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新的问题发生了。
有一个自命“识时务的俊杰”，就是庚子年做吴桥县令、上书请取缔“拳匪”的劳乃宣。他同样摸错了袁的底子，写了两篇别开生面的主张复辟的文章，题目是《共和正解》、《共和续解》。他又写信给赵尔巽说：“总统之任，必有满期，退位后无异齐民。其时白龙鱼服，无以自卫，怨毒所蓄，得而甘心，不测之灾，必难获免。项城识略过人，必早虑及此。以管见推之，以为必示人以非富天下之诚，而后足以平逐鹿之争，必示人以不忘故主之忠，而后足以戢纠桓之骄气。然此时遽议归政，冲主不能亲裁，别求居摄，殊难其选，实仍无以逾于项城。故愚议预定十年还政之期，昭示天下，而仍以欧美总统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福威玉食，一无所损，所谓闭门天子，不如开门节度也。还政之后，锡以王爵，则与总统退位复为齐民者不同。爵位之崇，仅下天子一等，自必堂高帘远，护卫谨严，不致有意外之患。……且总统无传家之例，而王爵有罔替之荣，如是则项城安而王室亦安，天下因之以举安，是以深冀我公之上陈，项城之见听也。……公谓成先朝之史，以报先朝之恩，窃谓此说得行，其所以报先朝之恩者，尤胜于修史万万。”
研究这封信的语气，显然看得出这个“孤忠耿耿”的遗老，是为袁的个人利害打算，想逢迎意旨，独得风色之先，从而取得自身的功名富贵。当时一般遗老的内心，大体上都是和他相同的。在此之前，他在青岛会见了从北京回到青岛的赵尔巽。赵偶然谈到“不久日月重光”的话，他信以为真，这封信就是在赵从青岛回到北京之后寄出去的。
同时他又有信给另外一个前清总督出身、与袁有亲戚关系的周馥周馥在前清曾任两江总督，与袁为儿女亲家。他的长子周学熙曾任袁政府的财政总长。说：“赵次帅(赵尔巽字次珊)由京来岛，谓项城自言，今日所为，皆所以调护皇室，初无忍负先朝之意。曾商之世相(指清室内务府总管世续)，欲卸仔肩，而世相言无接手之人，故不得不冒此不韪。诚如此言，则项城之心亦良苦矣。当以拙作正续两解质之次帅，问其可否代呈项城，次帅曰可，因即请其携之入都。……伏思我公历事累朝，恩深位重，孤忠耿耿，至今梦寐不忘，于项城有父执之谊，识拔之雅，近又缔结丝萝，亲同肺腑，若出一言，重如九鼎。可否将狂瞽之言，转达聪听?倘荷采择，见诸实行，非特有造于先朝，其所以为项城者，亦不啻出诸九渊，升之九天也。”
写了这两封信，还怕不能“上达天听”，他又有第三封信写给徐世昌说：“……我公既受先朝重任，又与项城至交，此策得行，两无所负。……忆己、庚之际，拳匪初萌，弟在吴桥任内，考出义和拳为白莲教支流，刊‘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分布各处，又通筹办法，屡举上官，而直省台司，直如充耳，以致酿成滔天之祸(是说总督裕禄等没有采纳他的条陈)。时项城出任东抚，道经连镇，弟往迎送，以刊及原稿面呈，项城大为嘉纳，到东后一切照行。联军到京，东省卒得保全。其取善之宏，从善之勇，令人感佩。今夏在青岛蒙赐手书，尚有‘昔庚子之变，执事不惮苦心，标正论以拯危亡之祸’之语。是项城用弟言取效至今犹未忘也。窃谓弟今日所言，尤关重大，若荷听从，其收效之宏，较之庚子更胜万万也。”
这三封信都到了袁的手里。袁没有表示态度，只向徐世昌说了一句：“把这位先生请到北京来充当参政吧。”这样一来，就更加使人相信主张复辟是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于是就有刘廷琛的“复礼制馆书”，宋育仁关于“还政清室”的演说先后发表。这样一来，复辟的风声传播越广，甚至日本报纸也连篇累牍地记载关于中国行将复辟的消息。这样一来，引起了肃政史夏寿康于1914年11月10日提出“请检举复辟谬说”的建议。袁在这个建议上轻描淡写地批了一句话，“交内务部查明办理。”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两种帝制路线(4)
劳乃宣正兴致勃勃地由青岛到济南，准备转道进京来就参政，听到这个意外消息，吓得仍然回到青岛去做他的遗民。他满腹狐疑地不明白袁的肚子里摆的是什么天门阵。
尽管袁对复辟谣言不重视，但是全国人民都很关心，反对复辟的声浪在全国范围内越来越响亮，吓得清室手忙脚乱地废除宣统年号，改称民国三年，除去清朝服制，宫内人员一律剪掉辫子，并且电劝辫子军大帅张勋也剪掉辫子(张勋没有听从)。“瑾太妃”派志钅奇向袁解释清室与盛传一时的复辟运动无关，并且把劳乃宣的一封密奏缴出来以*迹。劳乃宣请溥仪向德皇威廉二世求婚，做了德国驸马，就可以借德兵复辟。同时，请袁派员驻守清宫，查验出入门照，以免发生误解。袁自己没有接见志钅奇，由公府内史监阮忠枢代见。
接着，就有参政院参政孙毓筠等提出了“查办复辟谬说案”。他在参政院发言说：“复辟谬说是由几个遗老鼓动起来的。上年就有刘廷琛上书总统，提到这个问题。遗老们不懂得国家的性质，错误地认为没有皇帝就不成其为国家。本席认为为了保全治安和保全清室，对这个谬说应当进行彻底的查究。”
孙毓筠已经被袁收买。这个时候，袁的一切措施，莫说引起前清遗老们隔靴搔痒，就是已经成为袁的工具的人物也不免于隔靴搔痒。他不了解袁并不反对帝制，更不了解袁所进行的是“帝制自为”而不是“帝制人为”。当然，另外一个参政，也就是另外一个袁的工具杨度，是不至于把问题弄得“牛头不对马嘴”的。
袁对复辟谬说不想认真查究。如果认真查究，对于他的“帝制自为”也是不利的。因此，他又用转移目标的手法来向人表示：“你们莫错怪了前清遗老，这些都是国民党所策动的捣乱行为。前些日子，政事堂还接到一个怪电话，制造京内将有兵变的谣言。”
由于全国反对复辟的空气日益浓厚，袁不得不于11月23日下了一道“严禁紊乱国体之邪说”的申令。那个公开主张复辟的宋育仁是国史馆的编修，也是王闿运的得意学生之一。他的名字也列入“内务部查明办理”的名单上。所谓查办本来是官样文章，不料宋的一个四川同乡竟然向步军统领江朝宗提出检举信，江不能不“公事公办”一下，他派去的不是如狼似虎的公差，而是一辆漂亮马车。马车驾驶人向宋说：“统领大人请宋翰林到衙内一谈。”
江朝宗陪着笑脸向这个提倡邪说的犯人说：“没有大不了的事，请芸子(宋的别号)先生写一篇答辩书，让我好去交代。”
宋忽然灵机一动，提起笔来写道：“劳乃宣著共和正续解，可采而有未洽，欲作一论驳其未能尽合而求其所以可行者。……欲援《春秋》托王称公之义，定名大总统独称公，则其下卿、大夫、士有所统系。援《春秋》共奖王室之义，酌易‘待以外国君主之礼’为‘上国共主’之礼，朝会有时。”他的笔锋轻轻一转，就由复辟论变为劝进表，这样一来，不但无过而且有功，但也把前清遗老和复辟派的丑恶面目完全暴露出来了。
在此以前，前清遗老和复辟派都是当时最走红运的人物。由于严禁复辟谣言和宋育仁被传的两事发生，竟使风气为之一变，一般“皓首匹夫、苍髯老贼”人人自危，都怕犯有复辟派的嫌疑，和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西装革履的青年怕犯有“乱党”的嫌疑，正是一个尖锐的对比。袁的应声虫——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搔不着痒处，纷纷通电反对复辟，其中反对得最厉害的也正是辫子军大帅张勋。他在电文中说：“国事非等于弈棋，政体岂同乎儿戏!”内务部对袁的真实意图也是弄不清楚的，既然有了“严行查办”的命令，他们就不得不相应地查办一下。他们查办宋案的结果，说他“议论荒谬，精神瞀乱，应遣回原籍，发交地方官察看”。这样处理原是极轻的，袁还以为太重，对宋说成是“劝回原籍休养”，派人致送程仪3000元，并且电令四川地方官按月致送300元作为宋的休养费。11月30日，江朝宗派秘书奚以庄护送宋上车，他的知交纷纷到车站送行，还有不少人请他写屏联留作纪念，哪里像“递解回籍”，竟是“衣锦荣归”的一副排场。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两种帝制路线(5)
湖北将军段芝贵接到徐“相国”发来的密电，叫他对宋特别优待。12月3日宋乘火车到达汉口时，段派警察备有四人大轿到车站迎接，又备有专轮把他接到武昌城。根据递解犯人的规章，沿途应由警察机关加以看管。段奉到上级指示，不把他提解到警察厅，而在清乡总公所特辟精室款待“贵宾”。段以一省将军的地位，不便明目张胆地拜访“犯人”，他便假口考察清乡成绩，到清乡总公所与宋见面。宋在武昌等候他的“官眷”，一连住了8天。后来回到四川，袁就撤销了“发交地方官察看”的处分。
宋案使王闿运大受虚惊。他自从到北京就任国史馆馆长以来，财政部对这个冷闲机关不加重视，经费积欠不发，已经使他体会到做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宋案发生后，他不但因师生关系惴惴不安，而且他的怪模怪样也难免不招引复辟派的嫌疑上身。因此，他留了一封信给“慰庭老侄总统”，不告而去。袁派他的另一个得意门生杨度以副馆长代理馆长。
三
日本报纸揭载袁有称帝野心。袁克定对梁启超的试探。袁向冯国璋表示不做皇帝
复辟谣言告一段落，紧接着中日外交极度紧张，所以1915年上半年，袁的帝制活动也就暂时停顿下来。而在对日屈膝后，他认为对日本已经送了一笔大礼，日本不会出头来干涉他的“总统变皇帝”的把戏了。从6月中旬起，帝制问题旧调重弹，且有急转直上的趋势。
日本报纸的耳报神真快，把中国行将恢复帝政的消息首先揭露出来。有人把这段记载译呈袁，袁发表谈话说：“辛亥年革命初起时，清政府愿意让位给我，我坚决不肯接受。为了保障皇室安全，我不惜牺牲一己出任艰巨。如我乘人之危取而代之，就是欺孤凌寡，不仁不义，我不是这样的人。古往今来帝王子孙都没有好的结局。天下最愚蠢的事情就是做皇帝，我没有蠢到这种程度。为了爱国救国，我已经牺牲了自己，我不愿再牺牲子孙。”同时，他授意北京《亚细亚报》著论，力斥帝制谣言荒诞不经。
进步党首领梁启超非常关心帝制问题的动态。虽然袁对梁和进步党已经白眼相加，但是他们因为出路很少，所以只要袁不做皇帝，不论做*总统也好，做终身总统也好，仍然愿意继续为袁服务。梁在政治上是敏感的，知道全国人民都不允许袁做皇帝，如袁一意孤行，必然自取灭亡。有一件事使他惶恐不安，就是这年年初，他收到袁克定的一张请帖，请他到汤山参加春宴。他准时到达，一眼看见只有主人和杨度一位客人在座，就不免感到惊奇。袁克定满面春风地站起来说：“今天没有邀请外客，我们好随便谈天。”随后，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渐惭谈到政治问题。袁克定似有意又似无意地问道：“近来舆论都说共和制度不适合国情，卓如先生有何高见?”这一问问得突然，他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停了半晌，才期期艾艾地说：“我生平只研究政体而很少研究国体。”此段资料由杨度密友方表(叔章)提供。
经过这次试探，梁肯定袁父子正在搞帝制的把戏。他急忙把家眷从北京搬到天津，本人则于3月25日出京，绕道上海回到广东探望他的父亲。他和冯国璋早已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6月间，他又到南京来访冯，想从冯的口中探取北方时局的真相，冯就约他同程北上，于6月27日到了北京。
冯一连谒见袁三次，每次都和袁共进午餐，曾经谈到关于帝制问题的谣言。袁说：“华甫，你我是自己人，难道你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不是无所本的，暴民(指国民党)专政时期，曾经有人说过共和不适合国情，我在口头上流露过愿意退位或者归政清室，但我本人决不愿做皇帝。近来新约法颁布，条文中规定总统得颁授爵位，有人又疑心这是变更国体的一个步骤。我早已感觉到满蒙回藏各族人民都可以封王封公，汉人应当享受同等权利。我将来必须做到一视同仁。目前为了避免误会，汉人授爵尚未实行。”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两种帝制路线(6)
冯想说几句话，但是没有机会插进去。袁又往下说：“华甫，你我是自己人，我的心事不妨对你明说。总统的权力和责任已经与皇帝没有区别，除非为儿孙打算，实在没有做皇帝的必要。我的大儿子身带残废，老二想做名士，我给他们排长做都不放心，能够付以国家的重任吗?而且，中国一部历史，帝王家总是没有好结果的，即使为儿孙打算，我更不忍把灾害留给他们。当然，皇帝还可以传贤不传子。但总统同样可以传贤，在这个问题上，总统皇帝不就是一样的吗?”
冯抓住了一个机会插嘴说：“总统说的是肺腑之言。可是，将来总统功德巍巍，到了天与人归的时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哪!”
袁好像很生气的样子，坚定地说：“不，我决不干这种傻事!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读书，我叫他在那里置了一点产业。如果有人一定要逼迫我，我就出国到伦敦，从此不问国事。”
通过袁这种极端诚恳而又极端坚定的表示，冯应当不存在任何疑心了。但他跟随袁最久，对袁的作风知道得最多。他退下来后，还去找政事堂机要局张局长，把袁的话传达了一遍，问张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这位苏州才子在小站练兵时就已充当袁的文案，参预机密最久，和冯的私交也最深。他说，“老头子的话是信得过的。事情是：的确有这样一件事情，有人想做开国元勋。但是老头子不会傻到这个地步。”
冯又把这些意见说给梁听。梁说：“我想仲仁(张)的话是对的，他不会这样傻。”
梁的周围经常有新闻记者，所以袁冯谈话的内容很快地就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了一部分。因此，全国关于帝制的谣言忽然沉寂下来。不料冯回南京不久，活灵活现的帝制机关筹安会公然通电成立。冯打电报问张仲仁，张的回电不再否认其事。冯跳起脚来发火说：“好，老头子真会做戏!他哪里还把我当作自己人！”
四
关于“西山十戾”的民间神话。冯国璋所述关于“书童献茶”的故事
北京城早就流传着“西山十戾”的民间神话。这个神话说，北京西山有十个修炼成精的妖怪，投胎人世，做了清朝开国以来一直到目前的当权人物。这十个妖怪是：熊、獾、（号鸟）鸟、狼、驴、猪、蟒蛇、猴子、玉面狐、癞蛤蟆。它们托生的人身分别对应是：多尔衮、洪承畴、吴三桂、和珅、海兰察、年羹尧、曾国藩、张之洞、西太后、袁世凯。这个神话具有一定的人民性、艺术性，按照各人不同的体态、不同的性格作了适当的安排和影射，以表示对统治者的极端憎恨。如（号鸟）鸟象征残忍悖逆；狼在神话中代表贪馋狠毒；患着皮肤病的曾国藩经常褪脱皮屑，像蟒蛇脱皮一样，而蟒蛇又是一个危害人类的冷血动物；张之洞每天的睡眠时间很少，经常坐而假寐以待天明，神话中把猴子当作睡眠很少、变化多端的动物，而且张的形态也瘦小得活像一个猴子。至于用癞蛤蟆来刻画袁，不但因为他颈粗腿短，走的是八字路，而且寓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另外一个意义。
根据这个神话，又产生了另外一种传说：
袁有午睡的习惯，每次要睡上一二小时。醒来时要喝一口茶。他有一只雕刻精致的玉杯子，由一个书童按时献茶进去。
一天，书童进房献茶时，忽然眼睛一花，看见一个极大的癞蛤蟆躺在床上。他吃了一惊，手一松，把玉杯子掉在地下砸碎了。
幸而袁酣睡未醒。书童蹑足退出来，惊慌地跑去找一个老家人，请他出主意挽救这场祸事。那个老家人动脑筋想了一会，就教给他一套话来应付。
当袁醒转来要喝茶的时候，看不见那个常用的玉杯子，就把书童唤进来问：“玉杯子哪里去了?”
书童老老实实地说：“砸碎了。”
袁厉声地说：“什么，砸碎了吗?”
书童不慌不忙地说：“这里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袁说：“什么奇怪的事情?你说，你说!”这个时候袁的眼睛睁得很大，满脸都是怒容。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两种帝制路线(7)
那个伶俐的书童并不拿正眼来望他，却指手画脚地说道：“我正在端茶进来的时候，一眼看见床上躺着的不是大总统。”
“是什么?混账东西!”
“我不敢往下说。”
“你不说，看我打断你的狗腿!”
“是……是一条五爪大金龙。”
“胡说！”袁怒吼了一声，但是他的脸色立刻平定下来，好像怒气已经消散，并且从抽屉里拿出100元钞票赏给书童，叫他不要在外面胡说。
这个传说在北洋派中颇为流行。冯国璋向人讲过这件故事1916年3月，冯国璋在南京军署接见陈之骥、冯家祜、胡鄂公三人，把这件故事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陈是冯的女婿，字叔良，直隶丰润县人，老同盟会员，曾任第八师师长，1913年迎接黄兴到南京来宣布独立的就是他。冯家祜字绶之，直隶河间县人，是冯国璋的侄儿。胡是四川将军陈宦派来的代表。，还作了一个结论说：“项城当初并没有做皇帝的思想，只因书童证明他是真龙转世，他才相信有做皇帝的福分。他的先代世代相承都没有能够活过59岁的，而他这一年(1915年)已经有了57岁，所以迫不及待地想在未死之前过两年皇帝的瘾，然后把帝位留给子孙。”
这个传说是有人特地编造出来的，清朝的肃顺也有过类似的传说。编造者取材于“西山十戾”的神话，作了进一步的加工，用以说明袁是丑恶的癞蛤蟆托生，而不是什么真龙转世。这个传说同样是对*者表示憎恨的。由于这个传说盛行一时，具有迷信头脑的北洋军阀几乎没有人相信袁是真龙转世，而认为癞蛤蟆成不了帝王之业，可见这个传说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冯的结论当然不正确。袁进行帝制并不是受了别人的欺骗，一切责任应该由他自己担负。冯虽然随袁很久，但对袁的认识也还是很不够的。
五
袁不让北洋派参预帝制机密。袁召集各省军阀晋京进行试探
1914年，袁准备把帝制问题由秘密转入公开，由于中日问题发生，全国震动，他的计划推迟到一年以后才实现。有人认为他请徐世昌参加政权就是进行帝制的一个重要步骤。事实上，袁是利用这个老官僚出面来摆迷魂阵，借以混淆全国视线的，却并不让他参加“帝制自为”的机密。
北洋军阀是袁的政治资本，以前袁经常利用他们摇旗呐喊，大吹大擂，以实现其政治野心，为什么他不授意这些武人拥戴他做皇帝呢?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谈过，他怕他们恃功而骄，野心更大，不但他本人目前难于驾驭，而且将来也会危及子孙后代的皇位，特别对北洋派的两个大将，袁氏父子格外存有戒心。北洋派相传有如下的一件故事。袁打败国民党后，他的周围恢复了跪拜大礼。段祺瑞最反对这个长人变矮子的礼节。有一天，冯国璋跑过来劝他说：“礼节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跪拜和鞠躬反正一样。”他拉了段同到总统府向袁拜年，自己首先跪下去，段也不自主地跪了下去。袁慌忙站起来呵着腰说道：“不敢当，不敢当。快快请起。”坐了一会，冯段二人又去找袁克定拜年，仍然行跪拜大礼，袁克定却端坐不动，只微微地把手摆了一摆。他们退下来后，段埋怨冯说：“你看，老头子还客气点，那个大爷哪里把我们当人!我们当了上一辈子的狗，不能再当下一辈子的狗!”冯也愤慨地说：“芝泉，莫说你受不了，我也受不了。对，我们不能当一辈子的狗!”这个传说是陈宦传出来，由胡鄂公转述的。
这个传说在北洋派中也很流行，但与事实颇有出入。当冯段下拜的时候，袁连声叫儿子们跑出来代他还礼，可是袁克定以未来的皇帝自居，哪里肯听父亲的话向两个“臣子”下跪。他的父亲对这两个大将倒还礼貌有加，他却最讨厌他们，从来不肯给他们一点好颜色看。他向左右谈到冯段两人时，经常嗤着鼻子轻蔑地说：“老头子养大了他们，把他们看得太重，他们就自以为是了不起。哼，我不能让他们爬到我的头上来!”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两种帝制路线(8)
这个时候，袁对段已经日益疏远，对冯除名位上加以笼络外，还介绍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周砥与他结婚，用美人计加强彼此之间的关系周砥，字道如，江苏宜兴县人，年近四旬，尚无配偶。袁替她做媒嫁给冯国璋。1914年1月12日，袁派第三妾金氏(朝鲜籍)送亲到南京，并派江苏民政长韩国钧代表他为证婚人……但这只是一种笼络手段，骨子里却不把冯当作自己人，不肯对他说真心话。冯对段本来有互不相下的心理，袁把段打入冷宫，又使冯产生了兔死狗烹的同情心。袁废省废督的计划以及在北洋军以外另建模范军的这些措施，都与他们的切身利害有关，而袁“太子”的冷酷态度更使他们不能不顾虑到帝制实现后将有不测之祸。以上就是导致冯段与袁分家的原因。
对于冯段以下的北洋军阀，袁所采取的手段与对冯段略有区别。一方面，同样不让他们参预帝制机密，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窥探他们对帝制问题的态度。1915年6、7月间，在对日屈服后，他原拟召集各省将军晋京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议，讨论划分军区和废省改道的问题。此时又有狗头军师提醒他，现在正当建基创业的时候，废省问题还是以不谈为妙，而且中日交涉解决不久，举行大规模军事会议可能会引起日本政府的误会。因此，袁改变计划，采取轮流电召他们来京“述职”的方法，专就帝制问题进行试探。从7月起，应召来京的先后有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山西将军阎锡山、奉天将军张锡銮、湖北将军段芝贵、驻防奉天的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驻防湖北的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等。其中只有“干殿下”段芝贵是惟一能够参与帝制机密的人，袁经常把宣传帝制的机密文件发交他代印代发，并且指使他联系各省军人，推进帝制运动。
袁在接见各省军人时，首先问他们：“咱们办共和办得怎样?”在“共和”之上加了一个“办”字，其弦外之音，就是暗示共和制度只是一种试办性质，而不是固定不移的制度，如果办得不好，还可以采用其他的制度。各省武人都懂得袁的用意，为了达到封侯目的，就都不约而同地回答说：“共和没有办出成绩来，希望大总统多负责任，乾纲独断，以慰苍生霖雨之望。”只有袁的老把兄张锡銮年纪大了，不识时务，他认为外交吃紧，边防空虚，对政治问题应当多加考虑，以免引起强邻干涉。他的老实话自然是袁听不入耳的。
此时袁的宠臣段芝贵因受部下王占元的压力不安于位。袁对骄兵悍将从来不敢加以制裁，就授王为壮威将军以资笼络。同时，对于与王地位、资格相等的另外一些军阀，也不能不给以同等待遇，因此又授郑汝成为彰威将军、杨善德为克威将军、曹锟为虎威将军、雷震春为震威将军(10月3、4两日命令发表)。这样，就把一年以前袁所规定的两种冠字不同的将军的性质和意义一笔勾销，“威”字将军成为“武”字将军的候补者，即督理一省军务的候补者。但是，这个办法不但不能满足野心家的欲望，恰恰相反，他们的名位愈高，就愈想取得名副其实的职权，造成了地方军人逼走长官、取而代之的一种风气。袁削弱诸将兵权的计划，在他黄袍加身以前就彻底破了产，他在北洋派的威信又大大地下降了一步。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杨度的“新朝宰相”梦(1)
一
袁进行帝制的两个“客卿”。杨度抢做帝制运动的急先锋。筹安会“六君子”
袁物色到两个进行帝制的外国助手，一个是公府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博士，一个是公府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早在1914年1月，古德诺首先上了一道废除国务院、各部总长直隶于总统的条陈，有贺长雄也就急起直追地上了一道采行总统制的条陈。袁把两个条陈都译成中文，由印铸局印成小册子，分发各省军民长官参考。
袁搬出两个外国法宝来做帝制的开路先锋，在他想来是再惬当没有的。这两个宝贝一个是美国人，美国为共和先进之国，“精通政治学”的美国博士尚且看出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这就足够说明中国确有改行帝制的必要；一个是日本人，日本为君主立宪的强国，日本“法学家”出面来鼓吹中国改行帝制，这又足够说明中国改行帝制就能够向日本看齐而成为亚洲的强国之一。
对日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有投机政客徐佛苏、丁世峄等看出袁的隐衷，秘密呈请袁改行帝制。袁命内史夏寿田把他们的意见就商于杨度。此时总统府秘书改称为内史，内史监(秘书长)阮忠枢是个鸦片鬼，内史张仲仁调任政事堂机要局局长，这两人都是袁练兵小站时的老幕僚。袁每天一大早就到签押房(办公室)，按时到公的只有夏内史一人，因此，参预袁的重要机密的也只有夏内史一人。夏经常到杨度家吃晚饭，夏所知道的事情，杨也完全知道。
袁在公开帝制运动以前，想叫杨做个居间联络员，由他授意徐佛苏等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性团体，网罗全国一些大名流参加，然后把这个“民间团体”作为表达人民意见的团体，为改行帝制打下“舆论基础”。当然，他自己不出面授意，通过杨间接授意对他是较好的。但他不愿叫杨做出面人，只叫他做幕后人，因为杨和他的关系太深，他不愿让全国人民一眼就看穿帝制活动是他自拉自唱的戏法。
杨却另有一种打算。他认为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应该让他亲自出马，发号施令，如果隐身幕后，他就不可能抢得“开国元勋”的地位。
袁氏父子不但要拉外国博士做进行帝制的助手，而且要拉本国大名士加入捧场。这个意见与杨包打包唱以免别人分功的心理完全相反。袁克定非常注意言论界“骄子”梁启超，曾以春宴为名邀请梁到汤山谈话。那次谈话谈得并不投机。梁走后，袁克定感到很失望，杨就安慰他说：“这个书呆子是不会反对帝制的，他今天仍然只研究政体而不论国体。”以上资料，由方表提供。
同年4月，杨度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托夏转呈。袁看了大为嘉奖说：“真是一个旷代逸才。”他亲笔题了“旷代逸才”四个字，制匾赐给杨杨度有谢恩折说：“为恭达谢忱事：5月31日奉大总统策令，杨度给予匾额一方此令等因奉此，旋由政事堂颁到匾额，赐题旷代逸才四字，当即敬谨领受。伏念度猥以微材，谬参众议，方惭溺职，忽荷品题，维拔饰之逾恒，实悚惶之无地。幸值大总统独膺艰巨，奋扫危疑，度得以忧患之余生，际开明之佳会，声华谬窃，返躬之疚弥多，皮骨仅存，报国之心未已。所有度感谢下忱，理合恭呈大总统钧鉴。”，还把这篇文章寄给段芝贵，叫他秘密付印，分发各省军民长官参考。
杨得到夏的传话，叫他做帝制问题的联络工作，知道一个人包打包唱是做不到的，必须找几个国内知名之士，才能使袁满意，从而把这笔政治交易揽在手里。他所找到的“知名之士”是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五人。他所拟定的研究国体问题的团体名称是“筹安会”。
这5个“知名之士”有的与杨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有的被杨硬拉进来，有的自愿上钩。其中有两个变节的国民党人，两个“学者”，一个失意军人。
孙毓筠的祖先是山东济宁州人，因逃荒移住安徽寿州城外20里的大柳树镇。那个逃荒者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后来以贩布起家，就是孙毓筠的一房；小儿子改行做读书人，清朝中过状元、一直做到大学士的孙家鼐，就是第二房的后代。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杨度的“新朝宰相”梦(2)
1905年，孙毓筠受了桐城人吴樾行刺五大臣的影响，想做革命党人，到东京加入了同盟会。同盟会派他秘密到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浏醴起义军，他和同乡人殷云、权道涵同在南京被捕，杨度曾竭力进行营救。两江总督端方因为他是“寿州相国”(孙家鼐)的侄孙，替他开脱了“大逆不道”的罪名，仅仅处以五年徒刑。辛亥革命时，孙毓筠获得自由，曾任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不久被任为安徽都督。后来他离职到北京，从此与国民党断绝联系。国民党“二次独立”失败后，袁先后任他为约*议议长、参政，他又组织了一个宪政研究会，从此就完全成为袁的政治工具了。
胡瑛原名宗琬，别号经武，湖南桃源人，早年肄业于长沙经正学堂，曾与吴樾同谋行刺五大臣，曾到东京加入同盟会，曾在京汉线上追踪铁良想作搏浪之一击，曾在湖北加入日知会因而被捕。武昌炮声一响，他一脚跨出牢门，一脚跨进都督府自立为外交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任为山东都督。南北和议告成，胡解除都督职务，袁先后给以陕甘经略使、新疆青海屯垦使等有官无职的漂亮名义。他和杨度也是多年的老朋友。通过杨的关系，1915年5月下旬，他由东京回到北京，成为袁的另一政治工具。
严复，字几道，又字幼陵、又陵，福建侯官县人，也是参政院参政之一。1876年(光绪二年)以福建船政学堂学生被派到英国学海军，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他学的是海军，却以翻译西方名著闻名于时1900年严复在上海避难，曾与章太炎同赴唐才常所主持的张园“国会”，被推为副会长(容闳为会长)。章太炎当众剪掉辫子以示反满革命的决心，全国人心为之激动。清政府严令拿办参加会议诸人，吓得严复躲在租界里以译书消遣……他的脾气很古怪，喜欢跟别人“抬杠子”，别人说往东，他偏要说往西，等到别人也说往西时，他又说往西不如往东好。袁任北洋大臣时，曾经延揽过他，他说：“袁世凯什么东西，够得上延揽我!”但当载沣逐袁下台，他又不胜惋惜地说：“此人国之柱石，奈何投之闲散?”并亲身到彰德去“烧冷灶”。南北议和时，他又南下为袁奔走。民国成立后，被聘为京师大学堂监督。袁氏父子想找几个大名流做帝制的开路先锋，因为找不到梁启超，就想找严来递补。杨度奉命与严联系，严始而不愿参加，杨组织筹安会时，把他列名为发起人之一，他却未加否认，因此被拉上了贼船。
刘师培，原名光汉，清朝末年著有《攘论》、《中国民族志》等文，曾与章绛(章太炎的本名)创立光复会，是早年鼓吹反满革命的健将。他又是一个国学家，所著有《国学发微》、《清末学术史》、《左庵文集》五卷、《读左札记》、《论文杂记》、《中古文学史》等多种。后来变节充当两江总督端方的政治鹰犬。端方下台后，他到四川担任国学院主讲。民国成立后，章太炎介绍他担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袁先后任其为谘议、编审、参政等职，并给以上大夫的头衔。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他也发表《国情论》，另外还发表一封《劝告旧同盟会诸同志》的信，借以讨好袁。
李燮和早年是长沙求是书院的学生，曾经参加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逃亡到日本，先后加入了光复会和同盟会。辛亥革命时，被黎元洪委为长江下游招讨使。他到上海策动警察响应起义，在吴淞挂了个“光复军总司令”的名义，没有得到发展。宋教仁被刺案发生时，他由湖南到北京，以调和南北自命，从此留在北京。
在“六君子”之中，杨度是惟一的要角。他早期和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进步党的前身保皇党都有历史关系。他既不肯加入这两党，自己又不愿组党，而自居为这两党以外的另一面旗帜。1905年孙中山邀请他加入同盟会时，他坦白地提出来他的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他向孙中山说：“我们的政治主张不同，不妨各行其是，将来无论打通哪一条路线，都是对国家有利的。”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杨度的“新朝宰相”梦(3)
他和保皇党又有所不同，保皇党拥戴的对象是光绪，他却不愿拥戴清政府而想另外物色一个“真命天子”，帮助他取得天下而自为“开国元勋”。他因*嫌疑避难到东京，后来通过熊希龄的关系回到北京，充当宪政编查馆提调。他和袁的关系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
杨度物色以上五人做筹安会的发起人，这些人有的可以受他的控制，有的不会出面来和他争功。而袁此时既然找不到更好的工具，又急于要黄袍加身，同时看到杨所物色的人有民党也有学者，也就不再反对他出面来组织研究帝制的团体了。
二
筹安会发表研究国体的宣言。袁向参政院发表明推暗就的宣言。肃政厅呈请取缔筹安会
1915年8月上旬，古德诺将要回国的时候，袁授意他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命法制局参事林步随译成中文，交机关报《亚细亚报》发表。这是帝制运动公开活动的一个信号。
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联名通电各省发表组织筹安会的宣言。宣言首先说，辛亥革命时，全国人民激于情感，仓猝成立共和国体，没有一个人敢于出面来反对，以致“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亦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这个“深识之士”暗中影射袁，这种说法是替袁洗涮其忽而赞成共和，忽而改行帝制，反复无常，投机取巧，自私自利的行为，并把“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归罪到人民自己的身上。接下去引南美各国内乱的恶例，以证明共和制度之不善。然后把美国“大政治学者”古德诺抬出来作为一块金字招牌，说他认为“世界国体，君主实较*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宣言说：“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明著。”最后说明他们组织筹安会这个研究“共和之利害”的学术性团体，“以尽切磋之议，并以贡献于国民”。其实，宣言明显地作出了君主制度优于*制度的结论，那么所谓号召“全国远识之士，惠然肯来，共相商榷”，就是一句废话了。
除宣言外，该会还电请各省将军、巡按使及各团体派选代表到北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但又迫不及待地于8月23日在石驸马大街正式宣告成立，推杨、孙二人为正副理事长，严、刘、李、胡四人为理事。该会通知各会员说：“本会宗旨，在于研究君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
筹安会宣言出笼后，全国各方面都知道该会的背景是袁氏父子，在袁党暗中布置和该会直接启示之下，各省大小工具就蠢蠢而动，跃跃欲试，纷纷填写志愿书加入该会。该会并不根据它的通知专以“研究”、“讨论”为范围，竟将投票纸分别发给所谓各省代表，请在票上填写“君宪”或“共和”二字。这是由研究团体转变为表决团体的一种做法。当然，参加者都是抱着“从龙”之愿而来的，自然不会有反对的意见，于是该会发表了主张君主立宪的第二次宣言。宣言内容分作“求治”、“拨乱”两部分。求治部分是要“去伪共和而行真君宪”；“拨乱”部分却下意识地流露了一些老实话，如说：“无强大之兵力者，不能一日安于元首之位。……宪法之条文，议员之笔舌，枪炮一鸣，概归无效。所谓民选，实为兵选。”这些话替袁的实力政治和以武力解散国会、废除旧约法、颁布新约法等等作了鲜明的供状。宣言的结论是：“拨乱之法，莫如废*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专制而行君主立宪。”
该会原定计划，准备组织所谓各省代表向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请愿变更国体。因为参政院要在9月1日开会，各省代表来不及全体赶到北京，他们便又迫不及待地改由所谓各省旅京人士组织“公民团”，分途向参政院请愿。所有请愿书概由该会代为起草。9月1日参政院开会时，便有所谓山东、江苏、甘肃、云南、广西、湖南、新疆、绥远等省区代表纷纷呈递请愿书。从该会成立到组织请愿，还不到10天，这种假托民意、粗制滥造的戏法，表演起来是并不高明的。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杨度的“新朝宰相”梦(4)
为了对全国人民进行无耻欺骗，9月6日袁派“左相”杨士琦杨士琦是政事堂的左丞。徐世昌被称为“相国”，杨也有“左相”之称。出席参政院，代表他发表关于变更国体问题的意见。首先说：“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不相容”，并且认为“不合时宜”，以图推卸其主使责任。随即转口说：“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这样，就把前面所谓“不合时宜”的话一笔勾销，并且表示如果全国人民硬要强迫他做皇帝，他只能服从民意而不便有所反对。这和他两个多月以前对冯国璋所讲的话——“我决不干这种傻事!如果有人一定要逼迫我，我就出国到伦敦，从此不过问国事，”语调就完全不同了。意见的后段又说，“国民请愿，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这就是说，参政院对变更国体问题还要加工制造，不宜草率从事，才能对国内外起更大的欺骗作用。
当帝制问题闹得满城风雨时，9月9日肃政厅全体肃政史呈请袁取缔筹安会。呈文说：“杨度身为参政，孙毓筠曾任约*议议长，唱此异说，无怪人民惊疑。应请迅予取消，以靖人心。”但袁对待这个问题与以前处理复辟谣言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不认为是“莠言邪说”，仅令内务部“对该会言论及行动酌定范围”。9月16日，内务部逢迎意旨回答说：“该会发起人皆学识闳通、声望卓著之士，于此次讨论界说、范围亦已郑重声明。倘认为有扰乱秩序之虞，自当加以限制，以保公安。”这就是不加限制的意思，当然更谈不到取缔了。
此外，还有一些不避斧钺之诛的人上书，请诛“六君子”以谢国人，袁不但置之不理，反而巧为解释说：“欧洲战事发生，整个国际局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墨西哥五个总统并立、相争相伐的惨剧，值得我们引为殷鉴。……我不但不想做皇帝，而且不想连任总统，无时无刻不想回到洹上村做一个自由自在的钓徒。……筹安会是学者研究政治的团体，无论他们发表什么主张，都与我毫不相干。我居大总统的地位，对这个问题难于进行研究，根据言论自由的原则，只要他们并无扰乱治安的行为，未便加以干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