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筹安会成立以来，袁就派武装警察保护“六君子”的私人住宅。
三
北洋军阀的群魔舞——十四省将军请速正大位的密电。张勋建议尊重优待清室条件。冯国璋通电辟谣
自从帝制运动由浅入深日益明朗化以来，北洋军和北洋附属军的将军们表演了千奇百怪的群魔舞，其概况如下：
劝进最早的是湖南将军汤芗铭。8月25日他打来电报说：“伏望我大总统俯从民意，速定一尊，申数千年天泽定分之大义，慰亿万苍生一心一德之归诚。”
讲话讲得最坦率的是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当梁士诒组织各省请愿联合会，在同兴馆大宴各界人士的时候，张手里拿着一根长旱烟管，一面吸烟一面大放厥词说：“大总统高升皇帝，只须下一道上谕，谁敢造反就斫下谁的脑袋，干嘛要闹这些讨论、请愿的把戏!”袁听见了这些话就大发脾气说：“这个老粗懂得什么!我要重重地办他一下，以警戒那些敢于干涉政治的军人。”其实，袁哪里敢惩办军人，在此以前，河南将军赵倜曾密告张敬尧用恐吓手段向他强索“讨狼”赏金10万，袁批了“查办”两个字，就一直没有下文1914年12月，张敬尧向赵倜函索“讨狼”赏金10万元，如不拨发，他的军队就要哗变。赵将原函密呈，袁竟毫无办法，随后将第七师调到南苑驻防……
对帝制最卖气力的是“干殿下”段芝贵。9月间，他联合十四省将军密呈袁速正大位。列名者有广东龙济光、湖北王占元、陕西陆建章、河南赵倜、山西阎锡山、云南唐继尧、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江西李纯、安徽倪嗣冲、山东靳云鹏、四川陈宦、吉林孟恩远、黑龙江朱庆澜。附带列名者有将军衔甘肃巡按使张广建、察哈尔都统何宗莲、绥远都统潘榘楹、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福建护军使李厚基。值得注意的是，冯国璋和张勋两位上将军都没有列名。张勋是全国闻名的帝制派。但他所拥护的是旧皇帝而不是新皇帝。日本报纸屡次披露他倾向复辟而不赞成袁做皇帝的消息。袁怕他闹出“张冠李戴”的笑话来，在帝制问题公开以前，就派阮忠枢到徐州进行联络。张说了一大套“君恩不可背，知己之感不能忘”的鬼话，随即通电表*迹说：“仆随侍我大总统二十余年，迭受恩培，久同甘苦，分虽仆属，谊等家人。自古谓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仆历溯生平，惟我大总统知我最深，遇我最厚，信我亦最笃。仆亦一心归仰，委命输诚。”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杨度的“新朝宰相”梦(5)
帝制问题公开后，他又发出电报说：“中国数千年历史，向无*、共和字样。辛亥革命骤改共和，勋期期以为不可。惟仰体我大总统因时制宜息事宁人之至意，亦不得不勉为赞同。”这也是各省劝进电之一，电文前段把他自己说成是帝制问题的先知先觉，后段词意含混，与各省电报请袁速正帝位的语气颇有不同。
到了10月间，帝制运动将要成熟，这个怪物就渐渐露出狐狸尾巴来了。他打电报给袁说：“大总统将为应天顺人之举，勋受数十年知遇之恩，自当效命驰驱。惟处置清室，应预为筹议。昔丹朱谓之虞宾，商均仍奉舜社，皆服其服，如其礼乐，客见天子，以示不臣。我大总统舜禹同符，先后一揆，此后宣统帝及诸太妃如何保卫，宗庙如何迁让，陵寝如何守护，皇室财产及经费如何规定，我大总统霄虑所及，无待勋之哓哓。特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恳将勋所陈提交参政院议决，宣示海内外，使天下万世晓然于大总统之对清室，无异于舜禹之对唐虞。想参政诸老多先朝旧臣，当能仰体大总统圣德之高深，别无异议，则有清列后在天之灵爽，与隆裕逊位之初心，实凭鉴之。”
袁命政事堂回他一个电报，极口称赞他“见识远大”，并保证优待清室条件决不变更。
冯国璋是袁最不放心的一个人。关于帝制问题，袁事前不肯对他说实话，他回到任所后经常对人发牢骚，说袁不把他当作自己人，这些话又都传到袁的耳朵里，因此想内调他为陆军总长，但又有所顾虑而不敢贸然实行。袁冯分家的谣言也经常在日本报纸上反映出来，冯不得不发表一个辟谣的电报。电报说：“国璋自光绪丙午年以一候选知县投效新建陆军，我大总统一见，谬加赏识，即奉派为全军督操营务处。由是追随历二十载，推心置腹，肝胆共见。……前清之季，擢至副都统。……无一非出自我大总统之提携。……迄于今，……分虽僚属，谊犹家人，饮水思源，戴山知重。此以私情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受恩深重，而实为当世所共见者也。至于中国近岁以来，……扶危定倾之才，舍我大总统其谁与归。国璋非但默志于心，即平日与友人私谈，为部下诰诫，亦莫不谓……当今之世，惟我大总统为中国一人。此以公谊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为心悦诚服，而堪为举世所共信者也。”
此外，阎锡山也有辟谣电发表。
在这些辟谣电中，大体上都是说谣言来自日本方面，并且说，日本企图挑拨他们与袁的关系。当然，日本是有这个企图的，但是另一方面，在袁做皇帝以前，通电辟谣几乎成了各省北洋军阀的一种流行病，这又说明了袁与他们之间的利害关系已不一致，裂痕日益扩大，袁的威信日益下降，北洋派分化与破裂的危机已演进到露骨的阶段了。
四
湖北、奉天发生驱逐长官的暗潮，袁发表两省将军的对调令
在师长一级的各省军阀中，首先打击袁的威信的是北洋军第二师师长王占元。国民党“二次革命”时，第二师开进湖北，王就自居为湖北都督的惟一候补者。不料黎元洪调往北京后，袁把段芝贵调到湖北来，使王大为失望。段经常往来于北京、武汉之间，当离开湖北的时候，军务由王代理。王自然看不起这个赤手空拳的上司，而段也不满于王目无长官的态度，曾电袁揭发王不可靠，这个密告被王得知，忿而向袁辞职，袁又不敢批准，曾派少将方印础到湖北调和段、王之间的感情，一面升王为湖北军务帮办，以平其气。可是这种迁就态度反而推进了王的野心，王更加看清楚这个威权极盛的大总统，不过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对他只有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才能取得自己更高的权位。
段因不能忍受部下的压力而进京辞职。袁又认为段是本人的心腹大将，湖北的地位很重要，王占元还没有做上将军的资格袁根据清朝制度，在驻有总督的省份设立上将军，驻有巡抚的省份则设将军。湖北是有总督的省，如果派王占元继段之后而为上将军，又将引起各省将军的不平，这也是不愿以王代段的原因之一。，而更为重要的是要维持本人的威信，因此不止一次地劝段仍然回到湖北。段每回到湖北一次，王的态度就更加骄横一次。袁打算保全段的地位而将王调为另一省的将军，但各省将军都很难调动，不能实现。这一情况说明，在袁权威极盛准备做皇帝的时候，已没有力量控制北洋派。这是由于这样一个建筑在个人利害基础上的封建军事集团，是不可能做到持久团结而不产生裂痕的。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杨度的“新朝宰相”梦(6)
1915年7月27日，段因参加帝制运动到北京，再度说明处境困难，请袁把他调到奉天去。此时袁知道段、王的感情已经恶化到即将决裂的程度，但仍不肯以王代段，乃于8月22日发表命令，把奉天的镇安上将军张锡銮调到湖北，湖北的彰武上将军段芝贵调到奉天，一面把王叫到北京来，当面加以安慰，并于10月3日授为壮威将军。
关于湖北、奉天两省将军对调的问题，袁是经过一番细密的考虑才作出决定的。奉天的主要实力派是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张作霖在清朝受“抚”时，由段的父亲段有恒做保人，他和段家父子具有深厚的历史关系。根据袁的看法，段到奉天是可以得到张作霖的拥护的。而此时张锡銮与张作霖的关系，也和湖北段、王的关系一样，已经到了水火不能相容的程度，张锡銮屡次请袁把他调开。袁认为把张锡銮调到湖北，是不会受到平日与他毫无恩怨的王占元的反对的。
对调令发表以前，奉天两张的关系应当叙述一下：
张锡銮是张作霖与另一“红胡子”头目冯德麟的老上司，他们两人都是在张锡銮的手里招抚过来的。清朝末年，这两名头目虽已升为前后两路巡防营统领，可是见了营务处张总办(锡銮)，就只能伛腰站班，特别是张作霖对张锡銮还有拜为义父的一段关系。民国成立后，这两个头目继续升为第二十七、二十八两师师长。由于历史关系，袁在赵尔巽离开奉天的时候，就把他的老大哥(袁与张锡銮有结拜关系)由直隶都督调任为奉天都督。他认为这个调动是人地相宜的。
袁虽然很狡狯，但他把一切事情看得太固定化，没有估计到老部下对老上司是不会一辈子伛腰站班的。当张锡銮到奉天的时候，就发觉老部下对他的态度大非往日可比。张锡銮年已70，不愿意看部下的嘴脸，曾不止一次地向袁当面辞职，袁极力劝他回到任所。1914年8月28日，张作霖公然致电陆军总长段祺瑞说：“辛亥、癸丑之役，大总统注意南方，皆作霖坐镇北方之力。今天下底定，以谗夫之排挤，鸟尽弓藏，思之寒心。中央欲以护军使、将军等职相待，此等牢笼手段，施之别人则可，施之作霖则不可。承总长相待甚优，与吴俊升吴俊升，字兴权，山东历城县人，也是“红胡子”出身。对调一节，极所赞同。谨率全师驻防荒僻，以俟钧命。但愿早脱奉省，以免祸至无日。”
这个电报如果写成语体文并补足它的语气，应当是这样的：“你老袁的江山，咱老张也出了一把气力。你听信了那个摆老上司臭架子的老家伙的话，想把咱老张打入冷宫，想用空头衔哄骗我，哼，我决不受骗，我要的只是奉天都督的地位！”电文后段是他的违心之论。如果袁当真下令叫他与吴俊升对调，他就会“谨率全师”采取自由行动，这是袁所能理解而不敢轻于一试的。
以上情况说明，在袁权威极盛的时代，即使是北洋附属军和地方军阀，也都把他看作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1915年6月以后，袁轮流电召各省北洋军阀到京，张作霖也在被召之列。他害怕袁骗他到北京加以杀害，便于7月23日带了一营卫队同来。他请雷震春带他去“觐见”。当袁在居仁堂召见时，他诚惶诚恐地跟在雷的后面，向袁行了跪拜大礼。他偷眼看见这位即将登基的新皇帝一团和气的面孔，他的心才安定了下来。他用眼光投睃了一周，对这间屋子里陈设的名磁古画都感到新奇。当袁拿出金表来看钟点时，他又投了一瞥，袁就解下来赠给了他。当他回到奉天会馆的时候，总统府派人把他在公府里所感到新奇的东西都送了过来，说是总统送给张师长的。这是袁用小仁小惠收买人心的一贯作风。张作霖受也不是，不受也不是，只得扭扭捏捏拜领了。
随后袁发表了奉天、湖北两省将军对调的命令。段到奉天接任时，下榻张作霖的第二十七师司令部，以表示对张作霖的亲密关系。张锡銮也满意这个对调令，他得意地写了两首诗，一首留别僚属说：“一身去就等鸿毛，回首辽天夜月高。独驾飞轮先马卒，恐教别泪染征袍。”一首留呈段上将军说，“武昌开府驰名久，百战功高上将才。愧我筹边无善策，十年悬耻待君来。”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杨度的“新朝宰相”梦(7)
9月间，张作霖打来一个劝进的密电，首先列举了三个不能不改行帝制的理由，随即表示他愿意替新朝出力讨平一切反对帝制的人。他说：“东三省人民渴望甚殷。关以外有异议者，惟作霖一身当之。内省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所部以平内乱，虽刀斧加身，亦不稍怯。”他对袁表示了感恩刻骨的态度：“作霖日前在京觐见时，曾痛言国家安危系于我大总统一身，仰荷鸿慈，不加以冒昧之罪，感激刻骨。复蒙一再赏赐物件，自顾何人，叨兹异数，虽肝胆涂地，亦不足以图报于万一。”电文末段解释他劝进不是为个人的权利地位着想，而是为国家的治乱安危着想。他说：“作霖行年已四十有二矣。位至中将，子女数人，田产亦足以仰事俯蓄。今日之言，实为国家计，非为希荣计，若有二心，天实殛之!……我大总统若不俯顺舆情及将士之心，诚恐天下解体，国家之祸更不堪设想矣!”
奉鄂两省将军对调的命令发表，虽然为部下逐走长官开了一个恶例，使袁的威信受到严重的影响，但还没有完全接受地方军阀的压力满足其“取而代之”的野心。不久，袁就知道这个头痛医头、敷衍应付的办法也是行不通的。
五
梁士诒等组织各省请愿联合会
当筹安会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有一个与杨度争功夺宠的袁党人物梁士诒，也想抢得“新朝宰相”的地位，于是另外组织了一个关于变更国体问题的行动机关来压倒筹安会这个研究机关，9月19日，梁在安福胡同成立所谓全国请愿联合会，推沈云霈为会长，那彦图、张锦芳为副会长，向参政院举行所谓变更国体的总请愿。由于梁具有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财政背景和与各省北洋军阀相勾结的实力背景，自从请愿联合会成立以来，筹安会不免大为减色，便以研究君主制度实现后所应推行的宪法作为幌子，改名为“宪政协进会”，从此不受重视。
梁有“财神”之称。他的财政基础建立在向帝国主义借款和垄断交通事业与银行事业的两个方面。依靠外债度日的袁政府，曾于1914年向五国银行团进行第二次大借款，因世界大战发生，谈判中断，不得不向美国单独接洽借款，又因五国银行团反对和山东局势恶化，没有成立协定。梁建议募集民国三年内国公债2400万元民三公债原定发行1600万元，摊派足额后，又增募800万元。袁设立内国公债局，以梁士诒为总理，总税务司安格联为协理，一切支付大权都操在安格联的手里。，民国四年内国公债2400万元，并大举裁汰冗员，才十分勉强地度过了难关。此时各省发生纸币贬值风潮和严重自然灾害，加以苛捐杂税层层剥削，人民困苦不堪，但是这个“聚敛之臣”还在想尽种种方法搜刮民脂民膏，以供帝制活动的挥霍，从而取得袁的宠爱。
袁党文人中有所谓皖派、粤派，经常因权位之争引起内讧，皖派首领是杨士琦，粤派首领就是梁士诒。袁的亲戚、曾任财政总长和农商总长的周学熙也是与梁对立的。1915年6月，在皖派的主使下，肃政厅发动了五路大参案，牵涉的范围很广，这是对粤派的一个重大打击。这个参案竟以虎头蛇尾了事，这是由于袁既要给粤派一个下马威，使他们不敢恃功而骄，又要利用他们发挥筹款的更大的积极性，使帝制活动得以顺利进行。梁发起请愿联合会的目的，就是以实际行动对袁表现其耿耿不二的忠心。
参政院曾根据筹安会所策动的各省代表的请愿，于9月20日议决建议政府于年内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这个国民会议就是新约法中所规定的复议民国宪法的机构，其组织法已于3月12日公布。但召集国民会议必须通过一定的手续，为了更快地把袁扶到皇帝的宝座上，梁一面指挥请愿联合会代表向参政院请愿，假口国民会议是决定宪法的机构而不是决定国体的机构，请另设“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的机构，一面他自己以参政资格纠合参政数人起草“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建议召集国民代表大会表决国体问题。参政院通过他们的建议，于10月2日咨请政府予以公布。根据这个组织法，以前次国民会议组织法上的初选当选人为基础，进行国民代表的选举，手续上要简便得多。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杨度的“新朝宰相”梦(8)
袁是巴不得早日举行开国盛典的，乃于10月8日下了一道申令说：“……本大总统以为改革国体，事端重大，倘轻率更张，殊非所宜。但约法所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解决国是，自应听之国民。昨准代行立法院咨请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业经颁令公布。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民所好恶，良用兢兢，惟有遵照约法，以国民为主体，务得全国多数正确之民意以定从违。京外文武官吏更应督饬所属维持秩序，静候国民之最后解决。其膺选举监督之任者，尤宜遵照法案，慎重将事，用副本大总统遵守约法，尊重民情之至意。”
他到此时还厚颜无耻地说他遵守约法，尊重民意。即使新约法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伪约法，也还披着民国约法的一件外衣。改行帝制就是背叛民国，推翻约法，哪里谈得上遵守约法!而且在国体尚未变更以前，袁就下令停止了这一年国庆日的一切庆祝和宴会，这就是说，事实上民国命运即将告终，民国国庆日已经失去其庆祝的意义了。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总统变皇帝(1)
一
伪国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国体，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推戴袁为皇帝。袁在“两推两让”后接受帝位
即使用开快车的办法，不召集国民会议而召集“国民代表大会”来表决国体，办理“国民代表”的选举也必须有一定的过程。但从10月8日公布所谓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以后，25日就在各省区进行“代表”的选举，28日以后就有部分省区的“国民代表大会”进行所谓国体投票。无论选举和投票，进度如此神速，是古今中外自有选举制度以来所未有的。到11月20日，全国各省区的“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均告完成，共计代表票数1993张，全体赞成君主立宪，没有一张废票或反对票。不仅如此，根据“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大会”仅有表决国体之权而无推戴皇帝之权，但是各省区的“国民代表大会”一致发出推戴书，写道：“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无论哪一个省区的推戴书都写上了这45个字，没有一个字不同。
在最后一幕“总统变皇帝”的戏法中，由于袁党的手法欠高明，还发生了其他的大漏洞，留待下面再说。
12月11日，参政院根据各省“国民代表大会”的委托，向袁恭上总推戴书，文中用“我圣主”代替了“我大总统”字样。当天下午，袁将推戴书发还，并附以回文说：“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推戴一举，毋任惶骇!天生民而立之君，天命不易，惟有丰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迭经事变，初无建树。改造民国，已历四稔，忧患纷乘，愆尤丛集，救过不胜，图治未遑，岂有功业足以称述!前此隐居洹上，本已无志问世，遭逢时变，谬为众论所推，不得不勉出维持，舍身救国。然辛亥之冬，曾居政要，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民生，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致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言。此于信义无可自辞者也。本大总统于正式被选就职时，固尝掬诚宣言，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本大总统既以救国救民为重，固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之。但自问功德既未足言，而关于道德信义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顾?在爱国之国民代表，当亦不忍强我以所难也。尚望国民代表大会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本大总统处此时机，仍以原有之名义及现行之各职权，维持全国之现状。”
玩味回文的语气，是叫参政院再做一篇歌功颂德的大文章，替他洗涮背叛清朝、背叛民国的两大罪名，然后名正言顺地做起皇帝来，将来在历史上就要光彩得多。参政院诸公是善于做而且也乐于做这种典丽矞皇的文章的。就在当天下午5时该会开会讨论回文时，孙毓筠提议再上第二次推戴书，大家没有不同的意见。5点15分，参政院就把文长2600多字的第二次推戴书办好送出。从开会讨论到公文发出，其中只有15分钟，还要除掉“发言”和“表决”的10分钟。第二次推戴书当然要针对袁的来文撰写，但文长二三千字，时间只有5分钟，即使誊写也来不及，怎能一挥而就，这又是一件不能理解的事情。
这篇文章列举了袁具有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六大功绩，还替袁消除了思想顾虑，给他下了个“尽瘁先朝”、“无负民国”的考语推戴书把“清室获保安全”说成是袁苦心调剂之力。对于宣誓效忠共和一点，则又替袁解脱说：“至于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则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盖当时之誓言，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言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言亦随国体为变更。”。通过以上“两揖两让”的手续，袁于12日发表接受帝位的申令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交萦，有不能自已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委避。……第创造宏基，事体繁重，洵不可急遽进行，致涉疏率。应饬各部院就本管事务会同详细筹备，一俟筹备完竣，再行呈请施行。……除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发交政事堂并咨复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外，合行宣示，俾众周知。”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总统变皇帝(2)
“总统变皇帝”的戏法到此表演完毕。这个戏法漏洞百出，以后独立各省揭穿了它的内幕，证明整套戏法都是由袁党在幕后策动的。早在筹安会成立以前，段芝贵等组织了一个策动帝制的秘密团体，电商各省组织请愿团，请愿书由他们代拟，要求各省将军、巡按使列名，并且还要罗致几个地方绅商加入，每省以发出一个请愿书为限。筹安会成立后，孙毓筠等认为以上办法过于草率，向各省建议另组“征求民意”的团体，由各省军民长官在各县绅士中每县指定一人，但在形式上仍用各县推举字样，定期召集各省临时公民大会。后来这个建议也没有采用，而是决定以“国民代表大会”为表决国体问题的临时机构。关于各省包办选举、表决形式、发出推戴书以及委托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都是由内务总长朱启钤和国民会议事务局所主持和决定的。他们也曾顾虑到万一泄漏机密，会在开国史上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污点，因此指使各省当局将以上有关文电“一律查明烧毁”。后来独立各省把原件摄制锌版在报上发表，这是他们所没有想到的。
二
袁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调任冯国璋为参谋总长，均拒不接受。陆徵祥继任国务卿。袁下令优礼“嵩山四友”。大批封爵令发表。筹备大典的形形色色
从袁接受帝位的一天起，中国就处于总统与皇帝并存，但既非*又非中华帝国的混乱时期，首先表现在公文程式上。例如奉天将军段芝贵首先称“臣”，袁手批“不当称臣”。直隶巡按使朱家宝比称臣又进了一步，用奏折的形式抬行写着“奏请皇帝陛下圣鉴”，袁也说登基大典尚未举行，过早地称帝称臣是不恰当的。但袁并不喜欢总统这个称号。从12月17日起，政府公报不再见有“大总统命令”了，代之者为“政事堂奉策令”，究竟奉何人策令，却没有明白写出。当然，一般人都知道这些策令是由既非皇帝又非总统、既是皇帝又是总统的袁所颁布的。袁在策令中既不自称为“朕”，又不自居为“本大总统”，而自称曰“予”。这分明就是皇帝的口吻，至少是“准”皇帝的口吻。
在总统与皇帝并存的时期，袁党对公文程式想出了一个权宜办法，就是废除总统的称号，也避免用皇帝的称号，尽可能地含蓄其词，用“奉谕”、“谨乞钧鉴”这些字眼来表达。事实上袁是急于想做皇帝也巴不得提早用皇帝的尊号的。12月12日承认接受帝位的一天，他就心安理得地在怀仁堂接受了简任职以上文武官吏200余人的朝贺，文东武西，向袁行三鞠躬礼，由内史监阮忠枢率领，公府大礼官黄开文司仪。袁发表了一段简短的演说，说什么“为了救国救民，我过去牺牲了自己，今后还要牺牲子孙”。
15日，袁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册封令说：“光复华夏，肇始武昌，追溯缔造之基，实赖山林之启。所有辛亥首义立功人员，勋业伟大，及今弥彰。凡夙昔酬庸之典，允宜加隆。上将黎元洪建节上游，号召东南，拱卫中央，坚苦卓绝，力保大局，百折不回。癸丑赣宁之役，督师防剿，厥功尤伟。照约法第二十七条特沛荣施，以昭勋烈。黎元洪着册封武义亲王，带砺山河，与同休戚，茂名茂典，王其敬承。”
这道命令也可以看出袁的阴险狡狯的心理。他并不否定建立民国出力人员的功劳，其用心就是要粉饰帝国与民国并不矛盾，帝国是在民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称黎为上将，轻轻一笔，取消了他的副总统地位。插入赣宁之役，表示了对国民党的进攻是他们两人共同干出来的勾当。拿新约法作为封王的根据，一方面表示他始终遵守民国约法，另一方面也使黎因为是民国荣典而受之无愧。
黎自9月6日以后，即不出席参政院。他一再请辞副总统、参政院长等职，愿回黄陂原籍休养，都没有得到允许。他知道离开北京是办不到的，就借口夫人有病，瀛台过于寒冷，才取得袁的同意迁居到东厂胡同。自11月起，他拒绝领受副总统的薪金和公费，请袁裁撤副总统办公处，并向参政院咨请辞副总统职。他对任何人很少开口说话，就像哑巴、木头人一样。封王的命令发表后，袁派内史监阮忠枢、公府顾问舒清阿以道贺为名前往察看他的态度，阮公然称他为“王爷”，并且说袁还打算加他“副元帅”、“辅国大将军”这类崇高的称号。他忍不住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要骂我！”黎现在已经看出袁是个极端不讲信义的人，接受王位不但没有好处，将来还有身首异处的危险。他没有勇气正面反对帝制，只求摆脱一切职务，设法离开北京，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住下来。由于黎坚决不肯做这个见不得人的王爷，19日袁又下令劝他不要固辞，黎仍置之不理。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总统变皇帝(3)
袁准备封清室废帝溥仪为懿德亲王，还想封国民党领袖黄兴一个什么王借以分化国民党，前者因为张勋来电请求保存清室的帝号，后者因为有人说即使封王黄兴也不会理睬，他才没有发表这两道命令。
另外一个想封王的是满族亲贵、前清资政院总裁溥伦。袁曾派袁乃宽向清室交涉废除帝号、迁出大内和交还御玺等问题，因此瑾太妃召集世续等开了一次小朝廷的“御前会议”，大家相对哭了一场，决定对变更国体问题采取不过问的态度，必要时迁出宫廷移居颐和园。溥伦建议必须明白表示，才能保障皇族安全，因此决定派溥伦为清室代表，向参政院表示清室赞成袁做皇帝的态度。17日清室致参政院的咨文说：“本日钦奉上谕，前于辛亥年十二月钦奉孝定景皇后懿旨，委托今大总统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旋由国民推举今大总统临御统治，民国遂以成立。乃试行四年，不适国情，长此不改，后患愈烈，因此代行立法院据国民请愿改革国体，议决国民代表大会法案公布。现由全国国民代表决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今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
袁正在害着“羞见故君”的心病，清室这个表示对他说来是迫切需要的。为了回答清室的捧场，17日他重申“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的诺言，并派溥伦为参政院长以代久不到院和坚决辞职的黎元洪。溥伦虽没有封王，也得到“赏食亲王全俸”的好处。
18日，袁发表明令调任冯国璋为参谋总长。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像以前对待黎元洪一样，而冯也学了黎的榜样，要以江苏将军遥领才肯接受这个职位。这道命令又成了放不响的潮湿爆竹。
徐世昌因不愿向袁下跪称臣而请假。袁进行帝制时期，早已不让这位老朋友参预机密，以此引起他的满腹牢骚。有人问他时局动态时，他经常用这句话回答：“你们何不问夏内史去。”自从袁表示接受帝位以来，徐也学了黎元洪变哑巴和不办公的办法，并且向袁辞职。袁也觉得没有继续利用这位老朋友的必要，就派陆徵祥代理国务卿(10月27日)，随后又改为正式国务卿(12月21日)。
袁鉴于前清时期做过督抚和号称为民国元勋的一些大人物，都不愿向他下跪称臣，如不很好地安排他们，可能引起不良影响，因此18日下令说：“以予薄德，奚足君人。遭时多难，无从息肩，而临渊履薄，无时去怀。近见各处文电，纷纷称臣，在人以为尽礼，在予实有难安。现今之文武要职，多予旧日之同僚，眷念故侣，情尤难堪。虽四岳五人，曾无异代之成见，而圣帝贤王，万非予所可企及。凡我旧侣及耆硕故人，均勿称臣。时难方殷，要在协力谋国，无取仪文末节也。”他叫政事堂研究哪些人应当不称臣，政事堂开了一张名单，计有旧侣黎元洪、奕劻、载沣、世续、那桐、锡良、周馥七人，故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人，耆硕王闿运、马湘伯二人。
20日发表“嵩山四友”的申令。申令说：“自古创业之主，类皆眷怀故旧，略迹原情。布衣昆季之欢，太史客星之奏，流传简册，异代同符。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皆以德行勋猷，久负重望，在当代为人伦之表，在藐躬为道义之交。虽高躅大年，不复劳以朝请，而国有大故，当就谘询，既望敷陈，尤资责难，匡予不逮，即所以保我黎民，*壮猷，关系至大。兹特颁嵩山照影各一，名曰嵩山四友，用坚白首之盟，同宝墨华之寿，以尊国耆，其喻予怀!应如何优礼之处，并着政事堂具议以闻。”随后政事堂议决了五项优待办法：一、免其称臣跪拜；二、赏乘朝舆，到内宫换乘肩舆；三、皇帝临朝时，得设矮几赐坐；四、每人给以岁费2万元；五、赏穿特种朝服。
21日，特封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为一等公；汤芗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宦、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为一等侯；张锡銮、朱家宝、张鸣歧、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为一等伯；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为一等子；许世英、戚扬、吕调元、金永炎、蔡儒楷、段书云、任可澄、龙建章、王揖唐、沈金鉴、何宗莲、张怀芝、潘榘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为一等男。22日追封赵秉钧为一等忠襄公，徐宝山为一等昭勇伯。共计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封爵的128人，师旅长、镇守使授轻车都尉的70多人。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总统变皇帝(4)
袁对封爵一事也是经过细心考虑才决定的。命令发表前，内史厅开列名单，包括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和师旅长在内，由袁亲自审查，按名加圈，五个圈为公爵，依次递减到一个圈为男爵。根据民国官制，不但各省将军的地位平等，将军和巡按使的地位也是平等的。但袁不根据民国官制而根据清朝官制，对于以前有总督的省，就封那一省的将军为公爵，有巡抚的省则封侯爵。他把巡按使看作以前的藩司，所以大部分巡按使只能得到男爵。这样，就使各省将军之间产生了级差，而巡按使则名符其实地下降为将军的属员了。
22日申令，内廷永禁太监，改用女官。25日申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自1916年元旦起，总统府更名为新华宫，总统府收文处更名为奏事处，总统府护卫总指挥处更名为大内总指挥处。
早在9月间，政事堂会同各部成立了一个未挂招牌的大典筹备处，以朱启钤为处长，梁士诒、周自齐、张镇芳、杨度、孙毓筠、唐在礼、叶恭绰、曹汝霖、江朝宗、吴炳湘、施愚、顾鳌为处员，沈铭昌为总务科主任，王式通为撰述科主任，顾鳌为法典科主任，阮忠枢为内仪科主任，袁乃宽为会计科主任，陈燕昌为文牍科主任，张士钰为警卫科主任。这个机构直到12月19日才对外公开。
袁指定以赤色为新朝的代表色，所以大典筹备处规定宫廷屋顶一律改用红瓦。太和殿更名为承运殿，这就是袁就任正式大总统的地方。殿内圆柱改漆红色，当中的八大柱加髹赤金，饰以盘龙云彩。中和殿更名为体元殿，保和殿更名为建极殿。御座扶背各处一律雕龙，代价达40万元，上披绣龙黄缎，座衣、座褥也是一样。座前设有雕龙御案，案前左右排列古鼎三座，古炉三座。座后陈设九折雕龙嵌宝屏，屏的左右各置日月宝扇一对。龙袍以80万元的代价由北京最大的服装店瑞蚨祥承制，共有两袭，一袭祭天时用，一袭登极时用。龙袍用赤金线盘织龙衮，通体缀以明珠，并嵌以钻石。此外还有平天冠一顶，四周垂旒，每旒悬珍珠一串，冠檐缀以大珠一粒。新朝所用玉玺四寸见方，镌有“诞膺天命，历祚无疆”八个字，代价12万元；金印五颗代价60万元。御用銮仪打算从清室借用。以上费用，连同登极及祀天所用仪仗、卤簿等，一共报销了2000余万元。在国家危机日益严重和人民生活日益痛苦的情况下，他们如此铺张浪费，使人回想到以前西太后动用海军经费修造颐和园的事情西太后挪用海军经费每年300万两修造颐和园。该园建筑费估计为3000余万两。此外，每年由户部拨30余万两，土药税140余万两为修理费用。西太后驻园时每日费用1万两……
“新朝”所用的国旗，准备在五色旗上加红日一轮，是取“五族共戴一君”的意义。
袁进行帝制，不但受到全国人民的切齿唾骂，即使在他的亲戚故旧以及攀龙附凤的政治寄生虫中，也有因为他们与袁之间存在矛盾，表示不同程度的不合作态度的。赵尔巽在看到筹安会的宣言时，把它扔在地下，从此不再到清史馆。徐世昌在辞职未准以前，迁出公府移居蝴蝶胡同。教育总长汤化龙、总检察长罗文干、参政熊希龄等纷纷辞职或请假出京，政界中人辞职、请假俄然成为新皇登基前相当普遍的风气。政事堂机要局长张仲仁因不热心帝制，被袁用明升暗降的方法调为教育总长，以热心帝制的王式通继任机要局长。袁鉴于各方面的不合作，又不得不派出大批侦探守候东西两车站，禁止官吏擅自出京。同时密令各省爪牙加强对人民的血腥*。
袁在接受帝位后没有立刻举行登极大典，是由于要在一定时期内观察外交方面的反应，并不是如他所说的“事体繁重，不可急遽举行”。因此，尽管段芝贵、朱家宝、朱瑞之流因为称臣过早碰了钉子，一般寡廉鲜耻之徒反认为碰这样的软钉子是做官的一个窍门，称臣的人越来越多。事实证明，除了登极而外，一切皇帝的排场都逐步地拿出来了。自12月1日起，政府公报也改“呈”为“奏”了，各省文电也纷纷改“钧鉴”为“睿鉴”、改单抬为双抬了。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总统变皇帝(5)
三
日本对袁的两面手腕。英国再度劝袁加入协约国
辛亥革命和南北议和时期，帝国主义联合阵线对中国政局的幕后操纵以及公开活动，是以英国为主导的，日本虽另有企图，也不得不跟在英国的后面走。帝制进行时期，这两国的地位却又互相转化。这是因为：1912年，英国还有力量控制远东，加以英美两国采取共同行动，日本还不可能达到独占中国的目的。到了1915年，世界局势起了很大的变化，英国被欧洲战争拖得精疲力竭，没有余力应付远东局势，美国对中国虽然野心很大，因陷于孤立，地理上距离太远，也就不可能单独有所作为。因此，日本利用时机，采取各种方式，对中国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这是东西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露骨矛盾。
同一时期，它们在世界范围内还存在不少的共同目的和要求，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还不可能马上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所以它们对中国的联合阵线仍然没有公开破裂。在这个阵线中，英国虽然被迫对日本作了让步，但它仍然企图摆脱日本的压力，保持帝国主义共同控制中国的均衡力量，而当日本继续施以压力时，又不得不中途妥协，以求相安无事。法、俄、意三国在阵线中不居主要地位，往往以英国的态度为转移。美国则退出了这个阵线，等待有利时机，准备采取另一步骤，击退日本势力，来达到它控制中国的目的。
1915年5月9日袁接受日本的亡国条件后，以为对日本已经作了最大的献礼，日本不会再来干涉中国内政，因而放心大胆地进行帝制活动。事实正是如此，日本当权人物对中国帝制问题不止一次地表示过默认或者同情的态度。直到9月6日帝制问题明朗化的时候，日本首相大隈还发表谈话说：“中国推行共和制度失败，中国人民转而念及帝制，这是一种极其自然的趋势。中国皇帝必须具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从这一点看来，则袁氏做皇帝将是一种自然的结果。这是中国的内政，日本不拟干涉。但是如果因进行帝制而损害日本的利益时，就不能认为与日本无关。以后当视其进展情形再作决定。”
但是日本当权人物的这些表示都是靠不住的。早在1894年中日战争以前，日本对中国就用过“欲擒故纵”、“诱敌深入”的诡计。袁和日本也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历史过程。袁从朝鲜回国以后，在外交上继承了李鸿章的“以夷制夷”政策，利用英美牵制日本，因此日本一直把他当作是一个亲西方的人物。事实上，袁之甘心充当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其目的在于取得外力支持，从而保持其统治地位。他并不是只愿意做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不愿意做东方帝国主义的工具。当日本咄咄逼人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他看到英美无能为力，就向日本投降，企图用国家的主权利益交换自己的皇冠。但是日本仍然不能予以信任，这是因为：袁和西方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能一刀两断，完全投入日本的怀抱。因此，当袁继续进行帝制活动的时候，日本政府也就玩弄两面手腕，一面暗中支持中国的反袁力量，促进中国分裂，以便混水摸鱼，另一面却又伪装同情帝制，把袁诱进迷魂阵中，等到帝制运动成熟，袁骑虎不得下背的时候，再向袁进行外交讹诈，从而取得有利日本的新条件。以前日本所提的“二十一条”，其中第五项包括7条，日本在修正案中声明“将此项与本案分开，日后另行协议”。日本政府希望袁继续承认这一项作为它承认帝制的交换条件。
10月间，日本政府又向袁展开了新的攻势。首先，它向西方国家建议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个干涉帝制的联合劝告，借以打击袁的威信。英国是袁政权的积极支持者，当然不愿意提出这样一个劝告，由于日本政府的坚持，而英俄两国为了要保持与日本在国际上的合作关系，不得不勉从其后。美国的条件则有所不同，当然不肯附和。10月下旬，日本驻美大使珍田屡次催请美国政府表示态度，美国国务卿蓝辛就用“漂亮”的词句——不干涉中国内政——作为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