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至死都是最坚决的“保皇派”，他“无限忠于”的感人事迹之所以被历史的书页埋没，是因为后人觉得他应该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和“封建势力的掘墓人”。
无论如何，康有为在寒冷的如舟小室中顽强地再次给皇帝写信了。他向皇上提出建议，主张中国和英国、日本两国“结成联盟”——旅顺城内中国百姓的血迹未干，写出这样的文字该是多么痛苦的事情？经过对诸位帝国主义的反复比较，康有为得出了要“联英日以拒德俄”的结论。康有为绝对揣摩过皇上的心思，因为，帝国主义们被各种利益驱使现在已经基本上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德、俄、法集团，与慈禧的“后党”关系密切，尤其是“洋务派”的那伙人，包括李鸿章、刘坤一等要员，对俄国犹为亲近；另一个集团是英、日、美，这三个国家向光绪的“帝党”表示友好，特别是积极“支持”中国的变革。康有为认为，“日本与中国唇齿相依，德、俄得东方，于日本不利”，况且，“日本欲奋扬威武而受德俄之挟制，日本必恨德俄”，所以，日本人说的是“真情也”，英国则是“真救人之国也”。
在康有为所有的“上书”中，最著名的是《上清帝第五书》。其中他为皇上指明了三条救国之路，即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向俄国和日本学习——康有为划分阵线的思维到这里又乱了——“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中策是“大集群才而变政”。康有为的“群才”不是指民间圣贤，而是指六部九卿各大臣，要知道康有为大小也是政府官员之一了。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意思是皇上放权，让各个省的官员自己去进行变革实践。康有为最后说：推行上策，国家可以富强；推行中策，能够维持局面；推行下策，国家仅仅不至于灭亡。如果“三策”都不推行的话，国家肯定就完了，到时候皇上就是想当个安稳的普通百姓都不可能了。9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二）第195页。）
信写完了，请工部代呈，但工部尚书淞■认为康信有“偏激之词”，于是扣压下来。后来，这封信的内容被登在了上海的报纸上，“展阅一周，言有过于痛哭者。”
康有为彻底体会到什么叫做“宫深帝远”了。在经过几个晚上的痛苦失眠后，他终于决定离开北京回老家去，他不干了——如果那一年康有为真的这样走了，中华帝国的那段历史将平淡无奇。可是，当他已经把行李装上车时，突然有人告诉他，一位大官员到了南海会馆的门口，并且指名道姓地要见他。康有为顿时愣住。
来到米市胡同南海会馆的人名叫翁同龢。
中华帝国1898年的惊险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翁同龢，皇帝的老师，江苏苏州府常熟人。父亲翁心存咸丰时为朝廷宰相，同治时为皇帝的老师。名门并不一定出纨绔，翁同龢27岁一举中了状元。“状元”是数十万读书人中独占鳌头的无上荣耀。中国明清两朝，非进士不能入翰林，非状元不能做宰相。翁同龢官运亨通，真就做了宰相，并且当上了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家父子二人，一个是咸丰、同治朝的宰相和皇帝的老师，一个是同治、光绪朝的宰相和皇帝的老师，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更奇特的是，翁同龢哥哥翁同书的儿子翁曾源在同治年间又中了状元，一时间国人盛传贫寒的常熟翁家的茅草屋肯定是盖在了龙脉上。宋明以来，中国开始重文轻武，武官有多大的功劳也顶多做到将军元帅，文官却可以入阁拜相，甚至成为皇帝的老师，得到的宠荣无以复加。1898年的翁同龢任协办大学士，是掌握帝国外交大权的总理大臣，还是掌握帝国财政权力的户部尚书，同时还是军机大臣，地位几乎仅在皇帝之下，首辅之尊，权势熏天，一举一动，满朝注目。
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师傅，就必然是“帝党”之首。为了皇帝的利益，他不顾身份亲自跑到米市胡同拦住康有为的车，目的仅仅是一个：劝康有为留下来变法。
一个当朝重臣和一个“基层”主事密谈了什么，史书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接下来的历史事件是：康有为不但留了下来，而且在第二天，光绪皇帝就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奏折：《请召对康有为片》——请皇帝召见康有为“垂问国事”，并且请皇帝授予康有为适当的官衔，代表帝国到瑞士去参加一个国际和平会议，因为康有为“学问淹长，才气豪迈，熟谙西法，具有肝胆”。这是第一个正式向皇帝推荐康有为的奏折，在康有为的人生中极其重要。写这个奏折的人是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谁都会想到高燮的奏折是在翁同龢的授意下写的。当奏折递上去的时候，翁同龢及时在光绪皇帝面前把康有为推荐了一番。结果是必然的了，光绪皇帝表示要亲自召见康有为，命令总理衙门安排一下。
突然的变化，令康有为激动万分。他多年等待的时刻终于突然来到了。
但是，总理衙门的通知一直没有下来。总理衙门说他们要“研究研究”。
在帝国当时的政权结构中，坐在满族贵族系列中最高地位上的恭亲王奕訢，不但是六朝元老级重臣，而且还是慈禧最信任的人，为“后党”的首领，权力之大无人能比。恭亲王是总理衙门的大臣，对于皇帝要召见康有为一事，他和礼部尚书许应■表示坚决反对，尽管翁同龢从中极力周旋，奕訢就是不安排。他的理由是：“本朝法律，非四品以上之官，皇上不能召见，免失身份。今康有为区区小臣，皇上若欲有所问，可令大臣传语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
无奈的光绪皇帝命总理衙门大臣召见康有为问话。
召见的“降格”令康有为极其失望和愤怒。
正是春节。京城内外爆竹劈劈啪啪地响着，人们身穿干净的长袍马褂，见面拱手就说：您吉祥！
正月初三那天，西历1898年1月24日，下午3时正，心中鼓动着千种念头万种欲望的康有为阴沉着脸走进了帝国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全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帝国最高的外交机构。这个机构设立于1861年初，是英国人于鸦片战争获胜后强迫中华帝国设立的。英国人认为，世界发展到今天，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帝国居然没有外交部，简直不可思议。当洋人们有涉及对外关系的事务需要和帝国政府“协商”的时候，即使是要威胁和勒索，都不知道该找谁去说，真是一件很麻烦很荒唐的事。总理衙门设立后的主要职责是处理帝国的外交事务，派出大使，管理通商、海关、海防、订购军火和派遣留学生等；同时，这个机构还管理着中国的第一所外国语“学院”——同文馆。光绪让总理衙门召见康有为“问话”，可见，连皇帝也把帝国的知识分子与洋人们联系在一起了。
西花厅，总理衙门的贵宾室，一向用做接见外国大使。区区小臣能和帝国要臣们平起平座，至少是总理衙门设立以来的第一次。这就是斗争的结果。走进了这个华丽的客厅，康有为看见五位帝国的大员正在等候他。他们是：北洋大臣李鸿章、总理衙门行走翁同龢、兵部尚书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
问话一开始就没有客套的语言。掌握着京畿军权的荣禄首先问：祖宗的成法不能改变，这一点你听说过吗？荣禄是此时朝野上下慈禧的绝对心腹。
康有为答：所谓祖宗的成法，是用来治理和保卫祖宗之地的，现在连祖宗之地都快守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的成法？再说，所谓成法，应该因时制宜。比如祖宗的成法中只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哪里有总理衙门？要说变法，仅凭这一条，各位已经变了。
本来对康有为不怎么了解的荣禄，立即对这个狂妄的文人产生了仇恨。康有为这样一句自以为机智的回答几乎在瞬间便决定了他凶险的未来。
廖寿恒对康有为的“变革”不是很了解，他没有敌意地问：你说要变法，怎么变？
康有为明确地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可以请个洋人，加上我，一起商量修改法律的问题。比如现在的六部就要彻底地变革一下。
谁也不知道康有为是否故意要刺激各位大员的神经。一个六品小官，竟然要从帝国所有位高权重的衙门下手。李鸿章不禁冷笑了：你胆子不小，把政府六部全撤了，不等于国家的制度都不算数了吗？
康有为答：今天是列强并立的时代，不是过去的一统局面了。现在中国的法律和官制不但早就过时，而且弊端重重，将其全部废除，国家才有希望。
惟一与在座的大员们的心思不同的翁同龢见问答气氛紧张，于是岔开了话题：要变法，就要有经费支持，不知康主事对筹款有什么高见？
康有为答：筹集政治变革的经费，各国有各国的办法。日本人发行纸币，法国人实行印花税，印度征收田税。中国只要制度改变，税收至少可以增加10倍以上。还可以借洋人的钱来办中国的事。
问话从下午3时开始，黄昏时分才结束。这中间，除了荣禄对这样的问答感到厌烦而中途退场了之外，其余的四位大员都坚持到了结束。
翁同龢立即把康有为光芒四射的才华向皇帝禀报了，“光绪大悦”。
李鸿章也同时向慈禧禀报了这次问话的内容。慈禧问李鸿章那个叫康有为的人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李鸿章即刻将康有为描绘成一个幼稚的书生和街头混混的混合体：“此曹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
慈禧于是就不明白了：洋人为什么支持他呢？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慈禧已经清楚地察觉到洋人在鼓动和怂恿帝国的文人们进行颠覆活动。
李鸿章回答得十分尖锐。他说，这是洋人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成了他们的知识分子一样看待了。等洋人们了解了中国的文人们都是些什么角色之后，别说支持，就是躲避都怕来不及了。（“不达华情，误以其国士拟之，故容其驻足，然终当悉阙行藏，屏之且恐不及。”）
慈禧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康有为们正在策划又一次的“公车上书”，其规模将比三年前“车马塞途”更加猛烈。而它造成的后果之严重，包括康有为在内，没有一个人预测到。
13、蓝色长袍上宫殿
1898年4月22日，在帝国的京城梦想通过科举时来运转升官发财的“公车”们又一次上街了。
导火索是康有为们精心寻找并且立即加以利用的：几个入侵山东的德国官兵有一天闲逛进了即墨县的一间孔庙，他们拿里面的一个泥塑的长胡子老头开玩笑，弄断了他的一条胳膊，又把他的眼睛戳成了两个黑窟窿。中国人把这个长胡子老头叫做孔子。中国的圣人遭到了洋人的戏弄，康有为和梁启超闻讯，知道他们“革命”的时机到了。梁启超立即起草并且向京城内的所有举子发布了一个类似宣传鼓动传单的文章，名为《圣像被毁，圣教可忧，乞饬驻使责问德廷，严办以保圣教呈》，指出德国人“灭我圣教”的举动，是对我民心士气的一个试探，如果中国人没反抗，圣教亡了，国家也就亡了——“若达教即亡，纲常绝纽，则教即亡而国亦从之。”（麦孟华、梁启超等：《圣像被毁，圣教可忧，乞饬驻使责问德廷，严办以保圣教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都察院门前又出现了“公车”填塞、川流不息的景象。几天之内重要的上书就有八次之多。同时，上书的官员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了。帝国的官员们没有一个不恨德国人毁坏孔子塑像的，但是，他们也没有一个人不清楚，文人们真正的意图不是维护那尊泥塑，而是要对帝国现状提出非难。
面对知识分子的呼喊，帝国的官员们坚决主张施行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原则：先安内，再攘外。围绕在慈禧太后身边的保守派明确提出，要对企图改变国家政治体制的潮流予以坚决的镇压。社会有点问题仅仅是某些小小的失误，是“时弊”而不是政体不好，不能因为出现了某些问题就否定国家的体制，帝国的体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体制——“我朝成法，尽善尽美。”在保守派的强大压力下，围绕在光绪皇帝身边的“帝党”退缩了，连皇上的老师翁同龢也沉默了。
这一年的4月和5月，是康有为难过的日子，他在《自编年谱》中说：“谤言塞途，宾客至交，皆不敢来，门可罗雀，与三月时成两世界矣。”
然而，当关于那尊孔子泥塑的事情已经就要不了了之的时候，突然，一个消息传来：恭亲王死了。
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个高级政治人物的死亡，会导致某种政治禁令的突然“解冻”，甚至会导致另一种政治局面的骤然诞生。恭亲王是公认的保守派首领，他的死，对于康有为们来讲是一个动手的信号。
恭亲王死于1898年5月29日。这一天，光绪皇帝来到这位权势熏天的满族贵族床前。恭亲王最后的遗言是：“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也。”
光绪皇帝什么也没说。
两天之后，6月1日，光绪接到康有为以帝党骨干御史杨深秀的名义递上的奏折——康有为官太小，没有权力上奏——请皇上颁布谕旨，明定国是；6月6日，光绪又接到康有为以另一个帝党骨干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名义递上的奏折，请皇上立即宣布变法。当天，光绪把奏折送到颐和园，让慈禧过目。光绪等待着慈禧的表态。但是，从颐和园回来的人向光绪密报说，慈禧看了奏折之后将其“掷于一边”。这一回，光绪皇帝发火了——他知道现在他现在应该火一次，并且必须火一次了。现在到了恢复他帝权的关键时刻了。
光绪立即把自己变法的决心托性格软弱的庆亲王转告慈禧，其中有这样强硬的话：“倘若太后再不放权，许我变法，我定宣布退位，不甘做亡国之君。”
慈禧也火了，她让庆亲王告诉皇上，他不愿坐此皇位，我也早不愿他坐！
慈禧说的是真话。废除光绪帝位的计划已经开始酝酿。
庆亲王究竟是负责处理洋务的，他深知皇帝退位可不是慈禧说退就能退的，因为“热衷”于中国变革的洋人绝不会答应。洋人一干涉，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于是他力劝太后息怒。
慈禧说：由他去办，等办不出个模样再说。
6月8日，慈禧召见庆亲王、刚毅和荣禄三人，说皇上要变法，如果有过头的地方，你们要出面“阻拦”。三个人都表示，皇上的旨意他们不敢阻拦，并且说，皇上所做的一切根本没和他们商量过。军机大臣刚毅更是“伏地痛哭”，请太后劝说皇上不要变法。慈禧沉默了一下，说她到时候自有办法。
没有人知道慈禧的“自有办法”是什么办法。慈禧的这句话后来屡屡被中国的正史和野史所引用，都说是慈禧早已经把迫害维新派的陷阱挖好了，甚至已经安排好了砍变法派人头的刽子手。史料里却没有慈禧一开始反对变法的证据，相反，变法是在慈禧的允许甚至是支持下开始的。
只要变法能够让帝国摆脱目前国土沦丧的尴尬处境，慈禧应该是最盼望变法成功的人，原因是她才是目前这个麻烦不断的帝国的真正统治者，国家的强大和稳固是她的最大利益所在。
年初的时候，康有为通过各种渠道几次给光绪递上的关于帝国政体变革的奏折，光绪都送到了慈禧手里。慈禧不但认真读了，而且对改变国家的命运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史书记载为：“太后亦为之动，命总署王大臣详询补救之方，变法条理，曾有懿旨焉。”（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一）331页。）
6月9日，光绪借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机会，正式向慈禧提出自己的变法计划。慈禧没有表示反对。
6月10日，光绪命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给慈禧审查。慈禧批准了。
6月11日，光绪的变法诏书发表，宣布帝国变法开始。
这一天，光绪专门去了一趟颐和园，把开始变法的消息告诉慈禧，并且给慈禧又带去了几份关于变法的奏折，其中就有康有为介绍世界强国变革经验的宏论。史书这样记载了当时在场人的表现：光绪皇帝在慈禧的榻前读着讲着，慈禧斜倚在床上眯着眼听，批评着，议论着。她感叹过去朝廷也行了许多维新自强的事，但究竟都不如这些书里说得透彻。光绪看见慈禧高兴，就主张把这几本折子里的内容大量印刷，大臣小吏人手一本，以习变法。慈禧点头说，就这样办吧。
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变革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历史就是这样简单。并没有后人描述的那种谋划于密室的刀光剑影。帝国的宫廷和帝国的前途至少在那一瞬间是明亮的。
大清帝国的变革运动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表《明定国是诏》开始，至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为止，持续了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力图使国家强大起来的变革运动竟然如此短命，变革的主力——那些帝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的下场竟然如此悲惨，这是包括在初夏和煦的阳光中奔向颐和园的光绪皇帝在内的所有的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根据粗略的统计，“百日维新”期间，仅光绪皇帝亲自发出的变革令就有280件之多，平均每天要下达三个变革令。可以想到帝国的衙门该是怎样拼命地起草着，而皇帝则要彻夜审定，传送的官员就得昼夜奔跑于皇宫的红墙内外了。
中国的皇帝如一个急躁的孩子，他想在一天之内把世界上所有的游戏都玩上一遍。在“百日维新”的103天中，帝国整个官僚衙门完全陷入了繁忙混乱之中，整个帝国也为之狂癫——没有人认为自己在变革之外，因为，帝国官制的任何变动都意味着有人或者升迁或者被罢免，而帝国军制上的变动关系到官兵养家糊口的饷银的发放，废除八股文的消息更令全国的举子们惊慌失措，因为他们多年苦读所积累的“高考”经验突然没用了，而商业政策的变化令普通的市民连夜计算一下自己可能的得失。
为了避免保守派的干扰，康有为建议皇帝“乾纲独断”，意思是所有的文件不要通过各级衙门讨论，而是直接命令衙门执行。
光绪皇帝的变革令涉及经济、文教、军事和政治等帝国政体的各个方面，其中经济体制变革令有七十多件，包括鼓励民间对农工商业的投资，大力发展铁路和矿业，发展银行，减免税收，变革财政制度，等等。文教变革令八十多件，明令变革过去按照书本选拔人才的方法，规定以后的考试要考三场：一为历史政治，二为时务策略，三才是四书五经。要求大办中西文化兼备的学校，特别是科技专科学校，要求王公贵族们“出国游学”。军事变革令有二十多件，要求裁员精兵，开展现代训练。政治变革令最多，达九十多件，包括精简机构，裁减官员，点名立即撤销的衙门就有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同时鼓励“官民论政”，这一条最令中国人感到新鲜，因为中国的法律是不允许民间和下层官员议论国家政治的。这条变革令下达后，民间的奏折一下子如雪片飞来，几天之内，仅经都察院转上来的关于对国家政体变革的建议就达七百多件。帝国的官员对民间议政不习惯，有意无意地表示着不同意见，或者干脆扣押不送，结果被皇帝一下子撤了一群官员，其中包括把李鸿章“逐退”。
光绪皇帝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想决定帝国由什么人来管理，他想决定帝国该有什么样的声音。这是帝国最要害的统治权力的关键。慈禧绝对不允许。
变革仅仅开始五天，慈禧突然宣布了她的三道指令：一、以后凡是任命二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得到她的批准；二、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三、罢免翁同龢的官职。
晚清时代，帝国最高权力掌握者光绪皇帝和没有任何明确权力职位的慈禧太后的关系，是世界上最微妙最奇特的国家政权关系形式。没有人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在变革开始后的每一天，无论天气如何，光绪都要亲自到慈禧那里去禀报，每次都在慈禧的门外跪着，等待慈禧恩准他进见。慈禧的太监们故意刁难皇帝，每每拖延向内传达的时间。太监们觉得看着皇帝在白玉台阶上跪着的神态很有趣。慈禧对光绪的态度总的来说是和蔼的，但是皇帝永远也不敢抬头看一眼慈禧的眼睛。
慈禧的第一道令是在明确地告诉皇帝，帝国官员的任免权属于她。第二道令是在明确地告诉皇帝，国家的“军事指挥权”属于她——其中对荣禄的任命后来竟然真的关乎了她的生死。至于第三道令，根据通常的解释，是慈禧要除掉皇帝身边最重要的大臣，翁同龢是众所周知的帝党的首领。慈禧的突然袭击怎么能不让皇帝感到害怕——“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竞日不食。”（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一）332～333页。）——皇帝哭了。
第二天，慈禧得知一个消息：一天没有吃饭的皇帝擦干眼泪之后，今天要召见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康有为。
1898年6月16日，是帝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天。
光绪召见康有为的决定是前一天发出的。当时，皇帝和慈禧都在颐和园处理国事，康有为提前一天来到颐和园外的户部馆所住下，等候第二天的召见。
康有为渴望被皇帝召见，他说这是变革的需要。一个六品官要当大官就得“破格提拔”，“破格”的惟一希望是得到皇帝的召见，而帝国的皇帝何时“破格”召见过一个六品小官？康有为看见了希望！
三天前的13日，康有为和梁启超商量，决定以礼部侍郎的名义写一个奏折，隆重推荐康有为，当然也顺便推荐一下梁启超、谭嗣同等精英们。拟订的奏折名称很长，说得很直接：《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图自强折》。奏折中特别突出推荐了康有为，一看就知道是康有为自己的手笔：“其才略足以肩艰钜，其忠诚可以托重任，并世人才实罕其比。若皇上置诸左右以备顾问，与之讨论新政，议先后缓急之序，以立措施之准，必能有条不紊，切实可行，宏济时艰，易若反掌。”（徐致清《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图强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6日，阳光灿烂。康有为兴奋得不能自持。走进等候传旨的朝房的时候，他迎面碰上了政治上的冤家对头荣禄。荣禄是因为昨天得到直隶总督的任命而按照帝国的规矩来向皇上谢恩的。两个人短短的对话是一段精彩的戏剧台词：
荣禄：“以子之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
康有为：“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
荣禄：“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
康有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既变矣！”（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一）354页。）
那个瞬间，荣禄肯定觉得脖子上掠过了一股寒风！
没有比中国的知识分子失意时垂头丧气、得意时忘乎所以更为性格鲜明的人了。问题是，康有为面前的这个大员是谁？是帝国的军机大臣，是帝国的直隶总督，是掌握着帝国武装力量的头号人物！
这一回，秀才真的遇见兵了，荣禄如何也说不清。但是，就凭这一句话，康有为们必死无疑。
颐和园的勤政殿，后来被称为仁寿殿，在这里，光绪皇帝见到了康有为。这是光绪皇帝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这位帝国的职业变革家。
皇帝首先问了康有为的年龄和出身，见面前的朱卷上写有“康有为十三世为士”的字样，于是“抚掌而笑”。接着，康有为抓紧时间开始阐述自己的变法主张：从变革的必要性、“少变”与“全变”的关系、变法的要点、教育变革、财政变革，一直到官僚机构的变革。当说到变法为什么今天才开始时，皇帝已经把面前这个小官当成知己了，他不经意地向帘外看了一眼，然后脱口而出：“奈掣肘何？”康有为知道，光绪指的是慈禧。他安慰皇帝说，重要的是慈禧身边的老臣，他们是凭借遗老资格才有高位的，他们不读书，反对新政，蛊惑太后，如果皇帝还不能罢免他们，至少可以提拔一批精明强干的人，专门破格使用维新人士。光绪听康有为说完，停了一会儿，然后让康有为下去歇歇。
可以想像到康有为回到南海会馆时的得意和风光。
康有为终于平静下来了，开始等待皇帝对他的任命书。
但是，他失望了。光绪皇帝确实给军机处下达了考虑给康有为官职的旨令，军机处上报给皇帝的建议是：赏六品，在总理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光绪皇帝批复：准。
康有为三年前就已经是六品官了，“在总理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只不过是让他换了个“上班”的单位而已。
慈禧太后收回的仅仅是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命权，皇帝不是有权任命三品以下的官职么？按照帝国的先例，召见之后即可进翰林院，至少可以当上内阁中书。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出了什么变故？
最失望的是梁启超。康有为没有升官，预示着他更没希望了。半个月之后，梁启超也被召见，召见后的结果也是官职六品，办理译书局事务。梁启超气愤之下，要离开京城不干了：“数日之内，世界屡变，或喜或愕，如读相宗书也。南海（康有为）召见，面询极殷拳。而王母主持于上，他事不能有望也。总署行走，可笑之至，决意既行矣！”（《梁任公年谱长编》，第57页。）
有人分析康有为和梁启超没有得到官职的原因时，其中居然有这样一条：皇上听不懂广东话。
中国历史上如此热闹的“康梁变法”终于呈现出极为古怪的事实：策动变法的人官职低微，根本影响不了帝国的政局。而且，这两个依靠文字来“变革”的人，直到最后竟连以自己的名义上奏的权利都没能争取到。光绪皇帝为什么没有给他“最宠信的”康有为一个像样的官职，这是历史的一个谜团。康有为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皇上。
失望使康有为们仇恨满胸膛。他们开始无所顾忌了。
14、奏折与陷阱
中国知识分子的胸中永远鼓荡着愤怒，那是由对帝国主义和自己国家的双重批判所点燃的不灭的烈火，这股烈火百年来一直在熊熊燃烧着。
国家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悲惨局面，帝国的文人们没有上战场一搏的可能，他们的武器只有嘴和笔。问题在于，帝国主义不是用嘴和笔便能挡在国门外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令能够接触到西方文明的帝国的知识分子们在压抑的生活中感到了一种希望，人权、平等、科学、技术、言论自由和个人主义……这些思想犹如新鲜出炉的洋面包浓香四溢，帝国的知识分子是这个古老的帝国中最先认识到世间还有另外一种生活的人。在19世纪末，帝国知识分子的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把中华帝国变成和西方一样的国家。
康有为的上书行为在皇帝召见无效后变得疯狂了，他一月之内写给皇上的奏折数量竟比几年来写的奏折的总数还要多。另添的一个举动就是大量地给皇上送书，当然是他自己写的书。他强烈要求中华帝国要学习日本人。他送给光绪皇上的最重要的一本书就是《日本变政考》。这部书记述的是日本明治元年至明治二十三年间明治维新期间所发生的大事。这是康有为献给光绪皇帝的一部变革“样板书”，他特别强调要光绪皇帝模仿的内容中最可怕最致命的是：要想变法成功首先要变革帝国的政体。康有为坚决主张成立一个新的政权机构：制度局。他自己解释说，这是一个只接受皇帝一个人的绝对领导、然后再指导全国变法的政府机构。人不必多，“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便可。什么是“通才”？康有为定义为：那些“有胆识，熟谙西法的草茅之士”，没人不知道这是在指他自己和围绕在他身边的知识分子们。康有为设计制度局下设12个分局取代原来帝国所有的政府机构和衙门——这不是全面夺权是什么？光绪皇帝也许愿意这么做，因为他怨恨的就是自己目前没有权力，而这是把权力从慈禧太后那里夺回来的机会。可是，康有为是否征求了那些王公大臣们的意见？想必没有，否则这个小官肯定不会活到现在了。果然，康言一经传出，“朝论哗然，谓此局一开，百官皆作废矣。”——如果天下都归一个什么局来管，那么除了光杆皇帝之外，天下不就是康有为一个人的了吗？
其实康有为还是考虑到了王公大臣们的情绪，他给光绪皇帝出主意说，不要把原有的官员一扫而光，可以依旧让他们做官，官职称呼官饷待遇都不变，甚至可以给他们涨“工资”，只是不要让他们有实际的权力——总之，把他们架空，就万事大吉了。
在封建帝制的国度里，康有为设立制度局的建议可谓异想天开到了绝顶的程度。
同样是异想天开的光绪皇帝命令军机处对设立制度局拿出具体实施办法来。军机处拖延很久之后，答复：没有办法。
那些天，全国上下“人人惊骇”，数万官员“官心惶惶”。“德高望重”的大学士徐桐首先声明：要裁就先把他裁了。
制度局最终没能设立。康有为痛恨阻力，于是又献给皇上一本《波兰分灭记》，不是再告诉皇上如何学习洋人，而是告诉皇上如何扫除学习的阻力。在详细列举了波兰变革屡遭阻挠结果导致国家衰败的原因后，康有为给皇上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建议：变衣服以易人心。这真是个奇特的建议，惟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兴师动众地想出此种荒唐政议——国家的政体变革与百姓们穿衣样式有什么必然联系？康有为的原话是：“守旧者固结甚深，非易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六。）难道帝国的长袍马褂都换成了西装，帝国的男女老少都挂上了领带，帝国的政体变革就能成功了？
帝国知识分子的变革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结局，因为他们在这个帝国里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力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力是城市新兴的商人阶层，而这个代表改革需要的阶层在没有现代商业的帝国根本无法形成气候。依靠农民？这是帝国最庞大的人口群，但是，康有为们的变革无论口号和目的都不符合这个阶层的利益需求。资产阶级革命从根本上讲是工业革命，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是以牺牲农民的某些利益为代价的。况且，帝国松散的、以个体生产为基本生存方式的农民阶层不具备现代资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觉悟。依靠中下层士绅？然而，这个较为激进的阶层千百年来成长和生存在封建社会里，自由与民主社会变革将势必动摇他们存在的根基。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国家的变革者被押往菜市口刑场的时候，他们是看热闹的主力，是津津乐道的说笑主体。
帝国的知识分子绝望了。绝望中的康有为们只能依靠帝国官员中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他们选中了袁世凯。
袁世凯，民国初年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中国历史给这个人的人品下了铁的定论：暗杀异己、摧残革命、伪造民意、欺国骗世。但是，至少在戊戌年间的时候，袁世凯仅仅是一名帝国的职业军官。这个出身于官宦之家的人曾经热衷于八股，但才学不佳最终使他走上了从武的道路。他训练的“新军”是帝国陆军中最精良的部队，全部装备着洋枪洋炮，虽然这支部队还没有参加过真正的战争，但是已经引起帝国内外的关注。作为直隶按察使，实际上就是驻扎在京畿地区的军事长官，袁世凯深得“新军”官兵的忠诚，因为他每月亲自给官兵们发饷，饷银之高乃帝国军队历史上前所未见，且“新军”中的德文学堂、炮兵学堂、步兵学堂、骑兵学堂等都公开招收学员，普通士兵经过学习便可以升为士官或军官，因此习武热情高涨全军。
康有为们认为袁世凯是个具备现代思想的军官。他们特意派人到天津试探，得知袁世凯和荣禄等人有矛盾，于是决定拉拢这个掌握着兵权的人。历史给予康有为们的“理由”是：袁世凯是一个汉人。满人开创的大清国政府为了保障满人的安全，除非万不得已，从不把兵权交予汉人，袁世凯也不例外。可是重兵在握的下一步只能是希望兵权也在握。于是康有为们暗示他们可以帮助袁世凯实现心愿。
1898年8月底至9月初，光绪先动手了。
8月30日，皇帝一下子裁掉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六个衙门；裁掉了总督和巡抚同在一地的湖北、广东和云南三省巡抚以及东河总督；裁掉了各省没有运输业务的粮道和没有盐场的盐道。
帝国所有的官员开始胆战心惊，不知道自己的官职什么时候会不翼而飞。正在这个时候，礼部一个和康有为关系密切的六品主事王照看到皇帝和太后关系紧张，为了缓和太后和皇帝的关系而有利于变革，于是上了一道“绝妙”的奏折，建议“皇帝陪同太后一起到各国去游历”。王照认为这样可以一举两得：一是融洽太后和皇帝的“母子关系”；二是亲眼看一下洋人变革的成果，太后就会全力支持皇帝了。奏折递到礼部，礼部尚书怀塔布认为奏折“大为出格”，不禁“勃然大怒”，将奏折扣下。光绪皇帝知道此事后，也“勃然大怒”，言礼部竟敢公然违抗“不准扣押奏折”的旨意，于是下旨：罢免礼部全部官员。同时，将王照破格从六品直接跨越三级升到三品！
礼部官员“相顾错愕”，战战兢兢地在祖宗的典册中寻找自己被撤职和王照连升三级的依据，结果是：“盖自通籍以来，未见此不测之赏罚！”
紧接着，光绪又下了一道更令人惊骇的圣旨：任命四位新军机章京——光绪皇帝没有任命二品以上官员的权力。四位新军机章京是：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和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帝国的历史在这一刻发生的事可谓开天辟地，因为这四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实际上已是帝国新任宰相。
还是没有康有为。
四个新宰相中的三个人是南方封疆大臣张之洞推荐的。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首先，帝国南方的高级官员身处较早开放的土地上，虽为朝廷命官但观念已经超越封闭腹地内的朝廷，这一点在帝国今后的发展历史中是有极其特殊的意义的；另外，帝国官员的使用永远是在官场的范围内循环再生，没有任何背景的康有为必然永远进入不了帝国官场的高层之中。
帝国的法典规定，二品以下官员不能随便上朝，于是，光绪又找来几个心腹太监作为他和四个年轻人之间的联络人。
光绪已经把制度局以另外一种形式设立了。
军机处，帝国最高的权力中枢，位居一二品的军机老臣们眼看级别仅仅为四品的四个年轻人跑来跑去地忙，他们却被皇帝冷在一边，于是，一窝蜂地跑到颐和园，见了慈禧天塌地陷般地磕头痛哭。
9月6日，新军机章京被任命的第二天，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向慈禧请安，遭到慈禧的迎头痛骂。光绪涕不成声，“哭谏”不止。
事到如此，无论是光绪还是慈禧都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
慈禧不能任凭局势这样发展下去，因为她的权力已经受到严重威胁。
康有为们感觉到了来自慈禧的巨大威胁。康有为对他的同仁说：必须除掉这个老太婆，不然一切都完了。“要尊君权”，就非“去太后不可”。具体的办法是：“此时若有人带兵八千人，即可围颐和园，逼胁太后。”
于是，9月11日，光绪皇帝收到一份奏折，名为《密保统兵大员折》，奏折中极力赞扬袁世凯所训练的天津“新军”，极力描绘了袁世凯“人才难得”。奏折向皇帝建议：召见袁世凯并且破格提拔。
这份奏折是以礼部侍郎徐致清的名义写的，但实际上是康有为亲笔为之。
帝国的变革到这一天已经是第91天了，心中忐忑不安的光绪但愿自己手中能够掌握一支军队，于是当天批复：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这是一个没有保密的明发上谕，且是经过荣禄之手，因此，瞬间天下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不了解真相的“新军”士气为之一振，更高兴的是同样不了解真相的袁世凯，他认为自己的官运就要来了，于是特别感谢虽然没有官职但能和皇上说上话的康有为，夸康有为“真是旷世之才”——人到这个时候，最容易混淆幸福和灾祸。
帝国内毕竟还有清醒之人。那个建议皇帝陪同太后到外国游历的礼部六品主事王照便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康有为的这个举动必将造成大祸临头了。王照已经没有办法阻止，于是写了一首诗：
内政何须召外兵，从来打草致蛇惊。
■词已辟臧三耳，岂料乘机起项城。
项城，袁世凯之字。
王照说得不错，确实打草惊蛇了。
9月13日，在慈禧的安排下，荣禄开始大规模向京城周围调动军队。
9月14日，袁世凯到达北京。
到达北京的袁世凯忙着拜访各位京官，而他听到的小道消息令他目瞪口呆。京城从来都是盛产小道消息的一个政治城市，连贩夫走卒都能够生动描绘朝廷里正在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新闻。袁世凯听到的消息包括：六部九卿很快就要全部撤销了，康有为们的“新党”要执掌大权了，维新党要专门设立鬼子衙门请洋人来管理国家，皇帝信奉天主教了，现在的衣服样式要作废了，等等等等。其中有一条消息最让袁世凯不知所措：太后已经下旨意，秋天要和皇上一起到天津检阅部队，太后准备借检阅的机会把皇帝杀了——只要稍有常识的人就会明白，这是康有为们玩弄的一个把戏，给他们的“去太后”寻找的一个不存在的理由。慈禧要是真的想杀皇帝，她仅仅需要一剂砒霜或者是一根丝带，找一个太监就能把事情办得干净利索。她27岁那年杀肃顺等王公大员，杀了之后人们才知道。政治阴谋已经玩得十分熟练的慈禧何须像康有为们所描绘的那样，得兴师动众地跑到天津，在众目睽睽之下杀掉皇帝？这一切仅仅是康有为这样的幼稚文人才能编造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