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44年初夏，几乎每一个德国将领不得不承认：战争失败了。俄国入已经在一月份攻克列宁格勒，二月份到达波兰东部边界，七月上旬占领了明斯克、维也纳和格罗德诺。东部战线已在一年之内向帝国本上后退了几百公里，东普鲁士将成为红军攻击的第一个德国省份；在南线，英美部队已于6月4日开进了意大利罗马。
6月5日，在西线，狂风以每小时五十公里的速度冲击着大西洋海岸，卷起两米高的浪头。气象和军事专家们一致指出，那种令人惶惶不可终日的入侵在这个时候是不可能发生的。其间，盟军的军舰和飞机已经作好了出征准备。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一项命令中明确告诉他的部队：“如果你们看到头顶上有飞机，那就是我们的飞机。”
当日午夜，两个英国的和两个美国登陆师的空降部队过了海岸。地面上雾气腾腾，天空浓云密布。进攻开始的第一天英美空降部队的十五万六千名士兵就在五个地方相继着陆。
在这一关键时刻，谁也不敢叫醒因服药而将昏睡至中午的请特勒。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将替他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策：不动员国内驻防军来对付盟军的先头部队。理由是，从表面上看这种空降似乎是一种军事演习。与此同时，英国首相在下院发表长篇演说，他指出：“现在，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希特勒终于醒了，他同意约德尔的决策，然后立即从萨尔茨山驱车去克莱斯海姆宫。在那里举行的军事形势会议上，他站在一幅巨大的诺曼底地图前指出：“他们是来向巨浪送死的。”
不久，在难以维持的、从荷兰到法国南部的漫长战线上，希特勒只剩下了六十个装备不全的师，而盟军每天都在向法国运送大量兵员和物资。陆军B 集团军司令埃尔温·隆美尔陆军元帅在盟军登陆前就直截了当地对希特勒说过，如果西线得不到他所要求的增援，那就意味着战争失败。这种形势现在已经开始。
在这种毫无指望的形势下，一个三十六岁的受勋军官进入了历史的画面，他决心结束这个已经失败的战争。在1944年7月20日至1945年5月9日纳粹德国投降期间，这场战争给德国人民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灾难。他就是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其曾外祖父是格奈泽瑙，父亲曾经当过符滕堡末代国王的枢密大臣。施陶芬贝格出生于巴伐利亚的那汀根，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孪生哥哥。三兄弟都才华横溢：亚历山大是历史学家，贝托尔特是法学家，克劳斯几经波折后决定加入国防军当职业军官。自小体弱多病的克劳斯·施陶芬贝格一表人才，好学不倦，头脑冷静，思考周密，善于说服人。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艾伦·布洛克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闪光的人物”。
和他的两位兄长一样，他在斯图加特上过埃伯哈尔德——卢德维希文科中学，青年时代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后来加入斯特凡·格奥尔格的圈子，中学毕业后当了第十六骑兵团的骑手，这是一支有着光辉传统的部队，驻扎在班贝格。
1930年，施陶芬贝格晋升为少尉。后来成为坦克将军的哈索·冯·曼陀菲尔曾经当过他的上司。有人说， 1933 年纳粹上台时，年轻的施陶芬贝格
曾带领一群欢欣鼓舞的人上街游行，这是个居心叵测的传说。班贝格，这个号称具有中世纪和天主教精神特点的“德国罗马”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受到褐色潮流的影响，因为班贝格的骑士们遵守了军人不参加政治游行的规定。当然，施陶芬贝格和几乎所有的年轻军官一样，也赞同希特勒党的某些政纲。
传记作家约阿希姆·克拉马茨写道：“毫无疑问，他曾经一度努力把思想和现实加以区别。在当时的德国，很多有声望的人为了稳走局势而不得不暂时接受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非道德论。这也许就是施陶芬贝格当时的想法..虽然施陶芬贝格对国家社会主义领袖们的野蛮的、没有教养的、有时候完全是装腔作势的做法感到反感，但是由于出身和职业的原因，一种强烈的民族伦理道德观念仍然支配着他，使他同情国家社会主义民族运动。”
1933年，施陶芬贝格升为中尉，1937年升为上尉。1938年，班贝格的犹太教堂也被烧毁，砸玻璃窗之夜的事情对这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是一次关键性的转折，从此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施陶芬贝格升为校官后被派往乌珀塔尔的第一机械化师任职，先后出战过波兰、法国和北非。1943年4月7日，当时是第十坦克师作战参谋的施陶芬贝格在加斯非附近的盟军低空扫射中受了重伤，被送回德国，他所在的师全部被俘。在慕尼黑军医院，医生们久久不能断定，他是否能度过死亡的难关。
这位伯爵毅力过人，他甚至拒绝服用镇痛剂和安眠药。“看到他被打得千疮百孔，实在令人心酸。他的母亲照料着他..虽然肢残伤痛，但是施陶芬贝格仍然不屈不挠。”
他几乎还未痊愈义要求奔赴前线，后被安排在柏林陆军部办公厅当参谋长。这时候他早已成了希特勒的坚定反对者。他以精辟的论点加入了密谋分子的行列：”将军不行就该用上校。”
这位伯爵不仅展示了智慧和不怕死的精神，而且在他的陆军补充军的新岗位上找到了达此目的的可能。他借口镇压千百万外国劳工的暴动，制订了一个以“女武神”为代号的计划。施陶芬贝格决心实施这个“女武神”计划，从1942年初开始。“狼穴”宜至希特勒为了逃避俄国人而迁移到柏林后仍然在扩建。在几千名工人当中也有很多久国人，他们受到了希特勒外勤警卫营部队的监视，住在故意维持原状的营地边上，但是即使在严格监视下也能够经常进入内圈。 1944 年6 月，那里共有两万八千名工人，其中有几百人在希特勒地下避弹室所在的一号禁区内工作。
这个地方的保安措施是极为严格的，但是也经常出现差错。1942 年底，有一个上校在去十八公里外的茅尔瓦尔德最高统帅部的途中在交通车里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进了一号禁区，而这里只有持特别证件的人才能进入。他下车后走进军官食堂，欢迎他的是希特勒的海军副官那斯科·冯·普特卡默尔。当普特卡默尔告诉他这是什么地方时，这位上校还不信，直到他看见窗外经过的希特勒时他才相信。
更为危险的是， 1942 年7 月9 日，一个波兰劳役企图越过铁丝网，被当场击毙，人们从他的装面包的口袋里搜出一把作案用的折刀。还有一次，人们从里宾特洛甫的副官厄亭格上尉的公文包里搜出了一颗手榴弹和一瓶汽油，引起了一阵恐慌。这位军官声称，这是用来在万一情况下销毁“国家机密文件”用的。
保卫希特勒方面的漏洞还有很多，如那个治胃痛的药瓶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瓶子（往往是无人照看的）就放在希特勒的餐桌旁，只有他一人服用这种药品。那些在挖空心思研究如何才能消灭这个独裁者的密谋分子们，本可以找到一个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即设法在这瓶胃药里放人一种迅速有效的剧毒药品。多年来，有很多人可以做到这一点，然而却无人这样想过。一些人有用武力结束希特勒生命的勇气，但是却无足够的杀人想象力，一度受博尔曼的委托记录希特勒席间谈话的亨利·皮克指出，凡是能够进入元首大本营的坚定刺客“都有足够的以这种方式杀死希特勒的机会”。
中午一点钟，希特勒准备接见后备军司令弗里德里希·弗罗姆上将及其陪同施陶芬贝格上校。在元首堡垒的人口处，他们和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和空军将军卡尔·博登沙茨聊了几句。军官们进去后，希特勒向他们样子致意。这次军事会议时间很短，从一点十分开始到一点四十分结束。接着开其他会议。
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这次又未出席合议，不过即使他今天在场，施陶芬贝格也无法进行这次谋杀。炸弹虽然放在他的公文包里，柏林的同谋们这时也已过早地执行了“女武神”计划（本来只有弗罗姆才有这种权利），但是这位伯爵没有夹破这个至少需要十分钟才会引起爆炸的酸液信管的机会。在会议室，在希特勒的眼皮底下，他设法这样做，就这样，他的第二次尝试又失败了。但是这位连连失败的刺客并不因此而善罢甘休。他还有7 月20日两次去东普鲁士汇报后备军可以向东线派多少人员的机会。
柏林班德勒街的密谋分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撤销他们的戒备措施。弗罗姆获知背着他所千的事后极为恼怒。他是个两面讨好的骑墙派，密谋分子经常向他提出暗示和要求，但他从不加以指责；另一方面，这位把安宁的生活和正常的睡眠置于良知之上的上将，依然执行着希特勒的各项命令，但是最终还是未能逃脱被绞死的命运。
还未做好准备占领广播电台和在阿尔布莱希特亲王大街上的基本上没有什么警卫的盖世大保总部，他们本来是可以从中解救出几个密谋分子的，如尤利乌斯·勒贝尔。他们也没有去逮捕柏林大区党部书记戈培尔，尽管柏林警察局长黑尔多夫伯爵早已深深陷入密谋集团之中并急待做些工作。”
四点钟左右，柏林驻军司令冯·哈泽将军终于下令出兵占领政府驻地，他派前希特勒青年团首领奥托·恩斯特·雷默尔少校率“大德意志”警卫营出发。班德勒街的气氛是压抑的，甚至是悲观的，那位深孚众望、然而根本不适应密谋活动的埃尔温·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的态度犹为典型。他耽误了几小时，虽然也全副武装出现在现场。他对混乱的局面极为恼火，于是先回到了措森，后来又跑到他的庄园，最后终于被盖世太保的暴徒逮捕。
在“狼穴”，希特勒的武士们非但没有采取行动，反而在互相指责。海军上将邓尼茨大骂陆军的背叛行为和空军的无能；戈林称里宾特洛甫是外交上的低能儿；希特勒听着，默默地吞服着莫雷尔的各种药片，然后突然跳起来大发雷霆，扬言要把这些罪犯的老婆孩子统统斩尽杀绝。
在气氛紧张的柏林，谣言四起，但是广播电台仍然还在沉默。元首大本营正在准备希特勒对德国人民的讲话，但是奇怪的是，那里竟然没有转括设备。这位独裁者必须要等到从柯尼斯贝格派来一辆转播车后方能发表讲话，但这要花去好几个小时的时间。看来，在7 月20 日当天就向德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是不可能的了。
在帝国首府，“女武神”行动方案的第一个措施终于付诸实施了。柏林的警卫营先遗队已经出现在勃兰合堡门附近，并在继续向政府驻地挺进。这时，在班德勒街的臭尔布里特将军的办公室里，政变军官们的马拉松会议还没有结束。会议气氛直到有人报告施陶芬贝格的汽车已经到达院内时才出现一丝轻松。
这位从“狼穴”归来的刺客显得很轻松、兴奋和如释重负。他安慰同谋们说：“按常情判断，希特勒已死无疑。”五点钟以后，班德勒街的所有进出口都已被封锁，只有持施陶芬贝格亲自签发的桔黄色通行证的人方可进出这座建筑物。
五点三十分，密谋分子向武装部队各部发了一份由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签署的电报：“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去世。一个由对前线情况一无所知的党魁们组成的伤夭害理的集团，企图利用眼前的形势向正在浴血奋战的前线将士从背后插上一刀，同时力图攫取权力以达到营私的目的。在这一危急关头，帝国政府决定实行军事管制，以维护法制，井委托我以德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之职..”
和以往一样，在巴黎的冯·克卢格元帅还有动摇，存在设法疏远叛乱分子。但是现在他说：“历史的钟声已经响。”他建议参谋们立即开始同英美谈判西线停火的问题。当他后来收到凯特尔的“元首安然无恙”的电报后，他又再次改变腔调。但是已经大晚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早已替他采取了行动，已发出了逮捕在巴黎的一千二百名党卫队员和保安处人员的命令。整个行动只用了几个小时。历史学家威廉·冯·施拉姆写道：“二十二点三十分，第一警卫团突击队征服了盖世太保。这样，这一行动实际上已经无法再取消了。如果这一行动在最后时刻被取消，那么这在德国历史上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事实首次清楚他说明了陆军和国家秘密警察之间的对立程度，同时也说明，那些恐怖制度的高级干部自己被抓后也不那么坚强。他们那么喜欢对手无寸铁的人使用突然袭击的办法，而今这种办法也被用到他们头上来了。到午夜时，在巴黎的街头就再也看不见黑色领章了。”
在柏林，施陶芬贝格要求弗罗姆上将公开加入叛乱。
“我已和凯特尔通过电话，”这位后备军司令答道，“希特勒没有死。”
“凯特尔在撤谎！”施陶芬贝格上校说。
“施陶芬贝格伯爵，”上将说，“行刺已经失败了，你立即自杀吧。”
这时，奥尔市里希特也敦促这位后备军司令行动起来。但是善于骑墙的弗罗姆宣布逮捕在场的军官。
“你已经逮捕不了我们了，”奥尔布里希特反唇以对，“你是在自欺欺人，现在是由我们来逮捕你。”
弗罗姆和奥尔布里希特扭打起来，上将占了上峰。施陶芬贝格不得不去劝架，但是脸上挨了一记耳光。奥尔布里希特和施陶芬贝格不得不拔出手枪。弗罗姆被制服，卸下枪后被拖到他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屋子里。
在巴黎，逮捕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在柏林的班德勒街，侧乎也一切顺利；在燕提树下大街的城防部队，冯·哈泽将军尤为大胆。
雷默尔少校已开始封锁政府大楼，用冲锋枪和机关枪装备的部队已出现在总理府周围，并在继续向政府各部进发。雷默尔和施陶芬贝格一样，也是一个战功赫赫的军官，在前线作战时曾多次负伤，这是这两位校官之间唯一相同的情况，此外，两人在出身、教育、智惫和道德上都绝然不同。雷默尔少校习惯于执行命令，不提任何问题，英勇无畏，处在骁勇和呆头呆脑之间。
雷默尔忠实地追随希待勒，但是军人的教条“命令就是命令”铭刻在他的灵魂深处，所以他一定会服从冯·哈泽中将的反对希特勒的命令。
雷默尔的民社党指导员汉斯·哈根中尉（也在宣传部担任工作）怀疑希恃勒己在党卫队发动的叛乱中遇刺的说法，于是乘摩托车到戈培尔那里去打听真实情况。
这时，雷默尔营长也接到去宣传部逮捕戈培尔的命令。临走前他对副官说：“现在是要我的脑袋了。”
戈培尔的宣传部里一片混乱，施佩尔正好也在那里。部长正站在他的办公桌旁汗流满面地打电话。戈培尔知道，波茨坦和其他邦的驻军部队正在向首都挺进，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政变已经开始。他最后的希望是，但愿广播电台还没有被叛乱分子占领。
雷默尔少校（哈根称他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军官”）一进门，戈堵尔就开门开山地要他好好想想他对希特勒的效忠宣誓。
“但是元首现在已经死了。”少校说。
“元首还健在。”宣传部长反驳说，“几分钟之前我还和他通过电话。”
雷默尔又说，只有他能亲自听到元首的说话声，他才会相信这个令人高兴的消息。
当时在场的施佩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雷默尔感到庆幸，但仍似信非信地瞧着我们发愣。这时戈培尔要雷默尔注意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注意已落在他肩上的历史重任。戈培尔说，命运很少为一个人提供这样的良机，利用它或者抛开它，现在就看他自己了。这时见到雷默尔的人，见到他听了这番话后所发生的变化的人，都知道戈培尔已经获胜。但是这位宣传部长这时又使出了他的绝招，他说：‘我现在要同元首通话，您也可以在电话上同他谈谈。元首会给您下达命令的，这样不就撤销了您的将军下的命令了吗？’戈培尔用稍带讽刺的口吻结束了他的话。然后，他叫通了拉斯滕堡的电话。宣传部的电话总机有一条直通希特勒大本营专线。不一会儿，希特勒接了电话。戈培尔把情况稍作介绍后，就把听筒交给了这位少校。雷默尔立即听出这是传说已经死去的希特勒的声音，他手里拿着听筒，不由地马上立正。我们只听他不断重复地说：‘是，我的希特勒..是！’随后，戈培尔接过听筒，希特勒把谈话的结果告诉了他：这位少校已经受命接替哈泽，执行将在柏林采取的一切军事措施，同时，要他服从戈培尔的一切指示。唯一一条幸而保全的电话线，导致了起事的最终失败。戈培尔继而采取反措施，命令警卫营全体人员到他住宅的花园集结待命。”
雷默尔少校当即被提升为上校，并开始着手镇压将军们的暴动。他首先撤回了警卫营，该营在班德勒街的士兵已经在傍晚晚些时候撤退。与此同时，广播电台也报告，元首将对德国人民发表讲话。
接着放进行曲。
在巴黎，牢房已经关满了人，但是此刻冯·克卢格陆军元帅却请求他的军官说：“先生们，请别把我牵扯进去！”
这一天还有一些意外的偶然事件。最翠众望的陆军领袖隆美尔元帅（即使他不是7 月20 日事件的同谋，也是一个知情人）三天前在一次低空扫射中负了重伤，现在正躺在陆军医院里不能动弹。他的声望本来足以使民众投入到这场总起义中去。
曾经解救过墨索里尼的党卫队少校奥托·斯科采尼要去维也纳，火车刚要开动时他获悉希特勒又度过了一次暗算，并立即表示愿意听从调遣。这个身高两米的人去拜访中央保安局。保安处驻外部主任瓦尔特·舍伦贝格告诉他，局势非常严重。约翰·托兰写道，“他脸色苍白，面前的桌上放着一支手枪。他作了一个戏剧性的手势说，‘如果他们来，我就在这里自卫。’他的神色很古怪，斯科采尼差点儿笑出声来。他建议舍伦贝格把手枪拿开，以防不小心伤害自己。”
接着，舍伦贝格也开始介入。他乘车去城郊的一座党卫队学校，要求给予增援。傍晚晚些时候，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将命令他立即去班德勒街支援雷默尔，警卫营已经包围了这幢大楼。
希特勒的广播讲话一直还未开始，在巴黎，党卫队头目全被抓获；在维也纳和布拉格，密谋集团的余党也在活动；在班德勒街，非叛乱军官起先静观了一夭，当他们嗅到哪一方将会胜利后，也拿起了武器。
其中八人，拿着冲锋枪和手榴弹闯进了奥尔布里希特的办公室。这位将军企图阻挡，这时施陶芬贝格走进房间，这些军官立即调转枪口向他打出一排子弹。
施陶芬贝格受了伤，急忙退到旁边一间房间。后来，他、贝克、奥尔布里希特和其他密谋分子一起被拉到已被反政变分子救出的弗罗姆上将面前。
“诸位先生，”这位后备军司令说，其实他还不知道他已被凯特尔解职，其职务已由党卫队全国领袖代替，“现在，我要以你们今天下午对待我的办法来对待你们。”
他命令他们放下武器。
“我是你以前的上级，”贝克上将答道，“你不能这样要求我。”这位原来为抗议希特动而退职的前总参谋长伸手去摸手枪。
弗罗姆抢先开了枪，但子弹只擦伤了贝克的头皮。“请给这位老先生帮帮忙。”弗罗姆命令两名解救他的军官。但是他们拒绝执行命令。贝克倒在椅子上，呻吟着，流着血。这时弗罗姆上将以自封的临时军事法庭庭长的身份对这些密谋分子说，你们可以给家属写一封简短的诀别信。
弗罗姆去自己的办公室，不到五分钟他又回来宣布他的命令：“一个由我组建的临时军事法庭现在以元首的名义宣布判决，判处总参谋部的冯·默茨上校、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他指了指施陶芬贝格，“还有这个我不愿意再提他名字的上校和冯·哈夫滕中尉死刑。”
施陶芬贝格对企图以此保全自己的弗罗姆极为愤恨，他表示愿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说，所有其他人只是作为他的士兵执行他的命令而已。弗罗姆暗示了一下房门，被判刑者捆绑着一个接一个默默地从他身旁走过。在此期间，贝克第二次开枪自杀，但又未击中，一名上士把他拖到走廓上，在他颈上加了一枪。
处决是在班德勒街的院子里进行的。奥尔布里希特第一个死，施陶芬贝格排在第二，但是枪响时他的副官冯·哈夫腾上前挡住了子弹，所以施陶芬贝格第三个死，死时高呼德国万岁的口号，零点三十二分，默茨也被按军法处决，身材魁伟的弗罗姆上将站在班德勒街大楼的阴影之中。他作了一个简短而有力的讲话，他说，“感谢天意拯救了元首的宝贵生命。”三呼“胜利万岁”后，他离开了这个凄楚的现场，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拟了一封电报交给班德勒街的通讯中心，电报说：“不负责任的将军们的叛乱已被平定，全部首领已遭枪决。”
弗罗姆接着去戈培尔处，戈培尔将他逮捕。他对自己同事的态度并未给他带来什么优待， 1945 年3 月他也被枪决。
在死者被运往舍内贝格的巴特海姆教堂公墓安葬时，时钟正敲午夜一点。广播电台传出了希特勒的声音。
“德国的男女同志们！”希特勒声嘶力竭他说，“我不知道这是第几次对我策划并进行暗杀行动了。我今天对你们讲话，第一是为了使你们听到我的声音，知道我安然无恙：第二是为了使你们了解在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罪行，由一些野心勃勃、不负责任的同时又是愚昧无知的军官组成了一个很小的集团，台谋杀害我以及与我一起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将领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来自十一个机构的四百名国家秘密警察和刑事警察组成了一个“七月二十日事件特别委员会”，无情地清洗各军参谋部。第一批受害者中无一人生还，施陶芬贝格及其朋友的尸体，根据希姆莱的命令被火化，骨灰被胡乱撒在农田里。戈林甚至建议把骨灰撒在臭水沟里，因为农田对他们来说太干净了。
大部分害怕受到死亡耻辱的人，虽然有同纳粹制度打交道的经验，但这次却无法预料等待他们的是何等样的命运。直到后来他们才认识到，还不如当初也被按军法处决为好。
“圣巴托罗缪之夜”又开始了。逮捕的浪潮此起彼伏。迫害者们根据偶然发现的军事谍报局的文件，拘留了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和奥斯特少将。在巴黎，那些刚刚逮捕了党卫队首领的军官们在拉斐尔饭店惊悉，柏林暴动已告失败，德国驻法军事总督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自己反而落入了他为希特勒的打手们设置的圈套。在这一危急关头，军官们想出了一个应急措施。他们和两名被捕要人，党卫队高级军官和警察首领卡尔·奥贝格和党卫队保安处头目赫尔穆特·克诺亨博士谈判。
两人被带出监狱，调停人奥托·阿贝茨大使打断一开始的交锋说：“在柏林，一切都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这里是法国。诺曼底战役正在激烈进行，这里的所有德国人必须精诚团结。”于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抓人的和被抓的达成了协议，联合反对希姆莱和国家中央保安局。所以巴黎密谋分子的处境相比之下要好一些。
当然，冯·克卢格陆军元帅后来罢免了施蒂尔普纳格尔的职务，并要他去柏林汇报情况。途中，他去看了凡尔登北部的马斯河古战场，他让司机开车先走，自己企图开枪自杀，但未打准，动手术后被捕，后被绞刑处死。看风使舵的克卢格在回德国途中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服了氰化钾，但是在给希特勒的信中仍然表示效忠于希特勒。这是一个介于可笑和可怕、屈服和狂妄之间的德国陆军元帅。
只有少数人知道，由于自己参与了这一密谋或者知道这一密谋的内情终将被送交荣誉法庭、被判徒刑乃至枪决，企图隐藏起来。
他们希望敌手们也会遵守荣誉的传统。这样，他们在惨败后再次低估了纳粹运动。这个政权不仅要他们死，尤其要他们惨死并对他们的家属采取斩尽杀绝的政策。被捕的家属中，年龄最小的是格德勒的孙子，还是个哺乳婴儿；年龄最大的是施陶芬贝格的堂伯，八十五岁。
事到如今，在密谋分子当中还有人抱有天真的想法，如费尔雷贝尔将军。他是个主要密谋份子，在暗杀事件过后几分钟还曾看见过幸存的希特勒。在7月20日的混乱中，他（那时还未受到怀疑）曾多次出现在希特勒身旁。他知道，他的参与可能很快就会被发现，本来完全可以在施陶芬贝格的行刺失败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枪杀希特勒，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却准备象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那样，以宿命论的方式去承担后果。当天下午，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命令他去“狼穴”，也就是说要逮捕他。
他的通讯官和亲信黑尔穆特·阿恩茨博士中尉问他，是否有手枪。
“只要活着，就不能这样做。”这位将军回答说。他不愿自杀，而是想向战时法庭公开申述自己的理由——战争罪行的必然结果。临别时他对副官说：“如果我们可以相信那里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说一声：‘再见’。”
但是费尔吉贝将军在被捕后没有申诉的机会，他进了盖世太保的行刑室，受到了骇人听闻的残忍待遇。
密谋集团的驱动机——特雷斯科企图逃脱这种命运。7 月21 日，他来到第二十八步枪师的前沿无人地带，如他所说的那样，想亲眼看一下前线的败局。就在苏军防线附近，他用两支手枪制造了一个交火的假象，然后拉响一颗手榴弹，炸掉了自己的脑袋。
由于特雷斯科的作用还未被揭露，他的英雄般的死在武装部队的战报中作了突出的报道。其家属获得了把他的遗体运回德国的特许，并以军人的荣誉安葬在特雷斯科庄园里。几个月后，这位将军被查出是“七·二○”事件的罪魁之一，于是已经半腐烂的尸体被取出棺木，用作审讯其朋友时的恐吓武器。
维尔纳·施拉德中校在营房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不进监狱，不让别人折磨我。”然后开枪自杀了。总参谋部的汉斯·乌尔里希·冯·尔岑少校在柏林霍亨佐勒坦的军区司令部里被扣留。他的供词自相矛盾，因此被勒令交出手枪。这位军官要求上厕所，他在那里烧毁和吞下了有关文件，回来的路上他在消防沙桶里藏下了两颗手雷。
7 月21 日十点钟左右，冯·厄尔岑少校再次要求上厕所。途中，他取出了一颗手雷，举到头边爆炸。他受重伤倒地，看守也被炸伤，现场立即被封锁。医生认为厄尔岑已死，所以就无人管他了。他苏醒后挣扎着爬到消防桶旁取出了另一颗手雷，用嘴咬住，然后拉响。他的上司，忠于希特勒的约阿希姆·冯·科茨弗莱施将军说：“少校的死至少是体面的。”
国家刑事警察总监阿图尔·内贝最初特别忙于“侦察”7 月20 日事件的工作。黑尔多夫伯爵被捕后，他的同谋行为再也隐瞒不住了。这位德国的首席刑警写了一份绝命书，制造了一个自杀的假象，染了发色，和吉泽维乌斯一起隐居起来了。1945 年1 月16 日，内贝终于被捕，后被绞死。吉泽维乌斯得以在一周后用假护照逃到了瑞士。
炮兵将军弗里茨·林德曼也隐居起来了，虽然曾以五十万马克悬赏缉拿，但是直到九月才被发现。他企图从监狱的四楼跳窗自杀，但被狱警及时发现，腹部挨了一枪被击倒在地。人们给他开刀取出子弹的目的是要把他绞刑处死，但是林德曼因伤势过重，于9 月21 日死亡。五名曾隐藏过他的帮手们分别被处以绞刑。
纳粹行刑手们想出了狼多惨无人道的刑罚，这一政权很少这样赤裸裸地暴露自己的面目。希特勒本人也多次强迫使用各种别出心裁的残虐刑罚。他把被称为“我们的维辛斯基”的人民法庭庭长罗兰·弗赖斯勒召进大本营，对他说，对这些要判决的人决不能采用任何仁慈的办法，特别是不能让他们保持理智，这位独裁者指示，要像宰“肉畜”一样绞死被判刑的军官。
为了把这些军人交给人民法庭审理，“荣誉法庭”必须先把他们开除军籍。唯命是从的凯特尔、古德里安等人为了讨好希特勒把这些军人一一削职为民。1944 年8 月7 日和8 日，人民法庭首次开庭，被告们被弄得极为狼狈：满脸胡子，衣衫褴褛，没有腰带，提着裤子，甚至被拿去了假牙。他们就这样站在穿着红袍的“法官”面前，字旗后装有摄影机。
“你这个不要脸的老家伙，”这个德国的维辛斯基对前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大声吼道，“为什么老弄你的裤子？”
维茨勒本虽然外表寒酸，但军人的威严不减。他对这个嗜血的法官道：“你可以置我们于死地，但是不出三个月，愤怒和受磨难的人民将要向你清算，把你活活地扔到街上的污泥中去！”
被告们虽然被剥夺了任何权利，受过严刑拷打，家眷们都掌握在这帮暴徒手中，但是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在法庭上都表现出了临危不惧的态度。
当弗赖斯勒无意地用“伯爵”来称呼舒伦堡时，冯·迪·舒伦堡伯爵立即纠正他说：“是舒伦堡无赖。”
律师约瑟夫·维默尔警告庭长说：“如果我受绞刑，那么害怕的将不是我，而是你。”
“你马上就要进地狱了！”这个身穿血红色长袍的恐怖分子说道。
“如果你也紧跟而来，对我来说倒是一种乐趣，庭长先生。”被告回答。
遭到非人虐待的费尔吉贝尔甚至建议庭长赶快去上吊，以免被告们朱死他倒先被绞死。
被捕的人越来越多，刑罚也日益残酷。曾以他的坚贞不屈而救了很多朋友性命的施拉布伦多夫写道：
“他们提醒我，这是招供的最后机会。当我坚持不招时，他们又对我进行拷打。这种刑罚共分四步进行。
第一步，我的双手被反绑，然后套上一个装置，十指分别夹住，装置内有铁刺，外有螺丝，螺母扣紧时铁刺扎进手指肉里；
第二步，我被捆在一个像床架一样的刑具上，脸朝下，头上被盖上一条毯子，每条赤裸的腿上套上一根炉管样的东西，管子内壁有尖钉，外面有螺丝，扣紧后钉子扎进大腿和小腿；
第三步，我和刚才一样，被捆在床架式刑具上，头也被盖住，‘床架’可以缓慢分开，以致被绑住的整个身体随着这一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的动作一起拉长；
第四步，我被捆在一具特制的刑架上，弓着腰，身体既不能向后也不能向两侧活动，然后行刑手和警卫长用粗棍从后面抽打，每打一棍我的头就重重地憧击地面，旁观者们在一边高声狂笑。”
施拉布伦多夫曾休克过一次，醒来后继续受此摧残。但是这种刑罚没有奏效，他被送进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他们把他带到刑场，押解人作一手势说：“现在你该知道自己的下场了吧，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还准备给你选择另一种命运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