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寓所，李鸿章斥退左右，再次细读他的儿子李经述发来的急电：天津失守，北京将不保，万勿冒险北上，切切。
本来想在联军攻打天津之前赶到天津直隶总督府，经过周旋把联军的攻击制止在天津城下。天津不失，京城无险；京城无险，朝廷无恙。但现在一切都晚了。
李鸿章没有直接给朝廷写奏折，而是给袁世凯打了封电报，请袁世凯为他代奏：
奉命于危难之中，深惧无可措手，万难再当巨任。连日盛暑驰驱，感冒腹泻，衰年孱躯，眠食俱废，奋飞不能，徒增惶急。（《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二十三，第33页。）
朝廷的回电很快到达：“现在事机甚紧，着仍遵前旨迅速北来，毋再借延。”（《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532页。）朝廷的电报表明，什么感冒拉肚子，全是借口。）
李鸿章拖延了三天才回电，他索性把自己的“病情”描绘了一番，说他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抵沪后触暑腹泻，本拟稍痊即行，乃连泻不止，精神委顿。因念国事至急，理当尽瘁，惟半月以来元气大伤，夜不能寐，两腿软弱，竟难寸步，医药杂投，曾无少效，拟恳圣慈赏假二十日，俾息残喘。（《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二十四，第19页。）
这时，联军已经向北京大举进攻，帝国军队杨村一败，通州再败，已退抵京城。而京城里义和团和帝国的正规军对东交民巷的围攻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李鸿章预感到京城肯定要破，如果这样，将来的时局就更难收拾了。原来他想的舌战联军，消除兵祸，以为朝廷建立殊勋而晚年登上显赫地位的梦想骤然黯淡——国家危难之际，李大人周密思考的核心仍是他自己。李鸿章产生了回广东的念头，并且对慈禧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因为他突然意识到他对朝廷的所有劝说、建议甚至警告，现在看来在慈禧那里都形同废话——“其苦口力谏之言，竟不能胜太后一念报复之心！”（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9页。）
在上海寓所里的日子是李鸿章最绝望的日子。如果说原来称病多少是个借口，现在他真的病了。他仅仅是“奉诏北上”，没有任何实际的权力，他没有与洋人的联军、与朝廷里那帮气焰嚣张的载漪之流对抗的实力。李鸿章躺在床上，整日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听着昼夜不离的报馆记者们在院外喧哗，于是有了一种人在弥留之际恍恍惚惚的感觉。张之洞发来了一封给洋人们的电报，电报的内容主要是想为朝廷开脱责任以“保全太后”。张之洞请求李大人在这封电报上签名。李鸿章终于忍无可忍地愤怒了，回电连君臣礼仪都不顾了，对慈禧大加声讨：
此次误听人言，致拳匪猖獗，责有攸归，此固中外所共知者。尊电一概抹杀，专咎新闻纸，似未足信。即经汉口领事转达外部，不必再致英总领事。若将各使护送赴津，自任剿匪，尚有办法，否则大祸降临，非百喙所能解。（《张文襄公全集》卷126，电牍41，第27～28页。）
果然不出李鸿章所料，没几天帝国的“大祸”真的“降临”了：联军占领京城，光绪和太后以及整个朝廷逃亡。
给张之洞回电中的措辞出自李鸿章这样的大员之口，慈禧决不会接不到“小报告”。可出乎李鸿章预料的是，慈禧的又一纸任命到了：“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接到这个任命的电报时，李鸿章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
“全权”，就意味着他有权力处理目前帝国的一切事务，也就是说，现在国家的一切都由他做主了。慈禧在电报中专门强调了他的一切决断“朝廷不为遥制”。
几乎是同时，刘坤一的贺电也来了，措辞有点过分，简直是歌颂皇上的口吻：“恭贺全权大臣，旋乾转坤，熙天浴日，惟公是赖！”
朝廷的任命和刘总督的贺电是一剂“药方”，没有比这更能让78岁的李鸿章再次站立起来并且感觉好起来的“良药”了。“除了诱惑之外，我能抵挡任何诱惑。”——这好像是一个洋人说的话，用在此刻的这个中国老头身上再恰当不过。李鸿章立即以“全权大臣”的名义开始发出一系列电报，虽然大都是发给逃亡中的慈禧的，但措辞激烈的口气简直就是在给朝廷下命令。他先是开列了可以与他共同对付洋人的大臣名单，然后是要求在全国采取的“政治措施”，最后点了必须惩办的朝廷大员的名，其中包括庄亲王载勋、大学士刚毅、总理衙门大臣载漪、左翼总兵英年、右翼总兵载澜、刑部尚书赵舒翘等。李鸿章还要求朝廷公开做出“检讨”，为大清帝国前些日子的举动向国人和洋人有个交代，并且要求朝廷停止继续逃亡立即“回銮”。除了回北京这条慈禧没答应之外，其余的要求基本上都有了确切的回音。
李鸿章不再流泪了，他梦想的感觉找到了。
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惧怕过什么，相对于平静的生活来讲，他说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最惧怕的是“赋闲”——任两广总督之前他曾经被闲置在京城一段时间，他至今回想起来那仿佛是在坐牢。让这个老头儿挺身而出的前提只有一个：有权指挥一切。
当年，年仅23岁时李鸿章就留有这样的诗篇：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李文忠公遗集》卷六，第1～3页。）
李鸿章终于从上海动身了。
上海码头上，这一次人们看到了一个精神抖擞的李鸿章：全套的一品大员的官服，绣袍马褂，红翎耀眼，朝珠在胸前摇晃。他的目光向送行的人群扫视了一下，为的是让大家更清晰地看见他那张刻满皱纹的脸。
上海，吴歌绵软之地。李鸿章的那张脸永久地留在了上海人的心里。人流如织的上海滩上后来矗立起一尊雕像，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那是李相国。
相国，宰相也。大清帝国惯例，没有入过军机处者不得以宰相称。李鸿章一辈子也没有入过军机，可朝廷和平民都称他为李中堂、李相国，或者根据称谓宰相的习惯，按他的籍贯称他为李合肥。李鸿章是大清帝国历史上惟一没有宰相之职而具宰相之名的一个人。
1900年，将对危机中的大清帝国的命运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的人物，经过冗长复杂的铺垫后，正式出场了。
2、春帆楼里的帝国重臣
“我是康党！”这是李鸿章在“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奉懿旨捕康、梁”时说的一句惊人的话。当时朝廷正在大肆追捕康有为等人，帝国举国草木皆兵人人自危，所有的官员都尽可能把自己放在康有为这个名字的八丈远外，因为朝廷要杀的不仅仅是康有为一个人，而是要杀朝野内外所有的“康党”。在十分委屈的心情下到广东就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接到的谕旨是：“严拿康党，铲平康有为的祖坟。”
因甲午战败而被贬出京城的李鸿章临走照例要晋见慈禧谢恩，在朝上，慈禧拿出有人弹劾他是康有为的同党的奏折给他看，李鸿章的回答令慈禧万分惊骇，李鸿章说：“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即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慈禧惊讶之后捉摸好半天，最后才断定李鸿章反对的不是她而是保守派，于是没有把话题继续下去。李鸿章到达广州之后，又有人向他请教对康有为的看法的问题，李鸿章再次脱口而出：“朝廷意抓康党，尔等无需怕，吾即是康党！”在场的人吓了一大跳，除了惊讶于这个老汉臣的胆大包天之外，还惊讶于尽管康有为咒骂李鸿章卖国的措辞比谁都尖刻，但这个“有宰相之名的一品大员还是公然声称自己是康有为这个六品官的党羽”。（孙宝瑄：《日益斋日记》。）
还在与太平军作战浑身都是杀气的时候，李鸿章就已经显露出和其他帝国官员的不同之处：他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本国的经济活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淮军需要弄到银子以买武器。他带兵到上海之后不到三个月，就把江苏巡抚薛焕挤走了，以使自己能够自由地运用上海这个商业城市的财富。当时的上海道吴煦是个有名的利用职权贪污的官员，一天晚上李鸿章身穿便服来拜访他，闲谈之中好像无意之中提出要了解一下上海地区的赋税情况，没有提防的吴煦拿出来几本账目让他过目，李鸿章看了一眼问，还有没有？吴煦又拿出几本。直到吴煦的所有账目在桌子上堆成一大堆的时候，李鸿章从怀里掏出个黄色大包袱皮，把账目本全部装了起来，说要拿回去看，免得扫了现在闲谈的兴致。吴煦眼看着李鸿章手下的人把包袱扛走了。经过对上海赋税情况的审查，李鸿章抓到了吴煦贪污的事实，然后把他也挤走了。自从有权力控制上海的银子起，他就开始大量地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自己的军工企业。上海的“洋枪三局”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它生产出第一批“国产”的武器弹药。尽管当李鸿章采购的外国大机器运到上海时，他面对“一堆铁块”还是感到了心里没底，但当设备安装完毕并且运转起来的时候，他就极其兴奋了。他算过一笔账：一发即使是从英国军舰上偷来的最普通的12磅重炮弹在中国市场上也要卖到30两银子，一万发铜帽子弹要19两银子以上，而如果自己生产军火，能够省多少银子？凭什么咱们要把白花花的银子全给了洋人？
从力图使自己的淮军装备全部近代化的初衷出发，李鸿章兴办企业的举动一发不可收。他曾经收购过一座原来属于洋商的完整的工厂，这座工厂后来不但可以制造大炮，而且那时的李鸿章居然就想到了战后的“民生日用”问题，他使这座机械制造厂具备了军民两用的功能，并且在设备开始正常运转之后，立即把工厂的洋名字改成了“江南制造总局”。——按照他的话说，为的是“以绝洋人觊觎”。
对世界近代工业技术的理解，无论官民，在当时的大清帝国都是开天辟地的事情。创办企业不仅仅需要的是财力，更重要的是需要思想和观念的转变。李鸿章在写给朝廷的一封奏折中，对蒸汽动力运转状况的描绘显示出一个帝国官员对新事物的绝大兴趣。这份奏折无异于一篇产生于一百年前的科普文章，其中所叙述的原理之复杂，即使是今天的中国人也不见得人人都能看明白：
镟木、打眼、绞螺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拨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旋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5，第4～10页。）
在还没有几个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中华帝国里，一个政业军务繁忙的朝廷重臣，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一台蒸汽机的运转并且弄清楚其基本运转原理，这在中华帝国还没有几个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时代，着实令人惊叹——如果帝国的皇帝也能够像这位官员一样对蒸汽动力感兴趣，帝国的历史也许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生产动力由手工动力到蒸汽动力的转变，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标志，是包括政治革命在内的一切革命的物质动力。不能强求当时的李鸿章明白蒸汽动力对一个国家历史其实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但仅从他的描述上看，虽然头上也是顶戴花翎，脑后也拖着一条辫子，但他已经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帝国官员了，这是他得以成为帝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从蒸汽机想开去，也就不难解释李鸿章成为洋务运动的首领的原因和他对康有为变法的态度了。
“洋务”，与西方人和一切西方事物打交道的帝国专用名词。关于李鸿章办洋务的故事不知被多少人叙述和分析过，但无论褒贬，承认他是19世纪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核心人物是没有疑问的。由于他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造了帝国近代新事物中的无数个第一：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电报局、第一座近代化机器制造厂、第一座钢铁工厂、第一个民营企业、第一个建议并实施向外国派遣中国留学生、第一所外国语学校、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陆军、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
引进西方技术，促进国家的近代化进程，以使中华帝国强盛，在这一点上，李鸿章和康有为没有原则性的分歧。当康有为还在家乡读书的时候，李鸿章已经是帝国洋务运动的中坚了。康有为“变法”中的很多富国强民的主张，都是受到洋务运动的启发和鼓舞，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康有为的呼吁和李鸿章的实践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康有为咒骂李鸿章的原因和绝大多数国人一样，不是李鸿章“热衷于奇技淫巧”，而是李鸿章的外交活动。
帝国没有“外交”的概念，所有外交事物统统归入洋务。在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军事家、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帝国当然的“外交家”，无论他懂不懂现代外交事务。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不但让外国人知道了大清帝国有一个“相貌堂堂的”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同时也让国人在那个悲伤的年代终于揪出来一个罪大恶极的卖国者。李鸿章让所有的中国人因为愤恨得以在怒气中宣泄而感到心情平复了一些。
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大挫折——“海军费绌，设备多不完，惟鸿章知之深。朝野皆不习外事，谓日本国小不足平，故全国主战，独鸿章深知其强盛，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故宁忍之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日责鸿章，乃不得已而备战。”（罗敦融：《中日兵事本末》。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17页。）战争爆发的时候，作为直隶总督，李鸿章是前线最高指挥官。尽管他从一开始就是坚决的反战派，但是当朝廷决定一战的时候，他还是竭尽全力地主持着战事。战争失败，朝野把责任归于一人，他被革职了。即使是这样，如果他暂时引退便不会有日后巨大的名誉损失，可偏偏朝廷让他去日本马关代表帝国进行战后谈判。
李鸿章不愿意去。不是因为他被革职而闹情绪，而是他深知局面之艰难，他太了解洋人是些什么东西了。
李鸿章和洋人的交往很早。当他带领新创建的淮军进行千里大穿越的时候，他就已经和洋人有所接触了，他在其中流露出的对洋务的兴趣，让曾国藩都对他有点不放心。给他送行的曾国藩曾专门嘱咐他“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但是，他一上船，看到外国轮船上的设备和“洋人颇恭顺”的态度后，老师的嘱咐便全忘干净了。他认为，要改变帝国的现状一定要使用洋人的某些办法，而要用洋人的办法首先就要接触洋人。运送淮军的船刚一到上海，他立即订阅了三份英文报纸并且命令手下及时翻译出来，一份送北京的总理衙门，一份送曾国藩，一份留给自己阅读。李鸿章的淮军是最早装备全套西方武器装备的帝国部队。他也是在自己的部队中最早请洋人当教官的人。在后来创办军工企业的时候，他与洋人的来往更是频繁，洋商、洋工程师和洋学者皆是他客厅里的常客。
李鸿章是最早参与帝国对外谈判的大员，这使他在帝国中是最深刻了解洋人的禀性的人。1873年，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李鸿章接待了秘鲁全权公使葛尔西尼，这是他涉足外交领域的开始。这个开始令他很不愉快。秘鲁是当时利用“猪仔贸易”即奴隶贸易从中国沿海掠走帝国劳工最多的国家之一，当时在秘鲁的中国劳工人数达11万。这些中国劳工在秘鲁受到非人的虐待，“十人有九人死于非命。”劳工们联名写下《诉苦公禀》，向帝国政府控诉，请求帝国政府的外交保护。心虚的秘鲁政府派公使来华是要求和中华帝国签订“友好条约”。秘鲁公使首先在北京遭到帝国政府的拒绝，帝国政府让他到天津和李鸿章谈。天津的谈判进行了八个月之久，李鸿章坚持先派人去秘鲁调查华人的遭遇处境，然后签订保护华工的章程，然后才能再谈别的。但是秘鲁公使坚持“华工保护不保护，全系立约不立约”的立场，并且依仗和各国列强的互相串通，向李鸿章施加压力。最后，忍无可忍的李鸿章拍案而起，声明：在秘鲁的华人无论老幼都是中华帝国皇帝的子民，如果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别说签订什么友好条约，秘鲁方面怎么掠走华人的，怎么安全送回来，一个也不能少。李鸿章的强硬态度令秘鲁公使吃惊不小，因为列强们曾告诉他，大清帝国的官员是世界上“最软弱的一群官僚”。“愕然”之后的葛尔西尼说了一句“天津是个不好的地方”，然后沮丧地回国了。
李鸿章外交观念的基点，取决于他对世界近代潮流和各国扩张野心的认识。他给朝廷的奏折中说：
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境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44～45页。）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友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1～12页。）
李鸿章认为：世界发展至今，关闭国门拒绝潮流是错误的。中华帝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往来，与世界各国广泛地开展贸易交流，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也就等于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国武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同时，帝国的国防重点已经不是西北陆地而是东南海洋了，在某种意义上讲帝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对帝国进行侵蚀，更重要的是他们有颠覆和侵占帝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制造事端，多国一起要挟。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掺杂在一起的，帝国对此必须保持极大的警惕-持有这样的认识，不但百年前在帝国大员中是凤毛麟角，即使是在当代的中国也还属振聋发聩之声。更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的观点是从全球商品贸易往来的角度阐述的，这不能不让百年前和百年后的人感到惊讶。
“阳托友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这无疑也是1900年大清帝国发生巨大灾难的最根本起因。
李鸿章为洋人所了解始于《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这是他代表帝国主持签订的第一个受到“卖国”指责的条约。危机由一个英国传教士在云南“旅游”时被当地边民杀死而引发——中国边民说他是一个洋鬼子——史称“马嘉理事件”。英国人借机向帝国政府提出赔偿要求，同时提出通商和修改关税等条件。开始的谈判由恭亲王主持，但是谈判没谈出什么结果，饭倒吃了一顿又一顿，参加谈判的英国驻华公使威特马说：
总署诸人如同小孩子，说来说去，总是空谈。一味说从容商办，定是一件不办。一到总署，必定吃饭，总署大臣陪坐，好像饮食就是外交上的头等大事。大臣一个看一个，新大臣看老大臣，老大臣看恭亲王，恭王一发言，大臣便轰然响应。（《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三，第35、46页。0
帝国官员的平庸无能导致事件的不断恶化，英国人借这一“事端”把军舰开到了烟台，并且声称要与中华帝国“断交”。曾经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帝国官员审问过的那位英国人巴夏礼此刻正在日本当公使，他策动日本军队向朝鲜进行武装挑衅，以对中华帝国进行战争威胁。这时候，朝廷请李鸿章出面了。阿历克亚《李鸿章传》：“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惟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
谈判前期进行得十分艰难，由于醇亲王等人“好大喜功”，坚决主张和英国人决裂或者打一场战争，结果威特马真的“下旗离京，以示决裂”，战争的形势一触即发。李鸿章反对“无端宣战”，他对醇亲王说：“雪耻以战，则大黄芒硝，一剂立毙，弟手握疆符，心忧国计，所不敢出此也。”李鸿章的思路很清楚：帝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与世界潮流严重脱离的老路了，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所以，当听说威特马从英国返回，到达了英军军舰云集的烟台的时候，李鸿章决定去烟台谈判。有人不让他去，怕他和当年两广总督叶名琛那样被洋人抓走。还有人放出谣言说，李鸿章去烟台是要在英国人的支持下“自立当皇帝”，并且说只要他一离开天津，天津就要发生暴动。压力颇大的李鸿章不顾一切前往。在烟台谈判的日子里，每夜十时，各要员在李总督寓所开会，至深夜。第二天总是可以提出新的对策。《中英烟台条约》最终签订，它避免了中英之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暂时遏制了其他各国的已经按捺不住的想趁火打劫的幻想。但是，它同时也使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进入了中国的西南地区。而李鸿章在当时更大规模的战争一触即发的状况下所费苦心是：在免除内地税金方面，李鸿章只答应外国租界内的税金可以免除，而其他地区一律照旧；条款允许英国可以在云南通商，但是不能马上生效，需要以五年为限“先察看通商情形”。李鸿章不能逆转的是：赔款、谢罪、开放通商口岸……事后，因为云南边民杀死了一个英国人而企图借机在条约签订中得到更多在华利益的英国人说：“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在洋人们看来，中华帝国是一个贫弱的国家，在杀了一个洋人之后，面对强大的威胁，能够“谈”出一个明显存有抵抗态度的条约，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惊诧”的外交“事件”。李鸿章在大清帝国中由此确立了“外交”上的地位。
甲午战败。帝国主义们已经把中华帝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看明白了，因此每一次都像李鸿章所预料的那样：“一国生事，诸国构煽。”英国驻中国公使欧格纳首先对中国代表说：“战争对各国的商务都有碍，应该议和了。”而当帝国政府请英国对日本施加影响，“先停战再议和”时，英国人把头摇得拨浪鼓一般：“事必无成。今要议和，非允赔兵费不可。”英国置日本军队大举侵入中国的事实不顾，按照五十年前他们侵入中国后反而让中国向他们支付战争经费的荒谬逻辑，开口就提出中华帝国要向日本人赔偿的问题，以致连一直小心翼翼的帝国谈判官员都感到愤怒了：“中国与其赔兵费，不如留此兵费用兵！”面对中国官员由于愤怒而涨红了的脸，欧格纳斜着眼睛“微笑”了。
帝国政府再求俄国人。当时，帝国政府认为所有的洋人中，俄国与日本之间的矛盾最大，因为他们都是中国的近邻，是两个对中华帝国野心最大的国家。帝国代表从中挑拨，表明日本“将来必与中俄两权利有碍”之趋势，企图让俄国人对日本施加压力，谁知，俄国驻华公使格西尼反过来警告帝国政府：“日人水陆之战，皆甚得手，如不趁此了结，将来倭兵再进一步，贪心更大，和局更难。”至于了结的办法，俄国人的建议和英国人一样：拿出银子。格西尼一口回绝了帝国请求俄国“以强硬的态度”向日本方面提出“先停战再议和”的建议。帝国主义们可以泄露的天机是：“各国有约在先，仍应会同商办”，一国“不便独办”。
帝国政府与各国的商谈没有任何结果，顾不上什么“天国颜面”的大清朝廷决定派人去日本求和。连日本方面都没有想到的是，帝国政府的首选和谈代表居然是一位德国人，而且帝国政府为了表示正式，竟然给这个叫做德璀琳的在中国天津海关供职的洋人“授予头品顶戴”。结果，这个德国人拿着帝国政府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信刚一到达日本，就被日本人“限期离开”，原因是一个德国人“没有资格代表中国政府来谈判”。帝国政府又改派两个真正的中国大员去日本，他们是帝国总理衙门大臣兼户部尚书张荫怀和头品顶戴的兵部右侍郎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他们两个人到达了日本广岛，但结果同样被日本拒绝，理由是这两个人“不具备全权资格”。
其实，日本人不想谈判的理由也许除了大清帝国政府之外所有的帝国主义们都明白：日本人想打下他们一直企图占领的中国台湾之后再说。
最后，帝国政府终于下决心派出最高级别的人去日本，这就是已经被帝国政府革职了的李鸿章。帝国政府对李鸿章不但宣布“取消一切处分”，“加赏黄马褂”，还为这位帝国政府新任命的全权大臣发下了“全权证书”：
大清国大皇帝赦谕：现因欲与大日本国重敦睦谊，特授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一等肃毅伯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国所派全权大臣会同商议，便宜行事，定立和约条款，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晚清巨人传》之《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400页。）
也许是“全权大臣”这个头衔满足了李鸿章的自尊心，李鸿章便决定遵旨，并且要求允许他带着儿子一起去日本，因为他的儿子李经方曾任中国驻日本公使，会英语和日语。
1895年3月14日，两艘德国轮船“礼裕”号和“生义”号，载着帝国政府庞大的代表团从天津出发了。李鸿章知道此去因为“割地”而必定会终生背上“卖国”的恶名，他在甲板上不禁吟诗一首，按照中国的文学标准，这首诗似乎只是一首顺口溜：
万倾波涛离海滩，天风浩荡白欧闲。
舟人那识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
（同上）
大清帝国的代表团有140人之多。李鸿章声明绝对不用日本人的任何东西。于是，侍从们为他带上了中国的粮肉和中国的蔬菜，连做饭的全套厨具和吃饭用的桌椅都带上了。同时携带的还有李鸿章专用的一顶红顶八抬大轿。由于从中国来的人太多，日本方面为解决大清帝国代表团的交通问题，特别预备了50辆人力车，每辆人力车上都插着一面代表帝国皇家的黄色小旗。
日本人安排的谈判地点的地名极富诗意：春帆楼。
在世界近代史中，中国人称之《马关条约》的，在日本人那里被称为《春帆楼和约》。
日本人提出的停战条件苛刻得吓人：日军占领山海关、天津、大沽后才能停战；山海关到天津的铁路归日本管理。停战期间日本的军费由中国支付。同时，日本方面发出军事威胁：如果不答应条件或者拖延谈判，在中国的日本军队就要发起全面进攻，进攻天津、直隶，最后是北京。
浑身冷汗的帝国谈判官员有一种天塌地陷的感觉。
这时，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严重事件：李鸿章被日本一名刺客的子弹击中——1895年3月24日下午，中日双方的第三次谈判结束，因为日本执意要占领中国台湾，李鸿章的心情十分恶劣。李鸿章的轿子行进在日本的大街上，大街两旁照例挤满了看中国大员的日本民众。当轿子接近李鸿章住宿的行馆的时候，突然从人群中冲出一个日本青年。这个青年左手抓住李鸿章的轿杆，右手举起手枪，朝着李鸿章的脸开了一枪，然后迅速逃现场。
李鸿章瞬间满脸是血，昏了过去，立即被抬入行馆进行抢救。
日本官方得到消息后“大感震惊”。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立即赶到行馆，天皇都派来了自己的御用医生，皇后派来的是两名女看护。
李鸿章被擦去血迹，检查伤势。
子弹在左眼下一寸。没有生命危险。
子弹卡在李鸿章脸部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李鸿章头部的这个部位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同时，他特别命令侍从不要洗他换下来的血衣，他要永久地保存——“此血可以报国也。”
中华帝国的最高谈判代表在日本被刺，这令骄横的日本人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本来就担心在中日谈判中方可能会迫于压力而给日本更大在华利益的帝国主义们，纷纷站出来了高声“谴责”日本刺客的行为，大肆散布日本政府“别有用心”的信息：李鸿章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中国政治家和外交家，现又为大清朝的全权议和大臣，被刺于日本国土，对日本的国家声誉极其不利——“刺杀使者事件比在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严重”。“古稀高龄，出使异域，遭此凶险，极易引起世界同情和强国干涉。”而日本政府担心的是：“若李鸿章以负伤作借口，中途回国，对日本国民的行为痛加非难，巧诱欧美各国，要求他们再度居中周旋，至少不难博得欧洲二三强国的同情。如果引出强国的干涉，我国对中国的要求亦将陷于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步。”（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240页。）
出于对后果的担心，日本政府把有责任的地方官员全部革职，并且要求警方全力抓捕刺客。刺客果然“很快”被抓到了，日本警方的通报极其简单：小山丰太郎，21岁，极端爱国分子。而审讯后的判决更是草草：蓄意杀人未遂，判处无期徒刑。
日本天皇为此特别下圣谕，痛责这位“极端爱国分子”：“下贱无礼，极为可恨。”
为了表示在刺杀事件上的“清白”，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无条件停战”。
但是，日本方面担心帝国可能做出的激烈反应不但没有发生，在案件发生的当天，李鸿章醒来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捂着脸给伊藤博文口述了一封照会：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钦差全权办理大臣阁下：
本日下午，本大臣自会议处所归途，忽遇意外可悼之事，致使面订明日上午十点钟会议之期未能躬亲，殊为抱歉！是以特此知会贵大臣：明日于所定之时，由本大臣委派李经方趋候贵大臣，祈将已承允诺出示大日本国拟结和局要款之节略，交由李经方赍回。本大臣一经接到贵大臣应允之和款节略，即当迅速细加察覆，并望早日能与贵大臣会议也。手此，并颂日佳！（《晚清巨人传》之《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406页。）
经历暗杀后的李鸿章竟然表现出如此的宽宏大量，彬彬有礼，不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熏陶绝不可能有此“涵养”。日本方面喜出望外。
于是，放心之后的日本人立即向帝国代表团提出一份“和约底稿”，内容绝不“彬彬有礼”，更没有丝毫的“宽宏大量”：中国向日本赔偿白银3亿两；中国向日本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过去中日间各项通商条约要重新制定等。
李鸿章立即强硬了起来，向英、俄、法三国的驻华公使全面通报日本人的条件，希望引发强国对日本的干涉，同时表示“日本所索兵费过奢，且奉天为满洲腹地，中国万不能让。”如果日本执意这样的话，“两国惟有苦战到底。”
此时，帝国政府内部关于答应还是不答应日本人的条件吵开了锅。于是，朝廷发给李鸿章的电报冗长而虚空，全是模棱两可的官方空话，既没有说接受，也没有说不接受：“着李鸿章酌量办理，钦此。”
伤痛和心疼折磨着李鸿章。这样的为难境地他不止遇到过一次。如果坚持维护帝国的一切利益，采取强硬的态度和立场，后果只能是一个：中日战争继续扩大。以当时帝国实际的军事状况而言，战争的结果只能是帝国的东北地区被全面占领，同时各国列强定会在继续扩大的战争中捞取在华的更大利益。而如果答应对方的条件，帝国主权和财政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两害之中取其轻，这永远是面对艰难残局的李鸿章的选择。
4月10日下午4时，李鸿章受伤后第一次重新坐到春帆楼的谈判桌前。他的面前是一份日本人写好了的“和约节略”。之所以叫做“节略”，表明日本人在“和约底稿”的基础上做出“让步”：关于割地，从鸭绿江上溯到安平河口划线过凤凰城、海城、营口，此线以南割给日本；日本放弃辽阳，但是要加上台湾和澎湖全岛；关于赔款，减少至2亿两白银；关于通商，中国向日本开放沙市、重庆、苏州和杭州口岸，并且在中国已经和其他各国签订的通商条约的基础上与日本另订条约。其余款项照旧。
李鸿章刚坐下来，伊腾博文就声明：“中堂只能回答允不允两句话。”
李鸿章："难道不准分辩？"
伊腾博文：“可以，但是不能减少。”
李鸿章刚要求日本方面再把条件减少一些，伊藤博文就截断了他的话说：“日本广岛有60艘军舰，兵粮齐备，只要过了停战的限期，中国还不签字，即可搭乘增派的大军，立即前往战地，北京的安危不堪设想。”李鸿章刚表明帝国不愿意割让台湾，伊藤博文又打断了他的话说：“那么，日本立即出兵台湾。”并且连李鸿章的安全都危险了：“中国的全权大臣一旦离开此地，是否再能安然出入北京城，亦不能保证。”
李鸿章：“再减2000万。”
伊藤博文：“不可，一两不可少。”
李鸿章：“是否能割台一半？”
伊藤博文：“断不能。”
李鸿章：“赔款割地，双管齐下，如此口紧手辣，吾将来必记之！”
伊藤博文：“此重任惟中堂一人能够担任。”
李鸿章：“赔款既不能减，地可稍减少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
伊藤博文：“如不在停战期限定议，将索款更多，此乃大日本举国之意！”
李鸿章：“交割台湾头绪复杂，能否在交割的时间上缓期？台湾既然是贵国的口中之物，又何必那么着急？”
伊藤博文：“尚未下咽，饥甚！”
李鸿章：“难道两万万两不足可疗饥？”
史书记载：鸿章辩久，伊藤愈坚，且限四日复。鸿章电奏，得旨允可，乃互签约。（罗敦融：《中日兵事本末》。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24页。）
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草约正式签字。正约11款，专条3款，另约3款，停战专条2款。要点是：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中国割让辽东之安东、海城和营口以南地区以及台湾、澎湖；赔款2亿两白银；对日开放通商口岸和通商时日本人的种种特权等。
在草约上签字的时候，李鸿章突然想起他临行前恭亲王率领全体军机入奏皇帝的奏折上有这样一句话：“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这句话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国人长期忽视或者故意忽视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抱残守缺的中华帝国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远远落后于世界东西方强国。列强们挑起军事事端为的就是对中国领土和财富的侵占和掠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巨大的帝国屡战屡败，还怎么要求谈判者“义正辞严”地捍卫帝国的利益呢？前线放弃国土望风而逃的将领不是卖国，衙门里碌碌无为花天酒地的大臣不是卖国，朝廷里为了一己私欲不惜让国家民生付出血的代价不是卖国，皇宫里的那个一年之中要花费7万平民的口粮钱的皇太后不是卖国，而只有在国家面临被分割占领的危机时出来维持局面的那个人才是卖国者？
一百年后的今天，世界还在说：弱国无外交。
1895年4月20日，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回到了帝国的李鸿章突然发现不但朝廷中没人理睬他了，而且他还成了举国上下的公敌。朝廷大骂他办事不利，同僚说他丧权辱国，民间说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绅士和知识阶层更是铺天盖地地咒骂他没有脊梁骨。要求惩办李鸿章的奏折堆满了光绪和慈禧的案头，写有“李二先生是汉奸”字样的报纸传单到处飞舞，还有数量相当多的人公开声明自己要不惜一切手段暗杀李鸿章，以“我心头奇耻大辱”。
李鸿章不得不上奏光绪皇帝：
臣适当事机棘手之际，力争于骄悍不屈之廷，既不免毁伤残年之遗体，复不能销戢强敌之贪心。中夜以思，愧悚交集。所最疚心者，赔款虽减，尚有二万万两……敌得我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区，如虎附翼，后患将不可知。臣昏重，实无能为力。泽盼皇上振力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心幸甚。（《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八，第18～19页。）
李鸿章说自己“无能为力”。帝国虽然“屡战不利”，但却不允许李鸿章“无能为力”。
李鸿章曾经给友人写过一信，信中以自己多年于朝中的感受对这个帝国的“本质”有这样的叙述：
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糜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一发而不可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机，事机万急，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分析矣。（《李文忠公尺牍》，第二册，第784页。）
积陋成疾，守旧因循，好大喜功，国力日衰。有了事端一哄而起轻易言战，兵临城下又惊慌失措急于议和，可却要求这样的“议和”和平时朋友交际一样不能有损失。等事情一旦缓解暂时安全了之后，又开始理直气壮热血沸腾，举国人人个个无不“知我罪我”。这就是中华帝国一百年前的现状。这种“一旦有事，淆于群哄”，“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的国情民风可谓祸患无穷。
贤良寺，北京东安门外冰盏胡同里的一座寺庙，由雍正时怡亲王的府邸改建而成，寺庙里闲院飞花，炉烟幽敞。门生故吏纷纷叛离，从“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位置上跌落下来的李鸿章住在里面不敢出门。他开始把荒疏已久的书法拣了起来，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便临摹古人碑帖。他的饭量很大，山珍海味什么都吃得香。饭后照例喝一碗粥和一杯清鸡汁，过一会儿还要喝一杯家人用人参和黄芩配制的“铁水”，然后脱去长衫在廊下散步。散步的时候有仆人在一旁记数，当仆人大声禀报“够了”，他便停下来回到屋里，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