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佑心急如焚，却也心中有数。有水就有源。我们不熟悉天津地区水系，可当地群众熟悉。全纵5万多人散住在老乡家里，每人问一个老乡，不信就碰不上个明白人。果然，有老乡讲南运河上游有个水闸，水闸一关，那护城河就断流了。
李天佑立即下令，派人沿南运河寻找水闸。
一些参加过天津攻坚战的老人说，真还得感谢陈长捷的这个“以水代军”战法：那条深3米、宽10米的护城河，你得在敌火下跳下爬上，那得耽误多少时间，伤亡多少人呀？这下子好了，许多地方被河水漫平了、冻实了，一下子就冲过去了。
而谈到李天佑时，老人们几乎都道出了两个词：沉稳、精明。
在后面广西剿匪还将写到的这位四野名将，中等个头，圆脸，偏瘦。平时话语不多，语声也不高。即便憋着那样一口气，去刘亚楼那里走后门，抢主攻任务，也是一句一句，沉静稳当。喜欢踱步，踱步是在思考问题，当然要伴幅地图。踱着踱着就站到地图前，有时还拿笔画画，然后继续踱步。
有人一眼看去就是员猛将、虎将，李天佑却是怎么看也看不出虎气，甚至就不像个将军。可这“东北第一纵”、“东北第一虎”的司令，能不是只雄狮、猛虎吗？
那是一种内质的刚毅勇武、狮威虎气。
平型关大捷的主攻团团长——仅此一点，就可识见这位1纵司令非同一般了。
六、将军原是放牛娃——“四野名将录”之五
1949年元旦这一天，天津前线指挥部在杨柳青召开作战会议。
刘亚楼讲罢当前形势、天津的地形和敌情，开始宣布攻津决心、部署。讲着讲着，突然把目光转向刘震：你们2纵的对手是62军，那可是块挺难啃的骨头呀。
邓华在一边插话道，没问题，我牙口好。
2纵在东北几乎仗仗不落，而且大都是当头阵、打先锋。
而2纵司令刘震，也是个经常指挥兄弟部队作战的角色。
三下江南中一下江南，2纵奉命到农安县南40里的伏龙泉破坏铁路。从农安出来的52军一个营，与先头4师遭遇，一阵猛打，被4师歼灭，营长被活捉。刘震赶上来，审讯营长，得知3里外的竭家窑还有新1军一个营。吃掉他！刘震当即下定决心。
黑灯瞎火中，刘震亲自带人到前边侦察敌情。
快接近竭家窑时，被敌人发现了。机枪打得像刮风似的，子弹头上嗖嗖飞，两米多高的高粱一溜溜齐刷刷被截断，沉甸甸的穗头砸在脸上、身上。穿过一段土路，一只马蹄铁被子弹打中，像团火球飞向半空中。炮弹也咣咣地砸过来，硝烟、尘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那个40多岁的向导吓得坐在地上，抱着脑袋，浑身筛糠样抖成一团。刘震让警卫员架起他，说：别怕，有我就有你。
又钻进一片高粱地，向导说什么也不肯走了。4个警卫员也把刘震围在中间，说什么也不让他往前走了，他一动，就被死死按住。这回没辙了，刘震让侦察参谋带几个人摸进去，找个老乡带回来。
老乡来了，刘震和那个老乡坐在深秋的高粱地里，周围还不时有枪声，两个人就唠起来。村子多大，南北、东西有多长，街道走向、长宽，有多少人家，有无油坊、烧锅（即酿酒作坊）。老乡不懂什么叫“营部”，就问哪家门口有站岗的，进出人员挎手枪、戴大盖帽的多，电话线是不是都拉到那里去了。村子是否有围墙，是土墙，还是砖墙，多厚，多高，营部大院围墙什么样儿，四角是否有炮楼。国民党那炮都是什么样子，马拉的，还是汽车拉的，有多少门。他们在这儿多长时间了，村里人都听他们说什么了，什么地方口音，对老百姓怎么样，老百姓又怎么说他们的，等等。
天亮了，刘震又带着几位师长、团长，把竭家窑能看到的都看了一遍，然后下达命令，分派战斗任务。
而在天津攻坚战前动员会上，他讲我们的对手是62军，是守敌的主力，是广东部队，要多抓俘虏。这广东籍俘虏可是“宝贝”哩。我们解放了华北，我估摸着八成还要南下两湖两广，把广东籍俘虏补充进来，到时候可以当向导、翻译，还可以做政治宣传，瓦解敌军，你们说是不是“宝贝”呀？
这话丝毫也不意味着轻敌、麻痹。
像李天佑一样，他已经把地形、敌情摸得清清楚楚，把突破和突破后巷战可能遇到的困难，都准备、演练得妥妥帖帖了。
如此，那“牙口”能不好吗？
大别山农民的儿子刘震，是家中独子，5岁就开始捡粪、拾柴、放牛。
问题不是一个刘震，也不是一个大别山。翻看一下《将帅名录》就知道，在中国东西南北中的山里、水边，他们的命运几乎都是一样的。他们中的许多人走进革命队伍，当初只是为了吃饱肚子，一旦懂了革命道理，就开始自觉地用枪杆子去揍那个不平的世界。
因为有了共产党和毛泽东，是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使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也使他们胜仗连着胜仗。统帅对统帅，蒋介石绝对不是毛泽东的对手。这是这些放牛娃成为名将的宏观基础。可四野南下时，有些老红军还是团长、营长，还有当炊事员的，这就道白了名将成长的个人因素。
他们不知道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多少次了，枪林弹雨中筛下来，有些人去八宝山“报到”时，身上还嵌着弹片。从这点上说，他们是福将。他们身经百战，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这不仅表现为勇敢，不怕牺牲，更在于善于学习，用脑子打仗，按战争规律行事。讲话，作报告，他们中许多人是“白字先生”、“错字先生”，留下那么多“佳话”，一辈子都摘不掉“大老粗”的帽子，可他们实实在在就是曾经投身的那所战争大学的高才生。
谈到各自的纵队司令，乃至一些师长，老人们都说他们聪明，脑子转得快，也肯于、善于用脑子。有人甚至称他们为“人精”，是从千军万马中筛选出来的精英。
七、金汤桥！金汤桥！——“东北虎”之五
天津攻坚战发起一小时后，东西两个主攻集团和南面的助攻集团，即分头突破城垣，攻入城内。
韦统泰老人说：
我们8纵是从民权门突破的，我们72团首先打下范家堡。
范家堡在民权门外一里左右，敌一个加强营据守，被陈长捷称为“模范工事“。四角有4个大砖窑，都被加固成大碉堡，正面和两翼有许多明碉暗堡，后面有暗沟直通城内。前面有70多米纵深的铁丝网，铁丝网前是百十米纵深的雷区，那地雷就像秋天萝卜地里的萝卜似的。4连连长张连生看地形时被炸飞了，只找回几块棉絮。纵队工兵营长扫雷时也牺牲了。晚上扫雷，用铁条子扎、探，感觉是了，再用手摸摸，确认了就挖出来。黑灯瞎火，天寒地冻，手脚像猫咬似的，弄不好就响了。
铁丝网是用爆破筒炸开的。爆破筒是自制的，把擀面杖粗细的铁管填满黄色炸药，安上雷管和拉火索，两米来长，比制式的个头大，威力也大。一声响，六七米纵深，五六米宽，就什么都炸飞了。
离休前为成都军区司令的李九龙，当时是3连1排长，任爆破队长，全队22人，人手一根。我指挥火力压制敌人，全团轻重机枪一齐开火，12门山炮也一齐开打，爆破队就冲上去了。李九龙是第一个，这人打仗勇敢又机灵，关键时刻过得硬。每个爆破手间距30米左右，前面那根炸响20秒左右，后面那根就又送到了，就像接力似的。老兵有经验，新兵战前也都演练过多少次了。
1营主攻，2营助攻，3营为预备队。我随1营冲进去时，一堆堆俘虏挤在路口，后面的部队上不来。烟尘冲天，枪炮声响得听不出个数，我挥支马牌撸子，警卫员挥着驳壳枪，大声喊叫，挥手比画，让他们闪开，朝我们阵地那边跑。
70团突破民权门，我们随后跟进，进去就是铁路工人宿舍、长江造纸厂、中纺工厂。22师那边没突破，5万多人都从一个口子涌进去，像赶庙会似的。敌人顶得挺厉害，炮火也猛，伤亡挺大。一发105迫击炮弹落在我前边不到10米远，皮毛未损，耳朵可是不大行了。
敌人伤亡更大，长江造纸厂前的内外壕里一堆一堆的，许多尸体挤得坐在那儿，立在那儿。
70团的任务是突破、撕口子，71团跟进后直取金汤桥，我们72团的目标是小王庄，攻击敌人总预备队。1纵、2纵、7纵、8纵，都拼命往金汤桥那儿打，因为刘亚楼总指挥说了，谁先到金汤桥就命名为金汤桥部队。战前都争着打金汤桥，没争上也惦记着，因为打到金汤桥，就把天津城的敌人拦腰截断了，就意味着天津城快拿下来了。
我带1营攻击前进。打这种巷战一个营正合适，有攻击，有迂回，手里还抓着个预备队。
到中山路一个十字路口时，敌人轻重火力封锁了路口。我和营长景德胜爬上屋顶，露出半个脑袋观察地形和火力。一发子弹飞来，正中景营长眉心，我把他抱在怀里，那血呀脑浆子呀。他是陕西人，个子不高，挺壮实，打仗好哇。
那人已经不行了，喉咙里却直打呼噜，那个响呀。我耳朵差不多都震聋了，枪炮声又那么响，那呼噜声却听得真真切切，就像睡觉打鼾似的。随着呼噜声，那红的白的就从伤口往外冒。
血呀火的，死呀活呀，这辈子还有什么没经过的？可从那以后，这世界上，我就听不得打鼾的呼噜声了。
我强使自己镇定下来，把轻重机枪和小炮都调上来，打！
2纵4师突破城垣后，前卫12团沿南运河北岸，进至三星纽扣厂和酒精厂时受阻。
纽扣厂和酒精厂，是西部敌人的两个重要支撑点，拿不下来，2纵就不能向纵深发展。
12团连攻两次纽扣厂未下，后边的部队都嗷嗷叫上了：12团不行我们上，保证两小时内拿下来！
2纵就这脾气，打仗嗷嗷叫，抢任务嗷嗷叫。师抢主攻师，团抢主攻团，连抢主攻连，反正什么任务最艰巨，哪个敌人最硬，那就得是我的。这回没抢到，下回不是我的就不行。看到别人抢去了没打好，就跑去领导那儿，又说“坏话”，又立军令状：我早就说他们不行，这回怎么样？快把他们撤下来，我们保证×小时拿下来！拿不下来，提头来见！
12团一些人沉不住气了，营连长纷纷请战，要求强攻。
团长颜文斌看看手表，道：急什么？
颜文斌，个头不到1.60米，又瘦又小，不抽烟，不喝酒，嗓门洪亮爱骂人，张口就是“狗压的”。其实这只是句口头语，从容、镇定、话语不多的江西老表，张口就来的都能让人看到智慧的闪光，那决心从来都是硬在火候上。在苏北抗战时，逢年过节，老乡来慰问部队，说你们是哪个团哪？听到回答，转身就走，那话也直通通的不拐弯儿：我们是来慰问主力的，22团是主力。到了东北，自颜文斌当团长后，好仗可就让12团打起来没完了。师和纵队领导也鼓励公平竞争，没有主力终身制，就像今天那绿茵场，谁状态好让谁上。二等团打成一等团，大家都说颜团长是12团的“发家人”。抗美援朝中的云山战斗，是志愿军第一次与美军交手，正僵持着，已是师参谋长的颜文斌上来了，组织好炮火，一顿猛揍，美国人立刻就吃不住劲了。
打下纽扣厂和酒精厂，也是充分发挥了炮兵的威力。
团炮兵连、营机炮连部署好了，师炮兵营也调上来了。两次攻击未果，小个子团长已把敌情、地形看清楚了。400米左右距离，山炮打敌火力点，一炮一个。
再派出迂回部队，从两翼包抄过去。光打垮不行，还得全歼，多抓俘虏，不能光啃骨头，吃肉这等美事都让给人家了。
有人说把化学迫击炮连也调上来，颜文斌说不行，厂里可能还有工人，再说还要保护工厂，这仗下来就都是咱们的了。
当时，每个主力师都有个化学迫击炮连，都是缴获的美国造，既轻便，威力又大，燃烧弹一打一片火。在朝鲜，打上两发，美国坦克掉头就跑——美国人当然知道它的厉害。
打下纽扣厂，又打酒精厂，全歼敌人一个营，又一个团，12团仅伤亡不到20人。
打下酒精厂，主要是靠爆破，重量爆破。
2营4连9班爆破手鞠海清，成为战斗英雄。
1946年2月参军的鞠海清，是黑龙江省龙江县柳树泉眼乡长胜村人，东北野战军中第一批参军的翻身农民。
鞠海清老人说：
打酒精厂我们连是主攻，打天津我们班被师授予“小老虎班”。突破城门后，正面部队太多，我们班长向连长建议从东面迂回，断敌后路，结果成功了。老虎是勇敢、威武，无所畏惧，无往不胜。叫“小老虎班”，是我们班的人年纪最小。班长谢文清19岁，他家离我家8里路，打到广西后在石下江牺牲了。我参军时才14岁，当时还不到17岁，一直是全连年纪最小的一个，却是正儿八经的老兵了。主力部队，新兵入伍两个月就是老兵。总打仗，一仗仗下来，一茬茬伤亡、补充，有时个把月就成老兵了。我年纪小，个头可不小。那时那个头还正长，如今缩回去些，也有1.70米左右，身子骨也壮实。这黑土地养人，高粱米、大子壮人。
酒精厂比纽扣厂难打。一是守敌多，有一个团，火力也猛。二是酒精厂是个五层楼，那楼结实，堡垒似的。窗户堆上沙袋，只留个射孔，楼顶也堆着沙袋，成了工事。外面一道围墙，一米来厚，明碉暗堡也多，难接近。
我是战斗小组长，送第一包炸药，刘春元送第二包。他是解放战士，我们班近一半是解放战士，大都是辽沈战役中解放过来的。那时打一仗就要补充一批人，辽沈战役解放过来，打天津一些人就立功了。解放战士军事技术好，只要解决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就行了。但他们不会搞爆破，国民党不搞这个，也没咱这劲头。那就跟我们学，练这“手中炮”，这是当解放军的基本功。
副营长杨健指挥爆破，他离休前是沈阳军区工程兵副参谋长。那是一座小庙，庙里还供着猪头，我们小组3个人蹲在里面，听杨副营长交代任务。他说听明白了？我说明白了。他说一会儿轻重机枪和炮兵一开打，你们听小喇叭声，听不见看我一挥手，就上。我说是。
从小庙到那围墙是片开阔地，80多米距离，顶多不超过100米。借着炮火的闪光，早把路况看清楚了，刻在心里了。一包炸药30斤，今天拿起来挺吃力了，那时年轻，枪林弹雨中有股急劲，用胳膊夹抱着根本不当回事儿，一口气儿就冲上去了。把墙根下的砖头瓦块扒拉开，弄平整，放上炸药，再用手和膝盖压实些，这时刘春元的那一包也送到了。第一爆破手负责爆破。我说你快走，把那包又放上，又按了按，一拽拉火索，也转身往回跑。
爆炸声中，部队冲上去了，又呼啦一下退回来，说围墙没炸开，冲不进去。
我也觉得不对劲儿。我冲出去30米左右，一发子弹打中围在脖子上的毛巾，是从后边打的，我向前拽个趔趄，差点儿摔倒。我说肯定是咱们的机枪打的。杨副营长和连长、指导员也不吱声，那心头可是立刻就明白了。原来那个供着猪头的小庙下边，是个敌人的暗堡，倒打火力点，专打我们的爆破手。杨副营长给我们交代任务，下面的敌人可能都听到了。
围墙没炸开，不光是墙厚、坚固，还因为里面顶着钢板，还有些装酒精的大罐子。60斤炸药没炸开，这回用150斤。
我们班长和8班长都争着要去。我说那不行，我没完成任务，这就是我的活。再说我去过一次，也有经验了。杨副营长和指导员杨长胜说，还是鞠海清去。我从裤兜里掏出个毫子（10个毫子为1块大洋），交给指导员，说，我要是“光荣”了，这就是我的最后一次党费。
小喇叭嘟嘟嘟三声响，杨副营长一挥手，我又往上冲。
身后几十挺（门）机枪、火炮，打得像放鞭似的。敌人也知道我们的爆破手要上来了，拼命射击、封锁。爆破队就是敢死队，伤亡大着哩。可我们颜团长组织、指挥得好，敌人那枪炮不是被打哑了，就是不大敢射击了，猫在楼里从窗口往外扔手榴弹。有的窗口那手榴弹多得分不清个数，像往锅里下饺子似的。
我们班副班长毛殿财，就牺牲在那围墙下。他带第一战斗小组搞爆破，没成功，我们是第二拨。我第一次上去时还拉他一把，没拉动，手放鼻子上，已经没气了。
5包炸药都到了，我把我那包带雷管和拉火索的放中间，又使劲按了按，心里骂着，妈个巴子，这回老子送你们上西天！
为了保险，我安了两根拉火索、两个雷管，雷管还是从制式爆破筒上卸下来的。这种雷管威力大。150斤炸药威力大，散布面也大，为了安全，在拉火索上接了一根挺长的电话线，那电话线却卷成一团乱麻了。没工夫了，就去拽拉火索，见它哧哧窜火苗子，也没敢往回跑，就顺着墙根往左边跑。也不知跑出多远，轰隆一声，一阵冲击波把我掀到空中，又摔到地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离休前为原福州军区炮兵政委的曹海炳老人，当时是9纵25师73团政委。
中等个头、儒雅文静的老人说：
战前讲，要自觉保护工厂、学校、商店及一切公共设施，战斗中尽量少打炮，少用炸药，尽量完好地保存这座城市。那道理不用说，谁都明白。有的敌人就利用这一点，在巷战中负隅顽抗。
我们9纵从天津南部的尖山子地区，向北实施助攻。突破城垣后，我们团以营连为单位穿插、迂回，从德国楼、倪家花园、丁家花园、重庆路，向设在耀华中学的敌43师师部攻进。进至民园广场时，被迎面一幢大楼的火力阻住了。这是幢灰黄色6层大楼，根据火力判断，守敌在一个营左右。
1连长王仲秋请示，能不能用小炮轰击，我说先喊话，让他们投降。大家就喊，说你们的司令陈长捷已被活捉了，不投降死路一条。我们拼命喊，敌人照样打，机枪、冲锋枪、步枪火力居高临下，封锁住几条胡同口。这时2连、3连也赶到了，都挤在街巷里，随时可能伤亡。
得给它点颜色瞧瞧。我命令轻重机枪掩护，1连爆破组把炸药送到楼口雨搭下，一声响，雨搭飞上天去，敌人也震懵了，一时间枪也不响了。
“再不投降就炸楼了！”
这下子管用了，5楼窗口伸出面白旗，直摇晃。
大丰桥→金华桥→金钟桥→金钢桥，2纵5师连着攻下4座桥，官兵心头都嘣嘣跳着3个字：金汤桥！金汤桥！
谁不惦着当“金汤桥部队”呀？
2纵是只猛虎，5师则是猛虎中的猛虎。
在东北打了3年，在东北野战军的几个头等主力师中，被“林罗刘”通令嘉奖达5次之多的，只有一个5师。
辽沈战役中，首战义县5师是主攻，打锦州又是主攻。这回打天津，4师、6师突破，5师打纵深。有人说5师在辽沈战役中伤亡太大了，这回把他们放在了后头。5师的人则说我们是头等主力师，打纵深、直取金汤桥，这是把最艰巨、最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了——交给我们当然最放心了。
5师以15团、14团、13团的顺序，向金汤桥攻击前进。
离休前为新疆军区参谋长的王林，当时是5师15团1营副教导员。老人高个子，浓眉毛，面色红润，声音洪亮。在东北战斗、工作近40年，一口浓重的江苏口音未改。
老人说：
15团在前边摆开两个营，左边2营沿街道往前打，我们1营贴着运河南岸往里攻。副营长带1连在最前面，营长和教导员带2连随后跟进，我和3连在最后边，都往金汤桥奔，没想到却让我们抢了先。
打下金钢桥是半夜时分，俘虏已经抓了400多。1排、2排在前边打，我带着3排在后边处理伤员、俘虏。伤员赶紧往后送，俘虏来不及后送，先找个院子关起来，派几个人看着就行了。
被炮弹打着的工事在夜空中燃烧，枪炮声震撼天津城，周围各种喊叫声不绝于耳。这其中最刺耳，也最悦耳的，莫过于此起彼伏的小喇叭的嘟嘟声了。这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独具的一种装备，从连长以下，排长、班长、战斗小组长人手一个。不知道是谁发明的，我记得好像三下江南后就有了。铁皮或铜片做的，自己就能做，一尺来长，喇叭口牛眼睛大小。吹起来说是“嘟嘟”声，其实是不够准确的，可你又找不出比它更接近的象声词，特别独特，与众不同，因而也就特别有穿透力，震耳欲聋的炮声也很难掩盖它。“冲锋”、“撤退”、“穿插”、“迂回”、“1排上，2排掩护”、“3班在那儿”、“4班到达位置”、“5班请求火力支援”、“第2战斗小组有人负伤”等，一个连在战场上的各种命令、信号，都可通过嘟嘟声的长短，或数量的多少进行传递，打巷战特别有用，尤其是夜战。小喇叭声从东北响到华北，又响到两湖两广，再吹到朝鲜半岛。李奇威的回忆录曾专门写到这种小喇叭，美国人在朝鲜一听到小喇叭声，就要腿肚子抽筋。因为嘟嘟声一响，就意味着短兵相接、刺刀见红了。别看美国兵长得人高马大的，最怕这个了。
小喇叭一声声向前推进。我和3排小跑着出了一条胡同，正想沿着横马路向右插，一露头就发现左边路上黑压压过来一群人。是敌人。我随口大喊1连向左，2连向右，3排就冲上去了。敌人掉头就跑，我们追上去抓了70多，也不能追远了，还得掉头奔金汤桥。
比起锦州，天津敌人的劲头差多了。一是城大兵少，用刘亚楼的话讲是“好像小孩子穿大棉袄——到处是空”。更重要的是士气不行了。守锦州的主要是滇军，战斗力按说没有天津的中央军强，可外围一些据点跟你死打，突破城垣时跟你硬顶，打巷战一次次反冲锋，我们伤亡也大。天津突破后，很少遇到反冲锋。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辽沈战役后，国民党那军心士气就垮了。
副连长戈永高带2排最先攻到金汤桥，我和3排晚了一步，连长、指导员和1排也随后赶到了。
金汤桥两侧桥头堡火力挺猛，不能硬攻。戈永高吹起小喇叭，命令5班长谢永林带人迂回到南面桥头堡侧后，又命令2排长赵立发带一个班迂回到北面桥头堡侧后。两边到位后，嘟嘟嘟各发出3声短促有力的喇叭声，戈永高这边的小喇叭也响了，机关枪就响起来，三下里突然发起冲锋，就把桥头堡拿了下来。
我到那里时天还没亮，大概是4点来钟，也可能是3点多钟，顶多不会超过5点。后来争论到底是谁打下的金汤桥，谁先到的，问我当时的准确时间，几时几分。我也没戴表，南下后当教导员才奖励一块表，哪能说得那么准确呀！
都惦着快点打到金汤桥。有的先头部队受阻，有的黑灯瞎火走了远路，但过了金钢桥就是金汤桥，这一点干部都心中有数。跟我们脚跟脚赶到的连长王兰芬、指导员韩辉，问过桥上一个国民党伤兵，他们还带着个天津人向导，都说那就是金汤桥。那伤兵还说金汤桥是法国人造的，能升降。没到过金汤桥，能说出这些细节吗？
枪炮轰鸣，小喇叭声声，一支支利箭，一路路血火，在天津城呼啸着、冲突着。1纵、2纵、8纵都有部队打到了金汤桥。
东西两个主攻集团会师金汤桥，将天津城拦腰斩断，即按预定计划分头向南北两个半城攻击，将守军一片片、一坨坨、一块块吃掉。
9纵的任务是在城南助攻，这只年轻的东北虎发起虎威，一举突破城防，打入纵深。
15日15时，天津攻坚战结束。
北平的命运也同时注定了。
八、这个184师“真顽强”呀
天津东郊有个镇子叫东局子，是天津东部外围的一个重要据点，86军293师877团驻守在这里。
86军是杜聿明任东北保安司令时改编的地方团队，官兵大都是东北人。293师是86军最强的一个师，877团又是293师中最强的。装备好，官兵中南方人较多，团长田子永和3个营长都是正宗的中央军出身，有战斗经验。
1月6日深夜，解放军攻击东局子。田子永让前沿守军稍作抵抗即行后退，待攻击部队进入一片开阔地时，即呼唤后方炮兵按照预定的精确距离进行炮击。攻击部队伤亡很大，不得不在拂晓前退出战斗。
第二天清晨，在猛烈炮火掩护下，解放军重新发起攻击。守军死顶硬抗一阵子，营预备队打光了，团预备队打光了，逃回去一个营长还是半死不活的。这个营长在地堡中指挥战斗，被塞进去的一根爆破筒震得昏死过去，醒过来后跌跌撞撞走一阵子，栽在地上就爬一阵子，好歹算回到城里，那人已经成了不能言语的哑巴。就哆哆嗦嗦拿支笔，用张纸报告了东局子丢失的经过。
也真够顽强的了。
不过，“最顽强”的还是184师。
“难兵集中营”天津，近6万难兵有近1/10为滇籍，清一色为守锦州的原60军184师和93军官兵，辽沈战役被俘释放后，陆续涌来天津的。
对这些像乞丐，又像土匪，更像瘟疫、瘟弹的难兵，陈长捷实在头痛、讨厌，不想管，又不能不管，就把5千多滇籍难兵编为冀东保安第3总队。名为部队，却不发一枪一弹，一天三顿饭只能吃个半饱，实际就是画地为牢，集中关禁闭，免得扰民滋事，也不能再到各处兵营乱窜，到处讲林彪大军多么厉害，给共产党当义务宣传员。
滇籍官兵怨声载道：打仗卖命就要，不打仗就不要我们，当俘虏有饭吃，逃回来受饥寒。
内战还未开打，蒋介石先收拾了“云南王”龙云，又把滇军60军、93军从四季如春的云南，运到冰天雪地的东北，欲借共产党之手铲除异己。鞍海战役中，60军184师火线起义，这是重要原因之一。打内战不惜血本，又是空运，又是海运，把他们弄来这做梦都未想到过的地方，如今成了散俘、难兵，谁还搭理他们？他们又不同于那些操着冀鲁豫湘赣蜀口音的难兵，从东北到滇池，几近中国的一条对角线，关山重重，一双脚板，饥寒交迫，什么时候能到家？还能回到家吗？滇军像其他地方军队一样，素有抱团传统，这也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之一。当了难兵，到了天津，也迅速聚拢起来，像雪球样越滚越大。
把这样一群难兵组成一支军队，其中不乏一种乡情和义气，让弟兄们有个名分，有个着落，安顿下来。也有国民党的死硬分子，要和共产党继续干下去，像杨朝伦等人。二者兼而有之的，也不在少数。
原184师师长杨朝伦，与刘国举直接电呈蒋介石，请求恢复184师番号，发给武器装备。经蒋介石同意后，将这些难兵编成一个建制师，辖550、551、552三个步兵团，并有直属特务、工兵、辎重、炮兵各一营，还有一个通信连，领取步枪300支，子弹3万发，在天津南郊灰堆整训，杨朝伦、刘国举分别任师长、副师长。
鞍海战役时，杨朝伦是184师550团团长，551团在鞍山被歼，师长潘朔端在海城率师部和552团起义，杨朝伦在大石桥假意谈判起义，结果一个团只他带几十人逃脱。一年后在梅河口，重建的184师又被3纵第二次打掉，辽沈战役中又在锦州第三次被歼。算上天津这次已是第四次了，这次可是彻底玩完了。
到12月中旬，由于散俘不断到来，滇籍难兵集中营的184师，已经“发展壮大”到6千多人，形势也越来越吃紧了。陈长捷这才恩准，先后拨给步枪3千余支，轻重机枪150余挺，迫击炮、小炮50余门，各种弹药40余万发，并补充兵员1500余人，成为一个7千余人的半装备师，将其摆放在南开大学、中央医院一带。
陈长捷心头明镜儿似的，把它摆在那里，也就是摆摆样子而已。
天津城大兵少，别说那些警备旅、护路旅和保安团了，就是由其改编的所谓正规师也不堪重用，他们缺乏大战经验，甚至缺乏一般战斗经验，可你讲“大天津堡垒化”、“天津城固若金汤”，或多或少也能稀里糊涂信上几分。这个全是老兵的184师，军事技术、战斗经验没说的，却任是什么也蒙骗不了，他们的战斗经验同投降经验一样丰富，太明白什么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了。
天津攻坚战开始后，184师阵地刚受到侧击，一、二线守军就放下武器。只有杨朝伦精心挑选的预备队，为掩护师指挥所抵抗了一下子，就和他们的师长、副师长一道熟练地举起了双手。
由城南向北打的9纵、12纵，听说攻击地域上有个184师，知道底细的人就说，这个184师有几条命呀，死死活活都多少次了，怎么总也打不死呀？
大家都笑，这个184师“真顽强”呀？
九、“一切为傅负责”——“战犯录”之三
“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乃军人之耻！”
按说，在扔下这句“气壮山河”的军人誓言后，陈长捷那颗七上八下的心应该踏实些了，结果却仍是坐立不安，寝食难安。
不过，也不能说一点底也没有，那就是认定“平津一体”，唇亡齿寒，傅作义不会白白地把天津丢给共军——就像郭景云坚信老军长不会扔下35军不管一样。
陈长捷将天津分为三个防守区，西北区以林伟俦指挥62军防守，东北区以刘云翰指挥86军防守，南部地区由94军43师负责，他自己兼任指挥。如此配置兵力，是因为他判断共军将会在城北发起大规模攻势。“博士将军“杜建时的判断，与共产党军队几乎不谋而合，陈长捷自以为是，听不进去。14日凌晨，184师偶然得到准确情报并迅速上报时，调整部署已经来不及了。部署在北面的主力中的主力151师，没有什么作为就缴械投降了。
为了实践那句“气壮山河”的军人誓言，陈长捷又颁布了6条战时军纪：
一、全班士兵未奉命令擅自退却者，准由班长将该士兵就地枪决；
二、班长未奉命令擅自退却者，准由排长将班长就地枪决；
三、排长未奉命令擅自退却者，准由连长将排长就地枪决；
四、连长未奉命令擅自退却者，准由营长将连长就地枪决；
五、营长未奉命令擅自退却者，准由团长将营长就地枪决；
六、团长未奉命令擅自退却者，准由师长将团长就地枪决。
6个“就地枪决”，营长杀连长，团长杀营长，师长杀团长……就这么一路杀将下去，那陈长捷由谁来杀呢？
1月4日，陈长捷发给各军一个命令：“如果我战死，由兼防守副司令林伟俦继承。”并规定“各级主官如果战死，也要预先指定继承人”。
比之后来的行动，与其说是一种强打精神的死硬，倒不如说是例行公事的装腔作势。更准确地说，则是与那6个“就地枪决”异曲同工地要部下为他和傅作义卖命。
12月18日，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李及兰、总统府参军罗泽闿、联勤总部参谋长吴光朝来津，交给杜建时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要杜建时与3位大员商量，将天津守军撤往塘沽，从海上南退，加强华中力量。杜建时即邀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翰到自己家，两位军长暗示愿意立即行动，陈长捷不同意：如果防守天津部队撤走，将置北平于死地。
当天晚上，唯傅作义马首是瞻的陈长捷几次请示傅作义，傅作义以“待考虑考虑”作答。
陈长捷表示：“一切应对傅负责。”
又拉杜建时到另一室内，情绪激动地说：“如你们把部队带走，我只有自杀！”
又一个“忠肝义胆”。
而当城防突破，巷战快要打到身边时，陈长捷致电北平，回答仍是“再坚持两天就有办法”，他也骂起来：“让我们牺牲，做他们讨价还价的资本！”
杜建时认为，一旦平津间铁路截断，平津就成两座孤城，死守平津是步死棋。唯一的生路是依靠塘沽这个出海口，进可从海上支援，退可从海上撤走。
无论是对共产党军队主攻方向的判断，还是劝傅作义及早收缩兵力，退守平津唐，这位“博士将军”的目光都比陈长捷、傅作义强多了。
还因为派系出身、立场不同，他是蒋介石的人，当然不会想着西去绥远。
自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大势已去，许多人纷纷出走。杜建时这位中国的第一位“博士将军”，在美国有那么多社会关系，为什么要留在天津束手待擒呢？
我是蒋介石培植的青年将军，38岁就当了天津市长，对蒋介石是有着较深的感情的。加上我存在着封建的忠孝意识，感到蒋介石对我有知遇之恩，因此应当士为知己者死。
还因为像陈长捷一样存在幻想，想等着北平傅作义的“办法”。
我想假如傅投降，我们也随着投降的话，我就做个老百姓，既不愿在共产党做事，也不愿回国民党做事，就到国外教书去。因为我认为国民党没有前途。我曾在美国留学，我想回到母校去教书，从此离开军界、政界。
12月29日，飞来一架专供杜建时“必要时使用”的小型客机，并要他“严格保密”。
因市内机场跑道又短又窄，飞机着陆时摔到跑道外边去了。一星期后，又飞来一架除飞行员外，仅能容纳一人的小飞机。这当然都是老蒋的意思，老蒋也真够意思。
飞行员每天都问杜建时：走不走？不走就没时间了。
1月11日，即天津攻坚战前3天，杜建时对飞行员说：你走吧，我不走了。
我已经对天津市属各机关下达了指示：不要离开岗位。不让别人走而自己先走，情理不容。
又一副“忠肝义胆”。
12月20日深夜，察哈尔省保安副司令兼张家口市警备司令靳书科，105军参谋长成于念，251师师长韩天春，259师师长郭跻堂，察哈尔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焦达成，在靳书科的办公室召开秘密会议，都认为北平被围，张家口被围，新保安突不出去，彼此支援不上，最终必遭各个击破。
成于念和焦达成说，八年抗战没战死，如今死于内战，太不值得。主张以靳书科代表察省人民，同共产党谈判起义。
韩天春不同意：傅总司令守涿州时，我任见习排长，随傅到现在，当了师长。守涿州那么艰苦都没投降奉军，今天决不能叛傅投共，一切都应以傅总司令的决定来决定我们的行动。
郭跻堂的态度比韩天春还坚定，坚决跟定傅总司令。
靳书科总结：不战洽和是一条生路。但我等随傅总司令转战沙场，傅总司令对我们多年培养教育才有今天，我们怎么能叛傅投共去做他的叛徒呢？
一口一个“不能叛傅”。
5人都是上党同乡，多年要好朋友，所以不必像陈长捷与两位军长、一位市长那样，都盼着别人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可陈长捷那句“一切为傅负责”，道出的不也是同样的“傅家军”主题吗？
9月中旬，李宗仁和孙科竞选副总统。蒋介石为拉选票，密令全国国民党员重新登记，限期上报，重发党证，逾期不报，取消党籍。蒋介石任命军官，必须是国民党党员，这是个硬指标，察绥军的军官都是国民党党员。这回傅作义却根本没把这党票当回事儿，故意拖延时间，结果察绥军中的国民党党员均自行脱党。“党国”、“党国”，“党”没有了，可那“国”呢？
身为地方军政要员、国家命官，理应时时处处为国家社稷着想，可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傅作义——“一切为傅负责”。
八年抗战，他们都曾为国家、为民族冲锋陷阵。忻口战役，陈长捷还身负重伤。毫无疑问，那时候他们是爱国者，可现在他们爱的是什么呢？
《三国演义》中，刘备不顾诸葛亮和赵云等文武官员百般劝阻，心中只有哥们义气，以倾国之兵讨伐东吴，为关羽报仇，结果被火烧连营七百里，蜀国从此一蹶不振。
陈长捷们的“一切为傅负责”呢？
宜兴埠大火，被战火摧毁的天津和新保安民房，在战火中死伤的百姓，还有几十万伤亡被俘的官兵。比之血城四平、死城长春，这些好像微不足道，可这能证明他们不是战犯吗？
陈长捷没有与傅作义“桃园三结义”，可他们与刘关张之间的那种关系，以及他们的行为准则，又有几多不同？
什么样的土壤，生长什么样的庄稼。这种“一切为傅负责”的“忠肝义胆”文化，或者称之为“哥们义气”文化，不但在民间大行其道，甚至是被某些主流社会认同的。
35军副军长王雷震，曾悔恨没在抗战胜利后解甲归田。可就像杜建时想去美国母校教书一样，你不知恩图报，反倒叛离主子，那还能混得下去吗？在这一点上，陈长捷是身不由己，傅作义是无法选择。
而从更广阔的宏观上讲，他们都是蒋介石发动的这场祸国殃民内战的牺牲品。
林彪战前致电刘亚楼和攻津各纵首长，要求活捉的“三匪首”，一个没跑。
林彪电报中没提到的杜建时，被俘后，结结实实，也是踏踏实实地酣睡了一夜。
当了3年直属南京行政院领导的特别市市长，特别是实施“大天津堡垒化”后，食不甘味，寝难安席，日夜操劳，他再年轻，精力充沛，那人也不是铁打的呀！
1纵几名官兵，冲进陈长捷设在地下室的指挥部后，一声“不准动”，又一声“都把枪交出来”，再一声“排队，都出去”，10多名军官就都举着双手，开步往地下室外走。
陈长捷端坐不动，一派视死如归的大义凛然，让人想起那句“气壮山河”的军人誓言。
那话泄露出来的，却是一副无与伦比的滑稽相：要你们的长官来谈判。
十、共产党没有海军
天津血战正酣，津塘防守区副司令陈长捷，向在塘沽的津塘防守区司令侯镜如求援，要塘沽守军向天津靠拢，从东和东南方向向攻津共军施加压力，以减轻天津负担。
这工夫侯镜如在哪里呢？已经跑到了海上，万无一失地躲在重庆号巡洋舰上。
17兵团部，87军军部，4个正规师，还有护路旅、保安团什么的，再加上一些后方留守机关，弹丸之地的塘沽，几乎所有的民房都成了兵营。那“太太集中地”和“难兵集中地”更胜天津一筹。一些远见卓识的军政官员，早已看出北平、天津不是久留之地，携妻带子直奔塘沽这个出海口。在陆地上无论如何也跑不过共产党的铁脚板和飞毛腿，只有这烟波浩渺的蔚蓝色的大海，才是他们的庇护所和大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