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枪十余支；烟灯数枚；官员一；刀数柄；杀人照片数方；知县衙门一；枷一；上海、北京、广东、宁波装束的缠足妇女各一；小木头人数百枚；草屋十余间；苗人一；绿营兵一；翰林学士、举人、秀才各一；魁星楼一；小城隍庙一；城隍鬼判全套；教会学校照片数十方；药王、财神等神像照片多方。（《外交小史》之《中国赴圣路易赛品》，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83页。）
上述人等，无论官员、缠足妇女，还是举人、药王，均不是活人，而是泥塑。
1901年还是中华帝国官员纷纷出国的一年。这一年始开帝国官员“公费旅游”的先河。先是日本举行军事演习，邀请中华帝国官员前去观摩。为了能到日本去玩玩，各省官员争夺名额，帝国最后不得不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出国队伍来平息争吵。这批官员到达日本之后，没有好好地看日本人的技术成就，而是吃喝玩乐，丑态百出。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旅日华人感到极大的耻辱，纷纷写信给国内报纸，揭露这些官员的行径：
安徽省官员联恩把重要文件丢失了，原因是犯了鸦片瘾而精神恍惚。日本国内禁止携带和吸鸦片。
安徽官员李光邺，半夜进入娼家求宿，因语言不通，被警察抓走。
苏州官员丁桥山潜入邮船的厨房取面包，被船员发现“推出”。又进餐时当众在洗手盆里小便。在日本最大的饭店住宿时，在楼上小便并淋到了楼下，使楼下的人“被秽淋湿，喧躁不已”。
江南官员杨某，于红叶馆大型宴会上，当众“强与艺妓互相裸露，以为笑乐”。
（《中外日报》1901年11月16日《论各省委员之辱国》。）
帝国官员出国回来后，没有人谈论外国的工业、科技、工商和教育，“逢人则侈言各国之淫糜逸乐，而于男女之事，尤津津乐道，一若外国妇女可任人戏侮者。于是居内地之人，不于国政民俗是求，而惟心醉其淫侈，一旦身至其境，如登极乐世界，将举向所耳闻之事而身践之，遂不觉丑态毕露矣。”
而在中华帝国经历了1900年的外国人，1901年的心情似乎也好了。他们不但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受到了“热情的帝国”前所未有的接纳。以至于当年冲杀进来的联军中间有不少官兵没有跟随部队撤走，而是在北京逗留了下来。两个法国人，一个叫傍扎，一个叫白来帝，在崇文门大街苏州胡同以南路东开了一间酒馆，卖两毛钱一杯的葡萄酒，下酒的菜是煎猪排和煎鸡蛋。不久白来帝自己跑到长辛店又开了一家小酒馆，于是傍扎和一个叫贝朗特的意大利人合作把小酒馆迁到了东单菜市的西边，挂出的牌子叫做“北京饭店”。两个洋人没想把生意做得多大，因为挨着他们的小酒馆，还有西班牙人开的饭店、美国人开的妓院和德国人开的珠宝店，但是他们卖的是军舰带来的酒，不用上税，只要从木桶里把酒灌进瓶子里，价钱就翻了10倍，于是惟独他们的生意发达了——那个小酒馆就是如今北京饭店的前身。
有个叫维利戈拉的意大利海军士兵更是活得滋润。他跟随联军打进北京，却在联军撤军的时候溜号了，他留在了帝国开始了异国“创业”的生涯。先在东单牌楼附近开了个只有百来人座位的“电影院”，票卖得不错。赚了点钱后，他又在东交民巷开了间咖啡馆，然后又开办了一间啤酒厂。几年下来，生意做大了，钱也赚足了，成了百万富翁。他娶了中国老婆，买了车，在京郊盖了别墅，叫做“维家花园”，如今的温泉乡政府就在一百年前的这座花园里。
无论是回国的还是没回国的洋人们，甚至这个人自己，都把那个惹下“巨祸”的皇储忘得一干二净了。
皇储大阿哥在回京以后，因为在西安的放纵被慈禧打了40板子，又迫于洋人的压力被废除出宫。父亲载漪被流放了，他只有住在亲戚家。没几年就把家当挥霍干净，但是还摆皇储的架势，说：“蒙古十八家王子都是扶持我的！”高雨伯撰《听雨楼杂笔》记载了这个帝国“准皇帝”的日子：每日不得一饱，终日叹息“我是一个房子地亩都没有的人啦，宫中的生活，俨如昨日……”后来有人看见他担着两只筐在地安门和鼓楼附近卖臭豆腐，京城里的老人们都记得他叫卖的吆喝声，说那声音很特别，嗓子好，唱戏似的阴阳顿挫：“来买前门外延寿寺路西门牌23号真正老王致和的臭豆腐！”
突然东交民巷的巷口响起剧烈的锣鼓声。
今天是什么日子？中国人怎么啦？
洋人们出来观看，顿时吓了一跳：满眼全是他们似曾相识的“兵器”：两个开道的锣手走在前面，一只二尺直径的明晃晃的大铜锣挂在红漆杆上，杆子的一端挂着红底黑边的大旗，上面书写“开道”二字。然后是金灯四对，两米高的立杆上有黄色的伞帽，下面挂的是四面玻璃的座灯，里面燃烧着红色的蜡烛。接着就是由金轮枪、金螺枪、金伞枪、金盖枪、金花枪、金罐枪、金鱼枪和金长枪组成的执事队伍，然后又是四座金灯，接着是三尖刀、马蹄刀、偃月刀和象鼻刀。然后再是金灯四座，接着是金立瓜、金天镫、金兵拳和金钺斧。这些“兵器”混杂在清道旗、飞虎旗、飞凤旗和飞龙旗之间，发出耀眼的金属光泽。洋人们回想起来，好像去年在北京的街上看到过这些古怪的东西，不过那时是举在义和团农民们的手里——中国人要干什么？在巷口等活的拉洋车的告诉被吓着了的洋人：您踏踏实实的站稳了吧，那些家伙都是木头的，上了一层金漆！赶上了就开开眼，哪家大宅门今儿迎亲呐。
洋人们于是十分惊讶中国人两性结合时典礼的豪华。“兵器”过去了就是仪仗。一面高竿上悬着一面巨大的镜子，镜子后面是两柄足有三米长的翠绿色的扇子，上面镶满了小镜子，中间有四个金字：子孙万代。两个巨大的遮阳伞，伞很大，举伞的人把伞柄插进腰间的竹筒里，伞的两边还有两个人用黄绸子拉着。无数美丽的宫灯，用红色的漆杆挑着。宫灯后面是乐队，锣、鼓、唢呐、海笛、笙，乐队至少有五十人组成。然后是抬着一个美丽新娘的轿子来了。这顶颜色鲜艳的巨大的花箱被一群穿戴奇特的轿夫们簇拥着。绿嫁衣，上面绣着金色的喜字，红色的肩搭，黄色的裤子，青色大绒的帽子和青色的靴子。而一面大红云缎的伞角形大旗更引人注目，那是一面三米长的大旗，被两米长的白旗杆举着，上面是圆形的伞盖，伞盖上的大字是“爱民如子”和“德政孚嘉”。下面的伞角旗上挂有无数排五彩的小飘带，飘带上用金字写着人的名字——为什么中国人在这个典礼上要开列这么多的人名？还是拉洋车的说了话：这叫万民旗，上面写的那些人，都是献旗人的名字。为什么献旗？意思是说，这家的老爷为国为民积了大德啦！
1901年帝国的婚礼仪式照旧，只改变了一个程序，那就是联姻的两家在互换喜帖时，把原来的“端庄顿首拜”这几个客气话简化成“顿首拜”了，原因是端王和庄王现在是皇犯，帝国需要避讳这两个字——据说原来的客气话是“端肃顿首拜”，同治年后，王爷肃顺被太后杀了，才改成“端庄”的——不愿意改变一切的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改变可以十分迅速。
冬天过去了，“二月二”快到了。宫里面也装扮了起来，太监们点燃了巨大的宫灯，把紫禁城照得一片殷红。慈禧在颐和园里看了几场外国马戏，召见了一次翰林们，并且哭了一场。她赦免了1900年从京城逃跑的所有的官员，然后赏赐了他们，最后她在一场春雨过后看着宫女们在一块废墟上平整土地好种萝卜。
春天来了，在杨柳轻飘艳阳高照的一天，慈禧打扮得格外艳丽：粉色绣花衬衣，外面套着绣着金丝凤凰的孔雀绿的绸褂，褂上的凤凰被绣得飘然欲飞，凤凰的口里还衔着精细的珍珠一串。慈禧手指间夹着一条绣了牡丹的金黄色湘绣手绢，踩着盆鞋，一摆一摆地走出来了。她今天要宴请各国驻华公使的夫人们，她们是：美国公使康格的夫人，美国参赞韦廉的夫人，西班牙公使佳瑟的夫人及其女儿，日本公使尤吉德的夫人，葡萄牙代理公使阿尔密夫人，法国参赞坎利夫人和法国武官的夫人，英国头等参赞瑟生夫人，德国公使夫人以及海关外国官吏的夫人们。慈禧对外国夫人们各式各样的服装感到惊讶，说她们的衣服没一件合身的，说她还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一国的衣裳比旗人的衣裳好看。公使夫人们宣读了对帝国皇太后的“颂词”，和慈禧“握手”，谈话，然后吃饭。吃饭时，“有鼓乐一班，奏欧洲曲调”。慈禧又对外国妇女的脚、皮肤和眼睛发了言，说原来听说西洋妇女的脚很大，走起路来扑通扑通的，很可笑，现在看来确实如此。不过西洋妇女的皮肤很白，但是“两目间则有白毛被之，尔固以为美否？”至于眼睛，颜色多样倒是不难看，可是“惟睛做绿色，殊不秀媚，望之令人忆彼猫眼也。”宴会结束后，看戏。
宫中今天供奉的戏码戏是《玉堂春》。那个叫做苏三的美丽女子在皇宫金碧辉煌的舞台的映衬下，显得愈加楚楚动人。太后微笑着，因为这些戏子还算懂事，开戏前太后临时改的戏词现在就按太后的意思唱上了。光绪皇帝照例脸上没有表情，只是看见苏三戴着罪人的枷链走上台来时，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安。史书记载：“帝既久失爱于太后，当逃乱及在西安时，尚时询帝意。回銮后，乃渐恶如前。公使夫人入宫，有欲见帝者，召帝至，但侍立不得发一言。帝不得问朝政，例折则自批之，盖借庸暗以图自全也。”（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6页。）
洋人们对中国戏里的男人扮演女人感到很不习惯，但很快令她们惊喜的御膳房制作的小点心端上来了。太监们个个鬼鬼祟祟的，一到宫里唱戏的时候他们便显得很忙，在戏场上走来走去——陪同看戏的帝国大员们因为宫里不许吸鸦片而坚持不住，但又绝对不能在皇帝和太后面前失礼，于是向太监们买泡过鸦片的茶水，一杯茶100两银子。
月亮飘荡在夜空的浮云上。明月照耀着帝国阔大的宫殿、参天的古树、逶迤的城墙，照耀着它美丽的山河。
整个世界都为中国人于苦难之后迅速复苏的能力感到震惊。以致洋人们得出了“中国人伟大的生命力与尚未开化民族的原始生命力不是一回事”的结论：游牧阶段的中亚人、尚处于渔猎阶段的东南亚雅克人和美洲土著印第安人，他们的原始生命力来自发达的肌肉和身体各个器官容忍恶劣环境的能力。历史的事实证明，这些原始民族一旦遭到异族入侵，其生命力便显示出极端的脆弱。他们能用弓箭来抵抗登陆者，但他们抵挡不住入侵的“白人携带的正常的细菌”。“在开拓殖民地的过程中，欧洲人传染给未开化大陆上的疾病，很快就能把土著人扫除干净，这些疾病所发挥的作用比他们的火枪大得多”。世界各地的土著人因为没有对近代文明社会产生的新病菌的免疫能力而死亡。只有中国人，他们在异族的入侵面前不但没有死亡并且活得很好的根本原因是，中华帝国的文明的诞生比任何入侵者都早，而且早了千百年。“在高度农业化的国家，每一棵花草都是病菌的携带者，臭水沟代替了清澈的小溪，到处是适宜蚊子孳生的稻田。”当中国那位名叫李时珍的著名医生到处给中国人治病的时候，很多广泛流行于中国城乡的病症入侵者们恐怕还没听说过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病”能让中国人倒下去，中国人特殊的生命力和忍耐力使外国人感到吃惊又羡慕：人们饮用运河污染的河水而不患痢疾。天花只是一种轻微的小麻烦。麻疹和猩红热是普遍的疾病，中国人忍受高烧的能力使他们往往从死亡的边缘又走了回来。一个外国医生匆忙地乘船去给一位难产的中国妇女接生时，等他到达的时候看见那个妇女已经开始捕鱼了，而婴儿就被放在船板一角的竹筐里。中国人可以在不使用任何麻醉剂的情况下忍受外科手术的痛苦：“一个中国苦力在一次事故中腹部被划开，乡村医生把肠子连同细菌一起送回他的腹腔内并且把肚皮缝合起来，结果这个中国人很快就康复了。”外国医生一致认为，“中国人的身体中有一种特殊的、比外国人优越的东西，这种东西总能帮助中国人安然无恙地渡过难关。”洋人们于是认为：“一种特殊的种族生命力在这个种族所长期经受的严酷生活中形成，与我们北欧祖先所经历的历史阶段相比，中国人经历的这种阶段的时间更长。这与其说是提高了这个种族的体能，不如说培养了他们受伤之后复原的能力和适应一切生活环境的能力。”（（美）Ｅ.Ａ.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公茂虹、张皓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44～46页。）
只是，有历经苦难而不倒下的力量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可以忽视、忘却痛苦——甚至是剧痛。
[快板］
玉堂春好比那花中蕊，
王公子好比采花蜂。
想当初花开多茂盛，
他好比那蜜蜂儿飞来飞去采花心。
如今不见公子面，我的郎呀，
闪锤，接西皮摇板］
花谢时怎不见那蜜蜂儿行？
皇宫里的苏三的声音哽咽，和着夜风儿飞出宫墙，和京城戏园子里各种各样的华美的唱腔混合在一起，向着帝国壮阔而广袤的原野飘散而去。这声音使整个帝国从皇家到平民都柔肠百转，心驰神往，因为中国所有的戏文无不在渴望着公正与宽容。
这个民族崇尚公正。这个民族的每一个时代都是一部宽容的历史。
大幕垂落，戏结束了。
清晨，京城里遛早的人发现那些残破的城墙墙头上冒出了嫩绿的草芽。
“二月二，龙抬头。”中国人相信这一天是沉睡了一个冬天的“龙”苏醒的日子。“龙”睁开眼睛，打个哈欠，然后兴云作雨，于是一个新的春天便来临了。这一天，中国人家家户户要吃一顿龙须面，再吃一顿刻出一片一片“龙鳞”的面饼。然后等待着春风和春雨滋润土地，他们好播种、耕作、收获，好过日子。
没有哪一个人和哪一个民族喜欢自己身上的创痛。当这个人和这个民族终于有勇气、有力量正视自己的创痛的时候，那种认为侮辱与损害合理的说法应该被郑重地警惕和注意，因为任何说辞只能增加历史情节的曲折却绝不能令历史的实质含混。而那些在1900年到1901年间侵入中国的人，百年以来一直在混淆着最本质的历史事实，他们无论以什么借口、以什么为理由，最终的目的和最终的结果无不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尊严与利益的践踏与掠夺，这就是侵略。外国的侵略被重重地写在中国近代史中，中国始知民族与国家之强盛有多么重要，这就是绝不应该忘记一百年前中国那段令人悲伤不已的历史的原因。
千百年来，中国即使备受磨难却依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那“骑马弯弓射大雕”的一代代帝王，它那“人生代代无穷已”的一世世民生，它那“一百里间春似海”的一片片山河，真正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在那个古老的城墙上又一次冒出了绿草芽的日子里，京城里的一个孩子提着一只彩龙风筝跑出了家门，风筝随着照耀着这片国土的太阳越升越高，孩子脆脆地喊：
“我的龙，飞起来啦！”
2000年～2001年写于北京
附录
《辛丑各国和约》
订约：
大清钦命全权大臣便宜行事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
大清钦差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治理总督部堂一等肃毅伯李鸿章；
大德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穆默；
大奥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齐干；
大比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瑶士登；
大日(西)钦差驻扎中华全权大臣葛络干；
大美国钦差特办议和事宜全权大臣柔克坚；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便宜行事鲍渥；
大英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萨道义；
大义(意)钦差驻扎中华大臣世袭侯爵萨尔瓦葛；
大日本钦差全权大臣小村寿太朗；
大和(荷)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克罗伯；
大俄钦命全权大臣内廷大夫格尔思；
今日会同声明核定，大清国按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内各款，当经大清国大皇帝于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降旨全行照允，足适诸国之意妥办。
第一款（一）大德国钦差男爵大臣克林德被戕害一事，前于西历本年六月九日，即中历四月二十三日，奉谕旨钦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暨国家惋惜之意；载沣已遵旨于西历本年七月十二日，即中历五月二十七日，自北京起程。
第一款（二）大清国国家业已声明，在遇害处所竖立铭志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配，列叙大清国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以辣丁、德、汉各文。前于西历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六月初七日，经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文致大德国钦差全权大臣，现于遇害处所，建立牌坊一座，足满街衢，已于西历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中历五月初十日兴工。
第二款（一）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将。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二十一日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年正月初三等日，先后降旨，所定罪名开列于后：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均定斩监候罪名；又约定如皇上以为应加恩贷其一死，即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永不减免。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均定为赐令自尽。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均定为即行正法。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已身故，追夺原官，即行革职。又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联元、太常寺卿袁昶，因上年力驳殊悖诸国义法极恶之罪被害，于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开复原官，以示昭雪。庄亲王载勋，已于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即中历正月初三日，英年、赵舒翘已于二十四日，即初六日，均自尽，毓贤已于二十二日，即初四日，启秀、徐承煜已于二十六日，即初八日，均正法。又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谕，将甘肃提督董福祥革职，俟应得罪名定谳惩办。西历本年四月二十九、六月初三、八月十九等日，即中历三月十一、四月十七、七月初六等日，先后降旨，将上年夏间凶惨案内，所有承认获咎之各外省官员，分别惩办。
第二款（二）西历本年八月十九日，即中历二十七年七月初六日上谕，将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完全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
第三款。因大日本国使馆书记生杉山被害，大清国大皇帝从优容之典，已于西历本年六月十八日，即中历五月初三日降旨，简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赴大日本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及国家惋惜之意。
第四款。大清国国家允定，在于诸国被污渎及挖掘各坟茔，建立涤垢血侮之碑；已与诸国全权大臣会同商量，其碑由各该国使馆督建，并由中国国家付给估算各费银两。京师一带每处一万两，外省每处五千两，此项银两业已付清，兹将建碑之坟茔开列清单附后。
第五款。大清国国家允定，不准将军火暨专为制造军火各种器料运入中国境内，已于西历本年八月二十五日，暨中历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二日降旨，禁止进口二年，嗣后如诸国以为有仍应继禁之处，亦可降旨将二年之限续展。
第六款。按照西历本年五月二十九日，即中历四月十二日上谕，大清国大皇帝允定付诸国偿款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此款系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条款内、第二款所载之各国各会各人及中国人民之赔偿总数。
（甲）此四百五十兆系照海关银两市价易为金款。此市价按诸国各金钱之价易金如左：海关银一两即德国三马克零五五，即奥国三克勒尼五九五，即美国圆零七四二，即法国三佛朗克七五，即英国三先零，即日本国一圆四零七，即荷兰国一弗乐林七九六，即俄国一鲁布四一二，俄国鲁布按金平算，即十七多理亚四二四。此四百五十兆按年息四厘，正本由中国分三十九年，按后附之表各章清还。本息用金付给，或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还本于一九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一千九百四十年终止；还本各款应按每届一年还付还，初次定于一千九百零三年正月初一付还。利息由一千九百零一年七月初一日起算，惟中国国家亦可将所欠首六个月至一千九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息，展在自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于三年内付还；但所展息款之利，亦应按年四厘付清。又利息每届六个月付给，初次定于一千九百零二年七月初一日付给。此款中外币称谓保留了原文字样。
（乙）此欠款一切事宜均在上海办理如后，诸国各派银行董事一名，会同将所有由该管之中国官员付给之本利总数收存，分给有干涉者，该银行出付回执。
（丙）由中国国家将全数保票一纸，交付驻京诸国钦差领衔大臣手内；此保票以后分作零票，每票上各由中国特派之官员画押。此节以及发票一切事宜，应由以上所述之银行董事，各遵本国饬令而行。
（丁）付还保票财源各进款，应每月给银行董事收存。
（戊）所定承担保票之财源开列于后：
一、新关各进款，俟前已作为担保之借款各本利付给之后余者，又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将所增之数加之。所有向例进口免税各货，除外国运来之米及各杂色粮面并金银以及金银各钱外，均应列入切实值百抽五货内。
二、所有常关各进款，在各通商口岸之常关，均归新关管理。
三、所有盐政各进项，除归还前泰西借款一宗外，余剩一并归入至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
诸国现允可行惟须二端：
一、将现在照估价抽收进口各税，凡能改者，皆当急速改为按件抽税几何，定办改税一层如后，为估算货价之基，应以一千八百九十七八九三年卸货时各货牵算价值，乃开除进口税及杂费总数之市价。其未改以前，各该税仍照估价征收。
二、北河黄埔两水路均应改善，中国国家即应拨款相助，增税一层，俟此条款画押日两个月后，即行开办；除此画押日期后至迟十日，已在途间之货外，概不得免抽。
第七款。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使馆界线于附件之图上标明如后：东面之线，系崇文门大街，图上十、十一、十二等字；北面图上，系五、六、七、八、九、十等字之线；西面图上，系一、二、三、四、五等字之线；南面图上，系十二、一等字之线；此线循城墙南址随城垛而画。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款，中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自立，常留兵队分保使馆。
第八款。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现已设法照办。
第九款。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款，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今诸国驻守之处，系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王岛、山海关。
第十款。大清国国家允定两年之久，在各府、厅、州、县将以后所述之上谕颁行布告。
（一）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以永禁或设或入与诸国仇敌之会，违者皆斩。
（二）西历本年二月十三、二十一、四月二十九、八月十九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本年正月初三、三月十一、七月初六等日上谕，一道犯罪之人，如何惩办之处，均一一载明。
（三）西历本年八月十九日，即中历七月初六日上谕，以诸国人民遇害被虐各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
（四）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以各省督抚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于所属境内，均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之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开脱，别给奖叙。
以上谕旨，现于中国全境渐次张贴。
第十一款。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他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现按照第六款赔偿事宜约定，中国国家应允襄办改善北河黄埔两水路，其襄办各节如左：
（一）北河改善河道，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会同中国国家所兴各工，近由诸国派员重修，一俟治理天津事务交还之后，即可由中国国家派员与诸国所派之员会办。中国国家应付海关银每年六万两，以养其工。
（二）现设立黄埔河道局，经管、整理、改善水道各工；所派该局各员，均代中国暨诸国保守在沪所有通商之利益，预估后二十年，该局各工及经营各费，应每年支用海关银四十六万两；此数平分，半由中国回家付给，半由外国各干涉者出资。该局员差并权责及进款之详细各节，皆于后附文件内列明。
第十二款。西历本年七月二十四日，即中历六月初九日降旨，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酌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此上谕内，已简派外务部各王大臣矣。且变通诸国钦差大臣觐见礼节，均已商定，由中国全权大臣屡次照会在案，此照会在后附之节略内述明。
兹特为议明，以上所述各语，及后附诸国全权大臣所发之文牍，均系以法文为凭。
大清国国家既如此，按以上所述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内各款，足适诸国之意妥办，则中国愿将一千九百年夏间变乱所生之局势完结，诸国亦照允随行。是以诸国全权大臣，现奉各本国政府之命代为声明，除第七款所述之防守使馆兵队外，诸国兵队即于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十七日，即中历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五日，全由京城撤退，并除第九款所述各处外，亦于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十日，由直隶省撤退。
今将以上条款，缮定同文十二份，均由诸国、中国全权大臣画押，诸国全权大臣各存一份，中国全权大臣收存一份。
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初七日在北京定立。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原载《义和团》。《辛丑条约》尚有附件十九件，略。）
我的朋友王树增 莫言
1988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正在厂桥总参文化部的仓库里与电影队里的几个战士吃西瓜，电话铃响，我拿起话筒，听到一个大嗓门在里边说：“莫言吗?我是王树增，现在在你们大门口，你出来吧。”
早就知道王树增是原武汉空军的创作员，1984年我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就在学校的礼堂里看过根据他的剧本拍摄的电影《骆驼草》，随后又在《八一电影》上看到了他的好几个剧本。当时我以为他是个搞电影的，与我这个写小说的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很快，1985年和1986年里，他的中篇小说《鸽哨》、《猛潮》、《黑峡》、《红鱼》、《月斑》、《破译》，分别在《收获》、《当代》、《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昆仑》等著名的刊物发表，《鸽哨》还得到了王蒙先生的赞赏。
也许是出于偏见，当时也是军队年轻作家的我却对很多军队年轻作家抱有一丝丝温柔的敌意，因为我总感到他们趾高气扬，好像军队是他们家的一样。所以那时尽管我对这个风头正健的王树增从心里佩服，也有一些结识的机会，但还是放弃了。现在想起来，如果我在读军艺时就与王树增成为朋友，也许我犯的错误就会少一些。
王树增站在我们大院的门口，身材高大挺拔。那时他虽然已经转业到了鲁迅文学院担任办公室主任，但浑身的军人气儿还是呼呼地往外冒。他站在我们大门口那两个笔挺的哨兵身旁，既像他们的哥又像他们的连长。我对哨兵说这是武汉军区的伞兵营长，哨兵啪地一个致敬礼，就把我和王树增放进去了。他来找我一是动员我去上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二是让我跟他一起去玉门油田给文学青年讲课。这两件事我都不愿去，但王树增用了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就把我说服了。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王树增来动员我，我不会去读研究生班，也不会去玉门。如果我不读研究生我就不知道“来”是“ＣＯＭＥ”“去”是“ＧＯ”，不去玉门就不知道石油是怎样从地下冒出来的。
我们乘火车摇晃了三天两夜，在一个红日西沉的傍晚抵达玉门。正当酷暑时节，我们出京时穿着汗衫短裤，但一到玉门车站，冷风习习，寒气逼人，我打着哆嗦，感到自己像一只脱了毛的公鸡。可人家王树增就像没事似的，高声大嗓地跟玉门人寒暄。给玉门的文学青年讲了一个星期的课。我有高原反应，头痛欲裂，基本上靠王树增讲。他连吹带唬，竟然很受欢迎。石油工人拉来一小拖西瓜卸到我们的房间里让我们吃。西瓜个个好，绿皮红瓤黑籽，入口如蜜。王树增说讲课的事他包了，但一小拖西瓜让我必须在一周内吃完。他还说最治头痛的就是西瓜。每天王树增去讲课时，我就在房间里吃瓜。
讲完课后油田派车拉我们去敦煌参观，游石窟找飞天，爬鸣沙山看月牙泉，还到了电影《敦煌》的外景地租了戏装照相。王树增顶盔披甲，手持大刀，威风凛凛，果然是大将军八面威风；我与他同样装束，但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我就想，王树增这样的人转了业和我这样的人还不转业都是军队的遗憾。
从玉门回来不久，就去了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王树增在职学习，与我同学。我那时还比较年轻，脑子里有资产阶级思想，上课时喜欢看前排漂亮女生的脖子和头发，一堂课下来，满脑子幻想，老师讲的什么我基本上不知道。王树增看我这样子，恨铁不成钢，就经常把我叫到他的宿舍里，严肃地批评我，委婉地开导我，提醒我一要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二要保持革命军人的气节。在他的教育帮助下，我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得到了很大克服，能够认真听课了，学习自然也有了进步。
这时我跟王树增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我对他说很想转业，他说你千万不要转业，还是军队好。我说你为什么要转业呢？他说当时部队有一个转业回北京的名额，但回来后就后悔了。他是个听到军号就激动的人。他是个嗅到军营大锅饭的气味就胃口大开的人。他是个天生的当兵的材料。他说如果有可能，一定要回到队伍里。我们毕业典礼那天，正好海湾战争爆发，他对我说他一定要归队。正好部队急需剧本创作人才，他果然就归了队，成了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的编剧。
最近的消息是：王树增写出了60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远东朝鲜战争》，写得很有些惊心动魄。我的朋友王树增，现任武警创作室创作员，此前曾任武警文工团副团长，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副团长、编剧，鲁迅文学院办公室主任、在职研究生，武汉空军创作室创作员，武汉空军文工团编剧（曾登台演出过话剧、相声），武汉空军某部伞兵，山西临汾地区插队知青，北京学生，儿童。
提起他的作品他总是说那不值一提，但提到他的8年伞兵生活，他的话就会滔滔不绝。
“我总忘不了那一刹那——飞机载着我们这些全副武装的伞兵在拂晓幽暗的天空中爬升、爬升，突然，一股温柔明丽的颜色涂满了我年轻的脸……”在过去的岁月里，许多次，他站着，笔挺，像一棵松树，眼睛里闪烁着心驰神往的光彩，对我说：“那时候，我们经常从天而降……”
（摘自《军营文化天地》2000年第5期）
回到《1901年》（莫言、王树增对话录）
★《1901年》不是写“皇上”的书
莫言：树增，首先祝贺你在《远东朝鲜战争》之后又写出了《1901年》这样一部大书。我觉得这两本书都具有以往纪实类文学作品中比较少见的宝贵素质：客观性。后者比前者更为明显。我很想知道，面对浩如烟海的素材，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判别和选取的？
王树增：书写的历史毕竟不是历史本身，所有关于历史的记述都难免评价，因此，“客观”地叙述历史只是相对的。这个客观不仅仅是叙述历史事件进程的客观，还包括“评价”上的“客观”——这个客观也许更有意义些，因为对历史的回顾，其有价值的意义在于回答当代人生存状态中的某种困惑。
写《1901年》的时候，我对野史笔记给予了极端的重视。我赞同鲁迅先生的论断，从更“接近真实”的角度上讲，野史笔记比官修正史可靠得多。但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有一个取舍问题。我对史料的判定原则是：有明显标榜其政治立场者，剥其伪装反向取证；对人物、时间、地点有明显编造者，究其为什么编造后弃用；故弄玄虚装神弄鬼者，当戏剧剧本看待；躲躲闪闪吞吞吐吐者最有价值，其忸怩之处往往就是真实所在。
莫言：去年的5月份，我们一起专程去保定参观了直隶总督衙门。当时，我正在创作《檀香刑》，我去保定的目的是想看看衙门的布局和结构，以免犯了技术性的错误。你的《1901年》中的好几个重要人物都在这座衙门里当过总督，而总督府对面的莲池书院里也发生过触目惊心的故事。我想知道的是，在那次参观中，你想了些什么？你还记得总督衙门前那座刚刚修建起来的、肯定比过去的要辉煌的牌坊吗？
王树增：当时我感觉你不是去游览一个古迹，而是如同回老家，去见一个值得纪念的先人。作为中国人，我们有理由对历史中的“权势”存在一种畏惧和仰慕，仅仅看见总督府里的那顶官轿就足以令我们这些草民心灵颤栗想入非非了。当时你举起相机要拍照，结果被看轿子的工作人员教训了一顿，似乎你的闪光灯一闪，轿子就可能灰飞烟灭。其实，整个总督府、整个清王朝就是一顶大轿子，尽管你我的先人当年无不抬得有滋有味。
一进莲池书院就看见了民国要员修建的别墅，然后就是几对耳鬓厮磨的恋人，只有你我两个心怀鬼胎的家伙一路东张西望。1900年夏天，70多岁的清廷重臣、户部尚书、道光皇帝的老丈人崇绮自己搓好了一根绳子，吊死在书院的偏房里。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没有记载他到底死在哪间屋子里，于是我觉得每间屋子里都阴魂缭绕。
历史是平民创造的，历史是平民的历史。我对当今电视电影中那个拖着辫子神气活现的“皇上”有一种本能的厌恶。如果说到历史的辉煌的话，和那些个“皇上”无关，包括风雅的乾隆和懦弱的光绪。《1901年》不是写“皇上”的书。在《1901年》中，我过多地使用了“平民”这个字眼，这是中国人不太习惯的名词，但我觉得只有这个名词才具备广泛性，它包括除了“皇上”和“皇亲”之外的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日子过得远不如今人想象得那般滋润豪华的官吏们。就政治而不是文化而言，大清国从来没有辉煌过，即使今天的人修建了辉煌的牌坊。那座今人修建的牌坊下有个小广场，孩子们在嬉戏，恋人们在亲昵，倒是一派温情。这是我们留恋生活的最充足的理由。
★我对“纪实文学”这个名称感到疑惑
莫言：在你的这部著作中，涉及到了李鸿章、袁世凯、康有为等诸多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我想知道你如何评判这些人物？
王树增：许多人都自称懂点辩证法，但是到了用的时候又大都糊涂。
《1901年》第一章中关于康有为的篇幅不少，我喜欢这个性格和行为都颇奇特的知识分子。他是试图改变中国政体的一个伟大的先驱者。但也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一个“士”，这就使他在100年前居然主张在紫禁城里实行西方的议会制，同时又对封建帝制的留恋到了至死不悟的地步。这水火不相容的两面，才使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而对李鸿章的评判更是历史上的一大难点。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使我们只要听到这个名字，就会联想到一个阴险的卖国贼，好像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没干别的事，整天就忙着把中国人往深渊里推了。可今天的中国人依旧在享受着百年前洋务运动的成果，而李鸿章恰恰是引导中国走上强国之路的洋务运动的无可争议的首脑。恐怕最不好评价的就是袁世凯这个人物了，因为他不但是封建帝制下的二品大员，到了民国他居然当了一届共和制政体的总统。中国近代史上没有比他更复杂的人物了。
我不是历史学家。在任何场合我都心虚地宣布：《1901年》不承担对历史上那些不一般的历史人物定性的任务，当然也就无法承担歌颂谁或谴责准的任务。
莫言：根据我的阅读经验，我认为《1901年》是一部既让人感到热血沸腾、痛心疾首但同时却又妙趣横生的书。我想，之所以能产生这样的效果，是因为你在书中使用了许多一般读者很难见到的素材。譬如辜鸿铭充当李鸿章的幕僚参加对外谈判，怒斥他当年的学生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譬如李鸿章去日本谈判被刺；譬如李鸿章访俄竟然由一个俄国商人接待，等等。《1901年》里许多生动得比小说还要小说的细节，你认为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