所持态度的见证，他“白纸黑字”地精心撰写了《劝学篇》。这是一篇最典型的不偏不倚、立场中立的政治声明，其妙处在于：一方面主张变法革新，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以强我中华国力”；而另一方面，呼吁大力弘扬帝国的传统民族文化，主张全民以伦理道德之准则坚守思想的防线，特别鲜明地反对西方的“民权”思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一句话，既要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是为“用”，又要坚决维护千百年来的帝制古训，是为“体”——张之洞之说滴水不漏。无论是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还是慈禧太后和她的“后党”们，谁能说出此说有一点政治问题？
滑头绝顶的张之洞之所以在1900年成为帝国南方官员中主张“剿灭拳匪”的大员之一，原因很简单：他不希望帝国动乱。至少他不希望他管辖的地方发生动乱。他和帝国其他的南方大员一样，正在兴办企业发展经济的兴头上。他是积极推行洋务的著名官员之一，他对拓展企业的兴趣甚至在任何官员之上，武汉著名的汉阳铁厂就是他的杰作。在开办炼铁厂的时候，他以一个实业家的“身份”替帝国朝廷算了一笔经济账，强调了铁在国防民生中的重要作用，列举国家每年出口“土铁”和进口“洋铁”的比例关系，指出了“洋铁”的进口和国内“土铁”滞销的原因，口气简直是个冶金工程师和市场调查专家：
查洋铁畅销之故，以其向用机器，锻炼精良，工省价廉。察华民习用之物，按其长短大小厚薄，预制各种料件，如铁板、铁条、铁片、铁针之类，凡有所需，各适其用。若土铁则工本既重，熔铸欠精。生铁价值虽轻，一经炼为熟铁，反形昂贵。是以民间竞用洋铁，而土铁遂至滞销。（《张之洞奏议》卷二十七，光绪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所上奏折《筹设炼铁厂折》。）
很难想像这是一百年前中华帝国的一位高级文官写给帝国朝廷的一份奏折。庞大的帝国在它即将走向崩溃的时候，其国土南方的官员却具有了可以使一个国家富强的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这也许是大清帝国的不幸，但却是自那以后整个中华民族的幸事。虽然张之洞花了巨大的精力和银子把汉阳铁厂建起来了，但从一开始就赔了个一塌糊涂，原因是管理落后，产品成本太高，引进的外国冶炼设备不适应中国的矿石品种。但在贫穷落后的中国究竟是有人在试图使国家强盛了。张之洞开办的工商企业很多，包括铁路、军工、纺织、铸造、皮革、制药、印刷等等，他自称为“经营八表”，说在他地盘上的各种工商设施无人可比。史书都说张之洞有“好大喜功”之嫌，但这个批评所指不是他的官场钻营而是经济“建设”，那么，对于一百年前的中国和中国人来讲这无异于历史性的颂扬。
张之洞不仅反对义和团灭洋，还反对其他一切破坏经济发展的社会动荡。这使得他对发生在他的地盘上的由孙中山策划的暴动毫不留情。那次暴动的主角是一个叫做唐才常的人。唐才常，湖南人，“戊戌变法”中的骨干分子，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成为“兴中会”成员。当义和团在北方兴起并且酿成大乱，接着各国联军借机侵入北京，帝国政府开始逃亡之际，秘密回国的唐才常在海外孙中山、康有为等人的策划下，率领“五路自卫军”“同时起事”。这是一次纲领混乱的暴动，唐才常既喊“不承认满清对中国的统治”，又喊“支持光绪皇帝复辟”——显然前者是孙中山的主张，后者是康有为的感情，两者互相矛盾地被合二为一了。暴动指挥部设在汉口，汉口就在张之洞的眼皮底下，这是张之洞绝对不能容忍的。结果“起事的同志们”在等待“海外军饷”到达好购买军械的时候，张之洞不动声色地派人包围了这些“暴徒”，包括唐才常在内的二十多名暴动领导人被捕，当晚全部被杀。
虽然也是要变革国家，但只要选择的方式是造反——没有任何权力的人只能先造权力的反——不要说审问，同样在变革帝国的张之洞都没让他们活到天亮。
5、昂贵的船票和姓刘的脑袋
1900年，在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张之洞时刻预感着长江上将要出现的异常，他在给驻英国的大使发去电报后，又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纳发了一封电报：“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各国商民产业，均归督抚保护，本部堂与两江总督刘制台（刘坤一）意见相同，合力任之，已饬上海道与各国领事迅速妥议办法矣，请尊处转致各国领事。”
张之洞之所以让上海道具体操作这件事，因为帝国朝廷任命的上海道余联沅现在已是具有帝国官员和实业家双重身份的人物了。20世纪初，在中华帝国的南方，无论官场还是生意场，其运转缺了这种具有双重身份的人物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个在帝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的盛宣怀就是那时上海“十里洋场”中的一个著名的具有双重身份的人物。
盛宣怀，字杏荪，号愚斋，晚年又号止叟，江苏常州武进人，祖父曾官至浙江海宁知州。父盛康，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进士，这一年盛宣怀出生。盛宣怀没有继承他父亲读书取仕的道路，他仅仅考了个秀才。但由于他父亲和李鸿章的“金兰之交”，就有野史记载他曾经拜李鸿章为义父，因此得以在李鸿章的保荐下仕途依旧得意。盛宣怀27岁时进入李鸿章幕府，从候补知县开始，最后被保荐至布政使候补道，论级别已是帝国的二品高官了。同治十二年，李鸿章派他去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从此他开始以官员和工商界人士的双重身份出现在帝国近代历史的舞台上。
创办招商局是李鸿章规模巨大的洋务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起因于海运漕粮。大清帝国中期以后，由于京杭运河的淤塞，每年政府调拨的粮食开始部分改为海路运输，这是一笔营业额巨大的买卖。善于抓住时机赚取利润的盛宣怀刚到上海便与人合伙买了两艘海船参与运输，然后逐渐将规模扩大，最后在李鸿章的支持下，成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这就是在1949年以前依旧在运营的、在中国民族资本运输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招商局轮船公司”。
招商局轮船公司是典型的“官商”企业，无论主持商业业务的盛宣怀还是公司的后台李鸿章，都是帝国级别很高的政府大员。招商局轮船公司一成立，立即成为外国公司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为它有垄断的优势。帝国政府规定，政府的所有“官物”必须由这家公司承担运输。而那时的帝国政府仅每年从南方运往北方的漕米就有四百多万石，即使海运只承担其中一半的运量，每年的运费收入也在30万两白银以上。同时，由于中国乘客乘坐外国轮船经常受到洋人的侮辱，自招商局轮船公司开展客运业务后，中国乘客大都只买招商局的船票，这是洋人公司所无法左右的。英美合资的旗昌公司不服气，用降价的方式和盛宣怀斗，但是洋人没有考虑到，招商局轮船公司不但每年从运输政府物资中能够获得固定的收入，而且当时的两江总督还划拨了100万两银子给盛宣怀当做“官本”，结果盛宣怀的公司不但没被挤垮，反而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把旗昌公司的轮船甚至连同旗昌公司所拥有的仓库码头全部买下来。
盛宣怀一生创办的第二大实业是中国的电报业。电报这项当时还属于“高科技”范畴的营业，于光绪六年由洋人牵头开始在中国的上海起步。电报刚一在帝国的生活中出现便遭到了北方官员的严厉抵制。工部的一个官员为此特给朝廷呈递了一封奏折，认为电报的铺设断绝了“地脉”，以至最终要动摇中国人“尊君亲上”的道德传统。说严重一点就是电报线一铺，忠臣就出不来了，国家也就危险了——乍听起来这个官员的推断实在有些离奇，但其观点和1900年义和团农民们的观点如出一辙。此奏折值得节录：
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本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即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邱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光绪元年九月，工部给事中陈彝奏折。转引自《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册），（台）苏同炳著，百花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830～831页。）
同样是帝国的官员，南方的盛宣怀们可不管什么“地脉”不“地脉”，他们只看中了这玩意儿肯定能赚大把的银子。还是李鸿章支持了他。李鸿章的支持方式带有帝国重臣大员的蛮横：当洋人们要求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李鸿章以中国为一大古国存有深厚古风为由坚决不许，他不允许从香港铺设而来的海底电报电缆在帝国的海岸上上岸，洋人们只有把电缆盘在船上在海边痛苦地徘徊。等帝国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在无奈之下瓦解的时候，李鸿章不失时机地首先从大沽口炮台铺设了一条通向天津城的电报电缆线，这是中华帝国的第一根电报电缆线，李鸿章的理由是：为了军事指挥上的便利。作为帝国出访过工业革命后的欧洲的军政大员，李鸿章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价值和民用价值，于是决定开设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这个依旧由盛宣怀主持业务的公司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官商”，它的全部投入资金都是由帝国政府出的银子，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盛宣怀在上海电报局督办的位置上一坐长达22年之久，电报局的营业额以每年翻番的速度增长，其攫取的利润可想而知。
帝国“官商”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包揽官方的买卖。比如帝国海军要向外国造船厂订购兵舰，这样的巨额业务只有盛宣怀有路子拿到手，而每笔这样的业务所得回扣是惊人的。帝国政府为组建北洋海军上就动用了数千万两银子，估计其中流失的回扣并不会比买一艘军舰的银子少。而当盛宣怀把洋人的客运业务挤垮了之后，独家经营的招商局轮船公司的客票价钱便贵得吓人了：从汉口乘招商局的轮船到上海，一张客票白银75两，当时帝国的白银还很值钱，一两银子约合30美元，那么这张船票就值2200美元，即使按照100年后的标准也足可以买张飞机票飞到美国去了。同时，电报局在“官督商办”名目下吸收了大量民间的商业股份，然后这些资金被投入到同样是由帝国官方垄断的铁路等项目的开发中去，盛宣怀在其中所得的收益之巨大几乎无法确切地计算。有了钱就可以大量地再投资，同时可以大量地贿赂的官员，以至财源滚滚，官运亨通，“又得银子，又红顶子”。盛宣怀的官越当越大，钱越赚越多，成为大清帝国的历史上最大的“大款”。有人粗略地计算过，不包括他家人妻妾的财产，仅仅是他个人拥有的股份、证券、房产和私人商号，就价值两千多万两白银，而当时帝国政府的全年财政收入才为八千多万两，盛宣怀真可谓富可敌国了。他的义父李鸿章自然也就是帝国最富有的大员了——虽然他的财产才不过一千多万两，而且其中还包括盛宣怀大量“孝敬”的。李鸿章的发财致富与帝国商品经济的初期发展和帝国皇权专制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1900年，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帝国南方官员联合抗旨的主要策划人之一。李鸿章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南方发生动乱，乱了敌人的同时，肯定要乱了自己的生意。
大清帝国政府对各国宣战的第二天，即1900年6月22日，以盛宣怀为首的一群帝国官僚买办集合在了盛宣怀家的客厅里，第一次开始正式策划“东南互保”章程。应该说这样的策划如果发生在北京，肯定立即会被步军包围，盛宣怀们将被押往刑部大牢。但是这是在帝国的南方。如果从英国的舰炮打开帝国大门的1840年算起，帝国南方的对外开放已经有60年的历史了，虽然此时帝国的北方似乎状况依旧，“谋反”的康有为们最后还是要血溅长街；但在帝国的南方，却可以从容地开会讨论如何对抗朝廷。史书记载当时对帝国整个东南部命运具有决定性权力“三巨头”，即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其中有两人派来了私人代表，他们是能够代表李鸿章的盛宣怀和能够代表刘坤一的张謇。
张謇曾是帝国的科举状元，同时也是帝国历史上以状元身份“下海经商”的第一人。他做官时曾被朝廷称之为大清的忠臣，下海后他又成了“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开拓者”。他的亦官亦商的社会活动一直延续到帝国倒台后的民国时期，他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实业总长。
这是一个因内心极其复杂致使其政治立场反复多变的人，他的政治立场的变化轨迹是“存在决定意识”的典型体现。张謇出生在南通一个小地主家庭，自小苦读，有“神童”之称。他的理想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先是金榜题名，然后飞黄腾达，耀祖光宗。考中举人之后，数次赴京会考均落选，直到1894年甲午科才如愿以偿，殿试夺魁。“状元及第，虽将兵十万恢复疆土，凯歌荣旋，献捷太庙，其荣不可及也。”张状元的面前原该是一片锦绣前程。但命运偏偏和他作对，他拜的老师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皇帝的老帝、军机大臣翁同龢。学生附和老师的政治主张是可以理解的，张謇中状元的那年正是甲午战争之年，翁同龢是激进主战的“清流党”领袖，而其政治对手是坚决主和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张謇义无反顾地站在老师一边，对李鸿章发起了最猛烈的攻击。他写的奏折铿锵有力，情绪激愤，其中以《请罪李鸿章公折》和《推原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两折影响最大。时至帝国战败，举国悲愤，李鸿章被咒骂成大清帝国的“卖国贼”，张謇的奏折一时成为流传全国的著名文章。但是，在紧接着的“戊戌变法”中，他的老师翁同龢突然被革职了，这个政治现实对张謇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曾经把有朝一日能够在仕途上达到和“帝王之师”、权势盖天的军机大臣的翁同龢一样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理想，可令他震惊的是，他亲眼看到翁同龢被革职以后生活竟然贫困到只有依靠典当衣物、出卖字画才能维持，这让他对官场风云的凶险产生了巨大的恐惧。经过痛苦激烈的思考之后，这个帝国举国闻名状元做出了一个惊世之举：“下海”经商。
也许张謇终于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最可靠的东西不是头衔而是银子。
他投靠在管辖他家乡地域的最高官员刘坤一的名下，开始了他创办纺织业的历程。
帝国的科举，状元一次只有一个；帝国历史上十年苦读，名登金榜的人历历可数。张状元丢下高官不做，把自己纳入“士农工商”的“末流”中去，这在当时的中华帝国里无论如何也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
张謇经商办企业的过程是艰难的，但他还是成功了。他在家乡创办“南通大生纱厂”并且很快开始赢利。接着，他又创办了纱厂和“垦牧公司”等企业。但是，南通的纱厂和公司刚刚开始正常运转，义和团运动兴起了，在这种时刻，他情绪的冲动是可想而知的。他所能顾及到的仅仅是：这个帝国和他都需要安定而不要暴乱。谁要是挑起事端砸了他的生意谁就是他的敌人。一句话，他要不惜一切保卫自己的利益。
张謇坐在盛宣怀的客厅里慷慨激昂是有充分理由的。
张謇为了游说南方各省官员已经奔波了好几天。他最重要的成果是取得了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首肯。是否得到刘坤一的支持对“东南互保”的成败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因为这个三朝老臣的权势占据着帝国最富足的地盘，他在朝廷的眼里是一位国宝级的封疆大臣。史家大都对这个靠曾国藩的湘系起家，集文人、官吏、军人等多种身份为一身的人物多有赞美之辞，说他“孤高自清”甚至“无私无畏”，是“帝国惟一有气节和道德勇气的最后一个文人士大夫”——如果对帝国浑浊的官场有充分的了解，这些赞誉也不算过分。刘坤一的官宦生涯很长，但仅仅从他对戊戌以后的朝廷内部复杂的争权夺利所持的立场上看，他不愧是一个有主见和有胆量的人。“戊戌变法”期间，即使是在光绪皇帝明确成为变法的领袖，而慈禧太后还没有表示反对变法的时候，刘坤一的奏折就到达了朝廷。他坚决反对康有为们的变法，称康有为们有借变法之名企图篡夺朝政的政治野心。刘坤一的这一“犯上”举动立刻引起朝野一片大哗：一是因为在大多数官员附和皇帝高喊“变法”的时候，这个老家伙简直是在往“枪口”上撞呢；二是刘坤一在朝在野影响力都颇大，在帝国的南方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权势，换句话说，他这位封疆大臣连谋反的势力都有。不知道慈禧看到这样的奏折有什么感想，但正在“变法”兴头上的光绪皇帝自此对刘坤一恨之入骨。皇帝痛斥他的数封上谕迅速传遍全国，使人人都觉得这个老臣的仕途甚至老命有突然完结的可能。但是，没过两个月，变法流产了，皇帝还没来得及给刘坤一以“应有的惩罚”，自己反倒被囚禁起来，慈禧重新执掌了大清的政权。这时人们突然想到：姜还是老的辣——刘大人押宝押对了，只等着看太后怎样重赏他了。但是满朝举国又猜错了。很快有消息传来，刘坤一又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奏折的内容又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坚决反对废除光绪帝：“若有废立之事，则两江士民，必起义愤！”（《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刘坤一明确表示：皇帝想变革没有错，臣反对的是康有为们的激进做法。现在绝不能废除皇帝，因为皇帝地位的稳定是国家安定局面的象征。刘坤一奏折中的一句话至今依旧反复为史家们引用：“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这句话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作为臣他只承认光绪是自己的皇帝，其他人都不符合“君臣的名分”。作为大清帝国历经三朝的老臣，刘坤一对慈禧酷爱掌权的性格比谁都清楚，可他就是能毫无顾忌地不给慈禧面子。要是换一个人说出这种话肯定是要掉脑袋的。慈禧看见奏折后的恼火可想而知，但她终于还是迫于另外两个南方大臣的压力没有对刘坤一动手。那两个南方大臣是：刚到广州上任不久的两广总督李鸿章和坐镇武汉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请注意这个名单，帝国南方的官员和朝廷唱反调是有历史的，但在关键而重大的政治问题上，他们的立场出奇的一致。另外，慈禧为了帝国政权的稳定也需要刘坤一这样的大臣支持——“其坚毅之操，老练之识，不愧古大臣风度，夙为太后之所倚信。”（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9页。）即使是最阴险的慈禧也明白坐天下最终还是要依靠正直刚毅的大臣。
当张謇为“东南互保”一事征求刘坤一的意见时，刘坤一犹豫了一下。他身边正出着乱子：他的一个下属，江苏提督杨金龙，刚毅的心腹，接到刚毅从京城传来的“杀洋人”的命令后，立即开始行动，但很快行动就被刘坤一知道了。刘坤一派人警告杨金龙：绝对不能杀害一个洋人。如果在这块地盘上发生洋人被杀的事件，就要把杨金龙的脑袋砍下来。一省提督的职位远在两江总督之下，刘大人“砍脑袋”的话可不是说着玩的。急于立功的杨提督真的不敢动手了，但他感到自己对朝廷的忠心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于是亲自跑到京城去告刘坤一的状，在载漪、刚毅一伙大员面前哭骂刘坤一是“汉奸”。
更让刘坤一犹豫的是，他手里还有慈禧发给他的一封电报。那是他给朝廷发去的不愿出兵北上攻打使馆的电报的回复。慈禧的回电中有一句话含义十分复杂：“中国大地，南北相倚，不可歧贰！”（《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慈禧提醒刘坤一不可与朝廷有二心。这几天，刘坤一正在闭门检讨，想弄明白自己是不是个“叛臣”。但是，他的犹豫仅仅是片刻的。他向张謇表示：他支持和洋人协商制定出一个“东南互保”章程。至于对慈禧的警告，他对张謇指着自己的脑袋说：“我这颗头姓刘！”
刘坤一关于自己的脑袋姓什么这句话可称千古名言。在整个中华帝国里，在漫长的帝国历史中，历朝历代有哪一个官员可以毫无愧色地宣布自己的脑袋不属于皇上而属于自己？
无论对1900年帝国南方官员的“抗旨”行为持“爱国”还是“卖国”的见解，刘坤一的个人人格和风骨足以令不少中国官场之人为之汗颜。
帝国政府宣战的第五天，即6月26日，盛宣怀、上海道余联沅、帝国南方各总督的代表以及各国驻上海的领事坐在了一起。这时正是北京的义和团和甘军在载漪的带领下向教堂和使馆大举进攻的时刻，也是渤海海面上各国联军向大沽炮台攻击的时刻。而在帝国的南方，在五光十色的上海，中国人和洋人双方经过协商，正式签订了《东南互保章程》。
《东南互保章程》内容共有九款：
一、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
二、上海租界共同保护章程，已另立条款。
三、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总督张，允认真切实保护，并移知各省督抚及严饬各该文武官员一律认真保证。现已出示禁止谣言，严拿匪徒。
四、长江内地中国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静，各口岸已有的外国兵轮者仍照常停泊，惟须约束人等水手不可登岸。
五、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至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借端启衅，毁坏洋商教士的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
六、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轮不可近台停泊，及紧对炮台之处，兵轮水手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练操，彼此免致误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