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清王朝的终结(7)
袁在退位诏中补进去这句话，其用意是怕在他履行诺言之后，南方不履行把总统的地位让给他的诺言；如果发生这种受骗的事情，他就可以把清帝的退位诏作为他在北京组织另一共和政府的根据，以免他的地位落空袁原拟建议南北两政府同时取消，另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因与南方成立了协议，才打消了这个主张……接到孙中山的抗议后，他找不出正当理由来回答，就用无赖口吻撇开“清帝的委任”，而在咸电(2月15日)中另提“北方各省军队暨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作为他取得总统地位的另一根据。这是信口编出来的一句谎言。即使真有其事，这个根据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此外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在他表明态度的“真”电中，明明写着受电人为“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这就是承认有南京临时政府的存在。但在清帝退位的第二天，他又在对北方的文告中谈到“政府机关不容有一日之中断”，即用“组织*临时政府首领”的名义代替了被推翻的清政府，内阁全班人马不动，仅仅将各部大臣改称为各部首领。他自己用“本全权”的名义，对外照会各国公使通告政权的变更，对内发号施令，事实上成为南京临时政府以外的另一个“临时政府”。由于孙中山的质问，他在回答孙的咸电中又说“未遽组织”，以抵赖他另组政府的非法行为。显而易见，他自称为“临时政府首
领”，仅仅没有用“临时政府总统”的名义，并且把旧机构全部保留下来，这不是“组织”又是什么呢!他又自称为“本全权”，这个“全权”不是由于清帝的委任又是怎样取得的呢?从这些漏洞百出的言词和行动中可以看出，袁是个完全没有信义、阴毒险狠的封建军事*者。对这样的一个*者采取妥协政策，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五
孙中山推荐袁继任临时总统。北京兵变
2月13日，孙中山实践他的诺言，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并推荐袁继任临时总统。他鉴于袁是一个推行实力政治而不肯尊重法治的人，乃在咨文中提出三个附带条件：一，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不得更改；二，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日，本总统及国务员始行解职；三，临时参议院所制定之临时约法，新总统必须遵守。孙认为让位于袁既已成为不可变更的一个诺言，那就只能采取其他方法以避免因让位于袁而可能招致的一切不幸后果。如果袁能够接受这三个附带条件，就可以把袁调离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北京，来到革命军控制下的南京，使他再也不能玩弄实力政治与政治阴谋，同时把临时参议院正在加速制定的临时约法作为一道紧箍咒套在袁的头上，就可以约束其野心而使之走上法治轨道。
2月15日，临时参议院举行总统选举会，以全场一致的17票补选袁为临时总统，并在通告袁的电文中称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之第一华盛顿”。华盛顿是以全场一致的票数当选为美国总统的。临时参议院每省有参议员3人，但每省只有一个票权。参加参议院的共计有17省的参议员，袁得了17票，而孙中山以前当选时还比他少一票。这件事反映了南京方面因清帝退位而引起的“百事大吉”的心理。
2月20日，临时参议院补选黎元洪为临时政府副总统。
此时袁不再需要清帝委任的“临时政府首领”那个不合法的头衔了，也不再需要“北方军队推举”的“临时大总统”的那个不合法的根据了。他在对内对外的文告中立刻改称为“新举临时大总统”。这个合法头衔是由革命军17个省的代表组成的临时参议院选举出来的。但是，在袁南下就职以前，孙中山仍未解除总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仍然存在。同时，北方也有一个“临时政府”，也有一个“新举临时大总统”，这仍然是两个政府并存的局面。袁在未就职前就行使总统职权，为古今中外各国所无，这就显然说明北方的临时政府仍然是非法的。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清王朝的终结(8)
临时参议院已经通过了孙所提出的三个附带条件。新总统必须南下就职的问题是孙、袁争执的主要焦点。孙认为如果袁不肯南下就职，就是缺少拥护共和和尊重法治的诚意，而袁一天不南下，他就一天不解职，即使袁在北方以“新举临时大总统”的名义行使职权，都将被认为是不合法的。为了促使袁的行动合法化，在袁当选临时总统的第三天，孙以临时政府名义派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魏宸组、钮永建5人为北上迎袁专使，迎接袁南下就职。
袁认为叫他南下是南方的调虎离山之计，他到南京将不能有所作为，将成为一个无权无勇的空头总统。早在他表示态度的真电中就曾经提到：“世凯极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他在回答孙的咸电中又曾一再地强调不能南下的理由。他说：“北方军民意见尚多分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
在以上两电中十分明显地看得出，袁利用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的力量来吓唬临时政府，以抵制孙所提出来的第一、第二两个附带条件。他在咸电末尾还拿出放刁的口吻说，“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
南方革命军方面的妥协派和投机分子正在以帝国主义不承认民国为虑，正在以南北破裂后将要继续流血为虑，袁的威胁口吻恰
恰打中了他们的要害。早在2月4日，黎元洪等就发表过主张定都北京的通电。这个电报代表了南方妥协派和投机分子对袁迁就无所不用其极的心理。孙处于他们大包围的圈子中。但是，南方五个迎袁专使到北京来了，这又使袁感得有变更策略的必要。他曾经设想到，如果坚持不南下就职，而孙又坚持必须新总统南下就职始行解职的意见，如果临时参议院因他没有南下就职而仍然挽孙留任或者另有推戴，任何一种情况发生，都是对他不利的。
2月25日，袁用极其隆重的礼节，打开正阳门欢迎北来的五个专使。他对专使们不再提不肯南下就职的话，而且反过来用极端诚恳的态度商谈南行路线。他说他打算由京汉路南下，先到武昌和黎副总统见一面，然后换乘轮船到南京就职。当时一般人的看法，由于五位大员专程奉迎，他不好意思再推托了。
29日晚间，五个专使正在迎宾馆就寝的时候，忽然听得枪声四起，接着就看见一片通红的火光映在窗面，不久得知北京的驻军因为反对“袁宫保”离开北京而哗变了。以后枪声越密越近，据说变兵将加不利于五个专使，怀恨专使们要抢走他们的“衣食父母”。专使们听了这个惊人的报告，就张惶失措地逃到六国饭店避难。
通过这次突如其来的兵变，好像完全证实了袁所讲的“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北方军民意见尚多分歧”的话不是“骗人”的。但不久就得到反证：变兵是北洋军中最精锐的第三镇，第三镇统制曹锟是袁最信任的忠实奴才。兵变发生后，袁的卫队奉派去“弹压”，而他们也和变兵汇合起来成为变兵的一部分。
在以后的几天内，兵变在北方成为一种急性流行病，靠近北京的天津、保定、通州都曾经发生过，使人民受到很大的损失。北方仍然保持“督”、“抚”名义的未独立省区的当局纷纷电阻“袁宫保”离开北京。必须说明，北京兵变被证实完全是袁所指使的，但是各地的兵变却都是没有任何人指使的真兵变，那些纪律废弛的北洋军没有了解北京兵变的政治意义，而只羡慕他们的同道用这个新奇的行动大有所获，于是纷纷步其后尘而畅所欲为。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清王朝的终结(9)
北方各地发生兵变后，各帝国主义从不同的角度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英美两国虽然也有调兵进京增强东交民巷警戒的表示，但是它们终究是积极支持袁的政治阴谋活动的，日本的态度则有所不同，日本军在秦皇岛登陆，并且首先由山海关调兵一部到北京来。帝俄也调兵1000人由哈尔滨开到天津。因此，又“证实”了袁所讲的“内讧外患递引互牵”的话也不是“骗人”的。
兵变发生后，袁向专使们绝口不谈不愿南下就职的话，反而用极端诚恳的态度谈到他对北方秩序应当负完全责任，以免引起更严重的事态。他建议本人暂留北京6个月，先请黎元洪到南京受任副总统并代行总统职权。
五个专使之中有袁的“内线”在内，内线在必要的时候必然是要发生作用的。袁正是通过这个作用，让撤回南下就职的条件从南方专使的口中说出来。果然五个专使出面来替袁说话，于3月2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及临时参议院，认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
3月10日，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通电南方各省调兵北上协助维持秩序。他说此举“在南可以节饷，在北可以防乱”。这位老实人还是拿“南北一家”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具有政治阴谋的问题。这个建议引起了袁的震惊，急忙用“各国联军驻京，恐滋误会”的说法，阻止南军北上。
临时参议院原系根据孙中山的建议通过这三个附带条件的，当然不会坚持下去。3月6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允许袁在北京就职，但又附以另外的三个条件：一，接电后须向参议院宣誓效忠共和；二，提出新内阁名单，征求参议院同意；三，新内阁在南京办妥接收手续后，孙总统始行解职。
这不是三个条件，而是新总统就职前必须履行的三项手续。
六
临时约法公布。唐绍仪组织民国的第一届内阁。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3月10日，袁在北京宣誓就职。8日将誓词电达南京临时参议院如下：
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约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弗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
到了这个时候，同盟会原定的“调虎离山计”完全破产。但它对袁还建筑了另外一道防线，就是利用临时约法作为紧箍咒套在袁的头上，以限制其滥用权力。临时约法就是“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修正本。但是两者间有着很大区别：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取的是总统制，临时约法采取的却是责任内阁制。临时约法于2月8日起草，3月8日通过，3月11日公布。同盟会采取种种方法都不能跳出袁的手掌心，却想利用临时约法来限制袁的野心，这又是一件幼稚可笑的事情。
从袁宣誓的一天起到4月1日孙解除总统之日止，在这20多天当中，袁在北方就不再称“新举临时大总统”而称“本大总统”，自以为名正言顺，但是接收手续尚未完成，仍然是两个政府、两个总统各自为政的局面，而北方的临时政府仍然是非法的。
在新内阁名单提出前，属于同盟会的安徽都督孙毓筠通电主张由孙中山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非同盟会的广西都督陆荣廷也有通电附和。
3月13日，袁提出以曾充北方议和总代表的唐绍仪为内阁总理。经南京临时参议院同意后，25日，唐到南京提出新阁员名单如下：外交总长陆徵祥，内务总长赵秉钧，财政总长熊希龄，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交通总长施肇基。
从袁的一方面说起来，这个内阁表现了各方面力量的平衡，所以他称之为“混合内阁”。唐绍仪一方面是他的老朋友，另一方面又是同盟会的新会员，因此是个具有双重性的典型人物。陆徵祥和施肇基都是无党派的外交家，熊希龄是君主立宪分子，他认为这三个人都是无所属的“超然派”。仅仅赵秉钧、段祺瑞、刘冠雄是在他的这方面的，而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陈其美则都是在同盟会方面的。因此，他认为在分配内阁席次中充分做到了尊重同盟会，而自己一方面所占的席次反而较少。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清王朝的终结(10)
这是一种骗人的说法。事实上，这两个外交家早已成为北洋军阀的附庸，君主立宪派在同盟会与袁之间已经选择了亲袁的路线。因此，军事、外交、内政、财政几个重要部都抓在袁的手里，留给同盟会的仅仅是当时无所事事的教育、司法、农林、工商四个“冷衙门”。
同盟会原来推荐黄兴在新内阁中蝉联陆军总长，其目的是想限制袁的军事特权，使他不能把国家的军队当作个人的工具。但袁从来把军权看作是产生一切力量的源泉，对陆军总长的人选决不肯轻轻放弃，更不肯同意派一个同盟会的“实力派”首领来担任这个位置，因此改提黄兴为不在内阁体系以内的参谋总长。参谋本部在袁看起来也是个有名无实的机关。同盟会对一切问题都已让步，对这个问题最后也只能以让步了之。
此时黄兴忽然产生了一种“功成身退”的思想，表示不接受任何职位，袁就请著名的好好先生徐绍祯担任参谋总长，徐也表示不接受。袁又想用调虎离山计调黎元洪到北京来兼任参谋总长，当然黎更不肯舍近图远、去实就虚，最后才决定请黎“遥领”此职，派次长陈宦长期地代理部务。
4月1日，孙中山正式宣布解除临时总统职务，派黄兴以“南京留守”名义(后由袁政府补加任命)主持南方革命军的整编和遣散的问题。各省革命军由于兵多饷少，难于维持下去，黄兴主张以大刀阔斧的手段进行裁兵。他曾建议举办国民捐作为裁兵经费，这是一种极其天真的想法。后来因为办不通，他就采取了强制解散的办法，引起各省伤兵和退伍兵员组织“光复乞丐团”等等扰乱社会治安的事情。南京留守府于6月4日撤消。这个时候，同盟会除了保持临时约法的一道“灵符”以外，在一切问题上都已表示退却，而参加辛亥革命的各投机派和妥协分子日益倾向于袁，因此袁就进一步力图打消建都南京的定案，以免留下一个不愉快的尾巴。在他的影响下，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该院亦于4月29日在北京举行开院典礼。
这就是所谓南北统一的实现。北洋派在军事战线上不能取得的东西，都在政治战线上取到手了。因此外间渐渐流传着袁想做皇帝的一种谣言。6月25日，袁通电辟谣如下文：
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鉴：世凯束发受书，即慕上古官天下之风，以为历代治道之隆污，罔不系乎公私之两念。洎乎中岁，略识外情，目睹法、美共和之良规，谓为深合“天下为公”之古训。客岁武昌起义，各省景从，遂使二千余年专制之旧邦，一跃而为共和政体。世凯以衰朽之年，躬兹盛举，私愿从此退休田里，共享升平；乃荷国民委托之殷，膺兹重任。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乃近日以来，各省无识之徒捏造讹言，摇惑观听，以法兰西拿破仑第
一之故事妄相猜惧，其用心如何姑置不问，大抵出于误解者半，出于故意者亦半。民国成立，迄今半年，外之列强承认尚无端倪，内之各省秩序亦未回复，危机一发，稍纵即逝。世凯膺兹艰巨，自不得不力为支持，冀挽狂澜。乃当事者虽极委曲以求全，而局外者终难开怀以相谅。殊不思世凯既负国民之委托，则天下兴亡，安能漠视；倘明知不可为而复虚与委蛇，致
民国前途于不可收拾，纵人不我责，自问何以对同胞!区区此心，可质天日。但使内省不怍，亦复遑恤其他。惟当此艰难缔造之秋，岂容有彼此猜嫌之隐。用是重为宣布，凡我国民当以救国为前提，则自能见其大，万不能轻听悠悠之口，徒为扰乱之阶。若乃不逞之徒意存破坏，借端荧惑，不顾大局，则世凯亦惟有从国民之公意，与天下共弃之!事关大局，不敢不披沥
素志，解释嫌疑。知我罪我，付之公论。特此宣告，维祈亮鉴。世凯叩有。
这个宣言是针对同盟会的某些激进分子而发的，因为他们不满意同盟会上层人物对袁的妥协政策，同时又看出袁进行帝制的叛国野心，便产生了一种策动二次革命以推翻袁政权的秘密运动。从这个电文看得出：袁早已蓄意与同盟会破裂，而他的帝制自为的叛国野心，在所谓“南北统一”的初期，就已露出马脚来了。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四巨头”的政治表现(1)
一
“混合内阁”倒台，“超然内阁”难产。袁第一次使用武力威胁临时参议院通过内阁的补充名单
唐绍仪是袁世凯的老朋友和外交方面的得力助手。唐被派为南北和议的北方总代表时，没有完全遵照袁的意见办事，曾经引起袁的不满并被撤回。但是，南北和议成立以后，袁急于要加强与帝国主义首先是与英美帝国主义的联系，又要在形式上加强与同盟会的联系，内阁总理人选没有比唐绍仪更为适宜的人物。因此，唐得以组织民国的第一任内阁。
唐在南下接收南京临时政府时，袁就授意叫他参加同盟会，作为插入同盟会的一根内线，并使唐伪装为立于他与同盟会之间的一个中间型人物。唐内阁有袁系的阁员，也有同盟会系的阁员，所以袁认为这在外表上是一个混合内阁，但在实质上，唐与他过去有着深厚的关系，不会跳出他的手掌心，而袁系的阁员又占有几个重要的部，这个内阁是能够完全供他利用的。
不料唐这位美国通是资产阶级型的官僚，与一般封建型的奴才官僚有些区别。他醉心于西方国家的*制度，又被“责任内阁”这类的字眼所迷惑，就不甘心做百依百顺的走狗，在某些问题上经常地不向袁请示而自行处理。他又以南北间的桥梁自居，不肯完全站在袁的一面。这些情形与袁利用他作为私人工具的意图完全相反。袁的左右有对唐不满的，又从旁挑拨，硬说唐与孙中山因同乡的关系结合得很紧，“他现在完全倾向同盟会而不倾向总统了”。当唐出进总统府的时候，总统府的人员又相互做怪脸，指着唐的背影子低声地说：“看，今天总理又来欺负咱们的总统了。”
这些话都已钻进到唐的耳朵里。唐总以为袁不致被这些没有见识的人所蒙蔽。一天，唐又到总统府报告一些问题，袁忽然很不耐烦地说：“少川，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唐听了大为吃惊，才明白袁的确对他存有芥蒂了。
一天，唐坐着马车在街上走，迎面有一大群武装兵士护卫着一辆很漂亮的马车疾驰而来，前面两个开道的兵士，手里挥动着长鞭，唐的御者几乎挨上他们的鞭子。唐急忙吩咐把马车避让在路旁。偷眼一看，看见漂亮的马车里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总统府拱卫军统领段芝贵。他回来告诉人说：“嘿，好大的威风!只有前清摄政王才够得上有这样大的威风。”
内务总长赵秉钧很少出席国务会议，遇到重大问题直接向袁请示。内务部竟像是不属于内阁而直接属于总统的一个部。
财政收入少而军费庞大是当前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南京黄留守打电报和内阁商量，准备以最少的费用结束南方的军队。唐向比利时银团(华比银行)借了英金100万镑作为南京遣散军队的费用。这是一个在内阁权限以内的问题，不料因此激怒了各方面，首先激怒了企图垄断中国借款的四国银行团，它们向袁政府提出了极其严厉的抗议。其次激怒了袁的私党，竟然套唐一个“接济革命党军费”和“用途不明”的大帽子，使袁唐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财政总长熊希龄也在国务会议席上大吵大闹，责怪内阁总理不应当侵犯他的职权。
这个弱体内阁眼看就要解体了，而直隶都督的问题发生，就成为这个内阁的一道直接催命符。
直隶都督的问题，还种因在唐绍仪南下接收南京临时政府的时候。这个时候，顺直议会此时各省谘议局已改称省议会，顺直议会就是包括“顺天府”在内的直隶省议会。根据革命时期各省都督由谘议局推选的先例，推举直隶人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唐绍仪同意由政府加以任命。唐回到北京时，曾向袁报告，袁也点头表示同意。
哪里知道袁的点头同意是假的，他的内心是完全反对这个任命的。首先，王芝祥是一个靠近同盟会的军人，此时正在南京充当留守府的军事顾问，把一个靠近同盟会的军人放在靠近北京的地方，掌握一省兵权，对袁的实力政治将要起很大的危害作用。其次，袁认为任免军事大员是总统的特权，绝对不允许把这个特权让给当时的所谓民意机关——省议会。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四巨头”的政治表现(2)
但是唐并没有窥破袁的内心，认为袁既已同意，就打电报叫王芝祥到北京来面洽。等到王到了北京的时候，这个问题不能再推下去，袁就又一次使用他的法宝来破坏他自己的诺言。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钻出来所谓“直隶五路军人”发出反对王芝祥做直隶都督的电报，袁就以此为借口，撤回他的同意，并且与唐商量，打算改派王为南方军的宣慰使以敷衍他的面子。这个做法使唐感到极大的震惊。因为这不仅是个人的面子问题，而是与内阁职权及政府威信有关的严重问题。袁可以失信于唐，唐却不可以失信于顺直议会和同盟会。这个问题内阁不能处理，内阁就不成其为责任内阁，而将降到总统府的一个附属机关的地位。因此，唐表示绝对不能同意这个出尔反尔的意见。
内阁不同意又怎样办呢?6月15日，袁把没有经过内阁副署的派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公布出来。这是总统与内阁正面开火的具体表现。根据临时约法，总统命令没有经过内阁副署不能发生效力。唐虽然忍无可忍，但他终究是袁的老朋友和助手，没有勇气与袁进行法律上的斗争，而只采取了自行引退的办法。16日，他留下了一道辞呈，没有与袁见面告别，就偷偷地溜到天津去了。
袁正引唐绍仪出走为一件快事。他只派代表到天津作了一度形式上的慰留，就转入到另组内阁的问题。
唐由天津乘轮船往上海，在轮船中遇见一个神气十足的汉子，大声地斥责他不应当弃职逃走，说到气头上，竟然拿出盒子炮来像是要开枪的样子。唐对袁的特务组织早有所知，疑心这个汉子是袁派来追踪和暗害他的，便陪着笑脸解释不能不辞职的苦衷。那个汉子也回嗔作喜地和他攀谈，并且说出他自己的来历，唐才知道不是特务，而是自称为“游侠”的荒唐鬼黄祯祥。
这个荒唐鬼有一段荒唐史，几乎送掉了性命。其事如下：
由于黄祯祥有游侠之名，黎元洪聘他为湖北船政局总理兼南湖屯垦督办。黎曾下令把停厝在都督府前面空地的彭楚藩(武昌起义前被清朝官吏捕杀的革命军人)棺柩迁葬原籍。黄祯祥出面来阻止说：“彭烈士的棺柩必须葬在南湖。黎元洪是什么东西，他敢不答应，看我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给他尝尝老子的手段!”黎听了这些话，十分忿怒，就下令逮捕了他，并且组织军事法庭，审出他犯有私设刑具、殴死佃户、*民女等罪款。按照军律治罪，有一款应当杀头，三款应当枪毙，二款应当终身监禁，五款应当处以一等有期徒刑，就是杀了头再充军也还不足以蔽其辜。湖北起义有功人物孙尧卿、黎本唐等纷纷替他请保，黎坚决不肯答应。后来黄兴有电报替他说项，才改为监禁3个月后解回四川雅州原籍。这是1912年12月下旬的事。
唐总理出走后，属于同盟会的四个阁员(工商总长陈其美从来未就职，次长王正廷改代理为署理)连带辞职，施肇基、熊希龄也跟着辞职，而属于袁系的阁员，则全部坐在位子上不动，这也是内阁制的一种怪现象。此时袁还不便于与同盟会立即决裂，所以他伪装诚恳挽留的样子，对同盟会的四个阁员说：“我代表四万万人请诸位留任。”蔡元培代表阁员们回答说：“我们也代表四万万人请总统准我们辞职。”
内阁问题不是个人问题，而是袁世凯任临时总统后第一次公然破坏临时约法、破坏内阁制度的重大政治事件。但是，临时参议院对此不加重视，各报和各政治派别有对唐冷嘲热讽说他“不忍小忿”的，甚至同盟会也认为这是袁唐间个人之争，因而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所有这一切，把临时约法的作用降低到可有可无的程度，在客观上对袁的实力政治起了助长的作用，可见当时各方面的政治嗅觉是很迟钝的。
袁提出由外交界一个庸才陆徵祥来组织“超然内阁”。所谓超然内阁，是指这个“无色彩”的外交家既不属于袁系，又不属于同盟会。实际上，这个庸人是袁的一个最好的工具。不但这样，属于前内阁的外交(陆兼任)、内务、陆军、海军四部总长，居然可以在新阁中蝉联而无需提交议院同意，这又是自有内阁制以来闻所未闻的一件怪事。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四巨头”的政治表现(3)
7月18日，陆徵祥在通过总理案后出席临时参议院宣布大政方针，并提出六个阁员的补充名单如下：财政周自齐、司法章宗祥、教育孙毓筠、农林王人文、交通胡惟德、工商沈秉坤。他根本提不出什么政见，却把提出阁员补充名单比作开菜单，当时引起了参议员的纷纷责难，并且不加考虑地把他所提的六个阁员全部否决。这个外交家吓得称病移居医院，从此抵死不肯出来。
袁认为对陆的打击就是对他的打击，因此，怒火按捺不住，又使用他的法宝，指使军人用发通电、写匿名信、打电话、发传单、开会等等卑鄙手段，威胁参议院通过第二次所提的六个阁员的补充名单如下：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钤、工商蒋作宾。
这是袁公开使用军人威胁议会，使议会名存实亡的第一次非法行动，却又是破坏临时约法的第二次具体表现。第一次破坏内阁制没有受到有效的制止，他才敢于做第二次的尝试，而程度更进了一步。7月26日临时参议院开会，除蒋作宾未获通过改派刘揆一外，其余五个阁员全部获得通过。
这个时候，各方面包括同盟会在内，都认为国家刚刚统一，不容破坏，只有忍让精神才能换得和平。他们没有理解到迁就的和平是极不稳固的，越是迁就，和平就越是难于保持。通过两次的尝试，袁就视临时参议院为可有可无的机关，并且视同盟会为无足轻重的政敌了。
二
又一次政治阴谋血案——黎元洪做了袁的政治俘虏
在孙、黄、袁、黎四个“大人物”之中，当时的“舆论”都称赞黎是“忠厚长者”和“稳健派”。
在官吏骑在人民的头上的时代，即使是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官儿，对老百姓也有一套威风和臭架子，好像没有这些就不成其为体统。但是黎的态度使人感到和蔼而谦虚，不觉其有威可畏。在他预辞正式总统的电文里说：“沈机默运，智勇深沉，洪不如袁项城；明测事机，襟怀恬旷，洪不如孙中山；坚苦卓绝，一意孤行，洪不如黄善化。”（项城、中山、善化都是地名。善化今合并于长沙，即指黄兴，当时以出生地代替姓名是一种敬称。）很多人都说他谦虚得好。
有一个号称为“民国祢衡”的章太炎，清朝末年因《苏报》案坐过牢，文名满天下，当时的社会上层人士推之为国学大师和革命先进。他见了什么人都要骂，只有黎是他惟一的歌颂对象。在他笔底下，黎是个朴素而果毅的杰出人物。1912年7月24日，章太炎到武汉观光，第二天与黎见面。他在北京《新纪元报》发表一文，对黎推崇备至。他写道：“黎公年四十九，体干肥硕，言词简明。秘书、参议衣服不华，每日至黎公座次关白文件，一席之间*人，皆执连柄蒲葵扇，黎公亦时握焉。其所着西装制服，以粗夏布为之。自大都督以至州县科员，皆月支薪二十元。”
黎是站在北洋派与同盟会以外的第三者地位的。他在故纸堆中找到一个会做骈体文章的腐儒饶汉祥做他的机要秘书。此时南北和议虽已告成，但是各省军阀还有争城夺地的局部战争，有些省区还存在着招兵买马、杀气腾腾的紧张状态，使人民感到战争的痛苦和战争的威胁。这个腐儒经常地代黎写出些“吁请息争以苏民困”的骈文长电，这些电文不问谁是谁非，也不提出具体的仲裁意见或者解决纠纷的办法，而只是堆砌一些四六排联的字句，说上一大套“三危”、“四亡”、“五哭”、“十害”的废话，最后则用“垂涕而道”、“泥首以请”等沉痛语调作为一篇文章的结尾。这些文章与很多人厌恶战争的苟安心理完全合拍，特别是与满足于推翻清政府统治而对继续流血非常害怕的革命妥协派的心理完全合拍。这些人并不仔细地研究电文的内容，甚至连文章也没有看或者看不懂饶汉祥的文章喜用僻典和怪字，除非旧学有根底的人，很少人能够看得懂。，却都异口同声地叫好说：“黎副总统说得真对，我们就是不要战争呀!”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四巨头”的政治表现(4)
袁的眼光颇有独到之处，他发觉此公有着沽名钓誉的癖好，而有着这个癖好的人是容易被吸引过来的。因此，他有电必回，并用“苦口婆心”、“仁人之言”、“实获我心”、“永拜嘉言”这类字眼把黎大大地奉承一番，同时在回电中表现他自己也是爱护和平、反对战争的。
此时活跃于民国政治舞台上的君主立宪派，正需要捧出一个出面的领袖来，以扩大他们的政治影响。他们发现这个“手创民国的元勋”具有做他们领袖的良好条件，就竭力为之捧场，把他说成是一个救国救民的伟大人物。在文化事业上拥有优势的君主立宪派为之捧场，对黎的评价又起了提高的作用。
声誉虽然日隆，黎的内心却隐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他自己知道他这个“民国元勋”是逼上梁山弄到手的，而逼迫他参加革命的人，就是名闻全国的三武——孙武、蒋翊武和张振武。三武很知道他的底细，所以尽管别人把他捧上三十三层天，在三武看起来却是个渺不足道的人物。三武对他也很不礼貌，认为他的天下是他们替他打出来的。因此，黎在精神上经常地感到威胁，想把这批恃功而骄的革命分子调出去，推荐到中央去任职。
在三武之中他所最恨的是张振武。他介绍张振武到北京去见袁，并说中央将畀以重要的职务。当张振武带领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13人动身往北京的时候，他就打密电给袁，加张振武、方维两个人以“煽惑军队”的罪名，请即“就地正法”。这是“调虎离山”和“借刀杀人”的双重诡计。这个“忠厚长者”也仿照袁的榜样，玩弄政治阴谋以达其铲除异己的目的。
袁接到这个电报，8月10日不露声色地设宴招待张振武等一行。从11日到13日，又令北洋军大将冯国璋、段祺瑞轮流设宴，命宿将姜桂题等召集军界袍泽大会表示热烈欢迎。13日黎又打来一个万急密电请求提前处决。张振武等完全蒙在鼓里，14日还假座六国饭店大宴同盟会和共和党两党重要人员。15日一大早，张振武、方维和同来的湖北将校突然被军警捕去，当天就由著名的刽子手、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亲自审问，当天判决张、方二人的死刑，当天执行枪毙。
这类政治阴谋血案是袁的拿手好戏，但对黎来说还是第一次，而且这还是自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由于杀害的对象是同盟会方面的对革命有贡献的人物，就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引起了各方面的骇怪与种种推测。
黎的本心是要袁替他担负责任的。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袁并不替他保守秘密，在宣布张、方两个人的罪状中把黎打来的密电一字不遗地录了进去。很明白，袁是惯于以别人为工具的阴谋家，绝对不肯代人受过，岂肯把这笔血债写在自己的账上。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极其重要的，袁要揭穿这个问题的内幕，使黎与同盟会的关系趋于恶化，而把黎逼到自己的阵营里来。此外，还有第三个原因，是要揭破黎的政治阴谋，使全国人民了然于那个“忠厚长者”的毒辣手段，并不在他这个“一代枭雄”之下。
同盟会对这样一个严重政治问题不能熟视无睹。首先由黄兴放了第一炮，通电谴责政府用不正当的手段擅杀有功人员。接着参议院议员张伯烈等提出质问，要求政府提出张、方二人的谋乱证据来。
还有两个武——孙武和蒋翊武——都早已到北京来了。17日他们跑去会见袁，口口声声要求给他们“免死券”。
袁回答临时参议院关于质问案的咨文，仍然把责任推给黎。他说：“贵院要求证据，当令黎都督查明答复。”
由于袁以政治阴谋回答政治阴谋，使黎的声誉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他不得不借重饶汉祥的一支妙笔，通电列举“张、方之大罪十四，元洪之不获己者三，自罪者三”。这样做还是不够的，他又不得不假惺惺地“从优处理张振武的身后事”。黎通电说：“赡其母使终年，养其子使成立。特派专员迎柩归籍，并饬沿途妥为照料。俟灵柩到鄂，元洪当亲自祭奠，开会追悼，以慰幽魂。”后来张振武的棺柩运回武昌，黎在抱冰堂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追悼大会，并致挽词如下：“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公论。幸天地鉴临上下，私情公谊，此心毋负故人。”不得不伪装引咎辞职，电请裁去副总统一职，并推荐黄兴继任湖北都督和参谋总长。他又怕弄假成真，因此指使湖北军将领通电挽留，另外通电向临时参议院提出最后通牒式的反质问：“湖北非副总统无以有今日。设一旦动摇，议会诸君能否担兹重责，请于二十四小时内电复。”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四巨头”的政治表现(5)
这个伪善者公然进一步地模仿袁玩弄实力政治的榜样，而且学得很像，他的假面具就完全被戳穿了。
袁揭破了他的痛疮疤，黎未尝不感到袁的可畏。但是，由于他看到北洋派的力量比同盟会大，由于受着他的左右的包围，并且由于不倒向袁的一面则他本身将陷于孤立无援之境，因此一步步地被拖进袁的迷魂阵中。这是自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违法杀人的大血案。但是，君主立宪派以及其他各政党都把这个问题看作是同盟会与袁、黎之间的一个争端，竟然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而同盟会本身没有决心和勇气对袁黎进行坚决斗争，也表现出了虎头蛇尾的态度。
而在袁的方面，却想利用这个问题达到另外一个目的。他伪造了张振武被杀前写给黄兴的一封未发的信，信上有这样一句话：“承嘱杀元洪事，已布置周密。”他企图利用这个伪证，在他准备和同盟会正式翻脸的时候，加黄兴一个主谋杀人罪而加以逮捕。
此时他忽然又有一套新的计划，就是他已电邀孙、黄、黎三人来京举行会议，想利用“四巨头会议”的形式粉饰中国之统一，以加强其统治地位。他曾经估计到孙、黄二人是不肯北来的，如果他们不肯北来，就可以把破坏统一的责任加在他们的身上。不久孙中山从上海动身到北京来，而黄兴随后也来了，他就停止了前一阴谋计划的进行，仍然保持其与同盟会表面合作的关系。
孙中山路过天津的时候，有一个和他认识的总统府秘书会见了他，向他泄露了袁准备陷害黄兴的密谋。孙中山打电报把这个密谋内容关照了黄兴。黄兴是个直性子的人，就直接打电报向袁追究根源。袁回电矢口否认有其事，并且否认总统府有这样一个秘书。
三
同盟会合并四小党改组为国民党。君主立宪派前后组织共和党、进步党
张振武血案发生后，同盟会认为袁的手段太毒辣，反对孙、黄二人轻入虎穴和那个杀人魔王见面。但是孙并不关心个人的安全，想用自己的诚意说服袁同意迁都到南京，摆脱北方的旧势力，而与同盟会真诚合作。他于8月24日到北京，距离血案发生不到10天。
孙敢于“单刀赴会”，不能不引起袁的暗中敬佩。他装出竭诚欢迎的热情，派自己所乘的金漆朱轮双马车，饰以黄缎，到前门外去迎接，并命北京军警以总统之礼相迎。北京市民也都悬旗欢迎。
孙到北京之前，北京各政党即已开始了分化和合化的重大演变。原来在南北和议成立的前后，有些只知有民族主义(事实上是排满主义)的同盟会会员认为革命的目标已经消失，便从同盟会中分化出来，组织一些争取政治地位的小政党。另外有些小政党则是时代的新产物，挂上一块招牌，发表一篇宣言，拉出几个大名鼎鼎的政治要人来作为他们的领袖，以便于进行政治投机活动。有些政党是以地区关系或历史关系结合起来的。这些政党没有旗帜鲜明的党纲，没有一定的政治主张，跨党脱党，视为故常。他们所推戴的领袖，甚至也被其他的党推为领袖，而被推者对任何党都不关心。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临时参议院内部相互对立的政党，主要是同盟会与以江浙人士章太炎、张謇为中心的“统一党”。临时政府北迁后，“统一党”与以湖北人士孙武、蓝天蔚、刘成禺为中心的“民社”，和君主立宪分子籍忠寅、周大烈等所组成的“国民协进会”，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共和党”，推戴黎元洪为名义上的领袖，成为同盟会的主要竞争者。除了这两个政党外，参议院还有谷钟秀、张耀曾、吴景濂等的“统一共和党”，立于第三者的地位而有举足轻重之势。在此时期，同盟会政治活动家宋教仁通过私人关系与“统一共和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宋教仁是湖南所派的参议员，在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他极力主张采取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反对美国式的总统制。由于他少年气盛，别人都说他想做内阁总理，而此时人人都是眼高于顶，一个太露锋芒的人自然容易招人之忌，因此，临时参议院所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不设内阁总理，各部总长直接向总统负责，这就是对宋的个人打击和对同盟会的打击。甚至孙中山提出宋为内务总长时，也未获通过而改提程德全递补。但当孙中山让出临时总统时，大家又觉得总统的权力太大，怕袁滥用职权推行*制，便又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改为“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这件事说明了临时参议院本身对国家*不是采取了认真严肃的态度，而是感情用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