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姆莱决定将一切“国家社会主义的敌人“统统消灭掉。
“国家社会主义的敌人”包括各种各样的人，有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犹太人等等，此外还有所有纳粹分子个人的私敌。因此，大大小小的监狱很快就关满了囚犯。如前所述，自纳粹掌权之日起，冲锋队便开始建立自己控制的监狱和集中营。因作恶过甚，戈林下令把它们关闭了。但建立集中营的方针没有被否定。特别是根据希姆莱1933 年3 月22 日发布的一项政令而建成的达豪集中营还在继续使用。该政令由《新闻通讯》公开发表，其内容如下：
第一集中营应于3 月22 日星期三在达豪附近落成。该集中营可以容纳5，000 犯人。
在作出这一决定的时候，我们拒绝了对一些次要因素的考虑。我们深信，这一决定将使一切关心国家并为国家的利益服务的人得到安全保证。
——慕尼黑市警察局长海因里希·希姆莱
希姆莱把达豪集中营交给一支长期服役的党卫军志愿部队看管。这支以骷髅为代号的特别警卫队的队员佩带有以颅骨和两根交叉的胫骨为图案的徽章。一个原正规军军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战士西奥多·艾克任警卫队长，奥地利人阿道夫·艾希曼任副队长；从1934 年起又由后来担任奥斯成辛集中营警卫队长的鲁道夫·霍斯任副队长。
在盖世太保看来，什么样的人应当被关进集中营呢？主要是这样的五种人：政治敌对分子、“劣等种族人”、“从人种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发育低劣者”、“罪犯”和“不适应社会生活者”。
第二种人主要指犹太人、波希米亚人和茨风人。用党卫军的话说，这些“混蛋”是他们首要的打击对象。对波希米亚人，虽然人们谈及甚少，但他们遭受的迫害最为残酷：几十万人死亡，幸存者只有几十人，罹难看占该民族总人数的99.9％。
希姆莱在1937 年1 月所作的关于《党卫军和警察的性质及任务》的讲话中，首先就集中营问题作了如下的说明：“现在我想对你们谈谈髑髅队和集中营问题。我们在全国有这样一些集中营：达豪，萨克森豪森，利希滕堡和萨克森堡集中营及若干较小规模的集中营。以后，我们还要建立更多的集中营。现在，被关押在集中营的人数达8，000。我要向你们说明，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么多集中营，为什么以后还要有更多。共产党组织十分严密。它的一部分官员在国外，在国内的有的已被逮捕，他们现在被关在集中营里。工人群众如果不受其它敌对派别宣传影响的话，他们就会支持我们..但共产党的活动依然十分频繁。共产国际很有钱，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每年支出13亿马克作为宣传经费。和我们毗领的国家都允许共产党的势力存在，我们处在他们的十字路口，这使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所以经元首同意，我们已重新开始拘禁共产党的官员。我们还将更多地拘捕共产党人，以使他们由于缺乏活动分子而无法重建其非法组织。”
在分析集中营中被囚禁的人时，希姆莱对他们倍加诋毁：“你们首先必须确信，集中营没有关错一个人。这是一些罪犯，社会渣滓。要表现种族和遗传规律，集中营是最生动的形式。那里有脑积水患者，斜视症患者，畸形人，半犹太血统人和大量劣等种族人。对这些被拘禁的人，我们要区别对待：有些人，我们关几个月是为了对他们进行教育，另一些人则要长期监禁。总的说来，教育是按集中营的方法进行，但绝不向他们灌输任何观念，因为这些人大部分只配当奴隶。”
希姆莱接着说：“在一个集中营里，我们关着500 名惯犯，每人至少已被判处8 至10 年徒刑。个别人已被判刑30 次。我每年对所有的集中营都要秘密视察一次。最近我看到一个72 岁的老家伙曾犯罪63 次。把这种人当动物对待也许是对动物的侮辱，因为动物也不会如此。我打算把第3 次或第4次作案的惯犯全部关起来。”
1943 年10 月14 日，希姆莱在总结前十年的成绩时这样说：“自1933年采取措施以来，刑事发案率不断下降。虽然这三年我们处于战争时期，但1941 年的犯罪仍然是第三帝国建立以来最低的一年。这是由于第三帝国颁布实施了新的法律。一方面，死刑判决的程序比过去更简单，一些罪犯破关进监狱或集中营，他们对社会己不起危害作用了。监狱和集中营为我们提供了大批的劳动力，使罪犯能够为我们的战争服务。他们为我们的军工生产提供了千百万个劳动日。我们的治安也因此而一年比一年好起来。”
实际上，纳粹的敌人是很多的。然而，头号敌人却是犹太人。大家知道，各国的犹太人，许多被纳粹屠杀了。由于没有准确的统计，我们无法列出具体的数字。据行刑者供认，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不仅是在特莱勃林卡、奥斯威辛和马伊达内克等灭绝营内被杀掉的，还包括在整个欧洲被枪杀和被用其它残酷手段迫害致死的），大约在150 万至600 万之间。即使是取最低数字（相当于法国在1914 年至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阵亡的人数），也足以表明这是历史上最残忍的政治暴行之一。
但是，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并不是纳粹的唯一受害者。他们的囚衣上缝有一块黄色三角布。由于处决、虐待、医学试验、疾病和疲惫等原因而大批死于集中营的还有：囚衣上缝有紫色三角布块的茨冈人（40 万至50 万）；标有黑色三角的“不适应社会生活的人”，如拒绝去德国服劳役的法国人；标有红色三角的各国反对纳粹的政治家（包括德国政治家）；标有蓝色三色三角的西班牙共和国和国际纵队的成员：标有玫瑰色三角的同性恋者；也标有紫色的拒绝服兵役者，其中主要是那和华教的信徒：最后还有标有绿色三角的刑事犯。
被关进集中营的人有多少？多少人在集中营丧生，难以作出即使是大概的估计。集中营的大部分行政档案在战争结束时被党卫军销毁或在轰炸时被炸毁了。因此，所有公布的数字都不足为信。事后，也不可能进行任何统计。应当承认，被囚禁和被杀害的人数多达几百万。重要的不是罹难者的人数，而是集中营制度的含义、它所采用的手段及它那荒诞不经的伦理观念。
这是因为，在集中营里，最坏的遭遇并不是死。在党卫军的种族政策中，灭绝暴行还伴之以残酷的凌辱手段。纳粹的根本用意是在囚徒中制造极端卑贱感，使他们始终在这种自惭形秽的精神压力下活着。一位在1940 年至1945年被囚禁的德国政治犯E·克虏伯菲尔一科贝尔维茨权威性地描绘了他在集中营监禁期间所受到的驯化乃至系统的精神蹂躏情景：
我们被分成若干小组，被剥夺了人的权利。他们用一些庸俗不堪的、荒谬的东西压抑我们的精神，使我们失去自我意识..我们被剃成光头。他们让我们穿滑稽可笑的条纹衣服。后来，我们一天比一天更甚地感到我们是多么愚蠢：不会铺床，不会自己洗饭盒，也不会清理自己的橱柜。当我们学会了该怎样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又发现我们没在党卫军成员面前毕恭毕敬地站立，或者忘了扣上钮扣。作为惩罚，我们被迫下跪，有一个大学教授也下跪，那样子真滑稽！..
有时，他们要我们蹦跳，要我们跪着跳，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还得把手伸向前方。有时，他们又叫我们在地上打滚，在泥泞里打滚..我们成了木偶。但我们必须忍受这一切，每天都忍受着，这被说成是英雄主义行为。点名时，他们让我们光着脑袋站在雨里。第二天，我们还没有恢复疲劳，又迎来了这没有尽头的充满着凌辱和苦难的一天。晚上，一天劳动过后，我们又被迫在风里雨里站立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疲倦，困乏，饥肠辘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此生活。我们还常常遭到宿舍或禁闭室的头头们的最粗鲁的殴打和辱骂。我们被折磨得精疲力尽，躲在床上，失去任何希望，更不敢想被释放的事..他们把我们变成了一些面目可笑的人，把我们变成了一本注册簿，一本越来越残破的账本，直至腐烂，最后被烧毁。他们还嘲笑我们，说我们就象臭狗屎一样没有任何价值。对我们来说，他们唯一的仁慈就是他们的手枪。我们本来是堂堂正正的人，可他们硬要把我们变成另一种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昂首挺胸去接受他们的子弹呢？是因为我们珍惜生命吗？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让他们享受枪杀我们的快乐吗？是因为我们还盼望有一天能被释放或得到自由吗？..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还不能侮辱我们的内心吧..
和希特勒所讲的“彻底解决”一样，纳粹党的领袖们后来在处理他们所认为的“犹太人问题”时，便使用了“全面、总体解决”等说法，正如有人所指出的，“解决问题”的含义并不排除从“肉体上消灭”、“解决”对象的可能性。此外，在后来缴获的所有关于“最后解决”犹大人问题的文件中，德国人使用了一些含义与此相同的词汇表达他们的思想，如“斩草除根”、“消除”、“排除”等。1943 年10 月4 日，正值战争全面展开之时，希姆菜本人在彼森发表的极其恶毒的演说中，就使用了“排犹”、“铲除犹太人”等说法。人们可以而且已经提出与此相反的看法，即纳粹分子一直用温和的词句掩盖其灭绝犹太人的真实意图。就算是如此吧。但是，第三帝国的反犹历史表明，虽然纳粹早有灭绝犹太人的意图，但也只是在1941 年至1942 年冬天美国人参战后，这种意图才开始被付诸实施。
集中营里的盖世太保正式称呼是“政治处”。它的中心设在奥斯威辛Ⅰ号集中营。
这是一个宗教裁判所样的组织，在犯人、雇佣人员和党卫军分子中都有其密探。它的爪牙时刻待在集中营里，并随时可能搜查突然碰到的犯人和在营中工作的雇佣人员。警卫人员乘坐摩托车和小汽车在营中来回巡逻，严密监视，不让犯人和党卫军或者雇佣人员进行接触。
盖世太保分子柏格尔、勃洛亚德和格拉勃涅尔尤为臭名昭著，他们屠杀了数千人。
有必要说明一下集中营内（包括奥斯威辛比克瑞灭绝营）盖世太保（政治处）的作用和任务。奥斯威辛，这是犯人，特别是政治犯人生命历程上的最后一站。这些犯人被盖世太保送到集中营时，都随身带有身份证明，上面写着：“不宜返回”。在这里，对于盖世太保来说，每个不宜返回的人都应该“消失”。怎样办？在什么地方？没有指示。在这个问题上，盖世太保可按照集中营头头的“口味”便宜行事。纳粹分子的计划基于这样一种设想：政治犯人在集中营的犯人中间，较之在狱中或在军人牢房中能更快地暴露自己。
送到奥斯咸辛的“危险的”政治犯，都终身不得自由。这些犯人有特殊的档案。尽管他们中间也有犹大人，但是从来不把他们送进毒气室。在保存在集中营档案里的有关他们的文件上，都有特殊的符号。
这些犯人被强迫和所有的囚犯一样干活。但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日夜监视，期望能发现他们的政治活动。奥斯威辛和比克瑙政治处的党卫军费尽心机地想找到各个抵抗小组，并跟踪那些“形迹可疑的”政治犯，尽管这种阴谋很少能得逞。
为了更有效地监视犯人，盖世太保采取了各种处心积虑的方法。他们用给干轻活和增加食品量的办法，收买某些犯人。而当这样的叛徒在犯人中间暴露时，他们就把他迅速送进毒气室。
党卫军分子还常常套上囚犯的衣服，混进犯人中间去，以便从判处死刑的犯人口中获取情报。这些死刑犯人关在奥斯威辛I 号囚舍。党卫军分子把他们送到这座囚舍，答应只要他们提供有关I 号囚舍的犯人们的情报，就让他们活命和自由。党卫军分子是很懂得判处死刑的人们的心理的，他们都想利用这一机会。他们知道，每个囚犯在狱外部有亲人，都想向亲人传递一点消息。通常，囚犯们在死亡面前都向同营的伙伴们但露自己内心深藏的秘密。但是，政治犯却保持警惕，如果有谁表现得不可靠，马上就疏远他。
政治处的爪牙们谨慎地保守着比克瑙的秘密，绝不让它越出集中营的墙壁，讲述在比克瑙所发生的一切是严禁的。
要是有人从集中营逃跑了，警笛就把全体犯人叫来点名，因为不如此就无法确定究竟是谁逃跑了。
点名通常要持续好几个小时，犯人们要一直站着。同时，党卫军和卡保还要对全营及其周围地区进行搜查。
如果逃跑者彼抓住，他就落到盖世太保的手中，遭到审讯，要供出逃跑计划和同谋者。如果发现逃跑者有钱和在营中偷到的物品，他们就要把他关到单人牢房里扣押好几天和好几周。
最机智的逃跑者是苏联人。1942 年10 月，一批苏联战俘实现了一次最勇敢的集体逃跑。晚点名后，一些苏联战俘在党卫军押解下对营区进行搜查，因为有一名犯人不是逃跑，就是躲藏起来了。当苏联战俘们一出现在高耸的了望塔旁，他们就高喊一声“乌拉！”推倒了望塔，塔上的党卫军被摔倒在地，于是他们就乘乱逃跑了。
后来，比克瑙又来了几列车苏联战俘。他们相互帮助，坚强地忍受着营中的恶劣条件。
苏联人通常是这样逃跑的：干活时，他们在地里挖掩体，在干活临近结束时躲到里面去。由他的一位同志把掩体封住。当夜色降临，逃跑者就从藏身处跑出来，爬过铁丝网，跑向东方，跑到前线去。
1944 年春天，警笛刻板地在5 点钟左右吼叫起来，宣告一名苏联战俘或者甚至是一组苏联战俘逃跑了。而苏联逃跑者被抓回集中营的事情却一次也没有发生过。从居民对囚犯们抱敌视态度的集中营周围地区穿越出去，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在女营中也发生了几次逃跑事件，参与者也都是苏联妇女。
1943 年初，一名逃跑犯人的两名亲人被抓到比克瑙。所有的犯人被迫列队从逃跑者的母亲和未婚妻的面前走过，这两个不幸的妇女手中举着小牌子，上面写着：死亡威胁着任何一个想从集中营逃跑者的亲属。
1944 年春天，党卫军又搞了一次这样的把戏：命令所有的犯人列队走过在试图逃跑时被枪杀的犯人的尸体。
根据囚犯地下组织的决定，要分批组织逃跑，逃跑要五人一组：在比克瑙干活的奥斯威辛Ⅰ号营三名，比克瑞的两名。一次，逃跑者藏在集中营的障碍物里面。同志们给他们拿来食物、指南针、地图、剪刀和两支手枪。
下午4 时，警笛宣告有人逃跑了，全体犯人被赶回营来点名，少了五个人，于是，党卫军和卡保搜查营区，犯人们不得不站到很晚的时候。下一夜，三名逃跑者在试图越过封锁线时被枪杀，另外两名不得不折回原来的隐蔽地点。翌晨，地下组织得知，其中一人受了重伤，需要医疗，另一名因逃跑的悲惨结局而沮丧。
一名囚犯医生想法来到了掩体。他检查了伤员，并告诉地下组织，他的病势没有希望。地下组织的成员秘密给逃跑者供应食物和饮水。三天后，伤员决定去向集中营当局自首，局势变得极其危急。于是，地下组织决定将他处死。这五个囚犯中最后只有一人逃了出去。
但是，逃跑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因为每一个犯人都知道，如果不逃跑，在比克瑙别无生路。从比克瑙逃跑的总计有数百名囚犯，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成功地摆脱了党卫军的追捕。
一些犯人试图逃跑而被处死，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了党卫军所用的奸细。
囚舍长施奈德尔就是这样一名奸细。他和犯人开诚布公地谈话，宽恕他们无关紧要的过失，帮着做一些“组织”工作，最后答应帮助犯人逃跑。两名波兰犯人为施奈德尔弄到了很珍贵物品，并和他谈妥：他将他们带过重重铁丝网。
一天，施奈德尔带着一纸提审公文来找他们。准备逃跑的两名波人跟着他走了，但施奈德尔并没有将他们带出铁丝网，而是带到“库房”里，交给盖世大保，并在那里声称：他们想逃跑，因而试图收买他这个党卫军人。于是，这两名囚犯受到讯问和拷打，最后被绞死。
如果不是一个被吊死的人“讲述”了这一切，这些犯人就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是怎样被抓获的，谁杀死了他们。在他的尸体上，囚犯们看见了用化学铅笔写的一行字：“囚舍长施奈德尔出卖了我们，为我们的死难报仇！”
还有另外一件党卫军的阴险勾当：有一位叫布洛·兰格尔的斯洛伐克人，在党卫军中发现了一个当囚舍长的中学时代同学，这个人答应帮助兰格尔逃跑。他只要求兰格尔掏出一些钱来。兰格尔和四个囚犯一起凑足了这个党卫军分子所要求的数目。
兰格尔建议他们也一起逃走，他保证说，这个党卫军分子是他童年时的朋友，可以信赖，他们没有同意。第二天早晨，他们就和兰格尔分手了，并瞧着他们怎样和其他的犯人一起去干活。
这个党卫军分子和他的一名同伙来履行诺言了。他们来到兰格尔和他的同志们干活的地段，要卡保让兰格尔等到铁丝网外去干活。这些犯人在党卫军的押送下走出了铁丝网眼看逃跑就要成功。党卫军押着他们走了两公里，然后就背信弃义地枪杀了这五个人，并抢走了他们身上的财物。回到集中营，他们向长官报告，有五名犯人企图逃跑，被他们击毙了，为此，他们得到了奖金，还休息了三天。
惨遭不幸的逃跑者的尸体，黄昏时运回，放在集中营入口处的椅子上。犯人们收工归来时，随着一声“向左看！”的号令，必然要看到这些残缺不全的尸体。集中营领班达尼什站在尸体旁边，活像市场上的小贩在声嘶力竭地叫嚷：“谁想逃跑，这就是他的下场！”
因企图逃跑，被杀死的还有一名党卫军分子彼斯迪克，他是罗马尼亚人。他和游击队合作，试图帮助几名囚犯逃跑。然而，他是费了好大的劲才取得犯人们的信任的。
1944 年5 月，捷克斯洛代克军队的军官、比尔森人雅罗斯拉夫·莱杰列尔从比克瑙逃跑了。他是穿着党卫军的制服，和彼斯迪克一起离开营房的。
彼斯迪克后来又返回集中营来帮助其他的犯人逃跑。
比克瑙的前29867 号囚犯约瑟夫·海曼讲述了有关彼斯迪克的下述事情：“1942 年春天起，我被编进了清尸队。每天，我要跑遍各个集中营，清查在最近24 小时内死去的犯人数字，随后再用载重卡车把他们运进陈尸棚。这种工作使我有可能出入各个房，方便了逃跑的准备工作。
1944 年3 月，囚舍长彼斯迪克（我认为他和别的党卫军分子没有两样）对我说：‘我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人，尽管我穿了一身党卫军的制服。我从不责罚犯人。我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每周有一次，我能到克拉科夫和卡拉维采去，在那里我要报告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想搭救犯人’。我没有相信他，彼斯迪克接下去说：‘什么样的危险在威胁着你们，您是知道的。难道捷克犹大人家庭集中营里的惨剧对你们还不够吗？下一次该轮到你们了，你们怎么办？决定吧，我能把你们带出去。’
我将波斯迪克的建议告诉了一位同志。他警告我，让我想想过去几次和党卫军分子的这种合作都是以不幸终局的。我承认他的话是对的，就对波斯迪克说，我要是逃了，巨大的危险将威胁我的妹妹，还有一位亲戚，以及比克瑙的囚犯们。彼斯迪克理解我不信任的原因，试图再次说服我，但我还是没有相信他。
在我们谈话数周后，彼斯迪克不见了，和他一起走的还有捷克犹太人家庭集中营的雅罗斯拉夫·莱杰列尔。显然，彼斯迪克说的是真话，而我错了。彼斯迪克不仅给莱杰列尔搞到了党卫军制服，而且弄来一辆自行车，他们二人一起离开了集中营。这件事无论是对党卫军，还是对囚犯们，尤其是对我来说，是完全意想不到的。我很懊悔没有听彼斯迪克的话，于是我继续做逃跑的准备工作。
5 月25 日，我得知，从前的党工军分子，现在的游击队员波斯迪克穿着党工军制服又回到集中营里来了，并在BⅡ营区的称为里西哥的尚未竣工的囚舍里等我。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我走进集中营，一个看守朝我走来，进行搜身，同时把一张彼斯迪克的条子放到我的口袋里，条子上写着，他何时何地等我。
当我在彼斯迪克的藏身处找到他时，他举起两支手枪瞄准我说：‘我希望，这一次你该相信我了吧。要是想跑，就准备吧，11 点半我们一起走。’
除我外，彼斯迪克还想搭救其他几名囚犯。他们中间有长得极漂亮的少女列涅·海曼诺娃，她是捷克犹太人家庭集中营的女犯。彼斯迪克爱着这个姑娘，显然，这是他再次回到集中营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作好了逃跑的准备，并在规定的时间年来到了指定地点。还在远处，我就发现，在彼斯迪克藏身的办舍发生了什么不顺当的事情。原来，彼斯迪克被党卫军发现了。要往回返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我走进捷克犹太人家庭集中营，迅速扔掉所有的物品，并脱掉身上的衣服。
刚刚换好衣服，我就听见，人们在集中营里到处找我。三名粗壮的党卫军分子走进了囚舍。他们一见到我，就嚷叫起来：‘彼斯迪克呢？’
“不知道”我回答说，为此，我被打掉了两颗牙齿。
他们将我打得皮开肉绽，然后把我带进了望塔，在那里我看到了彼斯迪克，他被反剪双手吊在窗格子上。他们也把我吊在另一扇窗子上，照样反剪双手，他们把我们放在一起，是期望我们会单独谈些什么。
随后，集中营的警卫长官施瓦尔茨古贝尔亲自对我进行审问。我什么也没有承认，他们就把我和彼斯迪克绑在一起，送进了奥斯4 威辛臭名远扬的11 号囚舍。这真是一个奇特的情景：一名浑身血淋淋的党卫军分子和一个犹太犯人，捆绑在一起，被送进了监狱舍，从这里极少有人能活着出去，进入这座囚舍意味着只有等待死亡。
彼斯迪克经受了无数次的拷问，一个月后被枪杀了。
而他们让我活下来是为了充当彼斯迪克“罪行”的见证人，以便好向上级盖世太保证实他们没有参与此事。集中营的警卫长官施瓦尔茨古贝尔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中止了审讯，宣判我在集中营终身监禁。
1944 年10 月26 日，我终于被装进一列满载囚犯的军车送到巴伐利亚去。弯曲的手指和拷打留下的累累伤痕使我至死也不会忘记比克瑙。”
关于在所有的德国集中营里，自然，也包括比克瑙，所使用的惩罚手段，可以写整整一本书。各种惩罚都是按照德国方式巧妙安排并精心实施的。
除了各种惩罚和殴打外，盖世太保和卡保还对长官打专门的报告，集中营警卫长官对此从不加以审查核对，就宣布对被告犯人的判决。
最常用的刑罚是责打25 鞭。通常在点名时，当着全体犯人之面行刑，犯人们在整个行刑过程中必须脱帽肃立，受刑人被绑在一种“木山羊”上，然后由党卫军分子或卡保凶狠地、有节奏地鞭打。
这种在集中营内司空见馈的刑罚，通常是在有几个犯人都该受鞭答时一起执行的。犯人们在“木山羊”前站成一排，等待着轮到自己去挨打。皮鞭或者钢索抽打在皮肤上的呼啸声撕裂周围死一般的寂静。被绑在“木山羊”上的犯人的软弱无力的身驱在鞭答中抽搐。很快，犯人就皮开肉绽，满是鲜血的衣服碎片四处横飞..在整个行刑过程中，被鞭答的人自己要大声报数。要是有人疼得失去知觉，无法再报数，就要被重新鞭打。而在鞭答之后，犯人必须到集中的警卫长官那里报告：“长官先生，××××号犯人衷心感谢领受25 鞭。”
被“正式”判处体罚的犯人规定要接受医生的检查，以便查清他是否能经得住这种惩罚。
但党卫军医生从来不检查这样的囚犯，然而，报送柏林帝国中央保安局的行刑详细报告却都是由医生作证的。
在一种特别报表里，详细记载犯人挨了多少鞭打，行刑后身体情况如何，报告由集中营警卫长官和三名党卫军军官签署。
犯人们还常常在囚舍内受到“非正式”的刑罚。在这种情况下，刑罚由囚舍领班来执行。因为囚舍中没有行刑的“木山羊”，犯人不得不将头伸进炉口里去，而领班则用粗木棍来代替微不足道的长鞭。
犯人们还常常被饿着肚子罚站，在门外站上整整一天。在严寒季节，犯人们有时因此冻饿而死。
直到1943 年，在比克瑙为了进行惩罚，都使用了种特殊的笼子，这种笼子狭小得只能站两个人。常常发生这样的事：一名活犯人贴着一个冻饿而死的人站立着。这个笼子放在BIb 营的3 号囚舍内。
对于整组整组的犯人或者整整一队的犯人，如果他们干活不好，或者有人从集中营逃跑了，通常就使用一种叫“运动”的惩罚。盖世太保或者卡保强使犯人们迅速趴在地上，再跳起来，匍匐前进，再双膝行走。这种刑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多数犯人再也不能从地上爬起来，而其他人在如此“运动”后，数天内都痛楚不堪。
华沙人斯特凡·加尔巴尔斯基是一名老囚犯，对集中营生活有丰富的经验。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几乎要了他的命。
加尔巴尔斯基在厨房里弄到一锅汤。锅太沉了，他把它放在地上。几个饥饿的犹太犯人刹那间扑了过来。
加尔巴尔斯基生气了，动手把他们轰开，并叫喊说：“反正一样，大家都得进焚尸场！”
为了这句话，他可能送命，尽管他讲的是所有囚犯都知道的真话。在一旁目睹这一切的盖世太保分子抓住加尔巴尔斯基，把他带进守卫室，在那里进行记录，加尔巴尔斯基因散布关于焚尸场的谎言而被判处在仓库里监禁25天。
只是靠了在仓库干活的囚犯们的帮助，加尔巴尔斯基才活了下来。直到获得自由后，他还长时期都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残酷地惩罚他，因为盖世太保分子是从来也不隐瞒他们仇视人类的计划的。
对细小过失的惩罚采取什么形式，全凭盖世大保分子个人的高兴，犯人们整理不好床铺或者干活不使劲，这都是过错。而如果搜查时，在犯人那里发现了亲属的照片，写给营中其他囚犯的信件、食物或者贵重物品，那他就要遭受可怕的惩罚。
转入监狱舍是对某些过错进行惩罚的常规措施。而来到这一囚舍就必死无疑。
监狱舍和所有其它囚舍隔绝，最初叫BIb 营1 号囚舍，后来改为BId 男主营2 号囚舍。党卫军说它是“教育舍”，而实际上，在那里，盖世太保的兽行登峰造极。
“铁的纪律”——盖世太保分子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侮辱和惩罚的。
在监狱舍，劳动条件最恶劣，卡保也最残酷。他们打死的人愈多，他们从营中出去的希望就愈大。
为了使囚舍的犯人和营中其他囚犯易于区别，在他们上衣的前后襟缝有黑圈，而对那些被怀疑企图从集中营逃跑的犯人，则缝大红圈。特别危险的政治犯还另外有“YM”两个字母的标志。意思是，他们无权离开集中营的土地。
被判处在惩罚队干活的犯人干的都是最昔的土方工程。他们在任何天气里都得在露天劳动。冬天也好，夏天也好，他们干活时都是一身单衣，一双木屐，不穿袜子。他们能否领到一份食物，全靠囚舍领班或者卡保的个人意志所断。在囚舍里，犯人们睡在没有垫褥的光板子上。夜里在监狱舍睡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那里通宵在拷打犯人。舍内根本不生火。直到1943 年，惩罚队的病人都不能去医院治疗。
集中营里的死刑是在所有的犯人面前当众执行的，刽子手是德国罪犯——卡保。
公开执行的目的是恐吓犯人，使他们永远打消逃的念头。
但是，在这个每天都杀害数以千计的无辜者的集中营里，作出这种宣读由希姆莱本人签署的判决的戏剧性表演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死刑判决达不到目的，被判决的人表现得沉着坚定，反而鼓舞了其他犯人继续进行斗争。于是，在第二天，警笛又吼叫起来：又有人试图从集中营逃跑了。
32704 号犯人，后来回到祖国的亚历山大·埃森巴赫的经历是盖世太保这种审判的“人道”例证。
1944 年初，埃森巴赫在奥斯威辛的各个集中营收集尸体，并将它们集中到BIf 营的陈尸棚。他在集中营地区能相当自由地活动，所以他和三名囚犯想法要逃出去。
1944 年3 月2 日，这四名犯人消失不见了。在公路上发现了他们运送尸体的板车。逃跑者在一个木柴仓库里藏了两昼夜。
第三天夜里，他们试图跑往斯洛伐克，但在离比克瑙40 公里的地方被德国护林人员抓住了。他们被带回奥斯威辛I 号营，并交给了盖世太保。
1944 年3 月7 日，他们和其他两名逃跑者被绑到比克瑙的监狱舍。逃跑者们的沉重预感开始应验了。还在白天，他们就听说，厨房前立起了两个绞架。晚上，“绿标”卡保出现了。六名逃跑者被绑着手，在盖世太保的押送下带到了行刑地点。整个集中营的犯人早已集中在那里了。
向那两名犯人宣读了判决书，随后他们就被吊死了。埃森已赫和他的三名同志等待着对他们的判决。但是，使所有犯人感到惊讶的是这四名逃跑者又被赶回了囚舍。这场极为残忍的滑稽剧就这样收场了，这些逃跑者被判处终身监禁在监狱舍和惩罚25 鞭。
1944 年9 月15 日，在比克瑞处决了一名犯人，波兰人约瑟夫·雅辛斯基。判决书中指出，他从集中营寄出了一封信，谈到了比克瑙的生活条件。正如判决书所说，这“已经构成威胁，这封信可能被敌人所利用，来损害德国政府的良好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