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1年的春天开始，来自海外的政治流亡者、全国各地的官员和那些著名绅士的奏折纷纷向西安呈递。这些奏折大都是要求朝廷变革的。在这些奏折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是慈禧和光绪听都没听说过的，这就是“国民”。
什么是国家？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什么是国民？国民就是人民拥有国家的财产，能够行使国家的主权。而封建体制下只有臣民而没有国民，所以，“中国几千年以来，人们只知有朝廷而不知道有国家，这真是大可骇大可悲之事。”
强烈要求朝廷宣布实施“新政”的呼声迅速成为一股潮流，一时间竟然到了“人人欲避顽固之名”，“维新”再次成了时髦名词的地步。虽然依旧在流亡中的慈禧绝对不情愿再重提“变法维新”之事，但是她也敏感地认识到了经过1900年一年的大变故，如果仍不顺应民心，即使洋人们愿意保护她的权力，她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因此，与其被动不如主动，慈禧指示光绪发表了一道“倡议直言”的诏书：
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人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来往，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大清德宗实录》卷四百七十六，第九页。）
如果不是白纸黑字，几乎不敢相信这番话是慈禧说出来的，因为它像极了那个被朝廷通缉的康有为的原话。特别是“误国在一私字”一句，使得这道诏书酷似慈禧的检讨书。诏书极其准确地剖析了中华帝国虚弱的原因，观点之精百年后依旧让人感到其锋锐。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诏书好像没有涉及如何学习外国科学技术等问题，直接着眼于帝国政体的变革了。
紧接着，慈禧要求各地官员，“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为此，1901年4月，慈禧成立了一个专门处理帝国关于变革奏折的机构，叫做“政务处”。历史兜了一个大圈子，让整个国家备受创伤之后，又转回来了。所不同的是，1899年呼吁帝国变法的是光绪皇帝，现在是慈禧太后。
1901年，流亡中的中华帝国政府的变革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在教育体制上，宣布废除科举和八股，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学堂和相应的考试制度；在军事上取消八旗兵制而改为省军制；在行政体制上裁减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庞大的官吏队伍；在财政上进行全面整顿，首先是统一混乱的货币制度，疏通贸易交流之间的障碍。
1901年的帝国变革从一开始就是被迫的，于是决定了它始终是一篇表面文章。对于慈禧来讲，她最关心的依然是自己的权力，对自己的权力是否稳固依然备有措施，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依然“拥有”守卫在她身边的那群顽固的满族大员。帝国的变革最终演变为满族朝廷和贵族与各省督抚和绅士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激化的结果只能导致大清帝国的迅速灭亡，这一点慈禧心里比谁都清楚。
1901年，即使表面上积极支持帝国变革的洋人们也不希望中国真正的富强。他们支持这个古老的帝国艰难地变革的最高目的是：让中国人至少懂得世界范围内的自由通商并不是什么坏事，而提高中国人的文明程度会使中国人再不至于像1900年一样碰到洋人就砍一刀。
水中之鱼不可能变成空中之鸟。
外国联军撤出京城了。第一笔赔款划到各国的账上了。一块巨大的纪念被害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的牌坊在京城繁华的街头矗立起来了。前往德国向德皇“谢罪”的醇亲王载沣出发了。中华帝国这条大鱼终于度过了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时节里的最干涸的日子。
帝国的生机复活了。
慈禧该回家了。
《圣驾回銮》诏书依旧是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出的：
上年七月以来，仓卒播迁，朕侍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暂驻关中，瞬将经岁。睠怀宗社，时切疚心。今和局已定，昨经谕令内务府大臣扫除宫阙，亟欲即日回銮。惟现在时令已交仲夏，天气炎热，圣母高年，理宜卫摄起居，以昭颐养，万难于溽暑之际，跋涉长途。自应俟节候稍凉启跸。兹择于七月十九日，朕恭奉慈舆由河南直隶一带回京。著各该衙门先期望敬谨预备，此通谕一体咸知，俾慰天下臣民之望。（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1页。）
慈禧从西安启程回京的日期是1901年11月30日。拖延了朝廷启程的原因很多，重要的是慈禧还没有最后弄清楚各国如何对待她——“太后急欲知列强对于其权位之意见。”大臣们反复转达了洋人们对她“没有任何恶意”的信息，她又得知各国的“内讧”很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她回京不但人身没有危险，权力不会丢失，而且可能还会“颇受欢迎”。虽然有人还是建议把都城迁到别的城市去，理由除了关于帝国的安全之外，还多了条以免太后“去那个经洋兵亵渎之地”的理由——有人报告，占领颐和园的俄军曾经在慈禧的卧室里挂了一张“淫秽的图画”——但慈禧还是下了回北京的决心。尤其是她得到“宫中储藏之宝物未被联军所掠”的报告时，回京的心情更加迫切了，因为她“恐太监等窃取也。”
起程的那天，西安城一片混乱，地方官员不但张灯结彩，而且还准备了盛大的仪仗。百姓们都出来看，跪在打扫干净的大街两旁，慈禧的大轿一出现，哭声震天。后来才搞清楚，哭声不是西安城的百姓发出的，哭的是那些不能跟随慈禧回京的京城人。庄亲王的弟弟就在哭送的行列里。庄亲王自杀后，跟随慈禧逃亡到西安的庄亲王的亲属家眷没有依靠。几次要求晋见慈禧都没有得到恩准，于是他们知道自己的苦日子开始了。据说慈禧一走，庄亲王的弟弟在一个小衙门里当差混饭，而他“年轻貌美”的妻妾只好“卖身为奴”。慈禧说：“他们愚暗（指受到惩办的大员），险些亡国。我只可惜赵舒翘一个人。”原来一直侍候宫廷的西安知府，现在已经被提升到陕西盐法道、江安粮储道的胡延，“叩别天颜无任依恋奏对，哽咽不能成声。”慈禧除了赏了他黄金40两用以作为他赴新任的路费之外，特赏给他的东西更是种类数量繁多，超过任何一个官员所得到的赏赐：
大卷袍料二件；江绸袍褂料四件；海参、江瑶柱、鱿鱼、笋干、鳆鱼、珍珠菜、厥菜干、鱼肚、桂圆、干荔枝、建莲子、葛仙米、香菇各一匣；鲜荔枝、奶子各两筒；宣威火腿四条；黄羊一只；糟鱼三坛；虾子鲞鱼五十包；香片茶叶一箱；新会橙一篓；御书福字一方；板鸭凤鸡各两只；汤圆五十枚；内制太乙紫金锭、灵应痧药、万应锭、平安丹、藿香正气丸、金衣却暑丸六合定中丸、清温解暑丸各一匣；鄂铸银圆三十枚；粳米五斗；鹿筋四条；御笔画兰摺扇一柄；熏猪、晾羊各一只；黄葛布二匹；粽子两盘；普洱茶一大团；干蟹肉一匣；红绸袍料两件；雷州葛布袍料一件；月饼一盒。（胡延《长安宫词》，载《清代野史》卷二，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21页。）
即使是逃亡中的慈禧依然是富可敌国。
慈禧和光绪在西安城外的一座寺庙里烧香之后，就出发了。由3000人组成的庞大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出了西安。皇家车队刚到第一站就不顺利，3000人马直接进了临潼县城，谁知不但不见知县夏良才的人影，全城烟火饮食一概全无。“王公大臣多至枵腹，内膳及大他坦（大他坦，满语，宫内太监住所）均不得饱食，大他坦且无烟火，夜间殿上竟不具灯烛。”太监报告：“此间办差，一物未备，县令亦未在伺候，请老佛爷示下。”谁知慈禧没有发怒，只是说：“应用之物，在我这里拿几吊钱去买吧。”太监们对慈禧的平和感到惊讶——“上赏内银二百两，令自觅食，亦绝异之事。”其实到底是怎么回事太监们很清楚。太监提前到达这里准备一切的时候，按照“规矩”，向知县夏良才索取3000两见面礼。帝国的官员没有不知道这个“规矩”的，因为太后和皇上要到这里，只要太监收到了银子，便会在太后和皇上面前“美言几句”，如果银子送得够意思，闹不好由于太监的夸奖，官员还可能得到提升。但是，这个夏知县不知为什么，就是不给。结果，太监把夏知县准备的所有物品都砸了，“并水缸亦击破之。”砸了东西还不算，太监们还“寻殴县令，良才骇而逃，匿避于乡村。”知县因为拒绝向太监们送银子而被打跑，太监们反而对慈禧说“夏令实已领款二万七千金，不肯发，所以诸事不备。”夏知县被抓了回来。更让太监们不解的是，本该掉脑袋的事，到了太后那里这回好像也没什么事了，太后的结论是“从宽免议”。人们都说这是太后“更历患难，心平气和”了。
可太监们还是不甘心，因为帝国皇家这样的大规模转移恐怕是最后的一次了，他们绝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到达洛阳的时候，怒气未消的太监对洛阳知县发威，说给太后准备的木炭不符合宫廷的“尺寸”，知县送了银子，于是没事了。
慈禧出发时的那种兴奋很快就消失了。庞大的皇家车队在苍茫的原野之中起起伏伏，沿着黄河南岸东行进入了帝国北方最富庶的中原地区，但是慈禧看见的却是满目苍凉，一片荒芜。也许在前方开路的马队已经把百姓赶跑了，或者经过连年的灾害，活着的百姓已经不多了，车队所经过的一座又一座的村落都已经没有人影，没有炊烟，没有鸡鸣犬吠，这让慈禧感到很伤心。她吩咐随行人员在她经过的地区豁免一年的赋税，并且让那些知县们别害怕，尽管来晋见，然后她“发银以赈之”。光绪更是一路默然，把轿帘拉得紧紧的，闭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晚上住宿的侍候，慈禧把皇帝叫到跟前，说：“从前在宫里的时候，不知小民之苦。那些地方官总是说民情安顺，看来不是那么回事。”
距离郑州20里的时候，突然大道边出现了彩棚，这让皇家车队为之一振。郑州知府已经早早地征发民工，把大道一律修整成宽三丈高一尺的“叠路”，上面铺满干净的黄沙。官员还特别选取了不少长相说得过去的民女在彩棚里“侍候皇差”，并且下令郑州全城“鸡上笼，狗上绳”，谁要是惊了驾老爷饶不了他。慈禧住在郑州衙门里果然安静舒适。从郑州出发的那天，皇家队伍由在天津和北京前线打了败仗的帝国将领宋庆带领马队为先导，然后是侍从人员的车轿，慈禧和光绪的八抬黄色御轿左右由四人挽纤，后面便是数不清的黄色、红色和蓝色的轿子。出城往西至中牟县，数十里大道边跪满了百姓乡民，他们从方圆数十里内早几天便赶来了，日夜在道边等候，名曰来看“过朝廷”。
帝国的百姓乡民们大多世代没有看见过太后和皇上是什么样子，虽然慈禧下令把轿帘全部打开，可侍卫们已经预先严禁百姓乡民抬头。所以帝国的百姓乡民看见的只是抬轿的人的脚、马蹄和车轮。只有身穿蓝色长袍的秀才和廪生才有上前一步下跪磕头的权利，他们对自己的这个“特权”感到无比荣光，个个都很恭敬地把准备的礼物高举过头顶。这些礼物五花八门，从炖熟的一只鸡到写的一首诗，虽然大都被总管太监挡了回去，可他们还是举着，日后再把鸡和诗供奉起来。让百姓们骚动起来的是侍卫们每走100步，就向空中抛撒“金叶子”。“金叶子”实际上是银制的极薄的小片，每片上面印有图案，每片大约价值铜钱数十枚。银光闪闪的“金叶子”在空中飞舞，慈禧笑了，有一种与民同甘共苦的感觉。百姓们顾不得礼仪，纷纷站起来抢夺，侍卫呵斥着，慈禧说：“得啦，别吓着他们。”
郑州知府李元桢连续好几天都没合眼了，在疲惫和紧张中已经精神恍惚。皇家的队伍刚一出他管辖的地界，开封府那边的官员迎了驾，他一屁股坐在郑州开封两府的交界线上，站不起来了。衙役们拉他起来，他还是站不起来，于是临时雇了一辆农民的小独轮车，把知府大人一直推到了郑州东门，才换上了等待在那里的官轿。在轿子里依然半昏迷的李元桢嘟囔着说：“老佛爷过去啦，我的命保住啦。”第二天上班升堂，衙役们发现知府大人一夜之内“须发皆白”。
到达开封的时候，正是慈禧的生日。开封城内挂满灯笼，搭满戏台，为慈禧祝寿。慈禧在开封住了10天，官员争相孝敬，使她的行李又多了很多。从开封启程，慈禧乘坐龙舟过了黄河，接下来的事便让她刚刚恢复的心境重新悲伤起来。
过了黄河之后到达卫辉府，慈禧一行从南城门入城，谁知一个法国天主教神甫搬了把椅子，坐在路中央挡住了帝国皇家的去路。3000人马停止了前进，这种时候，不要说随行人员，就连宋庆的护卫官兵也不敢上前。一个洋人和中华帝国的皇家队伍对峙了很久，最后慈禧竟然下令往后退，退出了南门，绕到西门进城。
接着，另外一个令朝野上下无不悲哀的消息传来了：李鸿章去世。
这两件事都让慈禧的心情迅速地恶劣了起来：对于大清帝国，洋人们的气焰永远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李鸿章没了，更无人敢和洋人交涉了。有人立即上奏，请求慈禧改变行程，不要回京，以免“落在洋人手里”。慈禧把奏折摔在地上，烦躁之极。
还是在前几天，慈禧接到李鸿章的电奏：
臣病十分危笃，京师根本重地，非庆亲王回京，不足以资震慑，乞天恩电饬庆亲王奕劻，无论行至何处，迅速折回，大局幸甚！（《晚清巨人传》之《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528～529页。
慈禧回电，希望他不要死：
览奏深为廑念，该大学士为国宣劳。忧勤致疾，著赏假十日，安心调理，以期早日就痊。荣膺懋赏。有厚望焉！（同上）
但是，李鸿章没有等到“荣膺懋赏”的那一天。他已经一个星期没有进任何食物，躺在贤良寺的病床上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他年事已高，高烧吐血，处在油尽灯枯之际。按照梁启超的描绘，这位大清帝国的重臣已是“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本年以来，肝疾增剧，时有盛怒，或加病狂，及加以俄使助天为虐，恫吓催促，于邑难堪。拊心呕血，遂以大渐。”（梁启超《李文忠公事略》。）所谓“俄使助天为虐”，指的是在李鸿章咽气之前的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在对俄占领东北地区的条约上签字。这个时候，李鸿章睁开眼睛，他已经不能说话，他只有眼泪了。眼泪流尽了，他的眼睛闭上了。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你不能就这么走！”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和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口欲动”。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去！”李鸿章“目乃暝”，享年79岁。
李鸿章留有遗折一封：
全权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奏，为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遗疏，仰求圣鉴事：窃臣体气素健，向能耐劳。服官四十余年，未尝因病请假。前在马关受伤，流血过多，遂成眩晕。去夏冒暑北上，复患泄泻，元气大伤。入都后，又以事机不顺，朝夕焦思，往往彻夜不眠，胃纳日减，触发旧疾，时作时止，迭蒙圣恩垂询，特赏假期，慰谕周详，感激零泣。和约幸得竣事，俄约仍无定期，上贻宵旰之忧，是臣未终心事，每一念及，忧灼五中。本（九）月十九日（10月30日）夜，忽咯血碗余，数日之内，遂成沉笃，群医束手，知难久延，谨口占遗疏，授臣子经述恭校写成，固封以俟。扶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暝。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共事之人，此次复更患难，定能一心协力，翼赞纡谟，臣在九泉，庶无遗憾！至臣子孙皆受国厚恩，惟有勖其守身读书，勉图报效。属纩在即，瞻望无时，长辞圣明，无任依恋之至。谨叩谢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王亮编：《西巡大事记》，卷十一，第11～12页。）
李鸿章还遗留一诗，更是悲凉凄怆：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高拜石：《南湖录忆》，第332页。）
李鸿章去世的消息令“太后及帝哭失声，辍朝。”而随行人员“无不拥顾错愕，如梁倾栋折，骤失倚恃者。”
大清帝国再也没有了“舍我其谁”的李中堂。它如果再面临国破山河碎的危机时该怎么办呢？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了皇皇大作《论李鸿章》，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同时，他说：“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他将李鸿章和中外历史上的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俾斯麦、伊藤博文等人逐一类比，得出无一人能与之相提并论的结论：“今日举朝二品以上大员，五十以上达官，无一能及彼者，则吾可以断言也。今后如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不可复观也。”
日本国内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生逢大清帝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帝国“存亡危急”之时，帝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笑骂痛斥之时，万“不可不深自反也”，万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不复自知其罪”也。
而李鸿章为中国国计民生的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的事业，令他身后的中国人一直在受益。
但是，直到今天，该怎样评价一百年前的这个不同寻常的帝国重臣，中国人大多的定论与世界舆论截然不同。
在中国，评价一个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难的事情。
含着泪水和惊慌的慈禧到达了保定。
保定火车站的站台上插满了“五色旗”，即袁世凯命令制作的五种颜色的旗帜。车站的地上跪满了身穿官服的官员。官员们磕头之后纷纷献上礼物，把朝廷的总管太监忙得够呛。刚刚接任李鸿章做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献上的礼物是一对鹦鹉，一只会说“老佛爷吉祥如意”，另一只会说“老佛爷平安”，都口齿娇脆，宛如童子。更重要的是，袁世凯安排慈禧在这里乘火车回京城——他特地为慈禧制造了一节豪华的“龙车”。慈禧登上“龙车”的时候感到很新鲜，这是她此生第一次乘火车。站台上响起乐队的奏乐声，慈禧听那动静更新鲜，原来是一支西洋乐队在吹奏一支西洋曲子，这些也是袁世凯弄来的“稀罕玩意儿”。
慈禧乐了。袁世凯这个名字从此牢牢地记在了她的心里。
火车开动，群臣磕头，乐队吹奏起“进行曲”。可能连袁世凯都不知道，这首叫做《马赛曲》的曲子是法国国歌。
慈禧乘坐的那列“龙车”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奇特的东西：10年之后，它成为了颠覆大清帝国政权的革命党人孙中山的专车。又16年后，它载着一个名叫张作霖的中国军阀，在一个叫做皇姑屯的小车站被日本特务埋下的炸弹炸成了一堆碎片。
“龙车”到达北京。车站上早已准备好了“金漆宝座，祭坛用品及其各种贵重佳瓷，以备太后皇上之用。”长达三十多节的火车进入站台后，站台上发出“万岁”的山呼海啸。紫禁城里的皇家仪仗全部出动了，所有的京官全部来到车站跪接。首先下车的是大太监李莲英，他忙着监视随从往车下卸东西，从西安带来的箱包“堆积如山”。然后是光绪。光绪没有抬头，直接进了轿，走了。最后慈禧下车了。慈禧走出站台，迟疑了一下，对旁边的人小声地说：“这里怎么有那么多的洋人？”
洋人们带着他们花枝招展的家眷们都来接驾了，他们被有计划地集中在固定的一个区域里。洋人们向中华帝国的皇太后和皇上脱帽致敬。内务府大臣继禄微笑地提醒洋人们：“脱帽，脱帽。”慈禧站在中国人和外国人面前，一动不动地站了五分钟。她愿意让人们观看她。她需要让整个帝国和全世界都清楚两件事：一、她和她的政权不但依旧存在，而且还很稳固；二、她不但活着，而且活得很好。
忙活完的李莲英把行李清单给慈禧看，慈禧很仔细地看了，然后点点头。
慈禧开始发赏，赏在场的所有的人。慈禧的大方令所有的人无不惊讶。全是白花花的银子，都是袁世凯事先为她准备好的，达百万两之多。
慈禧一行走到正阳门前，她再次走出了轿，给城门下的关帝庙上香。
正阳门城楼现在是假的。真的城楼已经被洋人烧毁了。为了迎接慈禧，也为了不让她伤心，用苇席和绸缎在废墟上搭了个布景。
又有太监对慈禧说：“老佛爷，那么多洋人！”
洋人们站在被他们烧毁的城楼上，向下观看帝国的皇帝和太后拜关帝。
慈禧“仰见西人”，然后微微地“俯首而笑”。
洋人和他们的家眷们都在看见帝国皇太后的那一瞬间惊讶得叫出声来，他们惊异于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里一个60岁的女人美貌依稀可见。
6、雪后城头草色新
一场持续数天的大风雪在一个清晨骤然停止了。洁白的积雪铺展在紫禁城的琉璃瓦顶上，铺展在皇城外的胡同院落里，使整个京城显得安详而静谧。大雪遮盖了烟熏火燎的王府废墟，遮盖了一座座城墙上残留的血迹，遮盖了官员上朝的纷乱的马蹄印和车夫们拉的洋车的车辙。当太阳露出半个冻得通红的脸时，帝国的都城仍毛绒绒地躺在北方的原野之上，落满天地间的白雪令它犹如沉入梦境。
突然，仿佛天边传来的一声歌唱——这是一个女子温存细弱的声音，娇嗔着、颤抖着、缭绕着，然后一下子清亮起来，于是，整个京城瞬间被惊醒了。
漫天的风雪一停，戏班子首演的戏为“开箱戏”。今天京城里的开箱子戏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经典剧目，名叫《玉堂春》。《玉堂春》说的是妓女苏三和吏部尚书之子王金龙相识相爱，两人共誓白头偕老。可王金龙因为银子花光了被妓院赶了出来，苏三被迫卖身于一个富商为妾。富商之妻因与他人私通而毒死了丈夫，反诬陷是苏三杀人，于是苏三被官府问成死罪。案子从洪洞上到太原衙门复审，审问者竟然是当了八府巡按的王金龙。王金龙既念旧情不能自持，又顾身份不敢相认，最后经过戏剧性的思想道德交锋，王金龙从中斡旋会审，苏三被判无罪，有情人得以团聚。《玉堂春》全戏一折又一折，不是一天一夜能演完的，而其中最熟悉的一句唱词是：“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到大街前。”哪怕是在与洪洞县相隔千里的京城金鱼胡同里，老人也可能在一大早起来之后，一边喂着笼子里的鸟一边哼上一句关于苏三的事。
名剧名角惹得京城人趋之若鹜，神魂颠倒。戏园子门口人山人海，日场夜场场场爆满。骡车塞满了积着白雪的街道，仆人们满头大汗地为官吏和他们的家眷挤出一条入场的通道。尽管夜场一加再加，但还是把大量的观众挡在了戏园子的外面。没有买到戏票的和没有钱买戏票的各色人等久久地流连在戏园子周围，他们在凛冽的寒气里聚集在一起，激烈地为女主角跪唱时甩长发的身段、老解差白鼻梁的扮相和“苏三离了洪洞县”唱段尾音的味道而争论不休。同时，他们巴望着能够等到散戏的时候看上一眼名角的风采。突然，空中传来苏三那凄清委婉的唱腔，人们都不由地愣住了。循着声音奔过去，原来戏园子的棉门帘高高地挑开了，这是戏班子的班主和戏园子的掌柜对前来捧场的各位的照顾，关键唱段的时候让大伙都能听见，都能大声地喊一声“好”。于是，街道上迅速地安静下来，只听得那细如游丝般的歌唱嗡嗡嘤嘤地飘荡而来，这声音牵扯着每一个人的心，使他们都站在雪地上屏住了气息：洋车夫、饭铺伙计、绸布店的掌柜、乞丐、教会学堂的学生、官府衙役、托着鼻烟壶的旗人少爷、跑买卖的外省人、赶了几个饭局骑在骆驼背上打着饱嗝的官吏和恰巧出来给主人买夜宵的老妈子，京城里的人都在节奏鲜明的鼓板中渐渐地瞪大了眼睛，这是整个世界都停止了运转的寂静的时刻。然后，突然，仿佛是洪水终于冲破了堤岸，京城响起了山呼海啸般的一声喊：“好——”
没有人会拒绝承认这个庞大帝国的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北方庄稼的长势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茁壮，覆盖着原始森林的黑土地的空隙中是向日葵和高粱的海洋。大量的日本货船在军舰的保护下在海港卸货，日本制造的木工工具、洋铁桶、猎枪和玳瑁梳子十分畅销。冻土解冻之前通往关内的大道上，由数百辆四套马车组成的车队一队衔接一队，它们正日夜不停地向关内运送东北的土产，沿途的车马店里住满了大碗喝酒的乐观豪爽的赶车人，他们在微醺时刻讲述的关于深山里的神灵、臀部和胸脯都丰满无比的女人以及俄国毛子生吃袍子肉的故事，成为帝国北方永远的传奇。在帝国的南方，广州码头仍然是最繁忙的贸易码头，无数货船拥挤在肮脏的珠江水面上。搬运的苦力、洋人包办、中方买办以及夹杂在货船之中的各式各样的花艇上的花枝招展的妓女，一切都使这个潮湿多雨的城市永远散发出一种类似熟透了的榴莲的气味。在另一个大城市上海，穿着干净体面的洋人隔着玻璃窗看着码头上刚到的货轮卸下，然后再去挂着一层叠着一层的豪华吊灯的大厅里倾听着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那只挂在股票交易大厅中央的亮晶晶的小铜钟果然叮叮地响起来，一个新的交易标准诞生了。而此刻，帝国古老的北京城慵懒地躺在春天和煦的日光下，城墙上被炸弹炸出的缺口和洋人们为了把铁路铺设到使馆区而扒开的城墙豁口让帝国古老的城墙显出一种怪异的模样。但是，京城人并不理会这些，它们随后就成了乡民、市民以及贩运私酒的贩子出入北京城的便捷通道。前门城楼已经凑齐了银两开始重修，每天都有不少洋人前往围观，他们对中国工匠竟然不用一颗铁钉而把脚手架搭上云霄感到万分惊奇。被烧毁的市场很快就被临时的零售席棚覆盖了，琉璃厂上的珍奇古玩格外的繁多，不少是“宫里出来的玩意儿”。花市大街除了从城西南花乡运来的大量鲜花应市之外，手工的绒花今年也格外好销，因为京城开始流行女人头上戴红绒花，无论府邸里的大太太少奶奶还是来自三河县的老妈子都讲究在鬓上插一朵。未出阁的姑娘们则在旗袍的斜襟上挂上一串，走起路来身子一扭一扭，花串一摆一摆的。南城先农坛一带的民房烧光了，正好亮出了场子，唱大鼓的、说相声的、变戏法的、耍流星的、卖膏药的和拉洋片的，集中在一起献艺，惹得那片废墟之上终日人声鼎沸。
1901年，新世纪开始的一年。
这一年，刚刚制造出四轮汽车的美国青年福特给他的弟弟写信，兴奋地描述他的新款汽车的诞生将会给他带来的财富：“谁不想赚大钱？我就是最疯狂的一个。”
这一年，第一束无线电“摩尔斯电码”从英国柯尼什奥海岸传送到2000公里之外的纽芬兰岛。
这一年，一个叫做澳大利亚的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诞生了。
这一年，一架由莱特兄弟设计的机动引擎式飞机升空。
这一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病逝。美国麦金利总统被刺。英国新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头衔上多了个“海外自治领土的国王”的新名词。诺贝尔奖金开始颁发。画家毕加索的创作正进入“蓝色时期”。作家托马斯·曼出版了《巴登·布鲁克一家》。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日交易额首次突破200万股。摩根组建资产为10亿美元的巨型钢铁公司。印度因为人口过剩导致的饥荒夺去了120万人的生命。巴黎新电气铁路举行通车典礼。意大利政府下令“教堂不得用于非宗教活动”。美国白宫前因种族骚乱死亡34人。非洲连接蒙巴萨和维多利亚湖的乌干达铁路建成通车。挪威妇女首次参加地方选举。
这一年是世界物理学出现奇迹的一年。随着贝克勒发现放射性，居里夫人断定放射性原子是稳定的，并且存在周期性的衰变现象。汤姆森爵士发现阴极射线是由带负电的、超微观的微粒组成，他把这些微粒称之为“粒子”——这个发现导致了近代科学上的“第四次革命”，世界开始进入原子物理学这个崭新的领域。
这一年位于世界东方的这个古老而辽阔的国家虽然刚刚遭遇了巨大的不幸，但相对于它生长了几千年的壮硕肌体而言也就是被蚊蝇叮了几下。国家不幸诗家幸——帝国的文人在纷乱的世道里奋不顾身地创作着。一个叫做李伯元的江苏人因为“屡试不第”而愤怒，因为愤怒而开始了一本叫做《官场现形记》的小说的写作，他的愤怒使他无意中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名人。而另外一个中国文人却在这一年里不怎么走运，他叫刘鹗。他一边写一部叫做《老残游记》的小说，一边倒腾生意，他的生意是把从俄军那里低价购买的太仓粮加价卖给北京市民。他的小说刚写了个开头，就以“私售仓粟”的罪名被判流放新疆，并且竟这样死在了流放地。他的小说的序言以“哭泣的人生”而语惊四座，想必他当时是哭着离开京城的，其实“私售仓粟”首犯不是他而是俄军官兵。
京城里的大街上突然出现了西装铺子，缝制西装的是地道的中国师傅，欧式的肥大窄领的、美洲紧身宽领的以及古典燕尾服都做得挺地道，从洋兵到公使都来定做，因此生意比做长袍马褂时还兴隆。东安市场的一角有了间西餐馆，奶油布丁和咖喱浇饭味道还真像那么一回事，前者洋人太太们喜欢，后者是给英属印度巡捕准备的。竟然有个中国人也穿着洋服上了街！这不是个正常的中国人，是个“长人”——“高得出奇”。此人姓詹名五。《申报》载：“詹长人冠履衣裳居然西式……华人误以为外国长人至，如蜂之拥群。巡警呵斥分开一路，华人仍如山立，伸颈仰观，惊曰：‘什么洋人，这不是书墨店里卖墨的那个詹长子吗？’”老熟人见面就问：“看了洋人耍猴了吗？”可别说没看，不然显着土气。外国马戏真是邪门，大姑娘差点就什么都没穿了，硬把脑袋伸进狮子的嘴里。还有外国戏。“往观者携小扶老，道路间颇形热闹。”一个巨大的布帐篷，门口洋人把着，给钱进门。可进去一看，哪像戏园子？——“入见灯彩灿然，观者环坐，各铺锦褥座凡三层，集高下定值。上客得饮酒以器，座即满，既有以西人登场，手执火枪，一举而声发霹雳，突然灯光万点，照耀如昼。”（《晚清遗影》，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8页。）这叫戏？连锣鼓家伙都没有，票还卖得俏，你说这不邪了门了？还有，茶馆里添了影子戏，机器往大块白布上一照，人就在布上活动起来，吃饭，玩球，抽烟，真人真事，就是全是洋人，新鲜倒是新鲜，可大白天的要把窗户捂上，闷得慌！年离着还早呢，有人就嚷嚷着过节了，一打听，说是“圣诞节”，还是洋人的东西。老人们说：中国人干吗过鬼子的节，不是贱吗？去年闹鬼子那会儿鬼子堵着门翻箱倒柜，两句话没说明白就开枪，那时候没听说谁嚷嚷着要过什么蛋节！
后来，刚从西安回来的朝廷也变了个人似的。太后有了辆汽车，德国人送的，叫“奔驰”，太后坐着说挺舒坦的，比骡车稳当。太后不让那个叫孙家富的开车奴才坐着开，可跪着他又不会开，他怕担上抗旨不尊的罪，跑了。老佛爷还迷上了照相，成天扮上菩萨王母什么的，乘船在海子里照，照完了让内务府把相片用金框子框起来，送给外国公使，上面的签名是：大清国当今圣母皇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
1901年是中华帝国的麻雀年。麻雀，麻将也。麻将何时何地起源，考证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中国人之发明恐怕无人怀疑。麻将作为赌博工具之一而流行于帝国南方——“庚子之后，南风北渐，王公大臣热衷此道，官不能禁，麻雀之风遂靡京师。”《近代稗海》云：“当其盛时，上自宫廷阀阅，下至肩舆负贩之流，罔不乐从。凡舟车狭巷，辄闻铮铮然声相答也。庆吊事余，暇必为之，而狭斜胡同曲院中，无昼夜沉溺于此。”（《十叶野闻》，《近代稗海》第十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上至内廷，下至外府，再扩及全民，无日无夜不麻雀。为何国遭涂炭之后，麻将如此盛行？《大公报》刊出一个帝国小官吏的文章：
仆以庚子（1900年）第二年，自西安罢役归，始学得麻雀之戏。其始不过藉遣愁怀，聊消长昼已耳。迨叉摸日久，妙趣横生，兴味浓深，变化莫测，洵有超然万有飘飘欲仙之乐。夫麻雀之为物也，提神旺气有如鸦片，排愁遣闷远过酒浆，公余则消案牍之劳，宴会且联宾主之雅，谋缺者藉以获联络之索，冶游者可以买娼鸨之欢。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不意人世间竟有如斯快事也！（《大公报》1908年8月6日《亡国奴戏》。）
原来麻将可以消愁、待客、买官和为嫖妓助兴。
那些跟着朝廷逃难饿瘦了一圈的嫔妃、太监们回到帝宫里玩得最凶。都是赌。王府里数庆亲王的夫人赌得有名气。她陪慈禧玩，每次带1万两银子，每次都输干净，如果不够，随时“遣人至家续取”。哪一次输得不够数，庆亲王就骂她不会办事。
1901年是中华帝国的彩票年。庚子事变使帝国的北方遭受巨大损失，为此帝国成立了“顺直善后赈捐总局。”该局贴出公告曰，为救济帝国的北方决定在帝国的南方发售彩票：
顺直居民惨遭兵燹，流离琐尾，亟待赈需。该公司设立此项彩票，系为推广顺直赈起见，与江南广济公司彩票是同一律。既经奏准，自应一体行销，以裕赈款。如有私造伪票影射等情，准该商随时禀究，决不宽贷，各宜禀遵，切切特示。（《中外日报》1901年5月19日《奏办顺直振（赈）彩票普济总公司谨登》。）
当时，帝国北方交易使用银子，而南方已经使用银圆了。“顺直义赈彩票”首发1万张，每张售价3元，头彩8000元，4月28日售票，6月1日开彩。此消息一经传出，帝国整个南方到处掀起了发行彩票的热潮。各省督抚马上发现这是一个无需任何投资而来钱最快的好主意。时任山西当巡抚的岑春煊立即宣布自己也要搞彩票，用于“山西赈灾”。安徽巡抚王之春宣布安徽也要发行彩票。1901年，帝国20个省共发行了二百多种彩票，名目更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最奇特的恐怕是妓女界办的彩票了，谁中了头彩可以把最漂亮的妓女娶回家去，如果妓女本人中了头彩可以“赎身从良”。虽然有人指责彩票的发行无非是打着赈灾的名义而“奸商牟利”，但是此风一开便势不可挡。头彩金额从8000元一直上涨到5万元之巨，帝国无论官吏、绅士、平民、知识分子统统陷入了“一夜巨富”的疯狂梦幻之中。当时报载：“大街小巷，招牌林立者，售彩票处也。儿童走卒，里谈偶语者，买彩票之事也。”（《中外日报》1903年8月29日《论彩票大有害于实业》。）“开彩之日，众人心怦怦而突动，意摇摇而不安。一无所获者蹙然神伤，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偶中大奖者，贫儿暴富，挥霍于花天酒地之中。”（《大公报》1906年7月22～23日《论速宜停止彩票》。）但是，刚刚知道彩票是个什么东西的人，很快就明白了这是一个陷阱，因为彩票的发行全部是“官票”——一律由官吏们控制。在中国，什么事只要衙门一掺和，准没百姓的好果子吃，结果疯狂一时的百姓都不买了，于是出现了只有帝国才有的“摊派”方式：张之洞手里有每票面值2000文的彩票3000张，于是令每个知府必须买500张。知府拿了彩票，令每个县必须买50张。知县拿着彩票挨家挨户地卖，哪一户不买都不行。一个商人被摊到两张，他只愿意买一张，结果被抓到知府里，知府判决如下：买两张，再罚两张。《中外日报》报道：“方今百姓既为重税所困，而又须勒购彩票，诚不堪其苦也。”追根溯源，彩票是洋人们在租界里先搞起来的。
1901年是中华帝国“头脑解放”的一年。被大清流放海外的人都悄悄地回了国，他们到处散发关于“国家和国民”、“朝廷和国家”、“民主和自由”之关系的小册子。3月24日，上海张园数百绅民集会，当堂跳上一位16岁的女孩子，让众人吃了一惊。女孩子叫薛锦琴，她自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女性当众演讲者。她演讲的内容是：号召人们阻止俄国人占领帝国的东北，反对帝国大臣和俄国人就东北问题签订条约：“我等当联合四万万人，力求政府请将主持俄约之大臣撤退，另换明白爱国之人为议和大臣，则俄人胁迫之事庶乎可以挽回矣。”薛锦琴的出现和演说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少年女士当众演说实在可鄙”，也有人说“若人人能如薛女士，何患国家不强”。还有人把这件事上升为“国民精神”：“东方妇女当此时机，妻助其夫，母训其子，姊督其弟，以遍国妇女激励遍国男儿，使国民之精神，常巍然其不可拔，凛乎其不可挫，何惧白人之侵略！”薛锦琴，“一志士之女”，并“能操英语”，演说后即“赴美留学”。（《中外日报》1901年4月5日。）
不光是帝国的女孩子出国了，1901年还是中华帝国“走向世界”的一年。中华帝国第一次参加了巴黎国际博览会。在博览会场里花了45万两银子“特建中国宫室”，这个“中国宫室”建得“非宫非殿，非庙非衙，不能名其状也。”而再花数十万两银子运去参加展览的中国物品也许更“不能名其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