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盖世太保并不想把可能落入他们之手的欧洲犹太人杀掉，只是想把他们从德国人的生存空间中赶走。从法律方面来说、一切是从史学家们称之为“纽伦堡法”的制定开始的。“纽伦堡法”是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次年会上通过的。每年的大会都有一项特别的议题。
1933年纳粹上台以后，曾举行过“胜利的党代表大会”。1934年“长刀之夜”后，召开过“意志胜利的党代表大会”，翌年在纽伦堡还举行以“血统和种族”为中心议题的“自由的党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期间，国会在纽伦堡（不是在柏林）举行会议，通过了三项法律，其中一项涉及到保护德意志人的血统和荣誉问题。
其内容如下：
序言：确信德意志人血统的纯洁性是德国人继续生存的基本条件，本着保证日尔曼民族世世代代繁衍下去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国会一致通过如下法律：
第一条禁止犹太人与德国公民或与同德国公民有血缘关系的人通婚。为规避本法津而在国外缔结的婚约一律无效。并由总检察长起诉，宣布无效。
第二条禁止犹太人与德国公民或与同德国公民有血缘关系的人姘居。
第三条犹太人不得雇佣45岁以下的德国公民或同德国公民有血缘关系的人为佣人。
第四条禁止犹太人举德国国旗或升挂德国国旗。但他们有权升犹太旗，国家保护犹太人行使这一权力。
第五条违反本法第一条的，处以强迫劳动；违反本法第二条的，处以强迫劳动或监禁；违反本法第三条、第四条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罚款，或处其中的一种处罚。
第六条本法由内务部部长偕同元首代表和司法部长负责实施。
第七条除第三条从1936年1月1日开始生效外，本法从颁布翌日起生效。
纽伦堡1935年9月15日
这项法律没有提及德国犹太人佩带黄色星符。在这次会议上，希特勒解释这一新法律时的讲演值得特别注意。他说：这一法律是通过立法来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尝试，如果尝试失败，这一问题将由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依照法律彻底解决。
此外， 1935 年颁布的纽伦堡法毫不令人惊奇，因为那只不过是对当时实际情况的确认。从1933年1月30日开始，德国的犹太人可以说已成了二等公民。在几个月时间里，由于恐怖，但也常常是由于普遍自发地与周围的非犹太人疏远，他们几乎完全与非犹太居民隔绝。德国的犹太人甚至认为，纽伦堡法对他们是有利的，从此，他们不再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犹太人当时甚至提出合作“解决犹太人问题”。
希特勒、希姆莱和罗森堡一直主张将全部德国犹太人送往巴勒斯坦。这一主张与今天各国排犹分子反对犹太聚居区的犹太人，但赞成建立以色列国的立场是一致的。只是在希特勒时代，还不存在以色列国。最糟的是，英国人强烈反对建立以色列国，并千方百计阻挠（包括使用武力）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英国人曾受国际联盟委托对巴勒斯坦实行托管。 1938 年12 月，沙赫特博士曾想争取伦敦同意把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但未能如愿。
1935年，阿道夫·艾希曼被派到盖世太保新设的犹太问题组任职，他的顶头上司是党卫军少校菜奥波德·埃德勒·冯·米尔登施泰因。他开始同犹太负责人进行接触。此时，同化主义者正谈论所谓伟大的“犹太复兴”及“德国犹太人的伟大的建设性运动”，他们就犹太人移居的时机问题进行争论，好象这完全取决于他们似的。
艾希曼就任以后，他的新上司（冯·米尔登施泰因）命令他阅读特奥多尔·黑尔茨尔的《犹太国》，艾希曼读了这部犹太古典文学巨著便很快信奉了犹太复国主义。这似乎是他读过的第一部严肃的著作。《犹太国》深深地打动了他。因而（他后来在法庭上一再申述），艾希曼主张“政治解决”（与“肉体解决”相区别，前者意味着驱逐，后者意味着消灭），并设法为犹太人争取一块安身之地于是，艾希曼通过讲演和写文章开始在盖世太保内广泛宣传犹太复国主义。他学了一点希伯莱语，这使他能马马虎虎地看懂意第绪语的报纸。他很容易地获得了成功，因为意第绪语是一种用希伯莱文字母书写的德国古方言，每个讲德语并学过几十个希伯莱文字母的人都能看懂。艾希曼还读了阿尔道夫·波霍姆垢《犹太复国主义史》（在法庭上，他把它与黑尔茨尔的《犹太国》混为一谈了）。对于像他这样一个人来说，这无疑是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因为，他本人承认，除报纸外，他从不愿意阅读任何书籍，也从不翻阅家庭藏书（这使他父亲非常失望）。
艾希曼与犹太知名人士（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初步接触是十分令人满意的。据艾希曼本人说，他的“理想主义”导致对“犹太问题”感兴趣。与他一向憎恶的同化主义分子和使他讨厌的正统犹太人相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与艾希曼一样，都是“理想主义者”。艾希曼认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应是一个为自己的信念而活着的人，一个准备为这一信念而牺牲一切的人。鲁道夫·卡斯特纳博士是艾希曼结识的犹太人中最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后来在流放匈牙利犹太人时，他与卡斯特纳进行了谈判。两人当时达成一项协议。艾希曼让几千犹太人“非法”去巴勒斯坦，作为交换条件，将被遣往奥斯威辛的几十万犹太人在集中营中须保持“秩序和平静”。此外，这几千幸免于难的人将从这一协议中得到好处。这些人是犹太名流和青年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成员。用艾希曼的话说，他们是未来犹太国的“最佳生物原料”。
1937 年，艾希曼陪同党卫军少校冯·米尔登施泰因的继任人霍伯特·哈根前往巴勒斯坦视察犹太人的安置情况。
1938年3月，艾希曼从巴勒斯坦回来后被海德里希派往维也纳，以一种新方式组织移民。当时在德国流传说、想离开德国的犹太人可以离开，但也并非必须离开。在新近并入德国的奥地利，艾希曼所承担的任务则是：组织“强迫移民”。“强迫”一词把事情表述得再确切不过了：所有的犹太人，不论其意愿和国籍如何，都必须迁走。实际上，他们是被驱逐。
在审判中，艾希曼回顾起他这十二年的生涯，总是口口声声地把他在维也纳的一年说成是他一生中最幸福、最成功的一年。调维也纳任职是他什途中第一个重要阶段，在此之前，他的晋升十分缓慢。他功名欲极强，所取得的成就也十分惊人：在不到十八个月的时间里，奥地利“扫除”了近15万人，占奥地利犹太人的60％。他们都是“合法”迁移的。
1938年，4万名德国犹太人也移居巴勒斯坦。翌年，又迁去78，000人，而另外789，000人也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迁往希望之乡。由于艾希曼的努力，总共有35 万8 千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这些人是未来以色列国的主要国民。须指出，这次由海德里希的盖世太保和犹太准军事组织哈加拿赫共同组织的大规模“合法”移民是用船只秘密运送的，这样做是为了避开英国为阻止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而进行的拦截。1939 年大战的爆发，突然结束了这一犹太人秘密组织和盖世太保的奇怪联盟。
艾希曼是怎样组织这次大规模移民行动的呢？如同海德里希在和戈林的一次会谈时所说的那样，其基本思想是既简单又具有创造性的：
我们应当从要求迁移的犹太人富户身上诈取一笔钱。只要他们交一笔钱（外加一笔外汇），才能使穷人离开。这是因为，让富人迁走是不成问题的，但要穷人迁走却不那么容易。
还需解决行政手续问题。正是在此方面，艾希曼首次显露了他的才干。他设计了一种真正的“流水作业”法。为出“成品”——护照，所有主管部门负责人，包括警察、财政部、税务局官员都必须亲自到场为要求迁移的犹太人“服务”。后者无需从一个机关跑到另一个机关办手续，这样他们就可以免遭侮辱性的挑剔，也无需行贿。“流水线”进行得十分成功，以致艾希曼“邀请”了柏林的犹太团体负责人前往参观。参观后，这些负责人无不感到惊愕，他们说：
这简直是一个自动化工厂或面包店的磨坊。那些还拥有一些财产（一个工厂、一爿商店或一笔银行存款）的犹太人被带到大楼的一端。他们依次从一个柜台走到另一个柜台，从一个办室走进另一个办公室，穿过整座大楼。当他们从大楼的另一端走出时，已是两手空空，失去了金钱，失去了权利，所得到的只是一本护照。护照上写着：你必须在15 天内离开奥地利，否则你将被关进集中营。
然而，在艾希曼头脑里，一切有关犹太人的问题是极其混乱的。后来，他在被审时对法庭庭长这样说：
在维也纳，我把犹太人看作是值得尊敬的敌对分子。我想寻求一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公平解决办法..那就是为犹太人找一块他们借以生存的地方，一块归他们所有的土地。我很高兴地为寻求这一办法作出了努力，这也是犹太人自己通过他们的组织表示赞成的办法，我认为，这是最合适的解决办法。
事实上，艾希曼如不健忘并得到辩护人的帮助的话，他在法庭上本可以列举某些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他对历史的说法。这些事买大概可以证实，纳粹起初实行的犹太政策无疑是倾向于犹太复国主义的。
战前，在纳粹分子看来，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一些通“情理”的犹太人，他们也具有民族意识。因此，纳粹当局毫不犹豫地与巴勒斯坦犹太人办事处签订了一项他们感到十分满意的“移民协定”。根据协定，允许移民把他们在德国购买的东西运往巴勒斯坦，以便到达后换取英镑。这很快成为犹太人带走金钱和确保在“希望之乡”定居的唯一合法办法。
同一时期，巴勒斯坦犹太人密使没有与他们认为过分温和的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巴勒斯坦犹太人办事处联系，就与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进行了接
触。他们谋求通过各种秘密办法促使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表示乐于帮助。与艾希曼在维也纳谈判的犹太人密使说他“头脑冷静”、“有礼貌”。艾希曼交给他们一些农场。他们把这些农场办成未来的基布兹职业培训中心。在那路撒冷法庭上，一位证人说：
有一次，为了给犹太青年一个实验农场，他赶走了一个修道院里的修女。还有一次，他在盖世太保负责人的帮助下，为犹太移民准备了一列专车，把他们运到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在南斯拉夫兴办的实验农场。这样，他们才得以顺利地通过了边界。
这些巴勒斯坦使者希望挑选“合适的材料”，他们可能是第一批公开讨论双方利益的人。总之可以肯定，他们也是第一批能够在集中营里挑选“年轻的犹太开拓者”的人。正是由于他们，纳粹的恐怖行动才得以迟一些时候出现。
当战争爆发后一个月，海德里希把艾希曼召回柏林。海因里希·缪勒被任命力盖世太保首领，艾希曼接替他任帝国犹太人移民中心（盖世太保B 科4 组的变形）主任。从此，他不再认为向外移民是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了。
战争爆发后，在欧洲运输移民十分困难。由于英国掌握了制海权，已完全不可能再向巴勒斯坦运送移民。此外，帝国刚刚武装占领了波兰，这又增加了250 万犹太人移民，即使是用当初实验过的“流水作业”法组织移民，现已过时了。
当海德里希要求艾希曼制定一项替代解决办法时，艾希曼仍只是考虑给犹太人一块定居的土地。
似乎是受到他在维也纳的上司施塔勒克博士的启发，这位新任帝国犹太人移民中心主任提出了“尼斯科方案”：即在被吞并的波兰境内划出“一块尽可能宽广的、与其它地区隔绝的地方，将之建成犹太人自治保护国”。
艾希曼和施塔勒克主动前往波兰进行勘测。他们来到离苏联边界不远的萨恩河畔的拉多姆县，看到一片辽阔的土地。这里有村庄、集市和城镇。他们说，“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地方，首府可设在尼斯科”。
新的“解决”方案似乎是势在必行。艾希曼和施塔勒克征询了海德里希的意见，后者表示赞同。主要来自奥地利的几十万犹太人（约30 万）被乱糟糟地流放到盖世太保军官埃里希·拉雅科维奇所说的“元首赐予的新祖国”。拉雅科维奇后来被责成流放荷兰的犹太人。他在对将被流放到尼斯科的犹太人讲话时说：
“那里没有住宅，没有房屋。如果你们自己动手建造，你们就会有一个窝。那里也没有水，周围的水井里病菌滋生：有霍乱菌、痢疾菌、伤寒菌等。但如果你们自己掘井，你们可以找到水源。”
看来，这个“新祖国”是块美好的地方啊！可艾希曼在受审时说，此事没过多久就遭到纳粹驻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的阻挠。弗兰克跑到柏林告状说，这块土地是“属于他”。迁徙工作因而遇到障碍：弗兰克想独自解决犹太人问题，他不愿意犹太人进入他的辖区，到达波兰的犹太人应立即驱逐出去。
他们确实被驱逐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1940 年4 月13 日起，几万犹太人被遣返到德国和奥地利。在被遣返回维也纳的犹太人档案中可以看到“从职业培训中心返回..”等字句。
为了给犹太人找到一块生存之地，艾希曼又作了第三次尝试。他提出了“马达加斯加方案”：把4百万犹太人从欧洲流放到非洲东南海岸附近的马达加斯加岛。这个法属岛屿面积为36. 4227 万平方公里，土地贫瘠。岛上住着447万土著人。这一设想起初是由外交部提出的，并呈报了海德里希。
1940年6月18日，希特勒对墨索里尼宣称他“可能在马达加斯加建立一个犹太国。”
在入侵苏联前一年中，艾希曼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实施这一计划。然而，除了艾希曼和几个小人物外，真正对“马达加斯加方案”感兴趣的人寥寥无几。该方案只不过是块招牌而已。事实上，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此时正盘算着消灭欧洲的犹太人。无论排犹主义者怎样紧跟希特勒的思想，无论他们是多么有诚意，他们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希特勒的要求。因此现在必须使他们明白，只有全部消灭欧洲的犹太人才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除此以外，任何特别立法、任何犹太区都不足以解决问题。这样，在一年后，当宣布“马达加斯加方案”“已经过时”之时，人们在思想上已经适应了新阶段。既然没有任何一块土地可以容纳犹太人，那么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将他们消灭。
但“巴巴罗沙”行动（进攻苏联）的准备工作扰乱了德国反犹主义政策的执行。随着武装部队进军苏联，希特勒命令特别人绝小组（盖世太保特别行动队）负责“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领袖人物（由于荒谬的混淆，他们一贯被视作苏联的犹太人）。这就向实施“从肉体上灭绝”欧洲犹太人的政策又推进了一步。此项政策是何时确定的呢？在纽伦堡法庭上，有人出示了戈林在1941年7月31日给海德里希的一项书面指示。他这样写道：“我授予你全权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以便最后解决在德国统治下的欧洲各地的犹太人问题..”
在法庭上戈林狡辩说，“最后解决”并不一定意味着是“消灭”或“灭绝”。
后来，纽伦堡法庭在审理其它案件，特别是威廉街一案和纳粹组织（党卫军、保安情报处、盖世太保..）各案时，发现了一批新的材料，尤其是1942年1月20日的万湖会议记录。但这一奇怪记录的正式译文，无论是法文本还是英文、俄文本都违背原意。例如， Die Zuruckdrangung der Judenaus dem-lebens raumdes deutschen Volkes，其本意是：“把犹太人从德国人的生存空间撵出去”。但却被译为“把犹太人消灭在德国人的生存空间”。
事实上，对于犹太人问题，在德国各部门似乎存在着两派意见：“激进派”（最后占了上风）拒绝拖延等待，认为只有从肉体上消灭才能解决；“温和派”则倾向于在进行交易以前先使犹太人“冬眠”起来。推行灭绝政策的最高权势人物希姆莱有时也不得不对“温和派”的反对态度作出让步。
海因里希·缪勒于1942年12月写道：应把凡是其亲属在美国有影响的这些犹太人都关进一个特别集中营，让其活下去..这些犹太人是我们的宝贵人质。我打算留1万人。
然而，奇怪得很，从所有缴获的文件和公布的证词看，盖世太保似乎并不是这旷古未有的罪行的策划者，而只是执行者。“最后解决”（其含义是灭绝）这一主意既不是出自希姆莱也不是源于海德里希，而很可能是戈培尔博士的创造。盖世太保曾对纳粹党粗暴的反犹主义，尤其是对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的反犹主义提出异议。《黑色团》于1935年6月5日撰文写道：“这是一种低级的反犹主义，它只能损害我们及德国的声誉。”
但大规模屠杀各类囚犯（此外还有突击队在东方占领区对斯拉夫人的杀害）仍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而且恰恰是由盖世太保于1942年在各集中营执行的。1941年11月，希姆莱对他的按摩师费立克斯·哀斯顿说：
“我知道最后解决措施将带来的痛苦，但美国人过去不也是这样做的吗？他们消灭了只要求在自己故土上生存的印第安人。伟大的悲剧就是踩着尸体开创新的生活道路。土地只有在经过净化才会结出丰硕的果实。我正肩负着这个沉重的责任。”
这种所谓的“责任”，最具体的表现在集中营中，而奥斯威辛就是一个血腥的见证。
奥斯威辛，由三十三个集中营所组成。全营分为三大区：
奥斯威辛Ⅰ号——主营。行政机构是盖世太保中心，为德军服务的军用经济企业部位于这里。
奥斯成辛Ⅱ号，官方称是比克瑙。其主要任务是，在毒气室中进行大规模屠杀。它包括几个较小的集中营：布达的农业营、加梅泽的养禽营、赖斯科的蔬菜营和一些化学实验室。奥斯威辛Ⅲ号，亦称布纳，是建筑和生人造胶和汽油的大型企业。它也包括几个较小的集中营，负责挖煤和生产水泥。
奥斯威辛Ⅰ号营于1940年春天创建。同年，5月20日，来自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第一批盖世太保分子和卡保来到这里。
1945年战争结束后，全世界有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都在询问：“我们的爸爸、妈妈、姐妹、妻儿、丈夫和兄弟在哪里？”
他们只知道，在1942、 1943 和1944 年，他们的亲人被送到东方，送到波兰的某个地方去了。一些人是从“比克瑙劳动营”得知亲人们最后的消息的。
比克瑙集中营位于奥斯威辛西边两公里处。
法西斯分子为他们最大的死亡工厂、虐杀数百万人之处选择了一个怎样的地点呢？
比克瑙位于沼泽地带，气候恶劣。死神在那里到处向人们窥伺。疟疾、伤寒、痢疾和其它疾病无情地折磨着早已奄奄一息的身躯。高烧病人无休止地受着干渴的折磨。而在比克瑙没有饮用水，到处都排立着警告牌：“严禁饮用”。但，无论是健康人，还是病人都不得不饮用这种不宜饮用的水。在酷暑和干旱季节，黑压压一片蚊虫包围着比克瑙，连飞鸟都要逃离这个地方，似乎感到在这片死寂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比克瑙集中营计有二十五万名犯人。它建筑在原先是宁静的农村的土地上，而现在那里成了一座巨大的奴隶城堡，周围都是铁丝网。在这座城堡里，囚徒们要耗尽所有的体力和心力。随后。他们就被送进焚尸场。比克瑙有四座焚尸场。它占地面积约两平方公里。分为下述几个部分：
营房，即关押犯人的地方。一些由东而西的公路将它分为三个区（BI， B Ⅱ和BⅢ）。 BI 区包括两个营，建于1941 年。BⅡ区有七个营，每个营里有二万名以下的犯人，从1944 年夏天起BⅡ区关押了二万六千名匈牙利妇女，BⅢ区于1944年始建，本是准备用于消灭战俘的，没有全部完工。
焚尸场——集中营里的主要建筑，总共有四座，编号是I、Ⅱ、Ⅲ、Ⅳ。焚尸场里有26座焚尸炉和8间毒气室。在最大的Ⅰ、Ⅱ号焚尸场里，毒气室建于地下，而在Ⅲ、Ⅳ号焚尸场里则在地上。
淋俗消毒站，位于Ⅱ、Ⅲ号焚尸场之间。那些被认为有劳动能力，而不送毒气室的人们从军事列车上下来就被直接送到那里。人们走进消毒室，而从里面出来就成了奴隶。
农业院，在这里劳动的都是妇女和儿童。
清除站，一座圆形建筑，位于Ⅱ号焚尸场和消毒之间。焚尸秽物在这里烘干和储存，以便用作农业肥料。
从上面的简短描述可以看出，比克瑙集中营和所有其它的集中营有着极大的不同。这是一个杀人集中营，一个屠杀东欧各国居民的法西斯中心。一切都证明，比克瑙正是一座巨大的死亡工厂。
开到比克瑙的每一列火车都是精心策划的。法西斯分子在被占领的国家中组织了所谓的招募局，搞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他们鼓吹向东方移民，首先诱骗犹太籍居民到那里去。而德国人在每一个国家都根据当地的条件以不同的方法行事。例如，在希腊和荷兰，他们发放到新土地和庄园去的应募证。为此，“移民们”要把自己的全部家产都交给纳粹分子。而在比克瑙等待“移民们”的却是骇人听闻的意外遭遇。只是到这时人们才开始明白，他们受骗了，被抢劫一空，让阴谋带到了一个谁也不能重返家园的地方。
1947 年，在对奥斯威辛集中营长官鲁道夫·盖斯的华沙审讯中，证人们指出，而且被告本人也承认，奥斯威辛集中营按其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铁路的布置，都是选作消灭首先是苏联战俘和犹太居民，其次是斯拉夫各族人民的中心的。
32046 号犯人、威廉·尤尔科维奇医生讲述说；
1942 年5 月，我开始在奥斯威辛的监狱医院里工作，并在那里待了两年半，所以，我对犯人生活的物质、卫生、心理条件、死亡情况以及纳粹治疗方法的实质了解得很清楚。
在奥斯威辛的医院里，病人被分为两个组。那些在纳粹医上看来，或者是无法医活、或者是虚弱到恢复健康需要太多时间的病人，划属第一组；那些可经过短暂治疗能回营和干活的人，列入第二组。
第一组病人被扒光衣服，赶进20 和21 号囚舍间的场地。再从那里一个个地赶进20 号囚舍。党卫军医生在一间专门的小屋子里，给他们往心脏部位注射酚剂，结果，几秒钟，最多一分钟，犯人就死亡。这是一种不需要花大本钱杀害人的极迅速的方法。两名担当护理工作的犯人把尸体堆码起来..
医生对病人从不诊断。他瞧着脱得精光的犯人，凭最初的印象，就判定他们是适合治疗，还是处死。
囚犯们害怕生病，因为他们十分清楚纳粹医生要拿什么样的人进行酚剂‘治疗’。令人感兴趣的是，犯人们认为这样死去是可耻的，而宁愿在试图逃跑中捐躯。
用酚剂杀死的主要是犹太人，其次是俄国人和乌克兰人。对于杀害其他民族的犯人很少使用酚剂。
1943 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区内，建立了一个生物武器研究所，负责人是盖世太保分子维贝尔。他是一个年轻的医生，热心于‘科学’研究，为了自己的试验不择手段地利用人肉和人血。在这个实验机构工作的有一些捷克犯人：布尔诺人托巴舍克教授、布拉格人雅诺什博士和马科维奇卡博士、科恩博士、彼特尔舍克和我。实验室的条件可以进行各种反应（细菌学的、血清学的和血液学的）和从事多项实验。
在这个机构的围墙内，人们利用人肉来作细菌的培养基。人肉到焚尸场领取，那里每天从各营区运来大量的尸体。实验用血从病人身上，或从刚刚被枪杀的犯人身上抽取，在集中营里，永远能弄到大量的人肉和人血，而这一切又都是厚颜无耻地悄悄进行的。
肮脏和饥饿，肉体和精神的摧残，悲惨的生活和永无出头之日的处境，常常使犯人很快坠入集中营里称之为‘穆斯林’的状态之中。‘穆斯林状态’，这是集中营里绝望和恐怖的情景：犯人们极度衰弱，疲惫不堪，只剩下皮包骨头，失却了力量，勉强能挪动脚步，穿一身破布片，浑身是虱子，被慢性胃病折磨得十分痛楚，眼睛塌陷。‘穆斯林状态’威胁着所有的犯人，因为谁也不知道，他能否逃脱一个被强劲的风暴所卷走的人的命运。这样的命运对于已经习惯于集中营生活变幻无常的老囚犯来说，是没有什么威胁的，但对于新犯人，它却是可怕的。
到1944 年夏天，在奥斯威辛，每个被判处死刑的犯人都发现有传染病。那时，医院里既无隔离室，又没有药品。如果说这种灾难般的状况得到某些改善的话，那只是由于犯人们自己想法搞来了必需数量的药品和医疗器具。大多数犯人医生利用他们所经手的药品，对治疗犯人作了一切可能的努力。
我们得以保护了许多犯人的生命。我们不仅医治好病人，而且骗过盖世太保，不泄漏对他们的真正诊断。隐瞒发生传染病的真相，使许多犯人免于进毒气室、苦役，有时甚至使他们免于体罚。
比克瑙首席党卫军医生、突击队中队长门格勒的活动，在纳粹集中营的历史上写下了可怕的篇章。这个医生曾因自己的‘功劳’而荣获铁十字勋章，是纳粹残酷和狡诈的化身。犯人们只要看到他一出现，就害怕得浑身发抖。当他在其双生子生物学的‘科学’工作中需要犯人医生的协助时，他对犯人的疯狂乖戾就会混杂着一种狡诈的殷勤。他以种族理论为依据，‘研究’环境对具有相同的遗传特征的人们的影响。
来到比克瑙的所有儿童，都被直接从火车站送进毒气室。门格勒博士在他们中间挑选他的‘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双生子，把他们安置在医舍里，有时还给他们补充一些食品。他进行各种人类学的测定工作以及各种临床和实验研究。有时，为了这些儿童，还让他们的父母活下来。双生子生物学领域全部‘研究’的唯一积极结果是：有数十名儿童活了下来。此外，他的研究工作没有任何科学价值。
下述事情可以证实门格勒博士的‘活动’。有一次，一个他所研究的孩子‘自然地’死亡了。在尸体解剖时，发现不知是肺部还是心脏有某种不正常现象。门格勒博士决定要弄清楚在其他双生子身上有无类似的现象。于是，他驱车来到营肉，用巧克力糖将一个孩子骗进了汽车，答应带他去兜风。当汽车一驶进焚尸场的院子，门格勒博士就掏出手枪，对准孩子的头部开了一枪。他命令他的助手去进行解剖，以便确定双生子是否有器官上的类似不正常现象。
刽子手门格勒负责选送犯人进毒气室。而每一次，当数千、数万人在死亡时，他的脸上总是出现极端残酷和淫威得到满足的表情..
第一座女集中营于1942 年3 月在奥斯威辛Ⅰ号营建立。在此之前，这里是一座男营，有一堵高砖场将其隔成两半。约一千名德国妇女，主要是些妓女，从拉文斯布鲁克妇女集中营转移到奥斯威辛来。在营里，她们的衣服上缝有黑三角。
大男营中，监视人员的角色是由“绿标”德国罪犯充任的，而在女营中，则是“黑标”德国妓女，民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它使她们在营中处于特别优越的地位。
奥斯威辛的女营很快就被军用列车运来的新犯人塞满了。尽管死亡率很高，但在1943 年年中，这里仍有12， 000 名囚犯。所有的囚舍都超员。
从男集中营透过高高的栅栏，可以看见头发推得净光的妇女。但是，瞧她们是禁止的。每当在公路上，男囚们遇见女营干活的队伍，盖世太保分子就喊“向右看，向左看！”男囚们就要转过头去，不能看这些妇女。
如果违反，不管是男犯人还是女犯人，都要被抽打25鞭。
1942年8月16日，女营从奥斯威辛Ⅰ号迁到比克瑙。
集中营当局利用这一机会大批地消灭囚犯：8， 000 名妇女转到了比克瑙，4，000名送进了毒气室。
在比克瑙，妇女们陷入了更为恶劣的条件之中。囚舍没有地板、窗户和最起码的设备。根本没有饮用水，而为了涮洗，全囚合一千多人只有一个水桶。从一个囚舍到另一个囚舍去极为难走，比克瑙的地面积水多洼。
1942年11月，一些男囚头一次有机会到比克瑙的女营去。那里的条件给他们留下了极为可怕的印象。
妇女们推成光头，挨饿，生病，像一些死亡的幽灵在囚舍间游荡。受伤的和生病的光脚穿着沉重的木展陷在可怕的泥泞之中。看着这些披着可怜的破布片的妇女、她们在徒劳地挣扎，要从臭味难闻的滑溜的泥泞中拔出脚来，因而耗尽了最后一点气力的情景，真叫人揪心裂肝。在监工的抽打下，她们迳直摔倒在泥泞里，躺在沟渠的旁边，甚至都没有力气叫喊一声。
来到这个女营的，有从军用列车上挑选出来的犹太妇女，她们是些政治上危险的人，蹲过监狱，还有从受到苏联军队进攻“威胁”的国家撤离出来的妇女，她们都带着孩子在一起。
在比克瑙聚集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妇女：在她们中间有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员、从战俘营逃出来的苏联的女军官、捷克和波兰人。
关于1944年夏天来到集中营的128名南斯拉夫游击队员的事是无法忘却的。她们拒绝脱下军装，但是，挨饿和沉重的劳动迫使她们这样做，结果只有12名妇女活了下来。
1942—1944年期间，从被法西斯分子于1939年占领的斯洛伐克，运到奥斯威辛的超过66， 000人。只是从1942年3月底到8月，来到奥斯威辛的就约有47， 000 斯洛伐克人。后来，到1944 年9 月，一度中断，而在斯洛伐克民族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又立即运来了14， 000 人。此外，还有许多来自斯洛伐克的军用列车开往了其它的集中营。
从斯洛伐克往外运人的工作，由斯洛伐克法西斯政府中的希特勒参赞维斯利采尼负责。他的活动就是敲诈勒索和进行恐吓。他是“金钱或是生命”运动的发起人。只有财主们才能参加这种游戏。维斯利采尼和“政府”高级机构的斯洛代克法西斯分子有联系。他们拿到高额赎金，就放出原定要送往奥斯威辛的人。
送往奥斯成辛的66， 000 人中，生还斯洛代克的不到300 人。
在比克瑙有一大批囚犯，他们长期在衣背上别有“SU”的标记。这是些苏联战俘。除他们外，还有一批苏联公民落入了集中营。这些战俘都有些孤独和谨慎。据说，他们中间有高级军官和负责政治工作的人员，他们的名字一直不为人所知。
1941年，在各个大集中营开始大规模杀害战俘。起初，是枪杀，后来就改为在毒气室处死。为了淹没机枪的射击声，在杀害战俘时，都要强迫营里的所有犯人唱歌。一小时后，卡车就将尸体运往焚尸场。囚犯们开始猜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连盖世太保分子也常常拒绝使用这样杀害苏联战俘的伪装办法。
拯救营内的苏联战俘是不可能的，因为还在他们来到集中营之前，党卫队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特别处理”。大规模杀害苏联战俘是根据帝国中央保安局的命令进行的。
在一份指令中说：“在帝国内养活、安置和在各项工作中利用2， 500，.. 00O 名苏联战俘，是摆在国家和军队领导面前的新的巨大任务。根据以前颁布的命令和指令，在被占领的较大部分土地上要建立德国殖民基地。为此，我们需要能够恢复工农业生产的人。
大规模杀害苏联战俘早在1941 年秋天就开始了。10 月，12， 000 名苏联战俘来到奥斯威辛。纳粹分子决定把他们饿死。战俘们被送去修筑比克瑙集中营和法本公司的工厂。许多人经受不了力不胜任的劳动而死去。
盖斯认为，枪杀大批犯人是不经济的事。他在寻找一种大规模杀人的方法。艾希曼把盖斯派到特雷布林卡的死亡营去“实践”。在那里用二氧化碳毒杀人的方法，对他来说是太原始了。 1941 年9 月15 日，盖斯组织了用氰化氢毒杀人的第一次尝试。他为此目的从奥斯威辛医院中挑选了600名苏联战俘和250名波兰犯人，把他们锁在11号办舍的地下室里。窗户被堵死，然后，将氯化氢晶体直接从门里投进去。第二天，盖世太保分子帕利契走进地下室，许多战俘还活着。所以，又继续进行毒杀人的试验。
在第一次试验后，开始用毒气来系统地杀害犯人。为此目的，在比克瑙拨出了两座木头房子。
最后一次大规模毒杀苏联战俘是在1943年11月28日进行的，当时，一列载有苏联战俘的军车，从爱沙尼亚集中营开到奥斯威辛。军列上总共有334人，基本上是些重伤员和冻伤的士兵。他们被装上了有通在卢布林的伪装通行证的汽车，随后就送进了毒气室。
卡尔滕布龙纳和海德利希的最亲密的合作者、帝国中央保安局中盖世太保的头头阿道夫·艾希曼被授予特别的全权，负责解决包括匈牙利犹太人在内的犹太人问题。
在德国军队开进匈牙利之后， 1944 年3 月，艾希曼在一大队益世太保的护送下到达布达佩斯。他在那里和匈牙利政府成员开始“政治谈判”，着手准备把匈牙利犹太人送到奥斯咸辛，在那里第一批进行“特别处理”，根据和匈牙利政府的协议，艾希曼开始将20多万匈牙利犹太人集中在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地区。他们被安置在一些小城镇和农村，生活条件极为艰苦，这些地区被称之为“Getto”（犹太人区）。转移犹太人的工作则从1944年5月开始。艾希曼为此组织了专门的行动小组。匈牙利行动小组是在1944 年3月初组织的，其成员是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挑选和训练的。小组的名称是：“艾希曼特别任务队”。
送往奥斯威的共约有45万匈牙利犹大公民。送往别处的约有5万人。这50万匈牙利犹太人在艾希曼行动后，活下来的只有4万人。
在强力推行“新秩序”时期，希特勒匪徒的某些行为与其说是产生于大规模的屠杀欲，不如说是出于纯粹的虐待狂。只不过死亡的规模前者与后者有所不同罢了。
纳粹的医学试验便是这种虐待狂的一个例子，他们把集中营的囚犯和战俘当作豚鼠进行试验。在这种谋杀中罹难的不只是犹太人。纳粹医生也利用苏联战俘、波兰集中营的男女，进行各种各样所谓“试验”。囚犯们被置于压力试验室，受“高压”试验，直至停止呼吸。他们被注射致命的斑疹伤寒和黄疸病毒。他们被浸在冰水中作“冷冻”试验，或者被脱光衣服放在户外雪地里直至冻死。他们还被用来进行毒药弹和糜烂性毒气的试验。在专门囚禁妇女的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被称为“兔子姑娘”的成百名波兰“女犯”，受到毒气坏疽病的创伤，其余的“女犯”则被进行“接骨”试验，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吉普赛人被抓来试验靠喝盐水究竟能活多长时间。在几个集中营，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大规模地对男女犯人进行了绝育试验，正如一个党卫队的医生阿道夫·波科尔尼有一次在给希姆莱的信中所说的：“不仅要征服敌人，而且要使他们灭绝，永远不能生育。”
另一个胸怀“远大前景”的德国医生，是斯特拉斯堡大学解剖学奥古斯特·希尔特教授。他的专业是专门搜集大量的各个种族和民族的头盖骨，但犹大人种头盖骨标本很少，为此他写信给希姆莱的副官鲁道夫·勃兰特中将，说他不要已经死掉的犹太族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的头盖骨。他建议在这些人还活着的时候，先把他们的头量一量，然后把这些犹太人弄死以后，不要损坏他们的头颅，应由医生割下他们的头，装入密封的白铁罐里送来。
“新秩序”的主子们不仅搜集骨骼，而且还搜集人皮，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不能用“为科学研究服务”作借口。集中营中囚犯的人皮，特别是专门为了一个残忍目的而处死的囚犯身上剥下来的人皮，只要是有装饰的价值。有人发现它们可以用来制造极其精美的灯罩，其中有几个是专门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长官的老婆依尔斯·科赫夫人制造的。囚犯们给这个女人取了个外号叫“布痕瓦尔德的娼妇”。纹身的人皮似乎最受欢迎。一个名叫安德烈阿斯·法芬柏尔格的证人在纽伦堡法庭上提供了如下的情况：“所有纹身的囚犯奉命须向医疗所报告..对囚犯们检查以后，其中刺得最好、最具有艺术价值的，就用注射毒药的办法杀死。然后将尸体送往病理学部门，把一片片符合要求的纹身人皮从尸体上剥下来，并作进一步的处理。成品送给科赫的老婆，做灯罩和其它家具上的装饰品。”这些嗜杀成性的纳粹匪徒们，就是这样以杀人为乐来满足他们的私欲的。
在奥斯威辛，科尼格博士为了作手术练习，随意对囚犯截肢。一个囚犯的一个手指患轻度的疽就被他截掉；一个囚犯的一条腿因患蜂窝组织炎就被他锯掉，他不断地变换手术方法，对囚犯进行任意摧残；西劳博士则专门对6 个月或7 个月的早产婴儿进行研究。他把婴儿（不管是死是活）一概扔进火葬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