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代表先后于12月中旬(十月下旬)到了南京。他们相聚一堂，再也没有在鄂与在沪之分和职权之分了。大家调和协商的结果，决定不否定选举大元帅的这件事实，但将大元帅与副元帅的位置颠倒过来，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大元帅因主持武昌军事不能到南京，应委托副元帅黄兴代行大元帅的职权。
但是黄兴通电表示坚决不做任何一种元帅。
12月25日(十一月初六日)，孙中山由美国回到上海，这使革命军组织中央机构的问题获得迅速的解决。12月29日(十一月初十日)，革命军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推定汤尔和、王宠惠为正副议长；旋即进行临时总统的选举，孙中山以16票当选，其余一票为黄兴。12月31日(十一月十二日)，孙赶到南京，有人问孙带回来多少饷和多少枪炮，孙笑着说：“我带得革命精神回来。”
1912年1月1日(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就临时总统职，并宣告*成立。1月3日，代表会议继续选举黎元洪为临时政府副总统。同日通过孙所提出的国务员名单如下：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黄兴，海军总长黄钟瑛，外交总长王宠惠，司法总长伍廷芳，财政总长陈锦涛，内务总长程德全，教育总长蔡元培，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内务总长原提宋教仁，因未获代表会议通过，改提程德全)。
1月28日，各革命省区所推派的参议员(每省3人)在南京举行临时参议院的成立大会，各省代表会议从此宣告结束。临时参议院就是民国最早期的中央代行立法机关。各省参议员大多是由各省都督指派，而且大多是由原来的代表会议代表蝉联的。
三
袁世凯速和速决的心理。革命军妥协派占居优势
清朝进关的初期，摄政王多尔衮写信给明朝督师史可法，硬说清朝的天下得自李自成，而并非从明朝的手里夺过来的。事隔260多年，袁世凯完全套用了这种说法，以求避免所谓“活曹操”的骂名。他的诡辩本领比多尔衮更高明，既要使清朝相信他是从革命军的手里取得天下，又要使革命军相信他的天下乃是得自清朝之手，既要利用革命军以推翻清朝，好让他不居篡夺之名，反过来又要利用清朝以要挟革命军，从而攫取革命的胜利果实。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孙中山当选临时总统(3)
早在到北京组织责任内阁的时候，袁就已积极地布置与同盟会及革命军进行和谈的计划，以求达到投机取巧的目的。帮助他进行这个计划的一个人物就是汪精卫。袁从到北京的第二天起，就经常地召汪到密室作长谈，时间皆在深夜，所谈的都是对同盟会和革命军方面拉拢关系、侦取情报、制定策略和收买变节分子等等问题。
在革命军方面，由于有大批改良主义者和投机分子混进来，造成了内部不团结与不统一的现象，随时都潜伏着廉价拍卖革命以求换取个人地位的危机。孙中山回国后，同盟会的地位在形式上虽然有所增强，但仍然是不稳定的和不巩固的，部分同盟会会员都和投机分子一样做着和平妥协的梦，都想提早结束战争，提早进行分配政权，对袁的和平试探感到欣慰，对革命前途没有信心，因而使孙中山所制定的“革命方略”成为一纸具文，并且把同盟会拖向不断让步与放弃阵地的无底深渊之中。
革命军与同盟会震于北洋派表面力量的强大，既没有认识到打倒袁的必要性，更没有估计到打倒袁的可能性。但袁对自己的力量知道得比任何人清楚。革命军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发展，清朝对他的疑忌心也仍然是在一天比一天加深。他暗中抱着一种“速和速决”的心理，他知道问题解决得愈早，对他的政治投机事业就愈为有利。
袁向革命军所作的和平试探，促成了武汉地区的停战，在汉口举行的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议决以临时总统一席交换袁之“弃暗投明”，就是袁的心理战获得胜利的一个开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和平气氛并未因此削弱，恰恰相反，在和平妥协派看起来，这正是促使袁履行交换条件的一种必要手段。
革命军与袁的两方面都需要和平，剩下来的问题只是讨价还价的问题。惟一和平之障碍就是清政府，而它已经变得那样软弱无力，连它的主子帝国主义也正在准备抛弃它而去扶植另一个有用的工具了。
四
日本出兵中国的阴谋。美国暂取观望态度。英国进行“换马”的工作
辛亥革命一开始就涂上了帝国主义操纵中国政治的浓厚色彩。帝国主义在南北和谈中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它们由分歧的意见逐步地达到一致，曾经经过一段曲折的过
程。其中关系最大的是英、日、美三国，英帝国主义扮演了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武昌起义的开始时期，大多数同盟会会员对中国*革命与国际关系有过一种肤浅的看法。他们认为日本“名流”如犬养毅、头山满之流，都曾支援过同盟会的革命活动，这显然是出自日本政府的暗中授意，因此日本是站在同情中国革命的方面的。美国为共和先进之国，中国由君主专制转变为*共和，这必然是美国所热烈欢迎的。日美两国同情中国革命或者至少不反对中国革命，是革命军方面有利的国际条件。但英国的态度则是很可怀疑的。
这个看法与后来的发展方向并不符合。
不错，日本政府曾通过在野党团人士与同盟会保持间接联系，但这只是日本政府外交政策的两面手腕，把它的赌注分押在两个方面，则将来可以做到“面面不落空”。它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中国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促进中国南北两部地区的分裂，从而使它得到一个出兵中国的有利借口。关于日本对清政府与革命军的左右袒问题，与其说它支持同盟会与革命军，毋宁说它乐于支持清政府，因为它是这样地想：有这个腐朽政权的存在，中国就不可能有翻身的机会，这对日本是绝对有利的；而中国换上一个*制度的政府，就有可能走向独立、自由与富强的道路，成为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一大阻力。因此，它对中国同盟会所领导的*革命不能不怀有戒心。
日本政府的这个意图是有事实可证明的。武昌起义后，日本政府曾向清政府建议出兵代“平乱”，以割让东北为条件。1911年10月13日，陆军大臣荫昌向日使馆武官青木少将接洽提供武器弹药的问题，日方要求清政府改善对日的态度，尊重日本在满洲的地位。10月23日，日方由大仓洋行出面签订了273万日元的武器合同。日本政府又企图借口保护各国侨民及其在华利益，诱致各国政府委托它就近出兵中国，它所顾虑的只有一个美国。10月22日，它曾照会美国政府探询对保护各国在华侨民的意见，并提出维持清政府政权以及促进中国实现君主立宪制的一个建议。美国政府虽然热心于维持清政府政权，但是坚决反对日本单独出兵中国及其独占中国的野心。迟到12月21日它才回答日本，劝其“静待中国南北议和之结果”。此时日本对中国问题还不敢采取“断然处置”的手段，但它不甘心从此放手，日本驻华公使曾于12月23日警告袁世凯说：“日本决不承认中国改建共和。”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孙中山当选临时总统(4)
日本有关方面还拟进一步乘机分裂中国。10月14日，日本海军决定增派军舰四艘在长江一带巡逻。28日，驻华公使伊集院向日政府建议：“至少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而华北则应由现朝廷继续统治。”11月28日，日本政府议决对华新政策，主张在“满洲朝廷的名义下，实行实际依赖汉人之政治。”
美国方面，与同盟会所估计的情形也是不相符合的。它曾经拿看待太平天国的眼光来看待革命军，并且想向清政府投一笔更大的资本，从而榨取更多的东西。但它看到革命军在很短时期内就有很大的发展，它不能不放冷静点，等待适当的时机再作出适当的决定来。它对中国改建共和制非但不引为同调，甚至和日本政府具有同感，害怕中国从此一步步地强大起来。
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也是有事实可证明的。11月11日，革命军外交代表伍廷芳电请美国公使劝告清帝退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外交总长王宠惠电请美国政府承认*，这两个人都是早期的留美生，在美国都拥有相当的声誉，但美国都置之不理。由于清政府大势已去，而袁世凯的政治投机事业一步步地获得成功，美国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帝国主义傀儡工具，就乐于和英国一道，抛弃清政府那个已经失去了效用的工具，扶植袁世凯这个可供利用的工具。后来袁掌握大权，首先承认*的就是美国及其美洲附庸国。袁当选为临时总统的时候，美国就想承认*，曾征求其他帝国主义的意见。但日、英、俄等国都要提出承认民国的交换条件，美国不便单独承认。1913年2月19日，美国国会议决首先向*致贺，便是承认民国的先声。它又指使巴西(美洲国家)于1913年4月8日首先承认民国(这一天是中国第一届国会成立的日期)。5月2日，美国新总统威尔逊不再等候日、英、俄等国的同意，正式承认民国。同时承认民国的墨西哥、古巴、秘鲁等国也都是美洲国家。由此可见，美国对革命军以及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是缺乏热情的，而对代表封建势力的袁政权则是深感兴趣的。
当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也是侵略中国最早、在华利益最大的国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就是袁的后台老板。这个老狐狸看得很清楚，清政府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公敌，如果英国继续支持它，它将不再是保障英国利益的最有效的工具，而将成为英国的一种沉重的负担。他的“老朋友”袁世凯同样代表着中国的封建势力，而且他手中有着北洋军这个有力的武器。中国换上一块*共和的招牌，中国政权由一个封建主转移到另一个封建主的手里，帝国主义用一个有用的工具代替一个无用的工具，这不但符合英国政府的利益，而且也是必要的。
英国是君主立宪国家，而美国则是*共和国家。在清政府将要灭亡的时候，君主国家同意于中国改君主国家为*国家，而*国家反有意于支援中国的君主专制政府，这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帝国主义是最会打算盘的。它对待落后国家，总是支持对自己最有利的反动政权或反动人物的。
有人认为朱尔典帮助袁是由于多年的老交情的关系。这种看法是害着很深的幼稚病。朱尔典在中国多年，他的“老朋友”不会不多。他单单拣中袁是由于这个老朋友具有武力基础，具有为帝国主义充当工具的良好条件，在这个基础之上加以帮助，使他的力量得到更大的发展，比帮助一个手无寸铁的人自然容易得多。帝国主义的外交代表和另一国的当权人物的“交情”，必须建筑在本国统治阶级利益的基础之上，断然不会以个人情感作为取舍的标准。
由于英国暗中策动，所以武昌革命爆发后，各帝国主义对中国交战双方宣布中立。
英日两国虽然有着同盟关系，但在这个时期，两国在中国问题上已经发生了新的矛盾，而英美两国的利害则比较一致。美国受了英国的影响，也就同意用袁代替清政府的秘密计划。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和朱尔典一道，极力吹嘘袁是“弱国中的强人”，如果没有这个“强人”，中国社会秩序就难于保持，帝国主义就没有一个适当的代理人来保障它们在中国的利益。他们又极力散布一种中国收拾残局“非袁不可”的空气，一方面使各帝国主义同意他们在中国“换一个工具”的工作，另一方面在中国各实力派与各党团之间造成一种迷惑的印象，那就是说，袁出来就可以取得各国的承认，中国就有资格列入国际舞台。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孙中山当选临时总统(5)
扶植袁的政策并不完全符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由于英美对华政策取得一致，而那个时候日本还没有猖狂到后来视亚洲为其独占舞台的地步，它也就不敢采取单独行动了。
在南北议和的过程中，英国扮演了最重要的一个角色：袁对革命军所作的和平试探，都是通过英国驻汉领事来进行的；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在英租界的一家洋行举行；朱尔典自己出面来牵线，促成了南北双方各派代表团在上海举行和议；上海和议也是在英租界市政厅举行的；当和议发生波折时，12月20日(十一月一日)英、美、德、法、俄、日六国驻沪总领事曾经提出通牒，劝告双方代表以互让精神达成协定，这也是英国所推动的。
另一方面，革命军一开始就充分表现出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性。武汉起义后的第三天，鄂军都督府就照会汉口领事团，对70年来帝国主义与清政府所定的不平等条约，包括赔款、外债和一切政治、经济特权在内，一概予以承认，但在革命发生后所签订者无效。上海方面，在革命军中央机构尚未成立以前，首先派定了外交代表，其目的就在于取得各国的同情与承认。革命军方面，不仅不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和议，甚至希望它们出面来做居间人，并且作为执行和平条件的保证者。这种软弱的外交政策和依赖外人的心理，一直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都没有变更。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清王朝的终结(1)
一
南北和会开幕。北方总代表唐绍仪被迫辞职
由于帝国主义穿针引线，由于袁与革命军双方都迫切希望和平，南北和议终于达到成熟阶段。1911年12月8日(十月十八日)，袁派唐绍仪为“总理大臣”的全权代表，与“黎军门”或其代表人“讨论大局”。这就是袁以前所说的全国性的和平方案。此时他不再称革命军为“匪军”了，并且在建议中只提到双方军队各守原防，尽量避免威胁性的口吻，这就造成了双方对等议和的地位，使革命军有接受和谈的可能。
此时革命军各省代表还没有离开汉口。他们指定以汉口为议和地点，推伍廷芳为革命军的全权代表，与唐绍仪进行解决时局的和平谈判。
唐绍仪于12月11日(十月二十一日)由北京到达汉口。由于革命军攻下南京，革命军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到长江下游，在汉口的各省代表会议已经移往南京开会，而伍廷芳也还逗留在上海，因此唐于12月17日(十月二十七日)由汉口到上海，18日与伍见面进行了会谈。
唐带了一批随员南来。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就是汪精卫。
汪在当时是个隐蔽的“政治两栖者”，一方面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充当南方总代表伍廷芳的公开参赞，另一方面又鬼鬼祟祟地充当北方总代表唐绍仪的秘密随员。他下榻于伍廷芳的住宅“观渡庐”，差不多每天都有密电向袁报告南方的一切动态。同盟会把他当作视死如归的革命志士，谁也没有想到他醉心强权政治，已经变节为袁世凯的策士和间谍了。
不久，袁又派杨度南来，这是利用杨以前在东京的历史关系，叫他与湖南籍的同盟会中坚分子往来，从中制造对袁妥协的政治气氛。杨一到上海就放出一种空气说：“革命军的成败关键，在于袁项城的向背如何。袁并不打算做曾国藩或李鸿章。但是，如果硬逼着他走上这条路，革命军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小了。”他散布这种空气的用意，是要革命军对袁多作让步，并暗示袁与清政府的利害并不一致。这种利诱威胁双管齐下的说法，对妥协分子和意志不坚定的人们是很有诱惑力的。
唐绍仪到上海后，12月18日南北双方议和代表举行正式会议时，南方代表团提出一个先决问题：北方必须首先承认*共和制，否则会议没有进行的必要。唐打电报向袁内阁请示，并且附以自己的意见：对南方的要求不宜拒绝，国体问题可留待召集国民会议来表决。清政府对此曾召集御前会议，讨论结果，终于不得不同意唐绍仪的意见。其实，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是出自袁的授意，表面由唐提出，袁正是要假手于革命军来结束清政府的统治，并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
伍廷芳开始还不满意这个答复。唐再三解释说：“这仅仅是形式问题和步骤问题，这样做可以减少前途的阻力。”南方代表团认为绕一点弯路也是无碍于事的，乃进一步与北方代表团讨论召开国民会议的具体方法。
关于国民会议的组织问题，双方同意由革命军所占领的14省与仍在清政府统治下的8省，每省各派代表三人组织之。关于地点问题，伍廷芳建议在上海召开，唐绍仪要向袁内阁请示后才能决定。这一天是清政府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也就是孙中山在南京就临时总统职的一天，改称为*元年1月1日。
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之前，革命军方面曾经与袁成立默契，只等他正式宣布赞成共和制，就推举为临时总统。孙中山当选临时总统的一天，曾经打电报向袁表示“暂时承乏，以待贤者”。就职后又补发了一个准备“推贤让能”的电报，保证总统一席随时可以让给袁。孙中山先行就任临时总统的目的，在于压迫袁提早表明赞成共和的态度，如果袁中途变卦，则革命军成立临时政府以统一事权，更是必要的。
革命军与袁的秘密交涉虽然已经办好，但是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在袁看起来总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使他更生气的是，唐绍仪没有取得他的指令，擅自同意国民会议代表产生的方法，这个方法在比率上为南方的14对北方的8，不待开会就已决定了北方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他打电报声明这个协议没有取得他的同意，不能发生效力，同时谴责唐绍仪不应越出代表的职权范围，唐被迫通电辞职。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清王朝的终结(2)
就在这一天，北洋军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等48人发表联名通电，“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也就在这一天，清政府驻外使节由出使俄国大臣陆徵祥领衔电请清帝退位。这是袁从锦囊里拿出来的两件法宝，一件用以威胁革命军，一件用以威胁清政府。此外还包含有一个欺骗清政府的用意，使清政府相信他和他的北洋军是站在拥护它的一方面，以便于加强其操纵力量，并避免“篡夺政权”的恶名。
袁的本意的确不想做李鸿章或曾国藩，何况清政府大势已去，产生曾国藩或李鸿章的客观条件已经不存在。但他不肯无条件地接受共和制。唐绍仪辞职后，他电请伍廷芳北上与他直接进行谈判。伍廷芳不肯让革命军处于屈从的地位，坚决请他南下进行谈判。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意见不能得到解决，因之南北和议在外表上陷于停顿，但又转入到双方秘密交涉的紧张时刻。由于杨度与汪精卫的幕后活动，由于革命军方面妥协分子的主张占到上风，使孙让位于袁、袁负责推翻清政府的交换条件更加成熟了。
在此时期，袁曾指使北洋军的附属军——辫子军张勋反攻南京以试探革命军的力量。辫子军太不中用，第一仗就被江浙联军和姚雨平的粤军在固镇把他打败了，第二仗又被姚军和陈干的淮军在南宿州予以痛击，他就放弃徐州逃到山东境内去了。
就当时的全局而论，如果南方革命军继续进行战斗，北方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很大，虚张声势的袁是可以被打倒的。但是妥协派占了上风，对北洋军的实力估计过高，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低，更没有重视全国人民无穷无尽的力量，没有同人民结合在一起。由于这一切，竟使袁的政治投机事业得到成功。
二
袁在北京遇刺。良弼被炸身死
推翻清政府的问题，看起来不甚吃力，但是做起来并不简单。隆裕太后和载沣等还想拖过一天算一天，还梦想有逢凶化吉的一个机会到来，不到最后关头，不肯死心塌地地把皇位献出来。在袁的一方面，始终不肯唱“逼宫”的一出戏，使他永远洗不清“活曹操”的骂名。他想尽可能做到武戏文唱，维持封建道德的外壳，把“篡夺”之局粉饰为“揖让”之局。
清政府贵族中并不是清一色的不抵抗主义者。铁良、良弼等都主张硬拼一下，还有人主张举行一次政变，推翻“私通革命军的奸细内阁”，组织皇族战时内阁，然后进行一次最后的决战；即使人心已去，大势无可挽回，也还可以退保一隅之地；即使失败后亡命到海外，也不比不战而屈的局势更坏。
以上就是清帝退位问题成为僵局的原因。
1912年1月16日(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11时45分钟，袁乘马车由东华门到外务部新衙门办公。刚走过丁字街三义茶馆门口，突然有一颗炸弹从茶馆里扔出来，袁的马车走得快，炸弹没有打中，已经走到祥宜坊酒店门口了。他还在惊魂未定时，忽然又听得轰然一声，又是一颗炸弹从酒店里飞出来。这次打是打中了，但没有打中马车，却炸死了袁的卫队管带袁金标及排长一人、亲兵二人、马巡二人、平民二人和马二匹。马车在尘雾弥漫中加鞭疾驰而去。随即有大批军警在出事地点搜查刺客，当场捕获了张光培、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薛荣、李怀莲、许同华、傅思训、黄永清、萧声10人。当天就由袁手下的著名大刽子手、营务处总理陆建章亲自开庭审问，当天就有法国新闻记者保释了其中的7个人，只有张光培、黄之萌、杨禹昌3人因当场被搜出武器判处死刑。这些刺客并不是清一色的同盟会会员。他们都不满意南方对袁的妥协政策，想用暗杀手段把这个不雨不晴的局势扭转过来。行刺的人分为三队，每人携带手枪一支、炸弹一枚，一队装作三义茶馆的茶客，一队装作祥宜坊酒店的酒客，还有一队徘徊在东安市场附近担任接应。他们都不是熟练的枪手，虽然布置得很好，但因没有投中目标而失败了。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清王朝的终结(3)
这一举对袁没有造成伤害，反而造成了他的另一个机会。从此，隆裕太后不但不怀疑袁是“革命军的奸细”，并且相信他是清政府的“股肱社稷之臣”，当天就派特使前往慰问，并于26日封为一等侯以示优异。也正是由于这一举，使袁以前所捏造的用以恐吓清政府的“革命党人已经遍布于北京城”的谣言得到“证实”，引起清政府内部的大慌乱，使他们不得不在保全皇位与保全性命之中选择其一。
就从这天起，袁称病不入朝，派他的心腹民政部大臣赵秉钧做他的代理人。1月19日(十二月初一日)，赵在参加御前会议时采取了摊牌的办法，提出了南北两政府同时取消、另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以及优待清皇室的问题。在座的年老王公都默默不语，少年亲贵则坚决反对，使得隆裕皇太后作不出最后的决定来。
赵秉钧突然站起身来大声地说：“今天开会，明天也开会，议来议去议不出个所以然来，内阁只得引咎辞职!”他满面怒容地往外跑，署理外务部大臣胡惟德和署理邮传部大臣梁士诒也跟着走出来，吓得隆裕太后脸上变了颜色。
1月26日，袁又第二次使用他的法宝：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47人联名发出通电，吁请清帝即日退位，确定共和政体，以安皇室而定大局。事情变动得多快啊，就在25天之前，通电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的也正是这些将军，名单上仅仅缺少了一个冯国璋。原来冯国璋在攻下汉阳后，清政府封他二等男爵，他曾经表示过“感激涕零，愿为朝廷效死”；他此时已经内调，当然不适宜于出面来唱这个“反调”了。
就在同一天，又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大事变，就是清贵族中的少壮派良弼被一个名叫彭家珍的志士刺死了。
良弼是清贵族中惟一有胆识的军事人材。禁卫军名义上由载涛统率，良弼以禁卫军第一协协统兼任军谘府军谘使，实际上是禁卫军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以前袁到北京来组织责任内阁时，其第一步骤就是要把清政府的这支武力夺过来，所以他特意提出皇族应当亲自出征的建议，逼使胆小如鼠的涛贝勒辞去禁卫军军统，袁就把他的心腹大将冯国璋从汉口前线调回来，接替了这个位置。
但是，禁卫军的实权仍然抓在良弼的手里，而良弼正是疑袁最深的一个人物。如果冯国璋以袁的私党的面目出现，而不以清政府的忠实奴才的伪装姿态出现，就很难插进清皇族的圈子里充当袁的内线。他和袁的密切关系是人所共知的，但自他得到二等男爵以来，就经常地表示“与袁的政见不同”，反对与“反叛朝廷的匪军”讲和，主张组织力量“大张挞伐”。惯于卖弄小聪明的良弼，错误地认为冯是为个人打算因而与袁所走的路线不同，就竭力拉拢冯，借以分化袁的力量。
良弼始终认定袁是插在清政府心脏里的一支毒箭。当袁内阁以辞职手段要挟清政府接受退位条件时，主张批准内阁辞职，另组皇族战时内阁，派铁良南下统率“*军”的也正是良弼。袁从内线取得了这个情报。当然，袁在京内的力量大过良弼的力量，杀良弼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杀害一个皇族，将使他永远洗不清“活曹操”的恶名，而他是不肯这样做的。
刺死良弼的彭家珍，毕业于四川陆军武备学堂，曾任奉天军事教官及中级军官。1911年同盟会北方支部成立时，彭入盟被推为军事部长。他听了良弼阻止清室退位的消息，内心十分气忿，愿以一死除此害群之马。1月26日，他守在光明殿胡同良弼住宅的附近，等到良弼下朝回来，他扔了一颗烈性炸弹，炸断了良弼的一条腿，延至次日不治而死。彭自己也被弹片炸伤，当场牺牲了。
在此以前，袁曾经捏造“革命党人潜伏京师”的谣言，清贵族还将信将疑。在11天之内，接连发生袁自己被刺和良弼被炸身死的两大事件，他们就不能不相信袁的话是有根据的。并且由于袁本身也是刺客的对象，没有人怀疑良弼之死是出于袁的政治阴谋。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清王朝的终结(4)
良弼之死，一般王公大臣都吓得胆战心惊，纷纷离开北京逃到天津、大连、青岛一带。在京的满族大员纷纷请袁派兵保护。袁正要利用保护之名把大批政治俘虏控制在他的手里。
此后，参加御前会议的王公大臣更是寥寥可数了，而少数参加者又都是面面相觑，没有人敢于出头来说反对退位的话。后来还是庆亲王奕劻表示意见说：“咱们已无可用之兵，除了接受退位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直到最后关头，载沣和隆裕太后终于选择了性命重于皇冠的一条路。
三
北方暴动事件的先后失败。汪精卫的叛卖行为
同盟会与袁建立谅解后，就在天津成立了同盟会北方支部，以汪精卫为支部长。同一时期，北方秘密革命党团共和会、铁血会、光复团、急进会、女子暗杀团、北方革命总团、共和革命党、北方共和团等，也在天津联合成立了一个“北方革命协会”，推胡鄂公为会长，孙谏生为副会长，熊得山为秘书长。这是同盟会以外的另一革命组织。在南北和议的前后，这些革命党团曾经几次策动过革命暴动事件，但都失败了。
第一次为1911年11月29日(十月初九日)的北京之役。当天夜晚，有秘密革命党团分子组织敢死队，分作五路进攻北京城，被袁派兵扑灭。这次殉难的人有陈雄、李汉杰、高新等。第二次为任丘、雄县起义事件。12月18日(十月二十八日)，北方秘密党团又在任丘、雄县揭竿而起，也被当地政府军击溃，殉难的人有耿世昌、冯杰、戴国栋、李启明、郑玉成、罗子云、刘长雄、马荣华、赵世铎等。
第三次为滦州之役。这是滦州兵谏事件的继续发展。自张绍曾等离开滦州后，该地仍驻有第二十镇第四十协第七十九标标统岳兆麟部共三营，管带为施从云、王金铭、张建功。随同张绍曾出走的该镇旧将孙谏生，曾秘密回到滦州，策动第七十九标同志于11月4日(九月十四日)起义响应南方革命军，因事机泄露失败，下级军官李孝通等6人被撤职，孙逃到天津参加了“北方革命协会”。他终于取得施、王、张三个管带的同意，再回到滦州来，滦州军乃于1912年1月2日宣布独立，推举王金铭为滦州革命军政府都督，施从云为革命军总司令，孙谏生为军务部长。
袁派总兵王怀庆到滦州“宣慰”革命军。王金铭表示愿以都督一职让与王怀庆。王怀庆并不推辞，借口察看地形布置防务，骑马逃出城外，等到革命军发觉从后面放枪时，他已去得远了。
1月5日到1月7日，政府军从铁路两翼进攻，都被革命军击退。8日，王怀庆引了第三镇曹锟的军队大举进攻，由于革命军敢死队队长凌子煌是个精神病患者，胡言乱语动摇了军心，加以张建功因没有取得较高的位置举行叛变，革命军被迫放弃滦州，王金铭、施从云、孙谏生等都在雷庄、古冶战死了。
第四次为京、通暴动计划。与滦州起义的同时，“北方革命协会”曾派会员分途运动驻防通州、南苑、齐化门、阜成门一带的毅军，响应滦州起义。他们进行得非常顺利，起义日期定为1912年1月9日，但因滦州起义失败以及汇款未到，决定延期举行。通州秘密机关设在会员王丕丞的家里。不料奸细余临江向毅军总部告密，毅军派兵包围王家，王和联络员蔡德辰、杨兆麟、雷竹村、张雅堂等共7人被捕杀，暴动计划就不能实现了。
第五次为1月16日北京刺袁的一幕。这一幕也是“北方革命协会”所发动的。
第六次为1月29日的天津暴动。暴动计划是“北方革命协会”于1月27日召集京、通、保三处的联络员及被联络的各军代表在天津老西开吉祥里本部开会决定的，准备分作三路进攻直隶总督衙门，由姜赐卿率领敢死队140多人担任正面，发动时以抛掷炸弹两颗为信号，并以“直隶”两字为发动日期的口号。天津水师炮筏和韩柳墅、小站的驻军约定同时响应。当天晚上，担任放信号的藏身在总督衙门附近一家木厂里的日本人谷村和两个青年志士，看错了钟点，过早地抛掷了炸弹，各路人马来不及集合，在天津市区内的第一路敢死队只好先动手。总督陈夔龙得知暴动的消息，赶忙扯起金刚桥，各路交通断绝，结果敢死队被军警分途扑灭，革命骨干分子钱钟山、高士俊、林少甫、管国贤、何南屏、韩佐治、江润生和日本人谷村都战死了。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清王朝的终结(5)
这已经是南北和议将要告成的时候。2月6日晚间，北京有同志打电话到天津来，报告清政府已决定于2月10日退位。这个消息使天津秘密党团感到极大的失望，他们认为用妥协政策换得来的和平是虚伪的和平，而袁一日不除，*共和制度就一日得不到保障。7日清晨，就有“北方革命协会”会员易宣、阮琴风不肯接受同志们的劝阻，由天津到唐山，想到锦州再作最后一次的奋斗，在5天之内策动锦州独立。他们走到唐山就发现了跟踪而来的侦探，在开枪互击中他们二人都倒下来了。
以上事件，都是北方革命党团脱离南方革命派的和平轨道而别树一帜的革命行动以上事件资料，均由胡鄂公提供……他们不同意对袁的妥协政策，反对廉价拍卖革命的南北和议，并企图在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北方爆发一次革命，以达到扫穴犁庭的目的。但由于他们缺乏领导和必要准备，均以失败流血为其最后之结局。
在此以前，汪精卫在袁的面前曾经吹嘘他有力量制止一切革命党在南北议和时期进行破坏和议的一切活动。滦州独立后，袁打电报质问他为什么不能约束北方的革命活动，他回电委称“起事的人是土匪而不是革命党”。通州破获革命秘密机关时，袁又有电说：“这难道也是土匪吗?”汪肯定地回答说：“是的。”袁在东华门遇刺以及天津暴动案发生时，都有电责备汪事前没有报告，汪在南京回电仍然抵赖为“土匪行为”。
汪既已取得同盟会北方支部部长的名义，袁就向他表示，“北方土匪都假借革命党的名义，东边来一个暴动，西边也来一个暴动。我如果加以杀害，别人会要疑心我决心与革命党为敌，没有进行和平谈判的诚意。请你携带20万元到天津，解散那些五花八门的革命党，叫他们以后安居乐业，不要再干杀人放火的革命事业了。”
2月21日，汪果然在天津北洋医学堂召集北方各党团举行联席会议，宣布各小党一律解散，参加各党派的成员，除参加同盟会者外，一律点名资遣回籍。这一措施激起了各党团的公愤，有人把滦州殉难七烈士的棺材抬出来陈列于天津车站，以反对汪的出卖。
四
清帝宣布退位。南北两个临时政府的并立
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清政府从来没有制定过任何形式的国旗。在此以后，它看见世界各国都有国旗，才决定以黄龙旗作为大清帝国的国旗。“龙”为皇帝的象征，黄色则为满族的代表色。在“朕即国家”的君主专制时代，没有人敢于反对这个非驴非马的国旗。但是龙这个动物，在现代是没有的，因此西洋人嘲笑龙旗是在一块黄布上画着一条“有爪之蛇”。清政府开始用黄龙旗时是三角形，后来才改为长方形。三角形的国旗也是世界上很奇怪的东西。武昌起义时，革命军所用的是代表18行省的“铁血十八星旗”，后来又改为代表汉(红)、满(黄)、蒙(蓝)、回(白)、藏(黑)五个民族的五色国旗。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临时参议院议决以五色旗为*的正式国旗，孙中山却坚决主张以*为国旗。他提出如下的理由：
贵院议决用五色旗为国旗，本总统认为未可遽付颁行。清国旧制，海军以五色为一二品大官之旗。今黜满清之国旗而用其官旗，未免失体。五色旗用意为五大民族，然其分配代色，取义不确，如以黄代满之类。且既云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阶级。……天日之旗，为汉族共和党人用之于南方起义者十余年。乙未年陆皓东身殉此旗。……故本总统认为(五色旗)暂勿颁行，而俟诸民选国会成立之后。
关于*的问题，孙中山、黄兴二人过去曾经有过一番争论。1906年冬天，孙、黄与章太炎等在东京研究制定革命方略时，谈到制定国旗的问题，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白旗，黄兴认为与日本旭日旗相近似，有“日本并华”之象，主张用井字旗。孙中山忿然说：“我在南洋奔走革命，托命于此旗者数百人，今欲摒而不用，请先把我开除出盟。”由于孙中山火气太大，黄兴也请先将他开除出盟。后经刘揆一、章太炎等调解，才将国旗问题搁置不议。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清王朝的终结(6)
孙中山咨文中所提的“共和党”，是指同盟会的前身兴中会，因为兴中会在当时是主张共和制度的惟一政党。在兴中会成立的早期，曾经用过红、蓝、白三色旗，红色象征“流血以求自由”，蓝色标志“公正平等的天空”，白色说明“人心皎洁而互爱”，合起来就是代表自由、平等、博爱的三大意义。这个旗帜不久即为青白旗所代替。
临时参议院对国旗问题重行讨论，认为青白旗仅是同盟会一个党派所制定的，不能代表全国各方面的意见，而五色国旗既经武昌革命军采用，就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因此，该院仍然决定以五色旗为国旗，而将青白旗改为海军旗，并将武昌革命军初期所用的十八星旗规定为陆军旗。通过第二次决定，以五色旗为国旗的问题就成为定案而不能加以变更了。
从这一问题可以看出，由17省代表所组成的临时参议院，与孙中山的政见颇有相当的距离。该院虽举孙为临时总统，但对袁的妥协空气仍然是十分浓厚的。
这个时候，袁与南方的交换条件早已讲清楚，只待他不论采取任何手段迫使清政府退出历史舞台，他本人宣布拥护共和，孙中山即解除临时总统并推荐袁继任。他要竭力保持封建道德的外壳，还提出所谓优待清室条件，根据这个条件，清帝退位后仍能保持其一定的尊荣，在生活上将要受到民国政府的充分优待。
优待条件共分为优待清帝与优待清皇族的两部分。大体内容是：清帝退位后仍然保持皇帝的尊号，民国政府待以外国君主之礼；清帝暂仍住居宫廷，日后移居颐和园；民国政府每年付给清帝岁费400万元；原有禁卫军饷额仍旧；王公世爵仍旧；皇族公权与国民相等；皇族私产一律受到保护。
毫无疑问，这个条件是完全不应当接受的。接受了这个条件，就无异于承认共和制度之得以建立，是出自清朝皇帝的“恩赐”，就使清朝的“小朝廷”成为“国内之国”，为国内国外的野心家留下了一个制造中国变乱的傀儡工具。(后来果然发生1917年7月1日的复辟政变和1932年3月9日日本建立伪满洲国的丑剧。)但是，由于南方对袁的妥协空气日益浓厚，竟然进一步地发展到对清政府的妥协，在袁与南方总代表伍廷芳直接电商后，优待清室条件竟然取得南京临时参议院的修正及通过。
2月12日，清帝发表退位诏，其内容如下：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人之好恶。……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此诏由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署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署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署海军大臣谭学衡、学务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署邮传大臣梁士诒、农工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副署发表。
同一天，袁发表了表明自己态度的真电袁表*迹的电报，应当在清帝宣布退位诏后发表，真电应是倒填日期。(“真”是“十一日”的代字。)。电文中承认“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末尾还有一句“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话。
通过这两项手续，袁认为已经完全履行了他的诺言，只等南方履行他们的诺言。但有两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第一，以前南北双方协议召开国民会议表决国体问题，而此时袁用政治手腕解决了这个问题，把国民会议葬埋在还未产生以前。这个问题本来是北方代表团提出来的，因此南方对召开国民会议与否并不予以重视。第二，双方协议首先由袁履行劝告清帝退位与他本人宣布态度的两个条件，然后由南方履行孙中山辞职及改选袁为临时总统的条件。此时清帝所发表的退位诏中有“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一句话，这是原稿所无而由袁亲笔加进去的。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极其荒谬的特殊现象，共和政府不是由民国临时议会来选举，而是根据清帝的命令产生的。因此，孙中山电袁抗议：“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