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申令是袁请从来不肯赞成帝制的张仲仁起草的。通篇都把进行帝制的责任归之于人，而把自己吹嘘为一个毫无权利思想、“入山惟恐不深”的遁世主义者。这个申令把帝制派说成是爱国之士，而反对帝制者似乎是“扰乱地方，危及国家”的罪人。这个申令把撤销承认帝位作为一切问题的结束，以前种种，从此一笔勾销。申令末段还向西南护国军作了一个扬拳欲击的姿态，这就是根据杨士琦的说法，如果西南护国军逼人太甚，连总统也不让他再做下去，那就可以继续用兵，让西南护国军知道他的厉害。这个申令通篇自称为“予”，这是根据袁自接受帝位以来的一个习惯口吻，袁却提起笔来在后段加了“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一句，使“大总统”字样又在命令中复活起来。这是他由皇帝再变为总统的一个“画龙点睛”的笔法。
自袁改元洪宪一直到撤销承认帝位为止，一共算是做了83天的短命皇帝。
与这个申令发表的同时，袁还打电报密谕北洋军前方将士，捏造西南护国军拟推举岑春煊为总统、北洋军全体将领将被撤职的谣言，以骗诱他们继续替他出力卖命。密谕说：“发还推戴书，系为势所迫，并非根本取消帝制。蔡、唐、陆、梁迫予退位。君等随予多年，恩意不薄，各应激发天良，为予致力，富贵与共。如予之地位不保，君等身家性命亦将不保。”
承认帝位案撤销的一天，日本首相大隈召集*、重臣举行紧急御前会议，拟以保护各国侨民为借口出兵中国。因袁死得太快，中国局势比较稳定，未敢贸然实现。
承认帝位案撤销后的第三天，即3月25日，黎元洪跑到公府来，坚决要求袁下令取消他的王爵。他说如果不明令取消，他就没有面目做南北间的调人。他还追算了一笔旧账：过去不久，他在政府公报上看见浙江巡按使屈映光的一道奏折，保举一批官吏，在县知事陈培埏名下注有“此人曾由参谋总长臣黎元洪保举”字样，他曾跳起脚来发火说：“你自己称臣不够，还要代替别人称臣!”他要求袁代他追究这件事，袁只能报之以苦笑。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洪宪短命王朝(7)
就在同一天(3月25日)，参政院全场一致通过袁所提的撤销承认帝位案，如同上年12月11日全场一致通过推戴袁为皇帝一样。该院于即日咨复袁，请将各省推戴书发还各省自行销毁，并且自请解散。
再隔了一天，袁接到另外一位老朋友唐绍仪从上海发来的劝退电，称他为“先生”、“执事”而不称为总统。电首说了两句泛泛的客套话：“白宫暌隔，瞬已两年”，下面就用痛快淋漓的笔调来骂他，“执事撤销承认帝制之令，而仍居总统之职，在执事之意，以为自是可敷衍了事。第在天下人视之，咸以为廉耻道丧，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这个电报比起康有为的一封长信来，措词更为严厉。此时袁已经没有勇气再和他们进行意气之争了，他分别致电康、唐二人，请他们以国家为重，在调停时局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3月29日，公府焚毁有关帝制的公文840余件。
4月2日，参政院撤销国民总代表名义及其决定的君主国体案。
必须说明，自从袁承认接受帝位以来，帝制问题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于五国提出联合警告，袁政府发表“年内不登极”的口头声明；第二阶段由于云南独立与前方军事不利，外交压力加强，被迫宣布缓办帝制；第三阶段由于广西独立和五将军的密电，才被迫撤销承认帝位案。在这三个阶段中，袁所采取的都是拖延和欺骗的手段：第一阶段，对外称“民国”而对内则称“帝国”；第二阶段，在前方打了几次小胜仗之后，帝制进行又趋活跃；第三阶段，在宣布撤销承认帝位案的同时，在致前方将士的密谕中仍然提及“发还推戴书，系为势所迫，并非根本取消帝制”。总之，他是以情况的变化来决定帝制进行的速度以及帝制应否取消的，在他死亡之前，根本就没有下过取消帝制的决心。
同样，袁责成黎、徐、段三人与西南护国军进行和议，也是一种拖延和欺骗的手段。一直到他咽气之前，还在竭其所能地鼓动张勋、倪嗣冲等布置对南方继续作战的计划，根本没有与南方停战议和的诚意。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树倒猢狲散(1)
一
双方议和条件各走极端。四川局部停战成立
帝制取消后，3月25日袁用黎、徐、段三人的名义致电陆荣廷、梁启超、唐继尧、蔡锷说：“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这个电报事前并未征求黎、段两人的同意，事后段很生气地说：“老头子到今天还要包打包唱!”此时袁要利用他们作为与西南讲和的傀儡工具，听到这些不满的反映，不得不表示政治问题交徐负责处理，军事问题交段负责处理，他都不再加以干涉。
4月1日，袁又用黎、徐、段三人的名义向护国军提出议和条件六项：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二、三省治安由三省长官负责维持；三、三省新兵一律解散；四、三省派往战地的兵士一律撤回；五、三省自即日起，不准与官军交战；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这些条件不是什么议和条件，而是以战胜者自居威胁对方投降的条件。这些条件是由袁拟定，黎没有过问，段不肯表示意见，仅仅得到徐一人的支持发布出来的。
4月2日，蔡锷有回电给黎、徐、段三人说：“默察全国形势，人民心理，尚未能为项城曲谅。凛已往之玄黄乍变，虑来日之翻云复雨，已失之人心难复，既堕之威信难挽。若项城本悲天悯人之怀，为洁身引退之计，国人轸念前劳，感怀大德，馨香崇奉，岂有涯量。”这个电报是答复他们3月25日的来电的，措词非常软弱，还用“项城”这个尊敬字眼来称呼人民公敌，说了一些是非不明、曲直不分的话。
4月中旬，西南护国军回答黎、徐、段三人4月1日的电报，另提议和条件六项：一、袁退位后贷其一死，但须逐出国外；二、诛帝制祸首杨度等13人以谢天下；三、大典筹备费及用兵费6000万，应查抄袁及帝制祸首13人的财产赔偿之；四、袁子孙三世应剥夺公权；五、依照民元约法，推举黎副总统继任大总统；六、除国务员外，文武官吏均照旧供职，但关于军队驻地，须接受护国军都督的指令。这六个条件与袁所提的六个条件完全是两个极端，正和辛亥革命时期，冯国璋代表袁与武昌革命军接洽停战的情形一样。
袁、徐两人看见直接与西南护国军议和没有谈得拢的指望，便又仿照辛亥年的前例，把停战分作全国性与地方性两种。全国性的谈判请冯国璋居间斡旋，地方性仍由四川将军陈宦与蔡锷直接接洽。
在此以前，四川的北洋军将领都不肯继续替袁卖命，因而士气异常低落。冯玉祥两次派人和蔡锷接头，表示他决心响应起义，愿意联络在四川的北洋军采取一致行动，他主张倒袁后推举冯国璋继任总统。蔡叫他先劝陈宦宣布独立。张敬尧有信给蔡，表示他“决不为项城一人争总统”。蔡同样劝他宣布独立，他回答说，要集合各军代表在泸州举行一次会议，以求一致。陈宦与蔡早已有密使密信往来，他主张倒袁后采行联邦制，在冯、段、徐三人中推选一人为总统。他又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北洋军与西南护国军的问题，而是袁个人与护国军的问题。袁是可以打倒的，而北洋派则仍然是个强大的军事团体，如果护国军坚持去袁的要求，可能促使北洋派因要争面子而与袁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西南，所以他建议暂时保留袁的总统地位以稳定北洋派，而北洋派与袁的分化总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他具有这个见解，同时北京方面又授意他与蔡锷进行地方性的停战议和谈判，他就向蔡提出了维持袁的总统地位。这和辛亥年袁向武昌革命军提出维持清室君主立宪的条款是一样的。蔡表示在这个条款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是不可能的。
蔡又力劝陈宦宣布独立，陈宦仍然说四川军队庞杂，事权不一，宣布独立颇有困难。当然，他自己没有可用之兵，不愿继续打下去，而在泸州、重庆一线的北洋军，普遍存在厌战、畏战的心理，也都不愿继续打下去。因此，陈宦向蔡提出政治问题留待以后商谈，先行停战一星期的建议。另一方面，直到那时为止，蔡所统率的护国军还没有得到后方的增援以及饷械的补充。蔡在反攻得手后，3月29日由永宁进驻大洲驿，巡视了前方战线，看到兵力的疲惫，也觉得继续采取攻势十分困难。根据以上情况，四川方面局部性的停战得以成立，停战期由3月31日到4月6日。第一次停战满期后，展期一个月，即由4月7日到5月6日。第二次停战满期后，又展期一个月，即由5月7日到6月6日。事实上自袁取消帝制后，四川方面护国军与北洋军的战事就完全停止了。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树倒猢狲散(2)
二
反袁战线上各党派化分与化合的关系
在这次反袁战争中，北洋派和国民党内部都起了极其显著的分化作用，北洋派产生了消极反袁的暗流，国民党由意见的纷歧发展到行动和组织上的纷歧。
自从广西独立和四川停战以来，全国反袁力量有了更大的发展，决不容许袁仍然窃踞总统的地位。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巨大浪潮下，有些地方军阀不得不由帝制派转变为“反袁派”，借以保持自身的地位。这些省区又像辛亥革命时期一样，产生了半独立、假独立的怪现象。
广东方面，除了龙济光的拥袁力量外，还有各种不同性质的反袁力量，包括孙中山系的中华革命军、国民党军人派陈炯明等的护国军和进步党系徐勤的护国军。
此外，在讨袁战争中还有*派反对帝制派、地方军反对中央军、士官派反对北洋派的各种复杂因素。这个分析，只能说明问题的主要方面，事实上参加反袁战线的各党各派具有更多的复杂性和交叉关系，例如国民党两派就经常互相转化，难于划分固定的界线。
前一时期，中华革命党的讨袁策略着重政治暗杀与组织暴动。1915年9月，袁的御用报《亚细亚报》在上海成立分社，他们曾接二连三地丢掷炸弹破坏该报的编印与发行工作。7月17日，中华革命党人钟明光行刺龙济光案、10月间中华革命党人吴先梅枪击蒋士立案、11月10日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中华革命党人投弹击死案、12月5日肇和兵舰起义失败案、党人围攻长沙将军署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仆后继，不胜枚举。自从云南起义以来，中华革命党的讨袁策略有所转变，即由暗杀暴动逐步地转变到组织武装力量方面。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江苏由陈其美主持，山东由居正主持，广东由朱执信主持。
三
龙济光被迫宣布独立。海珠凶杀案概述。陆荣廷与龙妥协。两广都司令部和军务院先后成立
1916年1月28日，龙济光派兵打退攻入惠州的陈炯明的起义军，袁加封他一个郡王衔。此后不久，徐勤、魏邦平、林虎、朱执信、邓铿、叶夏声等纷纷在广东境内组织武装力量，3月30日团长莫擎宇在潮汕宣布独立，镇守使隆世储在钦廉响应独立，广州大为震动。广西独立后，陆荣廷屡次电促龙宣布独立，愿意担保他的地位，否则广西军就要开进广东来采取行动。龙为势所逼，就向广东各界人士宣布准备独立，一方面阻止北洋军由海道开进广东，另一方面希望广东各路民军不要进攻省城。但是这些话都是靠不住的，事实上他已经打密电请求袁调派北洋军由海道开到广东帮助他“平乱”，而袁也正在调派驻沪的第十师由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准备乘舰南下，而以驻南苑的第十二师接防上海。这个消息引起了广东人民的无比愤怒。
但是，北洋军还没有来得及开到广东，4月4日停泊省河的宝壁、江大、江固等舰忽然响应民军而自由行动，4月5日徐勤所部攻城司令魏邦平乘舰驰抵虎门，准备进攻广州。龙在事机十分危迫时请示袁，袁回电指示他“独立，拥护中央”。这就是说，宣布独立以和缓民军的进攻，用假独立的手段来达到拥护“中央”的目的。4月6日，龙遵照袁的意旨宣布独立。在独立布告中，龙只提到“广东绅商学界公呈，为保全人民生命财产，公议请龙上将军为广东都督，以原有职权维持秩序”，而布告后段则谓“如有不逞之徒，假托民军，借端扰害治安，即为人民公敌，本都督定当严拿重办，以尽除莠安良之责。”这个布告完全没有一个字表示反帝制的态度，并暗示民军如不停止进攻，他仍然要采取对敌的态度与之继续作战。这个布告引起了广东人民的深切不满。
龙是各省军阀中拥袁最力和杀人最多的首恶分子，是广东人民的公敌，广东著名人士唐绍仪、伍廷芳等发出联名通电，认为去龙是广东的首要问题，连梁启超也说“舍龙退职外，对粤无调停余地”。但是，梁在南宁与陆荣廷见面后，态度忽然大变，他打电报给他的老同学徐勤说：“龙张(鸣歧)为干公(陆)至诚所感，丝毫无可猜疑之处。今日之事，必须两粤完全安堵，乃可蓄精锐以歼狂寇。”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树倒猢狲散(3)
陆荣廷包庇龙济光并不是由于亲亲相顾的原因，而是想留龙牵制广东民军和中华革命党。以妥协著名的梁启超被他的意见软化了，就反过来电嘱徐勤约束民军停止对龙的进攻，一切问题，俟岑、陆到粤后解决。徐勤接受了这个意见。但龙对民军没有丝毫诚意，他每天仍然向袁密通情报，并且训令各县防军拒绝民军入城。4月8日，他用广东各界代表的名义召集海珠会议，议决各党停止争端，民军停止进攻，龙都督暂维现状，一切待岑、陆到省后解决。4月12日，徐勤由香港到了海珠，当天就与先一日到广州的陆荣廷代表汤睿(即汤党顿，中国银行总裁)以及海军总司令谭学夔、警察厅长王广龄、警卫军统领颜启汉、民军李福林代表何某和商团代表等在海珠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民军与龙的合作问题。龙的代表贺文彪、潘斯凯提出取消护国军名义，将护国军部队并入警卫军的建议。那些参加会议的警卫军统领都是龙党，身藏兵器，携带大批卫士，压迫徐勤接受他们的要求。正在争论的时候，颜启汉忽然行起凶来，一时枪声四起，当场击死了汤睿和龙的顾问谭学衡(就是谭学夔的兄弟)，王广龄和商会会长吕清中弹后也都不救身死。
海珠凶杀案对梁说来是一件十分痛心的事情，因为汤睿是在上海随同他到广西进行反袁活动的密友。对陆的刺激也很大，因为汤睿是以他的代表资格出席海珠会议而被杀害的。
海珠凶杀案发生前，梁启超曾将在广州组织护国军中央机构的问题就商于陆，取得陆的同意，这个中央机构就是代行国务院职权的军务院。他们拟议中的抚军长就是与西南各方面都有相当关系的岑春煊。在军务院未成立以前，先推岑为两广都司令以统一两广军权，利用岑以统驭龙济光，同时又可以利用国民党军人派以孤立中华革命党。陆对岑本有好感，又想利用他作为一个政治工具，以便间接统治两广，因此他打电报催岑由上海动身到香港(此时岑已到沪)，只等龙宣布独立，即迎岑到广州来。4月6日龙宣布独立，9日陆、梁两人由南宁启程赴广州。4月13日他们到梧州时，得知海珠的一幕惨剧，才变更计划决定以武力对付龙。
此时龙也知道闯了大祸，特请巡按使张鸣歧赶到梧州，向陆极力解释海珠事变完全与他无关，请陆、梁即日往广州，代他向各方面解释误会。张鸣歧是清政府最后一任两广总督，因与陆、龙的历史关系，民国成立后仍然来到两广，由广西巡按使转任广东巡按使。他愿以身为质等候问题的解决。他代龙表白，海珠事变的凶手是颜启汉，主使犯是四省禁烟督办蔡乃煌蔡乃煌向袁建议鸦片公卖用以提充帝制经费，袁就派他为广东、福建、江西、江苏省禁烟督办，禁烟其名，抽税其实。广西独立后，龙济光要求招兵20营，袁核准在烟内提拨军饷，并派蔡为广东防务帮办用以监视龙。蔡与岑春煊有私人嫌怨。岑在前清任两广总督时(1907年)，庆亲王奕劻指使蔡(其时蔡任上海道)将岑与粱启超的照片合拍在一起，即向西太后告密，指为勾结维*的证据。西太后盛怒之下，不问情由将岑罢免。蔡与龙济光为把兄弟……蔡是袁的聚敛之臣和政治侦探。
陆本来没有讨龙的决心，而梁则因讨好地方实力派，不敢再提替友报仇的话，同意陆所采取的妥协政策。他们向龙提出了六个条件：一、交出蔡、颜两凶犯；二、调警卫军出省；三、整顿军纪，解散侦探；四、陆到广州后，不到观音山拜会龙，须由龙来拜会；五、济军(龙军)一半留在广东，一半随同护国军出发进攻江西；六、指定东园为广西军驻所。龙对以上条件全盘接受，因此广东局势遂又由紧张而转为缓和。
但龙采取的是缓兵之计，条件没有履行，并且放走了正凶颜启汉。同时，广东人民一致反对陆以个人意见处理广东问题，广东民军也不肯接受陆龙协定的约束，陆被迫于到达肇庆后电劝龙率部北伐，让广东都督于岑春煊。龙又请张鸣歧到肇庆来求情，由于没有结果，龙就于4月19日亲自到肇庆与陆成立了五个妥协条件：一、承认在肇庆成立两广都司令部，推岑为都司令；二、龙仍暂任广东都督；三、枪毙蔡乃煌；四、即日调兵北伐；五、民军由岑处理，岑来到前，暂从三水划清防区界线，由马口及其西南以上归魏邦平、李耀汉、陆兰清驻守，由马口及其西南以下归济军驻守。第二天龙回到广州，就着手组织广东护国军三个军，作出整装待发的姿态，并于24日将蔡乃煌交与谭学夔解往长堤亲自枪决，以报乃弟之仇。4月19日，岑春煊由香港启程往肇庆。5月1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成立，推岑为都司令，梁为都参谋，李根源为副都参谋。5月6日，梁应龙的电邀偕同张鸣歧、李根源到广州，想去调和龙与民军的意见。据说龙的部下又有不利于他的风传，因此仅仅住了3天，他没有和任何人告别就溜到上海去了。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树倒猢狲散(4)
根据梁的说法，龙把观音山建成一座坚固无比的堡垒，如果要攻下这座堡垒，必须使用很大的兵力，还需要很长的时期，而有了这些兵力和时间，就可以打下湖南、江西和福建三省。因此，他主张与龙妥协以稳定广东的局势，使广西护国军能够集中力量北伐讨袁，以解救四川方面护国军孤军作战的危机。这些话是他用以遮盖自己没有决心和勇气的遁词。真的情况是，为了迁就陆的意见，不但他自己放弃了讨龙的意见，反而劝告广东民军停止一切对龙的进攻。他只看见一个地方军阀的实力，而看不见广东全省人民的力量。与龙妥协不但不能稳定广东的局势，反而加深了广东局势的紧张和纷乱，阻碍了护国军的北伐计划。
5月8日，军务院在肇庆成立，推举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代理抚军长，并推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陈炳焜等为抚军。抚军资格规定为独立各省都督及军长以上的实力派，梁是以军务院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资格列名为抚军的。抚军长原来拟推岑，因为唐继尧是首义省区的都督，所以改推唐而以岑代行其职权。蔡锷原来是反对组织军务院的，由于梁去电解释，他才撤回了反对意见。
军务院发表宣言，否认袁的总统资格，主张依照约法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宣言说：“黎公今方陷贼围，未克躬亲职务。查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理之。副总统同时缺席，由国务院摄行职权。今大总统身犹蒙难，副总统职尚虚悬，国务院又非俟大总统任命，经国会同意后，不能组织。而军事正亟，应当求统一之方，且国运方新，尤宜作通筹之计。今由同志等往复电商，特暂设一军务院直隶大总统，指挥全国军政，筹办善后。军务院置抚军若干人，用合议制裁决庶政，其对外交涉，对内命令，皆以本院名义行之。俟国务院成立时，本院即当裁撤。”
军务院是进步党、国民党军人派与西南地方军阀的联合组织，而把中华革命党排除在外。军务院仅仅在名义上是南方护国军的统一机构，从来没有发挥过它的作用。
四
浙江的假独立，袁下令嘉奖屈映光“才堪应变”。刘冠雄率领北洋军由海道南下
4月12日，浙江继广东之后宣布独立。浙江是第五个宣布独立的省区，它和以前独立的四个省区在地势上并不毗连。
浙江独立前，袁准备把驻防上海的北洋军第十师开到浙江，*浙江人民的反袁运动(第十师原拟开往广东)。浙江人民立刻展开了反对北洋军入浙的怒潮。浙江军方面，在杭州的第二旅旅长童保暄、警察厅厅长夏超、宁波独立旅旅长周凤歧、嘉湖镇守使吕公望、台州镇守使张载扬等都有独立反袁和阻止北洋军入浙的明显倾向。浙江将军朱瑞是个畏袁如虎的懦夫，一方面，他知道一旦北洋军开到浙江来，他的将军位子就会坐不成，而另一方面，他更顾虑到宣布独立就是“大逆不道”，他的头颅就会保不住。因此他又采取了他在国民党“二次革命”时期的老一套办法，不宣布独立而以中立姿态出现。浙江人民和浙江军都不满意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驻省旅长童保暄曾劝朱宣布独立。外间纷纷传说，朱拟诱杀之以除心腹之患。童遂于4月11日先动手进攻将军署，这个在浙江搜括多年、宦囊已饱的骑墙将军就从后门溜走了。第二天，童召集省城各界代表推举浙江都督，由于浙江军界找不出一个力能控制全省的核心人物，大家就推浙江巡按使屈映光担任此职。这位巡按使正是袁派到浙江来的高等政治侦探，自然不敢造袁的反，但他若不接受这个职位，眼前就有危险，因此他无可奈何地说：“我只能以巡按使名义暂兼总司令，维持地方治安。”这一天，浙江宣布独立，就发现了这个以巡按使名义而兼总司令的安民布告。浙江既称独立，又不讨袁，而且所用的名义与独立各省完全不同，这是独立省区中一个非驴非马的怪现象。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树倒猢狲散(5)
屈在宣布独立的同时，又和淞沪护军使、北洋军第四师师长杨善德成立了浙沪两不侵犯的条约。这样，就完全与前任将军朱瑞的意见相同，浙江不是独立而是中立。这样，就使外间发生了“粤浙二光两面光”——龙济光和屈映光——的一句讽刺话，因为“二光”都是以袁的爪牙被迫宣布独立的，而屈映光的假独立，正是符合于袁所主张的“独立，拥护中央”的要求的。
屈的两面派手段还不止此。他打密电给袁说：“四月十一夜，突有军民拥至军署，将军失踪。次早，强迫映光为都督，誓死不从。……往复再四，即请以巡按使名义兼浙江总司令，固辞不获，始行承诺。”这个电报本来是给袁一个人看的，袁于4月14日发表申令把电报全文公布了出来，对他大加称赞，使他露出了马脚。申令说：“该使识略冠时，才堪应变，功在国家，极堪嘉尚。著加将军衔，兼署督理浙江军务。”一个抗“命”独立的人而被称为“功在国家”，一个独立省区的长官而受到袁政府的明令嘉奖，真是千古未有的奇谈。
袁此举使屈映光的无耻面貌完全暴露出来。浙江各界纷纷通电痛数他称臣劝进和首鼠两端的罪行，独立旅旅长周凤歧请他表明态度。周凤歧另有通电说：“屈氏在浙四载，惟知竭民脂膏，以固一己荣宠，旋复俯首称臣，首先劝进，祸害民国，厥罪甚深。”屈看见风色不佳，才于4月17日改称浙江都督。浙江人民不肯因此原谅他，要求浙江军驱逐这个寡廉鲜耻的败类。不久周凤歧、吕公望到杭州，屈被迫辞职，5月6日改推吕公望继任浙江都督。
在浙江独立的前后，袁仍然采取他在国民党“二次革命”时期由海道运输北洋军南下的老办法，命令海军总长刘冠雄运兵到广东，因为广东情况发生了变化，又想运兵到浙江，而浙江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4月15、16等日，由塘沽装运了北洋军第十二师之一部，以新裕、新康、新铭、爱仁为运兵船只，海容、海圻为掩护舰。4月20日行至温州海面，遇到一场大雾，海容舰撞沉了新裕轮，淹死官兵700多人，军械损失很大。23日，刘率领这批北洋军在福建登陆。
五
山东的半独立状态。陕西另一类型的独立
1915年，孙中山在东京召开会议，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四个军：以陈其美为东南军司令，设筹备处于上海；居正为东北军司令，设筹备处于青岛；胡汉民为西南军司令，设筹备处于广州；于右任为西北军司令，设筹备处于三原。直到讨袁战争结束，除东北军外，其余三个军均未成立。
在浙江独立的前后，陈其美在江苏进行反袁活动。4月16日江阴独立，18日吴江独立，但都昙花一现地失败了。5月18日，袁派遣特务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暗杀了陈其美袁命张宗昌派特务程国瑞刺杀陈其美于萨坡赛路(今淡水路)28号……
是年11月15日，居正到青岛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部，以许崇智为参谋长，聘日人萱野长知为顾问。1916年2月8日宣布起义讨袁，七天之内连下昌乐、安丘、高密等城，潍县亦被攻克。从5月15日到6月4日，三攻济南不克，不久居正与吴大洲吴大洲，山东人，同盟会员，山东民军的主要领导人。分了家，吴改称山东护国军。
山东民军的力量与山东北洋军势均力敌，山东一直处于或战或和的对峙状态。4月29日，靳云鹏受了民军的强大压力，电袁劝他辞职让贤，如果没有满意的答复，他就宣布独立。靳与北洋派冯、段两大将都有密切关系，对袁本来无好感，但因北洋团体的关系，不便倒向南方，因此采取了这种准备独立的姿态。袁既不给惟满意的答复，又不一口回绝退位的要求，而靳也并未实践其袁不退位即宣布独立的宣言。5月29日，袁召靳入京讨论退位问题，靳走到半路上，就被袁下令免去其督理山东军务一职，派第五师师长张怀芝继任。
山东的独立没有实现，陕西的独立却实现了，这是北方惟一的独立省区。5月9日，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在三原宣布独立，自称为陕西护国军总司令。他是白狼入陕时期陕西将军陆建章用以保卫西安的一员战将。在他独立前，陕西民军纷纷起义反袁，他所统率的地方军与各路民军暗中早有联络，曾引起陆建章的猜疑，把他由陕北调到陕南来，他就举起独立反袁的旗帜。陆建章的长子陕西第一旅旅长陆承武自告奋勇，统率所部出省进击，在富平一役被陈部营长胡景翼生擒，陈把他当作人质，要挟陆建章宣布独立，否则请他自动离开陕西。陆建章曾经做过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是一个屠杀人民血债累累的大刽子手。他既要保全儿子的性命，又怕人民清算他的血债，因此愿意离开陕西。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树倒猢狲散(6)
5月15日，陈树藩率领部队和平开进西安城。18日，陆建章以咸武将军的名义、陈树藩以陕西护国军都督的名义，会衔发表通电说：“树藩因欲缩短中原战祸，减少陕西破坏区域，于九日以陕西护国军名义宣告独立，一面请求建章改称都督，与中央脱离关系。建章念项城二十载相知之雅，则断不敢赞成，念陕西八百万生灵所关，又不忍反对。拟即各行其是，由树藩以都督兼民政长名义，担任全省治安，建章即当遄返都门，束身待罪。”
陈树藩就任陕西都督后，就把自己所称的陕西护国军总司令一职让给陆承武继任。20日，陆建章离开西安的时候，把他三年来在陕西搜刮的民脂民膏，装在几十口大箱内带走，走出城外，就被陈树藩带来的部队拦路劫去。后来陈替他追回了一部分，并且派兵护送出境。
陕西的独立，是反袁战争中的一幕丑剧。独立成为地方军阀争权夺利的一个手段，独立与反袁变成了两件事情。与此相类似的怪现象在其他省区也有发生，例如张作霖以准备独立的姿态取得了奉天将军(4月22日)，许兰洲以独立为要挟取得了黑龙江军务帮办(5月3日)，甚至张勋不满意长江巡阅使这个空头衔，袁不得不派他督理安徽军务，而将原任安徽将军倪嗣冲调为长江巡阅副使兼署安徽巡按使(4月10日、4月22日)。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袁世凯之死(1)
一
袁任命段祺瑞为国务卿。中交两行停止兑现。美国借款被迫停止付款
袁是一个大权独揽、事必躬亲的大*者。广西独立和五将军的密电被发现后，他自己知道已陷于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绝境，才找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这三个被打入冷宫的人物来替他撑持危局。为了要利用这三人与南方护国军接洽和议，同时稳定北方的局势，他表示公开一切权力，政治问题交徐全权负责，军事问题由段全权处理。他请黎每天到公府来和他共同办事，据说这是培养黎做一国元首的一个步骤，如果南方坚持他必须退位，而黎单独处理国事的能力又已培养成熟，他就可以放心离职下野，恢复“洹上钓游”的生活。
这些话彻头彻尾都是谎言。事实上，他是利用这三个人做工具，借以对南方护国军和离心离德的北洋军阀进行欺骗的。他正在尽其所能地拼凑北方可以调动的军队，不顾一切地进行大借款和卖国外交活动，以便选择有利时机发动对南方的大规模反攻。
撤销帝制案不久，他就看出来黎元洪仍然和他貌合神离，徐世昌无论对南对北都不起作用，只有段祺瑞在北洋派中还拥有一定的威望，而南方护国军和一切投机分子也都很看重他，是个较好的工具。4月22日，他任命段为国务卿以代徐。
新的各部总长名单于23日发表：陆军段祺瑞兼，外交陆徵祥，内务王揖唐，财政孙宝琦，海军刘冠雄，司法章宗祥，教育张国淦，农商金邦平，交通曹汝霖，参谋王士珍。由于陆徵祥愿意退休，孙宝琦也没有再作冯妇的兴致，随后改派曹汝霖兼任外交总长，周自齐为财政总长。
周自齐是“财神”梁士诒的化身。早在袁公开进行帝制的时候，财政方面完全依靠梁，而梁并不是一个能够点石成金的妙手，他的全套本领只有加捐加税、滥发纸币、大借外债和举办国内公债等几项办法。在梁控制下的中国、交通两银行等于袁的私人金库，由于滥发纸币，造成了通货膨胀，5月12日袁政府下令停止中交两行兑现。根据梁士诒的报告，此时流通市面的中交两行钞票共计有7000余万元，而库存现金只有2000万元。除放出商业贷款2000万元外，政府提去的有4000万元，如果不采取停止兑现的办法，人民提存挤兑，银行立刻就要倒闭。因此，国务院下了停止兑现的命令。命令说：“查各国当金融紧迫之时，国家银行纸币有暂时停止兑现及禁止提取银行现款之法，以资维持。………俟大局定后，即行颁布院令，定期兑现。……各省地方官务即酌派军警监视该两行，不准私自违令兑现付现，并严行弹压，禁止滋扰。”这道命令立刻引起了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的严重后果。当时除了南方独立各省不受命令的约束外，上海中国银行首先不奉令停止兑现，此后南京、汉口、九江、太原、济南等地相继仿行，所以停兑地区只限于北方数省，波及的范围不大。此外，梁借外债以美国为主要的对象，曾以湖南矿产向美国波士顿银公司抵借2500万元，已垫付100万元，这件事立刻引起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反对美国借款支持反动政府用以屠杀人民。旅沪国会议员216人向美国发表声明，誓不承认这笔借款，唐绍仪致电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叫他不要甘心助逆与全国人民为敌，同时五国银行团又因借款的垄断权提出质问，美国被迫不敢续付借款。
段被任为国务卿时，不愿做一个有名无实的政治傀儡，就仿照袁当年对待清政府的老办法，请求袁变更政事堂制为责任内阁制，袁对他采取了空言敷衍的态度。4月21日袁发表申令说：“依照约法第二十一条，制定政府组织法，树责任内阁之先声。”政府组织法规定：“国务卿受大总统之委任，总理国务。”这个空头支票不能满足段的愿望，因此他表示了不给实权就不干的态度，袁被迫于5月8日下令，废除政事堂，恢复国务院。
这只是名称上的恢复，与实现责任内阁制还有很远的距离。段鉴于政权必须有军权才能实现，而此时袁仍然把军权紧紧抓在手里，因此他呈请袁裁撤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该处所管事务归并陆军部办理。袁在这个呈文上批了一句话：“君能每日到部乎?”段又请求由陆军部接收模范团和拱卫军。袁照照自己的影子，想起他当年接收清政府军权和改编禁卫军的故事，就不由得打起寒战来。他比清政府要狡狯得多，并不正面拒绝段的要求，却采取了拖延的手段，因此段内阁只能挂起一块空招牌，其实质仍然是以梁士诒与帝制派为背景的袁的战时内阁。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袁世凯之死(2)
不仅军权不肯交出来，就是用*袁也不肯放松一步。段是一天也离不开他的得意门生徐树铮的。他想用徐为国务院秘书长，自己不敢出面推荐，就请王士珍代他提出。王士珍是个阅世很深的黄老派，他知道袁最讨厌徐树铮，但又害怕段责备他不肯帮老朋友的忙，因此他并不回绝段，但又不向袁提出。过了几天没有下文，段实在忍不住了，又请张国淦代他提出。张向袁刚刚提了一句话，“总理想自己物色一个院秘书长”，袁就满脸不高兴地频频追问：“他想用谁，用谁?”张被迫说出“想用徐又铮(徐的别号)以资熟手”，袁的脸色就显得更难看，悻悻地说：“真正太不成话，军人总理，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是东洋刀!”
袁随即发觉自己正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不宜使出往日的威风来激怒别人，便又平下脸色来指示张国淦：“你去向芝泉(段的别号)说，徐树铮是军事人材，就叫他再任陆军次长吧!”
张国淦偷眼看见王士珍坐在同一间房子里，不开口说一句话，脸上也没有一点与平时不同的表情。他不由得不佩服这位“北洋三杰”之“龙”的处世之道。
当天下午，张跑去见段回话。他隐瞒了袁不好听的话和不好看的颜色，只说到“总统想用又铮再任陆军次长”，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听得哗喇一声，段把衔在嘴里的烟斗使劲地扔在老远的地板上，脸色比袁更难看，切齿地说：“他到了今天，还是一点都不肯放手!”这段资料由张国淦提供。
段接到梁启超的一封信，信上说：“今日之有公，犹辛亥之有项城。清室不让，虽项城不能解辛亥之危；项城不退，虽公不能挽今日之局。”段虽然深恨袁，但他仍然是袁的好学生，他认为自己出面来倒袁是断断乎不可以的，让西南护国军打到北京来倒袁更是不可以的。最好的办法，莫如抄袭袁在辛亥年的一篇旧文章，利用护国军来倒袁，然后他自己继承北洋派领袖的地位，以北洋军的力量对抗护国军。
袁也明明看得出段是他的一个化身。以前清政府明明知道袁不可用，但在民军四起、草木皆兵的危急关头，不得不起用袁以撑持危局，而此时袁在全国人民一致迫他退位和各省纷纷独立的危急关头，也不得不起用段以求渡过难关。袁对段怀有一种戒心，我是叫你来解我的围的，不是叫你来篡我的位的。辛亥年我接收清政府的兵权，而现在你也想接收我的兵权。辛亥年我向清政府提出责任内阁的条件，而现在你也向我提出同样的条件!
但是袁的手段究竟比当年的清政府高明，而段的手段和魄力则远远不及当年的袁。他虽取得责任内阁的虚名，连一个院秘书长都不能用他自己所选择的人。袁派公府机要秘书王式通为院秘书长，仍然是用以监视段的，而段只能叫徐树铮退居帮办秘书(副秘书长)的地位。同时段了解到，没有实力不但没有发言权，甚至没有生存权，身家性命随时都有发生危险的可能。他也仿照辛亥年袁调拱卫军入京自卫的办法，急调第二十师之一部到北京，以防袁下他的毒手。
二
袁对冯国璋的态度引为忧虑。冯发表劝袁退位的铣电，另有宥电对袁深表不满
根据当时的全国形势来看，北方核心人物不是袁的近处化身段祺瑞，而是他的远处化身冯国璋，因为前者没有直接兵权而在袁的控制下，后者有直接兵权而不受袁的控制。
有一天，袁找张国淦到公府商谈加强总统与副总统之间的联系问题。张与黎都是湖北人，袁想利用张作为他与黎元洪之间的一座桥梁。谈了这个问题后，袁有意无意地问到近来外间舆论如何。张说：“舆论重点是关于总统退位的问题。”袁说：“你看，退位好呢，还是不退位好?”张回答说：“这个问题，应该从外交、军事与舆论三个方面来考虑。”袁很不谓然地说：“舆论，什么叫做舆论?中国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外交我有把握。这三个方面只有军事是值得考虑的。”他随即露出试探的口风说：“你看，西南打得倒我吗?”张说：“现在时局的重心不在西南而在东南。”袁听了这句话，心弦不由得震动一下，急切地说：“你是说华甫(冯)?”张说：“冯华甫是总统几十年的老部下，没有任何人比总统更能深切了解他。”袁只得沉下气来，像在冷静地研究这个问题。他说：“你以为华甫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张说：“不怕他左右袒，只怕他不左不右。”袁哼了一声没有答腔。张准备退下来，袁说：“你去和菊人(徐世昌的别号)一谈。”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袁世凯之死(3)
张赶到徐宅来，徐刚刚接到袁的电话邀请，已经驾好了车子，请张宽坐一会儿以待他由公府赶回来。果然徐很快就回来了。他向张说：“你的不左不右的话打中了他的心病。他问我怎样对付这种不左不右的人。我胡乱地回答说，再派人去疏通一下。他现在又派阮斗瞻(忠枢)到南京去了。”
这件事说明袁对冯的戒心远在对段之上，对北洋派大将的戒心远在对西南护国军之上资料由张国淦提供。张国淦之弟张国溶是徐世昌的门人，因此他与徐也很接近……
自从五将军密电泄漏以来，冯与袁之间的裂痕已经不可掩盖，南方对冯发动讨袁军事的可能性估计很高。冯是一个类似深沉但又并不怎么精明的人物，从此更加谨慎地不肯表示鲜明的态度。4月中旬，帝制派公然发出反对袁退位的一片叫嚣，袁向美国进行实业大借款以供战费的消息又已泄露出来，加以刘冠雄带领北洋军由海道南下，这些情况迫使冯不得不打开窗子说几句亮话。他有铣电(4月16日)给袁说：“窃自滇事发生，国璋屡欲有陈，辄以干冒尊严，惧被谴责。兹者祸迫燃眉，难安缄默，谨为钧座披沥陈之。比年以来，枢府采用集权，无论兵力财力，均归中央遥制。即以军队言，各省自有之兵一律裁减，一旦发生事变，统系不一，调遣为难。将军、巡按使之实权，几至限于一城，不能更及省外。……苏省秩序虽称宁谧，然初闻浙警，全部震惊。……倘国是久不解决，星火或竟燎原，国璋即欲尽守土之责，亦恐力不从心。……我大总统斡运中枢，统驭全国，而滇黔抗命，桂粤风从，民鲜安居，军无斗志。文告既无从感格，武力尤不易挽回。杞人之忧，又不仅在一隅而在全国矣。……国体甫改，劫运忽闻，致乱之由，可思其故。……阿谀者取悦，戆直者见猜。……为今之计，惟有吁恳大总统念付托之重，以补救为先，已失之威信难返，未来之修名可立。及此尊重名义，推让治权。对于未变各省，不必抽派军队，致启猜疑，前敌战事已停，亦无庸加增兵卫。……国璋仰荷恩知，追随最久，纵丛谤招尤，而素怀不改，钧座在职一日，誓竭一日之孤忠。设事与愿违，则私谊拳拳，亦不忘于毕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