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总统变皇帝(6)
当然，日本不会因为美国拒绝参加而终止其对中国的行动。10月28日，日本代理公使小幡偕同英俄两国公使到外交部，提出请中国政府缓办帝制的三国联合劝告。他代表三国发言说：“中国进行帝制，难保国内不引起骚动，因此三国政府希望中国政府暂缓实行。”兼外交总长陆徵祥回答说：“中国改行帝制是由中国人民发动的，中国政府未便加以干涉。现在已有十五省区投票赞成帝制，未便展期进行。即使有人反对，那也只是少数暴徒，中国政府力能控制大局。”
由于三国除口头劝告外还投递了正式照会，所以北京外交部又用照会回答它们。照会大意说，全国人民赞成帝制，如果政府加以压制，就会影响治安，因此采取国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本国总统前于9月6日向参政院发表宣言，认为变更国体不合时宜，足以说明政府本不赞成此举。但是，国体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倘从多数民意取决，各省治安可保无虞。照会提出了一个反要求，关于本国法权所不及以及逃亡国外的少数暴徒，希望各友邦协力取缔。照会感谢友邦劝告的善意，并且表示保全东亚和平，中国政府与各友邦的目的完全相同。
从这个照会可以看出，袁并未因为三国提出联合劝告而终止帝制的进行。他对联合劝告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认为所谓三国实际上只有日本一国，只要再给日本一些好处，日本的态度是可以转变的。因此，他除电令各省加意保护外侨以免引起口实外，并且禁止全国各报登载三国劝告的原文。
这个照会日本并不认为满意，因为照会并未针对三国所提出的中国政府能否缓办帝制的问题作出具体答复。11月4日，日本代理公使小幡又到外交部，指出中国照会意义不明，请求加以解释。这时，袁对英国的幻想并未放弃，希望通过英国阻止日本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于是他又去找他的老朋友朱尔典商量。朱尔典果然提供了一个秘密计划。根据朱尔典的意见，中国对欧战为中立国，而日本则为英国的同盟国，在此情况下，日本对中国有所行动，英国不便出面来反对。如果中国加入协约国，就与英国发生同盟关系，英国在中日两个同盟国之间就能够说几句公道话，这对中国是有利的。其实这个计划是旧事重提，就是劝诱中国加入协约国，以便采取行动扫除德国在中国的势力，并为协约国提供一个制造军火的东方基地。这个计划并不能阻止日本对中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朱尔典提出来，只是为了想达到他以前所未达到的目的。
这个计划，是11月8日通过陆徵祥转达袁的。另一方面，这个计划也是朱尔典事前与法国公使康悌、俄国公使库鲁朋斯基举行秘密协商，取得他们的同意后提出来的。
11月11日，北京外交部邀请日、英、法、俄四国公使到部举行会谈(法国公使在日本的影响下，也向袁政府致送了请缓办帝制的照会)。陆徵祥向他们说明，“全国已有二十个省区投票赞成君主立宪，如果有少数暴徒反对，无论何时何地，本国政府都有力量应付突发事变。但本国政府决定在年内不变更国体。”这是袁对四国公使所作的一次试探，暗示：“你们所要求的是缓办帝制，而不是取消帝制。我现在答应年内不变更国体，你们就应该没有话好说了。”
11月12日，意国公使又送来一个请缓办帝制的照会，三国劝告扩大为五国劝告，问题愈来愈严重了。
关于朱尔典所提的秘密计划，11月20日朱尔典又去访问陆徵祥讨取回答。陆说：“问题可以谈。但是五国提出关于帝制问题的劝告，现在只有贵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难于处置。”这就是说，他不相信中国加入协约国能够换得日本对中国帝制的不干涉。不料他们两人的谈话随即被美国报纸披露，日本又一次受到很大的震动。日本报纸谴责英国在对华问题上不应排除日本，并且建议日本政府应采取强硬政策，不使各国无视日本。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总统变皇帝(7)
日本方面的忿怒表示，引起了英国方面的恐慌，朱尔典发表谈话否认其事，北京外交部也极力否认。朱尔典深怪中国当局不能保守外交机密，以致这个问题无法继续商谈。英国外交部因为朱尔典办理外交发生失密现象，一度有撤换他的意图。
不久美国报纸又泄露了中英接洽同盟的秘密消息，据说同盟期限定为十年，英国承担义务为：说服各国承认中国改行帝制，帮助中国加入国际团体等等。这个消息使日本感到更大的忿怒，并又因此引起了英国政府更大的恐慌。为了缓和日本，英国外相葛雷训令英国驻日大使葛林于11月27日访问日本外务省次官币原，确切担保英国非与日本协议，决不缔结中英同盟。此后日本外相石井不止一次地向有关各国声明，关于中国问题，非得日本同意或至少有日本参加，不得成立任何协定。关于中国帝制问题，请俟欧战结束后再行考虑。
关于中国加入协约国和中英同盟两个问题盛传一时，德国辛慈公使曾于11月24、25两日入府向袁提出口头抗议。
四
袁派周自齐为赴日赠勋特使，日本政府拒绝接待。新华宫“谋逆”案与外交泄密案的真相
自各国干涉帝制案发生后，中国方面又接连发生了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刺郑汝成曾在英国留学海军，辛亥革命时在烟台担任警卫队统带，被民军赶走。国民党“二次革命”时，袁派他以总执法官名义率领应瑞、肇和等舰运北洋军到上海，坚守制造局，事定后任为上海镇守使。11月10日，郑乘汽车到日本总领事署参加庆贺日皇加冕典礼，归途行经外白渡桥被陈其美所派中华革命党人王小峰、王铭山投掷炸弹炸死。两王于12月7日被枪决。事件发生后，袁大为震骇，下令追封郑为一等世袭彰威侯，给予治丧费2万元，在上海及直隶原籍建立专祠，拨小站私产营田赡养其家属，借以鼓励他的爪牙替他立功卖命。郑死后，袁派第四师师长杨善德、第十师师长卢永祥为正副淞沪护军使。和肇和兵舰起义中华革命党人策动肇和兵舰于12月5日起义，炮轰制造局，该舰旋被袁军夺回。等重大事件，日本方面更加振振有词地说，中国政府所谓“力能控制大局”完全是骗人的。12月12日袁向代行立法院承认接受帝位后，日本公使于13日单独照会外交部，谴责中国政府对帝制问题的答复没有诚意，要求于15日以前给以满意的答复。15日，回任不久的日本公使日置益偕同英、法、俄、意四国公使到外交部提出第二次警告，由日置益代表各国发言说：“前此各国提出有关帝制问题的劝告，中国政府曾声言不急遽从事，并担保中国境内治安的完全责任。因此，日本与四国对中国决然采取监视的态度。”这次他们所采取的联合行动，由劝告性质变为警告性质，这就显示出袁“以夷制夷”的政策和欺骗拖延的手段都完全破了产。直到这个时候，袁才明白问题的严重性，日本以外的四国不仅不能牵制日本，而且反过来成为日本的应声虫；日本并不认为5月签订的中日协定是一份厚礼，它还要在承认中国帝制以前取得更大更多的礼物；如果不满足日本的欲望，中国帝制是不可能实现的。袁决心再一次出卖国家来交换自己的皇冠。
早在10月12日，袁曾派驻日公使陆宗舆以中国代表资格庆贺日皇加冕。此时为了再向日本献礼，又加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赴日贺礼赠勋特使，以大总统同级的大勋位赠予日皇。他加周特使一个“上卿”衔以抬高其身份，并给专门办理对日外交的外交次长曹汝霖以“仪同特任”的待遇。同时，外交部电令陆宗舆将中国派遣特使一事通知日本政府，预先商定特使行程，预计1916年1月24日可抵东京。
东京传来消息，日本政府决定以亲王之礼接待中国特使。1月14日，日置益公使在使馆内置酒为周饯行。看起来一切事情进行得都很顺利。不料仅仅隔了一天，日本公使馆忽然打电话给外交部说：“接到东京急电，请周特使缓期到日本。”随后陆宗舆就有电报来说，由于中国政府扬言，等到周特使由日本回国后，中国就要实行帝政，以此引起欧美各国的猜疑，中国南方也称他为“卖国使节”，使日本政府感到难于应付。同时，日本报纸认为中国共和制度即将废止，民国大勋位只能陈列在博物院中，天皇未便接受。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总统变皇帝(8)
原来日本拒绝中国特使是有原因的。中国派遣特使的消息刚发表，新华宫接连发生了“谋逆案”及“出卖国家机密案”。事实上所谓谋逆案是另外一个问题当时经办“大典”庶务的是袁的族侄袁乃宽。袁乃宽的儿子袁英(字不同)是个著名的荒唐鬼。他写信劝张作霖起义，张将原信转给段芝贵，段又转给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杨即加以逮捕(1月18日)，派人解到北京交与袁乃宽。袁乃宽为了解除本身嫌疑，将袁英绑送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并向袁请罪。袁说：“小孩子胡闹，不值得小题大做。”就把袁英释放，发交袁乃宽管束。，当时却把两件案子混为一谈。“出卖国家机密案”的主角是新华宫的“内差”瞿克明(当时传作句克明或鞠克明)，他的母亲是袁家的老女仆。此时袁派周自齐为赴日特使的消息已经流传在外，英、美、法、俄以及其他有关国家十分重视这件事情，都用很大的人力财力，想把中日秘密交涉的真相刺探出来。法国公使康悌通过使馆华籍职员方生，收买瞿克明充当内线，瞿克明私配钥匙偷开袁的秘密抽屉，窃出中日密约草案一份，送给方生，由康悌拍照保存，并将原件交瞿归还原处。康悌把照片转给有关方面共同研究，随即由纽约报纸披露出来。
中日进行秘密交涉是国际间的一件大事。这个秘密被揭穿，对袁和日本都是严重的打击。英、美、俄、法、意五国驻日公使联合向日本内阁提出质问。不久以前，由于三国秘密劝诱中国加入协约国以及英国秘密接洽中英同盟，引起了日本的极大不满和严厉质问，而日本此时也在偷偷摸摸地干着这个自私自利的勾当，即使日本利用欧战时期，在对华问题上处于主导的地位，但它对西方五个国家的联合压力也不能无所顾虑。因此，日本首相大隈在接见陆宗舆时，声色俱厉地斥责“中国人不能守秘密”，拒绝接待中国特使，而这个秘密交易也就无法进行了。
这一案件还牵涉到内史沈祖宪，他和瞿克明同时被捕，但不久都获得释放。
在日本拒绝接待中国特使的同时，德奥两国公使曾大肆活动，以承认帝制为中国不加入协约国的交换条件，但袁不敢接受。
与日本拒绝接待中国特使的同时，俄皇尼古拉斯派密海也鲁维支大公为赴日赠勋特使，于1月12日行抵东京。日皇亲自到车站迎接，大隈首相率领全体阁员也都到站迎接。东京市区挂起一片飞扬夺目的日俄两国国旗。俄国大公下车检阅仪仗后，乘坐汽车到霞关离宫休息，东京市民几十万夹道欢呼。随后日皇接见他，亲自陪同进午餐，并赠以*大绶章。俄国大公逗留东京的时候，日本忽然产生了极端浓厚的日俄亲善的空气，日本报纸甚至表示“苟有利于俄国，日本虽赌国运而为之亦有所不惜”。同样是庆贺加冕和赠勋特使，对一个国家则以极不友好的态度拒绝招待，而对另一个国家则表示狂热欢迎，虽然这两个国家有强弱之分，但在国际礼貌上不能不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
显而易见，日俄两国不可能亲善到同生共死的程度。随后得知，日本向俄国建议签订日俄协约，由日本代替俄国维护俄国在远东的一切权益，俄国在远东的军队可以调往西线作战，日本承认接挤俄军军火及军用品。此时俄军在欧洲西线非常吃紧，俄国害怕日本乘人之危，就与日本成立了这个协定。协定规定日俄两国互不侵犯，同时规定“一方在远东之领土权及特殊利益为他一方所承认者，如被他国侵犯，缔约国应立即协商为维护此种权利及利益所应采取之态度”。根据这个协定，日本以强暴手段在中国所夺取的权利，就首先得到俄国的承认，这是日本打破西方国家在中国保持均势、反对日本独占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
此外，日俄两国还签订了秘密同盟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如有第三国亦欲取得中国政治上之优越权时，日俄两国应即进行协议，执行共同必要之手段；如第三国对缔约国一方竟至宣战时，他方有武力援助之义务”。根据这个条约，英日同盟就完全失去其效用，因为英日同盟是针对帝俄的一种同盟，而日俄同盟则是针对英美特别是美国的一种同盟。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总统变皇帝(9)
在此以后，袁就只能偷偷摸摸地关起门来做皇帝。自1916年元旦起，他在国内改称中华帝国，改用洪宪纪元，甚至用压力强迫上海租界内的中国报纸改用洪宪年号自袁下令改元后，上海报纸仍用民国五年年号。内务部以停止邮寄为威胁手段，因此自1916年1月12日起，上海各报取消了民国年号，但也不用洪宪年号，在报名下只有一行公历。内务部进一步加以压力，它们才自1月26日起用极小字体加入“洪宪元年”四个字。，但对外仍称*和民国总统，这是民国和帝国、总统和皇帝的并存时期。由于云南独立后全国反帝制、反*的浪潮日益高涨，他又被迫于1月20日命外交部通知各国公使，在云南战事未平定以前，暂不决定登极日期。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1)
一
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蔡锷设计脱险出京
袁的一生从不以诚待人。他认为一手可以掩尽天下人的耳目，作伪可以欺骗朋友，欺骗部下，乃至欺骗全国人民，可是最后受到欺骗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他自己。他每天所接触到的都是些寡廉鲜耻、阿谀争宠的私党，看不见一个真人，听不到一句真话。举一事为例。他知道日本人在北京发行的《顺天时报》是一张反对帝制的报纸(当然是受日本政府的指使)，很想从中了解一些不利于他的各方情况，他的私党就编印一份假《顺天时报》给他看，假报上所登的都是热烈赞成帝制的假报道和假言论。这一事件说明：正是由于他自己惯于作伪，他的私党也就用作伪的手段来回答，把他封锁在消息隔绝、耳目闭塞的愚人世界里。
在帝制公开活动的过程中，他看不见全国人民的力量，看不见在全国范围内日益增长的反帝制、反卖国的*运动和爱国主义运动，他所考虑到的只是外交问题和军事问题，认为出卖国家权利以交换日本承认中国改行帝制，用高官厚禄驱使北洋军阀替他尽忠效力，即使有人反对他做皇帝，也随时可以一鼓荡平，像1913年打垮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一样。
但是全国人民除非患有政治盲目病的人，都能够看出袁政权的灭亡日期日益迫近。在人民群众与*者势不两立的紧张状态下，只要有一处点起星星之火，这个火星就必然会燃烧到各地而成燎原之势。袁政权的滔天罪行已经消除了某些人对他的幻想，倒袁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即使是妥协派如梁启超之流，也想鼓起勇气来发动讨袁事业，以便在未来政局中夺取地位。梁在致进步党人籍亮侪等的信件中曾经道出他的心事。他说：“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
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进步党人徐佛苏、袁思亮没有懂得他们领袖的心理，还跑去见杨度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能不让任公(梁的别号)参加。杨就请与梁关系密切的汤觉顿、蹇念益二人到天津与梁接洽。他们会见梁时，还没有来得及开口，梁就拿出写好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给他们看。梁自己说，他在动笔写文之前，写了题目后，好几天都没有写出一个字来。他不能不顾虑到这篇文章发表后，进步党人会受到袁的*，像以前国民党人被袁乱砍乱杀一样。正在狐疑不决的时候，袁忽然派人到天津来，赠给他20万元，以10万元补祝他父亲的七旬大寿这一年4月11日(农历三月十六日)，是粱启超的父亲达涧的七旬晋一大寿。，以10万元作为他出国的旅费。因此，他觉得这篇文章就非写不可了。
他的两个党徒看了这篇文章，都吓得变了颜色，认为这对袁是一颗政治炸弹，同时对进步党也是一道催命符。随后梁把文章的语气修改得和缓点，并且托他们带去一封跟杨度绝交的信。信上说：“吾人政见不同，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
就在同一天，他的学生蔡锷也从北京到天津来访他，他们在密谈中决定了发动反对帝制的全盘计划。
早在筹安会发起前，杨度几乎每天不间断地到棉花胡同访问蔡，劝他加入筹安会作为发起人之一。蔡都借词推脱。蔡到天津也是事前和杨商量好的，杨请他以师生关系劝梁不要发表反对帝制的议论。蔡回北京后，就用“人各有志，不能相强”的话来回答。为了避免袁党的猜疑，8月25日云南会馆将校联欢会发起军界请愿改行帝制时，蔡提笔签了头名。此后他经常和杨度等在八大胡同饮酒看花，挑选云吉班*小凤仙作为他的冶游对象，因此袁党渐渐地不把他当作一个有志气的人物。
袁早就存有顾虑，梁启超从不开口附和帝制，可能成为他在舆论界可怕的敌人，而西南云贵等省是北洋军势力所不及的一个大缺口，可能成为军事上的隐患地带。果然这些“可能”后来都成为事实。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2)
自从梁的论文发表后，在国内引起了相当大的影响，袁不得不请出一位旗鼓相当的大文人来抵挡一阵。他派夏寿田送严复一笔巨款，请严写一篇文章反驳梁的论文，但严已经上过一次大当，就不肯再上第二次的当了。除此以外，袁竟然找不到一个有名气的文坛健将替他出力。除了杨度冒用他的老师王闿运的名字打来一个劝进电以外，孙毓筠作了一篇《驳任公国体文》，刘师培作了一篇《国情论》，显然都不是梁的对手。梁一面声明脱离进步党，一面又继续写了《国体问题与五国警告》等反对帝制的论文。他声明脱党是为了不使个人行动影响全党的安全。
与梁启超言论反袁的同时，蔡锷也在布置军事反袁。他电召卸任不久的贵州巡按使戴戡到北京来。
10月间，戴与贵州人王伯群同到北京，即成为蔡与云贵将领秘密联系的居间人。蔡派王伯群携带密函先到昆明，他和戴戡、陈敬铭两人各着大礼服共摄一影，留作“不成功即成仁”的纪念。
蔡通过士官老同学张孝准等人的关系，与东京国民党军人派也有秘密联系。国民党军人派首领黄兴早已看中了云南是北洋军的空白地区，想利用这个地区作为讨袁的根据地，因此派了很多朋友到云南进行反袁活动。这些人到了云南，更加了解到云南人民对蔡有好感，特别是云南将领对蔡的印象很深，如果蔡能够到云南，反袁的武装力量就容易组织起来。为了加强联系，张孝准派了一个姓何的人到北京，将密电码一本交蔡收执。随后又派李小川持密函到北京，商量讨袁计划关于蔡锷设计出京一事，由蒋百里、张孝准、李小川3人分别提供。后来张孝准任湖南榷运局长，李小川解放后任湖南文史馆馆员……
由于棉花胡同蔡宅经常有南方人和陌生面孔往来，就不能不引起侦探们的注意。10月14日蔡起床不久，听得门外大吵大闹的声音：他的看门人说，这里是蔡将军的住宅，不许你们检查；另外一个粗暴的声音说，不管什么将军，咱们一定要执行检查。随后就有一个天津口音的刘排长带领着七八名如狼似虎的兵士冲进来，在各间屋子里翻箱倒箧地搜了一阵，却什么也没有搜到。直到他们呼啸而去，蔡才打电话找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讲话。那时雷还没有起床。等到下午，雷才回了一个电话说：“这是一场误会，真是岂有此理!”
后来根据雷的解释，蔡的住宅以前是天津大盐商何仲璟的产业，由何的亲戚姓福的代为管理。何是总统的儿女亲家。刘排长以前是何家的仆人。宣统三年，何欠下了外国商人一笔巨债，几乎闹得要抄家，他的姨太太派刘携带珠宝细软到北京藏在福家。事隔多年，何死了，他的姨太太也不知去向，这笔账只有从军当了排长的刘某记得很清楚。他带兵想去威胁姓福的交出寄存物件，以便据为己有，却没有想到福家已移居东城，而蔡租住该宅，因此发生了阴错阳差的一幕恶剧。雷向蔡表示深切的歉意，并在案情查明后，把刘排长枪毙了。
但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何仲璟既是袁的亲家，而且他的兄弟何颐臣仍然活着，刘排长不会敢于在老虎口里找肉吃。雷口中所说的是刘排长，但10月17日因此案绑赴西郊土地庙枪决的犯人，在罪状上写的却是别的名字。军政执法处是袁的中央特务机关，在蔡与西南进行秘密联络和收到东京国民党人的密电本以后，忽然发生了这幕恶剧，这就说明袁的爪牙是有的放矢，而不是什么阴错阳差。
袁从蔡那里搜不到任何证据，因而放松了对他的侦察。蔡是个头脑冷静和心细如发的人，从10月下旬起，他就经常请病假，不久借着一个与小凤仙乘车出游的机会，十分机警地溜到了东车站。梁启超早已派老家人曹福(天津人)买了两张三等票，在车站等候着。直到蔡上了车，曹福才悄悄地把一张车票塞在他的手里。他们两人在车中装做互不相识。火车到了天津站，曹福护送他到意租界会见梁，与梁会谈后，又护送他到日租界同仁医院预先定好的房间下榻。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3)
二
蔡锷绕道日本行抵昆明。云南军署召开军事会议，议决讨袁
蔡锷派戴戡先由天津启程到香港作为他的开路先锋。他在天津会见了士官老同学张孝准，张是黄兴派来掩护他设计脱险的。为了避免国内旅途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危险(他们知道袁的政治特务遍布在国内各城市)，蔡、张二人于11月中旬，先后乘轮赴神户。
蔡是一个相当严肃的军人，此时忽然变得像个戏剧性的人物。他仍然用恭顺的言词写信向袁请假，他的旅行箱内有文凭、勋章和多种特任状，都交张孝准携带，以便遇到危险时设法脱身。他到了神户后，还写信给袁说明东渡就医的情况。他预先写好一张一张的明信片，都是寄给袁或袁的左右的，他请张孝准旅行日本各地，每到一地就发出一张明信片，借以哄骗袁以为他仍在日本各地游览。张的明信片没有投完，蔡已经经过上海、香港、河内到云南去了。蔡事前不请示而擅自到日本就医，不能不使袁动疑。这个老奸从来就是会做戏的，他一面派龚心湛代理经界局督办，张元奇代理参政院参政，一面在蔡的呈文上批准给假，盼望他早日痊愈，早日回京供职。
蔡到达昆明以前，云南已经像是一座待要爆发的火山。云南军有两师一旅和警备队40营。中级军官邓泰中、杨蓁、董鸿猷、黄永祉等都劝云南将军唐继尧发动讨袁军事，特别是蔡宅被搜查的消息传到云南，大家的情绪更为激昂。唐假口各方情况不明，极力劝他们不要操之过急。
早在10月间，东京国民党人就派方声涛到云南，住在退职军人黄毓成的家里。12月17日，李烈钧、熊克武、龚振鹏等也都到了。带着蔡锷密函的王伯群是早三天(14日)到达昆明的。
由于士官老同学、国民党友人和部下将领都一致主张讨袁，特别是以前提拔过他而现在仍与云南军民及各方面都有密切关系的蔡锷即将冒险而来，唐不能不受到很大的影响。但他没有看清袁已经是个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以为云南以一隅之地而抗全国，是很危险的。
12月19日，蔡偕同戴戡、刘云峰等到了昆明。蔡化装由滇越路经过阿迷州投宿旅店时(滇越路夜间不行车，须下车投宿旅店)，当地知事想下手暗杀他，幸而得到铁路警察的救护，没有遭到毒手。早在蔡到达香港时，袁政府就已接得密报，曾由参谋部致电唐继尧，如果蔡到云南来，请即予以扣留。18、19两日，袁又直接电唐，如果蔡锷、戴戡等来滇，可以便宜行事，就地正法。唐有号电回答说，蔡在云南的旧部虽很多，但已妥为移置，中下级军官都是服从本人的，不致被人煽惑。以上说明，袁的间谍网布置得非常周密，而且英国公使朱尔典又是袁的后台老板，香港政府对反袁分子经过香港，都采取了种种留难的手段，如果蔡不机警行事，是不能顺利地到达目的地的。
蔡的到达，使云南的人心更加振奋，但是唐对云南军与北洋军力量的对比仍然存有很大顾虑。蔡向他谈到不但全国人民反对袁做皇帝，就是北洋军大将冯国璋、段祺瑞也都反对袁做皇帝。恰恰这时候，由南京宣武上将军署转来梁启超的一个密电，这个电报是请“唐将军”转给“蔡将军”的，电报内容是讲袁决定派周自齐为赴日赠勋特使，准备以卖国条件交换日本承认帝制。这个电报证明了蔡所说的冯国璋反袁的话是有根据的，如果冯不反袁，就不会代替别人发出反袁的电报。这个电报大大消除了唐的顾虑。其实，这个电报是由冯的秘书长胡嗣瑗贵州人胡嗣瑗是前清翰林，有宗社党之称，反对袁做皇帝，主张清帝复辟，他和反袁派相勾结，其目的是想利用反袁派的力量推翻袁，造成混乱局势，为清帝复辟创造条件。代发的，冯从来就懒看公事，根本不知道这回事，这个内幕是唐所不知道的。
这个电报却打乱了蔡的行军计划。他原拟到云南后于23日统率云南军偷袭四川，抢在袁调兵遣将之前占领四川，估计20天之内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然后通电讨袁。由于收到这个电报，蔡顾虑到一旦日袁条约告成，外交上将发生阻力，因此他变更计划提前宣布讨袁，并由云南军发布对外宣言，承认以前与外国所签订的一切条约继续有效，但在云南宣布讨袁后所签订者均不承认。这个计划是针对新的外交局势而决定的。蔡写信给梁启超说：“宣布过迟，固有妨大局，宣布早，殊于军事计划大受影响。”果然，后来云南军开到四川不久，北洋军就源源不绝地调到四川前线来，使云南军的进展受到很大的阻力。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4)
唐于22日召集军事会议讨论对袁的问题。蔡在会议席上发表沉痛动人的演说，主张即日兴师讨袁。他说：“我们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我们所争者不是个人的权利地位，而是四万万同胞的人格!”参加会议者一致慷慨激昂地表示意见，愿意断头而死，没有一个愿意屈膝而生的。大方针决定后，接着讨论今后所应采取的步骤。唐建议“先礼后兵”，首先劝告袁取消帝制，如果拒不接受，然后通电讨袁。这个步骤本来是不必要的，为了尊重唐的意见，大家都不便表示反对。关于组织讨袁军事机构的问题，大家决定仿照辛亥革命和癸丑讨袁的办法，一省设都督一员为最高军事领袖，设总司令负责指挥前方军事。以前每省仅设总司令一员，这次由于讨袁军拟分作两路，决定每路设总司令一员，后方设总司令一员。有人建议云南军改称为共和军，为了避免与共和党的名称相混淆，随后决定改称为护国军云南军在护国寺召开动员大会，有人动议就地取名，无人反对，遂定名为护国军……
在推举都督、总司令的时候，唐表示愿让都督于蔡，云南军将领中倾心于蔡的很多，有人建议组织军政府推蔡为大元帅。但蔡竭力主张推唐为都督蔡在云南甚得军心，唐甚忌之。黄兴派人再三向唐疏通，保证蔡不做都督，并带兵出发讨袁，决不留在云南，唐才同意蔡锷回滇。，因此，决定推唐为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向四川出发，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通过广西向广东出发。
军事会议决定讨袁后，云南全省没有杀过一个人，仅仅逮捕了两名袁党间谍：一名是袁派到云南来的宣慰特使何国华，此人在前清末年曾任云南协统，不久前他在宴会上毒死了由蒙自到昆明不肯签名赞成帝制的第二师师长沈汪度；一名就是谋害蔡的阿迷州知事张某。
23日，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通电劝告袁取消帝制。电报说：“自国体问题发生后，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佥谓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亿兆铭心，万邦倾耳。……今食言背誓，何以御民!……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难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膂：盖杨度等六人所倡之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贵等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杨度等之公然*，朱启钤等之秘密协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应请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及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七人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尧等夙蒙爱待，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义，用敢披沥肝胆，敬效忠告。伏望我大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否则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拥护共和之实据，万难镇抚。以上所请，乞以二十四小时答复。”
这个电报像一根利箭一样射进袁的心窝。但他随即自宽自解，认为以云南一隅之力，较之国民党“二次革命”时四省联合的力量小得多，不难用兵讨平。他一面请英国公使朱尔典致电云南英国领事葛夫以私人名义劝告蔡唐二人收回这个抗议，英国愿意从中转圜；一面命政事堂于25日回答一电，首先列举唐以前劝进的各电，并指出：“事隔三日，背驰万里。本堂不信贵处有此极端反复之电，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转呈。”
25日，唐继尧、任可澄、蔡锷、戴戡联名宣告独立的电报发表。这个电报不再称袁为“我大总统”了，首先指出“天祸中国，元首谋逆”，后面作出结论说：“既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元首之资格。”这说明袁装聋作哑的态度，已经无济于事，因此26日政事堂就从正面劝唐不要出尔反尔。电报说：“政见不同，尽可讨论。为虎作伥，智士不为。现既全国赞成君宪，云南亦表赞同，奈何出尔反尔，有类儿戏!”27日袁下令把一切责任归到蔡锷一人，骂他“潜行至滇，胁诱唐任”。直到29日才下令褫夺唐继尧等的官职，并派云南军第一师师长张子贞代理将军，第二师师长刘祖武代理巡按使，叫他们押解蔡、唐等人到北京治罪。这是一个并不高明的老戏法。以前袁在国民党“二次革命”时期，对江西、广东就曾采取过这种手段，想以权位引诱别人的部下背叛自己的长官，但都没有取得效果。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5)
袁对蔡恨入骨髓。政事堂通知各部署，凡是与蔡有关的人一律予以撤职。各省机关的云南籍职员和与蔡有关的人也都受到*。袁又命湖南巡按使沈金鉴查抄蔡锷在籍的财产，但蔡没有不动产，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已闻风躲藏起来，只有一个办木厂的兄弟，却又早已分了家。而另一方面，袁又想利用骗术使云南问题化大事为小事，他找到蔡的老上司李经羲，赐以貂皮外套一件李经羲受到貂皮外套后，向袁谢恩说：“上(指袁)赐貂皮外套，光采非常，裁量恰合，举家惊宠，望阙感惶。”，又找到蔡的老朋友熊希龄到北京，留他共进午餐，想通过他们说服蔡“悔罪自投”，当可“不究既往”。此外还想派云南人朱家宝、丁槐等为云南宣慰使，骗诱云南军官“解甲来归”，一律“免予治罪”。这又说明袁内心的虚怯，与武昌起义时的清政府如出一辙。
三
袁派曹锟督师入川。贵州和川军师长刘存厚响应独立
以前辛亥革命时，孙中山认为“成功之速，出人意料之外”。这次蔡锷在间关万里到达昆明之后，也写信报告梁启超说：“人心如此，非始愿所及。”事实上，推翻清政府和打倒袁皇帝并不是碰运气的问题，而是说明了人心的向背。在这两次战争中，反人民的力量到处受到人民的强烈反抗和袭击，起义军的力量到处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与支持。因此，后者就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而前者则由优势转为劣势，终于不能避免灭亡的命运。
如果单从军事力量的对比来看，当时蔡带往四川作战的护国军只有3000多人，而四川将军陈宦就统率北洋军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三个混成旅和四川军周骏、刘存厚两个师，此外还有源源而来的北洋军。这样，就不仅是以云南一省抵抗全国的问题，首先是以云南一部分的力量抵抗四川全省的问题。蔡军出发时，所携军饷不足两个月，兵士仅发伙食费和少许津贴，所领弹药作战不到一个月就已告罄。在这些问题上，很多人都怀疑唐继尧别有用心。
护国军第一军下面分设三个梯团，梯团司令由刘云峰、赵复祥、赵钟岳分别担任。蔡的作战计划是：他自己率领第一梯团由昭通直趋叙州，这是进攻四川的主力；第二梯团集中后向贵州毕节出发，到毕节后，再依形势的发展决定战斗任务，或者北向进攻泸州，或者东下贵阳而将矛头指向湘西；第三梯团作为入川的后续部队，预计一个半月以后才能集中开到四川。
袁接到云南独立的警报，1916年1月5日命令虎威将军曹锟督师入川。他下了一道申令痛骂蔡锷，并且恬不知耻地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以藐藐之躬，举数万万人之生命财产，赖一人以保护之，举数万万人之知识能力，赖一人以发育之，责任何等重大。古称神农憔悴，大禹胼胝，矧在今日，为君之难，百倍于古。……予昔养疴洹上，无心问世。……支持四载，辛苦备尝，真不知尊位之有何荣。无如国民仰望甚切，责备甚严，同为国民，敢自暇逸。……乃有蔡锷之流权利熏心，造谣煽惑。……予以薄德，既受国民之推戴，何敢再事游移，贻祸全国。……”
讨袁战争开始时，与蔡正面作战的正是与他有结盟关系的陈宦。他们在清朝末年都是以武学生得到总督的提拔，他们的门生故吏都分布在四川、云南两省，而两湖京官在北京又有“大同乡”之谊，因此他们在北京时经常相互往来。陈宦由北京往四川时，蔡介绍三个湖南人做他的属员，陈宦接任四川将军时就发表王某为军务科长，马贶生为军需科长，派雷飙到川军第二师担任旅长。云南独立后，袁政府接二连三地命令各省文武机关撤换与蔡有关的人员，陈不肯执行这个命令。特别是陈的高级将领伍祥祯(云南人)、雷飙(湖南宝庆人)都是蔡的旧将，而蔡的前敌司令韩凤楼又是陈的得意门生。他们的相互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
陈宦曾向他的机要人员说：“我所辖的三个混成旅和一个卫队团。除了玉亭(伍)一旅外，那两旅都是不可靠的。”因此，当云南宣布独立后，他由川北调伍旅到叙州布防。守泸州的是川军第二师熊祥生旅，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和第二师的另一旅旅长雷飙则驻泸州前方的纳溪县。冯玉祥旅驻内江作为叙、泸之间的策应队。川军第二师两个旅长，熊祥生是由将军署副官长调任的，他专为个人的权利地位打算，雷飙则与蔡的关系很深。冯玉祥既不愿效忠袁，又不肯为陈宦卖力，他的目的是想等待机会把队伍拖到陕西去，因为陕西将军是他的舅父陆建章。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6)
陈宦是袁的重要爪牙之一。但他与袁存在着很大矛盾。当他出京时，袁曾面许将川、滇、黔三省军事交他全权办理，他到四川不久，袁就派张联棻(河间人)代替刘一清(湖北人)做他的参谋长，陈完全知道这个新参谋长是派来监视他的。云南问题发生不久，陈向他的机要人员表示，蔡松坡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老头子(指袁)也有“彼直我曲”的表示，看起来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的。这一表示说明陈并不倾心于袁。此后袁派曹锟督师入川，事前并未征求陈的意见，陈完全知道，即使打退了护国军，四川将军一席也必然落于他人之手。这些不满和不安的情绪，使陈对战事采取了消极应付的态度。蔡曾电劝他响应独立，他用“事权不一，环境困难”的理由拒不接受，但他在文电中从来不骂蔡，对蔡始终保持着一种似敌非敌似友非友的模棱态度。
当护国军进入叙州城外时，伍旅仅仅作了些不重要的抵抗就撤走了，因此蔡部第一梯团第二支队杨蓁于1月21日占领叙州。这是护国军发动后首次取得的胜利。此后第一梯团即向南溪、自流井一带进攻。
与蔡军出发的同时，1月2日戴戡奉蔡派遣经由毕节到贵阳策动贵州响应独立，王伯群则往黔南兴义一带联系当地黔军。这两人都是有声望的贵州人，又是跟随蔡奔走反袁的活动家。云贵在地形上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如果贵州不响应独立而落入北洋军之手，云南就要受到严重威胁。云南宣布独立时，蔡唐曾电请贵州护军使刘显世采取一致行动。刘是个保守“持重”的地方军阀，他既不满意袁的不平待遇，（各省都设有将军，但贵州和福建两省只设护军使。直到1915年10月14日，袁政府才加刘显世一个“督理军务”衔。）又慑于北洋军力量的强大，很想保持局外中立。
但是贵州人民反袁的情绪很高，迫切要求响应云南宣布独立。贵州军团长王文华、熊其勋等也都劝刘下决心讨袁。王文华就是王伯群的兄弟。由于贵州的兵额很少，团长一级的倾向具有很大的影响。
贵州巡按使龙建章是袁派来监视刘显世的一个高等政治侦探。为了和缓贵州军民的反袁情绪，1月7日他电请袁另行召集国民会议表决国体问题。袁一面授意参政院回电予以驳斥，一面于1月14日下令叫他离职北上，并为讨好刘显世起见，就派他的兄弟刘显潜署理贵州巡按使。龙建章于1月16日化装逃走。
1月18日，贵州人民代表大会表决力促刘显世宣布独立，改称护国军贵州都督，刘仍然依违不决，还电请袁迅速接济军饷以固军心。直到1月24日戴戡率领云南军一营进抵贵阳，26日袁汇到军饷30万元，他迫于27日宣布独立。贵州的独立，稳定了云南的外围，并使北洋军在湖南和四川两省都感受威胁，这是云南护国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一大胜利。
2月8日，袁政府下令查办刘显世，派贵州军团长唐尔锟继任贵州护军使。这个分化政策并未取得效果。
贵州独立后，戴戡率领贵州军6个团由遵义向松坎、綦江出发。这6个团的兵力实际上还不到8个营。这是护国军与北洋军在四川作战的第二道战线；贵州军进入四川后，蔡将护国军第一军分为左右两翼，自己兼任左翼总司令，不久改派他的参谋长罗佩金继任，派戴戡为右翼总司令。戴戡又派王文华为右翼军东路司令，率领临时编成的十三营向湘西出发。这是护国军开辟的湖南方面的战线。护国军在这条战线上的兵力原是极其薄弱的，由于湘西人民的反袁武装力量不断壮大，配合护国军作战，贵州军得于2月3日占领晃县，16日占领麻阳，对牵制北洋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