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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简介
致中国读者
第一部：满洲事变
第二部：圣战
第三部：东京审判
第四部：再造神秘性
译后记
内容简介：
日本昭和天皇裕仁1926年即位，1989年逝世，在位63年。由于日本皇室和政府的严密封锁，有关他的一生，世人了解甚少，尤其是他与那场以他的名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关系则知之更少。裕仁逝世后，世界对他的关注程度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越发高涨。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裕仁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关系上。随着昭和时代的结束，裕仁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的日记和回忆录逐渐公之于世。另外，美国国家档案馆也公开了许多有关太平洋战争以及裕仁个人的机密资料。终于，躲在铁幕后面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裕仁被拉到了前台。
《真相――裕仁天皇与日本侵华战争》一书聚焦了日本这位不同寻常的政治领袖的性格、行为和思考方式，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读20世纪的日本社会和政治。全书关注的中心在于昭和天皇是如何在近臣的帮助下为自己开创了一方政治空间，并从此（在这片空间里）逐渐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决策过程中行使了领导者的权力。作者明确指出，裕仁对日本侵华战争以及日军暴行负有直接责任，他在制定日本战争战略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并指挥了对中国的所有军事行动。
作者简介:
比克斯，1938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历史学及东洋语言学博士。长期从事日本近现代史研究。1997-2001年，曾行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教授，现为纽约州立大学教授。
致中国读者
《真相——裕仁天皇与日本侵华战争》一书聚焦于日本一位不同寻常的政治领袖的性格、行为和思考方式，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读20世纪的日本社会和政治。全书关注的中心在于昭和天皇是如何在近臣的帮助下为自己开创了一方政治空间，并从此(在这片空间里)逐渐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决策过程中行使了领导者的权力。他不仅在统治的前20年里，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公众角色，而且，作为一个在幕后操纵局势的首脑，当形势危急的时候，他往往倾向于服从军部所主张的政策导向。这与明治天皇的亲英美路线完全背道而驰，而这位祖先对裕仁的个性有着极大的影响。
这部批判性传记的三角结构还凸现了另一个重要主题。在这里，我们需要从三种交叉的路径来了解这位天皇。他是一个很有特性的存在——身处一个复杂精细、等级鲜明、协调一致的决策系统的中心，掌控着真正的权力。他代表了一个有着自己的目的论和独特的正统化模式的官僚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在战时条件下发生了转化。同时，他又体现、表达并鼓励了一整套美化20世纪30—40年代初侵略战争的思想言论，他统治的每一个阶段都遏制了日本民众民主主义思潮的发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统治集团对君主政体在裕仁的父亲——1912年登基、患有慢性病的大正天皇统治下延续问题的担忧，影响了对裕仁的培养和教育。书中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主要讲述了对裕仁的教育以及他如何演变成一位精悍活跃的天皇的过程。这一部分的探讨为下一步的考证奠定了基础。第三部分记述了在秘密状态和无责任体系背景下，寡头政治有关战争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书中至关重要的、关于战争的章节揭露了天皇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缺乏清晰的道德原则的史实，这些道德原则本来是有可能将他与日本社会中支持侵略的力量区别开来的。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些章节中提及的许多问题都有着意义深远的重要启示。其中包括日本对皇权及其占有者虔诚的崇拜；东京方面以“自卫”名义发动的日本对满洲单方面的接管；日-中战争中，日本违反战时国际法的行为；还有依然充满争论的南京大屠杀——关于这一事件，至今找不到能证明天皇曾就此开展过任何调查活动的公开线索。第三部分还论及了日本向南推进过程中日本海军的政策，在1939年初日本帝国海军占领了中国南海的海南岛之后，这个政策直接导致了珍珠港战争的爆发，并将日本的亚洲太平洋战争带入最后阶段。
总而言之，本书激发读者去正视战争是如何被正当化的，日本国家首脑及其近臣们的历史是如何被篡改的问题。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我希望将裕仁作为一名特别的战争领导人而对其进行重新评价。书中还论述了亚太战争的起源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及由日本和美国官方共同编造的有关日本帝国主义终结的神话。1945年日本战败以及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后，裕仁的继续在位，为他日后持续以不同方式对日本的民主政治施加影响提供了可能，而其影响后来被证明是有害的。
在本书的第四部分，我再次将笔锋探入裕仁的思想，描述了亚太战争和美国占领之后昭和天皇与日本民众之间关系发生的变化。我对裕仁行使最高统帅权所应附带的责任提出了质疑，阐明了(在美国人的帮助下)他是怎样逃脱了作为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所应承担的全部法律、政治和道德责任的。
本书的意义在于超越了过去的研究，值得引起当今社会的关注，尤其是持有如下观点的人们的关注——认为国际秩序不应建立在寻求霸权之上，应该承认所有国家在形式上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无视国际共同体的存在而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
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的“人道主义”战争和军事干预，使许多国家中存在的国家无责任制度和实践成为新的突出问题，这其中也包括了那些对外夸耀本国民主文化的国家。这种战争有可能使政治家们将其国家和民族主义引向极端，并使他们免于承担后果。在此背景下，我们就不能忘记过去的战争或将其“正常化”。日本曾经有过的典型的无责任体系既是我们借鉴过去历史考察当今问题的理由，同时也在提示我们，不触及昭和天皇，日本的过去就得不到充分的研究。
我希望本书的中文版能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日关系史中那段不幸的时期有所助益。
日本一桥大学的博士生、活跃的新闻记者王丽萍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孙盛萍承担了本书艰巨的翻译工作。感谢她们付出的巨大努力，也感谢新华出版社对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发行。
赫伯特·P·比克斯
满洲事变
满洲事变
锦州事件
侵略的铁蹄逼近北满洲
上海战争
九一八事变
发动入侵
军事和经济扩张
日本的“生命线”
炮击山海关
“满洲国”会见溥仪皇帝
满洲事变
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将校在日本控制下的南满铁路沈阳以北的柳条湖，制造了爆炸事件。虽然铁路未受到损坏，但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立即以这一自导自演的事件为借口，嫁祸张学良部队和武装“土匪”，下令独立守备队、步兵第29连队向奉天城(沈阳)内的中国东北边防军营房发起进攻。受到突然袭击的中国军队一触即溃，部分仓皇逃遁，部分缴械投降。1小时后，板垣的共谋、驻扎旅顺的石原莞尔中佐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交上一份颠倒黑白的报告，本庄立即发布了进攻命令。石原事先早就做了精心布置，关东军部队开出租借地，不到24个小时就控制了铁路沿线的战略据点，并做好了继续向南满洲主要城市进发的准备。①次日，日本宫廷从报纸上看到关东军定了调子的报道，声称责任全在中方。侍从武官长奈良武次飞报天皇：“相信事件不会太扩大”。②此时或几小时后，奈良还建议裕仁召集御前会议以控制局面，但遭到牧野和西园寺的否决。理由是，如果会议做出的决定得不到落实，“陛下的圣德”将难免遭到“玷污”。③满洲事变如同一个连锁反应装置的开关，一经按动，便引发出一连串的国际反应和国内危机，它们相互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的国家进程。中国马上诉诸国联，要求国际社会督促日本恢复原状。关东军则请求派兵增援。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向东京的参谋本部请战，要求越过鸭绿江进入满洲。9月19日，日本政府依然是消息不灵，六神无主，若槻首相这样向元老西园寺的秘书原田熊雄求助：
我手上既没有外务省报告，也没有陆军省报告……我刚刚通过川崎书记官长提醒了他们……支那在满蒙的兵力超过20万人(原文如此)，而日军只有1万多人，我问陆军大臣：“以现在的兵力就如此旁若无人轻举妄动，如果出现万一，怎么办？”他回答说：“从朝鲜出兵，”“好像都已经出动了。”听了这话，我呵斥他说：“没有政府命令就从朝鲜出兵，有点太不像话了吧。”可他说：“田中内阁时期(1927－1929年)，即有不经御准而出兵的事实”，似乎就没想过这样将为日后留下问题……看来在这种情况下，以我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抑制军部的了。倘若陛下的军队不经御准竟擅自出动，那就太不成体统了，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或许我不该对您说这些，您有什么办法没有……真是一筹莫展。④当晚，宫廷近臣们聚到原田私宅开会。与会者有木户(其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近卫、贵族院议员冈部长景和一位贵族。⑤这几个人都是四十多岁，对西园寺和牧野持批判态度，与试图用武力解决满洲问题的军部论调一致。他们也认为上级司令部的命令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再确认了天皇赞成内阁最初阻止事态恶化，以免日本的国际形象受到进一步损害的要求。据木户记录，问题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军部对宫廷派影响天皇的意见感到恼怒，尤其是敌视西园寺。因此，“今后除非万不得已，天皇以不讲话为宜。”另一部分是“只要形势没有变化”，就劝阻西园寺不要来京。⑥结果在原田私宅会上达成的一致是，裕仁应肯定军部的行动，西园寺和宫廷官员不应追究对天皇统帅权的侵犯，小心谨慎，不要刺激军方。实际上，宫廷派在整个满洲战争过程中，始终坚持了这一态度，从未立场坚定地反对过军部。⑦9月21日，若槻召集内阁开了6个小时的会，决定不批准从本国或朝鲜派遣增援部队，将满洲发生的战斗当做“事变”处理，避免正式宣战。⑧然而，3天来关东军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参谋本部允许朝鲜军司令官林中将的援兵越过鸭绿江进驻满洲。(地图：满洲，1931年－1933年)21日午后1时，东京的内阁会议还在进行中，在朝鲜的林竟自作主张，命令部队越过了边界。陆军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向天皇报告说，尽管命令部队警戒待命，可是朝鲜的混成旅团，依照战场司令官的独自判断，“已经越过国境，正向奉天进发”。⑨金谷当然清楚，任何一条作战行动的自主权原则都不能证明此时林的独断专行是合法的。
30岁的裕仁现在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来支持若槻内阁，控制军部，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此时日本国内对满洲事件的观点不同，军部在政治上还处弱势。如果裕仁希望做一个英国式的“立宪君主”而不是一个凌驾满洲，1931年—1933年于宪法之上的独裁君主的话，现在正是一个机会。
9月22日，奈良在日记中记下了裕仁在这个紧要关头的表现：
下午，依召拜谒陛下。陛下问，是否已告诫参谋总长(金谷)不要扩大行动。奉答：已经告诫，其实总长不待告诫，亦颇能领会内阁会议主旨与陛下圣意，已依次处理。但驻屯部队势成骑虎，多有越轨，诚不胜遗憾恐惧……午后4时20分，金谷参谋总长拜谒，奏请准许追认朝鲜军混成旅团。陛下指示，此度已无他法，以后务必充分注意。⑩考虑到关东军前锋部队在数量上大大处于劣势，有必要对其进行增援，裕仁把现状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下来。裕仁并不真正反对他的陆军扩张帝国版图。即使对他的统帅权有所冒犯也无关紧要——只要行动是成功的。
事件两周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支持军部。10月1日，裕仁已经明白事件是按照预先编排的脚本上演的。他知道了谁是策划者、谁是指挥者以及谁是实行者。他完全清楚那些高级军官命令部队进入他们管辖权限以外的地区，违犯了1908年陆军自己制定的刑法。尽管如此，正如侍从武官长奈良的日记中清楚记录的那样，裕仁只打算对陆军参谋总长和关东军司令官处以最轻的惩戒。
锦州事件
一个星期后，天皇再次默认了他的军官们进一步扩大行动。他批准了对位于京奉铁路(北京-沈阳)沿线的锦州的空袭，因为这是“中国主权在满洲最后的残余”。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城市空袭。奈良在他10月9日的日记中描述道：
二宫治重(参谋本部)次长退出之前，陛下指示，如果张学良在锦州附近重新集结部队，事件扩大不可避免，必要的话，余可同意事件扩大……次长说将向参谋总长汇报，建议总长近期参见上奏此事。
受到裕仁的激励鼓舞，二宫马上下令起草报告，论证轰炸锦州的必要性。参谋本部作战课也明确注意到其后天皇说到轰炸属“当时形势下的当然之举”。如果我们完全相信奈良10月9日日记所载属实的话，那么，裕仁是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主意。早些时候，他向奈良表示，不赞成本庄将军对张学良政权的公开指责，10月8日，他对奈良说：“驻外军部与外务官吏意见相左，陆军想使满蒙独立，然后与其政权进行谈判，外务省则不太希望独立政权出现。我认为，在此问题上陆军意见不妥，我想让陆军总部考虑这一点。”
国联理事会接受中国政府要求，在日内瓦召集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会上意见很快趋于一致，强烈反对日本。10月27日，奈良的日记记录了天皇的不安：
午餐后往访内大臣，稍事会谈。闻其言，此时圣上，要侍从武官长询陆海军大臣，是否有遭到经济封锁，或与列国为敌开战的心理准备，是否做好基础准备。另杂谈若干而回。
到了11月初，外务省和宫廷态度发生转变。6日，外务大臣币原向天皇报告，外务省已经决定放弃只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的方针，转向支援熙洽将军及以南满地主阶层为基础建立的傀儡政权。有关满蒙问题，直接与傀儡政权的上层进行协商，不再与张学良或南京政府谈判。币原也向朝鲜新任总督宇垣将军和牧野、西园寺寻求支持，并得到了他们的同意。
正当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想遏制关东军进犯北满洲，以避免与苏联军队发生冲突之际，这个政策发生了转变。11月5日，裕仁给予金谷参谋本长特别委任命令权，允许他在关东军作战和用兵等“细小事项”上做出决策。之后的3周里，关东军沿铁路在北满洲调兵遣将时，金谷五次行使了他的特别权力，控制了当地部队的行动。
同时，在美国国务卿斯廷森的要求下，国联理事会对中日两国起用了凯洛格—白里安条约。针对日本代表的异议，会议通过了一个道义决定，敦促日本以11月16日为限从占领区撤出部队。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国外批判高涨，而以报刊、广播、娱乐业和帝国在乡军人会为先导的日本国内舆论则支持关东军，谴责中国和西方。当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内田康哉返回东京，与关东军相呼应，为在满洲建立新的中国政权而奔走呼号时，受到群众狂热的欢迎。
面对关东军对政党内阁深刻的不信以及他们要将北满洲和内蒙古置于控制之下的强硬态度，东京的军部作出让步，撤回了他们对南满洲政权的支持。正当裕仁天皇在熊本县检阅军事演习时，关东军已开始进犯满洲北部的中心部。进犯开始一周后，主力部队乘火车南进，向远离满铁沿线、驻扎了115万中国军队的锦州移动。
这次，裕仁天皇通过参谋总长金谷和陆军大臣南，为阻止关东军向锦州发动地面进攻采取了坚决的行动，但只坚持了很短的时间。当东京的参谋本部认可了关东军在满洲三省建立“独立的”中国政权，以便日本部队在满洲北部驻扎，阻挡未来苏联入侵的设想时，天皇和宫廷派都没有反对。11月23日，币原向纽约美联社发送了歪曲事实的声明，不但将挑起满洲事变的责任，就连占领北满洲的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的责任也干脆推到了中国头上。他宣称，“日本军并非铁路周边的装饰品”，“当中国军队攻来时，日本军别无选择只能执行他们的任务，即，反击敌人的攻击，并防止敌人的反击。”
锦州事件告一段落，宫廷派的注意力转向了国内政治危机。参谋本部的激进军官桥本欣五郎大佐的秘密结社樱会分别于1931年3月和10月，两次决定通过推翻政府来简化解决问题程序。桥本的三月计划被揭发，同谋者遭到了逮捕。原田男爵得知情况后，断定满洲危机是“陆军政变的序幕”，它“坚定了部分军人因为在满洲取得了成功，在国内也一定会成功的信心。”当陆军试图掩盖十月阴谋的时候，奈良、铃木以及参谋总长金谷向天皇做了报告。11月2日，金谷再次拜谒天皇，“上奏支那事情以及违反军纪事件的经过”，但是，裕仁和他的军队首脑没有要求惩罚那些阴谋者。结果，那些人都受到宽大处理，拘禁解除后，罪行也很快就被遗忘了。
十月阴谋以及裕仁对它的宽容态度破坏了若槻内阁要抑制陆军的努力。至于宫廷派，他们现在认为，满洲的任何事情都没有阻止可能推翻君主制和整个明治政治体制的国内危机更重要。特别是，十月事件引发了陆军大学毕业的两个精英群体公开的派系之争。其一是天皇路线派，或称皇道派，由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和小畑敏四郎等将官和“青年军官”组成。另一个是为皇道派所敌视的控制派，或称统制派，他们不像皇道派组织得那么严密，包括永田铁山、林铣十郎、东条英机等将官和其他高级将官，周围也有一批追随的年轻军官。两派的目标都是要建立天皇领导下的“军事独裁”，推动海外侵略。皇道派主张通过政变达到目标。统制派尽管不反对运用暗杀和胁迫手段，但更倾向于合法地进行政府改革。
在战略主张方面，皇道派将苏联当成主要敌人，强调军人精神和民族精神强于物质力量，这也是日俄战争之后陆军的信条。与其相对，统制派则优先考虑军队的现代化和建设从纳粹德国借用的一个名词——“国防国家”。统制派的军官们意识到现代战争已经成为社会总体之间的对抗，需要集结整个国家的力量，对美国和苏联的战争需要提高陆海军的技术水准，实现工业现代化，并对整个日本民族进行精神动员。
随着满洲事变的展开，这两个主要在手段上而不是目的上有分歧的、松散的群体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成为贯穿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
侵略的铁蹄逼近北满洲
公平地说，1931年一年裕仁都对他的臣民缺乏有效统治，他的表现一直是迟缓的、不连贯的和自我矛盾的。在一些琐碎小事上，他行使大权，而在更为重要的问题上，却让步于不顺从的陆军军官们。比起那些操纵满洲事变的参谋将校，他更清楚地意识到日本对西方的经济依赖，因此他很担心外交孤立和国际经济制裁。可是他却从未公开地或私下里批评过陆军在满洲的行动。相反的，他以过度的宽大，认可了行动的一次又一次扩大化，并放纵越权不服命令的高级军官，拒绝对他们的犯罪行为加以惩罚。对于陆海军的年轻军官来说，它所传达的信息是天皇主要关心的是事变的成功，而服从东京的中央指挥则是次要的。由于裕仁向“昭和维新”的策划者和鼓动者表明天皇并不总是以顾问们的意志为转移，于是进一步促使了军队违反命令行为的发生——尽管这个结果确实不是他的本意。
1931年12月11日，若槻首相辞职。他在控制军队、遏制经济大衰退乃至获取宫廷派支持等方面均告失败，而后者是最致命的。此时满洲事变进入第二个阶段。宫廷近臣们商议之后，决定让当时在国家议会和府县议会中的少数派、更为沙文主义的政友会来组织下一届内阁。政友会总裁犬养毅，曾反对1930年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之后又坚决鼓吹满洲事变的合法性。他还公开拒绝国际联盟就满洲问题提出的劝告，宣称日本将“摆脱辩解外交(其后成为整个20世纪日本外交史中不断重提的说法)”，开拓“独立自主的新局面。”
宫廷派知道犬养在满洲事务上对军部很纵容，随委托西园寺与犬养就任命他作总理大臣的条件进行交涉，意在避免任何在外交或者国内经济政策上的激进变化。在与牧野伸显、铃木贯太郎、一木喜德郎和天皇商议后，12月12日下午晚些时候，西园寺与犬养见面相商。4天后，犬养获得了裕仁组阁的裁可，由森恪担任内阁书记官长、荒木中将任陆军大臣，较为自由主义的高桥是前任财政大臣，这是一个由不协和音阁僚组成的内阁。
犬养担任首相后，首先是立即中止了日本两年来对金本位货币制度的依存。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商品和信贷资本的流通都建立在这个金本位制的基础上。这个行动，使日本加入了以英国为首的试图通过保护主义来恢复经济的列强行列。其次，犬养要求天皇批准派遣两个大队去天津、一个旅团到满洲。从12月初开始，关东军在天津集结兵力，准备向锦州发动地面进攻。12月23日，就在裕仁向兼任外务大臣的犬养首相下达“不攻击锦州的方针”和“尊重国际间信义”指示的时候，关东军正继续向锦州逼近。美、英、法警告日本的行为违反了九国公约。12月27日，根据奈良的记述，天皇又一次告诫犬养“深为轸念攻击锦州之对外影响”。然而，关东军继续推进占领锦州，从而加剧了日美紧张局势的恶化。
可是，当太阳旗飘扬在被占领的锦州上空时，裕仁将他的担忧放到了一边。1932年1月4日，他发布《军人敕谕五十周年纪念日赐陆海军人敕语》，号召全体将士对明治天皇敕谕进行认真思考。实际上这是一篇非常温和的诏告。四天后，大概是接受了闲院亲王的建议，他又发布了《赐关东军敕语》，嘉奖不服从上级命令的关东军在“自卫”和打击中国“土匪”的战斗中英勇作战，“向内外宣扬了皇军的威武”。通过广播和报纸诏书在全国得到广泛宣传，起到了镇压反对意见和推动民众趋近战争的作用。勿需说，对于犬养尝试的恢复陆军军纪的努力，它没有起任何正面作用。
之后的几年中，裕仁批准了近3000军人和文职官员的授勋和晋升，他们都是在满洲战争和上海事件中的有功人员。这两个事件在日本国内均得到极大的支持，而在海外却恰好相反。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和海军大臣大角岑生被授予男爵爵位。裕仁对于陆军在满洲作战的公开支持，正好与他即使在他们违反了命令时都没有予以惩罚的做法前后一致。
从1932年1月末至3月，日中冲突延伸到了上海，西方对日本的谴责有增无减。当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1908—1912年在位)领导下的“满洲国”傀儡政府建立时，犬养有意保留了对这个新国家的承认。作为一个分裂的政党内阁的首脑，他的统治需要枢密院的帮助，要依靠紧急敕令和无视议会预算制定权威的紧急财政措施才能得以进行。即使在政友会以压倒优势赢得了2月总选举以后，当犬养按照宫廷指示努力维持国内现状时，仍面临着强烈的反对。右翼极端主义分子和恐怖分子不断地对他进行口诛笔伐，同时党内的主要改革者森则试图打破政党体系，策划联合军部建立一个新的、更加独裁的政治秩序。
在犬养任职的早期，陆军通过拥戴皇族的长老闲院宫载仁亲王为陆军参谋总长，强化了与皇室的联系，由此也排挤掉了高级指挥官金谷将军，他是宇垣派的核心成员。与此相呼应，海军推出了在清洗伦敦海军条约支持者中起主导作用的伏见宫博恭亲王，任命他为军令部总长。这两个强硬派的晋升意味着陆海军大臣权威的衰落。两个相互竞争的军种现在可以利用它们高贵的皇族“权威人物”向天皇施加影响，控制它们在亚洲大陆上的军队。
在犬养内阁5个月的短命期间内，裕仁成为一个公开的、积极主动的事变参与者，而在事变开始时却绝不是这样。1932年初，他最优先考虑的是维护皇权相对于政治党派，而不是相对于突然得了民心的军队的独立性，同时动员公众对满洲军事行动的支持。他还希望能够保证政策和内阁人事两者的连续性。因此，当一名朝鲜民族主义者在他从一个阅兵式乘马车返回的途中试图刺杀他的时候(1月8日樱田门事件)，天皇坚持内阁留任，而不是依照惯例全体辞职。此时，犬养取得政权还不到一个月。裕仁轻描淡写了事件的严重性，就如木户建议的那样，避免了任何直接地、公开地表达他对恐怖事件的个人感受。新闻报道对事件起到了间接地、进一步淡化的作用，报道说他向被炸伤的两匹马“恩赐三公斤半的胡萝卜”。
这期间，日本继续侵略满洲和内蒙古，没有遭到中国或苏联的军事反击。1931年12月31日，由于日本侵略的铁蹄逼近了与北满洲边界划分不清的苏联远东附近地区，受到极大困扰的苏联政府，向日本提出了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提案。不清楚裕仁对苏联这一提议的反应如何(假设他知道有这回事的话)，但是犬养内阁干脆将其束之高阁。日本表示拒绝的正式回答是在1年后的1932年12月。不过，斯大林的签订协议的提议一直坚持到1933年末，这时他判断日本的威胁已经暂时消退。
1932年2月16日，关东军司令部在奉天召集了一次中国合作者头面人物会议，组建了东北行政委员会。第3天，委员会宣布了新国家“满洲国”的独立。3月1日，“满洲国”正式宣告建国。关东军司令部自信犬养内阁将会执行陆军的政策，所以便不断向东京施加压力，要它马上承认这个新国家。11天后，犬养内阁果然同意了将满洲和内蒙古从中国分离出来，建成一个“独立”国家。不过，在承认新政权的合法性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上，犬养拖延了时间。
在这个问题上，犬养与军部、森内阁秘书官长和外务省的一些官僚发生分歧。外务省是准备将对“满洲国”的责任置于所有其他国际义务和协作之上。犬养一方面努力遏制陆军中的激进派，同时也对日本恶化与美国的关系感到很不满意，因为日本在市场、技术、资本和原材料方面都有求于美国。
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政权在犬养同意陆军占领锦州之后，对日态度马上变得硬冷起来。随后国务卿斯廷森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决定了此后整个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对日政策。1932年1月7日，斯廷森通过向日中两国正式递交外交照会进一步加强了对日本的压力，他宣布美国政府将不承认由日本以武力在满洲制造的任何政治变化。
上海战争
斯廷森的不承认方针是否奏效，完全取决于胡佛的美国政府态度是否积极并且能够迫使日本放弃满洲。3个星期后，当中日冲突扩大到上海时，中国人组织了抵制日货运动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上海也是英美商业利益的重要所在，华盛顿所能做的只是微弱的抗议而已。1932年2月23日，斯廷森在给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的公开电中曾暗示，如果日本继续违反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可能开始增强其舰队。即使是这样，东京还是完全无视了这个警告。因为天皇和犬养内阁清楚地知道，随着世界大萧条的继续恶化，关于满洲的问题上，华盛顿和伦敦都没有准备采取任何重大的措施。
1月9日，一份中国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对暗杀昭和天皇的企图(樱田门事件)没有成功表示了遗憾和谴责，这引起了日本居民的愤怒，上海的局势因此而紧张起来。9天后，陆军少佐田中隆吉为了把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从陆军在北满洲的军事行动上引开，鼓动一伙中国暴徒袭击了一群日莲宗的日本僧人。帝国海军认为这个事件是海军向陆军展示实力的绝好机会。因此，上海舰队迅速得到增援，1932年1月28日，海军陆战队在海军少将盐泽幸一指挥下开始登陆上海，并于当晚向中国陆军第19路军——驻守在外国租界附近，沿海岸展开的335万人的部队——发起挑衅。中国士兵顽强抗敌，在随后的战斗中给了海军陆战队以沉重打击。从舰队获得增援后仍无法扭转不利局面的海军只好向陆军请求增援。虽然犬养取得了天皇向上海派兵的许可，但是中国陆军仍很顽强，使日军再次遭到重创。东京的参谋本部组织了一支由白川义则大将指挥的精锐的上海远征军，增派了两个师团。其后的战斗极其惨烈，中国军队最终被击退，日本赢得了一个挽回面子宣布停火的机会。1932年5月5日，在英国的调停下双方签署了停战协议，中国也结束了抵制日货的运动。
上海事件使裕仁认识到他的高级海军将领们的鲁莽和侵略性——正是这些军官一直被裕仁和宫廷派当做干练的、无狭隘偏见的国际主义者。受军种间明争暗斗的驱使，明知一定会引发与美英间的问题，他们依然故意在中国的心脏地区滋事，图谋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同样重要的是，海陆两军都没有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没有从这次与现代中国陆军进行的第一场大战所遭受的惨重损失中学到任何新东西。他们一如既往——完全蔑视中国的军队和人民，将他们视为无知、饥饿农民的乌合之众，缺乏民族与国家意识，只要一个猛击就可以轻易地征服。裕仁本人可能私下里也持有这个观念。但是天皇比他的指挥官们更清楚日本在经济封锁面前的脆弱。他特别用心地嘱咐白川要迅速平息上海的战斗然后返回日本。对于上海，裕仁行动坚决地控制着局面，而另一方面，在“农村”地带的满洲，他高兴地袖手旁观着他的帝国在扩张。
上海战争期间以及战争之后，日本的官兵都在实践着1905年日俄战争后确立的决不投降的战场教义，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1932年2月，被中国俘虏的空闲升少佐通过俘虏交换被遣返日本后，为了洗涤被俘之辱而自杀。空闲的尚武精神受到陆军大臣荒木的表彰，后被供奉在靖国神社。从这以后，被俘幸存下来的官兵经常公开地被迫自杀。很多书籍、电影和舞台剧都歌颂了那些在上海前线主动奉献了生命的“人体炸弹”、“肉弹”。这些故事提高了陆军在国内的声望，同时也增强了它在海外的神秘性。
第一次上海交战之后，犬养内阁内部的意见分歧更加严重。在试图控制部队在上海的展开和军事行动方面，犬养所能依靠的就只有天皇的支持——尽管军人们的行动扰乱了正常的政治生活，但天皇还是不愿意惩戒他的军官们。就在上海的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日本国内的战争狂热不断加深，舆论对政友会内阁政策的批判也在增强。“直接行动”出人意外地发展到离谱的地步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实际上成了恐怖主义。2月9日和3月5日，两位重要的商界领袖——前若槻内阁财政大臣井上准之助与财阀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长团琢磨男爵——分别遭到暗杀。杀人犯来自一个被新闻报道称为“血盟团”的秘密帮派。在对这两起谋杀事件调查期间，犬养压制了陆海军在上海地区的军事扩张行动。为了重整军纪，他还就解除大约30名军官的职务寻求闲院亲王的支持。就在这个时候，另一片阴云中的恐怖主义霹雳结束了犬养自己的生命，日本政治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间表因此而提前。
1932年5月15日，年轻的海军军官们在犬养的首相官邸谋杀了他。另外由陆海军军官和平民组成的两伙暗杀者向政友会党总部、日本银行、警视厅，更为严重的是还向内大臣牧野的官邸投了炸弹，要求废除伦敦海军条约，“散发传单要求净化宫廷内臣”。
在随之而来的政治混乱中，天皇和他的顾问们决定放弃从大正时期开始的政党内阁的尝试。在木户和牧野的建议下，裕仁完全支持官僚政治的政策制定体系，不再支持议会的两个主要保守政党的内阁制。议会政党的活动仍在继续，但宫廷派已放弃了向以选出代表为基础的政党内阁托付立宪制的方法。海陆军领导人宣誓不再通过政变方式来攫取政治权力，而是将注意力转到恢复各自军队的纪律上面。军方停止了扩展政治权力，这给了宫廷派一个重整旗鼓的机会、使其得以任用一个反政变的内阁首脑。
犬养被暗杀次日，其他阁僚辞职，宫廷派开始着手商选下一任首相。同以往一样，他们把与事件无关的西园寺招进宫来，以便在发布天皇决定时让他来做天皇的代理人。从前连决议都是由元老做出，但现在却不同了。5月19日，铃木侍从长交给西园寺一封由天皇、牧野和木户起草的信，上书裕仁关于选任下届首相的“希望”。
九一八事变
裕仁的第一个“希望”是，“首相应该是一个人品高尚者”，这反映了牧野及裕仁的学识顾问、汉学家安冈正笃的思想。当时，安冈成立了“国维会”，主张让“新官僚”占据政治权力中枢。按照他的观点，信仰天皇思想的忠实官员比实现皇室利益的机构更为重要。只有忠臣才能阻止“国体”免遭被国内运动分裂与推翻。保卫皇权的有效方法就是培养完全效忠于天皇的得力人士。在这点上，裕仁与20世纪30年代的“新官僚”是一脉相承。
裕仁的第二条希望——“革除当前政治弊端，整肃陆海军军纪，主要取决于首相的人格如何”——表达了他的关心所在，即要将这两个最重要的任务放到新任首相身上。裕仁的其他希望则反映了他对两个主要保守党派轮流坐庄的不满，因为轮换总是带来政策的变化。对自己的大元帅权威受到侵害一点，裕仁没有责怪反乱的将校军官，而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以政党为基础的内阁。与军队的叛乱者相比，他更不信任议会政党，他要通过削弱政党内阁的权力——这本来是一项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来加强天皇的权力。
与政友会总裁铃木喜三郎相比，想必老练的齐藤实海军大将作为一个“举国一致”的内阁首班，更能起用一些意志坚强值得信任的官僚。这些人将成为“新官僚”。他们没有需要效忠党派政治之忧，拥有与天皇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将通过服侍裕仁来为国奉仕。正如明治时期天皇和官僚紧密配合的那样。现在必须恢复这种合作，包括任命激进的改革派的独裁官僚来辅佐裕仁。
所以，很自然地，裕仁不把选择“近法西斯思想者”放在考虑之内，这条禁忌暗指(如增田知子所指出的)新任命的枢密院副议长平沼骐一郎。身为反民主主义的右翼压力集团“国本社”总裁同时又处于政治主流的平沼主张修改明治宪法。他希望自己组阁，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森恪的支持。他在枢密院、军部和民间的右翼组织中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右翼活动家们早就为平沼入选宫廷官僚四处活动。因此，不要说西园寺元老，就是裕仁和他的近臣们也有充足的理由反对平沼。
然而在1932年，对于几乎所有的日本人来说，“法西斯”一词既模糊又神秘，主要是指意大利。因此，裕仁对“法西斯”的否定可能来自于(如增田所推测的)这样一个信念，即，任何批评他的近臣、希望改变明治宪法的人在政治上都是不可相容的。裕仁需要的是能让他感到安心的首相。如果那个人绝对忠诚且顺从，那么他是否持有法西斯思想并不重要，只要这位法西斯主义者反对政变，天皇就会满意。有一个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两年后，裕仁对陆军提出的中心概念“国防国家”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即使这个词来自纳粹德国，意味着要按一条完全不同于明治国家的路线进行国家重组。
“维护明治宪法”也是天皇的一个重要信念。它表明裕仁深刻理解了1889年宪法的极为有用之处——该宪法既没有规范权力的运用也没有保护日本民众有限的自由和权利。他当然不能允许这样的宪法被修改，因为它早已合法地、“立宪地”实现了他和权力精英们所希望的几乎所有形式的政治统治。
裕仁最后一条希望是把外交建立在“国际和平”的基础上。这并不是对华盛顿条约体系的肯定，而是指维护新的、从侵略中产生的“满洲国”建国后的现状。尽管“帝国”刚刚吞并了新的领土，但在经济上仍要依赖于它主要的批评者和竞争敌手英美列强。这种情况下，裕仁自然希望避免与英美发生新的摩擦。因此，对“满洲国”的巩固应该积极地“和平地”进行。
犬养被暗杀的10天后，裕仁将首相的职位授予了高龄的齐藤实海军大将。齐藤组成的“举国一致”内阁包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财政大臣高桥是清、新官僚领导者后藤文夫任农业大臣、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和海军大臣冈田启介。这届内阁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4次国会会议和阁僚的多次更迭，最终于1934年7月因卷入帝国人绢株式会社的受贿丑闻而垮台。在这段时间里，齐藤主持了“满洲国”建设、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和对政府机构的部分重组。
齐藤组阁伊始，马上开始着手准备承认“满洲国”。此事不仅要违背各项条约，与美国的关系也将会涉险。此时国联、国际法和西方国家正在遭受日本政治家、新闻记者、军部官员和知识分子的猛烈批判。国联有关中日纷争的决议被比作1895年曾迫使明治政府放弃了辽东半岛的三方调停。陆军大臣荒木指责国联支持斯廷森的不承认方针，以及将判定日本的行为违背了凯洛格—白里安协定和国联公约。荒木将军还就西方白种人压迫亚洲论进行了发挥。
表面上，日本是要宣告对一个独立国家的承认，实际上，它是想行使对殖民地的宗主权。8月25日，外务大臣内田在第63次帝国议会上发言说：
我认为帝国对支那的态度，特别是9月18日事变发生以来，我方采取的措施极为正当且合法。“满洲国”乃其居民自发成立，应视为支那分离运动之结果，帝国对这种新国家的承认与九国条约的规定毫无抵触。
关于“满洲国”，他表示：“举国一致，即使国家化为焦土，在贯彻此主张上也不能退让一步。”
森恪称赞内田的演说：“有如向全世界宣告，我国的外交已经成为独立自主的外交……有如一个外交上的宣战布告。”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夸张和虚张声势清楚地表明其见解的异常，即至少从短期来看，日本的政策并不在于国家保障和经济安定。
1932年9月15日，齐藤内阁正式承认“满洲国”，签署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承担起“满洲国”的国防责任，而且在秘密的附属文件中，被准予可以在那里为所欲为。
国联为调查这起冲突而成立的李顿调查团于10月2日向国联大会递交了关于满洲事变的报告。但是后者没有马上对报告进行审议，以便给日本政府更多的整理和时间对应。
发动入侵
关东军进犯热河后，还有可能在北京－天津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没有什么问题能比这个更让裕仁焦虑的了。进犯开始之前，东京的陆军司令部通过更换多名关东军高级将领，重新整编在满洲的官僚机构等方法试图恢复对军队的控制。武藤信义大将被授予三项任命：关东军司令、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和关东长官——这些职位从前分属三个机关。同时，关东军的规模也有所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