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以仔细地观察天皇，我们亦叫他“查理”。他是一个小个子男人，大约五英尺两英寸那么高，穿着一件剪裁糟糕的灰色条文套装，裤子短了两英寸。他有很明显的面部痉挛，而且右肩不停地抖动。走路时，右腿稍微向外撇，似乎控制不了它。他显得很兴奋和不安，拿不准该如何摆布他的手脚。
起初，他拖步走过伤患者，偶尔停下来阅读病历。之后，显然觉得此时有必要说点什么。他问了几个问题，但似乎问得都很不适合。最后他固定在一个简单的问题上，“你是哪儿的人？”。他走向一个又一个患者，问着他的问题，当病人作出回答时，他就会说，“哦，是吗！”听起来似乎他对患者们来自秋田和歌山或北海道感到很惊讶。他尖锐的声音，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细更高。
现在，不敬的美国人都在等着他那声不像人声的“哦，是吗” ，然后，互相轻推着、笑着并模仿他的声音。但是慢慢地，玩笑的心情消失了。我们看到了本来面目的天皇：一个疲惫的、令人同情的矮个子男人，被迫做着自己讨厌的工作，他绝望地试图控制自己不听话的声音和肢体。很热也很安静，除了天皇尖尖的说话声和他的陪护人员重重的呼吸声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声音。③然而，国民很快就习惯于看到穿着“民主的”、 不合体的西装，作着机械式的应答，有时甚至会微笑——一种现人神不应有的身体动作——巡回中的天皇。由忠实的官僚作“托”，在GHQ和新闻检查下的日本新闻界的协助下，巡幸的意义被不断夸大，公众的狂热也在逐渐高涨。这一年，一方面是宫内省发放了(得到麦克阿瑟的批准)金钱、土地、房屋和木材用于公共目的，以此寻求与国民的沟通。而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上，在这个已经把名字从强硬的“大日本帝国”改为柔和的“日本国”的国家里，新的君主制正在诞生中。④策划了巡幸的宫廷官员——宫内次官大金益次郎和宫内省参事官加藤进——强调说巡幸是“陛下的主意”，并举出明治天皇1872年到1885年的大巡幸作为先例。然而，这个类比却是不恰当的。明治天皇是在一个以暴力动乱和政治争斗为特征，新兴君主制处于危机的时期进行巡幸的。他的巡幸是让民众认识到他的存在，属于树立其实权者权威这样一个更大过程的一部分，简而言之，是为了构建具有他的统治特色的天皇与臣民之间强硬的、非个人的关系。
与此相反，裕仁本人形容他的意图在于治疗。他希望“安慰正处于苦难中的国民”，并“鼓励他们为复兴而努力”。他认为(见1946年3月31日木下日记)一年之内他能快速走遍全国，完成任务。他希望通过扭转和缓和以前天皇制与国民之间的僵硬关系，使君主制更大众化和“民主化”，以预防共和主义情绪。当然，在比较裕仁和明治巡幸异同的时候，还有一个不该忘记的要素是，没有麦克阿瑟的强有力支持，就不会有任何巡幸。
4月30日，GHQ命令天皇停止参拜或代拜靖国神社、禁止纪念战争亡灵的国家仪式，天皇最初的巡幸就是在这时开始的。随着巡幸逐渐占据了公众的心理，裕仁及其身边人员抓住机会，不仅证明了他在国民中的声望，借此向总司令部和远东委员会表示了裕仁的有用之处，而且还恢复了一些裕仁已经失去的权威。在每天要为食物和住所而艰难挣扎的城市地区，对天皇的反应普遍比较冷淡。但是在各阶层民众中，许多人对天皇仍然怀着旧有的敬畏和信赖感，同时对输掉战争、现在需要麦克阿瑟庇护的天皇也充满着怜悯和同情，这使他们对天皇的情感变得复杂。⑤另外，被否定了神格的裕仁，在相对自由的言论条件下，被暴露在民主主义的光照中，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裕仁还是近臣都无法轻易地阻止裕仁与国民日益增加的接触。
1946年10月初，裕仁与麦克阿瑟进行了第3次经过精心准备的会面。他首先感谢将军在5月份提供的大量的食品援助，然后指出与GHQ内的友好情感相比，美国国内的对日情感“还很不好”。麦克阿瑟回答说，经过“再教育”，美国的舆论会好转的。他微笑着补充说：“我一直对美国的访问者说，天皇是(这个国家)最讲民主的人，但是谁也不相信我。”麦克阿瑟提到了新的和平宪法。裕仁则援引动乱的国际形势，表达了对可能危及日本的担心。麦克阿瑟预言说，终有一天新宪法会获得世界的称赞，一个世纪内日本将会成为“世界的道德领袖”。随后，裕仁谈到了对工人运动的忧虑。他声称，作为国民，日本人的教养水平还很低，“缺乏宗教心” 。麦克阿瑟告诉他不要担心：“通过对你从来没变的尊重和热爱中，日本人的健全性得到了体现。”会面结束时，麦克阿瑟鼓励裕仁继续巡幸。⑥在这次及1946年的其他会见中，裕仁都向麦克阿瑟吐露说日本国民就像小孩子一样，“缺乏镇静”，“符合雷同” ，总是想模仿外国的样子。另外，他对为他编辑战争秘录的稻田和木下也说过同样的话。他私下里又补充说，由于有了修正后的宪法，“虽说这是战败的结果，但从宪法得到修改的现状来看，对我国民来说，与其胜利后走向极端的军国主义，还不如说现在这样更幸福。”⑦裕仁热切地想给战败点燃希望之火，他反复地告诉国家领导人他们早已知道的事实：如果他们能与敌人合作推进稳健的改革，战败就会带来积极的后果。投降1周年时，他在叶山的夏季住所告诫阁僚们说，记住，“这不是日本第一次战败。很久以前(7世纪)出兵朝鲜，因为白村江一战一败涂地，结果从半岛撤兵。从那以后，我们进行了许多改革，而这些改革构成了日本文化发展的大转折。”⑧
冲绳口信
在发展裕仁作为“人间”天皇，与人民共患难的“民主”天皇的新形象过程中，1947年是至关重要的第二阶段。这一年，文部省编辑出版了一本影响极大的教科书辅助读物《新宪法的故事》，它一方面强调了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国民主权、放弃战争的理想，同时又对天皇使用了最高敬语。⑨日本的大众传媒也就涉及天皇时使用最高敬语的规则与政府达成了一致。与此同时，宫廷方面恢复了战前荣誉授予的惯例。天皇通过首席检察官约瑟夫·B·基南，曾致函杜鲁门总统。1月2日在皇宫的二重桥，他接受了国民的新年参贺。
1947年，裕仁巡幸再开，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狂热的群众活动，远远超出了计划者的预想。巡幸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府县和市区，与每天出现的战争犯罪审判和逐步恶化的美苏关系报道形成对抗。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声明(Truman Doctrine)的发表，标志着欧洲冷战的正式开始。随着冷战的深化，美日政策逐渐保守化，政策的重点也从改革和自上而下的民主化转为重建和发展经济，以及恢复经营者特权上面。⑩美国的赔偿政策出现了软化的征兆：3月17日，麦克阿瑟对外国记者团说，美国没有摧毁日本工业力量的意图。他在写给吉田首相的信中，指示吉田准备一份全面重新启动经济的计划。1947年4月25日举行的战后第二次大选之前，GHQ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一个新指标：日本必须在经济上实现自给自足，才能在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重建中占据一席之地。
在裕仁看来，这些进展似乎预示着GHQ正在放松控制，暗示着他可以独立行事的可能性——这是从前不被认可的。1947年5月6日，新宪法颁布的3天后，裕仁再次与麦克阿瑟会面。与民主主义的深化相比，他更关心安全保障问题。据前外交官松井明所述，天皇向最高司令官问道：“美国离开日本后，谁来保护日本呢？”对日本的国家独立漫不经心的麦克阿瑟回答道：“就像保护加利福尼亚一样，我们会保护日本的，”然后进一步强调了联合国的理想。裕仁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承诺。但是6月，在会见美国记者时，麦克阿瑟宣称：“我想日本人将不会反对美国保有冲绳，因为冲绳人不是日本人。”其实，麦克阿瑟早已想到，宪法上“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的日本，可以通过将冲绳转化为巨大永久的美国军事基地而得到保护。
1947年夏，裕仁又开始了巡幸。御用列车和汽车行列变得更加庞大。每一次出行都更加精心策划、更加耗资巨大，也更加受到大众的欢迎。保守派议员和地方政治家们判断，与天皇关系紧密将有利于提高自己在选民中的声望，于是纷纷赶来参加皇室巡幸的行列。6月初天皇到达大阪时，本来是以巡视战后灾区为目的的巡幸变成了壮丽的胜利凯旋。被禁止的太阳旗飘扬在房顶上，在数千名欢呼着万岁的迎接者手中挥舞。不了解情况的人看到这种景象，还以为全体国民正在为得取最终胜利的天皇祝福呢。
同年6月1日，在新宪法下，由议会指名的片山哲组成了联合内阁。被排除在选任首相程序之外的裕仁尽管很不快，也只能说“感觉片山好像有些弱啊”来表达他的不满。之后，他在京都的御所坚持要求新首相向他作正式汇报。7月22日，他要求片山内阁的外相芦田均继续就对外政策事宜向他报告。即使是非常忠诚的大臣芦田也感到天皇的要求违犯了新宪法的规定和精神。他勉强遵照天皇的指示，此后定期地向裕仁作简短汇报，尤其是关于最终签订的和平条约的准备工作，和日本未来的安全保障问题。
如今裕仁违犯新宪法，再次在国家事务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1947年6月5日，芦田外相对国外记者团发表评论说日本国民希望将冲绳归还日本。3个星期后的27日，麦克阿瑟将军对此做出了回答。在对一群美国编辑和发行人发表的，并被广泛引用的评论中，他宣称“琉球群岛是我们的天然国境”，没有日本人反对美国保留冲绳，因为“冲绳人不是日本人”。况且，冲绳的美国空军基地对于日本自身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一点——在芦田和麦克阿瑟都公开地谈到了冲绳，但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还没有确定对这个战略岛屿的政策之前——裕仁介入进来，发表了违反宪法的政治声明，在关于日本主权的问题上，支持了日本君主制的保护人麦克阿瑟的观点。
1947年9月20日，裕仁向麦克阿瑟的政治顾问威廉·J·西博尔德传达了他关于冲绳的未来的立场。通过他的翻译、经常与GHQ官员沟通的联络员寺崎，天皇请求美国考虑美苏间不断激化的对抗局势，长期延续对冲绳及其他琉球岛屿的军事占领。天皇在作出这个提议时，已经知道了麦克阿瑟关于冲绳地位的最新观点。天皇关于冲绳的想法也完全与日本主流保守政治精英的殖民地心理一致，就像大多数日本国民一样，决不接受非殖民化。早在1945年12月，第89次帝国议会就把冲绳人的选举权，同前日本殖民地台湾人、朝鲜人的一起废除了。因此，当1946年第90次帝国议会开会采纳新“和平”宪法时，没有一个冲绳代表在场。
裕仁的“冲绳口信”证明，他仍继续在国内外政策中秘密起着作用，而这些与宪法规定他应扮演的礼仪性角色没有任何关系。不过这也暗示了他对“(日本)右左两翼集团抬头”的强烈忧虑，因为苏联很有可能利用他们引发的事件。与外务省同样，裕仁也希望和平条约签署之后，日本内外继续保留美国军队。同时，或许他也感到在东京审判期间，有必要更加靠近美国以寻求庇护。但最重要的是，他的口信显示了新的象征天皇制、新宪法第9条与美国在冲绳的军事化之间的关联性。
暗杀天皇的谣传
1947年10月10日，正当裕仁在新潟县长冈市巡幸时，首席检察官约瑟夫·B·基南宣布天皇和产业界都没有战争责任。前一年，基南曾在美国披露“最高政治圈”决定反对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早在几个月前，即1946年3月，裕仁就已经非正式地得知他不会被起诉，现在，基南在日本公开宣布了这个决定，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对于即将成为新君主制主要的经济支持者的日本财界领袖们来说，基南的宣告也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但是麦克阿瑟对解散日本巨大的产业复合体以及对一定的经济民主化所表示的不衰热情，部分地抵消了他们的喜悦。
与此同时，要求天皇退位和进一步进行宫廷改革的压力仍然存在。1947年10月14日，GHQ再次削减了有皇族地位的宫家数目。对于裕仁及其支持者来说，更加难以接受的消息接踵而至。外相芦田在日记中记录了与原陆军少将田中隆吉的一次会面，田中与首席检察官基南关系密切。田中告诉芦田，基南拒绝把对木户、东乡和东条的交互讯问委托给他人，而是由他本人亲自办理，但是他担心如果天皇、皇后和皇太子在全国巡幸时，行动“太惹人注意”，那么他们的苦心就可能是徒劳。基南打算在审判后拜访天皇，讨论“退位等问题”。田中还说：“麦克阿瑟确信，为了日本国内的安定，为了抑制共产党，君主制也是必要的。”一个月后，1947年11月14日，裕仁第5次会见了麦克阿瑟司令官。他们90分钟的谈话内容无人知晓，不过很有可能与从前的会面一样，谈论的是具体的政治问题。26日，裕仁出发前往本州西南部的中国地区，进行他本年度最后一次巡幸。
1947年12月7日——袭击珍珠港6年以后，战争结束28个月以后——裕仁及其一行来到了遭原子弹爆炸的广岛。因为天皇的到来，街道被特别地清扫过。天皇头戴深灰色卷边毡帽身着同样颜色的服装，据一澳大利亚人的观察，似乎“是故意选择这样的穿着以免显得太衣冠楚楚”。他看起来“象征着目前日本的逆境，以及坚持下去的决心。”数千名成人和儿童排列等候在长长的、经过审慎计划过的车队进入市区的道路两旁。在最初停车的地方，身穿黑色衣服的战争遗孤跪坐着等候他的到来：
站在他们身旁的是几位母亲，她们的脸上布满疤痕，怀里抱着的孩子程度不同都处于伤残状态。在照相机发出快门声并转动方向拍摄时，人群变得越来越兴奋，天皇手拿着帽子，倾听着这群人简短地诉说自己的经历。他低声说着“啊，是吗”，看起来似乎是在对着一个伸向他的麦克风说话。然后他嘴唇颤抖，简短地鞠了一躬，转身回到他的车中。就在此时，人群变得疯狂。他们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万岁”向前拥去，眼睛发光，除去了脸上漫无表情的面具。在裕仁走回车子前，宫内府的官员和警察遭到群众的推挤和踩踏。没有人触摸到天皇，但是许多人似乎只要摸到天皇的车身就感到非常高兴。
我们继续驶向下一站，在临时开辟的广场上，市长、市府官员和相当于城市现有人口1/4的5万名群众，正等待欢迎他的到来……在这里又看到了动情哭泣的人们……天皇登上讲台……摄影师再一次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拍摄。天皇(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条)宣读了一段简短的讲话……在市政大厅，他爬到了屋顶上，市长拿着地图等在那里，向他展示了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为天皇准备的一副小型双筒望远镜放在一块紫色的绢帕上，但是他没有碰它。那一天，他第一次明显地被不安的情绪所压倒，看起来似乎想尽快离开那里。
此时，GHQ注意到日益增加的国内外批判以及来自GHQ内部的批判，开始重新评价天皇的巡幸。民政局的保罗·J·肯特被指派跟随天皇到本州的中国地区巡幸。1947年12月16日的肯特第一份报告记录了巡幸团的巨大规模：近百名官员和侍从，无数的日本报纸和杂志的记者及摄影师，“不管是列车，还是地方的公共汽车或者小汽车都有他们的座位……他们跟随着天皇的每一段旅程。”肯特把出现“这一大群拥护者、追随者、勤务兵和管家随行”的责任归咎于“地方政府和私人企业负担了巨额经费”。他继续记述道：
几乎天皇一行经过的每条街道都被重新修建……(并且)他停下来视察稻田和农田的地方都被铺上了地板并支起了天蓬。用鲜花和树枝装饰的柱子、门和拱门矗立在广场的入口、街角和通往大桥的路上。他用手触摸过的栏杆被用布包了起来，他走过的路都被铺上了席子。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巨额资金被投到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的事情当中……这对于一个濒临财政崩溃的国家来说是完全不正当的。
他坚持认为天皇“没有看到实际情况”，天皇的视察更像是“政治宣传式的巡视”，其目的主要是在追踪他的巡幸中，将他每天都置于公众的视线当中。最糟糕的是，巡幸没有使君主制民主化，而是增强了“传统天皇制的权力和影响”。
肯特没敢因这种令人遗憾的状况而批判裕仁本人，但他是这样描述天皇的：
神经质到了似乎身体有残疾的地步；他的姿势和动作笨拙而且不协调。他在讲话和行动之前总是很犹豫。如果不是过分的自我意识，那么肯定是他感到十分不安……在几乎所有的场合，他的脸上都没有任何表情。当对孩子们讲话，或者万岁的呼声非常大的时候，他也微笑过几次。他的衣着甚至也很糟糕。
最后，肯特将造成天皇局促不安的原因归咎于宫内官员的态度。他还举出了两件让他特别恼火的事情，认为责任也在他们身上。一件是天皇在袭击珍珠港6周年纪念日巡幸广岛。另一件是12月11日，巡幸中国地区最后一天发生的“有组织的大范围的悬挂太阳旗”。
GHQ迅速采取了行动。1948年1月12日，GHQ民政局下令停止天皇的“政治宣传旅行”，理由是宫内府官员违反了GHQ数项指令的精神。他们举止傲慢且非民主，日本官僚机构明目张胆地滥用公费，为资助天皇巡幸征收了不合理的税金。GHQ还注意到关于暗杀天皇的谣传，其中涉及到对新颁布的外国人登录法不满的所谓朝鲜共产主义者。其实，没有明说的更深的担忧还在于，巡幸非但没有消除天皇已经放弃的神格的所有痕迹，使全体日本民众从臣民意识中解放出来，反而在事实上促进了旧的偶像崇拜。
巡幸活动
1948年元旦，裕仁接受了聚集在皇宫广场的数万名群众的问候。1月中旬，他在皇宫举行了大众性的“皇室新年诗歌朗诵会”(歌会始)。这个活动从明治维新的第二年，即1869年开始举办，伴随着每一次民主主义浪潮的冲击而逐渐向臣下开放，最后向全体国民敞开了门户。参加者按照命题创作和歌提交上去，被选出的最优秀作品在大会上朗读。对于宫廷官僚和天皇制论客来说，这种歌会仪式有利于化解日本国民间的社会和政治分歧。而在现实中，其效果却完全相反。当天皇屈尊听只不过是普通庶民的诗歌以及下层的国民谦卑地聆听天皇的诗歌时，天皇和国民成为一体。因而“歌会始”使保守的思想意识和政治价值观得以再生，成为日本国民是无阶级差别的铁板一块这一伪装的再象征。
1948年后期，裕仁进行了慈善捐赠，被大肆宣传。另外，还尝试了三种新形式行幸访问：参加植树节的简短出行，出席体育大会和与皇室关系密切的民间组织主办的文化、社会活动。
1948年1月，天皇召集国会开会时，国会议员习惯走的“螃蟹步”引发了事件。通常，当天皇通过一个专用的特别入口进入国会议事堂后，他首先在专门的谒见室接见两院领导人。按照传统，进入谒见室的议员径直走到天皇的正前方，深深地鞠躬，然后侧行或倒退步，从最近的出口退出。不让天皇看侧脸或头后部，是为了避免犯不敬之罪。但是1948年1月，当天皇进入那间专门的谒见室，准备接受国会两院议长和副议长的鞠躬时，参议院副议长、社会党员松本治一郎没有露面。后来他对同僚解释说：“我怎么能学螃蟹横着走？他不是已经成人间天皇了吗？”
松井揭露了不符合新宪法秩序的战前习惯是如何仍被固守着的。可是他的勇气不但没有被称赞，反而受到了制裁。他的言行(如记者松浦总三所指出的那样)彻底触犯了吉田茂以及顽固的保守派，后者自1946年“布告事件”以来，一直为争取新刑法恢复不敬罪在运动。很快，在吉田的要求下，松井被GHQ开除了公职，其政治生涯因而一时中断，而在天皇面前的蟹步行仍在继续。
“螃蟹步”事件清楚地表明有必要对有关新君主制的行为准则作进一步的改革。尽管巡幸活动受到了禁止，主要日报上不再有关于巡幸的报道，但是天皇设法获得民众支持的努力仍在继续；限制君主制的进程同样也在继续。
1948年2月10日，由社会党主导的片山内阁由于党内左右两派的对立而全体辞职。片山随即就他的辞职向天皇作了汇报，尽管新宪法根本没有这样要求。3月10日，芦田均组成了第二个不稳定的联合内阁。裕仁和以前一样地告诫芦田“有必要对共产党采取措施”。芦田解释说，共产党是合法政党，除非他们进行了不法活动，政府才能起诉他们。他提醒天皇注意，GHQ收到的批判巡幸的信“堆积如山”，正在危及新的君主制。就这样，芦田表明了他将继续片山未成功的宫廷民主化改革的意图。裕仁搬出了他得意的渐进改革的“钟摆理论”，抵抗了近两个月。最终还是被芦田说服，同意罢免了他的高级顾问们。夏天巡幸主要的舞台监督大金、加藤和松平都退出了舞台。
这期间，天皇的威信仍然在受到攻击。4月，战犯法庭休庭，准备最终的判决。关心新君主制未来的知识分子再一次提出了裕仁继续回避因为他在战争中的行为和他给国民带来的苦难所产生的所有道德和政治责任问题。有些人甚至期望他利用审判结束的机会宣布退位。
1948年是日本国内政治在美苏对抗的形势下调整轨道的时期。10月7日，历时7个月的芦田内阁倒台，几天后，更为保守的吉田茂组成了他的第二次内阁。1个月后，东京战犯审判宣告结束。11月12日下午宣布了审判结果。1948年12月23日，在巢鸭监狱，7名被宣判死刑的罪犯被处以绞刑。
第二天，麦克阿瑟释放了关押在监狱或在家软禁但没有起诉的19名A级战犯嫌疑人。其中有1941年签署了对美宣战声明的前国务大臣岸信介；东条和铃木内阁时负责镇压政治异己的警察官僚安倍源基；以及右翼组织的首脑儿玉誉士夫和笹川良一。
之后的几年中，日本政治家和天皇本人要求释放所有被定罪的A、B和C级战犯，几乎所有的请求都得到了麦克阿瑟及其后任陆军中将马修·B·李奇微的应允。至1952年4月与日本签订的旧金山和约开始生效时，在华盛顿的正式批准下，SCAP(同盟国最高司令官)释放了包括没有受审判的B级和C级嫌疑人在内的、全部892名战犯。对这些人的释放，以及随后出现的其中几个人在战后的国家里迅速升至权力高峰的情况，对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政治产生了深刻的两极化的影响。
1948年12月1日，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第13／2号文件被送到麦克阿瑟手中。文件正式批准了美国的占领政策从政治民主化向重建经济和重整军备的转换。以后，美国不但要考虑在经济上、政治上而且要在军事上加强日本的力量——这违反了和平宪法。收到文件和杜鲁门的追加指令两周后的12月18日，麦克阿瑟指令第二次吉田内阁实行“安定经济九原则”，其宗旨是控制薪金和价格并最大限度地增加出口生产。第2年初，底特律的银行家约瑟夫·M·道奇来日本，指导日本实施通过产生大量失业者的极端的通货紧缩财政政策，复兴日本的资本主义。这些由华盛顿批准的政策转换削弱了麦克阿瑟的权力，突然加速了日本政治中的“逆转进程”。
和平运动
1949年，在新的安排导演下，裕仁的巡幸重新开始并一直持续到1951年末。这段时期的初期，GHQ放松了对公众讨论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事件的限制，结果和平运动乘势兴起。到了末期，占领迎来了新的军事指导者并迅速走向结束。
这些年间，东亚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9年，苏联开发并试制了核武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中国大陆打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国民党逃往台湾。1950年2月末，美国联合参谋部总参谋长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飞往东京，与麦克阿瑟就远东紧急事态的防御计划进行了磋商。关于这个问题，杜鲁门政府允许麦克阿瑟在紧急事态发生时可以扩大权限，让他管制包括琉球群岛在内的日本周边广大海域。同期，杜鲁门采取了具有挑衅性的冒险战略，具体见于1949年12月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第48／2号文件和之后1950年3月的68号文件。3个月后，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为了对应这种局势变化，日本重整军备，加强警察力量，并开始接受美国的大规模经济援助。很快地，日本不但经历了第一次战后经济繁荣，而且还经历了第一次民族主义的复兴。主要作为对这些变化的反作用，国际和平运动的一个分支——日本的和平运动诞生了。
1949年5月17日，应县议会对天皇巡幸的邀请，裕仁开始了为期24天的九州巡幸。这时，将天皇从主权者变成象征人物的宪法已经颁布了两年，国民的心态也已发生了改变。1948年10月，吉田茂再次掌权，1949年2月，组织了他的第3次内阁，这是第一个以稳定的保守派主流为基础的内阁。占领下的日本不再对侵略受害者进行象征性的赔偿，它正在成为“亚洲的工厂”。美国占领者也不再费力推行日本经济的民主化。不过，GHQ依然在控制政策的制定，也依然在执行对日本媒体的事后审查制度。然而更多的行政权限正在逐渐地移交给日本政府，1949年5月，保卫皇宫和天皇的责任完全移交给日本。6月，宫内府成为总理府的一个下属机构(宫内厅)。
裕仁的九州巡幸规模上不再像从前那样铺张。然而，天皇一行还是受到了热烈欢迎。除了新兴媒体呼吁人们支持君主制，再加上政府在各个层面的持续努力，最终保证了巡幸最大限度地唤起国民极为一致、但又是“自发的”热情。身穿工作服的天皇视察了三井煤矿，还会见了记者、学术界人士和著名文学家。在长崎，他马上将焦点对准了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他访问了长崎医院，站在濒死的医学教授、放射线辐射的受害者永井隆的病床边让记者拍照。同年初，永井的手记《长崎的钟声》拨动了日本国民的心弦，手记指出，长崎是为了结束战争被神选中的纯粹的祭品，被天皇巧妙利用的“永井热”是日本国民对被压抑的核经历的一种迟到的觉醒。
在不断深化的冷战背景下，新日本的国民开始了解原子弹受害者的经历和体验，尽管这项工作着手得很晚。大田洋子的《尸体的城市》、原民喜的《夏之花》、今村得之和大森实的《广岛的绿芽》成为1948－1949的畅销读物。不断增强的核意识和不断加深的冷战相结合，带来了对新宪法的和平原则更为积极的评价。但是，在新宪法下运营国政的保守政治家们所持有的国家概念，与大多数国民所持有的国家概念仍有很大差距。仿佛是对宪法理想与现实间矛盾的反应，无论宫廷官僚如何仔细地策划和组织，关于天皇应有的行为方式问题，民间的意见仍无法统一。有些人希望天皇进一步“人间化”，有些人则认为如果天皇变得太“人间化”，君主制本身将失去信赖性。
1949年夏天举办的全日本游泳锦标赛等一系列体育赛事，占领后第一次振奋了民族主义精神。天皇和皇后出席了比赛，裕仁发表讲话对运动员进行了鼓励。当日本游泳冠军古桥广之进在洛杉矶的全美游泳比赛中创造了三项世界纪录之后，他和他的队友在皇宫受到荣誉谒见并被赐茶以示祝贺。那一年，京都大学汤川秀树教授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也增添了国民的自豪感。这些新日本“象征性人物”的出现，给裕仁提供了在媒体上大面积曝光的好机会。
1950年初，裕仁发表和歌，表达了他九州之行和对汤川获得诺贝尔奖的喜悦心情。然后，便踏上了另一次连续巡幸的旅程。3月13日，为期19天的四国、淡路岛旅行开始。他访问了县政府办公厅、公立学校和大学、农业试验基地、孤儿院、造纸厂、化学工厂以及纺织厂和机械工具厂。与以往一样，人们的反应各不相同。多数情况是，巡幸中的天皇作为爱的精神体现者、慈爱的人、名人，通常都会受到热烈欢迎。然而，少数人仍然相信他是神圣的化身、活着的神，是一股激励人们精神和行动的强大力量。看到天皇来到近前，他们高呼万岁并激动得流泪。他们的面部肌肉绷得紧紧的，身体在颤抖，腿就好像接触了强电流不停地抖动。随后出现的将是情感麻痹，一时间失去意识，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这种现象，这种原封未动的臣民意识的身体表现，有过体验的人在回忆时都反复地描述过。他们的共通之处是有一种充实感，为能与天皇一起拼命工作，并一起遭受磨难。
而另一方面，无论怎么进行形象处理，也无法抹去他的战争责任。对天皇的淡漠感也在扩大。在少数左派人士那里，他的不善言谈依旧是嘲笑的对象。
美国和日本的外交准备正朝着和平条约的方向快速推进着，和平条约将把日本纳入美国领导的对抗苏联和中国新生的共产主义政权的集团当中。裕仁此时秘密地使自己参与到这个进程中来，使美日单边军事同盟的协商变得更加容易，关于这个协商，事实上日本给了杜鲁门政权所希望得到的一切。
挺进到鸭绿江
根据历史学家丰下楢彦的推想，裕仁的外交介入是在1950年4月18日他与麦克阿瑟第十次会面之后随即展开的。两位领导人之间的问题(1947年5月6日的第四次会谈以来)一直是放弃战争的宪法，和彼此对宪法重要性的认识。据第九次和第十次会谈时给天皇作翻译的松井明所言，1949年11月26日，正值关于和平条约的争论不断升温之际，他们讨论了“和平问题”。4月18日的会面中，话题中心是共产主义阵营对日本的威胁。据说，两次会面中，麦克阿瑟都宣扬了“第九条的精神”。而除了公共宣传目的之外从来不具有和平主义倾向的裕仁则坚持认为只有军事力量才能保护日本。也许是感觉到在日本的安全问题上，他与最高司令官之间的分歧是无法克服的，天皇最终决定回避这个问题。
可能有两个背景因素影响了他。1950年2月，苏联重新提起了裕仁的战争犯罪问题，以他在二战中批准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而要求对他进行审判。
另外，4月6日，共和党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律师被任命为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特别顾问，这引起了东京和华盛顿对和平条约的谈判将重新开始的推测，自1949年秋以来，有关和平条约的谈判因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意见不一而受阻。丰下推测，裕仁与麦克阿瑟的第十次会面后，财政大臣池田勇人赴华盛顿时，曾带去天皇给麦克阿瑟的财政顾问约瑟夫·M·道奇的秘密私人信件。信件的“大意是［吉田］政府希望尽早缔结讲和条约。即使这样的讲和条约缔结了……也可能需要让美国军队在日本驻留，如果从美国方面不好说出口，作为日本政府，探讨由日本方面提出的方式也可以。”简而言之，是裕仁，而不是吉田，做出了加速缔结和平条约的第一份努力，和平条约将结束占领统治、在日本保留美国军队和军事基地，并将归还日本的独立。
杜勒斯6月下旬来到东京，开始了结束占领的和平条约与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的全面谈判。当他与吉田第一次会面时，他对这位首相感到很失望。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吉田与裕仁不同，表现出一副不慌不忙、不情愿接受安全保障问题制约的样子。三天后，6月25日，北朝鲜派遣军队越过了北纬38°线，向南朝鲜的内地进军。分裂的朝鲜半岛的区域性纷争转变为全面内战。一向反应迅速的杜鲁门政府立即决定美国进行军事干涉，一夜间将冲突国际化。麦克阿瑟在东京的司令部，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就对北朝鲜展开了陆海空的军事打击。
与此同时，裕仁得知了吉田与杜勒斯的糟糕会谈。战争爆发的翌日晚上，他通过宫内厅的松平康昌给杜勒斯带去“口信”，表达了对吉田的不信任。根据杜勒斯的记述，口信的“要点”是，美国官员“前来日本视察实情时，只能见到日本政府中得到SCAP正式认可的日本人……显然，SCAP认为他们有持有军国主义的观点，因此害怕接触这些经验丰富的人物。”但是，正是这些多数已被解除公职的干练官僚能够向“关心将来日美关系的美国人提供有益的建议和协力”。裕仁“建议在有关和平条约的条款进入最终程序之前，应该设立一个由真正代表国民的日本人构成的某种形式的咨询委员会。”
在《新闻周刊》的两名记者，哈里·克恩和康普顿·帕肯汉姆安排的晚宴上，松平向杜勒斯传达了“口信”。早在两年前，对麦克阿瑟的经济改革和战犯清除持批判意见的克恩和帕肯汉姆就组织了一个“美国对日协议会”，致力于促进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往来。裕仁也许认为，涉及到和平条约和军备重整问题，自称“臣茂”的吉田已不再是“日本国民的真正代表”。对于裕仁来说，克恩和帕肯汉姆再开了一条绕开首相的新的、独立的渠道，就像他先前绕过麦克阿瑟一样(原文如此)，通过这两个人，他可以与华盛顿进行沟通。在宪法上这应该受到谴责，但这正是裕仁的特征。事实上，他正在复活战前的“双重外交”的传统习惯。
1951年1月25日，杜勒斯返回东京，解决剩余的问题。在第一次工作会议上，杜勒斯阐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是否有权力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期间、必要的地方、驻扎我们认为必要数量的军队？”希望在日本全国无限制地部署军队的杜勒斯担心日本会试图引美国让步。但是吉田没有做任何努力，即便是形式上的，去限制美国在独立后的日本所持的特权，他简单地就作出了让步。美国获得了军事基地和治外法权；日本甚至还要建立一支5万人的“代用”军队。显然，吉田表现得很无能。但是他在这些谈判中的失败表现——同意设立基地以取得力量平衡；反驳杜勒斯关于美国将军队留在日本是一种友善行为的论点——恐怕更多地与裕仁的影响有关，而不是他自己的失误。
为了促进和平条约的商讨和谈判，裕仁及其亲信与美国对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接触了多少次我们无法确定。我们不能过分强调他们的影响。但也不能忽视裕仁所起的作用。1951年2月10日，裕仁在皇宫为杜勒斯举行了晚宴。那一年，他还在其他场合与杜勒斯至少见过两次面。这位未来的美国国务卿一定不会将昭和天皇仅仅视为一位礼仪上的元首。
朝鲜战争导致日本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初期那股要发展民主主义的热情冷却下来，左翼领导的工会组织受到了攻击。对左翼的政治镇压风潮随之而起，吉田政府和日本公众对新生的和平运动，以及对批判天皇表现得越来越无法容忍。那个夏天，讽刺杂志《真相》报道了一名来自长崎县佐世保市的青年称自己是裕仁的“私生子”。吉田首相代表裕仁提起了诉讼。很快，《真相》的发行商佐和庆太郎以诽谤罪被判了刑。就是裕仁最小的弟弟三笠亲王也因为公开反对复活“纪元节”(建国纪念日)和警告军国主义的危险性受到了批判。
1950年11月末，在接受了杜鲁门授权越过三八线占领朝鲜北部的两个月后，也就是受到中国的警告——美国(而不是南朝鲜)部队的进攻将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并将导致中国做出直接反应——的几个星期后，麦克阿瑟得知中国说要做出反应的威胁变成了现实。中国30万人的部队越过边境进入了朝鲜。鲁莽地扩大战线的美军很快败北，不得不大幅度后退，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到了1951年1月，曾经命令部队挺进到鸭绿江边，如今变得恐慌沮丧的最高司令官在杜鲁门政权的眼中，只不过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上“棘手的花瓶”。
学生举行和平集会
在新任命的第八军司令李奇微中将将中国军队的推进阻滞在三八线附近之后，麦克阿瑟再次超越权限，发表了未经授权的公开声明，威胁中国说，“除了胜利，别无选择。”4月11日，愤怒的、忍无可忍的杜鲁门终于因其反复违抗命令并企图将战争扩大到朝鲜以外的地方而罢免了他。四天后，裕仁对在战争中打败了他而在和平时期又保护了他、享有很高声望的元帅朋友进行了最后一次告别拜访。在日本期间，尽管裕仁的随从曾竭尽全力邀请，但麦克阿瑟一次也没有去过皇宫。1951年4月16日，麦克阿瑟启程回国。在他驱车前往羽田机场的途中，道路两旁是被征服的国民组成的长长的送行队列。欢送的人群中，吉田首相和宫内厅的代表向他挥手道别。
六年多的时间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成为裕仁生涯中最重要的人。他敬仰将军坚忍不拔的意志，视他为一个能够适应新形势的成功的角色扮演者。他的免职使裕仁感到震惊。这是否预示着和平条约的缔结将延迟？也许美国的基本政策要发生改变？朝鲜战争要进一步扩大？4月22日，裕仁再次直接询问杜勒斯以寻求答案。杜勒斯感到很不耐烦。他回答说：他“无意讨论事情的功过，但是……它至少是一个在我们的制度下，平民高于军部的示范……这件事也值得日本深思。”谈论就到此为止。
1951年10月，裕仁准备启程访问京都及其他三个县。1000多名京都大学的学生举行和平集会，抗议吉田政府9月8日签署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和日美安保条约。他们发出了致“人间天皇”的“公开信”， 把矛头对准了重整军备：“我们不得不承认，你现在，在单独讲和与重整军备的日本，还想像过去那样，作为战争意识的支柱发挥作用。”11月12日，当裕仁出现在京都大学时，迎接他的是一幅巨大的条幅，上面写道：“在曾经是神的你的手上，我们的先辈在战场上被杀死。请你绝对不要再次成为神。请不要让我们再听‘海之声’”。
2000多名学生唱着“和平之歌”，而不是传统的国歌“君之代”，在校园中迎接天皇的到来。当局对学生们象征性的行为和有失礼节的表现感到震惊，大约500名全副武装的防暴和常规警察冲入校园，与学生发生了冲突。第二天的报纸站在警察一边，批判了学生的做法，宣称大学中发生了“世纪丑闻”。8名学生因和平抗议被开除学籍。学生组织遭到解散。受到控制和自我规范的日本新闻界将学生的行动视为不敬罪，连续数周以煽情手法对事件进行了报道。全国上下，许多人指责学生们是“愚蠢的赤化分子”或是不懂礼仪的年轻人。然而，同样也有许多学生的拥护者，表示对天皇的反感，或是对天皇完全没有兴趣。
京都大学的抗议事件标志着不敬罪在事实上的复活，也标志着保护天皇的更为传统的手段的恢复。它为“人间天皇”运动带来了一个唐突的收尾。它警告日本领导人，时代已经改变，任何想恢复君主权威的行为都会带来真正的危险。从这次紧张的冲突中，我们已经能够预见裕仁在适应日本不断涌现的反军国主义和一国和平主义的过程中将面临的问题。
裕仁与麦克阿瑟的第一次会面使司令官确信，正如美国政府所期望的那样，天皇可以被利用。裕仁在离去时也确信他只要配合就能获得好处。占领期间重大的历史交易就这样开始了：麦克阿瑟利用天皇，天皇则毫无损失地利用GHQ恢复他的角色。裕仁的巡幸一度是这个交易的一部分。对他而言，巡幸有得亦有失。战争在国民的记忆中依然是压倒一切的存在，一部分是由于败北的羞辱和惭愧，许多人站到了战败的天皇一边。事实上，他们在利用裕仁向世界宣告：“我们战败了，但并没有失去一切。我们仍然拥有天皇和我们的骄傲。”1947年的巡幸受到最热烈的欢迎，“行幸”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天皇微笑着挥舞帽子，到处走动所带来的欢快景象上，仅从这一点看，就是对战犯审判的有力对抗。日本媒体通过赞美裕仁是“爱与和平的天皇”，将他的行动解释为对民主主义的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