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这段时间里仔细研究了康有为的主张，至少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谋求国家富强这一点上，康有为与他持有同感。虽然康有为对他的咒骂让他几乎忍无可忍，但他还是主动和康有为联系了，并且表示自己愿意给“强国会”捐款，但遭到康有为的严厉拒绝，这让他感到比骂他卖国还羞辱。他忍不住对手下人说，这些人跟我过不去，等我起来，看他们一个个还能做得成官否！李鸿章不同意康有为的某些观点和做法，但是始终在帝国“图强变法”这一点上和康有为之间有一条割舍不开的感情纽带。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国外，惊魂未定之时却接到李鸿章托人捎来的“问候”，甚至还接到过李鸿章的一封亲笔信，他信中勉励康、梁“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晚清巨人传》之《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492页。）一个身居帝国如此地位的高官大员亲自慰问流亡海外的“政治通缉逃犯”，康、梁意外之后便是深切的感动，于是急忙回信：“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猬加存问，至再至三，非必有私爱于吾辈……”（《饮冰室文集》五，第55页《上粤督李傅相书》。）康、梁的感慨在情理之中，但他们依旧无法理解李鸿章的心胸。
李鸿章确有“私爱”，但他爱的不是康、梁，而是他的大清帝国。
3、感谢之后的刻骨憎恨
1900年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
在码头上等候的人们发现了一个令他们意外的情况：一队由俄军官兵组成的仪仗队吹奏着欢迎曲，配合着一群身穿漂亮礼服的俄国官兵，正表情兴奋地等待着李鸿章。李鸿章乘坐的“平安”号轮船远远驶来的时候，旁边有一艘全副武装的俄国军舰在护航。
各国已经相互串通好了，“要在码头上给这个中国大员一个明显的冷淡”，因此，他们对俄国人“为什么对中国人如此尊重感到大惑不解”。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李鸿章在俄国人的热烈欢迎中走下了轮船，并且在俄军的严密护送下前往天津城。在天津的为李鸿章准备的寓所大门和四周，“俄军卫队建立了严格的保卫制度，出入必须有出入证件，防止一切闲杂人等靠近总督大人”。同时，各国又听到了另一个消息：那艘俄国军舰其实早已开到上海，准备用军舰将李鸿章接到天津，只是后来李鸿章改了主意，俄国军舰的任务才改为护航。
对俄国人的阴谋反应最激烈的是对中华帝国有着愤怒情绪的德国人，一个德国上尉用“粗鲁的语言质问俄国人为什么要穿上礼服来欢迎这么一个人物”。刚刚到达天津的瓦德西也坚决“拒绝接见李鸿章”，说他“只管战事，不管交涉。”连在上海已经和李鸿章会晤过多次的德国新任驻华公使穆默也拒绝和李鸿章见面了。
被俄军官兵“严密保护”起来的李鸿章在各国极其冷淡的情绪中感到心情恶劣。他住的是海防公所而不是直隶总督的衙门。有人告诉他总督衙门现在不能住人也不能办公了，但李鸿章坚持要去看看，结果他看到的是一片战火后的废墟。在废墟中他接受了直隶总督的总督关防（文件）、盐政印信和钦差大臣的大印。他曾经在天津的这座衙门职掌这些大印达二十多年，他太熟悉这处他苦心经营的北方要地了。如今他看到的这座城市已是满目疮痍。由此他联想到正在崇山峻岭之中逃亡的朝廷，联想到已经被联军占领的京城以及整个帝国的命运，这个近八十岁的老人坐在废墟中“痛哭了一场”。
他还要为挽救帝国如今的尴尬局面展开谈判。
首要的问题是要尽快达成“停战协议”，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协议，中华帝国的“宣战”就还处在有效状态。也就是说，现在帝国和各国联军还处在战争状态——登陆后的德军开始大规模地向北京开进，德军声称的立场是：用武力扫平这个国家。更为严重的是，李鸿章的“议和”使命不仅仅是要保住这个帝国不被列强瓜分，最要紧的是要确保慈禧太后的掌权地位，而英、德两国异口同声地宣布他们支持光绪皇帝而反对慈禧，这使所有的问题首先失去了交涉的基础。李鸿章多次打电报给逃亡途中的朝廷，要求趁着德军大军没有到达北京之前，尽快以帝国政府的名义优恤被杀的德国公使，为外国公使在帝国被杀一事向世界道歉，并在这个基础上尽快向各国递交国书，“尽捐嫌隙”，为即将开始的“议和”铺平道路。
但是，令李鸿章尴尬的是，德国和英国拒绝承认李鸿章的“全权议和大臣”的身份。
只有俄国人例外。俄国人不但对李鸿章表示出极大的“尊重”，而且频繁出入李鸿章的寓所，使被各国故意冷落的李鸿章的寓所内外整天充满着俄语和汉语的“互相问候”之声。各国派出的密探纷纷报告，俄国人和李总督正在策划着某种阴谋。
突然，俄国人声明：他们决定“从北京部份撤军”，以配合李总督主持下的“议和”，而且他们“坚决支持皇太后”。
紧接着，李鸿章打电报给朝廷，“感谢俄国从北京部份撤军的承诺，并请俄国人劝说德国也这样做”。
“李鸿章是亲俄派。”“帝国已经和俄国人私下达成了某种交易。”各种传言在各国军队、领事和公使们之间流传。
尽管李鸿章立即对此做出解释，并且故意对在天津海关税务司供职的英国人杜德维说，他对英国人“答应派军舰来上海接他到天津而没有遵守诺言”感到不解，如果英国人的军舰到上海，他就不会让俄国人的军舰护送，这样就“不会引起关于他和俄国人的流言了”。李鸿章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解释更加重了各国的怀疑。
关于李鸿章是否是“亲俄派”的问题史料纷杂，但绝不是空穴来风。李鸿章和俄国人的关系确实令人生疑。
1896年，代表中华帝国签订《马关条约》后回到京城在贤良寺赋闲的李鸿章接到朝廷的一道谕旨：着特命头等钦差大臣李鸿章往俄国致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
沙皇加冕，各国派员祝贺，本是正常国际交往。但李鸿章不愿意去。朝廷本来也没打算派他去，原来派的是当时的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但是，当时帝国驻俄公使许景澄说，前不久由恭亲王率团去俄国祝贺俄历新年的时候，俄方就对帝国代表团的“级别”表示出不满，认为帝国应该派出更高“级别”的大臣来，以示对俄国沙皇的敬重。王之春的级别显然不够，于是朝廷想到了李鸿章。李鸿章以在日本马关时被刺受伤为理由加以推辞，但是朝廷坚决不准。等李鸿章看到确实到了“众望所归”的时候，便表示自己“非敢爱身，惟虞辱命”，决定“一息尚存，万程当赴”了。但是，他的年老衰弱在一定程度上不是装出来的，在向慈禧和皇帝辞行请训的时候，由于君臣对话的时间过长，一直跪着答话的七十多岁的李鸿章最后竟然站不起来了，只好由两个太监把他架了出去。他出了宫门就昏倒了，两个小时后才苏醒过来。在长时间的君臣对话之中，李鸿章反复强调了一个主题：甲午战争的结局表明，日本是帝国最大的威胁，而且日本有和英国人结盟的迹象，目标肯定是针对帝国的。帝国要想图存，只有一个办法：与俄国结盟。
这个想法在当时的帝国朝野内不是李鸿章一人的观点。甲午之后，面对日本越来越强硬的武力威胁和越来越暴露的领土野心，加上日本和英国在对中华帝国的“势力范围”的分配上已达成某种默契，企图联合向帝国索取更大的利益要求，因此朝野上下一片忧心忡忡。俄国与日本是历史上的冤家对头，甲午之后是俄国“不惜使用武力”强迫日本将辽东归还中国，因此，虽然朝中有人明白俄国人此举是为了自身利益的安全，但“联俄拒日”的暗流已经不可阻挡。军机大臣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朝野大员是持有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两江总督刘坤一的观点更加明确，他认为威胁帝国的国家以日本为最，指出日本妄图侵占帝国东三省的野心积蓄已久，俄国人对此最不愿意，因为它与中国的东北接壤，所以“我若乘此时与之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便宜，俄必乐从我”。帝国朝廷中的官员为了使“联俄”行动进行得顺利，甚至反对李鸿章带他的大儿子李经方去俄国，因为这些官员认为李经方有亲英倾向，怀疑他和“英倭阴相结纳”。为了给儿子“清洗不实”，李鸿章坚请儿子与其同行。最后李经方还是在光绪皇帝的批准下跟随前往了。这从另一个方面表明，“联合俄国”的外交行为绝不是李鸿章的私人行为，而是帝国朝廷既定的外交原则，李鸿章只不过是倡导者之一和亲赴俄国落实的人。
李鸿章的随行人员有45名之多。令人惊奇的是，几个侍卫抬着一口彩绘金漆的大棺材堂而皇之地走在他的身后，成为他出访队伍中最醒目的一件物品。这口大棺材一直跟随他走访了俄、德、法、美等诸个国家，绕了大半个地球，让全世界都领略了中国工匠制作棺材的非凡技巧——在当时的中国人心中，外国即是“番邦”，走出国门就如同“深入虎穴”，而征途万里，其一路艰险程度不亚于唐僧取经。同时，帝国似乎有这样的传统，官员在执行重大使命时，为了表示自己“誓死完成”的决心，往往和战场上背水一战的将领抬着自己的棺材冲锋陷阵一样，也带着棺材表示自己义无反顾。李鸿章此行的公开目的仅仅是参加外国一个皇帝的加冕典礼，搞得如此夸张实在令人不可理解。但是，他在出发的那天说的话，也许是解释之一。
李鸿章出发的那天正是初春的黄尘季节，早上起来便狂风大作，飞沙蔽日，送行的亲朋好友都觉得这是凶兆。大兴、宛平两县衙门在东便门专门搭起大棚为他设饯行宴，结果大风掀翻了棚顶，以致精美的佳肴如同狼藉的残羹。李鸿章极力表现出潇洒神态：“自少年时凡出门非狂风就是暴雨，海行无不惊涛骇浪，不知何故？”众人赶紧挑选吉利的话说：“中堂丰功伟业，雨师风伯，皆来祖饯。”李鸿章对自己甲午后遭到举国嘲骂依旧耿耿于怀，因此再吉利的话也不至于叫他信以为真：“不敢。吾当不至于获罪于天，何以节节与我为难？”接着，他又说：“万里长途，七旬老物，归时能否相见，实不可知。”（《晚清巨人传》之《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431页。）
李鸿章还是怕自己死在异邦的土地上。
然而，李鸿章一路遇到的不是艰险而净是显赫。天津的官员连续为他举行大型宴会，到达上海时更有各国海军和帝国的炮台同时鸣放礼炮，一时“长空雷鸣，海波欲沸”。帝国陆军官兵跪成数列朝天鸣枪，“数以万响，震耳欲聋”。所经之处，“观者如潮”。在法国租界洋警察戎装佩刀的保护下和“中西巡捕”沿街“弹压”下，李鸿章身穿一品官服，套黄马褂，头戴三眼花翎，端坐在紫缰大轿之中，精神矍铄，一扫贤良寺里的暮气。
在上海逗留数日后，他换乘法国的豪华邮船，船头高悬大清黄龙旗和头等钦差旗，经香港、西贡、新加坡，入印度洋，过红海，入黑海，一路口岸无不向国内朝廷“飞电传报平安”。
在苏伊士运河的塞得港，李鸿章受到俄国一位亲王的恭候，他换乘俄国御船“俄罗斯”号直抵敖得萨港。俄国陆军元帅率领数百名官员迎接，在从港口到行馆的路上，大清的黄龙旗迎风招展。经过长途旅行的李鸿章“精神甚好”，下令犒赏所有迎接他的俄方官兵和官员。当帝国大把的银子抬出来时，俄国人对如此大方的出手目瞪口呆。
李鸿章乘火车到达彼得堡。彼得堡市长亲举黄龙大旗，士官仪仗队高呼万岁，外交大臣亲自引路，连沙皇都派出了自己的“御车”供李鸿章乘坐。出乎李鸿章预料的是，他住的“行宫”竟然不是官方早已准备好的国宾馆，而是一个商人的家。这位叫巴劳甫的商人在中国投资做生意发了大财，因此他坚决要求接待李鸿章一行，不要俄国政府一分钱。为了营造“宾至如归”的氛围，俄国皇帝准许了这个富可敌国的巨商的请求。
李鸿章到达这个巨商的家之后，迎面看见自己巨大的相片被悬挂在大门之上，相片的四周插满了大清黄龙旗。这位巴劳甫家所有的门上都贴着用中国字书写的吉祥如意的对联，地上全部是簇新的地毯，一个大型乐队不停地演奏着中国乐曲，24个身穿中国服饰的俄国儿童捧着鲜花在李鸿章走的路上一刻不停地撒下花瓣。当李鸿章走进巴先生家大门的时候，巴劳甫全家男女老幼蜂拥而上，先由最小的女儿向李鸿章献上盐和面包，然后全家人簇拥着李鸿章进到为他专门准备的寝室。寝室内所有的物品和陈设全部是中国的精美工艺品，端上的茶和点心也是地道的中国味道。一问，连厨师都是特地请来的身怀绝技的中国师傅。
巴劳甫会说一口地道的中国话。从俄国人嘴里发出的汉语和俄国人极其隆重的接待，诸多印象混合在一起，使李鸿章深深地陷入了一种“中俄亲善”的幻觉之中，更加坚定了他“联俄拒日”的决心。
在彼得堡，李鸿章晋见了沙皇。他向沙皇献上了中国皇帝的礼物。加冕典礼的那天，他在莫斯科看到了他从来没见过的宏大场面：50万人聚集在一起，乐队由5000人组成。各国来宾更是显赫，听说法国为了庆祝沙皇加冕，巴黎市全天休息，军营放假，罪犯赦免。在这个世界上，俄国是强大的，李鸿章对此深信不疑。
在莫斯科逗留的日子里，李鸿章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与俄国人签订了一个神秘的条约：《中俄密约》。
《中俄密约》的中方草稿是由帝国总理衙门集体“拟办”后，经由朝廷批准，用电报的形式传送到李鸿章处的。草稿显然事先与俄方磋商过，条款已经十分详细，要点如下：
一、日本如侵占中、俄或朝鲜土地，中、俄海陆军互相援助，军火粮食，互相接济；
二、非两国共商，不得与敌议和；
三、开战时，中国所有口岸，准俄兵船驶入；
四、中国允华俄银行于黑龙江、吉林建造铁路，以达海参崴，合同另订；
五、开战时，俄用此铁路运兵运粮运械，平时亦可运兵运粮过境；
六、铁路合同批准，此约生效，以15年为期。
《中俄密约》中的两个基本点是：一、中俄两国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结成互相援助的军事联盟；二、俄国在帝国东北地区铺设铁路并和俄国横穿西伯利亚的远东铁路接轨。
沙皇在莫斯科接见李鸿章的时候，《中俄密约》的商谈正在紧张进行之中，沙皇的话令李鸿章进一步感到放心：
我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或令在沪俄华银行承办，妥立章程，由华节制，定无流弊，各国多有此事例，劝请酌办。将来倭、英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密约交涉未刊电稿》第二十九。）
俄国人明确说他们的领土广大得根本用不完，根本没有侵占别人土地的想法，而且修铁路两国都可受益，钱由俄国人筹措，而章程却由中国来“节制”，世界上哪里还能找到这样的好事？
但是，包括李鸿章在内，所有缺乏近代思维的中国大员们，恰恰忽视了这样一个常识性的问题：铁路的延伸，正是列强领土扩张的主要手段。俄国人之所以不惜一切代价修筑一条横贯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荒原的远东铁路，其根本原因正是出自向远东地区扩张领土的野心。当帝国受到日本威胁的时候，俄国的远东铁路和在帝国东北境内修筑的铁路能够提供军事运输的便利，关于这一点不知帝国官员有没有进而想到，如果俄国人想侵入并占领帝国东北的时候，这条铁路是否同样会提供给俄国人如此的便利？何况在帝国境内修建铁路存在着一个“路权”问题。“路权”一旦模糊不清，俄国就有权在帝国东北铁路沿线方圆数公里的地区派驻武装，而这就是后来的中东铁路警察队，这等于是变相的租界，俄国从此可以有充分理由在帝国东北地区随意驻军。事后证明这是对帝国东北地区安全的最大威胁。
关于后者，李鸿章似乎想到了，他坚决反对以俄国官方的名义修建帝国境内的铁路，而坚持用私人的投资方式，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把铁路的修建完全变成一种商业行为。俄国人立即想出来一个由“俄华银行”承办的点子，实际上等于是换汤不换药。
国内已经有人敏感地嗅到了朝廷“联俄”的味道，李鸿章还没有在《中俄密约》上签字的时候，上海的《字林西报》居然全文刊登了所谓《中俄密约》全文，虽然内容多是捕风捉影的猜测，但能看出帝国内有人对俄国人怀有警惕。山东巡抚李秉衡和河南巡抚刘树棠先后上奏，揭露俄国人“谋我大局”的阴谋，其中以李秉衡的言辞最为激烈且击中要害。他认为列强的本质是在帝国领土上尽力扩张势力范围，而俄国要在帝国土地上修建铁路，野心在于把势力渗透到帝国的东三省，各国如果效仿俄国，后果将不堪设想。“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帝国已实行多年，可最后吃亏的还是帝国自己。各列强之间确有分歧，但在窥视帝国利益上是一致的。
《中俄密约》，是俄国人精心策划的一个巨大的陷阱。尽管这个密约中俄双方都秘而不宣，但是很快就被各国列强觉察出来，他们纷纷开始向帝国索取相同的甚至更大的特权。《中俄密约》给中华帝国带来的伤害长久而深刻。
俄国人说：“良心是有价钱的。”有确切史料可以证明俄国向帝国使臣李鸿章使用了行贿的手段。俄国财政部长维特在其回忆录中确切地记述到：在商定《中俄密约》的时候，为了争取李鸿章的协助，曾经用铁路利润分红的方式，许诺给李鸿章300万卢布的报酬。此款分三次付清，密约签订的时候先付100万，其余由铁路局逐步拨付。虽然有人认为李鸿章之所以在《中俄密约》上很快签字，是出于他对日本人的愤恨和防范，而不会是因为卢布——李鸿章不懂俄语，翻译和随行的帝国官员从中做了什么手脚不得而知；又有记载说后来李鸿章的女婿问过他此款干什么用了，李鸿章笑答：“真有这回事，可真成汉奸了。”但从俄国银行划拨的一笔款项确实以“李鸿章基金”的名义汇到了上海。至于李鸿章本人是否知道和动用过，无法查实。
《中俄密约》签订之后，李鸿章心情愉快，认为自己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使命。他在接见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的时候，高谈阔论到了使维特有一种“中华帝国恩赐了俄国人”的感觉。同时，觉得中华帝国的安全从此有了保障的李鸿章对洋人的傲慢习气再次恢复了。
离开了俄国，李鸿章开始了欧美之行。
在德国，他下榻的恺撒大旅馆为他的到来做了精心的准备，他的寝室里悬挂着两个镶有照片的镜框，一张是他的，另一张是德国首相俾斯麦的。会见俾斯麦的时候，李鸿章声称有人说他是“东方的俾斯麦”。俾斯麦回答说，他不认为“东方的俾斯麦”是一个恭维的称呼，并且表示他不想得到“西方的李鸿章”的称号。在荷兰，李鸿章觉得为他演出的歌舞“令人飘飘欲仙”。在比利时他观看了军事演习。到达巴黎的时候正值法国国庆，他乘船在塞纳河上欣赏了焰火表演。英国是他特别重视的国家，他晋见了女王，并和女王照了相，然后他在照片上题了词送给女王。李鸿章的题词是：“西望瑶池有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前句指的是英女王，后句是老子的典故——老子也姓李，李鸿章在暗指自己。他对自己给英国女王的题词非常得意。他还特别在代表西方民主制度的议院旁听了议员们辩论，他觉得那是一窝蜂似的吵架，“无甚可观”。拖着辫子的中华帝国大员的出现引起了英国人的广泛好奇。一个英国人是这样描绘他所看到的74岁的李鸿章的：
我从议院出来时，突然与李鸿章打了个照面，他正被人领入听取辩论。他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仁慈的异乡人。他的蓝色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他看到的每个人投以感激优雅的微笑。从容貌来看，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濮兰德：《李鸿章》，纽约1917年版，第5页。）
对议会不感兴趣的李鸿章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英国的海军与陆军。他还参加了汇丰银行的招待会，当英国商人们表示愿意到中国去开拓市场的时候，李鸿章表示“实具同心”，并诚恳地欢迎各位去中国兴办实业，他的开明思想令英国人受到鼓舞，个个跃跃欲试。但是，“文雅”的李鸿章很快就闹出了笑话，他不但“威严”地在英国各处精美的毯上随地吐痰，而且当他已故的老朋友、曾在中国很长时间的著名将领戈登的夫人送给他一只名贵的小狗后，第二天将军的夫人便接到了李鸿章这样一封致谢信：“厚意投下，感激之至。惟是老夫耄矣，于饮食不能多进，所赏珍味，咸欣得沾奇珍，朵颐有幸。”（汪诗侬《所闻录》之《李鸿章笑史》。）——李鸿章把英国的名贵小狗炖着吃了。
李鸿章乘船越大西洋到达美国，正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中断休假迎接他。他参观了自由钟、大瀑布、图书馆之后，还在教会举行的欢迎会上鼓吹了一番中西宗教可以共存的理论。在美国，他吃饭时喜欢将数样中西菜肴“拌于一盘食之”，于是美国厨师就为他专门制作杂烩菜以迎合他的口味，以至欧美现今仍旧有一道名菜叫做“李鸿章杂烩”。结束美国的访问之后，他搭乘美轮回国。到达日本横滨的时候需要换船——他当年离开马关的时候就曾说过“终身不履日地”的誓言，再说现在有了《中俄密约》，让他痛恨起日本人来更有底气了——换船必须先上码头，为了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坚决不和日本国土发生任何形式的关系，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不上岸。侍从们无奈，只能在美轮和开到日本接他的帝国招商局轮船“广利”号之间搭了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扶着他换上船去。
回到国内，李鸿章兴奋地对光绪和慈禧汇报和俄国人秘密签约的经过，说他此一举可保证中国20年无事！
但是，仅仅过了四年，包括俄国军队在内的联军就打进了北京。尽管俄国军队是攻打天津和北京时的“最野蛮的军队”，但至少在李鸿章作为“全权议和大臣”开始和联军谈判的时候，他依旧把俄国人看做是帝国“可信赖的盟友”。等李鸿章终于认清了俄国人的嘴脸时，他已经处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了。
1900年10月11日，李鸿章自天津到达北京，依旧住在贤良寺，并且依旧在俄军的严密保护之下。京城受到的破坏比他想像的严重，更严重的是，联军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旧属于中华帝国政府的管辖”之外，整个京城已经被各国联军分区占领。这两个还“属于中华帝国政府管辖”的院子一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另外就是参与谈判的庆亲王的府邸。
此时的李鸿章根本无法展开“议和”谈判，因为各国还没有得到本国政府关于谈判的具体指示。德国人除了提出“惩办祸首”之外什么也不说，日、英国等则要求等中国的皇帝回京后再谈。以法、德军队为主的联军正向帝国的四面八方“讨伐”。而英国王子给英国驻华公使的一封信的内容透露了出来，其中竟有“将李鸿章拘捕起来做人质”的建议。李鸿章和庆亲王两个人只能坐在一起愁眉苦脸，一方面请求各国“疾愚昧之无知”，“自不致强人所难”；另一方面不断地给流亡的朝廷打电报，敦促朝廷主动惩办祸首，尤其是再也不能让“祸首”们和朝廷待在一起了，否则会给联军造成朝廷依旧痴迷不悟的感觉，以致影响“议和”谈判的开始。
在屈辱而孤单的日子里，只有俄国人和李鸿章来往密切。这时，一个叫做考洛斯托维茨威的俄国政府代表正在沈阳和中华帝国驻沈阳的最高官员盛京将军增祺纠缠不休，企图强迫增祺和俄国签订一个《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章程要求允许俄国修建哈尔滨至旅顺的铁路，营口暂由俄国管理，遣散中国驻守沈阳的官兵，拆毁东北各处的炮台及军火库，俄国派出官员驻守沈阳等等——这是一个严重的、明显的信号：俄国人不但已经利用在《中俄密约》中取得的特权，开始了对帝国东北地区的进一步侵入，而且有单独占领东三省的意图——其时，俄军已经占领了沈阳。当义和团蔓延到东北地区的时候，东三省的义和团焚烧了部分教堂，攻打了俄国的铁路局，黑龙江将军和都统也都下令轰击俄国军舰。俄国和其他列强一样，借口保护侨民和外交人员，以积存已久的“热情”，从陆路以15万巨大兵力全线越过国境，将黑龙江边的数千帝国边民赶入江中淹死，然后迅速占领了东北全境。及至沈阳城被占领时，城中的大火燃烧了数日。本来以为进入东北的俄军真的是为保护他们的侨民和使馆而来，现在突然提出要求东北的土地，让李鸿章实在反应不过来。他不能接受俄国人的要求，并以目前与各国“议和”事大而无暇谈及其他为由，想把事情敷衍过去。但是俄国人立即声明，在各国都拒绝与李鸿章谈判的时候，俄国“愿意无条件开始谈判”。这个立场立即引起各国的愤怒，联军认为俄国人在有意挑起联军的内讧。俄国人的态度却令被如何才能开始“议和”谈判弄得心烦意乱的李鸿章和庆亲王很高兴，他们只有再次对俄国表示“感谢”。感谢之余的李鸿章甚至没有注意到，俄国人在他们的立场前面悄悄地附加着一个条件：只要中国方面答应东三省问题单独解决。
与俄国人日益明显的险恶用心相反的是，英、德两国经过紧急磋商达成一个重要的原则协议。协议的两点最重要的原则是：一、各国不得瓜分中国的国土，“维持中国的领土不使变更”；二、中国的沿海沿岸全部向各国的贸易和经济活动“自由开放”。
英、德是1900年侵入中国的各国联军中第一次就未来谈判原则进行立场表态的两个国家。其协议中的两个重要原则的第一条是给予各国的一个极端重要的提示，即：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庞大的帝国，没有任何支持瓜分这个主权国家领土的理由。而英、德之所以在野蛮地武装入侵一个主权国家之后，突然想到并提出了具有“公正性”的警告，完全是因为他们太担心俄国人对帝国东北的窥视了。英国人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在华利益受到威胁。德国人虽然表面上和英国人站在一起，但其真正的目的是想利用“不得瓜分中国”的借口而制约俄国人在东北、英国人在长江流域的扩张。美国和日本在兵力上不足，感到即使瓜分中国也占不到多大的便宜，于是抱定“宁要赔款，不要土地”的原则。这便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列强们的真正侵略面目。
至于自由贸易问题，西方要求帝国开展自由贸易的主张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对帝国的一种严重侵略行为，因为西方各国在进行对华贸易时带有强烈的不平等交换、不公正关税制度、倾销非法商品、掠夺劳动力资源和原材料以及进而取得更大的不合理特权的内涵。虽然由于闭关锁国国力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中华帝国确实应该尽快从封闭中解脱出来，但是1900年，在西方对于中华帝国相互通商、开放贸易的“催促”中，其侵略的意图是明目张胆的。
在“不得瓜分中国国土”的大前提下，11月初，奥、法、比、德、英、意、日、西、俄、美10国联合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进一步提出“议和”谈判的六项原则：
一、惩办祸首；
二、禁止军火输入中国；
三、索取赔款；
四、使馆驻扎卫兵；
五、拆毁大沽炮台；
六、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
这六项原则基本没有改变地贯穿在1900年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强的整个“议和”谈判进程中，并成为数月之后签订的《辛丑条约》的基本“原则”。这是对中华帝国主权带有严重侮辱性质的“原则”。其中各国有权在帝国领土上驻扎军队一条，是完全漠视国际准则的强盗式的无理要求，给自1901年起的中国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因为自那以后无数“国耻”事件的发生都和这一原则有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
万般无奈中的李鸿章得到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原则”，他终于意识到他根本不可能结束帝国的厄运了。
在李鸿章的一再敦促下，帝国流亡朝廷于9月25日发布了“惩办祸首”的谕旨：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等革去爵职；端郡王载漪撤去一切差事，交宗人府议处；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等交都察院和吏部议处。但是，帝国朝廷的这个惩办方案没有获得各国的通过。
李鸿章和瓦德西会见之后的11月23日，帝国朝廷第二次发布“惩办祸首”的谕旨：削去端郡王载漪王爵；将已革去王爵的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和已革贝勒的载滢，均交宗人府圈禁；已革贝勒载濂闭门思过；辅国公载澜停俸一级调用；左都察御史英年降两级调用；前吏部尚书刚毅已病故免议；刑部尚书赵舒翘革职留任；已革职的山西巡抚毓贤充边永不释放。
帝国朝廷的第二个惩办方案依旧没有被各国通过——“连一个正法处死的都没有”。接着就传出联军准备派部队截断运往陕西的“粮道”以断绝流亡朝廷的供应的消息。在京城里眼观局势又起风波的李鸿章连续给朝廷打电报，请求朝廷“上念宗社，下念臣民，迅速乾断。”帝国朝廷终于第三次发布了“惩办祸首”的谕旨：庄亲王载勋、山西巡抚毓贤等人列入死刑，其余的“流放”和“斩监候”不等。联军方面对此的反应是瓦德西对李鸿章说的一番话：“如果中国再不提出令各国满意的决定的话，我们就要进攻陕西，去捉拿真正的祸首。”——这是冲着慈禧去了。李鸿章赶快提醒慈禧，如果再不做出最后的决定，后果就很难预料了。于是，帝国的朝廷第四次发布了“惩办祸首”谕旨：
已革庄亲王载勋，纵容拳匪，围攻使馆，擅出违约告示，又轻信匪言，枉杀多命，实属愚暴冥顽，著赐令自尽。已革端郡王载漪，倡率诸王贝勒，轻信拳匪，妄言主战，致肇衅端，罪实难辞，降调辅国公载澜，随同载勋妄出违约告示，咎亦应得，着革去爵职。惟念俱属懿亲，特予加恩，均着发往新疆，永远监禁。
已革巡抚毓贤，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之揄扬，以致诸王大臣为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抚任，复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昏谬凶残，罪魁祸首。前已遣发新疆，计行抵甘肃，着传旨即行正法。（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3～184页。）
其他的还有：吏部尚书刚毅、甘肃提督董福祥，“着即行革职”；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定为斩监候罪名”；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着革职，并将恤典撤销。”（同上）
七天之后，帝国朝廷再一次下旨，赵舒翘、英年被“赐自尽”，军机大臣启秀及徐桐之子被定“京中处决”，刚毅则被定以“开棺戮尸之罪”——史书记载：“此等刑法，中国人视为最重者。”（同上）
各国进一步要求将端郡王等人“正法”，李鸿章为此反复解释说，端郡王虽然罪大恶极，但是如果连皇家宗室都要处死，会严重影响皇帝和朝廷的威信，同时也可能引发中国百姓的愤怒，弄不好还会“激出民变”。双方各执一词于是陷入僵局。
李鸿章不愿意到瓦德西住的銮仪殿去，那里是帝国皇家的禁地。但是值此国之将亡之际，他只好挺着一张老脸去了。关于1900年11月15日李鸿章和瓦德西的会面，双方都有详细记录，各自所记出入不大，内容都是空洞无物。瓦德西态度冷淡，李鸿章极力套近乎，两个人从北京的红叶说到柏林的冬雪，从年龄身体谈到老婆孩子，全是废话。李鸿章特别说到他在德国晋见德皇的情形和瓦德西与俾斯麦的私人关系，想找到感情上的突破口，但是瓦德西根本不买账。最后谈到了联军的“讨伐”问题，才算接触到一点现实，但是瓦德西对联军“讨伐”的范围、时间和规模守口如瓶。李鸿章在这次会见中没有取得什么他所盼望的结果，倒是瓦德西在给德皇的书面汇报中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从李鸿章的口中，可以感觉到俄国人“正在联军内部拨弄是非”，使联军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不一致的迹象——这是李鸿章期望的效果，因为这样就能利用这个矛盾，尽量减少帝国的损失。
但是，刚从瓦德西那里回来的李鸿章便收到了俄国人的信件，要求李鸿章奏请朝廷，任命目前中国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国在彼得堡办理交收中国东三省事宜”。李鸿章心里一紧，因为朝廷已经正式否认了俄国人提出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俄国人知道朝廷的立场，而现在再次提出，恐怕随之必有举动。果然，俄国人正式提出了要求中华帝国政府向俄国交出东三省土地的《交地约稿》12款。“约稿”的内容很快就被泄露了出去，日、英、德三国首先声明，反对将东三省的权益交给俄国。而李鸿章也开始发现了俄国乘虚而入的企图，他电告在彼得堡的杨儒中止谈判，告诉俄国人要谈就到北京来和他谈。电报发出后，李鸿章立即收到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斯要求约见的请求。格尔斯在和李鸿章会见时说出的话，令李鸿章眼前一阵眩晕。俄国公使一字一板地说：“如果中国听信各国的谗言，不敢和俄国立约，则东三省永远归俄国人所有。”
李鸿章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盟友”俄国人说出来的话。南方大臣张之洞和刘坤一都主张将俄国人的野心公布于众，以加大各国干涉的力度。但是李鸿章认为各国的干涉也同样是暗藏祸心。这时候，盛宣怀致信李鸿章提醒他可能再次陷入被国人斥骂的地步：“列邦以恶名加于俄，中外复以庇俄之名加于中堂，后世论者，谁能曲谅乎？”
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想到了他一直以为最该警惕的日本人。他为此专门会见了日本驻华公使，问如果中国和俄国决裂，而俄国一意孤行的话，日本将持什么态度？日本公使眯着东方人的小眼睛回答道：“说不好！”李鸿章大怒，说日本人实在“奸猾可恶”。
接着从彼得堡的传来的消息就令李鸿章不仅仅是愤怒了，他可谓悲愤不已以至心中从此有了刻骨的仇恨：为了强迫杨儒在俄国人准备的《交地约稿》上签字，一群红了眼的俄国官员把杨儒关押在俄国外交部里威逼利诱，扬言如果再不签字，俄国就宣布“将满洲改做一个俄国的行省”。同时引诱说，只要签字，俄国就在彼得堡为他“置田若干，房屋若干，足以让他享受一生。”杨儒不为所动。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便对他说：“你签字之后如果中国有人加罪于你，俄国负责你的安全！”杨儒勃然变色：“我系中国官员，欲求俄国保护，太无颜面！如此行为，在我中国无立足之地！”杨儒的强硬立场激怒了俄国官员，他们最后竟然把杨儒从楼上扔了下来，致使杨儒坠地严重受伤。
杨儒，字子通，汉军八旗正红旗人。1864年为四品衔兵部员外郎，曾任江苏常镇通海道、浙江温处道、安徽宁池太广道等职。1892年出使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后出任驻奥地利、荷兰和俄国公使，同时晋升为户部左侍郎。他在国内为官时“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出任公使时“大义当前，威武不屈。”有《俄事记闻》、《杨儒变法条议》等著作留世。
堂堂一位中华帝国政府以国家名义派出的驻外使节，竟然被扔下楼去满面鲜血地躺在异国的街道上。列强可以借口自己公使的生命受到威胁而对中华帝国大举进攻，而杨儒被伤，帝国的朝廷上下竟然悄无声息，于是，刚刚经历了最深重灾难和屈辱的民众开始奋起抗争了。满目山河破碎的景象，帝国金顶红墙上的外国国旗，一片一片沃土的失去，还有那个为了帝国备受欺辱的使臣，帝国的民众终于在1901年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百姓不分南北纷纷上书朝廷坚决反对对俄签约。俄国人见势不好，怕各国乘机介入而引发更大的国际冲突，于是被迫发表宣言，声明“条约暂罢”。
这是大清帝国历史上少有的因为抗争而迫使列强将野心“暂罢”的事例。杨儒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无论如何也不低头的帝国官员，他在受伤之后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恍惚中他听到了俄国人妥协的消息，“不胜惊喜”。一年之后，杨儒因伤不治死在俄国。他的儿子因悲愤而自杀，和父亲相伴长眠于异国土地。
也许直到这个时候，办了一辈子外交的李鸿章才明白中华帝国自与洋人来往以来一直奉行的“以夷制夷”的梦想是多么的天真无知。他现在才知道这个帝国已是多么的萎靡虚弱，而自己竟是多么的荒唐愚蠢。虽然距离他生命的结束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但他在生命最后的短暂时光里，再也没有说过类似“感谢俄国”之类的话。他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将所有的列强和蛮夷统统融在了他刻骨的憎恨之中。
4、“袜子们”的结局
李鸿章病倒了。起因是拜访英、德公使之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
虽然庆亲王奕劻同样是“全权议和大臣”，而且以“亲王之尊”列在李鸿章之前，但是李鸿章“大权独揽，左右无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首先是性格懦弱的庆亲王面对惟我独尊的李鸿章主动往后退缩。这个满族皇亲对汉大臣李鸿章居然公开地表示：“我公系国家柱石，实为当今不可少之人。凡事均须借重，本爵拱听指挥耳！”因此，“每当聚议时，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所奏朝廷折电，概出鸿章之手。”
慈禧最担心的是被各国抛弃，从而失去对大清的统治权，而李鸿章恰恰在尽心竭力地极力维护慈禧，因此逃亡中的慈禧把李鸿章当做了惟一可靠的救命恩人，她在西安的黄尘烈风中天天盼望着李鸿章的“好消息”——“望电报如饥渴。”慈禧的担惊受怕无形中加重了正在京城为她收拾残局的李鸿章的权势。
李鸿章躺在贤良寺里的病榻上，一边处理大量电文，一边就与各国尽快达成“议和大纲”反复磋商。他坚持联军的军事“讨伐”要有时间和范围的限度，最后瓦德西接受了李鸿章提出的联军的军事行动不得超越沧州、正定和河间以南的要求。李鸿章在病榻上还接见了上海“救济会”的代表，感谢他们北上救济皇城附近的难民。病中依旧繁忙的李鸿章居然还发过这样一个电报：他觉得来往电报每个字四角实在是太贵，以至每个月电报费就得过万，于是要求上海的盛宣怀以后不要原文转发张之洞等人的“空论长电”，如果真的有事，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