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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战役，锦州城破，国民党在黑土地上的一坨坨敌人，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块块倾倒了。
平津战役，则创造了“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
一、“基本方针是彻底解除他们的武装”
纷纷扬扬的大雪，覆盖了华北平原。
毛泽东在西柏坡遥望平津。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唯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
此刻，置身于同样景色的北中国，毛泽东会不会想到13年前的这首《沁园春·雪》？而无论想没想到，在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成吉思汗评点一番后，豪情万丈的毛泽东，还会在乎你个什么华北“剿总”总司令吗？
11月26日，毛泽东致电“林罗刘”：
在尚未解决蒋系之前，假如傅真愿谈判，我们应当和他谈判，以便分化傅、蒋，首先解决蒋系，但不给傅以任何政治上的借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计划。同时我们也准备第二个计划，即在有某种确定需要时，真正允许傅作义反正，但现时不作此项实际的决定。
而谈也好，打也罢，归根结底，都是12月19日中央军委给聂荣臻的电报中的那句话：“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彻底解除他们的武装。”
没有谁比经历了“四·一二”大屠杀的共产党人，更清楚自己是怎样从那血泊中走到今天的。
此前的11月7日，傅作义曾秘密致电毛泽东，表示已认识到追随蒋介石“戡乱”的错误，决计将军队交毛泽东指挥，以达救国救民之目的，并要求中共方面派员到北平商谈。14日，又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进行和谈。毛泽东均未理睬。还未开打，就要交出军队，傅作义的花花肠子，也未免太露骨了些。
35军玩完了，张家口拿下了，西去绥远的路堵死了，天津与塘沽间被截断了，傅作义还在谈判桌上耍把戏，推三阻四，讨价还价。
那就帮他下定决心，让他看清楚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价码。
1月16日，即攻克天津第二天，关于攻取北平，毛泽东又致电“林罗聂”：
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确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确守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机关，但是我们不要攻击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于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及瓦解的方法使其缴械。即使占领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为此，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做一项纪律去执行。
既要保护古迹，又要减少伤亡，毛泽东什么都要。
而在此前的5日，林彪、谭政致电军委：
据亚楼同志电称，前方有少数人提到敌人据守在外国人房子内，是否一样进攻。同时据说天津外国人均在自己房子门口插有外国旗，我想对这类问题应该提出几条。下列三条的提法，是否妥当，请速示：1.敌人已加以设防并据以顽抗的街道房屋，不管它是否过去租界，不管这个房屋是中国人的，或是外国人的，不管它插有哪个国家的旗子，都一律同样加以进攻。2.不能因为怕炮弹偶然落到外国人房屋里去，不敢向顽抗的敌人打炮。3.敌人未加设防和未加以抵抗的、挂有外国旗子的房屋，则不必进入。但有必要时，可派人在适当位置进行监视。我们同意以上规定。中央有何意见，请示。
毛泽东当即复电：
刘亚楼所提三条是正确的。
朝气蓬勃的共产党人。
平津战役，和与战，谈与打，林彪与毛泽东毫无二致。
对这种嘴巴子官司，林彪并不陌生。1942年国共关系恶化，毛泽东就让他出现在谈判桌旁，让蒋介石好一番感慨：怎么优秀的人才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其实，对于林彪来说，坐到那谈判桌旁打嘴仗，原本就是驾轻就熟的。更何况对强者来说，又是那么简单，除了把自己的观点讲述一遍外，剩下的几乎就是摇头，或者点头了。
第一次是刘亚楼出面与傅方代表谈的，第二次是林彪、聂荣臻与之谈的，第三次是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一齐出马，态度就是和平让出平津，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区一律解放区化。
我军的战斗夺取北平是有绝对把握的，对北平一切应准备攻城歼灭敌人，这种攻城应经过充分准备后才可进行，但攻城既有把握，则又不宜过分把攻城时间推迟，以求尽可能减少城内发生大批饿死人的现象。
这是12月30日，林彪致电军委电报中的一段文字，满怀自信中，他想到了黑土地上的那座死城长春。
在黑土地上打过仗的人，谁能忘得了长春和四平，特别是那个长春呀！人世间的记忆，还有什么能比那样一座饿殍之城，更令人刻骨铭心的呀！而长春只有50万人左右，这北平可是200万呀。
十二、十三兵团三、四、十、十一纵首长：
我三纵四纵六纵十纵十一纵均须准备各以一个师的兵力担任攻北平的对城墙突破，研究如何接近城门，实行连续爆破，将两道城门连续炸开，和研究击毁和炸毁城墙，用梯子爬城等办法和通过外壕的办法，其余各三个师则着重演习纵深战斗和扫清外围。担任城墙突破的部队须事先指定，和实行准备，所采取的战术技术办法应进行演习，但同时注意勿泄露秘密，每个师准备担任两个城门的爆破和一处城墙的爆炸和登城。
林
八日二十一时
肖钟苏邱匡：①
北平城有三丈高，城墙甚厚，能平行两辆汽车，因此，对北平的炮兵攻击，须作充分准备，此次仍应设法将二四榴运来参加作战，其他攻城炮弹，亦须大量准备，并望研究能否以坦克送大量炸药，进行对城门的爆破。
林
十日二十一时半
城内守军25万人，围城部队6个纵队（还有5纵）加特种兵为35万人，林彪已称夺取北平“有绝对把握”。还有从新保安和张家口赶来的华北6个纵队，再加上打下天津后赶来的那些一身硝烟的“东北虎”呢。
杨罗耿杨李吴莫胡欧李：①
为了打击北平守敌的战斗信心，盼你们各释放一部老弱俘虏，经宣传后放到北平城内去，使敌知道你们的部队也由张家口新保安赶到了北平附近。
林
卅日十三时
兵战未开，心战打响，让这些散俘、难兵进到北平城里，再进到敌人心里，把那军心士气愈发打得没了脾气。
兵战，心战，枪杆子，嘴巴子，林彪信手拈来般把一切摆弄得井井有条，丝丝入扣。
但关键还是枪杆子，是拿下敌人的枪杆子。有强大的枪杆子，准备得又充分，仗打得好，就能达成孙子兵法中所说的战争的最高意境——不战而屈人之兵。
从江西到陕北，红军一路跑出两万五千里，跑了一年又两个月，30万人跑剩3万人，跑得筋疲力尽，跑得上气不接下气。那时节，你转过头，对追兵说，来，坐下，咱们谈谈，别打了。世界上有这等事儿吗？想都不用想。
翟文清老人说：
打北平，我们3纵担任主攻，从东南方向攻击。3纵在马驹桥、通县、南苑一带，我们7师在南苑、旧宫、营海庄、鹿圈布防，就是练兵，针对北平练兵。爬城墙，爬梯子，送炸药，打巷战，那兵练得劲头足呀。北平是文化古都，华北最大城市，打北平光荣呀。打四平，打义县，打锦州，我们3纵攻城多，有经验。3纵是主力，7师是主力的主力，打北平得抢头功、露大脸才行。
正练着，上级说傅作义起义了，北平和平解放了。不打了，当然是好事，可人家1纵、2纵在天津打上了，就觉得来北平吃亏了。上级说，把劲都攒着，南下打白崇禧去。
上边谈判，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谈妥了才传达下来——提前知道了容易松劲。
郑需凡老人说：
我们侦察科和侦察队的任务，就是为首长提供各种情报。
北平城南有许多小砖窑，天未亮前到那儿，天亮后用望远镜观察，把城墙上那砖头从上往下一块块数下来，计算出高度。还得实地去看，看高度，看厚度。那城砖有好几种，尺寸都不一样，都搞清楚，报告解方副军长，如何炸开城墙，打开突破口，他就有数了。那人那脑袋，可不是一般的脑袋，精灵呀，不然能当志愿军参谋长吗？
天津粮多，北平弹药多，城里又不像农村，一年存粮都放在家里。听信国民党反动宣传，许多有钱人都往北平跑，这一点和长春一样，但还没到饿死人的地步。菜比粮还缺。敌人先是一律不准出城，后来跟长春一样，许出不许进，我们进城却挺方便。扛两捆大葱，装成卖菜的，见哨兵给两根，见当官的多给几根，比通行证还管用。我哥哥在北平当医生，进城去找他，城里他熟悉，帮我不少忙。
从突破口到攻击顶点，沿途街道、胡同、敌人工事、设防情况，有多少可用来阻击我们的高大坚固建筑物，都得吃在心里，标定出来。这个容易，一看就懂。但光看地图不行，得去现地，腿到眼到。城市变化，与地图不大一样，有的甚至大不一样。
最难标定的是文物。我一个土八路，只念几年书，过去连“文物”两个字都没听说过，一下子让我进城去鉴定文物，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那也得努力完成任务呀。上级三令五申，凡是文物，必须标定清楚，不能有一发炮弹打错地方。反正看到那种古色古香的，特别是有绿色、黄色琉璃瓦的建筑，就算一个，宁肯多点，不能漏掉。
最可恨的是许多重要文物建筑成了兵营，甚至弹药库。像景山公园，国民党在那里部署一个野炮团，成了炮阵地，还有个挺大的弹药库。那要是爆炸了，故宫还有个好吗？敌人就是冲着那文物来的，你怕什么，他偏来什么，让你投鼠忌器。
颐和园不在我们纵队攻击区域，万寿山上挖了战壕，昆明湖边架起大炮，成了敌人的重要据点。
我们一边侦察，一边在心里骂：傅作义这小子坏透了，抓住他绝不能轻饶了！
别看北平没打上，那劲头和心思可费大了。
二、最痛苦的人是谁？
中南海居仁堂，傅作义双手插在背后棉裤腰里，两眼无光，神情呆滞，脑子里一会儿像灌满了铅，一会儿又一片空白。
被战争打掉了乌纱帽的杜建时，无官一身“轻”地终于可以倒头酣睡了。还在履行华北“剿总”总司令职责的傅作义，还在熬着没有睡意、没有食欲的焦头烂额的度日如年的日子。
自35军被围新保安后，平津地区最痛苦、也最矛盾的人，就非他莫属了。
11月7日，傅作义秘密致电毛泽东，说了许多言不由衷的话，并请中共派员来北平会商，绝非兴之所至，心血来潮——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辽沈战役，烽烟已息，国共两党已经失衡。问题不在于双方兵力多少这种简单的数量对比，而在于一个急剧地没落下去，一个正如日东升，而上升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既然这天下迟早都是共产党的，那他何不及早主动示好，为日后留一手呢？反正也不用掏什么本钱，嘴巴子功夫，轻车熟路的。
这可不是他独来独往，在平津另搞一套，而是有着南京的大气候、大背景。
到了12月，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以及河南、湖南等省参议会，先后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战求和，并暗示非蒋下野不能谈和。蒋总统下野，那不就是李宗仁副总统主持了吗？就算老蒋不下野，与共产党和谈也是大势所趋了。
12月19日第一次谈判，傅作义要求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两军后撤，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平津张塘问题，他在适当时机通电全国；建立华北联合政府，他参加联合政府，其军队交由联合政府指挥；谈判期间，将被围在新保安的35军放回北平，解放军放弃对南苑机场的控制。
对这些以及后来那些同样煞费苦心的要求、条件，共产党干脆利落得只有一个字：不！
其实，傅作义早就该明白了：能战方能和，谈判桌从来就是强者的舞台。
而当天津城破后，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只需应个“是”就行了。
讨价还价，得有本钱才行。
傅作义是想和共产党一搏的。
辽沈战役期间，他把妻子、孩子送去重庆，应是证明。
无论与国民党有多少矛盾，他都是国民党的三星上将，与蒋介石大方向一致。
一切都建立在林彪进关的时间上，那就是明年春暖花开的那个季节。半年时间，或战或和，或守或走，或西或南，都可从容应付。
但这并不意味着不着急，慢慢来。调兵遣将，整军备战，他必须全力以赴，打好明春这场大战。和也是为了战，能战方能和。不能战而言和，那就是降了。
在天津城破之前，即便战是为了和，为讨价还价，和得体面，他又何曾这样想过呀？
而1947年夺占张家口后，他通电全国，说了什么？——如共产党能胜利，他甘愿为其执鞭。
35军被歼，让他五雷轰顶，五内俱焚。女儿傅冬菊问他：你还想像当年守涿州那样守北平？他不耐烦地道：提涿州干什么？
提什么他都烦，这世界就没有不让他不烦的事，可那心里服吗？
从一个穷孩子，到三星上将、“剿总”总司令、“华北王”，在那种风云诡谲、纷乱动荡的年代，他什么阵势没见过，什么风浪没闯过？当年守涿州，有谁不认定他是完蛋了，没指望了？大悲大喜，大难大福，他若是个轻易认输的人，还会有今天吗？
而今，天津完蛋了，他还有什么指望？
之前，他曾问过安春山：你说说，我们为什么而战？
五原会战前，他召集35军团以上军官会议，问大家这一仗能不能打。
大都说不能打。有的说35军是最早参加抗战的部队，7年间伤亡过半，一些连已经打光了，有的营就剩下6个人，再打咱35军就打绝根了。有的说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打日本应该大家来打，后方许多部队至今没打过仗，轮班也该轮到他们了。
93团团长安春山、副长官部参谋靳书科和新31师参谋主任宋海朝，是最坚决的主战派。他们说我们要打，因为我们是军人，守土有责；我们能打，因为土地、政权、人民是我们的，老百姓拥护我们，有天时地利人和。
自长城抗战始，群众给带路、送饭、抬伤员，所到之处受到支援、拥戴。伤员换上便衣留在老乡家养伤，敌人来了，大娘说这是我儿子，大嫂说这是我男人。百灵庙大捷后，举国振奋，万众欢腾，各地祝贺、慰问电如雪片飞来。上海、天津、北平、西安、武汉、南京、成都等地人民代表和青年学生，携带慰问品和捐款的，来做战地服务的，相继于途。
而今，人民都哪里去了？
军事失败，可以重整旗鼓再来。政治腐败，那就是从根上烂了。
居仁堂“剿总”办公室，傅作义在地上来回踱步，插在背后裤腰里的双手，一会儿拔出来，一会儿又插进去。
他停住脚步，望着“剿总”参谋长李世杰：和谈是不是投降？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咱们过去的历史就完了吗？
李世杰自然是有问必答的：和谈是革命，不等于投降。我们应当讲革命道德，不应当讲封建道德，汤伐桀，武王伐纣，自古称道，不伤道德。历史有应当保留的，也有不应当保留的，不应保留的，用不着可惜。
这回答无疑应得100分，傅作义却好像总是不满意，一个问题三番五次地提出来，有时问完李世杰，还要问别人。
和谈不是投降，是革命，那不就是临阵倒戈，为共产党“执鞭”了吗？那忠义、气节呢？这“华北王”毕竟是蒋介石给的，他对得起蒋介石吗？当年守涿州，96天后弹尽粮绝，军民饿毙无数，剩下的也没几天活头了，他毅然举起白旗出城了。他战败了，投降了，可他才是涿州之战的强者，令对手胆寒的英雄。而今呢？
还有这“华北王”的荣华富贵呢？他在黄河边上出生，靠父亲背人过河维持生计，把他养大。以这等贫寒子弟，能有今天，他容易吗？一旦失去，能甘心吗？
还有，察绥军会唯命是从，中央军能听他的吗？会不会在城里反起来？蒋介石会不会轰炸北平？会不会派特务暗杀他？远在重庆的妻子、孩子，又会怎样？
心头没底，脑子里一团乱麻。
12月25日，当他从延安广播电台公布的“国人皆曰可杀者”的战犯中，听到“傅作义”3个字时，无论那脑袋是不是轰的一声炸了，这都是使他长时间举棋不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在“杀不杀”、“关不关”渐趋明朗后，脑子里翻腾得最多的，也最让他抓心挠肝的，就是“信不信”、“用不用”了。共产党会信守谈判协定吗？现在是战争时期，他还是“华北王”，起义也好，投降也罢，都有利用价值。将来呢？江山在手，大权在握，会不会一脚把他踢开，甚至算起旧账，一个个收拾起来？
三、名将无名——“四野名将录”之六
回顾历史，一些赫赫有名的将军，那名气其实并不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
即便在将对将捉对儿厮杀的冷兵器时代，将军的主要职责仍是行兵布阵，运筹帷幄。一个战斗、战役打不打，怎样打，同级之间，上下级之间，见仁见智，实在是自然、正常而又经常发生的。既然世上没有没打过败仗的将军，那么这次我对了，你错了，那次我错了，你对了，也无损名将风采。如果正确意见都是“党委意见”，那将军就吃了“大锅饭”了。
都是名将，等于没有名将。
曾任四野副参谋长的苏静，却好像连这种“名将”的“大锅饭”，也吃不上。
因为他从未带兵打仗。
1910年生于福建海澄（今龙海）县的苏静，读师范时参加学生运动被追捕，逃往缅甸，在当地教书，收入颇丰。“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参加红军。长征时红1军团在前边开路，时任军团侦察科参谋的苏静，每天的工作之一，是绘制行军线路图。突破腊子口后，毛泽东亲自到1军团指挥部队北进，苏静每天早晨都要向毛泽东报告当天的行军路线。长征期间，他绘制了几百张行军线路图，仅存的几张，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
1938年115师挺进晋西，国民党派个联络参谋来做联络工作。负责联络、接待的侦察科长苏静，发现这个联络参谋收买了115师一个译电员，并骗取了密码本。他毫不客气地索回了密码本，不动声色地处理了变节分子，并假装无意地不时透露些部队“情况”。晚上，每当这个联络参谋用电台把“情况”发回去时，假装睡觉的苏静就在被子里手写心记，很快破译了国民党军队的密码。
从侦察科长到情报处长，苏静的主打专业就是这个。
从东北到江南，林彪在电报中经常提到的“密息”，指的主要就是破译敌人电台密码所获得的情报。
到东北的第一个歼灭战，秀水河子战斗，敌主力一个营及师属山炮营、运输连，远离主力达3天路程。战前苏静仔细核实情报，认准了，立即报告林彪，林彪立即下定决心，调集部队，将其吃掉。
不久，情报处又以准确情报，保障了大洼战斗的胜利，歼敌4400余人。
在解放战争中，林彪经常指挥到师团，原因之一就是情报及时、准确。
在东北，林彪曾对他的秘书季中权说，苏静能当10万兵。
苏静是当年唯一秘密进入北平的解放军代表，与傅作义的代表共同起草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并在协议上签字。
他的儿子苏晓林，看了他写的一篇回忆录《回忆北平和平谈判》，结论是3个字：流水账。
父亲说：我只是个历史见证人，领导派我去，我执行命令，就去了，就是这么个过程，还能怎么写？
儿子说：你当时总有些思想活动吧？再说了，一个人独闯国民党占领下的北平，能没有危险吗？
父亲说：有什么危险的？兵临城下，是傅作义邀请我的，跟着他的谈判代表进去就是了。“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嘛。
儿子说：话是这么说，可古今中外，斩的还少吗？再说，城里特务那么多，当时力主和谈的原北平市长何思源的家，不就被特务炸了吗？一家6口，1死5伤。不管怎么说，也不管我是不是你的儿子，实事求是，北平和平解放，你是立了大功的。
父亲说：那时双方都希望和平解决，所以不会有危险。我只是一个联络员（在这篇回忆录中，他也说“我只是一个联络员”）。如果没有我，领导换别人去，也是一样的。
有件事，如果换个人，那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第三次谈判后，林彪交给邓宝珊一封信，是毛泽东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写给傅作义的。毛泽东就和平解决北平提出两个办法前，历数傅作义追随蒋介石打内战的累累罪行，措辞相当严厉、尖锐。当时双方气氛挺融洽，信未封口，邓宝珊急于知道写了些什么，看罢大惊失色，当着苏静的面对周北峰、刁可成说：“这封信太出乎意料，傅作义不一定会受得了。”
又道：我回城后，打算暂不交给傅作义看，以免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甚至推翻协议，使谈判功亏一篑。
苏静把这个情况向林彪汇报了，林彪说：“是啊！那封信是有些严厉呀，他要暂时不交也可以。
原来早在1946年10月11日，傅作义攻占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后，曾得意地写了一封侮辱性的《上毛泽东书》，登在报纸上，声言如果共产党打胜了，他傅某甘为毛泽东执鞭——毛泽东当然不会忘记的。
《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登报了，苏静奉命出城向“林罗聂”汇报城里情况。一进门，罗荣桓便问他：“由邓宝珊带给傅作义的那封信，交给傅作义看了没有？”苏静说，不清楚。聂荣臻接着说：“你今天还要回去问一下邓宝珊，若还未交给傅作义，你要催促邓并同他一起去见傅，务必要告诉邓在今明两天让傅作义看到那封信。”
这时，苏静还未看到这封信，也不知道傅作义的那封《上毛泽东书》。但他明白，罗聂如此重视这封信，很可能是党中央，甚至就是毛泽东查问了此事。
傍晚，苏静回到城内，找到邓宝珊。邓宝珊困惑不答，迟疑良久，才拿上信，两个人一同去了中南海居仁堂。傅作义情绪很好，问这问那，与苏静热情交谈。邓宝珊乘机到内屋，将信交给了傅冬菊，傅冬菊看了信，也没敢交给傅作义，而苏静也绝口未跟傅作义谈这封信的事。
2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封信。傅作义看后，果然情绪异常激动。两天后，他在给林彪、罗荣桓的信中说：“两年半戡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全部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此时，距林彪将信交给邓宝珊已经半个月了，北平和平也已生米做成熟饭了，不管什么样的果子，他傅作义也只能吞下去了。
邓宝珊当然是深知其人的，傅冬菊更是深知其父的。无论如何，傅作义都是个有尊严的军人。
辽沈战役，首战义县，攻城部队战前大挖交通壕，直挖到敌阵地前，以敌人手榴弹投不到为准，既可增强攻击的突然性，又能大大减少伤亡。苏静见了，立即报告林彪，林彪未置可否。苏静知道，林彪一句话不想听两遍，但他还是去林彪那儿又讲了一遍。这次林彪果然极为重视，立即给攻锦州部队发电，要求每师用2/3兵力挖交通壕。而敌守城司令范汉杰，见到城下那么多蛛网似的交通壕，就知道守城无望了。
苏静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说什么、做什么——无论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风险。
而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无论如何也要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许多与苏静差不多的老资格的机关干部授衔大校。
苏静是中将。
那也只能是个默默无闻的将军。
军人是讲战功的。将军的荣耀，莫过于提起名字，就能让人联想到一串辉煌的战斗、战役了。可对苏静来说，哪个著名的战斗、战役，是你带兵打的？你身上挂了多少彩？就算那“苏静能当10万兵”，不也就是些情报、建议吗？
他只能属于另一类的无名的名将。
因为师范毕业（在当时的红军中，这无疑是高学历、大知识分子了），参军就当了参谋（用今天的话讲，叫“坐机关”）。如果他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可能早就下去带兵打仗了。可他实在太出色了，不可替代，再加上不喜欢宣扬自己，就注定要默默无闻了。
四、傅作义之义——他不是战犯了
“帮助成功者速成，不是依附成功者求发展。”
这是第一次谈判期间，“剿总”联络处少将处长李腾九，给谈判代表崔载之的电报中的一句话，表达的当然是傅作义的意思：我傅作义与共产党和谈，并非谋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和平，为国家、民族着想。是战是和，我已仁至义尽了，现在就看你共产党的了。
如果认为傅作义只是一位三星上将，一介武夫，那就错了。从张作霖到阎锡山、白崇禧，都是集军事、政治于一身的全能型人物。他们饱经世故，老谋深算，见风使舵，狡兔三窟，用民间大众的话讲，个个都是“九尾狐狸精”。不然，能在一方天地中“王”起来吗？
不过，比之那些为了一己的私利，不择手段，无所不为，甚至卖身投靠的大小军阀，傅作义还是个比较纯正的军人，也颇有中国心。
1936年绥远抗战前，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到绥远“访问”傅作义，说傅将军在华北威望最高，应该站出来为华北人民做一番事业，改善日中关系，大日本帝国一定会全力支持你。傅作义正色道：华北是中国的领土，决不许任何人搞什么“独立”。板垣又提出什么蒙绥“自治”，傅作义义正词严：我是国家边防负责人，守土有责，决不允许任何叛离祖国和民族者来犯，使国家领土受到损失！
自长城抗战后的12年抗战，无论刀兵相见，还是此类“访谈”，在民族大义上，傅作义从不含糊。
谈判桌上，傅作义作出一种“助人不为己”的模样，是因为觉得手里有牌，可以与对手叫板，讨价还价。
第二次谈判，有个“会谈纪要”，傅作义看罢，什么没说。周北峰有些着急：人家说了，所有各项，务于1月14日午夜前答复的。
傅作义道：这个文件，过两天再说。
就“说”来个天津城枪打炮轰，一城血火。
涿州城小，人也少，城内1/3为空地，那时枪炮现代化程度又低，火力的威力、密度自然也差，却已使城内军民死伤无数。北平呢？一切正好相反。好在北平人民算是躲过一劫，可天津那一城血火呢？
几十万军队龟缩北平城，200多万军民要吃要喝。各部仓促守城，事前很少积存粮草。老百姓买不到粮食、蔬菜、煤炭，米珠薪桂，贫苦市民眼看陷于绝境。国民党的运输机不敢低飞，一袋袋大米、白面，好多投入北海，没有喂鱼的就被军民争食。除了寒冬腊月没有长春那么冷，这情景不就与黑地上的那座死城一模一样吗？
傅作义肯定会想到长春，可他是为了避免出现又一座饿殍之城，才决定和平起义的吗？他是手里没牌了，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了。就是当年在涿州，若是不投降，到头来他傅作义不也只能是一具饿殍吗？
须知，他是把妻子、孩子送去重庆表忠心，押给老蒋当人质了。而这对平津人民意味着的，却是一种什么样的凶险啊！倘是郑洞国守长春那工夫，看上去国民党好像还未大势已去，或是天津果真像傅作义期望的那样，能守上一段时间，连老婆孩子都赌上了的傅作义，会如何动作？那多弹药、少粮食的北平，会成了什么样的人间地狱？
没人说傅作义把平津两市的人民当了人质，他倒是煞费苦心地营造文物盾牌，以使对手投鼠忌器。天津的200万人民，北平的200万人民，与长春的草民百姓、芸芸众生一样，好像都不算数，什么也不算，有没有都无所谓，没往心里去——这不是比成了人质更悲惨、更凶险、更令人毛骨悚然的吗？
1月22日，国民党绥远省主席、省保安司令和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董其武中将，乘飞机到北平见傅作义。
9月19日上午，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官员和各族各界代表30余人，在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举行了绥远起义通电签字仪式。
辽沈战役打了50天。淮海战役打了64天。创造了“三种方式”的平津战役，战史上说是从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62天。其实比较完整地说，应该是到“九?一九”绥远通电起义——再过12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立了。
用战斗歼灭敌人的天津方式。
兵临城下，用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敌人用和平方法，迅速、彻底地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北平方式。
有意识的保存一部分敌军，待一个相当的时间瓜熟蒂落，再将其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绥远方式。
1974年4月，傅作义病重住院，周恩来去医院看望，说：“毛主席叫我来看你来啦！”
傅作义已经神志不清，周恩来凑近他的耳边，说：“你对人民立了大功！”
战犯与功臣，那距离有多远？
无论如何，还是国民党最后一任北平市长刘瑶章说得对：“北平和平解放，当然最直接受益的还是北平市全体人民。”
蒋介石能够终老台湾，当然应该感谢龙王爷。
傅作义呢？是不是需要谢谢北平那些文物古迹？
五、“杀头将军”与“抹泪将军”
1月21日下午，傅作义召集“剿总”副参谋长以上官员及所属各兵团司令、军长开会，由参谋长李世杰讲述一下和谈的大概经过，随即宣布和谈协议。
居仁堂一片沉默，万千滋味儿涌上心头，一时间又难说什么滋味儿，反正绝对不会是好滋味儿的沉默。
突然有人哭起来——那是一种五内俱焚的痛不欲生的痛哭，哭的人是4兵团司令李文、9兵团司令石觉、16军军长袁朴等人。
袁朴边哭边叫着：“对不起领袖呀！对不起领袖呀！”
也真够叫人心酸的。
只是现在哭天抹泪的有什么用，之前都干什么了？
国民党军队各顾各，互不相帮，甚至见死不救，互相拆台，已成传统保留节目。
辽沈战役中，锦州打得红天血地，塔山打得血地红天，蒋介石“东西对进，会战锦州”的另一路人马，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就在彰武、彰武台门、新民以西徘徊不前。蒋介石连电催促，廖耀湘回答不是“桥梁未架好”，就是“正准备前进”。
淮海战役中，黄百韬兵团被围，向驻防徐州的邱清泉乞援。参谋总长顾祝同也飞去徐州，责令邱清泉增援。邱清泉以徐州危险为借口，就是按兵不动。
1948年1月，35军新32师涞水被歼，军长鲁英麟自杀，原因之一，也是中央军不积极支援。
35军被围新保安之初，死神曾两次为35军闪露生机，最后一次就是援军104军攻至马圈时，两军已经一望可及了。可生死存亡之际，郭景云竟为译电员把安春山那个“西部地区总指挥”头衔，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与安春山怄起气、斗上嘴了。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些将军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懂吗？
安春山后来在回忆录中表示，他就是不愿解35军的围，而是愿意35军败。
这就简直让人怀疑安春山是不是共产党了。
邱清泉是黄埔出身的“天子门生”，黄百韬兵团为广东部队。国民党的中央军装备好，又是“正宗”，自然盛气凌人，一向不把地方杂牌放在眼里。军阀混战，中央军与地方军又大都打过冤家，彼此宿怨很深，见死不救看笑话，也就见怪不怪挺正常的了。
可同为察绥军，郭景云和安春山尚且如此，国民党落到如此田地，那还有什么说的呢？
天津攻坚战，林彪第四次单调号称“攻坚老虎”的6纵17师，为战役总预备队，准备随时从城?纵的主突方向加入纵深战斗。
17师在山东抗战时，就以善使炸药攻坚著称。“八?一五”后闯关东，山海关保卫战，用炸药炸得全美械装备的13军找不着北，先说苏联红军支援土八路“新式武器”了，又说土八路有“电光炮”。攻占长春，17师又用这“手中炮”炸得敌人魂飞魄散。四平攻坚战（三战四平），四平没打下来，可17师一路轰隆轰隆推进，打得最出色，从此“攻坚老虎”美名天下扬。
像四平攻坚战一样，天津攻坚战，17师也是从1纵的突破口打纵深。四平攻坚战打了一天一夜，17师才获准出击。这次，眼瞅着天津城已经突破了，师长龙书金两次请战未果，“攻坚老虎”不干了。这功劳不都让人家抢去了吗？49团团长张实杰，命令全团准备攻击。
1纵一个科长警告他：你不服从命令，小心司令毙了你！
张实杰冷笑道：我就不信共产党会有这种事！
打下天津后，共产党自己又“打”了起来础?
李天佑来到天津前，指着东总作战科副科长阎仲川的鼻子：你们司令部乱通报，金汤桥是我们1纵先打下来的！
问题不在于战前战后打嘴巴子官司争功，而在于“谁英雄，谁好汉，战场上比比看”。三战四平后，各纵纷纷邀请“攻坚老虎”去传授、介绍炸药爆破经验，当时的49团团长李杰功就去了1纵。而今，别说东北野战军了，这“手中炮”早已成了全国各地解放军的攻坚利器。只是这“攻坚老虎”毕竟是“攻坚老虎”，一投入战斗就显出股非同一般的劲道，可又有谁甘心落后呀。1纵副司令曹里怀和1师师长贺东生奋勇争先，乘坐装甲车在环城的北马路上开路，撞毁两处工事，跟进的部队立即冲杀进去。
——我是主力，主攻就得是我的，不然还叫什么主力？
——你是主力又怎么的？主力是天生的呀？主力就叫你们包下了？谁打得好谁就是主力！
5师在苏北就爱打“小报告”，说人家“坏话”，抢急难险重任务。在东北，则成各纵师团营连，乃至战斗小组的“通病”，抢任务，嗷嗷叫。林彪又提倡“打没有命令的胜仗”，有命令，没命令，枪炮声就是命令，呼家兵，杨家将，七狼八虎一齐上。
辽沈战役中的辽西大会战，几十万大军打了个把月，许多人轻伤不下火线，更多的人已经累脱相了，仍然急行军，强行军，马不停蹄赶奔辽西。打沈阳更是拼命向前，唯恐落在别人后边。虽然其中也有去沈阳“发洋财”思想，可谁听说共产党的军队，在战场上有互相观望看笑话的呢？
国民党军队不但有嫡系与非嫡系的派系，还讲究实力，谁人多枪多，谁就是老大。
侯镜如贵为17兵团司令，可塘沽除了一个在塔山被打残了的独立95师和一些杂牌外，只有一个完整的87军，离开这个87军就玩不转了。军长段沄就经常不听招呼，干什么都要讨几分价钱。侯镜如气得没法：“我这个司令官简直不能干了！”
11兵团司令孙兰峰与侯镜如一样，手下也只有一个完整的105军。军长袁庆荣倒不像段沄那样趾高气扬，孙兰峰也主不了大事，实权都在袁庆荣手里。像那个使张家口决口的乱上加乱的突围计划，就是他一手拟定的，也就是告知孙兰峰一下而已。
袁庆荣本该正式召开会议，明确部署谁突围，谁佯动，谁守城，以小害换大利，以局部保全局。只是他也看透了，到了这种节骨眼了，谁还肯为别人卖命呀！
中央军与地方军之间，地方军嘴上不说，心里也想：你们装备好，又吃得好、穿得好，有仗就你们打呗。打败了才好呢，看你们再牛气！
同为地方军，实力与非实力派之间也是一样：你是主力，装备、补给什么都先紧你们来，打仗也就你们上呗。打赢了我们也跟着沾光，打败了也省得你们再牛皮烘烘！
谁曾见过共产党有这等事！
1947年4月，第三次临江保卫战前，辽东军区决定成立个前方临时指挥部，由3纵司令曾克林任总指挥，4纵副司令韩先楚任副总指挥，统一指挥3纵和4纵10师，迎击来犯之敌。战前研究作战方案时，曾克林认为应该打击三路敌人中最弱的一路，韩先楚的意见正好相反。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两种意见同时上报，辽东军区批准了韩先楚的方案，并在复电中指示由韩先楚统一指挥3、4纵作战。
此战大捷。
下级突然变成上级，而且主要作战力量是3纵，却让一位外来户4纵副司令指挥，这不是反客为主、越俎代庖了吗？还有，韩先楚是从延安抗大来东北的，3纵、4纵是山东、冀东部队，他没带一兵一枪。这若是在国民党军队，不就等于一个光杆副司令吗？临时让你指挥一下，就算表面服从，那心里呢？可共产党万众一心，只有一个敌人。
四野南下后，由陈赓任兵团司令兼政委的二野4兵团，曾配属四野，在林彪指挥下作战。林彪入黄埔4期学习时，黄埔1期的陈赓，恰好是林彪所在的3团9连连长。接替刘亚楼任参谋长的肖克，资格没陈赓老，却也和林彪差不多。而与肖克差不多的人，在四野还有一些。可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谁听说谁不服从命令，不服气，乱来了？
衡宝战役中，林彪指示先到部队的师长、团长，可以指挥后到部队的军长、师长。
“八?一五”后闯关东的共产党人，一路路人马，多则几万，少则几百，几乎囊括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所有编制、番号。一时间黑土地上南腔北调，色彩驳杂，新兵新枪，老兵老枪，许多没枪，散乱无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