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1月，裕仁得知关东军将热河省(鸦片收入的重要来源)看做是“满洲国”的一部分，计划在春天发动入侵。可是12月23日，关东军的先遣队已经到达热河省入口的长城东端的山海关。在那里，他们与张学良的部队发生了小规模冲突。一个星期后，1933年1月1日，又发生了大规模战斗，日军占领了整个城市。裕仁意识到这次陆军进兵将使日本与国联的关系更加复杂，因此试图(通过奈良)警告陆军不要再扩大事态。一周后，他暗示牧野召开御前会议处理这个问题,但由于宫廷近臣的意见不一，御前会议没有召开。
1933年1月14日，当参谋总长闲院亲王请求裕仁批准向满洲增派军队时，裕仁就热河的事情向他发出了警告。根据牧野的叙述(木户记录也证实)，裕仁告诉闲院宫：“迄今为止在满洲的顺利推进已经十分幸运，今后若出现功亏一篑之事，将令人感到遗憾。热河方面要特别谨慎处置。”换句话说，天皇指示闲院宫不要让军事行动做过头。令他担心的不是领土扩张行为本身，而是失败以及失败的责任最终落到谁的头上。
而几个星期后，裕仁就特意表彰了陆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和满洲事变开始时就加入战斗的朝鲜军混成第38旅团司令官依田四郎将军。将军们到达广岛县宇品港时，裕仁派侍从武官向他们转达了嘉奖问候，之后又邀请多门和依田参加宫廷宴会，并向他们和其他高级军官授予了皇家菊花纹章。本来这种礼物只表示一般的宫廷礼节，但此时却表明大元帅对高级军官们的行为的赞赏和骄傲。他们以闪电般的速度和极少的日本士兵的伤亡，扩展了裕仁负责管辖的明治时代的殖民地遗产。
在感谢他们的同时，裕仁还是有理由担忧。因为，在中国东三省的军事扩张要冒两种风险，即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和遭到列强特别是苏联的反对。莫斯科已在迅速建设远东军，从俄国的欧洲部分调入空军部队，并开始组建太平洋舰队。1933年2月4日，裕仁批准热河战役后，闲院亲王请求批准调动关东军进入热河。在没有与齐藤内阁就此次入侵进行任何专门咨询的情况下，裕仁给予了带附加条件的批准——可以接受为巩固日本对“满洲国”的掌控而进行的扩张，但是不可以攻击中国华北本土。他裁可了关东军热河的军事行动，同时告诉闲院宫：“条件是不越过万里长城进入关内。”
4天后的2月8日，齐藤首相上奏天皇：“如果入侵热河使日本与国联关系变得困难”，内阁将反对。 裕仁虽然嘴上未说，但也意识到行动有些仓促，于是开始试图中止入侵行动。他要奈良告诉闲院亲王决定撤回前面的许可，但奈良表示异议。他提议按照日程后天即是拜谒日，最好在那个时候直接告诉陆军参谋总长。裕仁同意了。2月10日，闲院亲王来到皇宫，裕仁将齐藤内阁的不赞成意见转达给他，询问能否中止热河的军事行动。
当时的记述表明，裕仁次日的心情相当糟糕，新任命的美国大使约瑟夫·C·格鲁那天在宫廷的午餐会上见到了他：“天皇看起来非常神经质，面部痉挛比平常厉害得多。”下午，齐藤参见裕仁说如果实行对热河的入侵，日本有可能被国联开除，作为首相他虽然尽力阻拦这个行动，“但是军队强硬地坚持说他们已得到了天皇的许可。”齐藤离开后，裕仁召奈良入宫，“显得有些激动” 地说，他打算行使最高统帅的直接命令中止这个作战行动。奈良建议天皇三思。奈良在他的未公开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述了他的理由：“国策上，如果有害，没有理由不能通过内阁会议进行阻止……热河作战的中止必须让内阁下令。如果是陛下的命令使行动中止，稍不小心，难保不会引起大的纷扰，成为政变的起因。”
当晚晚些时候，裕仁派侍卫再次征求奈良的意见。奈良很清楚内阁只有通过天皇才能控制军队，然而他却在奉答书中回道：“内阁以外，任何人阻止这个行动都是不合适的。”裕仁默许了。接着，齐藤内阁认可了热河的军事行动。2月12日，裕仁再次批准了热河行动，条件是“注意绝对慎重对待越过万里长城一事，如不听从，将下令取消热河作战。”可以看出，这是颇不高兴的大元帅的口吻，而不是一个对统帅部的行动无条件服从者的语气。
日本对于热河——一块面积“差不多相当于弗吉尼亚、马里兰和西弗吉尼亚总和”的地区——的入侵开始于1933年2月23日，这是国联大会采纳了李顿报告，拒绝承认满洲地位发生的任何变化的前一天。2万多日军几乎没有遇到中国的有效抵抗，只用大约一周时间，就完成了军事行动。
天皇依照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曾经非常认真地试图延迟、取消、指导和限制这次入侵。而侍从武官长奈良将军积极地劝阻了他。设法劝说天皇没有运用最高统帅的大权是奈良最后的重要成就。随后不久，闲院亲王就任命关东军的前司令官本庄繁代替了他的职位。裕仁先是对这个选择略微表示了不满，后在侍卫长铃木和闲院亲王的要求下表示了同意。后来，天皇通过对本庄的考察，发现他确实完全不值得信赖。不过，他并没有强烈反对这位几个月前才功成名就的民族战争英雄。
军事和经济扩张
1933年新年刚过，在日内瓦的日本代表团就发觉自己受到了完全的孤立。此时东京正因国联拒绝接受日本对事件的解释而怨气冲天。当外务大臣内田上奏天皇提醒他退出国联的问题已经十分紧迫时，裕仁只是询问了退出将对日本监护国联承认的前德国在密克罗尼西亚的占领地有什么影响。2月20日，齐藤内阁正式地——但却是秘密地——决定退出国联。24日，国联以42票对(日本)1票，通过了一份拒绝承认“满洲国”并温和地批评日本侵略的报告。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没有人感到惊讶。能操一口流利英语的日本代表团首席代表松冈洋右随即准确地执行了内阁的“既定方针”，离开了会场。3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通告国联日本已经退出。
裕仁利用这个机会向国民发布了诏书。诏书由外务省亚洲局长谷正之与天皇和牧野商议后起草，其中还包含了对军队不起作用的谕示：“文武各恪守其职，庶众各淬励其业，向所履正，行所执中，协力迈进，以处此世局。”然而，诏书的真正用意在于强调由于在“满洲国”问题的意见分歧迫使政府不得不退出了国联。而且，退出并没有违背“国联的根本精神”，日本还会继续“为人类的福祉”而努力。通过对一项明显该否定的行动作肯定和正面的描述，诏书成就了修辞上的错置，使每件事都变得模糊暧昧。这个早期的实例很快成为标准的常规做法——通过揉进反对方的行动和主张来掩盖无法解决的内部纷争，把本来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表现成似乎达成了一致。
有趣的是，在内阁投票表决退出国联的同一天，牧野在他的日记中做了如下记述：
退出国联的问题的意义未充分领会，似乎只要退出就是大大地达到了目的，退出行动本身竟成了目的。为达成此目的而狂乱呼号的言论界的现状，表明帝国人心之轻佻。瞻念前途，不胜忧虑。相信时日推移之后必悟此理。
或许牧野还应该详述一下媒体在为满洲战争制造支持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过他对公众对于反国联的宣传不加批评的态度没有说错。许多人很容易被说服向右或向左，甚至彻底改变观点。而他本人和天皇又是如何呢？在宫廷对军事扩张采取姑息政策的背后，是对扩张政策的信念，是对如何发挥天皇权威统治军队的意见对立，是对国内动荡的恐惧。对这种恐惧尤为敏感的牧野，在亚洲门罗主义风潮的面前，立即放弃了他对日－英－美协调路线的支持。他没有与军部发生冲突，而是公开放弃了长期信赖的凡尔赛—华盛顿条约体系。他支持裕仁退出国联的决定，而这曾是他本人协助建立起来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居于政治顶层的裕仁和牧野，可以说是这个变节的10年中最早的变节者。
没有看到任何文献，可以表明裕仁或他的近臣们曾试图修正陆军的大陆政策，以避免与国联的决裂。也许是受到公众陶醉于陆军勇猛作战的气氛的影响，裕仁决心去冒险。对于可能由此导致的外交孤立，他几乎、甚至是完全没有提出任何疑问就批准了内阁决议。对他来说，在当时与不驯服的陆军保持良好的关系比国际亲善更重要。裕仁没有悟到，国际孤立并不能治愈内阁与陆军之间内在的结构上的分裂，而这个裂缝，随着他直接行使统帅权只会变得越来越宽。
齐藤首相同样目光短浅。在向贵族院的一个秘密会议(2月21日)做报告时，齐藤与天皇一样，只对退出国联所带来的短期的小处影响表示了忧虑，比如国联和美国是否会允许日本继续控制在南太平洋托管的岛屿等。人们也许会认为裕仁应该向齐藤就退出国联的长远后果提出问询，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经那样做过。
新外交政策激发了日本人对自己以及外部世界认识方法的变化。旧统治精英们在大萧条最糟糕的阶段没能给民众带来希望和勇气，国民于是转向支持军队。军部至少被看成是民众痛苦和困境的理解者，并且准备出手相救。一旦国民听任反中国、反西方的排外主义发展，并欣然接受满洲事变，遏制军部的惟一机会就落在了宫廷派手中。如果裕仁和他的近臣们态度坚定，那么向亚洲门罗主义——宣扬日本拥有保卫亚洲不受西方侵害的权利——的倾斜不是没有逆转的可能。可是宫廷派和有宫廷背景的那些人也倾向于以种族对抗的观点来看国际事务，他们平时对追随哪条路线本来就有见风使舵的倾向。结果，他们选择了与军部的合作。
在亚洲大陆推行军事和经济扩张政策，无疑也是对欧美列强的挑战。这个挑战，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变得更加容易。齐藤内阁登场时，在工业化的西方国家里，形态迥异的国家组织体系和价值观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在德国，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欧洲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最革命的、恐怖主义的、种族主义的运动——1933年1月，正大步向政权迈进。他们公开的目的是摧毁凡尔赛体系，重整军备，为战争做准备。
英国保守党就中国市场的控制权与日本竞争的意识强烈。1932年渥太华的大英帝国经济会议上，托利党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决议建立大英帝国内的英镑联盟，通过对帝国成员的优惠关税设置贸易壁垒。
在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刚刚上任的新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处理经济危机。他支持自由贸易，尽可能地与更多的国家缔结互惠贸易协定以降低关税。特别是，他通过改革国家的某些严重的弊病，提出新方向，努力给民众以希望。但是新政的复兴政策放置了美国南部的种族歧视(尤其对黑人)体制，同时还有减少西半球和菲律宾对日贸易输出的倾向。
至于苏联，其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政策标志着非民主主义的重工业化。1932年，苏维埃政权在完成了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重返国际舞台。它还着手增加军用飞机和坦克的产量，重新装备其“远东红军”——主要目的是为了对抗日本在大陆的扩张。令人无可辩驳的是，有着巨大军事潜力的苏俄能成为日本战略野心的障碍，而共产主义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威胁。
日本的大陆扩张支持者强调了与美英的其他摩擦。尽管美英两国处理经济萧条的对策不一样，在对日政策协调上存在困难，但它们的政治家们都被描绘成在国内是徒有其表的民主主义的虚伪实践者，在国外是帝国主义现状的捍卫者——日本的新闻记者很喜欢这样描述。相反地，日本扩张主义的支持者很快暗示德国的纳粹抬头对日本来说是个好兆头。德国在日本之后退出了国联，成为英美和苏联的潜在敌人。1933年，纳粹德国也处于非常状态，与日本一样，正致力于民族和文化的复兴。
日本的“生命线”
这样，日本的领袖们为了使他们在满洲的行动正当化而提出的思想观念，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非常时期财政和贸易联盟以及在国内的政治和思想体系的对立中找到了援军。1932年1月28日，在为裕仁及其近臣所做的“御进讲”中，前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为陆军创立独立的“满洲国”做解释时，强调了国家安全保障的必要、资源和领土的不足。他告诉天皇说，“日满共同经营”，将使日本能够“抵挡外国的经济封锁”并“永远成为一个强国”。另外，掌握了整个满洲，还将解决到30年代末日本人口预计将达到7000万的“人口问题”，为日本迅速增长的人口提供空间。
松冈洋右(南满铁道会社前理事)也于1932年2月8日在宫廷“御进讲”，题目为“日满关系和满蒙外交史之一斑”。面对裕仁的提问，松冈用生物学做比喻，有些暧昧地强调了维持像日本和中国这样在人种上如此近似的民族间的亲善关系的困难之处。“这是一个生物学的原理”，他向海洋生物学家的天皇这样说。
经常参加宫廷近臣讨论的近卫将围绕中日关系存在的问题置换为白黄人种之间的种族冲突，宣称日本人在精神上优于对手白种人。对近卫来说，满洲事变就是“一道穿透正覆盖日本周边的黑云的闪电”。他论述道：“即使满洲事变没在那个时候、以那种形式发生，迟早也一定会进行某种尝试，驱散这乌云，为日本的命运开辟一条道路”。在1933年2月发表的题为《改造世界现状》的文章中，近卫就人口压力与战争的因果关系发出了马尔萨斯式的警告：
战争起源于领土与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不调节现在不合理的国际现状，就无法达到真正的和平。为此，至少应承认“经济交流的自由”，即，废除关税壁垒和开放资源，以及“移民的自由”这两大原则。可是这些条件在近期实现的可能性很小，“对日本来说，年年近百万人口的增长，使国民的经济生活受到沉重的压迫，”我们不能坐等实现，“不得已，作为今日生存的惟一之路，我们选择了向满蒙的进展”。
对于近卫来说，自然法则的必要性、不可回避性和自我保护证明了日本征服亚洲的合理性。他这样嘲笑西方人：
竟以世界和平的名义坚持审判日本在满蒙的行动。他们或是挥舞国联的公约，或是以不战条约为盾牌谴责日本的行动，甚至还有人以日本人就是和平人道的公敌那样的口吻嘲弄我们。然而真正妨碍世界和平的，不是日本而是他们。他们没有资格审判我们。
对于那些认为日本本土和殖民地朝鲜需要领土上的“缓冲地带”以抵抗苏联的共产主义和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人来说，一个“独立的”“满洲国”的构想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满洲国”的卫道士们还以其大量资源形成的巨大经济优势作为他们侵略的理由。及时建立的“满洲国”将成为一个生存空间，为日本不断增大的农村人口提供土地、家园和食物，同时它的煤、铁和农业资源将加速日本经济的成长，在此期间为未来与美国的持久战争做好准备。
将帝国日本转变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帝国” ，对在亚洲的西方殖民竞争对手拥有抗衡的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寺内内阁所追随的“亚洲门罗主义”的重演。自给自足体制需要广泛的公众支持，然而，只有当西方势力被认为是在恶意欺侮日本时它才会获得这种支持。自给自足经济也对日本资本家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当时，他们正在摸索减轻对外国资源和技术依赖的方法，准备将他们的国内投资从轻工业转向重工业和化工业。
满洲事变中，那些由日本舆论领袖鼓吹的夸张利己的对国际形势的解析中，没有什么比把满蒙描述成日本经济、战略和道德的“生命线”、“生存之惟一手段”更能有效地赢得陆军支持的说法了。生命线的比喻最早由松冈提出，激起了广泛的爱国主义情感。受到关于陆军在满洲行动错误报道的影响，许多日本人似乎很愿意与甚至是列强中最强大的国家对抗，以保护祖国、维护国家的荣誉。如果说对“满洲国”的承认和退出国联，导致了对国际法本身的抛弃，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国际法是西方的概念，是为了在一个有利于英美的时点把国际秩序固定化而制定的。日本将以发源于天皇的规范为基础，创建自己独自序列的国际框架，而天皇是道德的化身，比起英美所爱用的抽象的法律更为真实。
近卫最为典型地体现了日本人的这种愤愤不平的民族主义感。他在早些时候(1918年12月)所写的著名的论文《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中，就曾论述说白种人歧视黄种人，如英美那样的先进国家垄断殖民地，违背了“正义与人道”的国际基准。日本作为“黄色人种的不发达国家”，不应该提倡“对维持现状的盲从”，而要提倡一个将日本放在世界的中心位置，以日本的视角安排秩序的“和平之标准”。
这个将现时代视为富国与穷国的冲突、种族群体的对立的二元论观点，如今使近卫倾向于支持事变，提倡解散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及废止支撑它们的各种国际条约。在1935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近卫批判了国际联盟、凯洛格—白里安协定、九国条约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说：“意大利的政治家极其大胆坦率地说明了意大利为什么必须扩张。德国的政治家把德国需要新的领土的意向公然列入了纳粹纲领中。然而日本缺乏这种坦率。”近卫认为缺乏坦率的原因在于“日本人的脑袋里渗透了英美本位的思想，把以维持现状为基础的和平机构奉为了神圣。”
尽管近卫因为这些强硬的主张经常受到元老西园寺的批评，但却得到了裕仁的赏识。无法证实天皇做出批准日本退出国联的决定是否受到了近卫的影响，但裕仁一直接触的都是列强出于人种对立的心态，企图遏制日本上升为亚洲的主导力量的观点。此外，我们还知道近卫的思想确实影响了与天皇最为接近的宫廷官员，以及各个方面的精英。这些精英，是舆论形成的重要力量。
然而，最终是短期的政治考虑使裕仁与军部携起手来。裕仁看到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日本造成的既成现状，并从这个事实中获得了信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西方列强承认“满洲国”，但是也没有任何国家因其侵略行为对日本发动经济制裁。在裕仁看来，当务之急是稳定因首相暗杀事件、近臣遭袭事件和政变未遂而动摇的国内政治局势。他需要优先考虑的是避免与关东军司令的冲突，他需要关东军来守卫“满洲国”。
炮击山海关
有关满洲事变期间裕仁的私人生活，除了河井弥八日记中的两页文件，和小说家小山伊都子称曾非正式地面见过天皇，读过宫廷文件而记下的几则轶事之外，实际上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文献。
时至1932年，裕仁和良子结婚已经8年。她生了4个女儿，其中3个活了下来，当时正怀着第5个孩子。那个夏天，满洲的形势迫使他们留在首都，无法去叶山御用邸避暑。每天，他们在各自随从的陪伴下度过很长时间，认真执行着有规律的工作日程。习惯上，裕仁7点30分起床，而良子稍微早一点。两个人不用仆人帮忙自己穿好衣服，早餐通常是牛奶和两个“女官”准备的食物。他们吃完后，一名女官摇铃，当班的侍卫们便知道可以进来并问候他们了。他们的一天从入浴开始，随后是各自进行户外运动。怀孕的良子的运动包括照看花坛或者在一名保姆的陪伴下打一场高尔夫球。到中午，裕仁从办公室回来与她共进午餐，然后去工作直到下午4点，再和她一起喝茶。他们在6点30分前后共进晚餐，9点前后吃些点心，通常是10点到卧室就寝。当良子不侍弄花园时，她便利用这个时间为满洲的部队卷绷带。
1932年夏天至秋天是他们人生中最感压力的一段时间。他在艰难地处理满洲危机，而她则担心自己无法为皇位生出一个男性继承人来。他们作为国家的公人，一直过着严格管理下的生活，近来他们听从内大臣牧野、秘书官长河井和侍卫长铃木的意见，同意让他们的第一个孩子，6岁的照公主离开宫廷，住进皇宫内的另一座建筑。他们两个人都不愿意这样做，但是他们并没有试图反抗这一宫廷传统。
在这种氛围下，1932年末的一天，良子皇后流产了。之后裕仁的压力开始增大，被要求添置侧室以完成他作为君主的责任。曾任学习院院长和宫内大臣，服侍过明治和大正两代天皇的长老田中光显伯爵开始在东京和京都物色合适的侧室。他们选出10位公主，其中3名进入最后一轮选拔。据说有一名公主(可能是最漂亮的)被召入了皇宫，在良子的陪席下和裕仁一起玩了牌。奉行一夫一妻主义的裕仁据称除此以外再没给过这位公主更多的关心。1933年初，良子再次怀孕，12月23日生下了明仁太子。他们的生活危机结束了。
进犯热河以及日本退出国联后，关东军扩展了占领范围：1933年4月初，陆军进入了位于万里长城以南、北京附近的河北省。裕仁进行了干涉，侵犯行动暂停下来，陆军退到了山海关。但是5月7日，陆军再次越过万里长城进入华北。这一次，裕仁事后虽然承认了此次行动，但是向侍从武官长本庄表达了他的恼怒。本庄在5月10日的日记中记述道：“陛下没有阻止这次作战的意图。只是不能容许这种违背统帅精神的行为。”当然，天皇还是容许了，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
当月，关东军司令部发言人声明，热河已被并入“满洲国”。公开声明中没有表明，实际上还合并了河北省和察哈尔省的外围地区。合并的决定既没有得到内阁的事先批准，也不是根据“条约的权利”。5月的最后一天，中国军队的指挥官签署了屈辱的塘沽停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建立大“满洲国”，并在河北东部长城以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至此，西方所关注的满洲事变结束了，至少暂时是这样。
停战协定虽然使充满不安要素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稳定下来，而对立势力间的冲突反而增大了。中国的抗日游击队继续在“满洲国”征战。此后的4年中，“满洲国”和华北之间的“缓冲地带”被证实并不是一个和平地带，而是关东军不断向长城以内的华北五省施加政治、军事和经济压力的基地。但是，单是这个地区的存在，加上苏联有意向日本出售中东铁路以及英国试图改善对日关系，这些都使裕仁相信国际紧张局势很快就会缓解。
至于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加强军队建设和发展经济实力，选择了短期内对日本让步的道路，这位总司令现在可以集中精力与共产党作战了。可是，只要日本军队控制着满洲，并且摆出架势要将国民党的势力清除出华北，中日关系就永远不会恢复正常。无论是蒋还是中国民众都没有让日本的侵略侥幸得手的意思。
在日本，相互争斗的势力也转向了国内舞台。皇道派的将领和支持者们仍然把持着实权，陆军和海军依然不和。在重巡洋舰“高雄号”上服役的28岁的高松亲王在他1933年6月11日的日记中说，陆军中笼罩着一种“法西斯情绪”，政治家们应该对此有所认识。停战协定使天皇很高兴，但是这还不够。“此时，要不为军队的胁迫所动摇，且要抑制财阀的利己行为，要想办法重建和谐之日本。”几个星期后，高松宫记述道：“如今国民财富的九成被大约一成的富人所掌握。”7月21日，他的担忧转到了 “无人能充分理解”的海军力量上，这不仅指“炮击山海关和上海事变”，还包括了整个危机中“陆军和外交的行动能量之大”。之后的几个月中，亲王注意到了海军以及整个社会中不断增长的激进主义迹象。1933年快要结束时，明仁皇太子的诞生使高松宫感到既高兴又轻松，他终于卸下了皇位继承人的重担。皇室血统无恙存续的消息也给国家带来了普遍的宽慰，虽然只是短暂的。
1933年末，国家政策仍然处于不断波动之中，“满洲国”的殖民化未见大的进展，战争的热情却开始消退，而这些都不是军队首脑、官僚和新闻记者所希望看到的。由于担心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热情将会逆转，陆军的宣传者们采取了行动。大报的影片制作部门已在竞相出品有关事变的“视觉报纸”，或是新闻纪录片。大阪每日新闻社把它看成是扩大事业规模和提高收益的好机会，制作出一种新型的爱国影片，向国民展示未来一个时期需要做什么。制片人水野新幸解释道：“共产主义和全体主义正处于相互争斗的状态。恐怖行为盛行各地。颓废主义流行，人心归趋不知所之。此时无论如何不能仅靠报纸的社论之类，应该利用我们平时考虑的电影的伟大力量，使国民认清思想混乱的状态和国际形势。”于是，一部受到广泛称赞的纪录片《非常时期的日本》在陆军省的协助下于8月摄制完成，1933年后期在全国各地上映。
“满洲国”会见溥仪皇帝
《非常时期的日本》主要使用1931—1933年初收集到的生动的爱国主义形象的照片和场景，高度弘扬了天皇制思想，即便在今天，也是一部重要影片。在这个电影中，日本军部利用裕仁的精神权威，把扩张主义描写成帝国——以及他们自己——的道德使命。通过放映国民一体的各种感人的视觉影像，重新阐释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逻辑。
电影由12个部分构成，陆军大臣荒木为其中一半做了旁白，他每次出现时，画面上都推出亚洲和太平洋的巨大地图和日内瓦的图片。荒木把军事力量等同于道义，用神话作为理解事变意义的参照系。他有两个主要的表现，一个是神赋予“神国”的“伟大使命”；另一个是中国与西方列强是日本的敌对势力，妄图孤立日本，阻止“大和民族”实现其“保卫东方和平”的神圣目标。在电影的后半部，荒木从战略和文化两个视点对日本的使命作了更加明确具体的定义。这个使命就是“建设东洋式的和平乐土”，意指建设“满洲国”，在那里实现种族和谐。也就是说，荒木将日本的扩张讲解成了在“满洲国”实现反种族主义的乌托邦，是一种神圣的理想主义的实践。
对于荒木来说，日本面临的内部威胁与外部威胁同样严重。他宣称，“不分一二，心醉欧美，全盘接受(西方)文化” ，“已经到了日本民族自己的理想扫地出门的关头了”。此时，屏幕上出现摩登的情侣们在银座的舞厅中翩翩起舞，手牵手漫步于暮色中、繁华的东京街道上，这些都是20世纪30年代初西方文化不断受到欢迎，日本民众开始受其影响的典型镜头。随后，推出的是皇军部队在满洲严寒酷暑中战斗，学校的女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给士兵们写慰问信，神社中的参拜者，与前面的镜头进行对比。荒木谴责舞蹈、高尔夫球、美国电影、女性的化妆和在公共场所抽烟、共产主义者和一切屈从西方的价值观陷入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的人们。替代这种污秽的应该是传统的意识，比如农村生活、神道信仰和军队服役等。当务之急是要放弃对享乐的追求，为完成伟大的民族使命甘愿接受个人的痛苦和牺牲。
通过电影，荒木拔高提炼了结束不久的满洲事变的意义。它是一个 “天的启示”， 释放了日本民众的巨大能量。同时也是一个 “天的警钟”，提醒该恢复建国以来就支配日本的“皇道”的伟大原理。为了强调荒木的话，银幕上接连出现了琼琼杵天尊从天而降之地高千穗山峰、神武天皇登基、伊势神宫、橿原神宫、热田神宫、明治神宫、从二重桥上拍摄的皇宫、和1928年昭和天皇裕仁登基大典的映像，这些画面把神话时代和现在结成了一体。
在影片的最后部分，荒木给国防下了定义，并说明了“精神动员”将如何使日本冲破“以国联为中心的全世界的包围攻势”这个环绕日本的“铁环”。伴随他的讲话，观众听到的是“君之代”的乐曲，看到的是昭和天皇在检阅士兵和机械化部队的列队行进，航行的军舰在鸣礼炮。荒木解说道：
……说国军的存在是道德性的存在也是这样的意思。作为我国，因为要特别捍卫空间的发展，即捍卫繁荣向上的精神和与天地共存的国家的悠久性，所以，我不同意一谈到这些，马上就以狭隘的地理意义以及对应的概念来论国防……我国的军队，既是皇军，同时也是国军。因此，军队的建军精神就是行使被认为是国德之本的三种神器所彰显的日本的天皇道。就是说，我认为日本军队的精神在于体现统率军队的神圣的陛下的精神，发扬国德即天皇的慈心宏愿。不为陛下以外任何人的命令所动的理由就在于此。
声言军队是“国德”的体现，对外扩张展示了裕仁的“神圣精神”，荒木的目的在于引导观众接受他的整个论证的中心，即日本必须为精神总动员做准备。“9000万国民结为一体，捧翼奉皇。即为了推广天皇圣德，只要团结并进直到最后的5分钟、最后的最后，我们就一定能够看到最后胜利的辉煌”。蒙太奇手法的快镜头展示了爱国商人向军队捐献飞机，妇女接受军事训练，奔驰在路上的摩托车，国家的工业化，喷着浓烟的工厂的烟囱，人们快速而有活力地奔走。几个片断后，摄像机切入了“炮弹三勇士”出发奔往上海前线的镜头，他们在那里炸毁了敌人的营房。影片展示了他们勇敢精神产生的根源，最后放映了他们的墓地。
随着影片接近尾声，镜头唤起了日本战胜逆境的情感。登山者们不屈不挠地穿过风雪攀登高山之巅。武藤陆军大将前往“满洲国”会见溥仪皇帝。映出的地图上，一团黑云从遥远的日内瓦城市上空升起，快速地向东移动笼罩了日本。东京的群众欢呼着迎接日内瓦归来的外交官松冈，后者向皇宫深深地鞠躬。同时，日本伸展开来，撑开了箍住自己的铁圈。电影最后由已故明治天皇的三首战争诗结尾，诗歌暗示了精神动员的必要性，提醒观众没有巨大的努力和自我牺牲就不会成就伟大的事业。
陆军第二个促进意识高扬的努力，是一本名为《非常时国民全集》，出版于1934年3月。这本书是一套七卷全集的一部分，目的在于介绍军事和外交专家们关于“非常时期”各个方面的认识。15位陆军的撰稿人——代表了许多核心军官群体——试图提升民众对于现代战争的性质和日本所面临的危机的认识。不过，从他们主要论述的思想中可以了解陆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学到了什么，没学到什么。
新任陆军大臣林铣十郎大将所做的序言显示了陆军仍存在着日俄战争那种过分简单的取胜心理。对林来说，未来的战争规模将非常宏大，需要国家总动员，但仍不过是日本经验过的战争的放大。参谋次长植田谦吉阐述到，国家备战意味着强化军备，“政治、经济、财政和所有其他的社会机构团结”成一个整体，完善战争的领导体制。其他的作者将国力的发展单纯等同于技术上的“充实军备”。没有人认识到20世纪中叶的工业化国家的战争，需要高效的生产力，大量生产以及没有受到科技落后以及农业萧条摧残的充满生机的经济。不过，陆军领袖们的分析清楚地表明了对日本社会官僚政治大重组的志向。
陆军士官学校干事东条少将断言：“现代国防战争，将涉及到非常广泛的部门”，需要建设军事、经济、思想和战略所有形态上都能够“一元化管理的国家”。满怀反西方的忿满情绪，东条详细论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民主主义各国是如何进行反日本的思想战争的。今后，日本必须傲然自立，为了即将开始的“皇道文化思想圣战”，“向世界恢弘真的道义。”《非常时国民全集》的其他作者倾向于“将为全面战争而进行的国家总动员变成为了自给自足获取‘资源的问题’。”占据这些军队指导者思想的是对亚洲大陆的领土占领和与美英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从日俄战争后的战术和战略中受到影响的裕仁天皇相信，决定战争胜利的是优越的武器而不是优越的生产力。然而，与他的军事将领们不同的是，他对和英美决裂比较消极，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必要对政府机构进行迅速而彻底的整顿，以及对整个经济实行即刻的军事化。这样做会威胁到皇室的稳定。这种认识区别既关系到变革的方向也关系到变革的速度。为了确保更大的行动自由以建设全面战争经济，军部的激进分子将不得不与天皇及其拥护者直接对抗。
圣战
严惩支那军
支那事变
军事干涉
“洗劫”南京
南京暴行
“帕奈号”事件
八年抗战
进攻武汉
互不侵犯条约
德国侵略西欧
严惩支那军
1937年7月8日(此为著者观点，中国为7月7日——译者注)清晨，北京郊外约30公里处突发了一起不祥事件。驻扎在丰台的日本军与中国驻防部队在马可波罗桥(中国名卢沟桥)发生冲突。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马上得到了报告，指示将前一天晚上由短暂的步枪交火所引起的这个问题就地解决。位于北京至汉口铁路线上的卢沟桥附近地区的交火持续了3天。至11日，经当地双方指挥官协商，签订了停战协议。之后大约3个星期，军队的指挥者成功地维持了停战协议。
这时，军部内在对中政策上产生了严重分歧，鉴于事态严重，正在双叶休养的裕仁不得不返回东京。分别以陆军省军事课和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为主的一派认为卢沟桥事件是一个机会，因为日本与中国之间存在着许多恼人的未决问题，比如说，“满洲国”从未得到中国政府法律上的承认，标志满洲事变结束的停战协议也没有得到遵守，设在华北各省与满洲之间的非军事区经常遭到侵犯等等。如果将北京郊外的这场战斗当做一个挑衅的借口的话，那么所有与中国的未决问题都将会通过一场有力的军事打击得到解决，因为中国人永远也不会是一个难对付的军事对手，所以，应该立即将部队调至北京地区，“保卫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持这种强硬主张的军官得到了关东军参谋部军官和南满铁路公司(皇室为投资股东)的一些文职官员的支持，他们希望将公司的铁路线从“满洲国”延伸到华北，因此希望看到事件的扩大化。①而另一派由上层少数资深官员组成，以参谋本部第一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及其部下第二课课长河边为中心。他们担心中国的情况变得太混乱，会导致把增强自身实力的军备资源转向对苏联防御上去。7月9日，近卫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暂时延缓向华北增派部队时，主张就地解决事件的不扩大派的观点暂时占了上风。然而，扩大派早已在幕后进行活动，让本土的师团处于待机状态，并起草了增派部队的命令。当近卫内阁11日再次开会时，9日的决议被推翻，会议决定从关东军、朝鲜陆军和本土向华北派数千部队。
此时，裕仁对华北事件首先考虑到的是可能来自苏联的威胁。一个星期前的6月30日，不守规矩的日本第一师团在阿穆尔河的干岔子岛上修筑防御工事。那里是北“满洲国”和苏联之间界限不清的边境，苏联军队也来到了岛上，随之发生交火，日本方面摧毁了两艘苏联炮舰。苏联方面则表现得比较克制，虽然调来了更多的部队和炮兵，但是没有立即反击。②东京和莫斯科互相指责，事态解决的尝试似乎就要开始。俄国人会不会沿着“满洲国”边界发动攻击呢？天皇在会见近卫首相、新陆军大臣杉山和海军军令部部长之前，首先召见了陆军参谋总长闲院亲王。
“如果苏联从背后攻击的话，怎么办？”陛下问道。闲院宫回答：“我想陆军会回击的。”听了回答，陛下又重复道：“那不过是陆军的武断。如果万一苏联发动了攻击，怎么办呢？”殿下只是说：“那没有办法。”陛下因此看起来非常不满意。③裕仁想确切地知道应变计划，而闲院宫回避了这个问题。可是，尽管他对闲院亲王的报告很失望，还是同意了近卫内阁的决议，向华北派兵，在派遣令上盖上了他的印章。
明知有停战协定，但是急于一下子解决所有与中国悬而未决问题的近卫内阁决定扩大事态，而天皇从一开始就默许了这一点。卢沟桥事件后的决议程序与满洲事变的模式有很大区别。那时是当地将校造成非法的既成事实，天皇事后明确地追认了他们的行动。而这次，近卫内阁主动与陆军的扩大派串联一气，裕仁也是从一开始就不支持不扩大派的方针。另一方面，就某一点而言，这个成为中日战争起因的最初事件与早有预谋的满洲事变有相似点。7月8日，向驻扎在卢沟桥附近丰台的中国军营地的射击，是一名日本连队长在没有中央指挥部命令的情况下任意决定的，目的是要制造“日本军受到攻击”的假象。尽管这次行动没有真正引起战争，裕仁后来在提到它时，还是责怪陆军将一场已经平息下来的小冲突扩展成一场漫长而痛苦的中国战争。④战争开始3年后，天皇回顾并详述了7月初那一天，当他仔细考虑在华北应该做什么时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首先考虑的是不得不准备与苏联作战了，因此他认为与中国方面除了妥协和拖延别无选择。他为此与闲院亲王和陆军大臣杉山谈了干岔子岛问题。他们告诉他不用担心陆军对苏作战的准备：“即使与支那发生战争，两三个月就解决了。”对于裕仁来说这似乎是解释得通的，所以他很快将这个问题放到了一边，转而与近卫首相商量召集御前会议通过决议解决问题。如果军部反对这个决议，到时再说。他与陆海军大臣和统帅部长也谈了话。他们没有使他确信究竟该走哪条路，但是“他们在对中国战争的时间表上取得了共识。这就很不一样。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行动吧。”于是对中国的战争就开始了。然后事态很快明朗起来，日本在中国的兵力不够。天皇说：“干脆把满苏边境的部队调过去。”但是统帅部告诉他：“那不行。”⑤裕仁对自己这个目光短浅的决定什么也没有说。
1937年7月11日，近卫内阁向日本国民发表的政府声明称，很显然“支那方面”有计划地发动了武装抗日，因此，才下令向华北派兵。“但是，维持东亚和平一直是帝国的愿望，所以，为了不扩大冲突局面，政府今后也不放弃和平交涉的希望。”⑥日本国内的报道，强调了近卫内阁希望将战斗控制在北京——天津地区，毫无批判地、全面接受了责任完全在中国方面的主张。这时，昭和天皇在处理内部分裂、有着严重缺陷的军部问题上已经取得了相当的经验，大概知道事情的真相并不像报纸所说的那样。但是事件已经发生，而且正在进行中，需要的是如何尽快结束。
就在与中国国民党军队的小摩擦不断发生之际，一场全面进攻的准备正在进行中。裕仁对苏联介入的担心在减少，对内阁——外务大臣广田、陆军大臣杉山、海军大臣米内和财政大臣贺屋兴宣⑦——公开表明观点，反对将事件扩大到北京——天津以外地区感到满意。
两个星期后，关东军和朝鲜军的增援部队与本土派出的3个师团汇合，7月25日，在天津附近的廊坊，第2天在靠近北京中心的广安门，发生了几次与中国部队的小规模冲突。这时，裕仁开始施加压力，要求进行一场结束战争的决定性战役。7月27日，他批准了国家令，指示驻中国部队司令官“严惩京津地区支那军”，并且“命你们负责同地区主要区域的治安。”
支那事变
日本军的总攻击经过天皇的批准，严格遵从了东京发出的命令。只经过两天的战斗，日本军就占领了北京和天津。在这两个城市里，英国和法国都有范围很小的租界。⑨通过将驻中国部队的任务由保护日本居民变为占领中国领土，裕仁推动了事件的扩大，在华北导致了新事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