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各地到处流传着令人毛骨惊然的消息。刚从前线回来的士兵，来自东方的难民讲述着一桩桩极其可怕的见闻。他们说，妇女被强奸，被俘的军官被拷打，伤员被无情地枪决。在柏林，党卫军队员和盖世太保分子被捕后立即处死，人们用铁锤把穆瓦森步枪的弹壳钉进他们的后脑。
在德国中央保安局，人们胆颤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保安处特务和盖世太保警察是最少抱有幻想的人。由于罪行累累，他们比任何人都明白，他们休想得到宽大。
当第一轮审讯开始时，保安处和党卫军的各种组织被宣布为“犯罪集团”。不管个人是否犯有罪行，只要是这些组织的成员就被视作罪犯，并给以法律制裁。
在此之前，作为职业情报人员，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官员每天都能了解到形势发展的真实情况。任何宣传部不能粉饰他们收到的报告。自1944年初，他们就已坦率地承认，前途难卜，败绩惨重。
在末日即将到来之际，纳粹党的权贵们也沉而于悲观颓丧之中。那些没有完全被昔日的政治热情所驱使、对帝国命运稍有清醒认识的人，开始认真地思考着保证自己及其家眷的逃命方法问题。
但是，他们的种种计划遇到了比当初想象的大得多的障碍。
首先不可忽视的是庞大的警察网。在整个德国，盖世太保的官员和职员不下45， 000人，安全警察65， 000人，保安处的情报人员10万人，隶属于库特·达吕格领导的穿制服的治安警察280万人。党卫军的告密分子、临时密探和间谍还不在其数。在纳粹党与武装部队，武装部队与党卫军，党卫军与保安处之间，明争暗斗，相互倾轧。帝国专员与纳粹党大区领袖争权夺利，常常进行着紧张的角斗。总之，依照一个通常的说法，人人都在受人监视，人人都在监视别人。
利沃夫集中营的幸存者、 20 多年来专门从事追捕纳粹罪犯的西蒙·维森培尔在他的新著（杀人犯就在我们中间）中提到：战争结束时，盖世太保的主要成员都曾由德国中央保安局的专门机构为他们伪造了新的身份证。这种可能性较小，因为德国中央保安局于1945年1月搬迁。保安局大部分“专职人员”后来迁移到位于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山区的阿尔多塞镇附近。那里的办公用房十分简陋，人员数量受到最大限度的压缩。不可想象，他们在那里拥有系统地制造伪证的器材设备。
如果真是这样，纳粹党和保安局的领导人甚至参谋部的某些军官理应是优先获得假造证件的人。然而，他们并未获碍。在总理府的地下避弹室，克莱勃斯将军、布格道夫将军、瓦尔特（赫维尔大使以及希特勒的贴身侍卫官缨勒和沙德尔不愿在失去元首后继续活下去，都以戈培尔为榜样各自独立核算了。希姆莱在被捕时只有几张业余运动员的假证件。戈林在审讯后，也自杀了。最后一任空军司令冯·克莱姆元帅1945年6月24日在斯拉兹堡医院服毒自杀。
在希特勒周围的工作人员中，马丁·鲍曼似乎是唯一早就预料到事态发展趋势并图谋潜逃的人。
狡猾、令人难以捉摸的鲍曼是党内的实权人物。从1928 年纳粹取得政权前5年开始，他便成为国社党的专职官员，并在党内担任过领导职务。
鲍曼原是鲁道夫·赫斯的副手。 1941 年当后者前往英国谈判无法实现的和平时，鲍曼便取代了他。从此，他便顺利地步步高升，并因此而招致许多人的嫉恨。然而，他始终是胜利者。此人外貌不扬，有着一副呆板而无精打采的面孔和一双伪善的眼睛。检察长弗里茨·鲍尔说他长着一副典型的啤酒鬼面孔。
这位帝国长官决意不使自己成为帝国的陪葬。1944年他对他的妻子格塔说：“即使红军和财阀们打进柏林，他们也不可能抓到我。”
在一个颇为神秘的人物帮助下，他周密地制定了自己的逃跑计划。那个神秘的人物虽鲜为人知，却起着决定性的作为。他就是瓦尔特·罗夫。
1942年圣诞节，罗夫途经柏林时，卡尔登勃鲁纳召见了他。
“鲍曼希望见见你！他明天接见你。”
无人知道他们会见时的谈话内容，也无人知道罗夫接受了什么样的使命。但他一返回岗位，便匆匆将他的指挥部从迦太基迁到突尼斯。他的办事机构突然得到加强，其工作人员由原来的48人增加到200多人。与此同时，他与驻突尼斯总代表、海军上将埃斯特瓦和非洲长枪党的法国人进行接触。
几个星期后，罗夫命令逮捕50 多位最杰出的犹太知名人士（犹太教教士、律师和医生），并用卡车把他们押解到迦太基。他说：
“我刚接到一项命令，要我马上开始组织流放突尼斯的犹太人。然而，我来到突尼斯几个月后，我发现，你们的情况非常特殊。此外，我本人对你们没有任何恶意。我的任务是艰巨的。可以说，我是请求你们帮助我完成任务。”
在场者目瞪口呆。罗夫隐晦地向他们提出一笔交易。这难道是真的吗？经过几个小时的谈判，终于在深夜达成协议。经双方商定，突尼斯犹太人向罗夫缴纳半吨黄金或以外汇相抵，罗夫保证犹太人不受迫害。
“赎金”确实分几次交付了，但从没有文字记载。德国空军也从未接到将黄金运往柏林。只有鲍曼和卡尔登勃鲁纳知道事情的结果，显然，他们是这一行动的幕后策划者。
这笔财富成为1945 年以后盖世太保分子赖以后命的资金来源之一。在5名保安处成员和2名非洲长枪党法国人的协助下，罗夫亲自出马把这批黄金运藏到可靠的地方。一条小渔船在靠近马萨的一个小海湾装上黄金和外汇后，驶回西属摩洛哥的梅利利亚。保安处驻丹吉尔的一名特务验收了这批黄金和外汇，并转运到得土安。瓦尔纳·勃洛克道夫证实，黄金后来被运到葡萄牙熔化后，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市场上出售了。
1943年秋，罗夫成为保安处驻意大利北方组织长。这一职务也是鲍曼为他谋得的。这时，他居住在米兰，在雷吉娜饭店租了一套不太宽敞的房间。他所担负的任务是比较繁重的。由千盟军在意大利登陆和挺进，法西斯各机关一片混乱。有的人开小差；信函被锗送；车队时常迷路。在半岛上仍然忠于“领袖”的地区，安全机关已几乎完全落入德国人手中，也就是说完全为罗夫所控制。
正是在这一片混乱的气氛中，瓦尔特罗夫小心翼翼地根据指令开辟着勃洛克道夫所说的“罗马之路”——逃亡分子最重要的潜逃路线。
鲍曼并非无所事事。他让罗夫组织“逃命之路”，自己则全力筹集，以应付失败以后的局面。
他抱着这一目的与大工业人士和企业主们进行了接触。鲍曼知道，这些人已经看到这艘帝国之船即将沉没，他们再也没有热情帮助它重新浮起来。然而，他还是试图去说服他们。
第一次会议是1944年7月2日在柏林市郊沃特利茨湖边的希瓦尔茨飞机螺旋桨制造商家里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鲍曼、罗夫及雇主协会的十几名代表。党卫军中央经济管理处的3 名高级官员如该处处长奥斯瓦尔德·波尔上将，也出席了会议。鲍曼全面地分析了形势。他强调指出，无论局势发展如何，必须保存德国的经济打击力量。他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
鲍曼受到不冷不热的欢迎，因为与会者并不十分明白（或者不想明白）他心底里的打算。此外，与会者中有希姆莱的朋友，鲍曼不愿意在他们面前说得太明白。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休会。
第二次会议于8 月10 日在斯特拉斯堡“红舍”饭店举行。这次，鲍曼全盘端出了他的计划：
“现已无需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从现在起到明年，我们必须秘密资助国社党。因此，从现在开始应当具体研究党在非法化以后能够支配的财力问题。”
后来获得这次会议文件的西蒙·维森塔尔认为，这次斯特拉斯堡会议非同一般。“逃亡网”的资金问题可能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的。鲍毫不犹豫地离开大本营前往参加，可见他对会议是十分重视的。然而会议的规模没有这位帝国长官所期望的那样大，因为军备部长阿·施佩尔在同时召开一个会议，前往斯特拉斯堡参加会议的只有一些次要人物，他们当中有罗赫林、克虏伯、梅塞尔—施米特、林茨的戈林韦克等公司的代表及战争部和武器装备部的代表。
会议主席、赫尔曼斯道夫公司的沙伊德博士说：“德国工业必须为战后的经济复兴作准备。因此，所有企业家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利益加强与外国公司的接触，但不要引起外界注意。”
这席话正合马丁·鲍曼的心愿。他决心采取措施不使国社党对德国工业的投资、技术专利和新式武器设计图落入盟军之手。事实上，鲍曼的建议并没有受到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足够的重视。
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斯特拉斯堡会议以后，确有大量资本以贸易为幌子转移到“可靠国家”或存到了瑞士受秘密保护的银行户头上。1946 年美国财政部的一份报告披露，在全世界有750 家由德国人投资并由德国人开办的新公司：瑞士有224 家，西班牙有112 家，阿根廷有98 家，葡萄牙有58家，土耳其有35 家，其他国家有233 家。
会议一结束，鲍曼便去贝希特斯加登接他的妻子枯塔并与她一起去蒂罗尔，无论是希特勒还是盖世太保，都不知道他的这次旅行。旅行期间，这位帝国长官似乎已准备了他的后路。
旅途中，鲍曼化名马克斯·缪勒。他在斯特津和托伯拉克参观了几个先前有人向他报告过的偏僻的农场。
在默兰，他见到了刚从兰米返回的罗夫，向他介绍了斯待拉斯堡会议的情况。罗夫、鲍曼及其妻子在默兰一家提供膳食的小公寓下榻。罗夫当时已受到盟军谍报部门的监视，被一名英国特工人员认出（但他竟然没有认出罗夫的同伴）。
这位特工人员获悉，就在这两人在默兰投宿的那天夜里，默兰城的一个教堂里曾出现过奇怪的灯光。第二天他去教堂侦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两天以后，“缨勒”启程去博岑，罗夫返回米兰。
1945 年年底，“罗马之路”已完全组织就绪。罗夫通过一个名叫恩里罗·德·P..的前法西斯党头目，一方面在意瑞边界，另一方面在雷察尔和布伦内罗山口，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驿站网。逃亡分子从瑞士一站一站地来到米兰，然后前往罗马。大部人在米兰逗留数月。只有国社党领导人才能优先去国外。那些“知名人士”逃往拉丁美洲，其他人逃往中东。
参与组织逃亡活动的人有的是出于理想主义，有的则是为了赚钱或为了搜集情报。他们之中有忠于希特勒的农民和农场主，有“偷越国境”的馈犯，还有神甫和修道会会长。“这一切都是在盟军的眼皮底下进行的！”罗夫说，“可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这是多么不公道啊！”
许多人猜测马丁·鲍曼已死在柏林的炮火中，但没有任何人确信这一点，了解鲍曼精心准备逃命的人就不能确信这一点。
1970年12月23日，前党卫军上校、德国中央保安局六处前特遣队队长奥托·斯科尔兹内在汉堡（他刚在那里动过手术）宣称：“鲍曼作过整形手术，叫人辨认不出来了。他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即使我今天碰见他，我也认不出来！”
鲍曼的确终于逃出了苏联人和美国人的撒下的天罗地网。他很可能是这样逃出的；
5月2日晚上，斯坦普弗格大夫死后，这位垮台的帝国长官来到柏林最北边的威廉鲁区。他在海备克罗特小车站遇到前一天在地下避弹室见到的一名西班牙籍军团的志愿军士官。此人带着便服，并主动提出护送他。鲍曼一心想逃走，当然乐于接受他的帮助。
两人沿着铁路线前进，先是到达巴斯道尔夫。在那里，他们没有被苏联人抓住（苏联人把他们当作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的工人），接着向万德利茨走去。根据原定计划，本应有汽车接迎。但谁也没有赴约，两人只得继续步行。他们睡在废墟或壕沟里，躲开了巡罗部队。5月7日，他们来到霍恩到森，10日抵达博伊岑堡。在博伊岑堡，鲍曼与一名逃亡组织成员、原谍报局特种部队勃兰特堡师中尉格拉夫（假名）重逢。格拉夫说：“我们必须改变计划！一切都已安排就绪。一艘潜艇停泊在弗伦斯堡湾，一星期以后启航。”
当时，德国的潜艇还在各域游戈。帝国的某些权贵后来就是乘潜艇逃跑的，有些人逃到地球的另一端。有人肯定说， 1946 年，一艘潜艇停泊在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附近。
5月12日，鲍曼及其同伙抵达拉南堡，他们在爱尔伯大街113号的小房子里度过一夜。第二天清晨，4 个穿着英军制服、讲着一口流利英语的人前来寻找他们。他们是格拉夫的部下，其任务是把帝国长官送往英国管辖地区。
中午，他们乘吉普通过了盟军分界线上的拉南堡检查哨所，傍晚，又迅速地通过了弗伦斯堡。潜艇一直停泊在那里。凌晨4点，鲍曼、西班牙士官、格拉夫和其他4人登上潜艇。鲍曼紧皱眉头，沉默寡言。格拉夫却低声哼着小调：
“再见！小妹子！
我的心肝，你在这里等着吧，
等着我归来！
今天我们出海去远航..”
5 月底，潜艇进入爱尔兰海域。一天夜里，鲍曼和那个西班牙人在都柏林以北一个小湾登陆。潜艇立刻返航，直至9月船员才返回。
在都柏林，鲍曼毫不费力地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他每天收听新闻，很快了解到罗夫组织的地下潜逃网没有遭到破坏。他还得知被他送往意大利的妻子已经死去。这年8月，他搭船抵达西班牙桑坦德，流寓西班牙一年。这一年他千了些什么？无人知晓。
1946年4月，鲍曼决定去找罗夫。意大利没有西班牙那样安全。但呆在西班牙前途莫测。要离开欧洲，必须先去罗马。
4月4日，鲍曼来到日内斯。德拉加诺维奇神甫负责照看他，并给他派了一名身强力壮的“乌斯塔什”分子作他的贴身警卫。 16 日，鲍曼由这位身着教士长袍的克罗地亚人陪同，乘火车到达米兰。他一出站。一辆小汽车便把他接到米兰近郊。瓦尔特·罗夫在那里恭候他。“终于见面啦！”
几天后，这位前希特勒的秘书被秘密护送到罗马。罗夫陪同前往。他首先把他送到维亚德拉尼马休达神有的寓所。后者人为，在当时的形势下，逃跑是十分危险的。盟军正在搜捕鲍曼。所有检查哨所都收到有关他的体貌特征的通报。如果被抓住，他就没命了。
休达提出一个办法。他和一个离罗马城35 公里远的方济会修道院有联系。他说：“修道院院长绝对可靠。我们的朋友可以成为那里的图书管理员。但他必须有耐心。”
鲍曼后来在那里隐居了几年。他实际上只外出过一次。1948年夏天，鲍曼由两位耶稣会神甫陪同前去他妻子的墓地祭奠。这次外出可以说是愚蠢的。此后不久，社会上便流传着帝国长官还活着并隐居意大利的消息。此外，他的岳母也一再吐露不慎之言。据知情人透露，鲍曼可能利用幽居的机会撰写了一本“政治纪要”。也许是他不愿意将其发表，后来将之销毁了，但现在还保存着一份原稿的手抄本。
显然，这些传闻难以核实。但不管怎么说，在此期间，鲍曼不可能是无所事事的。他仍在精心地准备逃匿。当时他可能利用他所掌握的财政信息，试图协调一直分散在各地的力量。从那时开始出现的有关“帝国秘密金库”的传闻，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原由。
西蒙·维森塔尔后来说，“一位重要的外交官向我证实，西班牙有一个资助纳粹分子活动的‘鲍曼基金会’。”
毋庸置疑，设法让鲍曼逃走是瓦尔特·罗夫罗马逃亡网组织的一次最重要的行动；此外，还有其他许多较为次要的行动。但无论哪一次都显示出盖世大保、党卫军保安处和其他纳粹组织成员逃避盟军惩罚的能力，几百名逃亡分子（有的还带着家眷）就这样被送到近东。狄特尔·凯斯登和弗立克斯·霍肯海梅尔就是一例，1947年3月，凯斯登由于一件桃色事件被迫离开逃亡网。几个月以来，他与一位18岁的米兰少妇玛丽亚私通。而玛丽亚是共产党员吕弗米的侄女。罗夫认为还是支开她为好，因为当时与游击队的关系已趋于紧张。
1947年3月6日，凯斯登、霍肯海梅尔和4名原柏林盖世太保成员决定前去罗马。他们驾驶一辆旧式菲亚特汽车从克里斯托弗罗来到维也特拉的圣·洛伦索教堂，会见了休达神甫的一位合作者安东尼约牧师。这位牧师乘火车把他们护送到罗马。途中大家都穿着教士长袍。牧师叮嘱他们说：“你们要像神甫那样走路，不要像士兵那样！轻轻地缓步向前，脚不要抬高，应擦地而行，而且目光向下..装出一副寻找草莓的样子。”
在罗马，逃亡分子住在靠近维亚德拉尼马的一座小楼里。他们在这里呆了半个月，生活十分清苦，早晨6 点起床，不能外出，没有报纸。几乎每天都有两名教士轮番对他们盘问。
“您认识缪勒吗？”一天，一位教士问凯斯登，“就是那个海因里希·缪勒？”
“盖世太保头子吗？我和他见过两三次面。”凯斯登回答。
“这里有一张表，请把您知道的情况全部写上。”
凯斯登和霍肯海梅尔从罗马来到波洛尼亚，在慈善组织总部领取了假护照，尔后前往威尼斯。在安东尼约牧师的帮助下，他们与即将带领他们离开意大利的人接上关系。这是一位伊拉克外交官，名叫阿萨尔·海卡尔（化名），讲一口流利的德语。
一次不平凡的旅行开始了。这两个德国人和海卡尔登上伊拉克前总理拉希德·盖拉尼乘坐的轮船。船在雅典停靠，启航后在塞浦路斯海面遭到狂风的袭击，最后抵达叙利亚的拉塔基亚港。
第二天，凯斯登和他的同伴乘汽车到达大马士革。他们的联系人地址是乔治·哈塔特街22 号。这里住的是一位法国人，名叫科林。科林原是一名维希分子，1941 年当英国一戴高乐部队进攻叙利亚时，他在邓尼茨将军麾下任职。
科林对他们说：“你们最好是为阿拉伯解放运动服务。现在时机极好。与以色列的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但战争不会打多久的。”
“不要这样认为！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查·巴沙说，不久将看到像蒙古人和十字军那样的屠杀。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相信我的话吧，巴勒斯坦问题仅仅是开头。”
“那该怎么办？”
“阿拉伯国家正想招聘欧洲政治顾问和军事教官。几位前保安处领导人已开始为他们工作，其他人正帮助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建立民族警卫队。你们有的是工作可做。考虑考虑吧。”
早在1943 年，当罗夫作为保安处驻北非代表时，他就曾打算解救流亡在留尼汪岛的阿卜德·克里姆，把他扶上在德国人控制下的摩洛哥国王宝座。由于西班牙反对，也由于这位领导人的最后支持者背离了他，这一计划后来告吹了。罗夫对北非解放运动始终抱有同情态度。他常常说：“德国人和阿拉伯人生来和睦相处。我们有共同的敌人：英美、犹太复国主义和全世界的犹太人。”因而，当“罗马之路”被迫停止活动后，罗夫便退到了北非。
尾声 下一批牺牲者会是谁？
当第三帝国面临崩溃之际，希姆莱开始走上了他最后的歧途。他离开吕贝克以后，就象一头落入陷井的野兽来回地绕圈子，事实上，这块逐渐变得狭窄的土地与陷井并无两样，它牵住了任何一头危险的野兽。他首先驾车朝柏林方向驶去，但是要到达目的地是不可能的，他只好驶向北方菲斯滕贝格总部。
4 月26 日，他在那儿听到戈林“背叛”以及关于下令逮捕“帝国元帅”的消息。
希姆莱加快速度再次向丹麦边界驶去，以便重新与施伦堡会面。他委托施伦堡陪同伯纳多特去弗伦斯堡，并继续寻求“谈判”之路。四月三十日，施伦堡从丹麦来到弗伦斯堡，他在那儿获悉，自己也被解除了官职。党卫队保安处政治处处长江克中校和军事处处长斯科尔兹内中校替代了他的职务。
施伦堡不是那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恢复官职，驻守在特拉弗明德。五月一日上午，他在那里得到了关于希姆莱自杀和邓尼茨接任的消息。
不久以前，希姆莱在吕贝克附近的普勒恩的邓尼茨司令部里同邓尼茨进行了谈话，并决定与他“商量”现在应该采取的措施。
施伦堡陪他去同施维林·冯·克罗西克接触，晚上飞往丹麦继续进行“谈判”。他在急勿匆地返回普勒恩以后，马上飞往斯德哥尔摩。在那儿出现的投降使他感到吃惊。
希姆莱自己则去弗伦斯堡附近的米尔维克追随新政府。五月四日，新政府在那儿的海军学校里开始办公，一群无头苍蝇在“帝国总统”的身后相互碰撞。凯特尔、约德尔和其他高级军官都说，战争会在挪威继续下去。邓尼茨把帝国委员特波文和包姆以及林德曼将军召集到身边，探讨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举行的起义的途径。一批党的达官贵人试图对固执己见的休息室里的战略家们加以干涉，他们不知道那些战略家已被消灭了，而且当不断的空袭每分每秒都要造成无谓的牺牲时，他们对如何减少由于一场无情的战争而被弄得支离破碎的民族的痛苦也很少关心。
希姆莱躲在那些喜欢听信谣言、动摇不定的群众中不露面，直到最后作出无条件投降的决议时为止。那一天，这个罪责难逃的党卫队首脑从政府中被撵了出去，现在，希姆莱意识到，他直接受到了威胁，于是便不知去向了。五月八日深夜，各条战线停止了敌对行动，自1939 年9 月1 日起，大炮首次沉默下来。
没有人知道希姆莱在哪儿，也许他同一些忠实的党卫队员一起躲藏在一个不安全的隐蔽处，这些队员都像他一样考虑如何逃避报复。盟国的特工人员对他擅寻了十五天之久。他们推测希姆莱在弗伦斯堡的周围地区，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他，他的照片被分发到那里的占领军手里，要是许多德国人知道希姆莱的隐蔽处，他们很可能早就报告了。
这种局势不会拖延得很久。5 月20 日，希姆莱决定进行一次尝试，同他的一小撮党卫队军官一起到达巴伐利亚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5 月21 日，一支小分队正在密切注视着通往不来梅的不来梅沃德公路，当时有一批从战场上被驱逐的逃兵试图采用步行或者乘坐稀奇古怪的车辆回到他们的故乡去。
这里全是一片低洼的沼泽地，一个被浑水浸透的、布满小松树的贫瘠地区，火车停在“魔鬼沼泽地”的附近。逃兵不得不逐个地经过英国的监察站。他在左眼上扎着黑色的绷带，与大多数逃兵一样，穿着杂色的服装，普通士兵所穿的一条便裤和一件军装。他的不安的举止和一些人（他们绝大部分根本就没有证件）中间的这张全新身份证使人对他产生了怀疑。两个英国士兵为尽职起见，挟着他的胳臂，把他带进了警卫值班室。然后他们向第二军的保安机关报告了这件事。第二军的司令部设在吕内堡。他们把这个人带到附近的军营，把他关在牢房里。没有人怀疑到，这个眼睛上扎着绷带的男子汉就是可怕的希姆莱。他刮去了小胡子，把眼镜藏进了衣袋里。
希姆莱自己知道，他很快会被人们认出来，于是决定孤注一掷，他请求同军营指挥官作一次私人谈话。当他还没有被带到那里时，他就揭去了眼睛上的黑色绷带，并自我介绍说：
“我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现在重要的是，我想立刻探访蒙哥马利元帅。”
难道他还一直相信可以扮演一个角色，或者指望在有可能作一次旅游时偷偷地溜掉？正像他所指望的那样，结果是：他很快被带到了吕内堡的司令部，然后转到了保安处。
在吕内堡，人们对这样一个重要的犯人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医生对他进行了检查，把他的东西非常仔细地“搜查了一遍”。在一个衣袋里找到了一个装有氰化钾的大安瓿。希姆莱披着一件旧式的英国制服，被安置在一间牢房里，直到蒙哥马利情报处的墨菲上校到达为止。墨菲没有审问希姆莱，而是检查已采取过的那些措施。他问下属，有没有检查过希姆莱的口腔。绝大部分纳粹分子把毒药藏在舌头底下或者一颗假牙里面。墨菲认为已找到的安瓿也许是假的，真的可能已经转移了。
医生准备对希姆莱再进行一次检查，当医生命令他把嘴张开时，他苦恼地紧闭着嘴，咬碎了一点儿东西，由于吞咽下去的毒药奏了效，因而像被雷电击中似地跌倒在地。
医生立即把希姆莱的冒液吸干，但是这也无济干事。德国党卫队头子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结束了生命，四肢僵直地躺在地上，周围站着英国士兵，盟国战地新闻记者拍下了死者的照片，然后尸体被埋葬在一个秘密的场地。
死亡在等待着以希姆莱为头子的益世太保的得力干将和忠实部下海因里希·缪勒，但是他似乎已经是死里逃生了。他于一九四五年五月初失踪。据许多在苏联被俘的德国军官在被释放以后回到家乡时作证说，缪勒去过莫斯科，继施伦堡之后，缪勒利用“红色乐队”事件与俄间谍取得联系，而且协助他们来摧毁德国。许多德国警察为了生存而尽力为美国、英国乃至为法国谍报机构工作，许多人也的确达到了目的。缪勒选择了为苏联人服务的活动。虽然他在调查“红色乐队”事件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好杀性，使人难以接受他此时的做法，但又不能完全排斥它。根据同样的消息来源，缪勒于一九四八年死于莫斯科。
最近有一则（未证实的）消息说，缪勒和鲍曼一起居住在智利。
卡尔登勃鲁纳站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前，戈林站在他的旁边，两人在经过十一个多月的审讯之后，于1946 年10 月1 日被判处绞刑。
10 月16 日，与卡尔登鲁纳一起被绞死的有：里宾特洛甫、凯特尔、罗森堡、约德尔、弗朗克、弗立克、赛斯英夸特消克尔和施特莱彻。戈林通过一党卫队大队长兼警长巴赫齐列夫斯基的帮助，成功地弄到了毒药。他在绞刑之前的两小时像希姆莱一样咬碎了毒药。
德国劳工阵线的首领罗伯特·莱伊在纽伦堡开审以前就在监狱里自缢。
奥伯格和克诺亨企图躲藏起来。1945年5月8日，奥伯格化名为阿尔布雷希特·海因策住在蒂罗尔基布厄附近的基施贝格村，可是到了7月底，美国军事警察就逮捕了他。8月7日，他在维尔德巴德被转交给法国当局，这是法国当局要求引渡的。
克诺亨更加机灵，他隐藏在格廷根，所以逃避了对他进行调查达七个月之久。1946年1月14日，他为了转移到美国占领地，离开他的隐蔽处，这是很愚蠢的。只有寸步不动，才能保存自己。1月16日，他在拜罗伊特以北五十公里的克罗纳林被美国军事警察逮捕。他被监禁过好多集中营，主要监禁在达豪集中营。在卡尔登勃鲁纳和里宾特洛甫案件中作过证词之后，他也被移交给法国当局。1946年11月9日，他到达巴黎。
法庭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进行调查，并对奥伯格审讯了三百八十六次，1954 年2月22日在谢尔什一米迪监狱里军事法窿开庭，奥伯格和克诺亨出庭，有关他们的旁证材料共收集了九十多公斤，起诉书不少于二百五十页。已经拖期的主审不得不再次延期进行，而同一法庭进行的第二轮审讯到9月20日才以判处奥伯格和克诺亨死刑而告终。
1949年，前大使阿贝茨被判二十年强制劳动，但是到了1954年，他根据大赦令获释。
奥伯格和克诺亨两人一面相信这件事情的经过，一面在听了对自己的判决之后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因此《巴黎人解放报》于当天报道：“这一宣判是对那些在德国警察统治法国的黑暗岁月里遭到枪杀或流放的牺牲者的一种纯道德上的忏悔。”
一开始就预料到的宽有行动直到1958年4月10日尚未实现，就在这一天，在总统的公告上把死刑改为终生强制劳动。1959年12月31日，鉴于判刑后服过役，因而又把这种终生强制劳动的刑罚减为二十年强制劳动。
要是这样的话，奥伯格和克诺亨就得在1974年11月8日释放，然而法国政府没有说明原因就提前释放了他们。两个人被秘密带到米尔豪森监狱。1962年11月28日，根据最后一次宽有行动，把他们转交给德国当局。
克诺亨回到了他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家。奥伯格怎么办呢？他也可以回到他在汉堡附近的家。但是法庭对他提出了起诉，说他与1934 年6月30日的事件有关。
1934 年6 月，奥伯格在柏林党卫队保安处总部担任党卫队中队长（少校），实际上是海德里希的助手。党卫队保安处在准备“清洗”时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法庭的起诉似乎没有使奥伯格感到特别的不安。1957年5月，审理重大刑事案件的慕尼黑法庭对6月30日血浴中的两个罪犯前党卫队将军塞普·狄特里希和达豪集中营的前党卫队司令官迈戈尔·利伯特进行了审理。有人控告利怕特同另一个党卫军成员一起在罗姆的牢房里谋杀了罗姆，因此法庭判处两个罪犯十八个月的徒刑。
这个对数百万无辜者负有直接责任的阿道夫·艾希曼长期逃避了法庭对他的起诉。 1952 年他逃往南非，在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周游了三年之后，于1955 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定居，他的夫人和儿子随后也到达那里。他伪造了一张名叫里卡多·克勒门特的假身份证，然后在一家名叫梅塞德斯本茨的工厂工作，但是，他装出来的那种善良的小职员的外貌并不能拯救他：1960 年5 月13 日，在他下班回家的路上，以色列的特务抓住了他，并且秘密地把他劫持到以色列。他站在那路撒冷的法庭面前受到公开审判，审判从4 月11 日持续到12 月15 日，最后判处他死刑。
1962 年6 月1 日，艾希曼在拉米监狱被绞死。尸体被焚毁，骨灰也在当夜被撒入大海。
最后还活着的盖世太保的一个头目与艾克一起销声匿迹了，上了西天。
在盖世太保这出历史剧是，大多数主角都落得了他们应有的下场。这是他们生存的那个血腥时期里唯一闪烁着道德之光的一个侧面。
错综复杂的盖世太保组织是纳粹的主要支柱和诱饵，这随着纳粹的崩溃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它在技术上的拿手杰作：包括整个欧洲的宠大的人名索引卡片以及保存着几百万人的机密档案，当时都在地毯式轰炸德国城市的火焰中燃烧殆尽，或者从颠簸的卡车上落到了垃圾堆里。然而，有些完整无损的材料落入胜利者的手中，因此对那些非常谨慎的去收集这种材料的人来说恰好成为了沉重的思想负担。
恶梦苏醒，四肢感到困倦疲惫。重新获得自由时的心情与尸体和眼泪的滋味交织在一起。要不断地去回忆那种恐怖的工具，它带来了无数的尸体、眼泪、悲哀乃至耻辱，因为盖世太保呈现在我们面前就像一面破碎的镜子中的人，它迫使我们相信，确实有像盖世太保这样的人。
纳粹的罪行并不是一个民族的罪行。残酷、热中于暴力、崇拜权势和残忍好杀的种族狂既不是某一个民族的遗产，也不是某个时代的特征。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难以避免它们。这些本能都有着生根物上和心理上的根源，它们之所以存在那么多，是因为我们没有觉察到它们。
人是一种食肉动物，在和平的年代里，他们的阴谋活动是在地下进行的，而且受到常规、习俗、法律和所有文化与文明标准的约束。但是一旦得到了政权，他们不仅抑制不住可怕的冲动，而且可以从中渔利。在那个戴了多少世纪的薄薄的文明的假面具后面露出一副残暴的嘴脸。一旦把这个假面具撕去，就突然发出那已彼遗忘的时代里致人死命的咆哮。
用盖世太保方法表现的纳粹主义企图要实现的事和几乎成功在望的事，就是毁灭在几千年中形成的人类，这一点我们已对它有所认识。纳粹世界是一个充满暴力的王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世界。在那里，漫柔、善良、同情、尊重法律和尊重自由的思想统统不再是道德行为，而是不可弥补的罪过。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他只能卑躬屈膝地服从，听命去杀人，如果他不懂得去附和多数人的意见，那么他甚至就会默默地死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他以杀人为乐趣并把杀人犯视为英雄。这似乎像人们想要忘掉的恶梦一样，已经很遥远了，然而有毒的生面团会随时出现，人们没有理由忘记得这么快，绝对不能忘记。
可怕的冒险活动把德国变成一片废墟，遗留下来的是个支离破碎的、蒙受耻辱的德国，任何一个国家似乎都可以侵占它。如果一个民族屈服于不停地进行宣传，恐怖、全面军事化、告密以及严密监视的政权；如果青年人牢牢记着纳粹的错误原则；如果一个民族不讲仁义道德而且还要人们相信，这是经过挑选的民族——优生民族，那么结局肯定就是这样。哪一个民族过去反对过这样的政权？又有哪一个民族会在明天去反对这样的政权？
问题毕竟存在着，而且将远存在下去。
可以引为警戒的德国实例已经消失了。纳粹的幸存者和那些思念家乡的人把死亡的种子抛向高空，让它们随风飘扬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如果人类缺乏记忆力，即使环境有利，全是时间概念混乱或者缺少防身符，那么血腥浪潮还会重新冲击过来。
在这种情况下，下一批的牺牲者会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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