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几个独立省区也都步了以上各省失败的后尘。陈炯明在就任广东都督之后，7月18日宣布独立，但也没有力量控制全部广东军，8月4日弃职出走。8月11日，与袁勾结的龙济光军从惠州开到广州来。8月9日，许崇智不知去向，孙道仁宣布福建取消独立。8月12日，谭延闿在各省讨袁军大势已去之后宣布湖南取消独立。9月12日，熊克武被迫下台，重庆取消独立。
国民党的军事基础，在很短时期内就被北洋军打垮了，孙、黄等主要人物又到日本恢复了亡命生活。
四
南京三次独立的经过。南京人民的罢市运动
提起张勋这个人，大家公认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大怪物。他的辫子军是一支杀人放火无所不为的强盗军。1912年3月15日，清朝已经咽了气，这个自命为忠于清朝的怪物还带兵北上去“勤王”，在天津北站被帝国主义驻军迎面拦阻，才怏怏地折回到德州来。他知道“大清朝”的天下不是一个人所能挽回得了的，不得已才依附“袁宫保”，想依靠袁的力量恢复“大清朝”，并且恢复他在江南已失去的地盘。
他听得“革命党”又在南京“造反”，“袁宫保”又要和革命军打仗了，乃向袁自告奋勇。袁就派他会同冯国璋去打南京。
南京自黄兴出走后，各街道墙壁上又发现了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的安民布告。但是这两个胆小人物仍然躲在上海不肯回来。南京军政界妄想袁能够宽大为怀，不究既往，能够答应维持7月15日事变发生前的老局面。袁也表示无可无不可，只责成他们通缉黄兴等“*分子”，并颁发了一道不同身价的赏格。
8月8日，南京突然又一次宣布独立，但是讨袁军总司令换了何海鸣的名字，江苏都督换了陈之骥的名字。当陈之骥得知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时，立刻亲自带兵把何海鸣拘禁起来。这次独立只经过6小时就完结了。
陈之骥是冯国璋的女婿。由于程德全不肯回来，在群龙无首的局势下，南京人心非常浮动，他只得过江去迎接他的丈人峰。在他没有回来的时候，何海鸣煽动第一师同乡兵士把自己释放了。
8月11日，何海鸣又一次宣布独立，并且立即派兵把守城外的狮子山炮台。这是南京第三次的独立。
南京第三次独立看起来类乎儿戏举动，但在国民党讨袁运动过程中却是最有声色的一幕。8月17日，北洋军攻占天堡城，19日又被讨袁军夺了回来，此后天堡城前后易手共达5次。北洋军方面有冯国璋和张勋两个大将，有充足的军火和军饷，有协同作战的海军舰队，而对方则是饷械两绌、大势已去、前途毫无指望的孤军。这支孤军的主力是第一师的第三团和第八师的第二十九团，这两团兵士几乎全部都是三湘七泽间的健儿。他们进行了极其英勇的抵抗，狮子山的守兵直战至最后之一人，炮声才沉寂下来。8月26日，北洋军攻入了朝阳门。
张勋的报捷电刚刚写好，攻入朝阳门的北洋军又因触发地雷而溃退下来了。以后就发生了北洋军放火焚烧下关的惨剧，正像两年前火烧汉口一样，而下命令火烧下关的，也正是这次进攻南京的主将，两年前下命令火烧汉口的冯国璋。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国民党“二次革命”(6)
北洋军分配作战任务，张勋部攻打太平门，雷震春部攻打南门，冯国璋部攻打北门。张勋也懂得利用别人的部队去当头阵而把自己的军队摆在后面的方法，他派扬州徐宝山的旧部作先锋，使用掘地道、埋地雷种种方法，轰倒了一段城墙，才于9月1日攻进了太平门。
直到城破之后，还有三五成群的讨袁军残部在城内与北洋军进行巷战。那个号称为总司令的何海鸣却躲在马棚草堆下得以乘机脱逃。
太平天国时代，野蛮的清军将领用三天不封刀的办法鼓励士气，在攻下一座城池之后，放纵兵士在三天之内任意地奸淫抢劫，直到第四天出示安民之后，这些行为才被“禁止”。南京人民曾经遭受过这种惨无人道的蹂躏。这次张勋正是采取了这个办法，所以他挨到9月4日才进城。在前三天之中，南京又一次地化为人间地狱：雷震春的兽军在南门，张勋的兽军在北门，好像划分势力范围一样，挨家挨户地进行抢劫，上自天花板下至阴沟，都因兽军严密搜查受到破坏，只有搬不动的地皮没有被抢走；甚至有一家被抢好几次，抢光之后被兽军放火把房屋烧掉了的。
奸淫与抢劫同时进行，不少妇女在秦淮河投水自杀。
由于讨袁军总司令是湖南人，而坚守南京城对北洋军进行英勇抵抗的兵士，绝大部分也是湖南人，所以张勋恨湖南人恨得最厉害，湖南人的“乱党”嫌疑也最重。湖南会馆首先被查封。因嫌疑而被乱杀的湖南人不计其数。
在大抢劫的过程中，城内大街小巷发现了形形色色的怪现象：有些兵士脱下军衣，把步枪当作扁担来搬走他们的“战利品”，有些强迫人力车替他们搬运，有些则因抢赃物而开枪互击。张勋打了一次胜仗，他的兵士点起名来却少了很多，原来那些打完仗发了横财的老总们，都开小差回到家乡享福去了。
南京市民用罢市运动来抗议辫子军的滔天罪行。张勋认为开门七件事要紧，强迫柴米油盐等店首先开门，其余一概不问。
9月9日，沪宁火车首次恢复通车。南京许多人民又不约而同地举行了一次“避贼运动”，车站上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人人都急于要离开这个暗无天日的活地狱，对以后生活如何都来不及作任何打算。原来在三天封刀之后，辫子兵的奸淫抢劫仍然没有终止，人民的生命财产仍然得不到丝毫保障。可是张勋却吹嘘辫子兵“纪律严明”，不承认有不法行为。他通电狡辩说：“诸军巷战，统将专事杀敌，间有一二不法军人趁匪军抢劫之余，见物辄取，固所难免。”
9月9日，他有佳电表扬自己尽了维持地方的责任。电文中说：“匪军逃窜，乘机抢掠，土匪助虐，益肆凶残，多有假冒官军情事。此时各军号令不一，勋破除情面，派队巡街，随地正法者二百余，秩序始复。此金陵各国旅居洋人之所共见，今路透电乃以蓝衣兵占多为言。查勋部入城，仅占东北一隅，地处荒僻，民户无多。其余繁盛之区，均由各军分扎，孰抢孰否，不难按户而稽。”
他不但把抢劫罪行推到败军和土匪方面，还推到友军方面，而把战功完全归到自己方面。他在“请奖叙有功人员”的一电里说：“南京易守难攻。昔者洪杨割据，固以天下之师，糜饷数千万万，犹以九年之久始奏克捷。今勋专令南征，每战必胜，用兵不及数月，实非始愿所期。”
袁在战争结束后颁发了大批勋章和晋级命令。张勋得到勋一位和江苏都督的地位。江苏都督本来是准备给他的心腹大将冯国璋的，由于这次首先攻进南京的是张勋所统率的军队，他不得不变更计划给予张勋，留待下一步再作计较。因此，冯国璋在收编讨袁军的残部后，不声不响地率领部队渡江走了。
张勋做了江苏都督，南京就看不见民国的影子，而完全退回到前清政府的时代。他绝对不允许他的兵士剪掉辫子，辫子是他的军队的特殊标志。他看见穿西装的人就很生气，看见有辫子的人就引为同道中人。因此，南京就有很多拖着辫子的怪物出现，扎假辫子的风气盛行一时。他绝对不许用“前清”两个字，认为在他的统治下，南京仍然是大清朝的天下。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国民党“二次革命”(7)
他把都督府的大柱和栋梁都涂上一道朱红色，把清朝总督原有的吹鼓手和炮手都找了回来，每天开吹三次，开炮三次。前清的官制和一切排场又都复活了，不但恢复了厘捐总办、粮台总办、督销总办、道台、知府、知县等等名称，而且一律都用“扎委”。南京城内就有一个知府——“江宁府杨”，和两个知县——“江宁县左”和“上元县沈”。知县衙门恢复了刑名老夫子、差快这些帮凶家伙，县太爷坐堂审案恢复了藤条、小条等刑具。那些脑后拖着辫子的官员要打轿子上院，要先递手本，见了“大帅”要行跪拜礼，要自称为卑职。这一切都是两江总督衙门的老样子。
从前张勋被江浙联军赶出南京城时，城内警察曾经欢迎革命军进城。张勋因此记恨在心，把他们一齐“革职”，用辫子兵代替警察站岗。随即在北方招来了一批北洋警察。辫子兵的各营都用龙头令箭，官长要穿前清的蓝制服，营中不许悬挂民国的军旗，要用红色白边的蜈蚣旗。民国的国旗也绝对不许悬挂，都督府门前大桅杆上挂的是写着一个斗大“张”字的红旗。
所有这些怪形怪状，袁都装做不曾晓得的样子，但是外交团对此表示十分惊讶，他们质问南京城不挂民国国旗的原因。由于洋大人要过问，袁不能置之不理，才打电报责备张勋不应该禁止悬挂国旗。到9月17日，南京城才有五色国旗出现。
五
军事胜利是袁走向失败的一个转折点
1913年昙花一现的讨袁军，又称为癸丑之役、国民党“二次革命”之役、赣宁之役或湖口之役，是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南北战争。通过这次内战，封建军阀取得了胜利，把当时领导*革命的国民党人赶下了政治舞台。这次内战造成了以后若干年来连续发生的洪宪帝制、宣统复辟以及南北战争长期不停的混乱局势，使国家受到很大的损害，人民受到极大的痛苦。
袁的武力统一梦初步得到实现，此后北洋军源源进入到南方各省区，全国进入到北洋军阀最黑暗的统治时期。从1913年7月到12月，袁政府先后任命倪嗣冲为安徽都督、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龙济光为广东都督、李纯为江西都督、张勋为江苏都督、汤芗铭为湖南都督、段祺瑞为湖北都督、刘冠雄为福建都督。这批新贵将军们都是北洋军将领或北洋附属军的将领。此外，袁又派北洋军第四师师长杨善德驻松江以扼浙江之咽喉，第三十九混成旅旅长伍祥祯驻长沙、第三师师长曹锟驻岳州，以扼湖南之咽喉。
除了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四省以外，南方各省都成为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征服地和袁家的天下。这四个省没有被北洋军侵入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来由于地处偏远，北洋军鞭长莫及，二来这几省的都督都不属于国民党系，袁认为不妨留待下一步再加以收拾。
在战胜国民党之后，北洋军除*北方所必需的兵力外，差不多可以调动的兵力全部都调动到南方来。由于地盘骤然扩大，就感到兵力不敷而不得不急于扩充军队，因此，北洋军的番号就愈来愈多了。
国民党讨袁军的完全失败，一方面是袁的武力发展到最高峰的一个标志，另一方面却又是他由胜利走向失败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以后，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他的弱点都不断地暴露了出来。
在对南用兵的过程中，在用人问题上，他充分表现出无制度、无标准的“家天下”的作风。既派刘冠雄为南洋巡阅使(他所指的南洋是江浙一带)，又派雷震春为长江查办使；既派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又派张勋为江北镇抚使，还有一个江北检讨使蒋雁行；既派段芝贵为江西宣抚使，还有一个连职名也完全相同的赵惟熙；湖南就派了三个查办使，曹锟、汤芗铭和郭人漳，又派了两个检查使，张学济和朱树藩。发表这些五花八门、叠床架屋的头衔，本来是袁用以羁縻“人材”的一种手段，根本没有划分职权，甚至连袁自己也记不清楚发表了多少官职，哪些人给了哪些官职。他完全把用人授官当作一件儿戏事情。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国民党“二次革命”(8)
莫说有官无职的空头衔是如此，就是有官有职的情形也是杂乱无章的。有些省既有都督又有护军使，有些省有护军使或镇守使而无都督，有些省以文人为都督、武人为民政长，有些省以武人兼任军民两长。
以上只说明了关于官制方面的紊乱情况。当时还有一件政治秘密，除了极少数袁的亲信人而外没有人知道。在对南用兵以前，袁十分机密地决定了逐步废省改道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废除省一级，以省以下的道(一个省可以划分为几个道)为地方行政的最高单位。道设道尹管理民政，又设镇守使管理军政。这个计划准备先在几个省实行，然后全面推广。为什么他要决定这样一个缩小行政区域的计划呢?原来*者的疑忌心是最重的，除了他自己和他的亲生子之外，对于任何人都是放心不下的。他顾虑到在打败国民党之后，北洋派将领的个人力量一步步地发展起来，将来会养成“尾大不掉”和不利于己的趋势。废省改道是在贯彻个人*、避免藩镇之祸的目标下决定的。
从下列事实可以证明，他在用兵初期即已不露声色地试行了这个计划。他任命李纯为江西护军使、王占元为湖南护军使、张勋为江北镇抚使、倪嗣冲为皖北镇守使、龙济光为广东镇守使，这里面没有一个都督名义。在这几省之内，并且包括南方将要被征服的各省在内，他的初意都是不设都督的。此外，黑龙江只有护军使朱庆澜，后来贵州都督唐继尧调任云南都督后，也只提升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而不给以都督名义，福建都督刘冠雄调任海军总长后，就派李厚基以镇守使名义统率该省军队。这三省不设都督，就是废督计划的初步实现，也就是为废省改道做好准备工作。
但是，那些以前“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此时只知有大总统而不知有民国的北洋派将军们，并不是真心崇拜袁而甘于盲目服从，他们也抱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大哥做了大宋皇帝，小弟也挣得个将军到手。”他们利用袁作为个人取得功名富贵的阶梯，正和袁利用他们作为扩张个人实力的工具一样。北洋派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都是建筑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之上的。
在对南用兵的开始时期，就有人劝袁对废省废督的问题不应操之过急，如果过早地提出来，可能会影响前方将领的战斗意志，不肯在这次战争中卖力。以个人利害为重的*者从来就是外强中干的，所以袁听了这句话，就把这个问题推迟一步，打算在完全消灭国民党之后再进行。后来国民党果然被打败了，他正在准备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表上来时，又有人劝他再等待一下，因为全国统一的局面还不稳固，还要利用北洋派将领加强*人民和肃清国民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残余势力，如果降低他们的地位和削减他们的权力，可能会引起北洋派的解体和国民党的死灰复燃。这样一说，又吓得袁不敢轻于尝试而把这个问题搁了下来。
这个秘密计划逐渐地传到北洋派将领的耳朵里。他们对这个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团体”的老头子渐渐地觉得不满。同时，他们摸清了袁氏外强中干的底细，以后凡是涉及与他们的权位利害有关的问题，就经常地对袁采取强硬态度，任何问题都可以“服从”，如果在权位问题上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就拿出“辞职”(事实上就是“造反”)的手段来要挟，而袁也就为他们的实力所屈服，完全陷于被动而不能自主。
凡是不懂得这个内幕的人，都认为袁在打败国民党后，威望大大提高，但是事实上他的威望正在逐步下降。他自己就首先发现了他一手所造成的北洋派，并不是一个可以由他任意摆布的团体，他的统帅权是不够坚强的。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袁在战胜国民党后，得到丧尽人心的后果。
以前袁经常地吹嘘他是中国秩序的稳定因素，没有他，“全国秩序就难于维持，中国就难于避免瓜分之祸”。帝国主义正是因为前一种说法对他作了有力的支持，而国内投机分子和妥协派也正是根据后一种说法坚持对袁的妥协政策。自从北洋军侵入南方各省以来，把这样一件无可抵赖的事实摆在全国人民的面前，就是多年来袁所训练的北洋军，其绝大部分都是奸淫抢劫、杀人放火的活强盗，使各省秩序受到严重破坏的正是这些匪军，而被这些匪军侵入的南方各省，立刻成为盗匪公开横行、人民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障的黑暗世界。袁政府所委派的各省官吏，都是些贪污腐化、残忍好杀、愚昧无知、卑鄙无耻的社会败类，把他们统治下的人民当作牛马奴隶而任意践踏，使人民在亡国的威胁下又加上了一重“亡省”的痛苦。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国民党“二次革命”(9)
国民党讨袁战争的失败，不是由于北洋派军事力量的强大，而是由于国民党本身的弱点太多。首先，辛亥革命后，对封建军阀一味地无止境地采取妥协政策，造成了无可挽救的严重错误。宋案发生前，宋教仁极力主张以赤手空拳的政党内阁去抑制实力政策的*者的无限野心，而在宋案发生后，国民党人主张依靠手无寸铁、在北京军警监视和威胁下的国会议员进行合法斗争，以制止袁的军事行动。直到五国银行团大借款成立，袁政府忙于调兵遣将，战争将要爆发的时候，国民党还有人企图再度举行南北和议以解决袁与国民党之间的一切争端。甚至在易督令发表之后，国民党人还想解除自己的武装力量以保全国民党的合法地位。
尽管国民党的妥协政策发展到无边无际，袁对国民党是丝毫不肯妥协的，当国民党系各督遵令卸职之后，北洋军仍照原定计划进兵。这样，妥协政策就成为痴人说梦，连短暂和平与屈辱和平也不能交换到手，而只能以彻底失败为其结局。
其次，国民党内部的不纯洁与不统一，也是讨袁战争彻底失败的重要因素。当时，有些国民党的重要分子被袁收买而变节，有些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成为堡垒内部的敌人。北洋军已经源源南下，国民党总部仍然畏首畏尾，举棋不定，各省当权人物仍然争权位，闹意见，正蹈了“宋人议论未定而金兵已渡河”的历史覆辙。因此，各省独立日期前后不一致，各个地区单独作战而不能互相配合，给了北洋军以各个击破的机会。
当然，不善于采取争取中间派和孤立敌人的策略，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是更重要的是没有与广大人民结合在一起，没有代表人民利益的政策方针，因而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
仅仅从军事力量的对比来作为决定双方胜败的关键，是从现象看问题，由此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来。南京三次独立后，孤立无援，完全绝望的讨袁军竟能坚持20天的英勇抵抗，这就说明了北洋军的力量并不强大。如果各省讨袁军都具有同样的坚强战斗意志，袁战胜国民党是不可能实现的。
帝国主义在实际行动上已经参加了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南北战争。没有五国银行团借款以供袁政府的战费，袁不可能发动这次战争。五国银行团不因中国各方面纷纷表示反对而停止付款，上海领事团公然签字于协缉国民党领袖案，香港政府公然永禁孙黄等入境。这些都是帝国主义实际参加中国内战的具体表现。
但是，*者在这次战争中仅仅取得了暂时的胜利，这个胜利又成为他走向失败的一个开端。北洋派是个打伙求财的封建军事集团。在此之前，袁与北洋军将领的利益是一致的，而在此以后，袁就想废省改道，削弱他们的权力，以便集中大权于“中央”(他个人的中央)。因此，他们相互之间就产生了矛盾，这个矛盾日益扩大，终于引起破裂。但这还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主要方面在于：袁在取得军事胜利后，他的反人民的恶劣本质和北洋军的盗匪行为完全暴露在全国人民的面前，消除了一切人对袁的幻想，坚定了全国人民反袁救国的意志，使袁政权终于走上了灭亡之路。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孙黄分家真相(1)
1913年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先后到达东京，国内即有“孙黄分家”之谣。到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此项谣言愈传愈广，但又言人人殊。这是由于：事隔10多年，国民党战胜北洋军阀取得政权后，政权由蒋介石掌握，党权则落入陈果夫、陈立夫之手。二陈的叔父陈其美，正是当年煽风点火，促成“孙黄分家”的核心人物，而蒋介石又是陈其美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为亲者讳，对于这一历史性的重大问题，不愿揭露真相。现在是历史“求实存真”的时代，许多有关资料均已先后发表，关于“孙黄分家”的真相，应当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一
孙黄对战争失败责任和组党问题发生歧见。陈其美挑拨孙黄关系。国民党内的调和派和激进派
孙黄二人再度亡命到东京后，对于战争失败的责任问题、国民党今后应如何加强整顿的问题，乃至外交策略，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他们虽同在东京，甚至不能平静地坐下来，面对面地进行同志式的研讨，而只能在往来书信上大打笔墨官司。
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非由袁氏兵力之强，而是党人自由散漫，不肯听党魁的话，特别埋怨黄兴自以为是、独断独行，以致坐失良机，受制于人。他打算“毁党造党”，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然后致力于“三次革命”。对于“三次革命”，他认为日本为中国紧邻，应当主动争取日本的援助，“日助袁则袁胜，日助我则我胜”。
黄兴则认为，“二次革命”失败并非真正的失败，不过是金钱暴力暂时战胜公理正义而已。他承认自辛亥革命以来，革命党人虚骄成风，为国人所不谅，今后只要端正党风，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队伍，最后就一定能够战胜袁世凯，没有毁党造党的必要。对于孙中山的严厉指责，则列举一系列的事实为自己辩白。他对孙中山始终表示忠诚，认为无论维持旧党或组织*，均应推孙为领袖，但又反对采取种种足以引人误会的形式，大搞个人崇拜，影响*、自由。
孙黄二人的意见分歧，迅速扩大到党员与党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本由兴中、华兴两大革命组织合并而成同盟会原由兴中、华兴、光复三会合并组成，但成立不久，光复会即分离出去……其中以同乡、私交或工作关系，孙黄二人各有一批信徒。过去孙黄二人合作无间，这种同志之间的亲疏关系，并不影响党的团结。此次孙黄有了裂痕，过去的亲疏关系就成了产生党内宗派主义的温床。
曾任沪军都督的陈其美，原为上海青帮头目之一。其人素以“四捷”出名，即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见程潜：《护国之役前后回忆》……他原与黄兴接近。“二次革命”失败后，1913年11月应孙中山之召赴东京，即有排斥黄兴而跃为党内第二号人物的野心，他对孙中山极尽吹捧之能事，当面捧孙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无论在中国在日本，谁都比不上你”；并说：“由你出面来领导中国革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见《宫崎滔天全集》……他与戴季陶等包围孙中山，极力挑拨孙黄二人的关系，成了促进孙黄分家的关键性人物。
国民党*谭人凤、周震麟(均接近黄兴)、胡汉民(接近孙中山)等和某些日本友人，深以党的分裂为虑。他们奔走于孙黄二人之间，提出调和折衷意见，孙黄二人均表示赞赏。但由于陈其美对孙如影随形，这种调和没有取得效果。
当时在东京的还有一批思想较激进的中下层党人，他们身外无长物，而孙黄二人又均无力及时救济，因此经常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中。他们认为，“二次革命”失败，主要由于国民党人“知于驳人而疏于谋己，轻于作始而乏于坚持，惑于小善而惧于小嫌，沉于声色而溺于货利”见《民义社发起词》。按，后来黄兴离日赴美，民义社员又集体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但与陈其美仍有矛盾，因此他们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由于党内领袖的失和，加上自身的困窘，革命前途的渺茫，他们意识到“异地不能久处，领袖不能长靠，革命又不可中断，惟有自己结合组织团体，再回内地去进行革命”见杨思义：《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人的形形色色》……1914年1月，湘籍党人杨王鹏、邹永成等在东京组织了民义社，作为在湖南进行“三次革命”的领导机关。这是离开国民党而另树一帜的一种倾向。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孙黄分家真相(2)
当此之时，孙黄二人虽有隔阂，但对反袁的大目标上还是一致的。1914年2月，黄兴在东京郊外大森创办了军事学校“浩然庐”，为准备“三次革命”培养军事干部。孙黄二人又在日本友人的赞助下，筹办了“政法学校”，设立政治、法律、经济等科，以培养“三次革命”的文职干部。1914年3月，胡汉民向黄兴建议办一机关报来宣传反袁斗争，黄兴请章士钊主持其事。不久，由于党内裂痕继续扩大，5月10日有两个刊物同时问世：一个是胡汉*编的《民国》杂志，成了孙派中华革命党的机关报；一个是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成了黄派“欧事研究会”的喉舌。《甲寅》第一期发表的时事述评，在抨击袁政府颁布的“报纸条例”上，引起孙派的误解，中华革命党人夏重民率部捣毁了《甲寅》社见章士钊：《欧事研究会拾遗》。，双方矛盾由此越来越尖锐了。
二
孙中山制定“中华革命党”党章，黄兴表示反对。黄兴由日赴美
孙中山一到日本，即开始筹划重建*，至1914年春天，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为了纯洁党的队伍，孙中山亲自制定了*章程。
*定名为中华革命党，以实行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立完全民国”为目的。党章规定：在将来革命政府成立到宪法颁布前的整个革命时期，全部国家权力都归中华革命党党员所有，一切非党员都没有公民资格。党员按入党时间的先后，分为三等，在革命时期内各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凡在“三次革命”爆发前入党的，称“首义党员”，在革命时期入党的，称“元勋公民”，均享有一切参政、执政的优
先权；凡在“三次革命”爆发后，革命政府成立前入党的，称“协助党
员”，在革命时期内为“有功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凡在革命政府成立后入党的，称“普通党员”，在革命时期内称“先进公民”，只享有选举权而无被选举权。
党章还规定，党员入党，必须立下“愿牺牲——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的誓约，并要按上指模，表示“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孙中山拟出党章草稿时，曾分送一份给黄兴参看。黄兴认为，将党员分成等级，许以不同的利益，是“以权利相号召”，与袁世凯以金钱、地位诱人的做法相差无几，已失去革命本旨。至于立誓约、按指模，更是培养个人专制、侮辱党员人格。黄兴建议孙中山修改党章，不要因噎废食，使党分化。
孙中山同意修改党章。但陈其美、戴季陶等表示坚决拥护中华革命党党章，并四出拉人入党，谁对党章表示有意见，就攻击谁，甚至对黄兴也进行了人身攻击。陈其美的言行激起了许多国民党人的反感，他们都拒绝入党。于是胡汉民提出折衷办法，将誓约中“附从孙先生”改成“附从总理”，老同盟会员入党可免除立誓约、打指模等手续，想以此缩小党内的分歧，争取黄兴等人入党。这个方案，由于孙中山反对而作罢。
陈其美等的挑拨离间，助长了孙黄关系的进一步分化。1914年5月29日，孙中山致函黄兴，历数对黄兴的不满，谅解黄不入党(中华革命党)，但要求黄兴配合，让他当真党魁，不要加以干扰。原函如下：
宋案发生之后，彼此主张已极端冲突；第二次第二次、第三次分别指“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失败后，兄仍不能见及弟所主张是合，兄所主张是错。何以言之?若兄当日能听弟言，宋案发表之日，立即动兵，则海军也，上海制造(局)也，上海也，九江也，犹未落袁氏之手。况此时动兵，大借款必无成功，则袁氏断不能收买议员，收买军队，收买报馆以推翻舆论。此时之机，吾党有百胜之道，而兄见不及此。及借款
已成，大事(势)已去，四都督已革，弟始运动第八师营长，欲冒险一发，以求一死所，又为兄所阻，不成。此等情节，则弟所不满于兄之处也。及今图第三次，弟欲负完全责任，愿附从者，必当纯然听弟之号令。今兄主张仍与弟不同，则不入会者宜也。此弟所以敬佩而满足者也。弟有所求于兄者，则望兄让我干此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为期，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如弟幸而成功，则请兄出而任政治之事。此时弟决意一到战场，以遂生平之志，以试生平之学。今在筹备之中。有一极要之事求兄解决者，则望禁止兄之亲信部下，对于外人，自后绝勿再言“中国军界俱是听黄先生之令，从无听孙文之令者，孙文所率者不过一班无知少年及无饭食之亡命者耳”!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孙黄分家真相(3)
弟所望党人者，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因第二次之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所以，今后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
黄兴复函孙中山，表示癸丑年南京失守，自己应负责任，但孙的其他一些指责，则认为与当时事实不符，对此有所辩解。接着陈述了自己对中华革命党的看法，表达了整顿国民党的意见。最后申明决不妨碍孙中山的计划。原函如下：
接读复示，因来客众多，未即裁答，殊为歉念。今请露肝胆披心腹为先生最后一言之。宋案发生以来，弟即主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指以暗杀对付暗杀。，先生由日归来，极为反对。即以用兵论，忆最初弟与先生曾分电湘粤两都督，要求其同意，当得其复电，皆反复陈其不可。今当事者俱在，可复询及之也。后以激于感情，赣省先发，南京第八师为先生运动营长数人，势将破坏。先生欲赴南京之夕，来弟处相谈，弟即止先生不行。其实第八师两旅长非
绝对不可，不过以上海难得，致受首尾攻击之故。且先生轻身陷阵，若八师先自相战斗，胜负尚不可知，不如保全全城之得计。故弟愿以身代先生赴南京，实重爱先生，欲留先生以任大事，此当时之实在情形也。此段词意模糊，须参看本章下文。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先生之责，固所宜然。但弟自抵日以来，外察国势，内顾党情，鉴失败之主因，思方来之艰巨，以为此次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试翻中外之历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义不伸者，是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今吾党既握有此胜算，若从根本上做去，本吾党素来所抱之主义发挥而光大之，不为小暴动以求急功，不作不近情言以骇流俗，披心剖腹，将前之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尽披露于国民之前，庶吾党之信用渐次可以恢复。又宜宽宏其量，受壤纳流，使异党之有爱国心者有所归向。夫然后合吾党坚毅不拔之士，学识优秀之才，历百变而不渝者，组织干部，计划久远，分道进行，事有不统一者未之有也。若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窃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后，况更以权利相号召者乎。数月来，弟之不能赞成先生者以此。今先生于弟之不入会以满足许我，虽对于前途为不幸，而于弟个人为幸已多，当不胜感激者也。惟先生欲弟让先生为第三次之革命，以二年为期，如过期不成，即让弟独办，等语。弟窃思以后革命，原求政治之改良，此乃个人之天职，非为一公司之权利可相让度可能包办者比，以后请先生勿以此相要。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
6月3日，孙中山复函黄兴，仍坚持自己的主张，希望黄“静养两年”，并与黄相约今后只论私交，不谈公事。原函如下：
长函诵悉，甚感盛情。然弟终以为欲建设一完善民国，非有弟之志，非行弟之法不可。兄所见既异，不肯附从，以再图第三次之革命，则弟甚望兄能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若兄分途并进，以行暗杀，则殊碍吾事也。盖吾甚利袁之生而扑之，如兄计画(划)成功，袁死于旦夕，则吾之计画必坏。果尔，则弟从此亦不再闻国事矣。是兄不肯让弟以二年之时间，则弟只有于兄计画(划)成功之日，让兄而已。此复。又，此后彼此可不谈公事，但私交上兄实为我良友，切勿以公事不投而间之也。幸甚。见《黄兴集》。
7月22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召开第一次大会，到会代表仅8省，孙中山当选为总理。黄兴因自己一心护党，反受毁伤，很觉灰心，此时如再留在东京，恐同志间误会更多，遂决定离开日本。6月27日，他在寓所宴请孙中山话别，席间“未谈国事”。孙中山集成语赠以一联：“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再共尝”。从孙黄分手的情况看来，两人均有依依惜别，黯然神伤之感。
6月30日，黄兴由李书城、石陶钧陪同，乘船前往美国。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孙黄分家真相(4)
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正式成立。孙中山宣誓就职，以陈其美为总务部长，居正为党务部长，张静江、廖仲恺为财政部正副部长，许崇智、邓铿为军务部正副部长，胡汉民、杨庶堪为政治部正副部长。孙中山在总理之下特设协理一席以待黄兴。不过黄兴直到逝世前始终没有入党，而终中华革命党之世，协理的位置也一直空着，没有另推人担任。
孙中山下令原国民党的国内外支部、分部、交通部，一律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党员一律按规定手续重新入党，并作了海外支部负责筹款、国内支部从事武力讨袁的分工。不久又任命了一批各省支部长，如广东夏重民，江西刘士毅，吉林陈楷，湖南陈家鼐(后改覃振)等。
中华革命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困难的境地，国内外支部的改组工作，进展得均不顺利，筹款工作也收效不大。后来虽然黄派的覃振离开“欧事研究会”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原先因反对立誓约、按指模而拒绝入党的朱执信也改变态度宣誓入党，但中华革命党仍无多大起色。
三
黄派组织“欧事研究会”，主张暂停讨袁，团结一致对外。孙中山命陈其美函邀黄兴早日回到反袁阵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东京的黄兴派国民党人李根源等，于1914年8月发起组织“欧事研究会”，以集合同人讨论欧战对中国局势的影响，探求救时的良策为目的。入会的有李根源、胡瑛、李烈钧、熊克武、殷汝骊、林虎、程潜、程子楷、陈炯明、李书城、沈钧儒、陈独秀、章士钊、张耀曾等。黄兴此时在美国，事前并未与闻，9月3日才复函同意加入该会。
欧事研究会对中华革命党所采取的态度，与会者后来的说法并不一致，有的说取名为“会”，就是为了“避免发生和中华革命党对立的误会”；有的说，组会的目的就是要别树一帜，与孙中山大异其趣；有的则说这是一种“祛除党见，集中人材”的做法此种说法，黄兴曾公开表示过。
欧事研究会在对付袁世凯和“二十一条”等问题上，与中华革命党存在明显的分歧。不管欧事研究会诸人的主观愿望如何，该会的成立，在客观上标志着国民党已经从思想上的分歧进一步发展成组织上的分裂。
中华革命党在《宣言》中指出：“列强因欧战无力东顾，世界金融已经紊乱。袁政府财源已竭，饷糈自空，正是进行革命倒袁的大好时机”。欧事研究会则认为：“二次革命”后，“国民党在国内的军政势力损失殆尽，袁氏气焰正炽，若无欧战，讨袁几无从下手。今乘欧战之机，方可从事讨袁的准备工作。必待袁氏倒行逆施，横加诛求，引起民怨沸腾，才能举事倒袁”，“如仅凭少数人一时之激烈心理，搞些暗杀和暴动，只能损失革命实力，而绝无成功的希望”。
黄派的这种观点，孙派指为取媚袁世凯，阻碍革命的进行。
日本向袁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后，欧事研究会主张，在外有异种入侵，内有专制政府的非常情况下，当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暂时停止国内的一切反袁活动，使袁政府能集中精力，一心对外，达到团结御侮的目的。1915年2月11日，李根源、林虎、程潜、熊克武、张孝准等11人发表通电说：“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苟不存，政于何有?政苟有成，何分于党?故吾人反对政府，非有恶于其人，而有不足于其政；虽欲大革其政，而决不敢有危于国。矢心如此，自信可告国人。此次外交受侮指“二十一条”。，举国惊惧，虽由国之积弱，而亦中央失政所招，能发能收，责在当局。吾徒屏居海外，修学待时，无力使之加良，亦何忍使之加恶。至如反对政府，全然别为一事。试问何国政治，不容反对党之生存?又吾国现势观之，是否宜施改革?吾人所持此见，今虽无地容其发展，而决不以政府意向与为变迁。政府苟能推诚修政，举国倾心，即吾人客死异邦，亦所甚愿。”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孙黄分家真相(5)
半个月之后(2月25日)，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又联名发表了“有电”，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观点。此电首先自承国民党在南北议和之后，对于袁政府“诚有所抨弹牵掣”，“吾党叫嚣凌厉之气，亦诚不免”，应向国人表示引罪。接着表明“二次革命”是因国政不修被迫举行的。当时“可战之卒且复累万，可据之地何止一省”，因“不欲以骤难克敌之师，重生灵涂炭之祸”，“不肯负固以困民生”，所以“一击不中，即复戢兵”。哪怕“从此受同志之责，居懦怯之名”，也在所不顾。今天，我们手中“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
电文接着申述：“窃览世界诸邦，莫不以民族立国，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堇理之。倚赖他族，国必不保，殷鉴不远，即在平西”平西指吴三桂……随后郑重宣布：“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事”，甚至“国政是否必由革命始获更新，亦愿追随国人，瞻其效果”。
“有电”的下半段，对袁世凯的专制*有所抨击。电文说，“惟革命之有无，非可求之革命自身，而当求之政家良恶。故辛亥之役，乃满洲政府成之，非革命党所能自为力也。今者政治清浊，事业兴废，士气盛衰之度，较之满洲何如?此俱国人所闻见。当兴等随国人后与闻政事，当局者每籍口大权未一，强饰其非。此中是非，无取辩说。但今日之失政，何与于昨日之争权?兴等蔽罪以去，则新治宜呈矣。胡乃诋诽异己，甲乙无择，生心害政，益益有加，至今空尸共和之名，有过专制之实?一语反诘，真相立明。年来内政荒芜，国情愈恶，民困愈滋。一言蔽之，只知有私，不知有国。权氛所至，自非化女为男，易男为女，此外盖无不能。又辄借词内乱未已，政力不专，其为欺谩，尤不待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