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论外交受逼，虽有时势因缘，而政治组织不良，乃其最易取侮之道。盖一人政治，近世已经绝迹，非其不能，实乃未可。良以社会之质善于一人，团体之力厚于分子，此乃政治通义，背之不祥”，“兴等流离在外，无力回天，遇有大事与吾徒有关者，亦惟谨守绳墨，使不危及邦家而已。”
欧事研究会的成员大多为国民党的高级军人，文事非其所长，所有文电，包括以上两电，均由《甲寅》主编章士钊执笔。两电颠倒错乱，矛盾百出(如论政治与国家的关系)。更使人难于谅解的是，袁氏何人，同他讲团结御侮，岂非与虎谋皮?此时黄兴在美国进行反袁活动，与“有电”的论点正是背道而驰。有人认为，黄兴为了团结国民党人，且已列名于欧事研究会，不得不勉从众议。不论怎样，这不能不是黄兴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失策。
袁氏当然不会因敌党的两个通电而放弃其做皇帝的野心，停止其投降卖国活动。不久他就接受了亡国条约。以交换日本不干涉中国改行帝制。5月中旬，亡国条约签定后，黄兴、李根源等17人才又发表另一通电，痛骂袁世凯丧权辱国的罪行。
由于孙黄二人分道扬镳，中华革命党的组党、筹款等工作受到很大的阻力。孙中山认为有团结黄派之必要，乃于1915年2月4日，命陈其美自东京写信给黄兴，邀请他早日回来，共同致力于讨袁斗争。但陈在信中继续丑诋黄兴，大有咄咄逼人之势。原函如下：
克强我兄足下：美猥以菲材，从诸公后，奔走国事，于兹有年，每怀德音，谊逾骨肉。去夏美正养疴在院，满拟力疾走别，握手倾愫，乃莫获我心，足下行期定矣，复以事先日就道，卒无从一面商榷区区之意于足下，缘何悭也。日者晤日友宫崎君，述及近状益眷眷国事，弥令美动榛苓彼美、风雨君子之思矣。溯自辛亥以前，二三同志如谭宋辈过沪上时，谈及吾党健者，必交推足下，以为孙氏理想，黄氏实行。夫谓足下为革命实行家，则海内无贤无愚，莫不异口同声，于足下无所增损。惟谓中山先生倾于理想，此语一入吾人脑际，遂使中山先生一切政见不易见诸施行，迨至今日，犹有持此言以反对中山先生者也。然而征诸过去之事实，则吾党重大之失败，果由中山先生之理想误之耶，抑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而反对之致于失败耶?惟其前日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皆致失败，则于今日中山先生之所主张，不宜轻以为理想而不从，再贻他日之悔。此美所以追怀往事而欲痛涤吾非者也。昔日反对中山先生其历致失败之点之有负中山先生者数事以告，足下其亦乐闻之否耶?当中山先生之就职总统也，海内风云，扰攘未已，中山先生政见一未实行，而经济支绌，更足以掣其肘。俄国借款，经临时参议院之极端反对，海内士大夫更借口丧失利权，引为诟病。究其实实交九七，年息五厘，即有担保，利权不碍，视后日袁氏五国财团借款之实交八二，盐税作抵，不足。复益以四省地丁，且予以监督财政全权者，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岂可同年语耶?乃群焉不察，经受经济影响，致妨政府行动。中山先生既束手无策，国家更濒于阽危，固执偏见，贻误大局，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一。及南北议和以后，袁氏当选临时总统，中山先生当时最要之主张，约有三事。一则袁氏须就职南京也。中山先生意谓南北声气未见调和，双方举动时生误会，于共和民国统一前途，深恐多生障故，除此障故，非袁氏就职南京不为功，盖所以联络南北感情，以坚袁氏对于民党之信用，而祛民党对于袁氏之嫌疑也。二则民国须迁都南京也。北京为两代所都，帝王痴梦，自由之钟所不能醒，官僚遗毒，江河之水所不能湔，必使失所凭借，方足铲锄专制遗孽，迁地为良，庶可荡涤一般瑕秽耳。三则不能以清帝退位之诏全权授袁氏组织共和政府也，夫*乃根据临时约法，取决人民代表之公意而后构成，非清帝袁氏所得私相授受也。袁氏之临时总统，乃得国民公选之参议院议员推举之，非清帝所得任意予之也。故中山先生于此尤再三加之意焉。此三事者，皆中山先生当日最为适法之主张，而不惜以死力争之者也。乃竟听袁氏食其就职南京取决人民公意之前言，以演成弁髦约法推翻共和之后患者，则非中山先生当日主张政见格而不行有以致之耶?试问中山先生主张政见之所以格而不行，情形虽复杂，而其重要原因，非由党人当日识未及此，不表同意有以致之耶?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二。其后中山先生退职矣，欲率同志为纯粹在野党，专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以立民国国家百年根本之大计，而尽让政权于袁氏，吾人又以为空涉理想而反对之，且时有干涉政府用人行政之态度，卒至朝野冰炭，政党水火，既惹袁氏之忌，更起天下之疑，而中山先生谋国之苦衷，经世之硕画，转不能表白于天下而一收其效。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三。然以上诸事，犹可曰一般党人之无识，非美与足下之过也。独在宋案发生，中山先生其时适归沪上，知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民国之付托也，于是誓必去之。所定计划，厥有两端：一曰联日。联日之举，盖所以孤袁氏之援而厚吾党之势也。“日国亚东，于我为邻，亲与善邻，乃我之福，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此中山先生之言也。在中山先生认联日为重要问题，决意亲往接洽，而我等竟漠然视之，力尼其行，若深怪其轻身者。卒使袁氏伸其腕臂，孙宝琦、李盛铎东使，胥不出中山先生所料，我则失所与矣后来，孙中山在此处批示云：“文按：民党向主联日者，以彼能发奋为雄，变弱小而为强大，我当亲之师之以图中国之富强也。不图彼国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国之强，尤畏民党得志而碍其蚕食之谋，故屡助官僚以抑民党，必期中国永久愚弱，以遂彼野心。彼武人政策，其横暴可恨，其愚昧亦可悯也。倘长此不改，则亚东永无宁日，而日本亦终无以幸免矣。东邻志士，其有感于世运起而正之者乎?”。二曰速战。中山先生以为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遣兵调将，行动极称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且谓宋案证据既已确凿，人心激昂，民气愤张，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即逝，后悔终嗟无及。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乃吾人迟钝，又不之信，必欲静待法律之解决，不为宣战之预备。岂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法律以迁延而失效，人心以积久而灰冷，时机坐失，计划不成，事欲求全，适得其反。设吾人初料及此，何致自贻伊戚耶?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四。无何，刺宋之案，牵于袁赵之蔑视国法，迟迟未结，五国借款，又不经国会承认，违法成立。斯时反对之声，举国若狂，乃吾人又以为有国会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孙黄分家真相(6)
而取消之。在中山先生则以为国会乃口舌之争，法律无抵抗之力，各省都督又多仰袁鼻息，莫敢坚持，均不足以戢予智自雄拥兵自卫之野心家，欲求解决之方，惟有诉诸武力而已矣。其主张办法，一方面速兴问罪之师，一方面表示全国人民不承认借款之公意于五国财团。五国财团经中山先生之忠告，已允于二星期内停止付款矣，中山先生乃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欲躬亲赴粤主持其事，吾人又力尼之，亦不之听。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独立，吾人又以上海弹丸地，难与之抗，更不听之。当此之时，海军尚来接洽，自愿宣告独立，中山先生力赞其成。吾人以坚持海陆军同时并起之说，不欲为海军先发之计。寻而北军来沪，美拟邀击海上，不使登陆，中山先生以为然矣，足下又以为非计。其后海军奉袁之命开赴烟台，中山先生闻而欲止之曰，“海军助我则我胜，海军助袁则袁胜，欲为我助，则宜留之，开赴烟台，恐将生变，”美与足下则以海军既表同意于先，断不中变于后，均不听之。海军北上入袁氏牢笼矣，嗣又有吴淞炮台炮击兵舰之举，以生其疑而激之变，于是海军全部遂不为我用矣。且中山先生当时屡促南京独立，某等犹以下级军官未能一致诿，及运动成熟，中山先生决拟亲赴南京宣告独立，二三同志咸以军旅之事乃足下所长，于是足下遂有南京之役。夫中山先生此次主张政见，皆为破坏借款推倒袁氏计也，乃迁延时日，逡巡不进，坐误时机，卒鲜寸效。公理见屈于武力，胜算卒败于金钱，信用不孚于外人，国法不加于袁氏。袁氏乃借欺人之语，举二千五百万磅之外债，不用之为善后政费，而用之为购军械，充兵饷，买议员，赏奸细，以蹂躏南方，屠戮民党，攫取总统之资矣。设当日能信中山先生之言，即时独立，胜负之数，尚未可知也。盖其时联军十万，拥地数省，李纯未至江西，(段)芝贵不闻南下，率我锐师，鼓其朝气，以之声讨国贼，争衡天下无难矣。惜乎粤湘诸省不独立于借款成立之初，李柏诸公不发难于都督取销之际，逮借款成立，外人助袁，都督变更，北兵四布，始起而讨之，盖亦晚矣。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五。夫以中山先生之智识，遇事烛照无遗，先几洞若观火，而美于其时贸贸然反对之，而于足下主张政见，则赞成之惟恐不及，非美之感情故分(厚)薄于其间，亦以识不过人，智暗虑物，泥于孙氏理想一语之成见而已。盖以中山先生所提议者，胥不免远于事实，故怀挟成见，自与足下为近。岂知拘守尺寸，动失寻丈，贻误国事，罔不由此乎?虽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车已覆，来轸方遒，亡羊补牢，时犹未晚，见兔顾犬，机尚不失。美之所见如此，未悉足下以为何如?自今而后，窃愿与足下共勉之耳。夫人之才识，与时并进，知昨非而今未必是，能取善斯不厌从人。鄙见以为理想者事实之母也，中山先生之提倡革命，播因于二十年前，当时反对之者，举国士夫，殆将一致，乃经二十年后，卒能见诸实行者，理想之结果也。使吾人于二十年前即赞成其说，安见所悬理想，必迟至二十年之久始得收效；抑使吾人于二十年后犹反对之，则中山先生之理想，不知何时始克形诸事实，或且终不成效果，至于靡有穷期者，亦难逆料也。故中山先生之理想能否证实，全在吾人之视察能否了解，能否赞同，以奉行不悖是已。夫观于既往，可验将来，此就中山先生言之也，东隅之失，桑榆之收，此就美等言之也。足下明敏，胜美万万，当鉴及此，何待美之喋喋。然美更有不容已于言者。中山先生之意，谓革命事业，旦暮可期，必不远待五年以后者，诚以民困之不苏，匪乱之不靖，军队之骄横，执政之荒淫，有一于此，足以乱国，兼而有之，其何能淑。剥极必复，否极必泰，循环之理，不问毫发。乘机而起，积极进行，拨乱反正，殆如运掌。美虽愚暗，愿竭棉薄，庶乎中山先生之理想即见实行，不至如推倒满清之必待二十年以后。故中华革命党之组织，亦时势有以迫之也。顾自斯党成立以来，旧日同志颇滋訾议，以为多事变更，予人瑕隙，计之左者。不知同盟结会于秘密时代，辛亥以后，一变而为国民党，自形式上言之，范围日见扩张，势力固征膨胀，而自精神上言之，面目全非，分子复杂，熏莸同器，良莠不齐，*官僚，既朝秦而暮楚，龌龊败类，更覆雨而翻云，发言盈庭，谁执其咎，操戈同室，人则何尤。是故欲免败群，须去害马，欲事更张，必贵改弦。二三同志亦有以谅中山先生惨淡经营机关改组之苦衷否耶?至于所定誓约有附从先生服从命令等语，此中山先生深有鉴于前此致败之故，多由于少数无识党人误会平等自由之真意。盖自辛亥光复以后，国民未享平等自由之幸福，临于其上者，个人先有缅规越矩之行为，权利则狺狺以争，义务则望望以去，彼此不相统摄，何能收臂指相使之功，上下自为从违，更难达精神一贯之旨，所谓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是耶非耶?故中山先生于此欲相率同志纳于轨物，庶以统一事权，非强制同志尸厥官肢，尽失自由行动。美以为此后欲达革命目的，当重视中山先生主张，必如众星之拱北辰，而后星躔不乱其度数，必如江汉之宗东海，而后流派不至于纷歧。悬目的以为之赴，而视力乃不分，有指车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不然，苟有党员如吾人昔日之反对中山先生者，以反对于将来，则中山先生之政见，又将误于毫厘千里之差，一国三公之手，故遵守誓约，服从命令，美认为当然天职而绝无疑义者，足下其许为同志而降心相从否耶?窃维美与足下，共负大局安危之责，实为多年患难之交，意见稍或差池，宗旨务求一贯，惟以情睽地隔，传闻不无异词，缓进急行，举动辄多误会，相析疑义，道故班荆，望足下之重来，有如望岁。迢迢水阔，怀人思长，嘤嘤鸟鸣，求友声切。务祈足下克日命驾言旋，共肩艰巨。岁寒松柏，至老弥坚，天半云霞，萦情独苦，阴霾四塞，相期携手同仇，沧海横流，端赖和衷共济。呜乎，长蛇封豕，列强方逞荐食之谋，社鼠城狐，内贼愈肆穿墉之技，飘摇予室，绸缪不忘未雨之思，邪许同舟，慷慨应击中流之楫。望风怀想，不尽依依，敬掬微忱，祈求指示。寒气尚重，诸维为国珍摄，言不罄意。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孙黄分家真相(7)
陈其美顿首。
此信对黄迎头痛击，不为稍留余地，黄置之不复。于是孙中山又于是年3月亲自函黄，促其早日归来。原函如下：
前由英士沥陈近况，迟迟未得还云，其怅甚怅。文关怀祖国，见于政府之专制，政治之不良，清夜自思，每用痛心。癸丑之役，文主之最力，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犹意钝初死后之五日，英士、觉生(居正)等在公寓所讨论国事及钝初刺死之由。公谓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时天仇(戴季陶)在侧，力持不可。公非难之至再，以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文当时颇以公言为不然。公不之听。及其后也，烈武(柏文蔚)、协和(李烈钧)等相继被黜，静山(孙道仁)观望于八闽，组安(谭延闿)反覆于三湘，介人(朱瑞)复盘据两浙而分南方之势，以掣我肘。文不胜一朝之忿，乃饬英士奋起沪滨，更檄章梓(江苏军第一师师长)倡义金陵。文于此时，本拟亲统六师，观兵建康，公忽投袂而起，以为文不善戎伍，措置稍乖，遗祸匪浅。文雅不欲于兵戈扰攘之秋，启兄弟同室之阋，乃退而任公。公去几日，冯(国璋)、张(勋)之兵联翩而下。夫以金陵帝王之都，龙蟠虎踞，苟得效死以守，则大江以北，决不致闻风瓦解，而英士、铁生(钮永建)亦岂至一蹶不振。乃公以饷绌之故，贸然一走，三军无主，卒以失败，尧卿(孙武)、海鸣(何海鸣)难为善后，而如火如荼之民气，于是歼灭无遗。推原其故，文之非欤?公之咎欤?固不待智者而后知之矣。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而公又与英士等互相龃龉，溥泉(张继)、海鸣复从而煽之，公不维始终之义，遂作中道之弃。离日以后，深虞失援。英士明达，复以函问，而公又置不与复，是公不复以同志为念耶!二十年间，文与公奔走海外，流离播迁，同气之应，匪伊朝夕。癸丑之不利，非战之罪也。且世之所谓英雄者，不以挫抑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怯，广州、萍醴几经危难，以公未尝一变厥志者，岂必至今日而反退缩不前乎！中国当此外患侵逼，内政紊乱之秋，正我辈奋戈饮弹，碎肉喋血之时。公革命之健者，正宜同心一致，乘机以起。若公以徘徊为知机，以观望为识时，以缓进为稳健，以万全为商榷，则文虽至愚，不知其可。临纸神驰，祈公即日言旋!慎勿以文为孟浪而菲薄之。斯则革命前途之幸。
此函黄亦未得复。
四
袁颁布党人自首特赦令和《惩办国贼条例》。袁派叛徒蒋士立到东京设立招降办事处。胡瑛变节投敌
袁世凯得悉“孙黄分家”的情报，不觉喜不自胜，他立即使出种种恶劣手段，企图彻底分化国民党而消灭之。
1915年元旦，袁政府颁布了《乱党自首特赦令》，规定凡在1915年年底以前犯有“附和乱党罪”而能自首者，均可受到特赦。还可量才录用，给以官职。
袁世凯不断派遣特务潜往海外，伺机暗杀革命党人，同时还迫令流*人在国内的亲友写信到国外劝降。
袁又开动宣传机器，肆意造谣污蔑，以败坏革命党人的声誉。如钮永建早在1914年3月离开日本到英美去了，袁方报纸却无中生有地报道说，1915年1月17日，钮在横滨致电冯国璋，表示自首投诚。袁政府污蔑革命党领袖穷途末路，竟至效法吴三桂，勾引日本，侵略中国。
1915年6月22日，袁政府抛出了《惩办国贼条例》，同时又授意爪牙炮制了《国贼孙文》一书，对孙中山进行了恶毒的污蔑。
袁世凯最厉害的一招，是用金钱收买变节党人。他派同盟会叛徒蒋士立携巨款50万到东京，与驻日公使陆宗舆配合，进行收买活动。蒋士立公然设立办事处，凡国民党人不论孙派、黄派，只要前来办理自首手续，一律按质论价，或补给留日官费，多少不等；或资遣回国，予以官职；或厚馈款项，送往欧美休养。当时亡命党人聚集东京，大多生活困难，因而堕志丧节者不乏其人。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孙黄分家真相(8)
在东京的中华革命党人深以袁世凯的银弹为虑。于是，湖南支部长覃振覃振，字理鸣，湖南桃源县人。桃源属湘西。召集湘西同乡开会，决定暗杀蒋士立以除害群之马。当指派刺客时，覃振的外甥吴先梅毛遂自荐，当场被批准入党。
吴化装来到蒋宅，自称是叛徒周鳌山之弟，有要事需面见蒋士立。蒋出面接待时，吴对准他连放两枪，即返身逃出。蒋受伤未死，但也吓得要命，从此销声匿迹，这个自首办事处也就关门大吉。
袁世凯在派蒋士立公开招降的同时，又派另一同盟会叛徒彭渊恂前往东京秘密收买革命党领导人物，把黄派胡瑛拖下了水。胡自卸任山东都督后，袁世凯任他为有名无实的青海屯垦使。“二次革命”前，胡在日本考察垦政，其后也未参加讨袁，袁也没有撤他的职。不久，孙黄二人流亡到东京，胡也陪同留下，不再返国，后来又加入了“欧事研究会”。
彭渊恂诱惑胡瑛说，你未参加“二次革命”，又未罢职丢官，回国复职有何不可。胡对革命前途早已失去信心，又厌倦艰苦的亡命生活，就信以为真，决定回国投袁。胡到北京后，袁根本不把他放在眼下。胡已上了贼船，欲罢不能，只得跟着杨度发起了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从一个革命者堕落成为受人唾骂的帝制犯。
五
黄兴在美国的反袁活动。黄兴回沪
黄兴自同盟会成立以来，赤胆忠心，抵制来自党内外的分裂活动，捍卫孙中山的领导地位。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成立，同盟会上层惑于西方国家的议会政治，在国会竞选方面获得重大胜利，在军事上则因军费不足而大举裁兵，以致形成了“北强南弱”之局。这是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1913年宋案发生后，袁决心以武力平定南方，国民党内部主战主和，意见不一。其实，大错铸成，补苴乏术，和固不成，战亦无幸。国民党理应采取机动战术，集中力量向西南大后方转移，然后待机反攻。乃黄兴不此之图，提出所谓“政治解决”、“法律解决”，诚为痴人说梦，而孙中山的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计划，亦非策之善者。黄兴不愿苟同孙中山的废党组党计划，又不能留在日本与孙唱对台戏，当然只有远走高飞之一途。
黄兴离日赴美时，袁政府请求美国拒其入境，美国置之不理。迨黄等一行到达美国西海岸时，袁政府又请将他引渡回国，也被美国拒绝。相反，美总统威尔逊命美国官方对黄兴热情招待并妥为保护，因此登岸时未受人身检查，在美国各地进行反袁宣传也未受到干扰。
黄兴赴美后，国民党军人陈炯明、李烈钧、柏文蔚、熊克武、林虎等奉原讨袁军大元帅岑春煊为领袖，1915年在新加坡成立“中华水利促成社”，作为反袁斗争的掩蔽体。当时中华革命党总部在东京，“水利社”在南洋，因此有“东洋派”、“南洋派”之称。
在此时期，国民党*周震麟、谭人凤、刘承烈等经常奔走商谈孙黄合作问题，孙黄二人均表示赞赏，只因党的问题无法解决，合作成为空谈。
黄在美国时，除在言论上反袁外，行动上也有所表现，其最成功之一举，就是派出多人协助蔡锷脱离北京，安抵昆明，发动护国讨袁之师。与此同时，黄又命其长子黄一欧赴东京面见孙中山，告以“第三次”指“三次革命”，即反对袁世凯的战争。即将发动，请其及时配合进行。此时孙黄二人虽仍不谈党务，但对国事已完全恢复合作了。
1916年年初，孙中山、蔡锷等纷纷电促黄兴回国。是年4月22日，黄由旧金山启程，5月9日到了东京。此时孙中山已先期归国，约黄在沪相见。7月8日，黄由日本启程回国。他与孙中山战友重逢，悲喜交集，从此和好如初。
黄回国后，富贵功名逼人而来。袁世凯死后继之而起的北京政府授以黄勋一位，黎元洪聘为总统府高等顾问，湖南省议会举为湖南督军，黄均坚辞不受。黄在“二次革命”的讨袁通电中曾经慷慨激昂地说道：“兴一无能力，尚有心肝，此行如得死所，乃所尸祝。若赖祖宗之灵，民贼一去，兴即解甲归田，国中政事，悉让贤者。如有权利之想，神明殛之。”此番海外归来，他又发表了“不入政界”的宣言。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孙黄分家真相(9)
黄奔走国事，操劳过度，又因饮食无节，曾患胃出血症。10月10日他在上海旧疾复发，31日在福开森路(今武康路)逝世，年仅42岁。
蔡锷讨袁胜利后，因病赴日就医，过沪时曾与黄氏父子相见。11月8日，蔡也病逝于日本福冈医科大学医院，年仅35岁。旬日之间，双星陨落，国人追念贤劳，悲悼同深。北京政府先后下令予以国葬。黄蔡二人生前本为好友，死后长眠于长沙城外湘江对岸之岳麓山，从此馨香俎豆，永垂不朽。
1919年，孙中山取消了中华革命党，恢复了国民党的名称。原国民党军人及一般党员均复归于孙。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袁世凯“君临天下”(1)
一
用外交压力撤换了江苏都督张勋
前面说过，袁对江苏和湖北两省看得特别重要，原拟派心腹大将冯国璋为江苏都督、段芝贵为湖北都督。在对南用兵的时候，派这两个人做两路统兵大员，就是实现这个计划的一个前提。后来张勋所统率的部队首先攻下南京，他不得不根据“先入关者王之”的传统观念，任命张勋为江苏都督。但这只是他的一时权宜之计。
当辫子兵在南京乱烧、乱杀、乱抢的时候，由于一时杀红了眼，有三个日本人受了伤。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顿然鼓噪起来，纷纷向日本政府请愿出兵中国。日本驻华公使山座向袁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谢罪和罢免张勋。袁派张勋的江西同乡李盛铎到南京来调查，李劝张勋对日本人让步点，以免引起两国间的关系进一步地恶化。
对本国人民凶狠如虎的“大人物”，往往正是对帝国主义驯顺如羊的小角色。张勋与日本驻宁领事船津直接谈判的结果，就是日本方面撤回了张勋应当撤职的要求，张勋于9月28日亲自到日本领事馆道歉。
日本方面的责难虽然告一段落，英美帝国主义者却又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它们的公使不止一次地向袁政府表示：把这样一个怪物摆在江苏都督的位子上是极不相宜的，在南京的西方国家侨民的生命财产也是得不到保障的。他们还把这个意见说成是对中国政府表示好感。袁正想利用外交压力撤换张勋。10月上旬，他派张勋的老朋友阮忠枢到南京，把外交团的意见告知张勋，暗示他自动辞职以免引起更大的外交压力，否则对他的面子就更难于保全了。
张勋正在兴头十足地做“两江总督”，听了这些扫兴的话，就跳起脚来发火说：“我的这个印把子是拿自己的性命拼得来的，袁宫保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用不着劳动你老哥的大驾来和我商量。”阮忠枢把他发火的情况报告袁，吓得袁慌了手脚，接连派李盛铎、刘恩源、钱能训、段芝贵走马灯似的到南京来进行疏通。其中“干殿下”段芝贵曾拜袁为义父，因此有“干殿下”之称。最长于词令，他说：“总统确有苦衷，不能不尊重外国人的意见。”随后提到袁想改任张勋为长江巡阅使，他又天花乱坠地说：“巡阅使比都督大，都督只管一省的军事，巡阅使管好几省的军事。”
张勋被他说动，而且事实上也不能造袁的反，就提出了三个调职条件：一、督府开支65万元准予报销；二、再拨开拔费50万元；三、规定长江巡阅使节制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的水上警察。这些条件都经袁允诺。12月16日，袁发表了任命冯国璋为江苏都督及调任张勋为长江巡阅使的命令。
巡阅使这个官职，袁的本意也像屯垦使、检查使之类的官职一样，是个徒拥虚名的大头衔。由于张勋手中有兵，又提出了有职有权的条件，此后巡阅使竟成为驾乎都督之上的大官，并且成为割据数省的大军阀的一个特殊地位。在袁战胜国民党“威望”最高的时候，对于一个北洋附属军的将领尚且这样迁就，以免激成事变，这又说明袁的武力基础是不够强大的。
二
用军事压力罢免了福建、安徽、湖南等省都督
在国民党讨袁战争的过程中，南方几省的都督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类型：一、主动地参加讨袁军；二、被迫独立，随后又被迫取消独立；三、对双方保持中立；四、完全服从袁政府。
江苏都督程德全、自称为安徽都督的胡万泰、福建都督孙道仁、湖南都督谭延闿，都属于第二类型或者近似第二类型。袁对于这一类型的人物，开始是表示宽大为怀，只要他们能够摆脱国民党的控制，是可以不加任何处分的。但当北洋军或其附属军的力量达到这些省区的时候，他就违反了诺言，把这些风吹两边倒的角色逐出了政治舞台。
程德全始终不敢回南京。胡万泰被调任一个不重要的位子，不久就被打入冷宫。11月间，海军总长刘冠雄奉袁政府的命令，率领第四师第七旅长李厚基的部队由海道开到福州，以编遣为名解散了湘军，随即在旧藩台衙门放了一把火，把孙道仁吓跑了。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袁世凯“君临天下”(2)
湖南是国民党力量较大的地方，问题比较复杂。9月17日，袁派海军次长汤芗铭率领楚有等舰开到岳州，袁的虎将曹锟的第三师也奉令开到岳州。此时湖南就成为瓮中之鳖了。袁又用“借刀杀人”和“调虎离山”的那些老计策，请黎元洪兼领湖南都督。黎还是“敬谢不敏”，袁又送他一个顺水人情，请他“荐贤自代”。
黎已经打听得很清楚，汤芗铭是袁手边的一个红人。这个加入同盟会最早而后来又出卖过同盟会的“中将汤”（中将汤是日本的一种药名。汤为海军中将，因此袁经常戏呼为“中将汤”。汤与国民党的恶感，种因于1905年孙中山在欧洲进行革命活动的时期。那个时期，汤是海军学生，伪装加入兴中会，曾偷开孙中山的皮包，窃取兴中会会员名单向清政府告密。），就是湖北“名流”汤化龙的亲兄弟，湖口之役曾经率领飞鹰舰立过战功。袁之所以看中了他，固然为了要拉拢进步党，为了酬劳他的战功，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人具有特别毒辣的心肠和手腕，又与国民党结下了不可解的深仇，是用得着而且也放心得下的。黎既要迎合袁的意旨，而他本人又与汤化龙有一段历史因缘，就推荐汤芗铭继任湖南都督。
10月18日，袁发表了汤芗铭为湖南都督、王瑚为湖南民政长的命令，并令前都督谭延闿“入京待罪”，又将湘军师长赵恒惕押解到北京问罪。谭的出身是“名门之裔”和君主立宪派，其宣布独立的确是受了国民党的压力。黎与君主立宪派及谭本人既然都有相当的历史因缘，而又揣想到袁对谭没有很深的恶感，仅仅要在外表上处置一下以立威，因此他打电报替谭解释，他说独立并非出于谭的本心，“曾仰药以求解脱。元洪敢力保其无他”。
可笑的事情就发生了：谭发表了一个电报，根本不承认有“仰药”那回事，指出这是“黎副总统心存爱护，力为解免”的一种说法；他又否认被迫，“身为一省都督，应负完全责任。”他比起那位“止戈和尚”来，还算是有点骨气的。北洋军进入南昌的时候，江西都督欧阳武逃到原籍吉安县青原山出家，将“武”字拆开，自号为“止戈和尚”。9月间，江西水巡局局长倪占魁把他捕获解到省城。他函请南昌商会代他求情，信上说：“祖父九旬，老父七十，为武不肖，朝夕聚哭，求死不得，言之心酸。”9月27日，李纯把他解到北京，陆军部判处有期徒刑8年。10月13日，袁下令予以特赦。谭到北京后，陆军部判处他四等有期徒刑，袁根据黎的说项，12月12日下令予以特赦。赵恒惕也被判三等有期徒刑，由于云南都督蔡锷等具保，不久也得到特赦。
三
对云南都督蔡锷、浙江都督朱瑞，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手段
属于第三类型的有云南都督蔡锷和浙江都督朱瑞。9月25日，袁下了一道命令：“蔡锷准给病假三月，着来京调养。调唐继尧署理云南都督。派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同时又打一个电报叫朱瑞到北京接洽要务。
朱瑞因旅程较近先到北京。他换了一身军服，按照疆吏入觐大总统的仪式，在总统府承启处等候召唤。袁派一个承启官走出来说：“总统吩咐，朱都督是自己人，不要拘形迹，请换便衣来见。”
朱瑞打算回去换便衣，又被那位承启官加以阻止，引导他走进一间屋子，拿出一套现制的狐皮袍子和马褂给他穿上。朱对着穿衣镜照了一下，真是“增之则长，减之则短”，完全像量着他的身材裁剪的一样。
承启官再把他引导到居仁堂，一个矮矮胖胖的老头子正满面春风地等候着他。这个老头子也穿了一套狐皮袍子和马褂，颜色、花样、质料和朱所穿的完全一样。朱知道站在面前的就是威震全国的袁大总统，紧张得话也说不出来。倒是那个老头子对他像老熟人一样，请他坐下，东谈一句，西谈一句，谈得海阔天空，才把朱的情绪安定了下来。
渐渐地谈到讨袁战争的问题。袁出其不意地问道：“介人，你若是反对我，就应该宣布独立，若是反对乱党，就应该明白表示。你宣告中立是什么用意呢?”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袁世凯“君临天下”(3)
朱战战兢兢地回答不出一句话来。袁看出他很受窘的样子，马上用别的话岔开，而且脸上老是那样和善而亲切，好像对这个问题并不介意。谈到末了，站起身来说：“你应当早点回去，地方治安要紧。”
隔了几天，朱瑞仍然穿了那套狐皮袍子和马褂到总统府向袁辞行。这天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总统府内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戒备得非常严密，像在举行什么大典一样。走进了居仁堂，那里站满了全身披挂的武装兵士，又像走到了气象森严的阎罗殿。抬起头来一看，那个活阎罗穿了一套金边耀眼的大元帅制服高高坐在上面。没有等到朱开口，活阎罗就正颜厉色地说了一连串的话，什么“军人不可无纪律”哪，什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哪，口气非常
锋厉，吓得朱话也说不出，头也抬不起来，浑身淌着大汗，所穿的狐皮袍子和马褂又不能随意地脱下来。
这就是既要怀之以德又要临之以威的一套戏法。这套戏法并不是袁发明的，他只是把从古以来奸雄驾驭“人才”的权诈之术搬过来表演了一番。袁每次召见一个陌生人的时候，事前必然要吩咐秘书把人事登记簿找出来，把这个被召见者的资历翻阅一下，然后在召见时装作一副漫不经意的样子，把这个人的出身、特长、生活细节或者著作中的一言两语提及一下，对方往往为他的“英明”感到震惊。这套骗人的手腕，同样也是从历代奸雄的蓝图里找出来的。
10月10日，云南都督蔡锷将印信交由军长谢汝翼代管，没有和任何人告别，悄悄地离开了一年常春的昆明。民政长罗佩金也随同他出境。过去袁对云南是鞭长莫及，此时他已经统一了全国，就不怕云南一隅之地抗命造反。袁给蔡三个月假期也正像前清摄政王勒令他开缺养疴一样，估计他是不会有任何抵抗的。
蔡锷到了北京，袁仍然用对付朱瑞的那套戏法来对付他。但是那套戏法用在头脑冷静和意志坚强的人的身上就不发生作用，你变你的戏法，我像不曾看见的一样。袁发觉这个瘦小个子“宝古老”湖南人称宝庆人为“宝古老”。是个不容易对付的人，因此不放他回任，并且立刻派密探监视着他的行动。
在此之前，袁早已布置好一道假情报，诬蔑蔡锷在云南有脱离中国版图，另建一国，自号为“大汉王”的一种叛国企图。袁在这个假情报上亲批“应查”两个字，命内史归入档案。这个举动是寓有深意的：原来他早已看中了蔡锷是个长于治军而又严肃不苟的人，很想收作奴才以供使用；如果蔡抗命不到京，或者到京而不甘心作奴才，随时可以抽出这个档案来加他一个“叛国”的罪名而置之死地。这也是古来奸雄对付人才“不为所用，必为所杀”的秘密典籍中所有的。
四
用“霸王请客”的硬工调动了湖北都督黎元洪
湖北都督黎元洪是属于第四类型的人物。
在与国民党作战前，袁亲笔写“民国柱石”四个大字，制成横匾一方送到武昌，以示对黎的宠异。国民党失败后，他又亲笔写“*副总统府”八个大字，制成长匾，挂在湖北都督府的大门外。黎对袁的某些疑云渐渐吹散了，觉得这个人虽具有使权用诈的手腕，但是基本上还是以感情为重的，因而也是够朋友的。他不但在军事上、在政治影响上给袁的武力统一政策以很大的支持，而且参加了战后大举屠杀人民的实际行动。举一事为例。国民党中湖南人很多，因此湖南人所犯的“乱党”嫌疑也很重。讨袁战争失败后，袁政府颁布了“惩治乱党”条例，旅居外省的湖南人被滥捕滥杀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湖北靠近湖南，住在湖北的湖南人比其他各省更多。湖南革命*谭人凤有一封质问黎的信，说黎“专以仇杀湖南人为能事，而其被杀之人，不审罪状，不问姓名，概以乱党二字加之，立予枪毙。……武昌旅馆禁湖南人居住，旅鄂在公人役多数命令撤差。……居住自由权、行动自由权皆被剥夺。”这就是这个“悲天悯人”的“忠厚长者”为了讨好袁做出来的血腥罪行。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袁世凯“君临天下”(4)
国民党讨袁战争失败，黎对袁由怀疑的心理转变为心悦诚服，由中间派的身份下降到走狗的身份。8月5日，报上登载以他为首的各省都督和大军官请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的联名通电，这还可以说他是被动列名的，是处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的。10月间，他有个人私电请袁“奖叙袁克定翊赞共和之功”。袁克定就是袁的大儿子，献媚献到下一代，这就只能说他是厚颜无耻。他说出这种难以启齿的话来，即使是“家天下”的*者，也不得不报之以委婉谢绝的电报。袁答谢黎的电文说，“酬庸之典，以待有功，儿辈何人，乃蒙齿及!鄙人勉服国务，乃为救民，岂有荣施，及于家属!若授奚午举子之例，并无谢元破晋之功。损智益愚，大人所戒。庸材薄殖，何德何能。俟其阅历稍深，或堪造就，为公奔走，俟诸将来。幸勿复言，以重吾过”。
即使黎对袁恭顺有加，袁到底还是不放心把这个“革命伟人”放在湖北都督的重要位子上。不难理解，一代枭雄的袁，心肠和手段都狠毒到极点，不是奴颜婢膝所能取得他的信任的，何况黎既非他的嫡系，而又成为“众望所归的社会偶像”!因此，他从未间断地想借一个题目把黎调到北京来，免去其湖北都督，像以前清政府调他自己为军机大臣而免去其直隶总督一样。
早在袁接收南京临时政府的时候，就发表过以黎为参谋总长的命令，其用意就是想用这个有名无实的位置来交换他的湖北都督。在对南用兵的过程中，一会儿要他“兼领江西都督”，一会儿又要他“兼领湖南都督”，也不外乎是采取逐步的和走弯路的方法，想把他调出湖北来。
前面早已说过，袁预定以段芝贵为湖北都督。由于黎完全倒在袁的方面与国民党为敌，袁不便使用“假道伐虢”的伎俩。国民党失败后，袁不止一次地用久仰、渴慕等甜言蜜语引诱黎北上和他见面，事实上是“请君入瓮”。这个“老实人”对切身利害的问题却看得非常清楚，他推三阻四地没有吞下这个香饵。如果袁用军事压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但师出无名，会使“天下人为之寒心”，而且有可能激成事变。到11月间，袁实在忍耐不住了，就想出一个“霸王请客”的方法，特派段祺瑞到汉口去劝驾。段是袁的第一号心腹大将，派第一号大将来邀请贵宾，这绝对不是一件平凡的事。
黎事前一点也不知道有这个消息。
12月8日段到汉口时，黎就知道不北上已经不可能了，曾邀集左右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派都督府参谋长金永炎代理都督，他表示尽可能争取早日回到湖北。不料段与黎只匆匆地见了一面，就替黎预备好到北京去的专车，9日就面催黎启程北上。黎走到半路上，10日北京就发布了总统命令，派段祺瑞权代湖北都督，派周自齐代理陆军总长。
问题终于弄明白了，派第一号大将亲自出马，显然负有押解黎即日北上和阻止黎重回湖北的双重任务。黎是以副总统的崇高地位兼任湖北都督的。要调动这样一个目标大的人物，就不能不派另一个目标大的人物接替他的位子。国民党已经完全失败，袁已经不怕把黎“逼上梁山”，所以才敢于采取这个“霸王请客”的办法。
黎的专车到了北京，袁派自己所乘的金漆朱轮马车到车站迎接，这部马车正是上年8月用以迎接到北京参加所谓四巨头会议的孙中山的。黎所受的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也不下于孙中山。袁立刻规定副总统月俸1万元，每月办公费2万元，比起上年袁授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规定每月月俸3万元，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袁指定以瀛台为黎的馆舍，这正是以前西太后软禁光绪帝的地方。
这个时期，黎在政治上还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装饰品，因此袁又找黎的同乡汤化龙做现成的媒人，进行袁黎两家的联婚手续。把下代的婚姻作为自己权利地位的担保品，这也是宗法社会的一种典型作风，袁正是利用这些手段来巩固和发展他的个人势力的。最可笑的是，双方还没有完成定婚手续，袁就赶着黎叫“亲家”，叫得十分亲热。一个寒冷的大雪天，袁请“亲家”过来一同吃饭，袁身上披着浙江都督朱瑞花了7500元买来“进贡”的皮大氅，黎偶然说了“这件东西真名贵”的一句话，袁立刻解下来执意地要送给“亲家”。这又是奸雄收买人心的一套惯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