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他有可能逃跑，并且恳请巴基斯坦军方做好准备。我们希望巴基斯坦能把他们的常规军从北部调遣过来，驻守在多拉波拉附近的边境线上，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巩固这里的边防。但是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对此却爱莫能助。巴基斯坦临近多拉波拉地区的边境地带是一片部落聚居的偏远地带，几乎不受政府控制。该地区的部落不喜欢外来人，甚至不允许巴基斯坦军队驻扎在他们的居住地。穆沙拉夫如果把自己的常规部队派到那个地区，就必然会激起一场内战，惟一得到这些部落的允许、可以进驻其居住地的就是已经驻扎在当地的巴基斯坦“边疆卫队”(相当于一支游击队)。我们只能依靠这支队伍在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包括本·拉登在内——穿越巴基斯坦边境准备逃离时将其抓获。更糟糕的是，这片部落聚居区对本·拉登非常友好。他是当地最富有的人，多年来一直为这里的人提供资金救助。
我们最佳的选择就是与阿富汗人以及巴基斯坦人合作。这意味着我们要寻求巴基斯坦内务情报局(ISI)的帮助，该部门相当于我们的联邦调查局。问题是ISI长期以来一直和基地组织保持着友好的联系。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穆沙拉夫总统施加了大量的压力，让他清理ISI，将那些对基地组织持同情态度的人清除出去。穆沙拉夫听了我们的劝告，开除了ISI的领导人、与双方都有联系的马哈默德·艾哈默德将军(Mahmoud Abhmad)。在我们追捕基地组织的过程中，这是最具象征意义的重大事件之一。它将ISI转变成一个有效的力量，能够执行在巴基斯坦城市内追捕本·拉登的任务。
我们确信本·拉登就在那里的某个地方，很可能每天晚上都要换一个藏身地点。不管如何，他一定在东逃西窜，因此几乎无法像战前那样对基地组织进行有效的指挥。虽然我们没抓到他，但是在ISI的帮助下，我们捕获了数百名基地组织的活动者。其实，我们对基地组织的抓捕行动80％都是借助巴基斯坦的援助。不久，我们就接收到了大批的囚犯。问题很快就出来了：我们该如何安置他们呢？
我们占领喀布尔的时候，就已经有太多的战俘需要安置了。我们匆忙在喀布尔以北20英里处的谢尔伯根(Sherbergan)成立了第一个战俘营。它是北方联盟管理下的一座监狱，由杜斯塔姆将军负责。谢尔伯根有三千多名囚犯，大部分都是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北方联盟对管理如此大规模的监狱并没有做好准备，而且也缺乏足够的警力。我们让杜斯塔姆将军在处理囚犯的时候务必谨慎从事，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搜查，并在监狱内部加强安全保护措施，但是要落实这些措施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战事无常。没有人会想到，监狱里的囚犯竟然会偷偷把武器藏在衣服里带进了战俘营。
2001年11月25日，谢尔伯根战俘营中的基地组织囚犯用偷运来的武器袭击了狱警，突袭了我们派驻该监狱的两名中央情报局讯问人员中的一名，杀死了约翰尼·“迈克”·斯潘思(Johnny “Mike” Spahn)，一名前海军陆战队队员，和数十名北方联盟的士兵。经过空中打击和24小时的浴血奋战，我们才平息了基地组织的这次叛乱。
第二天，我们惊讶地发现在这群基地组织的士兵中竟然有一个美国公民。事后我们发现这些人当中有巴基斯坦人、沙特人、埃及人、澳大利亚人以及来自其他许多国家的人；基地组织的盟友和我们一样多。我们低估了他们的多国部队；没有人想到我们会发现与我们作战的人当中竟然还有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
越来越多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囚犯从阿富汗各地蜂拥而至，我们知道自己手上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需要有“自己的”监狱，不受北方联盟的管理。我们需要一种相对长期的机构设施。弗兰克斯和我希望在阿富汗外部寻求解决方案，但是拉姆斯菲尔德最初却希望把这座监狱建在阿富汗境内。
“我们需要在这个国家的内部建立一个长久的地方。”他说。
我不同意。“我们必须把他们关在别处。”
“在阿富汗境内有什么不好？”
“我们要把自己的军队人数控制在小范围内，目前，派到那里的人需要出去搜捕本·拉登，需要出去作战，而不是呆在那里看守囚犯。”
从一开始，我们的阿富汗作战计划就明确了，我们需要采取小规模的军事介入；要想赢得民心就必须淡化我们的军事介入。如果我们派遣更多的士兵(我们需要数千人才能对所有的囚犯进行安全管理)，就会增加我们的军事介入，就会引起民众的反感，而且会让我们的部队成为基地组织自杀性爆炸袭击者极其容易得手的攻击目标。另外，把基地组织囚犯关押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显然不够明智。这样，他们很容易受到叛乱者的挑唆，试图越狱，而且他们很轻易地就能挑起监狱内的暴动。
“那么你想把他们关押在什么地方？没有一个盟国会同意把这些家伙关在自己家的后院里。”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也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头疼的问题。拉姆斯菲尔德说得很对——没有一个盟国愿意接收这些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并没有被判死刑。我们必须保留施行死刑的权力。如果我们抓到了曾经参与9．11恐怖袭击、科尔号爆炸或其他暴行的恐怖分子，那我们不排除使用死刑的可能性。
最终，我们选择了关塔那摩基地，这是美国的一小块领地，与古巴之间只隔了一道篱笆和几个岗哨，距离中东非常遥远，因此非常安全。在关塔那摩基地筹备设施期间，我们在坎大哈和巴格兰附近建了几座监狱，将每个战俘营的人数控制在100以内。但是有的囚犯极度危险，或者影响力很大，我们希望立即把他们押送到国外。于是我们决定采取一个短期的、暂时的措施。该措施可是前所未闻。我们把一些“特别危险”的基地组织囚犯关押在一个流动监狱里——一架直升运输机内。这种关押的时间不长，因为运输机在别处还要派上用场，此外，值得庆幸的是，关塔那摩基地很快就向我们开放了。
我们终于把这些囚犯押送到关塔那摩基地，让他们接受了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审讯，从他们那里我们得到了大量宝贵的情报，我们和盟国分享了这些情报，断然阻止了基地组织的多次恐怖袭击行动。
我们在关塔那摩基地关押的囚犯不是战犯。他们是恐怖分子——非法的武装人员。战犯可以享受《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权利，而恐怖分子则不能。关塔那摩基地属于南方司令部的“责任区”，所以此事由他们协同中央情报局来负责处理。
2001年12月22日，由卡尔扎伊将军统领的阿富汗过渡政府成立了，但是实际权力仍然掌握在部落军阀的手中。我们必须统一这个国家，制定国家策略，把他们团结在一起，让他们彼此依存。我们的第一个工作重点就是成立阿富汗国民军。我们需要25，000美元来为它训练出第一批军队。让人吃惊的是，我们竟然拿不到这笔钱。我们先后找到拉姆斯菲尔德和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他们都很尴尬，却又不得不说没有办法。从法律上讲，我们不可以向阿富汗提供资助。和许多前9．11时期的法律一样，这条法律早该修改了，可是我们没有时间修改。当我们必须发动战争的时候，可以轻易从美国政府那里筹集到数十亿美金，但是我们战后如此迫切地需要25，000美元，却根本不可能申请到这笔重要的资金。
于是我来到了中央司令部盟国村中的法国联络处，问他们是不是可以提供这笔资金。他们二话没说就划拨了资金。法国人在成立新的阿富汗军队上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帮助，他们不仅提供资金，甚至还负责操练了三分之一的军队。不过，他们可是指望我们知恩图报的。在那以后，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美国有人公开批评法国，我就能接到法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打来的电话。
他会说：“你们还记得我们曾经在阿富汗战争中给你们提供的帮助吧？”
我会答道：“是的，先生，我记得。我们非常爱你们。”
他听了就会哈哈大笑。
为了帮助阿富汗重建，我们给盟友分别指派了管辖的地段，让他们对分派的地区拥有绝对的管制权，此外我们还派遣了临时的重建小组，满足各地的需要。每个小组都由专家组成——医生、律师、工程师——负责我们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此外，数十个人道主义组织还向中央司令部派遣了代表，这样我们就可以针对重建项目展开合作了。
重建工程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医院的设立。我们一清理出一片地方，就立即派一个工作组成立一所医院，通常都是将一栋原有的建筑改建为医疗机构。我们在马扎里沙里夫就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很快就在当地建立了全面的医疗队伍，包括从约旦引进了20名外科医生。(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让阿拉伯人来管理这些医院，并成立一支阿拉伯人的医疗队伍。)阿富汗人急需医疗服务，他们甚至从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徒步赶来就医。妇女和儿童多年来一直没有接受过医疗服务，他们迫切需要救治。我们不得不额外搭建帐篷，为他们提供过夜的住宿。我们前后共接待了数万名前来就医的民众。
而且，在这项工作中，我们也终于满足了法国人请求派遣地面部队的愿望。他们为这些医院提供安全保障。当然，他们派来的部队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请求，但是他们得到了上镜的机会。俄罗斯人也不断要求我们给他们一个派兵的机会，我们不得不同意他们在喀布尔附近成立了一座医院。我们在阿富汗重建上大获成功，其中一个有力的见证就是到12月22日为止，已经有将近750，000名阿富汗难民重返家园。这么多人当初迅速逃离家园，如今又同样迅速地跑了回来，这样的情形实不多见，这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正确的。
弗兰克斯亲临了阿富汗，他发现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但同时对我们所取得的进屉也深感高兴。他刚回到美国，就被召往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Crawford，Texas)。布什总统想和他面谈。那是2001年12月，总统想全面了解一下我们的伊拉克作战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