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四巨头”的政治表现(6)
实实在在，宋是想做内阁总理的。在南京临时政府结束的阶段，他所持的政见与孙中山不同：孙主张将政权尽让与袁，同盟会退为在野党，专办实业、教育，宋则主张“毁党造党”，这就是放弃同盟会的名称，吸收其他小政党组成一个大政党，并在国会中取得第一大政党的地位，从而担负起组织政党内阁的责任。这个主张也就是放弃在总统问题上、军事实力上对袁的斗争，而在国会方面、内阁方面取得优越的地位，使袁成为一个没有实际行政权力的总统。这个主张很快地获得大多数同盟会会员的热烈支持，因为他们渴望政权已久，在革命成功之后退为在野党，是与他们的利益不相符合的。
宋不仅是个很好的演说家，而且是个驰名全国的政论家，经常用“桃源渔父”的笔名在报上发表政见。他不仅与统一共和党取得联系，而且与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三个小政党取得联系。这三个小政党是由同盟会与君主立宪派分泌出来的一些混合组织。在孙中山到北京之前，同盟会合并以上四个政党组成为一个大政党的基础就已打好了，只等孙一到就正式宣布。
孙到北京的第二天，同盟会宣布与四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孙出席发表了组织*的演说。同盟会原来以孙为总理，黄兴为协理，宋教仁等为干事。自改组为国民党后，改推孙为理事长，黄、宋等9人为理事，并设参议30人以容纳各方人才。国民党的成立，使宋立刻成为党的核心和政治上最活跃的人物。
在国民党扩大组织的情况下，共和党当然不甘示弱，也就急起直追地扩大它的组织。事实上共和党是以君主立宪派为中心，吸收其他各党而与同盟会相对抗的一个政党。君主立宪派有其一脉相承的历史。前清末年，资政院与各省谘议局所组成的“宪友会”就是君主立宪派形成政党的初期。武昌炮声一响，各省的该派人士多与同盟会合流参加了革命，特别显著的如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浙江的汤寿潜、四川的蒲殿俊、直隶的孙洪伊等。当然，在*革命的旗帜下，“宪友会”这块招牌已经不合时宜，但他们相互之间仍然保持一定的联系，隐然成为同盟会以外的一个较大的团体。他们参加了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在代表会议转变为临时参议院的过程中，他们吸收了由同盟会分化出来的一些小政党成立共和党，形成了与同盟会对抗的一个力量。但不久由章太炎领导的统一党又分化出去了。同时，与共和党出自同一根源的、由君主立宪派汤化龙所组织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孙洪伊所组织的共和统一党，吸收了共和俱进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等小党，合并起来成立*党，推戴回国不久的梁启超为领袖，这是共和党的兄弟党。
临时约法规定，临时参议院在正式国会召集前是国家的立法机关。临时参议院成立后，在10个月内，临时总统应根据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国会选举法，进行国会的选举。国会成立后，应进行正式总统的选举，并制定宪法以代替临时约法。早在1912年1月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了国会采取两院制。到8月10日，以总统名义公布了国会组织法及参议院、众议院议员选举法。
从1912年年底到1913年年初，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国会的选举。选举揭晓，国民党两院议员共占392席，共和、*、统一三党联合起来仅占223席。国民党的压倒优势使君主立宪派为之失色，同时也使袁感到失望。但是，必须说明，国民党所占的优势仅仅是数量上的优势，其中有很多党员是新吸收进来的投机分子。
1913年5月11日，在梁启超的建议和主持下，共和、统一、*三党合并成立进步党，因此国会中四党并存的局面变成了两党对峙的局面。此时梁的“保皇党”影子还没有完全淡下去，还不便公然出面来担任国会中第二政党的领袖，为了加强进步党的号召力，他们就抬出原系共和党名义上的领袖，那位具有“朴素”、“谦虚”、“和平”之“美德”的黎元洪为该党理事长，以对抗以孙中山为理事长的国民党。当然，黎仍然只是该党名义上的领袖，其实际负责人为汤化龙与梁启超。汤梁并称即起于此时。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四巨头”的政治表现(7)
这是一个戏剧性的历史变局。清朝末年，同盟会与君主立宪派是两个互相敌对的政治团体，而辛亥革命爆发时，这个拥戴清帝的改良主义派忽然参加了推翻清帝的革命运动，这是第一次的大变局。此时又由合而分，回到原来互相敌对的地位，又是一个大变局。此时已经没有关于国体问题究应为君主立宪抑为*共和的争论了。因此，以前的君主立宪派逐步地蜕变为进步党，自居为国民党与北洋派以外的“中间派”，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党。这个“独立自主”的政党既然与国民党具有对抗性，它对袁就不能不起帮助作用。这一作用发展到后来，它就不能不倒向袁而成为袁的政治工具。
封建军阀对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是不会感到兴趣的。袁是一个醉心实力政治的人，根本没有把立法机关放在眼下，因而也没有进行组党工作。直到国民党在国会中成为第一大政党后，才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认为有集合力量抵制国民党的必要。除了用金钱和地位收买国民党的变节分子外，同时也注意到物色一个国民党以外的政党来充当他的政治工具。他对共和党、*党或进步党当然不会有好感，因为该派的主要人物正是他以前出卖过的政敌。但是，他懂得“此一时，彼一时”的道理。他的“老师”李鸿章在外交上惯于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他认为这个策略在国内同样也适用。因此，他与进步党保持密切联系，利用他们对抗国民党，利用旧政敌打击新政敌，而这些工作也正是他的拿手好戏。
兹将袁梁二人勾结的情况概述于下：
戊戌政变时，梁启超得到日本人山田、小村俊三郎、野口内多三个人的掩护，由天津逃到日本，继续保皇立宪运动。*成立后，云南都督蔡锷电请黎元洪转电中央政府起用他的老师，而袁也正想把这个君主立宪派头子延揽回国供他利用。袁向孙中山说：“辛亥年我组织责任内阁时，曾请梁卓如(梁启超)回国来担任司法部副大臣。他虽没有回国，但此后经常和我通信，我知道他已经放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现在允许他回国来参加政治，对我们没有害处，而且多少可以得到一些帮助。”孙中山同意了这个意见。10月21日，梁由日本回国，在北京德昌饭店招待报界表示他的态度说，“乙未年(1895年)秋天我们成立强学会时，曾用木刻发行一种报纸，就是有论说而无新闻的《中外公报》。该报于是年11月26日被清政府禁止发行。次年2月，我们创办《时务报》，又因提倡民权开罪于资本家张之洞。丁酉年(1897年)冬天，我在湖南时务学堂主讲，每天批改学生的札记不下万余言，这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报纸。此后，我们曾经先后发行《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等。《新小说报》载有一篇小说，名为《新中国未来记》，其理想国名为大中华*国，纪元为壬子年(即民国元年)，并且第二代大总统的假设人名为黄克强。今天看起来，这些理想竟像预言一样。自癸卯(1903年)、甲辰(1904年)以后，《新民丛报》就提出了政治革命的主张，并且在此以后所发行的《政闻报》、《国风报》，几乎每天都在与清政府作战，我们曾断言世界历史上不会有宣统五年(就是清政府预定立宪的一年)。当然，今天会有人说我是主张君主立宪的，因而不配有发言权。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辛亥革命就是依靠两党合作才能达到成功的，换言之，社会进步必须由激烈、温和两种不同的派别互相推动，才能达到‘殊途同归’的目的。我们从来是只争论政体而不争论国体的。拥护共和国体，实行立宪政体，这并不存在有政治节操的问题。”这些话都是替他自己进行的狡辩。他是一个崇拜实力政治的人，在回国之前与袁已有勾结，回国之后更成为袁用以对抗国民党的一个工具了。
四
袁发表“四巨头”联合宣言。荒谬绝伦的“政党内阁”出现
黄兴在南京担任留守的时候，好几次有刺客要下他的毒手，都被他躲过了。当时就有人怀疑刺客是袁派来的特务分子。由于黄在南京大刀阔斧地解散南方革命军，很多野心家被他置于无权无勇之地，因此又有人怀疑是这些野心家干出来的勾当。这两种揣测之词都没有得到事实的证明。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同盟会的领袖中，袁所仇视的主要对象是“实行家”黄兴而不是“理论家”孙中山。袁本身就是个实力的崇拜者，他以为敌党的理论家对他的危害性不大，而实行家是善于兴风作浪而难于应付的。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四巨头”的政治表现(8)
自张振武血案发生，黄兴对国民党与袁合作的政策表示更大的怀疑。他早已结束了南方军事，于6月14日解除了南京留守的职务，此时逗留在上海，不愿北上参加袁所召集的“四巨头会议”。
孙中山到北京后，错误地认为袁的品质并不如传言中之恶劣。他极力劝黄北来，在致黄的电中说：“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而绝无可疑之余地。振武案实迫于黎之急电，非将顺其意，无以副黎之望。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意见。兄当速来，则南方风潮亦可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
孙中山到北京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服袁加入国民党，自己愿意以党的领袖地位让给袁，使之能为党所用；说服袁遵守责任内阁制，以限制其个人野心和违法行为；说服袁仍然迁都到南京，以避免北方腐朽势力的包围。为了表示与袁真诚合作，他和黄兴相约共同放弃正式总统的竞选，担保袁一定当选，并且发表了十年不换总统的主张。
9月6日，他曾经抽身到张家口眺望长城景色，并参观詹天佑所设计的京张铁路。此外在北京一共住了一个月，与袁进行过十多次的会谈，但都没有谈到此行的三个目的。他曾经谈到“耕者有其田”，又谈到收回硬币代以纸币的政策，而使他感到诧异的是：他每次提出来一个问题，袁就叫一次好，完全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袁也谈到梁启超将要回国，希望孙中山不念旧恶予以效力民国的机会。孙也接受了这个意见。
一天，孙表示愿在10年之内修筑铁路20万里，请袁在同一时期训练精兵100万。袁高兴得站起来大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也回报了一声“大总统万岁”。9月9日袁以总统命令发表“特授孙文以筹划全国铁路之全权”。
黄兴是9月11日到北京来的，袁同样予以盛大的欢迎，并且授为川粤汉铁路督办。
孙中山曾与前清摄政王载沣互相拜会。孙向他解释说：“这次革命并非以排斥满族为目的，而是以平等地位联合五大民族成立一个大*，使中国由贫弱转为富强。”前清隆裕皇太后曾命“太保”世续开放颐和园欢迎他，又命贝子溥伦在金鱼胡同那桐宅欢宴孙黄二人。
黄兴本来是不打算到北京来的，而既来之后，受袁的迷惑比孙更厉害。他当面劝袁加入国民党，并且许以推为党的领袖。袁不作肯定的回答，却把这件事暗中告诉杨度说：“皙子，你看我像个革命党的模样吗?”他情不自禁地狂笑了一阵，接下去说：“假如他们不坚持责任内阁制，我也可以做革命党，你也可以做革命党。”
黄兴不但当面邀请袁入党，同时还到处拉人入党。这位民国伟人竟然天真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以为不论生张熟魏，也不论以前与同盟会为敌为友，只要今天肯加入国民党，就应当引为同志而不必怀疑其诚意。他曾经邀请过袁手下的特务机关主持人赵秉钧入党。赵在私下里请示于袁，袁就叫他入党以便充当他的内线。黄又邀请杨度入党，杨说：“你们哪一天放弃责任内阁制，我就哪一天入你们的党。”黄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什么话，入党有附带条件!”
这个时候，正是陆徵祥一再表示辞职，内阁总理问题悬而未决的时候。袁曾经表示拟提沈秉坤为国务总理。这是袁用以拉拢黄的一种手段。沈在国民党的资格很浅，而内阁原班人马不动，国民党摆进一个光杆总理也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国民党决定在正式国会尚未召集时，以维持过渡性的内阁为宜。
黄兴根据党内的意见，向袁提议改赵秉钧的代理内阁总理为正式内阁总理，并推荐沈秉坤为内务总长。内务部是一个具有民政权和警察权的重要部门，袁要派私党朱启钤继任，乃改派沈为有官无职的浦口商场督办。沈秉坤是清政府的广西巡抚。辛亥革命时被推为广西都督，因受副都督陆荣廷的排挤，以带兵援鄂的名义离开桂林，在南京找到同乡人黄兴，得任留守府高等顾问及国民捐督办，不久又被推为国民党的参议。他经常称呼年仅38岁的黄兴为“克老”。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一部分 “四巨头”的政治表现(9)
陆徵祥辞职时，袁假意地向黄兴提出以沈秉坤组阁的意见，但他是国民党新吸收进来的一个党员，又因内阁人马原封不动，国民党不愿叫一个历史关系很浅的人来组织挂名国民党的政党内阁。因此，黄向袁建议派代理国务总理的赵秉钧组阁，并推荐沈为内务总长。袁又不愿以非嫡系的人为内务总长，就改提朱启钤，而任沈为有名无实的浦口商场督办。同年11月28日，沈以脑溢血死于北京杨梅竹斜街鸿升栈。
9月22日，袁向临时参议院提出任命赵秉钧为内阁总理，由于黄兴尽力疏通得以顺利通过。袁就放出空气来说：“赵秉钧是国民党的党员，国民党所主张的政党内阁已经实现了。”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张冠李戴的政党内阁，荒谬绝伦的政党内阁。
内阁问题解决，下一步骤就是举行所谓四巨头会议了。黎元洪因张振武案不敢北来。袁打电报把他和孙黄二人会谈的经过告诉他，并且请他列名于四巨头的共同宣言。9月25日，袁通电宣布：“与孙黄二先生讨论后，并征得黎副总统同意，决定八大政纲条文于下：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各国承认之根本。”
四巨头会议仅仅是袁、孙、黄三个人在宴会后进行漫谈，既未经过讨论和争论，也就不可能提出主要问题得出一个共同意见来。这个内政大纲是袁所草拟的。条文抽象而不具体，有些竟是空洞无物的东西。袁发表这个宣言不是没有目的的，除了利用孙、黄、黎三个大人物列名以粉饰中国之“统一”与他们的“合作”关系外，还从这个宣言中取得把一切大权抓在他的手里的保证，让他主持军事，举借外债，执行卖国的外交政策。条文第四项暴露了他在外交上所走的是英美路线：“门户开放，输入外资”都是美国企图插足于中国的口号和方针，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独占欲”是不能相容的。
八项条文没有一项提到遵守临时约法、尊重国会和贯彻责任内阁制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所谓中央好像就是袁个人的中央。国民党所主张的首都迁回南京的问题只字不提。这样一个有关国家大计的宣言，事前并不广泛吸收各方面的意见，甚至在形式上也没有征求当时号称为人民代表机关的临时参议院的同意，而仅仅用几个具有实力背景的大人物的名义发布出来，这就不啻是否定了*精神，撕毁了临时约法，同意了袁的实力政治。
前面说过，孙黄二人已经宣布放弃正式总统的竞选，推荐袁为惟一的候选人，并且发表了十年不换总统的主张。因此，在正式国会召集以前，全国人民已经能够推想到正式总统的选举结果。国民党的政治主张是实行责任内阁制，国民党在国会总选举中取得了压倒的优势，而国民党的核心人物宋教仁在上海、南京、安徽、湖北、湖南一带作政治旅行，到处发表演说鼓吹责任内阁制，在各方面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在正式政府成立以前，全国人民已经能够推想到组织正式政党内阁的人选。
在民国第一个*的一天，袁发表命令，授孙中山以大勋位，授黄兴、黎元洪、唐绍仪、伍廷芳、段祺瑞、冯国璋以勋一位。孙黄二人都表示不受。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总统杀人，伟人造反”(1)
一又一次震动全国的政治阴谋血案——宋教仁被暗杀
黄金和白刃是袁世凯手中的两件法宝。他或者用金钱收买他的政敌，或者派遣特务暗杀他的政敌。他认为这两件法宝能够消灭任何政敌，巩固个人*。
1913年春天，孙中山到日本去了，国民党推宋教仁代理该党的理事长。宋经常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当他在北京的时候，袁借口帮助他的政治活动费，送给他一本支票簿，隔了几天，宋把支票簿原封不动地退还给袁。袁又间接表示，只要他不坚持责任内阁制，就一定借重他担任内阁总理，宋也一笑置之。对于这样一个咬不动吞不下的汉子，袁是十分恼火的。
袁曾经向杨度透露过他的心事：“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子上。”
袁所顾虑的就是责任内阁制的实现。以前袁在彰德“养疴”的时候，清政府被迫起用他为湖广总督，他曾经提出组织责任内阁作为出山的主要条件。这仅仅是一年前的事。他现在做了总统，就要采取总统制，而把责任内阁制当作洪水猛兽看待了。
宋不但是袁的政敌，同时又是赵秉钧的政敌。赵自组织挂羊头卖狗肉的“政党内阁”以来，自居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现在有人要抢夺他的头把交椅，不禁妒火中烧，但他表面上对宋更加友好，而把阴谋诡计隐藏在春风满面之中。
1913年3月20日夜晚10时，宋由上海启程去北京，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都到上海北站送行。宋的一只脚刚跨进车门，突然有一个穿黑呢军装的矮汉子对准他放了一枪，击中了他的右腰，凶手往人丛中一溜，随即逃走无踪。
他的朋友们慌忙地扶着他上汽车，就近护送到靶子路今武进路。沪宁铁路医院医治。当晚动手术钳出子弹，发现弹头有毒，伤势十分沉重。宋从昏迷中醒转来挣扎着说：“这次我北上的目的，是要竭力调和南北意见，以便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他大声地喊着痛，但又断断续续地讲下去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我不能活下去了。请你们快拿纸笔来代我写遗电。”
黄兴匆忙地照着他所说的话写了致袁的遗电。电文中有如下的几句话：“望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犹生。”
这位年仅31岁的青年政治活动家，延至22日上午4时身死。他临死还没有抛弃对袁的幻想，还盼望袁能够为他的将死之言所感动，能够化伪为诚，化私为公，化蹂躏民权为保障民权，化弁髦法律为尊重法律。
宋死后，国民党总部通告全体党员“为代理理事长宋先生服丧”。25日孙中山由东京赶回上海来，亲致挽词如下：“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宋案发生的当天，袁下了一道严缉凶手的命令。
这是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震动全国的政治阴谋大血案。仅仅隔了两天，问题的真相就完全暴露出来了。23日，有一个自称为古董商人的河南人王阿发自动地投报四马路中央捕房说：“10天前，我在文元坊应桂馨的家里兜卖古董。他是我的一个老主顾。他拿出一张照片来，叫我在某日某时某地把这个人暗杀掉，许以事成之后，给我1000元作为报酬。我只会做买卖，从来没有动手杀过入，不肯承担这件事情。今天我在报上看见宋先生的照片，正是应桂馨叫我作为暗杀之对象的那张照片。”
捕房根据这条线索，当天派侦探到湖北路迎春坊228号*胡翡云的家里捉到了应桂馨。第二天，继续搜查文元坊应宅，又在宅内捉到了正凶武士英，并搜出应桂馨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往来的密电本及函电多起，五响手枪一支。从这些确凿不移的证件中得到证明，杀人的主使犯不是别人，正是现任大总统袁世凯和现任国务总理赵秉钧，同谋犯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布置行凶的是上海大流氓应桂馨，直接行凶的是流浪军痞武士英。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总统杀人，伟人造反”(2)
前文已经讲过，袁用以对付其政敌的两件法宝，就是黄金和白刃。第一件法宝施之于宋而无效，就不能不拿出第二件法宝来。这件法宝袁已经屡次使用过。由于这次被害人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国民党领袖之一，才引起了全国各方面的足够重视。
证据说明：赵秉钧的机要秘书洪述祖与袁也有直接联系。袁赵二人商定了暗杀宋教仁的秘密计划，就通过洪述祖物色到应桂馨这个流氓头子，于1月14日发下“应密”电码一本，吩咐应直接与国务院联系。后来因为赵工作太忙，派洪到上海和应接头。洪回北京后，一面把接洽经过情形直接报告袁，袁许以“毁宋酬勋位”(就是杀宋后颁发勋位作为应桂馨的报酬)；一面又打电报关照应，以后来电应当通过他转达，不宜直接与国务院联系，因为国务院人多手杂，很容易把机密文件泄露出来。洪屡次打电报催应“做一篇激烈文章”，就是催他提前动手的隐语。
在本案审理的过程中，武士英供称：年22岁，山西人，曾在云南充当营长，被裁后流浪到上海来。他竟然装出一副江湖好汉的气概，把杀人的动机和一切责任都归到自己，想借以开脱应的罪名。
应桂馨供称：又名应夔丞，是“中国共进会的会长，全国有共进会会员一万万”。
这篇文章做得如此不干不净，不到两三天工夫，杀人的内幕就被揭破，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袁世凯和赵秉钧应当哑口无言了吧!可是，他们决不甘心不进行抵赖而低头服罪。赵秉钧想出了一个转移国人视线的巧妙方法。3月26日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各省称：“据应夔丞23日函称，沪上发现一种监督政府、政党之裁判机关，宣告宋教仁、梁启超、袁世凯、赵秉钧、汪荣宝等之罪状，特先判决宋教仁之死刑，即时执行。”
这是凭空捏造的一篇假文章。把梁启超、汪荣宝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列为“陪客”，把杀人主使犯也摆在一起，以为这样做就能够混淆事实，就能够使人们相信上海真有这样一个暗杀机关，这个机关不但与国民党的领袖为敌，又与其他政党的领袖为敌；不但与政党的领袖为敌，又与政府的当权人物为敌。
这个特务头子终因做贼心虚不得不引嫌辞职。毕竟袁比他更老练，认为一个人越是想避嫌疑，这个嫌疑就越会洗不清，因此劝他改辞职为请假。后来他一再续假，一直到五国大借款成立的时候，袁才下令解除其国务总理职务，调任为直隶都督。
4月3日，赵在北京《新纪元报》发表谈话，把他自己说成是宋教仁的最要好的朋友。他说：“遁初(宋的别号)住在西直门外农事试验场，离城有10里。天晚来不及出城时，就经常住在我的家里，彼此无话不谈。他离京南下时欠下了5000元的债，是我替他偿还了的。”其次谈到洪述祖，否认是他的私人，而说是“唐少川介绍到内务部来的”。最后谈到他自己，不胜感慨地说：“我40岁就是一个消极主义者，50岁更成为一个厌世主义者。由于总统一再敦促，我不能不出来帮他的忙。”
这段谈话，正如袁所说的：一个人越是想避嫌疑，这个嫌疑就越会洗不清。
从临时政府北迁到宋教仁血案发生，这段时期国民党对袁的妥协政策发展到最高峰，这段和平时期还不到一年。这段时期，和平经常受到威胁，如袁用兵变的手段拒绝南下就职，用破坏临时约法的手段驱逐唐内阁，指使军警逼迫参议院通过阁员名单，用军事审判杀害革命军人等。国民党都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以免和平受到破坏。国民党每退让一步，袁的攻势就随着更加紧一步。和平之所以未破裂，惟一原因在于国民党漫无止境的让步。
当孙中山让位于袁的时候，同盟会对袁建立了三道防线，就是临时政府设于南京、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必须遵守临时约法。袁制造了北京兵变事件，突破了两道防线，而临时约法这道最后防线，也因唐绍仪辞职与临时参议院被军警威胁而被突破了。不久孙黄二人到北京参加所谓巨头会议，企图用“至诚感人”的方法使袁“改邪归正”，并且委曲求全地列名于“四巨头宣言”，甚至连迁都南京和贯彻责任内阁制这些最低限度的政治主张也没有提出来。国民党领袖这些善良愿望，不但没有被认为是真诚合作的表现，反被认为是示弱，不但没有起保障和平的作用，反而助长了*者破坏和平和武力统一的决心。由此可见，对敌人的妥协，即使能够避免一时的流血，终于不能避免以后更大的流血，从无原则的妥协政策换得来的和平，不是真正和平与持久和平，而是假和平与短时期的和平。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总统杀人，伟人造反”(3)
在唐内阁被迫辞职的问题上，责任内阁制已经破产，所以即使宋教仁组织政党内阁得以实现，这个内阁在*者之前也将不能有所作为。同时由于张振武案没有受到有力的回击，所以政治刽子手就敢于布置更大的一次血案，把国民党的领袖也置之死地。这是一个血的教训。
二
国民党对宋案主张法律解决。赵秉钧被法院票传。袁制造“血光团”事件陷害黄兴
国民党已经完全知道宋教仁的被暗杀是袁赵二人的政治阴谋所造成的。宋案发生后的第五天，孙中山邀集国民党的主要人物在上海同孚路21号黄兴的家里开会讨论对策。安徽都督柏文蔚托词到沪省亲，也参加了这个秘密会议。就在同一时期，袁向五国银行团进行大借款的消息也已流传在外，国民党也完全知道这是袁恃以发动内战的军费来源。孙建议国民党应该站在“先发制人”的主动地位，一面通电有关各国阻止大借款的进行，一面由国民党控制下的各个省区组织讨袁军。
当天，孙黄二人分别致电广东都督胡汉民、湖南都督谭延闿，促其出兵讨袁。黄兴又派李书城、李根源、张孝准三人赴南京，策动江苏军第八师出兵讨袁。随后，湘粤两督均有回电，认为他们兵力单薄，内部意见又不一致，出兵颇有困难。第八师师旅长陈之骥、陈裕时、王孝缜、黄恺元等反映，师旅缺额甚多，暂时不能出兵。根据以上情况，黄兴等多数派认为：在国际方面，还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而且边疆的形势日益险恶，如果国内再发生战事，中国就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在国内方面，国民党力量与北洋派力量的对比，已经不同于以前革命军力量与清政府力量的对比了，曾经参加过革命军的若干力量已经倒向袁，因而袁的力量加强了，国民党的力量削弱了，国民党所控制的地区仅有江苏、江西、湖南、安徽、广东五省，而这五省的内部也还是不统一的，如果国民党不量力而行，连这点点现有力量也都很难保持下去。于是，他们主张以法律解决宋案，建议组织专门处理宋案的特别法庭，推黄郛为主裁，王宠惠、伍廷芳为承审官，以避免来自北京方面的行政干涉。这个建议通过江苏都督程德全向北京政府提出。
袁接到这个电报，假惺惺地同意组织特别法庭，并且极力表示要认真处理宋案，要“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暗中却又指使司法总长许世英以“不合编制”为借口，反对组织特别法庭，而提出“在地方法院内设特别旁听席以接待与本案有关人士”的另一建议。袁又根据这个建议，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我是赞成组织特别法庭的。可是司法总长不赞成，不肯副署命令，我是无能为力的。”
他此时竟然像是一个极端守法者。但是，仅在10个月之前，他就发表过不经内阁副署，派王芝祥宣慰南方军队的非法命令。
尽管袁刁狡达于极点，黄兴仍然心平气和地打电报给袁，解释宋案不能由普通法院审理的理由。他在电文中谈到，赵秉钧既然成为杀人的主使犯，如果宋案上诉到北京，执行起来就显然会发生困难。其次，许世英乃是赵内阁的阁员之一，应当连带辞职，更没有高谈法律的资格。
4月16日，会审公堂把应桂馨和武士英两犯移交上海地方检察厅接收看管。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亲自由南京到上海来，会同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在上海交涉员署内执行检查手续。
4月24日，武士英突然在狱中死了。死得不明不白，一般人都在猜想，这是老袁和老赵所做的“杀之灭口”、“死无对证”的另外一篇“妙文”。
4月26日，江苏军民两长通电将有关宋案的证件全部发表。这使袁、赵二人的杀人罪行越来越难于掩盖下去。因此，袁又指使许世英出面来通电“力争法权”，否认地方长官有宣布宋案证件之权。
宋案公布出来的证件很多，主要有如下的几个文件：一、1月14日赵总理致应桂馨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外附密码一本，上面注明“国务院应密，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二、应桂馨致赵总理应密冬电：“民党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三、2月1日、2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函：“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价值。”“弟须于题前径电老赵索一数目(按：洪称应为弟，应称洪为荫之老伯)。”四、2月4日洪致应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洪自称)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五、2月22洪致应函：“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称赵秉钧)已将应密本交来，纯归兄一人经理。”六、3月13日洪致应电：“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七、3月14日应致洪“应密”寒电：“梁山匪魁四出扰乱(按：指宋在各大城市演说鼓吹政党内阁制)，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八、3月21日应致洪“川密”个电：“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总统杀人，伟人造反”(4)
此时应桂馨在狱中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开始还用手帕涂上吗啡浆过瘾，随后他就公然要求抽鸦片烟，而法院方面怕他又来一个“死无对证”，不得已特许公开抽烟。
那个出题目叫别人做文章的洪述祖，在宋案发生后不久，就从容不迫地从北京“逃”到青岛。胶州总督因为他是全国闻名的杀人同谋犯，将他扣押起来。袁公然派内务部次长言敦源到青岛向德国总督交涉，表示要把洪提回北京，而等到胶州总督将他释放后，就以“查无着落”了事。
5月3日，洪公然在青岛发表通电，极力吹嘘他协助唐绍仪建立共和的功劳，痛骂宋教仁“借政党内阁之名，以遂其植党营私之计”。他用完全站不住脚的理由替他自己进行狡辩说：“毁宋仅欲毁其名，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
这个时候，全国舆论对国民党虽不热心支持，但对袁的政治暗杀却是深恶痛绝。袁受了舆论的强大压力，也不得不选择某些场合向人民群众进行诡辩。当北京各界举行“宋教仁先生追悼大会”时，袁授意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相机替他解释一下。这个糊涂鬼在大会上发表了一段由他自己编造出来的假消息。他说：“去年应桂馨到了北京，向赵总理自告奋勇，要动手杀害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总理曾经向总统请示过。总统认为，政见虽有不同，暗杀究
竟不是正当的手段。由此可见，总统和总理都是与宋案无关的。”这种欲盖弥彰的说法，与袁赵所作的各种巧妙宣传并不合拍，恰恰提供了袁赵与宋案有关的一个反证。（1914年6月，王治馨因犯赃案发交步军统领看管。10月21日，大理院判处死刑，即于次日枪毙。当时贪污案是一件寻常事情，如此严峻处理，一般人疑为杀人灭口。）
而在上海方面，原告律师向法院提出，必须票传赵秉钧、洪述祖到案，本案才能进行审理。上海地方检察厅乃于5月8日票传赵秉钧到案就质。
虽然各方面为了顾全总统的尊严，对袁还没有正面触及，但是袁、赵所犯的杀人罪完全相同，他们惊慌失措的情形也就没有两样。他们知道正面文章已经无法做下去了，就不得不动脑筋做一篇反面文章。
5月16日，忽然有一个自称为“女子暗杀团团长”的周予儆——周予儆是天津的女学生，受袁收买，捏词诬陷黄兴，后来领了一笔津贴到日本，她逢人自夸：“大总统资遣出洋。”周向北京地方检察厅自首说，她奉了“血光团团长”黄兴的命令，到北京来进行政治暗杀。第二天，北京军政执法处逮捕了参议院议员谢持，指为“血光团团员”。“血光团”这个名称，立刻飞扬在外，人人谈虎色变，好像社会上真有这样一个秘密的杀人机关，而北京地方检察厅就根据一个被收买了的下流女人捏造出来的鬼话，票传黄兴到案对质。这样，就使上海方面对赵秉钧的票传得到抵制，并且把全国人民的视线吸引到五里雾中。
6月11日，上海会审公堂根据北京地方检察厅的来文票传黄兴。出乎一般人的意料，黄兴一传就到，并且保证以后随传随到。
这个时候，袁与国民党双方的斗争逐步地明朗化，袁的御用报纸公然用大字标题登出“伟人造反”的新闻来，指出湖北季雨霖“叛变”是由黄兴主使。宋案发生后，湖北起义军人季雨霖、熊秉坤等组织“改进团”，季任团长，策划出兵讨袁。黄兴派田桐携密函指示：“大憝未除，必滋后患。”是年5月24日，黎元洪破获改进团机关，捕去多人，并下令通缉季雨霖。同时上海国民党的报纸也用“总统杀人”这一事实作为有力的还击。这个时候，宋案的进行反不占居重要地位，人人都把行将爆发的南北战争当作“燃眉之急”，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
宋案法律解决之门已经被堵塞了。但是，与本案有关的一些人物，如应桂馨、赵秉钧、洪述祖等后来都不得善终，因此上海民间编造出“宋公显圣”和“阴曹调卷会审”的一套神话来。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总统杀人，伟人造反”(5)
这是人民对袁政权极端不满的一种表现。
1913年7月25日，上海有一批流氓把应桂馨劫出牢狱，应到青岛通电请袁“*冤狱”。他又公然到北京，请袁践言给以“勋二位”及现金5000万。袁派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把他刺死。
应死后，赵秉钩在天津督署打长途电话埋怨袁说，“应桂馨如此下场，今后谁敢替总统办事。”1914年2月17日，赵因食物中毒，七孔流血而死。
洪述祖长期避居青岛。1917年化名张皎安回上诲，在途中被宋教仁之子宋振吕及秘书刘白扭送法院，解往北京。1919年4月5日，以主使杀人罪被处绞刑。
三
帝国主义垄断对华借款的过程
以美国摩根财阀为核心的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成立于1910年5月23日。1911年5月20日，它和清政府签订英金600万镑的借款合同，这就是引起中国人民保路救国大风潮并从而导致辛亥革命的川粤汉铁路大借款。
这笔借款仅仅垫付了英金10万镑，就因清政府灭亡而停止付款了。
帝国主义急于要在中国物色一个继承借款的对象，以保持其控制中国财政和操纵中国经济命脉的既得权。当袁世凯受清政府委托并自称为“临时政府首领”时，就俨然以清政府的继承者自居，他不但迫切需要向帝国主义借款，而且企图扩大借款额为英金6000万镑。那时袁政权还不稳固，在和议没有告成之前，帝国主义不敢冒很大的风险，借款谈判迄未进行。
南北和议告成了，中国表面上统一了，著名亲美派唐绍仪组织了第一届责任内阁。四国银行团是四个西方帝国主义联合起来排斥日俄两国的西方金融集团，它的目的在于取得对华借款的垄断权，而四国借款附有极其苛刻的政治条件(不承认这些条件就得不到借款)，因此，唐内阁不敢公然采取这个饮鸩止渴的政策。
唐内阁企图冲破四国的包围线，曾向华比银行借款100万镑以应军事急需。这件事马上引起了来自内外各方面的极大反感。唐与袁虽是多年的老朋友，还没有摸清袁的底子，并认为责任内阁有权进行借款和支配借款用途，而这是袁所不能容忍的。同时，四国驻华公使公然联合起来致照会于袁政府，谴责中国借款违反四国借款合同，并以今后停止借款相要挟。袁听了又急又气，从此更加坚定了撤换唐内阁的决心。
不难设想，停止借款只是帝国主义装模作样的一种手段，其真实目的正是要胁迫中国尊重它们的“借款垄断权”，不许别有所求。但是，袁经不起这个恫吓，何况又有美国公使芮恩施从中做好做歹，劝袁对唐施以压力，以和缓四国对北京政府的情绪。
唐被迫于4月23日亲往四国公使馆解释。四国公使公然联合起来向他提出横蛮无理的四项要求：一、中国财政预算案须交四国公使备阅；二、日俄两国不得加入借款；三、取消比国合同，退还比国借款；四、中国政府正式向四国道歉。
又是美国公使从中做好做歹，袁政权基本上接受了它们的要求，因而四国银行团与袁政权成立了垫款合同，5月17日交付了第一批垫款1200万两。
帝俄与日本原是互相敌对的两个国家。在对华借款的问题上，西方四个帝国主义把它们关在门外，而它们又是中国的近邻和对中国抱有很大野心的国家，因此它们很自然地联合起来，坚决要求参加对华借款。此时美国忽然改变了主意，同意邀请它们两国加入。原来，美国企图把日俄两国所控制的满蒙地区也置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下，为美国插足于东北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由于美国变了卦，其他三国与日俄两国又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同意邀请日俄两国参加即将举行的伦敦会议，讨论和解决共同投资中国的问题。
1912年5月15日，伦敦会议因为两方面意见争持不下，几乎宣告破裂：日俄方面坚持在满蒙的既得权利不可动摇，国际借款不得用之于满蒙，这是与四国特别是与美国的愿望不相符合的；而四国方面又坚持发行债票的利益只能由汇丰、汇理、德华、花旗四家银行共同分配，这是与日俄两国的利益不相符合的。但是，尽管帝国主义在对华借款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在整个侵略中国的目标上却又有着共同之点，加以英日同盟和俄法同盟的复杂因素，它们终于不愿使会议完全破裂，弄得“两败俱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