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电报不来了，但他给李鸿章送来个大活人，这就是那个叫喊着“愿意为君王去死”的辜鸿铭。辜鸿铭一到达北京，就声称自己有让列强们低头的绝招，原来他曾经是联军司令瓦德西的老师。李鸿章有一点兴奋但也有点不相信，于是专门宴请瓦德西，结果瓦德西刚一出现，就被辜鸿铭用一顿流利的德语当头臭骂道：“瓦德西！你太无礼！你没有资格代表你们的光荣的恺撒！我马上给德皇陛下去电报！”更令李鸿章吃惊的是，瓦德西竟然一再向辜鸿铭鞠躬，一个劲儿地说：“请原谅，请原谅！”
辜鸿铭在帝国和民国的历史上有太多的故事。他对自己曾经是1901年与联军谈判的中方主要人物之一有过详细的回忆，尽管他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似乎是单枪匹马地拯救了一个帝国，但他的出现确实使那些沉重的日子多少带有了点喜剧色彩。根据他的回忆，他在德国留学的时候，给他和他的德国房东每天送食品的水果贩子就是这个瓦德西。瓦德西那时候很悲伤也很快活。悲伤是因为他是一个孤儿，正对“骑在他的头上作威作福的大官们”怀着满腔仇恨，而快活是因为他好像与房东太太有点温馨的暧昧关系。在房东太太的介绍和怂恿下，瓦德西拜辜鸿铭为师，“学习德文、法文和有关科技方面的知识。”中国有句古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想必辜先生在德国的时候也把这句话所包含的东方哲理传授给了孤儿瓦德西。因此，1900年，对于成了中华帝国太上皇似的瓦德西，辜鸿铭就根本不必客气了。他质问瓦德西：“中国现在的处境，德国经历过没有？”瓦德西赶紧回答：“经历过。”他又问：“那时飞在德国上空的恶鹰是哪些国家？是拿破仑！是法国和奥国！现在，你要做的事是帮助中国驱除那些恶鹰！”瓦德西连说：“是，是！”辜鸿铭让瓦德西起誓。此一番情景用辜先生自己的话说是：“我先带领庆亲王用中国话祷告上帝，然后又陪瓦德西用德国话祷告上帝。”
没有证据表明辜鸿铭老师的面子对1900年中华帝国与各国的谈判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自从辜鸿铭来到李鸿章身边之后，帝国利用瓦德西确实在挑动各国遏制俄国人对东三省的阴谋上起了一些作用。当对李鸿章表现得最殷勤的俄国人带头提出向中国索取七亿两银子的时候，各国就有了剧烈的反对之声，因为他们认识到了这是俄国人企图“让中国精疲力竭，然后乘虚而入。”
李鸿章的突然病倒，使虽做拖延之状但实际急于谈成的联军有点沉不住气了，于是各国草拟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并邀请李鸿章去西班牙使馆“接受十一国公使的面呈”。但是，李鸿章实在爬不起来了，只好让庆亲王自己去。当庆亲王拿回十一国拟定的“议和大纲”之后，李鸿章深感各国开列的条件“极为苛刻”，特别是其结尾处的声明：“如果不答应以上条款，就没有各国撤军的希望。”“议和谈判”谈在李鸿章，“行在政府”，而政府此刻远在陕西西安，于是“屡传电谕授意辩驳”。
“议和大纲”共12款，要点是：
一、克林德被害一事，由中国钦派亲王赴德国谢罪，并在遇害之地树立“铭志之碑”；
二、严惩祸首，戕害凌辱洋人的城镇停止科举考试五年；
三、因日本书记官杉山被害，中国必须用“优荣之典”以谢日本政府；
四、中国须在各国人民坟茔曾遭到亵渎之处建立碑碣；
五、军民货及制造军火的各种器料不准运入中国；
六、公平赔偿外国人身家财产损失；
七、各国驻兵护卫使馆并划定使馆区；
八、削平大沽炮台；
九、由京师至海边由各国留兵驻守；
十、永远禁止军民人等加入仇视各国各会的团体；
十一、修改通商行船各约；
十二、改革总理衙门和各国公使觐见礼节。
连慈禧身边那个一贯善于沉默的荣禄都感到害怕了：“将来中国财力兵力恐为彼族占尽，中国成一不能行动之大痨病鬼而后已！”而帝国的南方大员张之洞等人更为愤怒。张之洞力主不能在“大纲”上“画押”，同时，再次提出迁都。张之洞这次建议把帝国的都城迁移到洋人的大军舰开不进去只能行驶小轮船的长江上游去，地点是荆州——尽管官员们把张之洞的心思看得很明白，他是想把朝廷置于自己的辖区，取代李鸿章的直隶总督而成为疆臣之首，但是出于对洋人开列条件的一致愤恨，他们还是支持了张之洞的建议。
各国得知帝国南方大臣的态度后立即警觉起来，联合用武力威胁手段向李鸿章施加压力。已与各国磋商数月而心力交瘁的李鸿章对“不明敌情”而“局外论事”的张之洞的“添乱”感到十分恼火。他认为，如果坚持不“画押”，谈判就会立刻崩裂，结果只能是将帝国拖入无休止的战乱之中——各国在京城屯兵数万，随时有扩大战争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的正常秩序无法恢复，逃亡中的朝廷的职能无法履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陷于停滞，人民的灾难和国家的衰弱只能一天甚过一天。在这种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并不能扭转现实的危困。坚持“全权大臣必须握有全权”的李鸿章在给张之洞的电报中说：“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不到情急之时，李鸿章断不会如此挖苦讽刺张之洞。
深感列强犹如“虎狼群”的李鸿章这一下病得更严重了。国中就有人十分清楚李鸿章以所谓“全权大臣”的名义和各国所进行的“议和”，其实不过是帝国自欺欺人的一个名目而已，言：“可怜名为全权，于各国开议，其实彼族均自行商定，无所谓互议也。”
各国公使轮流来看望生病的李鸿章。日本公使最恭敬，始终点头哈腰。美国公使老是重复“祝贵大臣早日恢复”这句话。瓦德西建议让德国医生来为李鸿章诊治。只有英、法两国公使不客气，因为在对“议和大纲”的辩论中两国都做了让步，心里很不痛快，站在李鸿章的病床边恶狠狠地说：“这个大纲是最后的立场了，如果再不签字，大战马上就要爆发，希望贵大臣不要重蹈叶名琛的覆辙，自取灭亡！”据说，英、法公使走了之后，李鸿章“放声大哭”，辜鸿铭劝了半天。
庆亲王给荣禄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详细分析了大纲的12款，除了表示在保全载漪和载澜这两个“懿亲”——与慈禧有亲戚关系的人——的性命上不能让步外，其余的似乎可以接受。比如禁止中国输入军火，中国可以从条约之外的国家进口，况且“洋商惟利是图，暗中运售，亦无从查禁。”再如拆除炮台一款，既然洋人要在那里驻军，帝国即使“坚台巨炮巍然矗立，亦属徒具外表”——这显然都是李鸿章的观点。
在京城里的病榻上还在和洋人周旋的李鸿章没有想到，慈禧看了十一国的“议和大纲”后“惊喜万分”，因为各国开列了那么多条款，没有一条涉及她，也就是说，各国最终没有把她列入“祸首”，并且没有让她交出权力的意思，于是立即表示：“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并给李鸿章回电：“所有十二款，应即照允。”
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中华帝国政府在“议和大纲”上签字。
但是，辜鸿铭觉得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特别是允许洋人在帝国土地上驻军一事值得商榷，不应该这样匆匆签字。为此他立即翻了脸，说李鸿章仅仅为了保全载漪一伙的性命，任何丧权辱国的条约都肯签字。李鸿章说：“你的意思是说我是秦桧了？”辜鸿铭说：“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然后拂袖而去。
李鸿章吐血了。
这是这位积劳病深的大清重臣第一次出现这个症状，家人下属慌成一团。
知道自己时日已经不多的李鸿章想快一些把谈判结束。
谈判结束的直接标志将是各国的军队撤出京城和朝廷回京。
李鸿章无论如何也想看到这一天。
但是，在朝廷准许“议和大纲”之后，联军却没有丝毫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偿数额定下来，必须亲眼看到“祸首”的惩办。
关于惩办问题的谈判耗尽了李鸿章的精力。尽管他万分憎恨把帝国推入深渊的端郡王一伙，但对皇室始终有一片忠心的他还是要极力保护皇亲国戚的尊严，他不能想像帝国皇家成员被绑到菜市口在洋人的监督下砍去脑袋的情形。他除了答应各国提出的要给在帝国最混乱的时候被朝廷正法了的袁昶、徐用仪、许景澄、联元和立山等大臣“开复原官”之外，最终还是顶住了各国反复要求把端郡王等皇亲“正法”的压力。无论如何，满清帝国是李鸿章这个身为帝国大员的汉人的精神寄托，他愿意用尽生命最后的气力来保持他为大清帝国为官一生的“名誉”。
1900年2月5日，拖着病身的李鸿章再次就惩办问题与各国协商。这次协商似乎令联军的立场有所松动。会后，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给美国国务卿米尔顿写信，就惩办问题谈判的过程和结果作了详细汇报，信中真实描述了协商时各国的步步紧逼和中方的极力斡旋的情形：
阁下：
我荣幸地向您报告，各国代表与中国全权大臣于本月5日共同开会，旨在使他们有机会听取我们在要求中提出的惩罚问题。
为了使大家都同意，我们准备了一份说明每一个案件的简要控诉书，由外交团团长宣读。我随函附寄控诉书的抄本一份。因此次会议只限于口头上的会谈，所以控诉书不交给中国全权大臣。
他们说：对端郡王和辅国公不可能执行死刑，但他们同意将他们永远流放到新疆。将令庄亲王自尽；毓贤将正法；董福祥将军业已贬职，以后将再从严惩处，他在甘肃很有声望，操之过急，会在人民中引起骚乱，等等。
至于其他人，他们坚持这些人的罪行不那么严重，或者不如上述诸人已有充分的证据，因此应给予较轻的惩处。我们的回答是：即使是其中罪行最轻的人也应判处死刑。因为死刑是能够给予的最严厉的惩罚。我们要求全部处决。他们断言要朝廷接受我们的要求非常困难，还会使他们处于尴尬的境地，请求各国公使不要给他们造成不必要的困难。他们对我们指出的人所犯的主要罪行和应负责任毫不迟疑地予以承认，也不为中国政府掩饰它应负的责任。
我们添上了总理衙门大臣、礼部尚书启秀和前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的名字，其理由已在控诉书中陈述。此二人现由日军军队拘禁在城内。
这个全权大臣和有些公使之间进行了许多杂乱无章的谈话，既无重要意义，也没有什么成效。尽管如此，我们全都有此印象，他们会尽可能满足我们的要求的。
同日下午，各国公使聚会。经长时间的讨论，取得了一致意见：我们将不再对中国让步。最后全体通过了必须惩办的人员名单及其应受的惩罚，照会这个全权大臣，随函附寄这个照会的抄本。
英国公使在德国人和其他一些人的附和下，一致坚持要求将端郡王和辅国公载澜处以死刑。但最后他同意，如果以某种方式将他们判处死刑记录在案，然后再立即赦免，他也赞成。一个适合这样的惩处并相信能为朝廷接受的中国式的办法终于找到了，于是就照此方式提出要求。如您将在附寄的照会中看到的，措辞如下：
“端郡王和辅国公载澜判处斩监候，如在判决后皇帝即愿意开恩保全他们的生命，可把他们流放到新疆，终身监禁，以后不得再对他们施恩减刑。”
我们还将开列另一份名单，要求惩办那些对屠杀或虐待教士曾经附和或直接负责的地方官吏。
康格
（1901年2月7日《百年书信集》卷一，侯书森主编，改革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45页。）
“惩办”问题似乎有了结果，接着就是赔偿问题。各国都想乘机加大对中华帝国的勒索以发一笔横财，在争吵中形成两个阵营：在华商业利益较少的俄、德、法等国漫天要价，而在华有经济利益的日、英、美等国怕由此削弱中国市场的购买力，从而损害他们的商业利益，则主张将要求赔偿的数额“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
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坐在谈判桌上和洋人争来争去了，他不愿意再为帝国的几两银子低三下四了，他已经吐血吐到了“濒危”的地步。关于赔偿问题的谈判庆亲王也没有出面，全部由下级官吏去和各国讨价还价。
谈判的最后结果是：赔款总额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以关税、盐厘和常关收入作担保抵押。
帝国主义们之所以提出的“四亿五千万两”这个数字，并不是根据各国实际的损失统计，而是根据当时中华帝国约为“四亿五千万”的全国人口数提出的。列强们说：“人均一两，以示侮辱。”
朝廷给李鸿章电报：“各国偿款四百五十兆，四厘息，应准照办。”
李鸿章再一次吐血。他无力地躺在病榻上，盼望着能够听见联军撤军开拔的消息，盼望着看见他的老太后硬朗朗地乘着金銮大轿回到京城，盼望着他还能够像平日里一样跪在储秀宫外的台阶上向里面大声地问一声“吉祥”。
李鸿章看见的是窗外纷飞的漫天大雪，听见的是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
1901年的春节来临了。
中国人无论遇到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劫难，只要一息尚存，百年来的春节就还要按规矩过。除了在一年的惊慌和劳作后能够找借口歇息放纵几日外，更重要的是春节是中国百姓心中的那些神仙活动频繁的日子，中国人为了自己明天的命运着想，也得在春节里腾出空儿来为繁忙的诸位神仙迎来送往。财神、喜神、灶神、神农、尧舜和观音菩萨，都在祭祀之列。再穷苦的人家只要有间茅屋，就要扫房，以把上一年所有的晦气都扫除干净。无论是朱漆大门还是破败的柴扉都要贴上对联。汉人贴的是：“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和“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满人贴的是：“天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和“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晚上，豪富显宦巨大的府邸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平常人家的小屋内也是炉火幽红幸福洋溢。饺子熟了，合家一起簇拥着年纪最大的长辈围坐，只有淘气的孩子还要往外跑去放鞭炮，劈劈啪啪的声音如同枪炮之声。鞭炮之声逐渐稀落之后，打起灯笼的孩子们在铺满院子的芝麻秆上欢乐地嬉戏，踩出一片沙沙声，中国人管这叫做“踩岁”。在驻满洋兵的京城里，满城是中国孩子们弄出的这种奇妙的“沙沙”之声，洋人们有些紧张，因为不久以前搞不清从哪儿冒出的义和团农民就这样蹑手蹑脚地袭击过他们。当他们醒悟之后，顿时产生了一种更深的恐惧。他们觉得中国人是一群具有不可思议的勇气以至可以完全忽略自己危险处境的人；要不然就是中国人对洋人蔑视已经到达了一种近在咫尺而视而不见的境界。
新的一年的第一个黎明来到了，大街小巷充满了中国人互相道喜的声音，没人追究自己的“喜”从何而来以及“喜”的是什么。在相互的祝贺之中，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都陡然萌生了一种对明天的日子的信心-这个民族就是在这样的时刻集体悟出了生命、生存和生活的全部意义。
而同样在这个时候，整个中华帝国里，只有少数几个人对生命、生存和生活感到了彻底的绝望。
正月初三，逃亡西安的帝国朝廷发布了“惩办祸首”的谕旨。
列在惩办名单第一位的是毓贤。此刻的毓贤已经被革职，正行进在流放新疆的路上。毓贤到达兰州的时候，朝廷的谕旨到了，新的裁定是“就地正法”。前往执行的是钦差大臣何福坤和甘肃总督李廷箫。决定对毓贤执行死刑的消息随即在兰州扩散开来，数千绅民聚集在一起为毓贤“请命”，何福坤和李廷箫不要说执行“正法”，他们连毓贤的人影都见不到了。可是，耽误圣旨同样是犯罪，他们彷徨一夜，想出一个办法。第二天，他们在一个寺院里摆酒席宴请毓贤，打算于交杯换盏之中伺机下手。毓贤盛装出席，酒过三巡时，毓贤突然大喊一声：“动手！”只见刀光一闪，鲜血喷射，毓贤的人头落地。杀毓贤的是一个武官，李廷箫根本不认识。正惊魂未定，这个武官自杀于酒宴之上。原来，毓贤知道自己必死，不死就可能要连累那些为他打抱不平的百姓，于是当晚向80岁的老母磕头辞别，并让仆人去劝说民众“不得抗旨”，然后自己为自己写了两幅挽联。
其一：
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
君恩我负，君忧难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
其二：
臣死国，妻妾死臣，谁曰不宜？坐堪悲九旬老母，娇女七龄，髦稚难全，未免致伤慈孝治；
我杀人，朝廷杀我，夫复何憾？坐自愧奉君廿载，历官三省，涓埃无补，空嗟有负圣明恩。
（李问渔：《拳祸记》（上）。）
最后，他把最亲近的武官叫来，命令他今晚把刀磨锋利。
李廷箫，曾在毓贤当山西巡抚时任山西藩司，是执行毓贤杀洋人的指令最坚决的官员。毓贤死后，他埋葬了毓贤、毓贤的已经自尽的小妾和武官三人，回到寓所写了一份报告毓贤已死的奏折，吩咐人快马送至西安。然后他紧闭房门，服毒自杀。
和毓贤比起来，赵舒翘死刑的执行过程艰难了许多，令人感到一个强壮的生命在不愿意死亡的时候，抵抗力会有多么的顽强。即使按照联军的定罪条件，赵舒翘也不应该被判死刑，因为他在1900年的夏天并没有纵容义和团杀洋人的具体行为。因此，在西安的赵舒翘一直认为自己不会死。当他接到被定为“斩监候”的圣旨随后被押往西安衙门的时候，他也没有特别的悲伤，他认为这是朝廷向洋人做出的样子，等洋人们不再穷追不舍了，他就会被释放的。在关押期间他神态自如，在家眷们的侍候下，和在家里没什么区别。但是，他等来的却是要定他“斩立决”的传闻。他坚决不相信。他知道慈禧太后必会为他说话。而整个西安城更是群情激愤，绅民们联合到军机处喊冤，并且写下“愿以全城之人保其免死”的呈禀。军机大臣们马上晋见慈禧商量办法，但是“自六时至十一时仍不能决”，因为没有人敢提出去与洋人们再次交涉申辩。“西安乃赵之本乡”，这时，西安城鼓楼附近聚集的人已经达到数万之多，“齐呼如赵就刑，必抢法场”。最后，朝廷决定“开恩”，由“斩立决”改为“赐赵舒翘自尽”。圣旨由岑春煊向赵舒翘宣读。军机大臣们想在最后时刻挽救赵舒翘的性命，急忙再次求见慈禧，于是负责监督死亡的岑春煊就和赵舒翘一起就坐在关押他的屋子里等。赵舒翘坚信肯定会有另外一个赦免他不死的圣旨来到，他是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大臣之一，军机处的大臣们也都是他交情不浅的朋友。派出去打探消息的手下人一拨接一拨，但是很快就都回来了，带回来的都是不可能赦免的消息。没有人敢把必死无疑的消息告诉赵舒翘，都说还是没有什么消息。赵舒翘一会儿情绪焦急地问又有什么消息没有，一会儿乐观地诉说自己不该死的原因，一会儿又命令人再去打探，一直折腾了六个小时之久。其实谁都看见了，所有打探消息的人现在全都在门口蹲着不敢进来。直到时间已到中午，因为圣旨上有他死亡的时限，这些人商量好一起进来报告，赵舒翘愣了半天，就是不敢相信。他不断地问：“有圣旨到么？”最后他的夫人轻声说：“不会有圣旨了，咱们一起死吧。”然后拿出一包金子。绝望的赵舒翘犹豫很久，才含泪在岑春煊的监视下把金子咽了下去。在等待死亡时刻到来的过程中，这位大清帝国的忠臣竟然处在精神亢奋的状态中，他对人大谈自己死后应该如何料理后事，放声痛哭地诉说自己对九十多岁的老母亲的留恋。前来看望他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开始的时候岑春煊怕出意外禁止亲友探望，但是他最终阻挡不住，只有盼着赵舒翘快死。但是，三个小时过去了，赵舒翘没有任何即将死亡的迹象，连肚子疼的现象都没有发生。有人怀疑金子是假的。这时候，屋里的一声惨叫证明了金子的货真价实，赵舒翘夫人吞金之后开始发作了，惨叫声持续很久，然后是“扑通”一声，接着监房里寂静下来。岑春煊看时辰不早了，耽误了圣旨规定的死亡时间就是抗旨之罪，他也要受连累，于是递给赵舒翘一缸鸦片烟，让他喝下去。但是，喝了鸦片的赵舒翘只觉得浑身燥热，口渴难耐，不停地喝凉水。尽管他脸都肿了，痛苦地张牙舞爪，但到了下午依旧没死，而朝廷命岑春煊“下午五时复旨”。岑春煊命令家人找来砒霜，心急火燎地灌进了赵舒翘的嘴里。这回赵舒翘倒下了，他满地翻滚，呼喊不止，说他感到很难过。又过了两个小时，距离朝廷要求复旨的时间已剩不多，赵舒翘还是没有咽气。岑春煊的随行人员出了个主意：把厚纸蘸上烧酒，将赵舒翘的嘴和鼻子封住。大家一起动手，一共封了五次，每次都认为必定是死了，但赵舒翘就是还有气息。折磨一直持续到正月初四凌晨，赵舒翘死了。
无法理解赵舒翘为什么不选择能够迅速致死的方法结束生命而甘愿受这般煎熬。惟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即使在彻底闭上眼睛的最后时刻，赵舒翘的脑海中依旧期待着他所尽忠的朝廷赦免他的圣旨的到达。为此他可以忍受非人所能忍受的一切，直至气绝。
和赵舒翘比起来，英年的服毒自尽简单而迅速：“天明，下人见彼卧于地上，满面污泥，已半死矣。盖彼吞泥，喉哽气闭。”（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6页。）
而庄王载勋写完遗书之后开始大骂：“要的是死，我早知道。他们不得我死，不能甘心。恐怕我们的老佛爷，也不能长久。”正骂得起劲，监斩官员喊：“请王爷升天！”他叹了一口气，把绳索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差役踢翻了他脚下的板凳。他“临死前对其子曰：‘你须记得，以后尽力做事，报效国家，是汝的本分，不要忘了。无论怎样，只要与国与家有益，总不要叫洋人占夺祖宗留遗的锦绣江山。’”史书记载：“庄王盖太祖之裔也。”
启秀和徐承煜是在京城菜市口被砍头的。在被日军关押期间，这两个人差点逃跑成功。启秀的母亲病逝，他向日军“请假”回家办理后事，徐承煜也乘机说自己也要埋葬父亲，日军准许他们回家了。两个人刚出大牢的门便密谋逃往西安，但还没有行动就被日军抓回来了。正月初五，日军为他们准备了一桌酒席，在酒席上宣布了朝廷将他们两个人“就地正法”的谕旨。启秀表现冷静，说：“既然如此，是太后的旨意，而不是洋人的意思，我死而无怨。”但徐承煜却魂飞魄散，大喊冤枉，然后就是疯狂地大骂，从朝廷一直骂到眼前的日本人。第二天，刑部派人来提他们，日军因为他们是帝国的高级官员，没有上绑，并特地为他们准备了绿呢大轿。两人被送至刑部大堂上，启秀与妻子诀别。徐承煜已经精神恍惚，眼前的刑部大堂不久前还是他发号施令的地方，包括袁昶等帝国高级官员都是在这里被他宣布判处以死刑的，没想到现在自己也跪在这里成了死刑犯。他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换乘骡车押往刑场时，沿街观者“如堵”。启秀神色从容地走下车，对身边的人说：“忠告各位，后代们千万不要做官。朝廷畏祸，不能保护出力的人。就是做了官，也不要出力气，做事惹了祸最终是要自己承担的。”然后引颈就刀。徐承煜被人从车上拖了下来，因为他已经不省人事了。几个月前还在这个地方当监斩官的他与袁昶对骂的情形仿佛就是昨日。最后时刻，徐承煜在地上翻滚挣扎，“不肯就刃。”
在被“惩办”的帝国官员名单中，以董福祥最为奇特。他是在北京攻打使馆时人人皆知的指挥者，按照各国提出的“惩办”条件，第一个应该处死的便是他，绝无逃脱的可能。但是，联军攻入京城之后，他带领甘军“大掠西归”，回到了西北自己的地盘上。这一下就如同龙归大海虎入深山，不要说朝廷，就是洋人也不敢向他下手——“虑激回变，不敢戮之。”董福祥在甘肃给荣禄写过一封信，除陈述自己的报效朝廷之心外，着重说明他的一切行为全部是在荣禄的指挥下做的——“以公驱策，敢不承命。”意思是说他和荣禄的命运应该捆在一起——“戮力攘夷，祸福同之。”最后，他威胁说：祥一武夫，本无知识，恃公在上，故效犬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执政，而祥被罪，窃大惑焉。夫祥之于公，力不可谓不尽矣。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公抚拳民，祥因而用之。公欲攻使馆，祥弥月血战，今独归罪于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多有议公反复者。祥惟知报国，已拼一死，而将士愤怨，恐不足以镇之，不敢不告。（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4页。）
可以想见荣禄读了这封信之后惊慌失措的神情。董福祥不但把自己的所有行为全部归结于荣禄的授意和指挥，而且还扬言说如果要治他的罪的话，他肯定“揭发”他并且起来造反。荣禄害怕的是两个局面：一、如果这封信落到洋人手里，自己不知是否还会如此逍遥；二、如果西部的回族大规模造反，东是洋人占京城，西是回族要灭清，自己必定死无葬身之地了。
“荣禄急忙送给董福祥五十五万两银子，董福祥就不再言语了。”（柴萼：《梵天庐丛录》。）——没有更多的证据表明荣禄曾经用银子封住董福祥的嘴，在野史资料中仅此一句。但是，从洋人们那里传来的《景善日记》却是白纸黑字。作为京城皇家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荣禄竟然没有进入各国的“惩办”名单，除了怀疑那个充满了为荣禄解脱责任评功摆好内容的《景善日记》的真实性之外，至今还是一个谜团——被称为帝国官场上“最狡诈”的荣禄和这个帝国光怪陆离的政治内幕一样深不可测。
董福祥一直安然无恙，最后老死在西部家乡。
被判流放的辅国公载澜到了新疆，依旧过的是王公的日子。而端郡王载漪在慈禧的暗中庇护下，连新疆都没去，仅仅走到内蒙古他丈人家就不走了。他住在内蒙古王公的大庄园中，舒适程度和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他还在西北地区到处游玩，所到之处，各地官员无不极力奉承，送上大量的银子。他的良好感觉来自他的一个顽固的梦想：他的儿子还是皇储，并且洋人并没有给他儿子定什么罪，等儿子当上皇帝之后，他就可以回京城里的紫禁城享受太上皇的日子了。
载漪一直活过了大清帝国灭亡，民国的时候他又受到西北军阀的格外照顾，每月奉送大洋数千。他曾经回过京城一次，名义是治病。当他挂着皇家旗帜的车队浩浩荡荡地走过数千里路程进入京城之后，满城欢呼“杀洋人的王爷回来了”，想一睹他风采的百姓塞了个满街满巷，连洋人们也跟着跑出来看热闹。
至于给袁昶等人平反，朝廷的谕旨措辞艰难：
本年五月间拳匪倡乱，势日鸱张。朝廷以剿抚两难，迭次召见臣工，以斯折衷一是。乃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经朕一再垂询，词意俱两可。而首祸诸臣遂乘机诬陷，文章参劾，以致身罹重辟。惟念徐用仪等宣力有年，平日办理交涉事件，亦能和衷，尚著劳绩，应即加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均著开复原官。（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4页。）
如果把袁昶等人计算在内，自1900年的酷夏到1901年的隆冬，半年时间里，大清帝国把自己的大半数政府官员都杀死了。
那些死了的帝国官员们的阴魂永久不散。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清楚自己为什么而死。帝国的官员自从做官的那一天起，就有突然死亡的思想准备，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毕竟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但是这一次不同。如果是洋人让他们死，他们还可以以“为国殉节”自居，但是朝廷颁布的圣旨称他们是“酿成奇祸”的“祸首”，这使对朝廷尽忠效力的他们死不瞑目。
有人把大清帝国这种自己“惩办”自己的行为称之为“臭袜子政治”——袜子一旦脱下来就得扔得远远的，免得臭气熏着自己或脏物沾在自己身上。
这个比喻倒也形象。
但是，人们总是忘记这样一个道理：袜子有什么过错？臭的不是脚么？
5、过朝廷
1901年9月7日，中华帝国代表李鸿章、庆亲王与德、奥、比、西、美、法、英、义、日、荷、俄11国代表正式签订“最后议定书”，即中国近代史上的《辛丑各国和约》，简称《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除了正约之外，还有19个附件，主要内容为：中国赔款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将东交民巷划为使馆区，界内由各国驻兵管理，禁止中国人居住；拆毁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的各炮台，外国军队驻扎北京和从北京至山海关沿线的12处要地；惩办祸首诸臣；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与各国仇视”的各种组织，违旨处死，各省官员对辖境内发生的“伤害各国人民”的事件，必须立刻镇压，否则即行革职，永不任用；外国人“遇害被虐”各城镇停止文武科举考试三年；按照外国人的意愿修改通商行船条例；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这是一个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不平等条约，其侵略性和掠夺性达到空前骇人听闻的程度。《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
《辛丑条约》中最要害的条款是外国人有权在中国领土上驻军和帝国要支付的巨额赔偿。这是无论按照什么样的国际惯例都寻找不出根据的强盗式的条款。外国在中华帝国的国土上堂而皇之地驻扎军队，这使中华帝国的门户尽失，使这个有着漫长边境的国家被剥夺了所有的“国防安全”，甚至不再有国家“领土完整”这一概念。仅此两款，就足以让任何一个主权国完全处在被奴役和宰割的境况之下。《辛丑条约》给中国带来的屈辱和伤害以及随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瓜分，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即使当时的满人也预感到了：“此纸上条文，又为将来无数困难问题发生之源。”（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90页。）
近百年后，曾经有一个中国孩子在课堂上向正在讲解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老师提出一个问题：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的战争为什么会爆发在宛平城？年轻的老师一时语塞，他似乎从来没有把这个问题当做一个问题来考虑过——即使是孩子也知道任何战争爆发的合理地点应该是边境线，而卢沟桥实实在在是北京附近的一个中国的月亮映在中国的河水中、月光涂满桥边的中国垂柳的地方——1937年日本军队出现在北京近郊宛平县从而挑起后来持续八年之久的侵华战争，正是因为1901年的《辛丑条约》规定的“外国人有权在北京驻军以保护使馆”的这一条款。
《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陆续从北京撤军。但是，一直声称自己的领土大得用不完的俄国人却没有从帝国的东北撤军。对俄国人的行径，怀有同样野心的日本人十分愤怒。终于，日俄战争全面爆发，其战场竟然是在中国的东北。令人不解的是，两个异国在自己的国土上为瓜分自己国土而进行的战争，大清帝国朝廷竟然宣布自己“保持中立”——如同两个强盗在张三家里因为谁有权利对这个家实施抢劫的问题打架，而张三躲在一边声明自己和这场斗殴无关。这个庞大帝国的精神已经完全被屈辱而悲伤的往事折磨严重畸形了，这种精神的畸形导致了类似1900年不足两万的各国联军轻易打垮了数十万帝国军队的历史事实一再在这块国土上重演：“卢沟桥事变”之时，当时日军在整个华北的兵力不超过9000人，而仅仅在同一地区的中国军队宋哲元部的兵力就在10万以上。而此前的“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在中国东北的日本驻军总数仅为两万，而仅张学良的东北军的兵力就有19万之众。可战斗的结局人所共知：日军第二天占领沈阳，一个星期占领辽宁、吉林，四个月后占领整个东北。
1901年帝国政府的赔款数额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4.5亿两，年息4厘，连本带息总额为982238150（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当时帝国政府的年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也就是说，此一赔款相当于帝国政府10年的财政总收入。这笔巨额款项可以使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立即成为世界强国。帝国建立北洋海军的时候，用了600万两白银便把帝国海军地位提高到世界第六，而“庚子赔款”之额可以建立160支位居世界第六的北洋海军。巨额的赔款完全奴化了本来刚刚向着近代化起步的帝国经济。连年的赔款更使百姓对捐税的负担程度达到极限，整个帝国陷入极端的不稳定之中，直接针对帝国政权的造反层出不穷，最后终于导致了大清帝国的灭亡，导致了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的灭亡。
慈禧在批准条约最后文本的时候，就赔款问题说过一句惊人的话：“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帝国主义列强们拿到中华帝国的赔款数额分配表是：
俄国：130371120（一亿三千零三十七万一千一百二十）两；
德国：90070515（九千零七万零五百一十五）两；
法国：70878240（七千零八十七万八千二百四十）两；
英国：50620545（五千零六十二万零五百四十五）两；
日本：34793100（三千四百七十九万三千一百）两。
美国：32939055（三千二百九十三万九千零五十五）两；
意大利：26617005（二千六百六十一万七千零五）两；
比利时：8484345（八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四十五）两；
奥地利：4003920（四百万三千九百二十）两；
其他国家：1222155（一百二十二万二千一百五十五）两。
连列强自己都说，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联军所蒙受的损失”。其中俄国人分得最多，其公使在给沙皇的报告中按捺不住兴奋地说：“这是一场最够本的战争！”本来由于连续的对外战争使国内财政感到相当困难的日本，得到赔款之后有一种发了横财的感觉，立即扩大了军费预算。
美国人在赔款问题上的做法至今还让中国人评论不休。1901年，美国人曾经私下里做过计算，认为他们如果能够得到200万美元就满足了，而他们实际得到的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到1905年，他们得到的赔款就已经达到200万美元（按白银折合美元计算）。到了1908年，美国政府把除200万美元以外的其余赔款“退还”给了中华帝国政府。1924年，美国宣布其余的赔款也全部放弃了。跟随美国的举动，各国相继也“放弃”了索取剩余赔款的要求：英国于1922年，俄国于1924年，法国于1925年，比利时于1928年，意大利和荷兰于1933年。美国将“退还”的款项对帝国政府做了专用的规定，即在帝国建立一所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这便是如今举世闻名的中国清华大学的前身——有的中国人说这是美国营造世界文明的“友好表现”，也有的中国人把美国的此举称之为“鳄鱼的眼泪”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无论如何，清华大学至今依然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优秀的知识殿堂之一。
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回来的李鸿章再次吐血了——“紫黑色，有大块”，有半痰盂之多，西医诊断说是“胃血管破裂”。这位大清重臣已是“寒热兼作，痰咳不支，饮食不进。”
精神和肉体彻底垮了的李鸿章给朝廷写了《和议会同画押折》：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钜，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也。（《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八十。）
难以想像就要去了的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该是什么心情。他多年“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愿望现在才说出来实在是一种前途渺茫下的伤心无奈。他警告说，这个曾经伟大的帝国现在犹如一个重病人，如果还“好勇斗狠”，必有性命攸关的忧患——而作为一个民族得以安身立命的“好勇斗狠”之气概到了大清帝国末期竟成了连累身家性命的毛病！
《辛丑条约》签订后，北京一座曾经是义和团坛口的寺庙大门口，出现了一幅仿昆明滇池大观楼楹联体制的长联，上书：
五百石粮储，助来坛里，上名造册，乱纷纷香火无边，看师尊孙膑，技演毛遂，乩托鸿钧，礼崇杨祖，伸拳闭目，何嫌大众讥评？趁古刹平台，安排些席棚草铺，便书符念咒，遮蔽那铅弹钢锋，莫辜负腰缠黄布，首裹红巾，背绕赤绳，手持白刃。
数千人性命，丧在团头，熟睡浓眠，明晃晃刀枪何用？想焚毁教堂，搜剿民舍，秽污佛地，威吓官衙，张胆欺心，一任旁观笑骂。况劫财杀客，值自同疯狗贪狼。纵作怪兴妖，今已化飞禽走兽，只赢得律犯天条，身遭法网，神归地府，魂赴阴曹。
（孙静庵：《栖霞阁野乘》（下）之《北京清凉庵楹联》。）
混乱的1900年过去了，中国人回想起那些“举事”的义和团的农民们时情绪万般复杂。毫无疑问，义和团的农民们以他们面对列强的反抗起到了阻止帝国主义直接瓜分中国的作用。贫苦农民们的自发斗争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反复发生的农民革命的继续。但是，另外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义和团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情绪的一次大规模“非理性”的爆发，农民们的反抗凭的仅仅是心中的万丈怒火和严重沾染封建毒素的“法术”。于是，在客观上，1900年中华帝国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所导致的后果是惊人的。虽然中华帝国因俄国人在帝国东北的野心所引发的国际纠纷而暂时避免了被瓜分，但在北京的外国使馆从此成为了一个凌驾于帝国政府之上的特殊的权利团体，大清帝国政府因而成为帝国主义们控制中国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更多的中国人看见了中华帝国即将崩溃的迹象，并在这种迹象之中再次回顾起了“戊戌变法”时“康党”们所主张的那些变革国家的措施——这是对延续了几千年的帝制开始革命的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