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40年代末的天津城，南北长25里左右，东西窄处不及10里，从空中鸟瞰就像个巨大的脚印，嵌在华北平原东北部的海河五大支流汇合处。
无论军阀混战，还是帝国主义几度入侵，战火都止于天津城30里之外，或者擦边而过。可这次，这座华北古城、名城，注定是躲不过了。
天津地区平坦辽阔，无险可依，日军占领期间，曾在城内外交通要道修筑许多碉堡。内战开始后，随着东北战事吃紧，天津大兴土木，拨巨款修筑工事。
城内各种碉堡星罗棋布，达700多个。后来在巷战中起了重要支撑作用的坚固建筑物，更是难以数计。
城外一条深3米、宽10米的护城河，一道84里长的环城碉堡工事线，还有环城铁丝网、电网、鹿砦、雷区，一层层把座天津城围裹得严严实实。为了扫清射界，同时防止对手依托、利用，又在城郊纵火焚村，宜兴埠一带大火冲天，千数人家无家可归。
在一片哭天嚎地声中，这座有近200万人口的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变成了一座堡垒。
用津塘防守区中将副司令兼天津防守区司令、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话讲，是“大天津堡垒化”。
“东北虎”呼啸扑打，29小时将其拿下。
一、实话实说——“四野名将录”之二
凛冽的海风吹在脸上刀子般尖利，罗斯福呢大衣的衣襟呼啦啦扬起，一阵阵要把人推翻到盐田里去。侧后方突然一声爆响，田埂上又一枚地雷被踏响了，随风送来几声断续的喊叫。
7纵司令邓华，深入塘沽前线查看地形。
邓华受命指挥2、7、9纵攻占塘沽、大沽，切断敌人海上逃路。
一条通往塘沽的铁路旁，并行一条狭窄的土路，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盐田和寸草不生的盐滩，几幢盐工的红砖房子在地平线上微微凸起着。
难题不在于敌人纵深如何层层设防，也不在于“重庆号”等舰只可从海上支援敌人作战，而是那条铁路、公路根本展不开部队，只能从盐田、盐滩上发起攻击。地域平坦不怕，可以挖交通壕，“东北虎”干这个已是轻车熟路了。可那蓄满海水的盐田和涨潮时一片汪洋的盐滩不用说了，就是那表面干爽之地，两锹下去，苦咸的海水就冒出来了。有的勉强挖出半人多深，第二天又塌成了一条烂泥沟。两件呢子衣服加上毛衣、衬衣，仍然寒风刺骨，官兵们一身泥呀水的，如何作战？
这个仗不好打。
不好打也得打。
东边应依情况，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这是1948年12月11日9时，毛泽东给“林罗刘”的电报中的一段话。
一个“最重要”已是绝无仅有，而在此前后给“林罗刘”的电报中，毛泽东几乎每次都要提到塘沽。
12月21日24时，毛泽东又在一封关于塘沽之战的电报中指示：
我军应不惜疲劳，争取于尽可能迅速的时间内歼灭塘沽敌人。
当时，邓华不可能看到这些电报，但从“林罗刘”发来的一封封电报中，理解毛泽东的战役构想、意图，对他这样身经百战的将军却是很容易的。秤砣虽小压千斤。堵截海口，全歼华北之敌，塘沽原本是平津战役中举足轻重的一个支撑点。在新保安被攻克，张家口亦指日可下后，其分量和地位就愈显突出了。况且辽沈战役中未能控制营口，致使52军万把人从海上逃掉，毛泽东批评“是个不小的失着”，对东野的每个将军都是记忆犹新的。
12月23日，7纵20师和21师，在纵队和师属炮兵全力掩护下发起攻击。可步兵一无工事，二无地形地物可利用，被敌人陆海炮火打得抬不起头来，伤亡1千多人。
24日，9纵一个团攻击大沽受阻，同样伤亡惨重。
邓华当即下令停止攻击，致电林彪。
在报告了塘沽地形和进攻受阻的情况后，他说：
此次为我们入关第一仗，故必须慎重从事，充分准备。……据我们估计，塘沽为敌人唯一退路，故不打而跑的可能性较小（据供，敌人要守，到塘沽后赶筑工事就是证明）。万一跑了于敌更为不利，而便可打天津、北平。
虽未明确建议改打天津，但那意思已是比较明白的了。
这可不是邓华第一次对上级说“不”了。
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没有比1947年6月的四平攻坚战打得再惨烈的了。战前，邓华认为仅有两个纵队攻城，兵力不够，致电林彪，建议再增加一个纵队，实在不行，两个师也可以。林彪未置可否，只增调个6纵17师。激战两星期，两个纵队伤亡惨重，有的简直快打残了，才把6纵另两个师调来参战，形成“添油战术”。
邓华还曾建议推迟攻击时间，未获同意。
战后总结，林彪和刘亚楼讲了两点教训，一是对敌情判断不明，守军有3万多人，却判断为不到两万人，攻城兵力显然不足。二是打急了，有的部队没看地形就发起攻击，违背了“四快一慢”中“慢”的原则。
打了半个月的四平攻坚战，已经控制3/4的市区。守敌71军的军直属队都打光了，军长陈明仁把卫队都派上去了，他已经把手枪放到桌上，等解放军攻进地下室就自杀了。
世上许多事情，都是差那么一点点就成功了——如果邓华的两个建议获准了，是不是就不会差那么一点点了？
四平攻坚战的影响是巨大的。辽沈战役，林彪率部南下北宁线直取锦州，得知国民党又从华北增援两个军到葫芦岛，又想转身回头去打长春，原因之一就是怕把锦州打成四平——他有点被那场红天血地的噩梦魇住了。
那么，塘沽会打成个什么模样，打出个什么结果？像所谓的“四平大捷”一样，就算是侯镜如守城成功，给傅作义打一针强心剂，增加稍许嚣张气焰，国民党在华北的溃败也是指日可待的。可那些攻坚勇士的鲜血呢？在四平已经交了一次学费，在塘沽还要交第二次吗？
有人说那学费已经交了。既然明知地形不利，邓华就该及早建议，而不是两次攻击受挫后再说“不”。
有人说这已经够难为邓华的了。那是毛泽东的决策，而且是盯住不放的“最重要”的决策点之一。邓华只是个纵队司令，他这样做，那压力已经够大的了。
而依邓华的性格，即便林彪、毛泽东对他说“不”，无论压力多大，也会继续“不”下去的。
邓华这个人“很硬”。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湖南郴县人邓华，中上个头，瘦削精干，平时话语不多，吐口吐沫是颗钉。决策果断，决心硬朗，看得准，打得狠。对同志批评很严厉，对上从无恭维之辞，一是一，二是二，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四平攻坚战，战前邓华下令多抓俘虏，而且一定要抓住个连以上军官。结果，他对敌情的判断是最准确的。
知己知彼，那“不”说得就硬气，有理有据有底气。
而塘沽地区不便于大兵团作战，又不可能越海包围，只能作陆地看守与阻击。倘若非打不可，那也只能把敌人赶到海里去，坐上军舰逃跑，自己则是伤亡一大堆。
毛泽东接到林彪的电报，一看就明白地图与现地往往是不同的，有时靠地图指挥、决策是行不通的。尽管此前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在12月29日23时给“林刘”的复电中，仍然痛痛快快地道：
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至于林彪，在攻击塘沽的3个纵队中，有2纵这样的主力、老大哥部队，却让7纵司令邓华当总指挥，除了邓华的资历外，是不是还记着四平攻坚战时他那两次说“不”呢？
1936年红军东征结束回到陕北，中央召开团以上干部会，由毛泽东作东征总结报告，然后以师为单位进行讨论。78师十几个人坐在一棵老榆树下，有人说毛泽东讲得好，有人不以为然，罗列出一堆错误和问题。双方正在争论，毛泽东过来了。大家继续发言、辩论，师长田守尧、政委崔田民和副师长韩先楚，接着原来的嗑唠，一样地说好、说不好，全无顾忌。毛泽东面带笑意，跟大家坐在一起，不时在本子上记录几笔，自始至终只见点头，未见摇头。
1945年8月1日，朱德、林彪、叶剑英和肖劲光，去南泥湾延安炮校参加因召开七大而推迟了半年的开学典礼。朱老总正讲着话，有个学员走上台去，敬个礼，递给朱老总一张条子。有人开了头，那条子就不断了，朱老总一个个给大家解答，眼镜摘下又戴上。什么没烟抽了，鞋子破了，没袜子穿了，能不能让京剧团来给我们演场戏了，除了没有讲吃不饱的外，几乎什么问题都有。3纵打完一仗，从纵队到师团营连排班，都要开战评会。刚从战场上下来，失去那么多战友，随时可能投入战斗，又要流血牺牲的军人们，什么都敢讲，只求打胜仗、少流血。7师21团副政委雷致祥，人称“伙夫司机”，当面给师领导提意见，说某某是“摆到桌面上的英雄主义”，某某是“隐蔽的英雄主义”，某某是“没有主见的尾巴”，然后一一说明事实。
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二、都希望别人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11月中旬，傅作义曾决定放弃张家口地区，将兵力收缩集中于平津唐地区，并将“剿总”总部移往天津，却是有决定，无行动。行动起来的是，傅作义将其家眷送往重庆，把张家口的军官眷属3千多户及其家当搬到了天津。这无疑是一种信号，其他地区一些军官，包括一些地方官员及有钱人家，纷纷效仿，都认为天津是最安全的地方，从四面八方将老婆孩子送来天津，天津人口骤然膨胀了起来。
当时人称天津为“太太集中地”。
比“太太集中地”更闹心、更恐怖的，是“难兵集中地”。
东北野战军进关，途中到处可见辽沈战役后释放的俘虏。三五成群，十几个人一帮，还有几十人结帮成伙的，也往关里走。见解放军队伍过来了，他们就自动闪到路边。队伍在两侧行军，他们就走在中间。许多人羡慕队列中那些仍是一套国军服装，只撕去了军衔、帽徽的解放战士，有人瞅住个干部模样的解放军，就上前搭讪着套近乎。若在1947年夏季攻势之前，上前套近乎的就十有八九会成为解放军了，可现在是什么时候了？12个纵队和特种兵全都齐装超员，步兵纵队一律4个师5万多人。除非你有什么特殊技能，否则谁要你呀？
前面是山海关了，杜博跟几个一路已经走熟了的释俘开玩笑，说快走呀，前面老乡敲锣打鼓欢迎你们了。一个嗓门老大的四川兵，苦笑着道：还能有欢迎我们的？我们打败仗喽，蒋介石这个龟儿子可把老子害苦喽！
现在，这些人都到了天津。许多人还要南下，但都要在天津待上一段时间。
还有华北战场上的一些溃兵、释俘，也涌来天津。
散俘溃兵将近6万，数量占守城兵力大半。
难民无疑是令人同情的群体，可在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下，特别是需要为生计、生存挣扎时，就难免有暴力倾向、暴民行为。而清一色男性，又年轻力壮的难兵，就更可怕了。他们要吃、要住，一些没有棉衣的，破衣烂衫的，还要穿。大街小巷到处可见他们的身影，抢劫、盗窃、强奸、打群架，本已乱哄哄的天津，因他们而愈发混乱不堪。
比这种有形的东西更可怕的，是这些徒手散俘随时随地发射的那些无孔不入的软性子弹。“林彪大军太厉害了，傅作义根本不是对手！”“我是新6军的，新6军没放几枪就完蛋了！”“国民党不行了，趁早想想自己的后路吧。”这些口音南腔北调的散俘，在各处军营中都有老乡，一传十，十传百，这些话就像瘟疫般迅速传播开来。
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天下第一，一个都不浪费：留下来的重新武装，掉转枪口去打敌人；放回去的都当了义务宣传员，把国民党的军心士气击打得千疮百孔。
有形的，无形的，天津敌人已经从内部溃烂了，那报纸和电台却天天都在给自己打气：“大天津堡垒化！”“天津城固若金汤！”
1949年1月3日，天津外围激战开始，12日外围据点扫荡干净，陈长捷等人感受到了这支有着强大炮兵的戴狗皮帽子的军队的劲道。
11日，陈长捷接到林彪、罗荣桓的一封信，要其“和平放下武器”。他即召集62军军长林伟俦、86军军长刘云翰、天津市长杜建时，到警备司令部开会。
小会议室里，几个人默默无语，除了偶尔传来的枪炮声，静得像能听得见心跳声。
我揣测他们各自可能都有投降的意思，但谁也不好意思说出来。我请陈长捷到另一个房间单独谈。陈长捷说：“我让他们打，谁不打就不行，我让他们降，他们不降，我就毫无办法，还是等待北平和平谈判成功，一起行动。”我又请两位军长到另一房间里谈。他们说：“陈是司令，要他说话，我们不能领头。”这样，他们都不说投降。
这是杜建时的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
陈长捷和林伟俦的回忆录，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们都认为可以抵挡一阵子，也都清楚抵挡一阵子后会是什么结局、下场，也就都觉得应该放下武器谈判。只是谁也不想先开这个口，都希望别人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让别人在前边当敢死队，自己再跟着往上冲。
官场如此，战场上又会怎样？
林伟俦和刘云翰都是蒋系将领，天津守军都是中央军。陈长捷是唯一的傅系，又调来不久，等于光杆司令。杜建时是中国第一位“博士将军”，曾任中央军校分校主任、陆军大学教务长、国防研究院主任，38岁任天津市长、北宁路（北平至沈阳）护路军中将司令，年轻有为，只是生不逢时，又成了国民党中人。
是彼此生分，不熟悉，互相猜忌，才不敢直抒胸臆？那大敌当前，又如何能够精诚团结，共同对敌？是慑于特务的监察、窥视？那现在已是什么火候了？况且司令、军长、市长，个个不都大权在握吗？是碍于将军的面子、尊严？那就像郭景云那样死硬到底呀，为什么到头来还是举起了双手？
相对无言了一阵子后，陈长捷才拿出林彪、罗荣桓那封信。林伟俦、刘云翰和杜建时也拿了出来。原来大家都有，自然也都心中有数——就像手里那张纸，只是谁也不想率先捅破而已。
于是，杜建时就先后与陈长捷等人单独谈话。
无论大家怎样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那复信却是果断决然，大义凛然，一副顶天立地、生死不惧的军人气概：“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乃军人之耻！”
那心头呢？那行动呢？
什么叫“外强中干”、“色厉内荏”？
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还有幻想。
锦州、长春、沈阳，一座座城市“陷落“的情景，在他们脑海中叠印多少次了？可他们忘不了陈明仁曾经坚守的四平，陈长捷更是忘不了那个涿州。北平那边，傅作义正在和共产党谈判，人在垂死之际也难免有一丝幻想，傅作义不是一再命令他们“坚定守住，就有办法”吗？那就是坚守到北平和谈尘埃落定那一刻，拿士兵和人民的鲜血作讨价还价的筹码。
14日拂晓，解放军发起总攻。抵挡到15日夜，陈长捷又召集两位军长、一位市长开会。这回见到棺材了，那话也就等不及让别人说了：各部前线径直接洽，就地放下武器，实现和平。
虽然什么价码也没讨出来，也不管“固若金汤”的天津城横七竖八躺倒多少尸体，反正他们还是那一堆一块好好儿的，虽然荣华富贵是再也休想了。
除警备旅、护路旅、宪兵、保安团外，天津守军原有3个正规军。35军被围新保安，傅作义从北平调去两个军救援，又将天津的92军、62军调去北平附近，只放回62军的两个师。加上86军的3个师，94军一个师，6个正规师与各类杂牌部队，只有13万人。其中，后勤、留守单位及伤病员近万，各地奔来的几千户军官眷属，穿军装的护理随从亦有万余。
锦州守军只有8万多人，可锦州城小，天津城大，二者比较，天津就像个皮薄馅大的包子。而且那“皮”的质量也差多了，主要是士气比锦州守军差多了。
所谓正规师也大多正规个番号。作为守城主力，62军和86军5个师中，有两个师是由警备旅改编的，62军就更惨了。62军是广东的老部队，本来挺能打的，可辽沈战役期间增援锦州，在塔山被打残了，撤回天津勉强编成两个师，一个还留在了北平。新编的缺乏战斗经验，也就缺乏战斗力；有战斗经验的刚打了一场刻骨铭心的败仗，一提起“林彪大军”，那心就直哆嗦。
可就是这样的62军，仍是防守天津的主力。
老资格军人陈长捷，自恃天津能够抵挡一阵子，凭的是粮弹充足，工事坚固。
那工事原本该更坚固些的。
1946年7月，94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司令牟廷芳，以构筑碉堡为名，向天津市政府要去两亿法币。当时法币贬值很小，两亿元自然是个不小的数字，结果只在南围堤上修了两个红砖碉堡，其余的钱都装腰包里了。
条子（金条）、票子、车子、房子、婊子，牟廷芳是有名的“五子登科”。抗战胜利后，曾率94军到上海接收，没几天就“五子登科”得街谈巷议。条子、票子捞了多少，没法为他清点，人们看得见的是两栋洋房、4辆汽车、3个女人。在上海还未捞够，又到天津发财来了。
而在接下来的“大天津堡垒化”进程中，即便主持人天津市长杜建时是清廉的，可他手下那些饕餮之徒呢？建筑工程历来是捞油水的肥差，更何况是这么大的工程，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谁不削尖了脑袋钻进去大显身手呀？
再坚固的工事也是要人来守的，无论军心士气怎样混乱、低迷，也是必须同仇敌忾，一致高呼“大天津堡垒化”、“天津城固若金汤”的。可对于那些自毁城防的贪官污吏呢？
倘是些连排长、科股长所为，那没说的，早收拾了。可连排长、科股长如何会有这等能量，有这等能量的人又如何惹得起呀！于是，这些与党国兴亡共同着命运的人，就眼睁睁看着城防连同党国一天天糜烂下去，谁也不说。清廉之人是想说不敢说，就希望别人能够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说出来岂不犯了众怒，也坏了自己的好事吗？
党败家倾，自己也进了俘虏营时，这些人会作何感想？
三、天津已是囊中物
1月2日，林彪致电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
望注意在不攻击的地区和非主攻的地区，适当的布置佯动，以求使我主攻方向出敌不意。
5日，又致电刘亚楼：
我军主要突击方向，应以金汤桥、金刚桥及其以南为东西对进夹击的目标，第一步求得东西贯通和肃清第二线阵地内的敌人，然后依情况再以主力向北发展或向南发展。如六二军目前尚未进入核心区，则可照你们计划先歼灭南半城（包括核心区）的敌人，但如六二军目前业已移至南半城或在战斗过程中移至核心区，则你们应先歼灭北半城的敌人。为了不太分散兵力，我九纵与十二纵在七纵的左翼展开，九纵（一部）在一纵的右翼展开，以加强我东西对进夹击的力量。对正南与正北两个方向，只各派出一个师或四个团的兵力做有力佯攻即够。
7日，林彪将天津作战部署报告中央军委：
决定以5个纵队和6纵17师、12纵两个师（后又定为1个师）及全部炮兵，参加天津作战。因“敌强的守备部队在北部，弱的守备部队在南部，敌强的建筑物在南部，敌整个阵地的弱点在中部。敌中部之守兵与建筑物均不强，我军对敌之中部攻击则从东西两面能展开大的兵力，故主攻选择在中部”。“我军拟以两个纵队的兵力由西向东并肩突击，以约两个纵队的兵力由东向西并肩突击，以三四个团的兵力由北向南攻，三四个团的兵力由南向北攻。我主力争取东西两方对进突击，首先歼灭中部的敌人，将敌南北切断，待我军已在敌之中部地区贯通以后，即以主力转向南面，歼灭南面的敌人。如战斗发展容易，则在第二步同时进攻南北阵地内的敌人。”
林彪的电报，从孟家楼一封封飞向天津，飞向西柏坡。
那踱步、看地图、咀嚼炒黄豆的样子，与在牤牛屯时一般无二，可谁都看得出来，“林总”的心情比打锦州时轻松多了。
攻打锦州，为确定主攻方向和兵力部署，战前林彪两次到城北看地形。第二次，他带领刘亚楼和3纵司令韩先楚，来到距锦州更近的帽儿山下帽山屯前高地，那口浓重的鄂东口音与平时没什么两样，却仿佛有种金属的响亮：“过去打仗，敌强我弱，我们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弱点。现在，这里，我们是强大的，特别是有强大的炮火，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强点。打掉强点，弱点就更弱了，甚至不攻自破了。”
这话无疑底气十足，可之前要回头打长春的犹豫、动摇，是毫无来由的吗？准备一桌饭菜，来了两桌敌人。身在锦州前线，还要盯住敌人东西对进的两个兵团，一根肠子三下扯。特别是西边的侯镜如兵团，那个塔山距锦州只有大半天路程。谁又能想到，廖耀湘兵团出沈阳后迟疑不决，会足足耽误了5天宝贵时间？倘若锦州打成了四平，无险可守的塔山再没顶住，东边那个廖耀湘兵团也很快冲杀上来，局面就不大好收拾了。起码大炮、坦克之类重装备是难以带走的，那可是共产党好歹积攒起来的从未有过的家当呀。如此，这场解放战争会不会拖延几年？
而今，眼前只有个比锦州还好打的天津，其他的敌人都不足虑，又有了打锦州的经验。而自四平攻坚战后就压在心头的那块铅云，也早已化作明丽的阳光了。
让刘亚楼任天津前线总指挥，也证明了这种轻松。但他并未当甩手当家的，而是一封封电报追过去，指点得详细、具体而又大气。
总攻前两天，林彪又给天津前线发去一封电报：
刘、一、二、七、八、九、十二纵首长：
盼你们将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翰相貌、口音、年龄等等，事先通报部队，以便打下天津后活捉此三匪首，给北平敌以精神打击。
林
十二日十八时
林彪已视天津为囊中物了。
边打边谈。
13日下午，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珊和周北峰，来到通县五里桥。
之前都是在蓟县八里庄谈，打下通县后，谈判桌也随之向前推进。
不大会寒暄的林彪，对两位谈判代表的到来表示欢迎后，聂荣臻即开门见山：上次谈判，规定14日为最后的答复期限，现在只剩下不到10个小时了，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问题。
邓宝珊则再次提出，要解放军让出南苑机场和成立联合政府问题。
林彪的回答不容置疑：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可谈了，只有照上次谈过的，按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规定，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只有这一条路。
邓宝珊有些疑惑：你们要打天津吗？
林彪道：我们已经下达了命令。
邓宝珊又问：你们准备多长时间打下天津？
林彪道：3天。
邓宝珊是华北“剿总”副总司令，与傅作义同辈的老资格军人。听到这话，那口气顿时少有地硬朗了几分：3天？恐怕30天也打不下来吧？
连30小时都没用。
四、前线总指挥——“四野名将录”之三
在15倍望远镜里，天津城防工事历历在目。
鹿砦都是碗口粗细的木头，2米来长，一排排成45度角迎面插埋地上。后面是铁丝网，有的地段用木桩拉扯成一排，有的是滚筒状的。前后有300米左右的平坦地，那应该是雷区了。接下来是错落有致、可形成交叉火力的地堡群，最高的也不过两米左右，其间有交通壕通连。最后就是环城碉堡工事线的主阵地，碉堡更大也更坚固。城墙上下还有两三个人高的红砖水泥碉堡，显然是很久以前修筑的，只能成为炮兵的活靶子。
天寒地冻，护城河水结冰，侦察报告人可通过。守军在3米多高的城防线外斜墙上泼水，形成瀑布似的冰墙，在阳光下直刺眼睛，上面还拉着近两米高的电网。
为了扫清视界，同时防备我军攻击时利用作隐蔽物，西营门监狱附近南运河两岸栉比相连的民房，已被拆毁一空。在宜兴埠一带竟然纵火焚村，10余里一片焦土。
这帮狗东西！刘亚楼一边移动着手里的望远镜，一边在心头恨恨地骂着。
天津之战，是东北野战军首次在水网低洼地形条件下实施的大规模攻坚战，也是解放军步兵、炮兵、工兵、装甲兵等诸兵种规模最大的一次协同作战。打下天津，这没说的，他刘亚楼敢打保票，此刻堑壕中的每个士兵也都坚信不疑。问题是要打好仗，又要减少伤亡，避免各种意外的突发事件。作为前线总指挥，光在屋里听汇报是不行的，必须到实地走走看看。
围着天津转了大半圈，天黑回来路过复兴门外时，突然与一股敌人遭遇。对方手电筒直射过来，大声喝问“什么人？”趁敌人还未辨清的工夫，刘亚楼骂道：混蛋！乱嚷嚷什么？叫共军听见了怎么办？话音未落，几支枪同时喷出火舌。
回到杨柳青指挥部，赵长青等几个警卫员把脸拉得老长：不让你去你非去不可，去也不能走那么远啊？真要出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
刘亚楼哈哈大笑：好兆头，好兆头，陈长捷没抓住我，他这回肯定没个跑了。
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抗战胜利后回国的刘亚楼，热情、爽快、勇敢、潇洒、机智、幽默，嬉笑怒骂，皆形于色，是东野将军中最活泼、活跃的一个。
参谋洗澡，他去帮忙，烧水端水，那水不凉不热，一瓢瓢浇得你这个受用呀。有人就揣摸着参谋长要“使坏“了，还未明白怎么回事儿，他一瓢凉水从头顶浇下来。
刘亚楼喜欢跳舞、打猎，有机会绝不放过。只是战争年代机会实在难得，双城那么大个小镇，也没什么可玩的，那就讲故事。往哪儿一坐，古今中外，海阔天空，一会儿就聚拢一堆人。这是双城前指的经常性节目。讲得最多的是红军、长征，当然也讲苏军。他在苏联学习、工作6年，有的是讲的。
有时林彪也踱过来，站在一边听得出神。据说，只有这时候，也只有身边熟悉他的人，才能在那张从无什么表情的脸上，看到些微笑意。
敌我双方各支部队的素质、特点、主官性格、内部关系、武器装备、机动能力、兵员成分、战斗与非战斗人员比例，作战地区地形、气候、道路、群众条件等，一个参谋长必须随时烂熟于心，这是需要很大精力的，他却信手拈来般游刃有余。
刘亚楼要求严格，指示具体，钉是钉，铆是铆，一丝不苟。出现差池，特别是明知故犯，不管是谁，叫他抓住，绝不客气。
东北局到哈尔滨后，分成前方后方两部分，部分党政军领导机关要转移到佳木斯去，有人把公家的东西也搬走了。刘亚楼火了，赶去火车站，见到一位老资格领导，问他知不知道东北局的规定。那人说一点家具，问题不大吧。
规定就是规定，原则没有大小。同志哥，对不起了。刘亚楼说着一挥手，士兵们上车就往下搬。
辽沈战役打锦州，命令8纵封锁机场。锦州有两个机场，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8纵来电，问打哪个。刘亚楼火冒三丈，你们是三岁孩子呀？是“吃草”的呀？
有人说，你是不是苏联面包吃多了，忘了自己是哪国人了？
他说，有什么了不起的，顶多不选我当中央委员呗。
作为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在黑土地上的业绩和贡献，主要是司令部正规化建设。
八年抗战，除百团大战外，八路军、新四军较少大规模的阵地战和攻坚战。红军时期也是如此，敌强我弱的情势决定了这一点。而且根据地这一堆，那一块，也无法统一作战，基本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解放战争就不同了。共产党闯进关东不久，毛泽东就命令林彪，在锦州地区拉开架势打大仗。像后来的鞍海战役、新开岭战役，四平保卫战更是依托城市的大规模阵地战。但是，一些指挥员仍然习惯于过去的独来独往，驳壳枪一挥“冲啊”。四平保卫战期间，某师从长春增援四平，战斗积极性很高，却不请示报告，当晚赶到就去偷袭新1军，伤亡一大堆，被林彪斥为“游击队的小家子气”。
1948年3月底至4月中旬，在东北军区第二届参谋工作会议上，林彪指出，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将成为今后的斗争方式，各级司令部必须在组织上、制度上、权力上、威信上都要适合于走向正规化，使司令部成为一个有科学头脑的、有组织能力的能干的指挥机关。
而在一年前刘亚楼上任后，就全力以赴为之奋斗了。
打白军，打鬼子，我就这么打的。敌人那一套倒是挺正规，结果怎么样？一些人转不过弯子，刘亚楼就讲道理，讲通了就照办，讲不通也得照办。这是命令，“林罗刘”的命令。不是我刘亚楼嘴大，而是咱们都得听真理的，这是打胜仗的真理。几个师、几个纵队作战，你早了，他晚了，你上他没上，锣齐鼓不齐，那仗怎么打？
直到今天，一些老人还记得刘亚楼的“三部曲”。一是部队到了什么位置，20分钟内师向纵队报告，1小时内纵队向总部报告，超过时限，他那通报就到了。二是他发了电报，你马上就得回复，没有回音，那通报马上就到了。三是一仗下来，2至4小时要简报，6至8小时要详报，你没报告或是晚了，或是没报告明白，批你个茄子皮色。
总部有专门的参谋训练队，刘亚楼亲自去讲课。各纵、师司令部也按规定，抽调有文化、又有作战经验的营连排长进行培训。人员按编制配齐了，各级主官也在实战中尝到了甜头，可参谋人员的政治待遇和物质待遇还上不来。我军的政治工作独树一帜，政工人员有很高的地位，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体系和经验，司令部工作相应地就逊色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有意无意、有形无形的，仍把参谋人员视为旧军队的副官、随从之类。这可不行。“林罗刘”几个电报下去，问题很快解决了。还明确规定参谋人员下部队发现问题后，有权向该部队领导提出建议，并报告本级首长。这下子谁还敢不把参谋当盘菜？司令部的权威立刻上来了。
许多老人说，也就是刘亚楼那性格，风风火火，又狠又硬，换个人什么时候才能正规化起来？司令部正规化不起来，那仗怎么打？
都说刘亚楼的建议，林彪几乎没有不采纳的。
都说他是林彪的好帮手，有人还说他是林彪的几任参谋长中最出色的。这不难从林彪那儿得到佐证。
1949年7月21日，已经南下到武汉的林彪，致电远在东北的14兵团司令刘亚楼，要他“不要去担任航空方面的工作，早日来武汉”。
3天后，又直接致电中央：
听说中央拟调刘亚楼担任航校工作，我们建议亚楼仍来前方指挥作战。因肖劲光须留湖南改造起义部队。邓华须去广东作战。程子华回山西。如亚楼留中央不来，则我们前线指挥甚感困难。
同一天，林彪还致电在天津的罗荣桓，说明“亚楼必须回前方才能应付得开”，好像是希望罗荣桓也能助他一臂之力。
在苏联学习时，苏联曾希望刘亚楼能加入苏联国籍，被他一口回绝了。可现在是毛泽东点将，让他组建空军，叫他如何南下呀？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空军是个全新的军种，万事开头难，一切从零开始。而解放军战将如云，毛泽东独独看中刘亚楼，让他去组建空军，这本身就说明了什么。
“林罗刘”，“林罗刘谭”，上至中央，下至师团，刘亚楼无处不在。而自1947年夏季攻势后，共产党人在黑土地上的胜利，也无不闪耀着他的智慧的光芒。可具体到那一个个胜仗，又有哪个是他指挥的呢？
有人说，一些人去苏联学习回来，也没见有多大长进，刘亚楼则是最成功的将领之一，这主要得益于他的个人天赋。天津战役使用兵力之大，参战炮兵、工兵、坦克兵等特种部队之多，在解放军战史上是首次，也是少有的。刘亚楼对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有独到见解，思想比当时许多人都先进。而且红军时期就当师长，原本就是带兵打仗的人。
有人说，林彪深知刘亚楼，平津战役中委以重任，是对他的信赖，也是让自己的爱将露一手，以便将来当担大任。
天津城北地势平坦，又无河流，便于大兵团展开。陈长捷便判断这里是共军的主攻方向，将62军和86军主力部署这里，加强防守。
刘亚楼将计就计，在北部组织重炮试射。因为国民党的皇历是，哪儿有重炮，哪儿就是共军主力。又以总部警卫团进行威力侦察，同时在城北大筑工事、挖交通壕。天津市参议会代表团出城谈判，其间混有军官、特务。刘亚楼故意在城北接见，使陈长捷愈发相信自己的判断。
1月7日，刘亚楼致电攻津部队“各首长并报林”，提出攻津作战战术三原则。
一是“克服护城河，突破前沿这一阶段”，炮兵、坦克的火力掩护，爆破组、架桥组和尖刀连的动作，务必密切协同、配合。“在总攻前，最少联合演习四五次，师、团、营各级干部必须亲自计划布置和检查督促，这一演习务使每个干部和战士都明了自己的任务和动作次序。”二是“应在思想和部署上有打退敌反冲锋的准备，必须按照去年四月哈尔滨军事会议上林总提出把对付敌反冲锋看成是消灭敌人的一种手段之原则和方法来组织打坍敌之反冲锋”。三是“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锦州战斗所以解决得那么快，就是因为分割战术使用得好”，“必须高度发挥猛烈穿插的分割战术”，“突破前沿后无数小部队穿墙越顶，像水银一样无孔不入，把敌人搞得稀烂，把敌人防守不过来的地方都占领起来，然后再攻击坚固据点和房屋”，“攻下一点再攻一点，以至全城扫清”。
参加过攻津作战的老人，都说当时我们就是这样打的。
“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老人们唠起来就像唱小曲似的。
1月9日，淮海战役结束。
1月14日，平津战役中的天津攻坚战开始。
清晨有雾，愈来愈重，将座天津城围裹得朦朦胧胧。
雾对步兵冲击有利，却会影响炮兵射击，看不清炸点，难以修正目标。
9时后，雾气开始逐渐消散。
10时，刘亚楼下达了命令：总攻开始！
5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500多门大炮同时轰鸣。
五、虎气——“四野名将录”之四
所谓“东西对进”，是指1纵、2纵并配属炮兵、坦克兵、工兵，从天津西部的西营门一带向东突击，为第一攻击方向；7纵、8纵同样配属炮兵、坦克兵、工兵，从天津东部的民权门、民族门向西攻击，为第二攻击方向。东西两个集团以金汤桥（今解放桥）为会合点，将鞋底状的天津市区拦腰斩断，而后穿插分割，全歼守敌。
第一攻击方向的1纵、2纵，为东北野战军主力中的主力，指挥这两个主力中的主力并肩突破的，是1纵司令李天佑。
刘亚楼的指挥部在杨柳青药王庙东大街2号扎下后，来的第一个纵队司令就是李天佑。
刘亚楼赶紧给这位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老同学让座。
参谋长，我就要你一句话，把主攻的任务给我们1纵。
李天佑的声音不高，却是一副你不答应我就不走了的架式。
刘亚楼笑了：老同学是来走后门呀！
李天佑道：你知道，我们1纵在辽沈战役中当了预备队，到头来就“预备”上个尾巴，跑去沈阳放了几枪。大伙嗷嗷叫，说这样的大仗就让我们干待着，看别人打，太不公平了。这回再不让我们主攻，我这个司令也难当了。
林彪到东北不久，就把1师（即现在的1纵1师）、7旅（即现在的6纵16师）抓在手里。干净利落的秀水河子歼灭战，就是1师和7旅打的。1师和7旅都是红1军团的老底子，从平型关上下来的，林彪知根知底，钟爱、信赖。四平攻坚战没打好，1纵官兵打得英勇顽强，李天佑指挥也无失误，责任在林彪，他刘亚楼也有份。辽沈战役1纵当了预备队，林彪是“好钢用在刀刃上“，准备关键时刻再把这只猛虎放出去的。却谁知开头摩拳擦掌挺自豪，到后来只有抓耳挠腮干着急了。
四平没打好，李天佑和1纵官兵已经憋了口气。辽沈战役没打上，这口气可就憋大了。
天津攻坚战，让1纵狠上了。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美军骑兵第1师和英军第29旅可算倒了大霉，让1纵（即38军）打得哭爹叫娘、丢盔卸甲。
李天佑带着各师师长和作战参谋，把城西突击地段看了个遍。有些重要位置还正面看，侧面看，反复看，恨不能跑去城里再倒过来看看。
他告诉大家，看地形，特别是选择突破口，一定要精细，要从多个角度看看。有时从正面看挺合适，到侧面再看看，就会发现新情况。
一个最严重的，而且愈来愈严重的情况，是护城河水愈涨愈高，不断向城西南洼地倾泻，几个预定的突击方向的阵地都被淹没了。
天津地势低洼，运河、子牙河、金钟河、墙子河和海河，一条条将市区切割成多片。四平攻坚战，陈明仁在天桥上撒豆成兵，陈长捷在天津则来个以水代军。他下令在三元村附近将南运河与护城河沟通，再在赵各庄、陈圹庄附近堵塞护城河出口，使河水有进无出，大量漫溢。并以数百人每天在河上挥镐破冰，以防结冻。
护城河前后碉堡林立，火力配系严密。突破护城河，原本是天津攻坚战的关键所在，陈长捷的这一手更使难度陡然增加了几倍。零下5至10度的天气，先漫出来的水冻结成冰，再漫出来的就在那上面流淌，那人别说冲锋，连站都难站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