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4 月28 日临近22 时，希特勒在他的地下避弹室里知道了党卫军总监背叛的消息，目睹当时情形的女飞行员汉娜莱契后来写道：“他气得脸色发紫，变得几乎无法辨认。随后他就象疯子一样大发雷霆，咒骂这个他一直视作最忠诚者的人在掩体的男男女女听到这个消息无不骇然，人人都作了最坏的打算。”
希特勒当即命令陆军元首里特·冯·格莱姆去逮捕希姆莱。“一个叛徒决不能继承我的元首职务！”他吼叫着。
但希特勒这时对希姆菜已无可奈何，他决计对唯一尚在他掌握之中的希姆莱的合作者、希姆莱派在元首身边的联络官、希特勒情妇爱娃·勃劳恩的妹夫、党卫军中将赫尔曼·菲格莱因进行报复。菲格莱因事先化装成平民擅自离开地下避弹室。他一被抓回来，希特勒就下令将其处决。
迄今为止，人们所了解的菲格莱因事件的梗概是这样的：1945 年4 月25日（星期三），菲格莱因乘汽车离开柏林去霍亨里亨希姆莱的司令部进行例行访问，由于道路被前进的苏联军队切断，25 日当天他乘飞机返回柏林。此事他没有向暗堡报告。最后，在27 日，发现他已经不在暗堡了。27 日晚上，在他公寓房间里找到了他，就把他带回暗堡进行军法审判，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把他处决了。据汉斯巴尔说，指控他的罪名是擅离职守。但是，当着手调查时，却出现了一些异乎寻常的情况。
菲格莱因被带进来时，与菲格莱因同住一屋的汉斯·巴尔正在新总理府的副官厢房里，巴尔被惊呆了，他看到四个愤怒的将军架着这位奸诈的、大祸临头的军官正沿走廊向孟克将军的指挥所走去。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巴尔见到菲格莱因被带上手铐带到了盖世太保的地下室，之后他就擅离职守受到军法审判。
孟克将军对于已经发生的这场擅离职守的军法审判，提出了强烈的异议：
“巴尔将军对菲格莱因回来的描述是相当准确的，但是巴尔不久就小心翼翼地离开了现场，我想他离开那儿的理由是，作为一位将军他认为我会请求他在特别的审判员席位上就座。菲格莱因可以被他的同僚们审问，但为了避开一些技术性的细节问题，希特勒作为总司令解除了菲格莱因的军职，使他降为士兵。非格莱因仍然是党卫军成员，但现在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在我的书中，这种行动是不合法的。4 月27 日（星期五）的那天晚上，当希特勒得知逃兵菲格莱因已被拘捕回总理府的时候，我很倒霉，正好在下暗堡。希特勒命令我立即设立一个法庭，尽管他剥夺菲格莱因一切职务的行动至少可以说是不正常的，我还是必须亲自负责办理。于是。我决定这个被告人要由高级军官们审判，审判员应该包括四位将军——布格道夫，克莱勃斯、腊登休伯和我。青年团的领导人阿图尔·阿无斯曼和赫格尔上校（腊登体伯的副指挥）也以观察员身分参加。
巴尔说他看见把菲格莱因架到我的指挥所，这也是确切的。那时，我们确实专心致志地进行审问。但是，巴尔说他在大约一小时之后看见菲格莱因带着手铐被带走，这一点却是似是而非的，完全是不真实的说法，他同样是在重复暗堡故事的传闻。事实上，从来没有进行这样的审判。
真实情况是，军事法庭就设在我的指挥所隔壁房间里，有入找出来一块绿色台面呢桌布，把它镭在一张长桌上。我决定按常规执行这项令人厌恶的任务。我们这些军事审判员就桌旁坐，把标准的德国军法手册放在面前。我们刚一坐下，处于被告地位的菲格莱因就蛮横地闹了起来，以至使审判无法开始。
菲格莱因，咆哮的醉汉，恶狠狼地瞪着两眼，眼珠来回地流动着，首先蛮不讲理地向法庭的权力挑战，他不停地哭闹说，他是对希姆菜，而且仅仅是对希姆菜负责，并不对希特勒负责（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一种滑稽的观点）。菲格莱因有权找辩护人，但是，这时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拒绝为自己辩护。他姿态可怜——哭闹，哀嚎、呕吐，颤抖得像一片白杨树叶子，他竟然随地小便起来。他真是个醉汉，并不是假装的。
关于这一点，只要读到早先的一些材料，人们认为是我告诉菲格莱因说，元首已经将他降职成为一个一般的党卫军士兵，并且是我扯掉他的肩章、奖章，把这些扔在他面前的。
其实，真实的情况正好相反，是菲格莱因扯掉了他自己肩上的同章，并把官仍在地板上，他把我们所有的人称之为一群德国蠢驴。
当时。我面临一场难以应付的局面。一方面，根据所有能得到的证据，包括他本人以前的证词，对一个军官来说利用糟糕的借口当场开小差，其文字意思就是，“临阵脱逃”。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军队对这种罪行的惩处都是迅速而又严历的，阿道夫·希特勒作为总司令，完全有权命令进行这次审判。他无意容忍一个党卫军将军的这种行径，而这种行径即使是对一个士兵以是不能宽容的，更不能说我们这些人了。
然而，另一方面，德国陆军手册明确规定，德国士兵，只有在健康状况良好，能够听取对他的证词和提供、理解为他所作的辩护才能出庭，否则不受审讯。为确实起见，我又核查了规定的细节，并征询我的同行审判员们的意见。我感到除了中上审判和解散法庭之外，另外无选择。我和我的同僚军官们的意见是，赫尔曼·菲格莱因不具备接受审判、甚至出席审判会的条件。我终止了这次诉讼进程。
我需要所有的战士奋勇前进。于是我把菲格莱因转交给了腊登休伯将军和他的安全小队，此后，我就再也未见过菲格莱因了。”
对此事的这种令人惊讶的新描述，它也和已有的出版物对这一事件的说法相矛盾。但没有理由不相信孟克，如果孟克是正确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菲格莱因是被处决必然是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是因为擅离职守，当菲格莱因来到法庭之前，他也许不再是作为将军，而是作为一名士兵一直在武装党卫军关押着。此外，孟克对法律程序非常认真，他通常不大可能将任何一个军人交给腊登休伯。这是不合乎情理的。虽然腊登休伯具有与孟克同样的头衔，但他的确不是一个军人。作为总理府一级行政部门的负责人，他对希特勒的个人安全负有责任。但是孟克毕竟还是把菲格莱因交给了腊登休伯，这是为什么呢？
“是的，我承认那是不寻常的。菲格莱因是扣押在我这儿的，但腊登休伯将军从元首暗堡来到我这儿，他要求立即将菲格莱因并交他关押，我欣然同意了。后来，腊登休伯告诉我，菲格莱因的命运在希特勒一爱娃·勃劳恩结婚之前在内部就已决定和解决了。”
4 月25 日（星期三），菲格莱因在黎明时分就离开了柏林，前往霍亨里亨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最后司令部。霍亨里亨在柏林西北大约九十英里的梅克伦堡。他短暂地访问了霍亨里亨以后，就出发去在该地区的其他几个司令部——陆军元帅凯特尔在瓦伦的司令部，约德尔将军在克拉姆皮茨的司令部和菲尔斯膝贝格党卫军的司令部。那天下午，红军的坦克巡逻队突然出现在瑙恩和柏林之间的主要公路上（瑙恩在柏林以西，距这个德国首都十英里），菲格莱因回柏林的路已经被切断了，他不得不乘飞机返回柏林去。就他的官衔来说，他还不够资格享用私人座机，是希姆莱从该地区的雷奇林空军基地给他派来了一架容克—52型飞机和一名驾驶员，送他回柏林去。在白天乘坐这样缓慢和隆隆作响的飞机飞行是很危险的，因此他在雷奇林一直等到晚上大约九点钟才起飞去柏林，在加托夫降落，飞行员又返回了雷奇林。
如果菲格莱因的动机只是为了逃离希特勒暗堡，从而避免等待着希特勒王朝一帮人的厄运的话，他在4月25日以前显然是能够做到的，即使是在红军突然包围柏林的情况下，他也能够逃脱红军的抓捕的。譬如说，他可以不飞回被包围的柏林去，而乘汽车返回霍亨里亨，加入他的上司海因里希·希姆莱身边装备精良的队伍。菲格莱因一直使希姆莱随时了解笼罩着暗堡的“疯狂气氛”，希姆莱也许了解他的背叛行为。希姆莱本人也期待希特勒随时死去，他相信他有把握成为“继任人”，戈林已经退出了竞争，而他也已经通过中间人、瑞典的伯纳多特伯爵向英国和美国发出了和平试探。
但是，有一件事——或者说，正像即将要看到的，是和某人的约会，使赫尔曼·菲格莱因急切地返回柏林。正像我们从阿尔贝特·斯佩尔，汉娜·莱契和冯·格雷姆将军的飞行所知道的，菲格莱因的这次飞行毕竟是一次冒险的飞行，如果不是莽撞的活。确实，他这次返回柏林，并没有对他元首的业已失败的事业表示忠诚的意思。在菲尔斯膝贝格的军官餐厅里，有人问菲格莱因，暗堡里怎样？据党卫军分队长马克斯·于特纳说，菲格莱因说他无意参加暗堡里这些狂人的任何集体自杀仪式，“英烈祠的贡品是为拜罗伊特节准备的，而不是为我准备的。戈培尔扬言党卫队要用梯恩梯把整个暗堡炸毁，那个地方已经变成了疯人院。”
菲格莱因在4 月25 日（星期三）晚上回到柏林，正好赶上暗堡里的午夜会议，但是他没有出席。他作为希姆莱和希特勒之间的一个联络人员，在最近乱哄哄的两个星期，经常不出席这样的例会，他没有参加这夭的会议并非不正常的事，也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但是，4月26日（星期四）整个白天，菲格莱因仍然没有露面，希特勒也忙于其他事务，事实上直到第二天、4月27日（星期五），他才记挂起菲格莱因，并且注意到他和希姆莱联系的党卫队联络官，现在已经连续六次无故未参加情况汇报会。如奥托·根舍少校叙述的，“希特勒要核查菲格莱因，这本是件日常的微不足道的小事，我简直记不起它是怎么回事了。我认为它与希姆莱的优秀卫队士兵有关，他们被派往动物园前沿阵地去参加保卫柏林的战斗。希特勒和我都想起在暗堡的两天没有见到菲格莱因了，希特勒找不到菲格莱因，他突然怒火中饶，面色铁青，就打电话找腊登休怕将军。”
菲格莱因没有报告，没有留下条子说明去向，没有他的柏林地址，也没有电话号码。只是菲格莱因的一个酒友根舍少校有个印象，他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几个星期前一个晚上，他们去城里寻欢作乐，菲格莱因顺便给过根舍一个电话号码，说“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在那里找到他。
近一年来，菲格莱因与一个迷人的、高高个子的女人同住在勃赖伯特劳大街10—11号一座墙上布满蔓藤植物的公寓大楼里，他们的房间陈设朴素。
勃赖伯特劳大街在夏洛登堡中产阶级自治区里，距上层社会的库菲斯膝丹大街不远，离总理府只有几英里的路程。这座公寓楼是少数未被炸毁的大楼之一。菲格莱因和他的情妇原先住一座豪华的公寓，后因轰炸逃了出来。他的新住址是以菲格莱因一个朋友的名字注册的，菲格莱因现在就隐居在这个不引人注意的处所。
4 月27 日（星期五的下午），腊登休伯由于没有报告菲格莱因缺席而受到希特动的严厉斥责，腊登休伯垂头丧气地从希特勒的书房出来，请求根舍帮助。只是在这个时候，根舍才提到电话号码的事，并找出他草草记有电话号码的笔记本。这位侦察队长立即就要罗胡斯·米施中士在电话交换台查找这个电话所在的确切街道地址。米施照办了，于是腊登休伯就拨号打电话，菲格莱因本人接电话。菲格莱因对他安适的隐身处被发现确实感到惊恐，但在最初的震惊之后即恢复了镇静，他对腊登休伯说，他刚喝了点酒，还有些醉意，他得刮刮脸，但两小时以内一定去报到。腊登休伯要菲格莱因立即就去刮脸后出发前来。腊登休伯还告诉他，如果没有交通工具就给他派辆车去。菲格菜因以一个德国军官的名义保证两个小时以内去报到。菲格莱因下午五点过后还没有来，腊登休怕就派了一个四人小分队乘坐一辆吉普车去找菲格莱因。这个小队由党卫队上尉赫尔穆特·弗里克率领。弗里克是个富有战斗经验和立过功勋的军人，是希特勒警卫队的成员，选择他是出于明显的军事形势。当时战线已经移到柏林市区，到前线去是一项危险的差事。在和平时期，一般地从总理府的伏斯大街到勃赖伯特劳大街驱车只有十至十五分钟的路程，这时，为避开街区战斗要通过维尔默施道夫区绕一段很大的弯路，弗里克花了一个小时。弗里克和他率领的几个人不得不三次下车躲避，在萨维尼广场附近同苏联狙击手的激烈交火中还有一名党卫队中尉负重伤。上尉没有逮捕将军，弗里克上尉并没有受命逮捕菲格莱因顺从地跟他去会见希特勒。弗里克到达时，他看见菲格莱因单独一个人，没有穿军服，没有刮胡子，正在喝酒，桌子摆着三个科涅克酒瓶。菲格莱因竟无理地试图诱使这位上尉逃跑。弗里克是忠诚的军人，即使是他单独一个人执行任务，也不会逃离的。经过半小时激烈则无效的争论，弗里克和他的一帮人驾车返回总理府。街道上的战斗虽然不那么激烈了，但是红军大炮的轰击并没有缓和，他们回来的路程也还是相当危险的，吉普车遭到了弹片的袭击，两个轮胎也被打扁了，颠簸得很厉害。车里有个军官受伤了，然而菲格莱因将军仍然没有在车上。
马丁·鲍曼这时在场，他责备腊登休伯派军衔这样低的军官去执行这项重要的使命。经过两次长时间的讨论，决定派一位名副其实的上校、党卫队的分队长、腊登休怕的副指挥赫格尔带领一个大一点的六人突击队去。他们乘一辆武装装甲车出发。当时大约晚上十点钟，柏林已经天黑了。弗里克再次参加了突击队，因为他既熟悉道路，又了解苏联人的阵地位置。
赫格尔上校是不是被派去逮捕菲洛莱因，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孟克坚持说不是去逮捕菲格莱因的。在纳粹党内部具有强烈的等级观念，总理府集团更甚。无论如何，当时在场的只有孟克和腊登休伯两位党卫队将军，孟克显然不能离开他的战斗指挥岗位，腊登休伯没有冒自己的生命危险到柏林街去的欲望。但是，去逮捕一个将军，作为一个上校并不会比一个上尉有所作为。赫格尔接受命令的矛盾心情是显而易见的。他不是去逮捕菲格莱因的，但他也清楚把他需要的人带回来又是极不明智的，赫格尔在希特勒身旁的时间已很久了，他了解希特勒。
这一次到勃赖伯特劳大街又用了将近整整一个小时。当时浮云遮月，突击队员们只开着车前小灯在柏林阴森森的街道上穿过碎石烂瓦迂回前进。总算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在晚上十一点左右到达。
正是在这一点上事情出现了差错。像赫格尔这样有经验的人，应该是从背后接近目标，包围建筑物，在处边至少设两个岗哨。相反，他们全部通过正门进去，拥上了二楼。菲格来因在房间里进，他已穿上军装，敞开着领子，脸已经刮过，和一个年轻女人一起站在红木圆桌旁边，正忙着捆扎一个女式手提旅行包。赫格尔喀嚓一声立正敬礼。有礼貌而坚走地提醒菲格莱因将军，元首的命令依然有效，要他立即回总理府。仍然醉醺醺的菲格莱因亮出他的官衔，抗议他们粗鲁地闯进来。菲格莱因终于同意跟着走了，这使赫格尔感到宽慰，正式逮捕这个棘手的问题终未发生。
关于逮捕菲格莱因一事，这种方式看起来很简单，但赫格尔上校的神经却似乎非常紧张。赫格尔清楚地知道，菲格莱因由于与爱娃·勃茵恩的亲属关系而在纳粹统治集团中所处的地位。这种精神上的踌躇也许说明这样的事实，不仅赫格尔忘记在房子周围布置岗哨，并且他还忽视了对那个年轻女人的警惕，因而她在他们谈话过程中迅速地从起居室溜走了，菲格莱因客气地请客人们喝过科涅克酒之后，她手里端着放有空玻璃杯的茶盘到厨房去，像是去取水的样子。赫格尔专心致志他说服菲格莱因，其他人全神贯注地在旁静听，当菲格莱因同意跟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全都放松了。就在这时，有个侦缉人员醒悟到这个女人还没有回来，他听见厨房里有放水声，就走过去查看，结果那个女人不见了，窗子敞开着。他拧上水笼头，关上窗户，只是报告她已经不在了。赫格尔很快拿起那个手提包就打电话给腊登休伯，说他已带着菲格莱因启程了，但是他没有提到那个女人。很明显，他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打开手提包检查和登记其中的物品。
突击队员用了他们去菲格莱因公寓的一半时间就返回了总理府。即使是在这最后几天的夜间经常发生的巷战这时却沉寂了，苏联人露宿了。4月27日（星期五）的午夜前后，赫格尔的小队回到总理府，赫格尔本人和两名战士把菲格莱因带到了他在新总理府的住处。
随后，这位上校就带着手提包穿过长长的地道从新总理府到元首暗堡，当他下到暗堡，他大吃一惊，在他面前的站着一群人，不仅包括预料到的腊登休伯将军和根舍少校，而且还有马丁·鲍曼、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缪勒和戈培尔，一个可怕的接待委员会。
赫格尔上校敬了礼并报告任务已经顺利完成，但无论是鲍曼还是腊登休伯，都没有向他表示祝贺。在赫格尔莱因带到他住处、又回到暗堡的大约十五分钟里，接待委员会同与赫格尔一起去的其他人进行了交谈，知道了在勃赖怕特劳大街劳大街公寓里所发生一切。当赫格尔带着那只手提包报告的时候，鲍曼迅速地抢过手提包，把其中的东西倒在老会议室的会议桌上。
手提包里有一个小皮包，里边是一些钻石，紫水晶石，红宝石，一个蛋白石，一只钻石别针。几只戒指，一串珍珠项链，三只金表（其中一只是爱娃·勃劳恩交给菲格莱因修过的）。105，725 德国马克，3， 186 瑞士法郎，两份签发给这个女人的护照（即两份护照上名字不同，但却贴着相同的相片），还有几张交通地图。
这些东西说明一点，客观存在是柏林某一对有钱的夫妇在首都将要隐藏、转移去西方之前积攒起来的，在总崩溃时这么大量的金钱和宝石作为交换物品是足够的了，如在1945 年混乱时期，德国马克的表面价值随着帝国的崩溃而日益下跌，这些瑞士法郎比德国马克具有更大的实际价值（瑞士货币并不意味着这对情人必然要去瑞士，这是应急的货币，——任何地方都可以用）马丁·鲍曼还看出了另外的问题，一份英国的护照，这意味着菲格莱因策划与之逃跑的这个女人不仅是德国人，甚至很可能是一个敌国人。鲍曼像头受伤的公牛，两只拳头捶着桌子吼叫着，当面申斥赫格尔，“赫格尔，你这个十足的白痴，‘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你为什么不抓住她？不把她带到这儿？而要回这个无用的手提包？菲格莱因是个卖国贼，这个女人是个英国人，敌人的代理人。菲格莱因和这个间谍同床共枕，把什么都泄漏出去了，她就是那个漏洞。”
根舍是这样描写的：“菲格莱因的这个情妇比他接近的其他女人都漂亮，我能记起的只是，她长相好看，高高的个子，装柬打扮人时，金色的头发闪闪发亮，大约三十来岁，讲德语有种特殊腔调，至少还能讲两、三种语言。听说她叫玛塔·奥哈拉，有丈夫，可能是住在城外的一个外交官。我遇见过她两、三次时间都很短暂，在酒吧她和菲格莱因都是快饮，即刻离去。他们有一次谈话的话题就是马，菲格菜因是个骑兵嘛！”
同样见过这个女人施中士说，他认为这个女人是苏格兰人，嫁给了一个匈牙利人。孟克记得这个女人是个外国人，但说她是丹麦人。而已尔却认为她是爱尔兰人，是爱尔兰国籍。
这时，鲍曼亲自监督着并命令另外两支摩托车队返回菲格莱因的公寓去，赫格尔和缪勒这时率领两支车队用不同的路线同时都在五分钟之内到达。但是鸟儿并未飞回笼子，房间里空空如也。很可能是缪勒从分寓房间里打电话给腊登休伯，下令要他把菲格莱因转交给盖世大保，因为对赫尔曼·蕙格莱因进行深入细致的审问。这次询问是在4 月28 日（星期六）.持续了一整天。
那么，玛塔·奥哈拉是不是成功地逃脱了？她也许今天还活着。在那时柏林及其周围的危险形势下，人们只能推测她那天晚上逃脱的可能性如何。已经确切知道，有七名情报人员在这两于之后离开暗堡的，他们经东西轴心大街，通过奥林匹运动场，朝哈韦尔河下游走去，最后安全地逃到了西方。他们全部是男人，并且都穿着军装，有更大危险性呢！最后还知道，有几个妇女在希特勒死后离开暗堡突围，除一个人在柏林失踪外，其余几个人也都安全到达了西方。
对于住在柏林的一个外国籍女人来说，强行出走显然是很危险的，甚至比狂轰滥炸和巷战更为可怕，有经验的女人都是尽力寻找一个隐身处。当玛塔·奥哈拉从窗户逃出来时是只身一人，她那时根本不可能再通过无线电发出情报。柏林的德国反间谍机构侦察秘密发报机的地点是非常内行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她是用“无名信件投递处”来交换情报的。在当时，“无名信件投递处”很可能是一个中立国的大使馆。对她来说，紧迫的事是到那里去。但是，许多大使馆，包括爱尔兰和匈牙利大使馆内，都座落在战斗越来越激烈的、连遭轰炸的动物园区，虽然从勃赖怕特劳大街到动物园仅相距一英里路程。但她要经过的这条大街却被切断了。像这样一个善于随机应变、头脑冷静的女人，可能会交上好运的。她毕竟没有护照（通行证），没有旅行袋，没有手提包，没有钱，没有交通工具，只有随身穿的衣服。尽管可能
性不大，她还是可能在最后时刻落入盖世太保的手里，如果她穿过柏林的心脏地区，那么死于巷战的可能性也是相当大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自那以后就没有她的任何消息了，任何踪迹都没有了。
赫尔曼·菲格莱因的命运如何？汉娜·莱契传出来的消息说他已被处决，这是1945 年希特勒暗堡里出现的首要事件之一。汉娜·莱契是4 月28 日（星期六）很晚才同里特·冯·格雷姆一起离开暗堡的。她说，就在她离开暗堡之前，菲格莱因已经在埃伦霍失彼处决了，暗堡的目击者可以证实，因为就发生在希特勒——爱娃·勃劳恩婚礼之前。据米施中士说，婚礼仪式事实上推迟了至少二十分钟，就是因为希特勒与缪勒、腊登休伯去商谈“核实菲格莱因死亡的事”。
星期六的晚上，远在旧金山发生的一件反常事件最终决定了菲格莱因的命运。在旧金山，一名机警的路透社记者发出一则消息：海因里希·希姆菜向西方国家发出了和平试探。在北部的波罗的海之滨，希姆莱正在与伯纳多特爵进行秘密商谈。这则重要的内部消息由所德哥尔摩电台的德语节目广播了。暗堡里的人是在晚上九点钟左右收到这些消息的。宣传部的海因兹·洛伦兹当时在戈培尔的宣传部通向暗堡的地道里有一间舒适的办公室，他抄收了这条新闻并把它交给了马丁·鲍曼，发生在德国境内、距柏林仅二百英里的事，竟然要通过八千英里以外一家通讯社播发的电讯稿才知道，这简直是大本营情报中荒诞可笑的事。
希姆莱是个卖国贼！据汉娜·莱契说，希特勒得知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时，“他在走廊里来回踱步，向每一个他所遇到的人展示这一份新闻稿”。结果产生了混乱。鲍曼早就猜疑希姆莱的两面派行为，但由于他需要有一定的策略来取代戈林，当时没有必要去指挥希姆莱和通过希姆莱指挥他的联络官菲洛莱因。冯·贝罗上校说，为了增加歇斯底里气氛，“布格道夹将军喝得像只山羊，在走廊里上窜下跳他说，希姆莱有项计划，要把希特勒的尸体交给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为他表示诚意的保证。他说，这份文件已经被揭露，具体是由希姆莱的联络官菲格莱因从元首暗堡把元首死后的尸体搞到手，并把它弄出去。”
在这种到处疑神疑鬼的情况下，像冯·贝罗这样头脑不大冷静的人都不禁会问，为什么一个负有绑架尸体任务的人会首先不在暗堡呢？一般逻辑，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可能挽救菲格莱因。一个电话、一架推迟起飞的飞机、一则来自旧金山的电讯，使这个花花公子、党卫队的将军的命运完蛋了。
就希特勒关心的问题来说，勃赖伯特劳大街事件弄清了那个令人烦恼的漏洞，但是反对元首本人的阴谋——至今最坏的是针对他的遗体、神圣骨灰的残忍的阴谋——终究没有多大意义。不管怎么说，谣传毕竟没有多少实话。鲍曼很快注意到，布格道夫将军把夺取尸体的计划向希特勒作了报告，希特勒命令对菲格莱因紧急处决。他就被移交给巴尔，以后就没有人再在总理府见到过他，他就是在这儿被处决的，而不是在埃伦霍夫。希特勒经常下令处死那些密谋反对他本人的人，只有盖世太保才有这种特殊处死的器械一用细纲丝悬吊，挂在屠夫镶嵌在墙上的血淋淋的肉钧上，令其慢慢地窒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