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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虎师雄威——“东北虎”之六
1949年1月31日，4纵进入北平接管防务。
2月3日，3纵7师与东野特种兵重炮、野炮、坦克、装甲车各一个团，举行北平入城式。
4纵进入北平是接管防务，而且头一天国民党军队刚刚撤完，城内挺乱，多少带点临战状态，有些急切。3纵7师和4个特种兵团，则是正儿八经的入城式，行进本身就是执行任务，雄赳赳，气昂昂，威风八面，气吞万里。
当年7师的老人谈起来，一个个自豪极了。
翟文清老人说：
天没亮出发，天亮了到达永定门外，步、骑、炮、装列队，等待入城。全副武装，除坦克、装甲车外，全部美式装备。轻武器中也有些加拿大司登式冲锋枪，比美国的汤姆式还好，又轻便。加拿大机枪也好，在东北零下40度照样嘎嘎叫，美国造和日本造有时就打不响了。
为了行军，一律上棉下单，全是美国翻毛皮鞋。排以上干部都是美式棉猴大衣，里子是毡绒的。团以上干部大都骑着大洋马，一些人还穿着皮大衣，戴狐狸皮帽子。反正不管狗皮的、狐皮的，还是刚补入的解放战士戴着的没了帽徽的毡绒的、棉布的帽子，从头到脚都得拾掇整齐、干净。理发、刮胡子，棉衣刷了又刷，都刷得白了巴叽的，再把得的军功章都戴上。这是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要让北平人民看着威武、漂亮。
如今条例规定，齐步走每分钟116步至120步。那时没这个。那时下令做个战术动作，保证迅速、逼真，个顶个的实战动作。那是战场上练出来的。那时不大练队列，战场也不需要“齐步走”、“正步走”，况且一仗连着一仗，没工夫练这个。这回也只是突击了10来天，那动作与今天的阅兵式没法比，关键是那股子精神头儿。胜利之师，威武雄壮，那虎气、威势，是战场上打出来的，从骨子里冒出来的，不是练出来的。
上午10点，入城式开始。军乐队伴奏，按装甲兵、炮兵、步兵顺序开进，我们7师成4路纵队行进。沿途那人群、那欢呼、那口号呀，还有秧歌队，喜笑颜开，扭得那个欢呀。青年学生胸前背后挂着“天亮了”、“解放了”的标语牌，爬上坦克、装甲车、炮车，拦住队伍，拉住我们，说这说那，和我们照相，那个热乎劲儿呀，这辈子是忘不了了。
过前门就奔东交民巷，那里是外国领事馆区，一向被帝国主义视为“禁地”。我们是特意要经过那里的。那里静悄悄的，街面上空无一人，但我们知道窗户后边有许多眼睛。美国领事馆也在那里。全部美式装备，美式翻毛皮鞋把路面震得擂鼓似的咚咚响。突击10来天队列训练，这工夫才觉得走出点味儿。到一领事馆门口，队列中就下去两名战士，去那门口站哨。这是中国的土地，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下午4点钟，我们从朝阳门出城，离驻地还有20多里。平时行军，一天百多里也没觉怎么的，这回也就60里左右，却觉得挺累，却又觉得不累。战争年代讲“行军、打仗”，行军是为了打仗，能走才能打。这回就是行军，本身就是任务，打的政治仗，高兴、紧张、激动呀。可这也正是不累的理由。东北野战军12个纵队、48个步兵师，北平附近占了一多半，让我们7师代表步兵参加入城式，多光荣、自豪呀！
离休前为广州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的李长华老人，当时是四野政治部文工团演员队副队长。
老人说：
部队正式进北京前3天，我们文工团5辆卡车进城转一圈，张贴“约法八章”。
前边一辆彩车，第二辆是军乐队，后边都是文工团的。上午9点来钟从西直门进去，沿当时的环行电车路线，经新街口、西单、天安门、北新桥，下午3点多钟出城。军乐队一路吹吹打打，他们累了，我们就唱，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军进行曲》、《说打就打》、《林总命令往下传》，那歌多去了。看个地方行，下车就贴。谁刷糨糊，谁往上贴，谁再拿笤帚刷牢实，谁从车上往下递，分工明确，流水作业。
有两条规定：不准说话，不准和群众握手。
那人多呀，一进西直门就拥上来了，到西单和天安门前就是人山人海了。学生最多，跟着车跑，三轮车工人也跟着跑，像大游行似的跟着你。一个小伙子跟我要张“约法八章”，抓住我的手不放，说我叫王栋，朝阳大学的，你叫什么名呀？我用手指在手上画个“李”字，他说你怎么不说话呀？我想参加解放军，行不行呀？我点头，他就要上车，跟我们走，我就使劲摇头，把他摇糊涂了。他红头涨脸地说，你们怎么光唱歌不说话呀？你们到底要不要我呀？我参军找谁呀？我那话几次到嘴边了，也没敢说出来。后来他还真找到我们了。我们文工团在北京的大专院校都演遍了，他帮我们搬道具，我们开会，他就在门口站着。他是独生子，父母没让他参军，后来到苏联学习了，毕业分到新华社。
我们唱的歌，那时老百姓还都不会唱，若是会唱，那就是一路万人大合唱了。见了解放军，他们高兴、激动啊。就是不明白，你们怎么不说话呀？我们反对国民党，拥护解放军、共产党，你们就说句话吧，告诉我们你们就不走了吧。
我们一个个热血沸腾，激动呀，也是说不出话憋的。就是呀，八路军、解放军到哪儿都宣传群众，鼓动群众，那嘴叭叭的。我们贴那“约法八章”，讲的就是部队进入城市后应该遵守的纪律，也没说不准和老百姓说话、握手呀？怎么就让我们当哑巴呀？
我们都瞅带队的协理员王地之。大冷的天，他那脸也憋得通红，到底憋出一句话：可以握手，握手，同志们握手吧！
直到现在，想起这事，还觉得有些对不起北平人民。好在可以握手了，那手握的呀，多少也能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情了。其实在那之前，许多人已经握上了。那时候就怕我们哪句话讲错了，影响不好，那也不能不让说话呀！
后来领导讲了，不准说话，不准握手，是错误的，是对我们的同志不信任，也是对人民群众的不信任。
姜树华老人说：
我们4纵进北平前搞教育，光吃喝拉撒睡，就有六七个“不准”。光有“不准”也不行，还得有“准”，还得告诉怎么“准”。在农村，到了宿营地，就有人去找个隐蔽、方便的地方挖坑搞厕所。这城里除了房子就是马路，刚到东北时，在城里不会用“洋厕所”，有的憋得团团转，有的蹲在坐便上方便——自古谁听说还有坐着拉屎的呀？这回就在操场上各式各样的画几个，讲解怎么用，像幼儿园的阿姨教孩子似的。钻山沟、住农村轻车熟路的土八路，进城到处都是新问题。出点洋相没什么，犯了错误了不得。
我们队列科住在报子胡同的一个四合院。我是司令部机关党支部宣传委员，嘴巴子就得勤点，耳朵也得尖点。唠嗑中得知房东是回民，赶紧找行政科调房子。打胜仗要改善伙食，改善伙食离不开猪肉，这可不行。
搬到帅府胡同，这家挺有钱，对我们带搭不理的。那院子里垃圾堆成个小山，科长赵川说咱们把它消灭了吧。五六个人说干就干，先弄出院子，再用车运走。房东一家人很感动，给我们烧开水，说“林彪大军”真好哇，世上少有。
周之同老人说：
我们30团负责警卫中南海、故宫、前门、景山公园、东交民巷、建国门里，团部设在景山公园后边两排公房里，水泥地铺上板子就是床。东北有句话，叫“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我们这睡法也跟“傻小子”差不多。若是今天，不用多，就一晚上，第二天能爬起来那腰也完了。那时年轻，那心头也真热乎。在东北，雪地里都能睡一觉，有房子住那不就是天堂了？更何况都住到这皇帝住的地方来了，这革命铁定要成功了，能不高兴？
我和团长、副团长、副政委，每天带领机关干部，分头到营连执勤点检查工作。无论固定哨位，还是游动哨，那精神头儿和认真劲儿甭提了。东交民巷一带的官兵更是自豪，说咱的一举一动不但体现军威，还代表新中国。
来慰问的群众很多，学生更多，那个热情呀。问你打过什么仗，立了多少功，是不是战斗英雄，拉你照相，让你签名。农村兵本来就不大会说话，又没经过这阵势，一个个弄得红脸大汗的。女学生就笑，说你们打仗像老虎，见了我们怎么倒成大姑娘了？
有个解放战士说他可开眼了，一班岗见到28个“查摩登”（即时髦女郎）。班长听见了，立即跟他谈话，又召开班务会，大家说你这是人在岗位上，眼睛被花花世界弄花了，心叫资产阶级思想掳去了。
平津战役中，我们30团获“英勇善战”、“团结巩固”、“秋毫无犯”三面锦旗，这“秋毫无犯”，说的主要就是进北平后城市纪律好。
1月31日进城，4月20日南下，80天就听三轮车工人说过一句：解放军什么都好，就是不坐三轮车这一条不好。
我们下营连检查工作，一天几十里，就是走。公交车不能坐。自行车那时是奢侈品，最方便、最多的就是三轮车。上级指示不准坐，就是让坐也不能坐。咱为穷人打天下，进城了，你坐在上边，让穷人拉着你跑，那成了什么样子？那时就是这么想的，这么做的。
杜博老人说：
打下天津，打扫完战场，部队就在路边等着号房子。正是三九天，打仗一身汗，歇下来透心凉。有的地区那房子也不大好找，官兵又累又乏，许多人坐那儿就睡着了。不打仗了，老百姓出来了，让我们进屋去，没有命令谁也不进屋。老百姓围着我们，看枪看炮看大洋马，说东北大军人好、枪好、炮大，大洋马膘肥体壮真漂亮，还说我们对国民党俘虏太好了。
营部驻在一个中学教员家。他们早晨油条、豆浆、小菜，中午、晚上大米饭、馒头，炒几个菜，相当于团级干部的小灶。我们就是高粱米饭，红了巴叽的，上顿下顿白菜、豆腐炖粉条子，有几片肉。头一天房东给我们炒几个菜，非让我们吃不可，说你们不是讲军民一家吗？一家人还客气什么？我们说解放军有纪律，军民一家不在这上头。房东大嫂啧啧感叹，说大军太苦了，打仗还要出生入死，太不容易了。
我们2纵在沈阳纪律不好，受批评，政委吴法宪还受了处分。这回打天津，上上下下都狠上了，谁也不准出问题。一级抓一级，人人写保证书，班排也写，支部表态，仗要打好，长处更长，短处要变成长处。结果，2纵虽然只在城内住了个把星期，但是攻城、守纪双胜利，打了两个漂亮仗。
虎师雄威——如果仅仅是表现在战场上，那迟早是要变成纸老虎的。
肖陈、钟袁、邓吴并告黄：①
据黄敬同志来平谈，天津我军有以下不良表现，盼注意检查，并严格纠正。
（一）占住民房太多。
（二）打纠察队。
（三）不听军管会的指挥（应听军管会指挥）。
（四）逛街部队更多。
（五）汽车压死人现象尚未停止。
（六）部队出问题后，部队首长只解释而不注意纠正。
林罗刘
八日十二时
应该说，这些问题都存在。
还应该说，比起沈阳，天津的城市纪律好多了，北平就更好了。但这并不意味共产党人对自己的错误视而不见，而是恰恰相反。
置身于一座枪打炮轰的城市，与接收一座比较完整的城市，那环境、景物、氛围给人的感觉，是不可能一样的。特别是刚从血火中冲杀过来，目睹那么多战友在身边倒下，周身的神经和细胞都被那血与火激动着，若没有像2纵官兵那样被一种强力敲打、警示着，某些人的行为就可能出格。
当然，这里也有些误会。
就说“尚未停止”的“汽车压死人现象”吧，人命关天，这应该是个最严重的问题了。土八路进城，本来就有些发懵，道路不熟就更容易出差错。更要命的是，东北是左侧通行，这关里、天津是右侧通行。新司机技术差容易出事故，老司机习惯了左侧行驶，猛然间见辆汽车迎头驶来，赶紧打方向盘，还是容易出事。而在一些不了解个中缘由的天津人眼里，就是这“林彪大军”不懂规矩，不遵守交通规则，打了胜仗，老子天下第一，横冲直撞，什么都不在乎。
二、大改编
（一）北平周围改编部队，从廿七日起开始向我各军指定地区开动，到今天止，除原三、一军军部，原二○五师（学生军）原一五七师（广东部队）及原新骑四师因等待另作处理而留在原地外，其余两个兵团部七个军部廿二个步兵师均已先后到达我指定地区。
（二）在向指定地区开进过程中，原三一一师第一团第一营全部及三营机枪连两个排在丰台等车前向西山逃去，下落至今不明。原五六师一六八团五个连两个机枪排向怀柔方面逃跑已被我廿兵团全部缴械。原一二一师三六三团两个连企图拖走已被我二纵六师全部歼灭，原五师十三团第五营全部拖走，下落不明。除此四件事外没有发生整批的叛变行为，在行军途中发现单个的或三五个的逃跑行为，以及在行进途中乱打枪撕掉或涂掉我区标语，撕掉我革命领袖的像，讽刺在路旁欢迎的群众，强拉大车等行为则比较普遍，表现个别坏的是九四军军部十三军军部、九四军军部及十三军军部在上车时捣乱车站破坏电线打骂和扣押工人四师一零一师及各师均比较老实，在出发途中均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这是3月5日，罗荣桓和刘亚楼发给军委的电报中的两段话。
北平国民党军队陆续出城，开到指定地点后，即被东北野战军和华北2、3兵团隔离，改编工作亦随之开始。
对20多万国民党军队进行改编，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2月26日，中央军委发布改编命令，将国民党军队两个兵团部、8个军部和25个师，分别编入解放军各部队。
华北“剿总”搬出中南海，重回西郊原“剿总”营房后，一些人把办公桌椅劈开当柴烧取暖，在村子里拍卖衣物。到了晚上，推牌九的，掷骰子的，各处室喝五吆六、稀里哗啦响，一派醉生梦死的末日心态、景象。
当初，傅作义刻意将“剿总”设在城郊农村，为的是避开城里花花世界的诱惑，保持察绥军的艰苦奋斗精神。傅作义抓部队也确实有一套办法，尤其严禁部下赌博，而今可没这心思了，也管不了了。都交给共产党了，让共产党管去吧。
张秀川老人说：
我带80多人，到庞各庄改编16军的一个师。
80多人，除一个警卫班外，全是政工干部。一个师政治部，3个团政治处，机关干部近30人。3个团政委，10多个教导员，30多个指导员，每团、每营、每连一个。
师长大个子，一口山西话，挺粗，也挺朴实，据说挺能打仗。我到第一天，他召集团以上军官训话，说咱们的傅总司令说了，如果打，打剩一个人也要打；不打了，那就一个弟兄也不能给我伤了。我听着不对味儿，就说你把话讲明白点。他说我听傅总司令的，傅总司令听共产党的，我就听共产党的，谁不听共产党的，那就是害了弟兄们，我就对他不客气。说得像绕口令似的，我听着想笑，又不能笑出来。战争年代，军事干部、政工干部我都干过，天南海北和多少人搭过班了，这回碰上这么个“搭档”。
当时各纵都抽调宣传队，到受编部队演出节目，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政治教育、阶级教育。还从东北运来好多书，发给官兵阅读。记得有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都是小册子，还有《土地法大纲》。国民党军队中有文化的人比较多，开头也看不懂，我们就给讲解。过去受的都是反动教育，一下子也得拐个挺大的弯儿。
我们的办法，是多到基层去，抓住那些积极靠近我们的官兵，并通过他们扩大骨干队伍。讲我军的传统、宗旨，他们听得有些吃力。讲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俘虏政策，投诚、起义政策，听得特别认真，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前途、命运。讲到国民党腐败、没落，必然灭亡，共产党必然胜利，他们都说在理、服气。最管用的还是诉苦教育。官兵大都穷苦人出身，一倒苦水，阶级立场很快就转变过来了，少数反动家伙也就孤立了。
魏化杰老人说：
我和师组织科长高峰，带30多人，去改编109师的一个团。到那儿没几天，师宣传队来了，演节目《刘胡兰》、《为谁打天下》、《一笔血债》等。一些士兵朝台上扔石头、土块子，打扮演地主、反动军官的演员，还有的拉大栓，吓得我赶紧制止，又让那个团的参谋长讲话。他就讲，弟兄们，这是在演戏，戏不是真的，那地主和国军军官，是咱们的解放军同志，弟兄们不能打他们，更不能开枪……
那时，一个挺重要的任务，就是看住枪支弹药。这些起义部队都有武器，一是防止反动分子煽动武装暴动，二是别把枪卖了。国民党军队什么都卖，这回一些人要复员回家，就更想捞一把了。
愿意留用的军官，本人和家属享受与解放军干部及家属的同等待遇。政治可靠，工作水平、能力优异的，还有提升的。愿意回家的，开个证明信，发给3个月原薪及路费，除武器外，个人财产可全部带走，回家还能分到一份土地。士兵除老弱复员外，走留自愿。有的连大都留下了，有的就剩十几个人了。
张秀川老人说：
有天晚上，附近咱们部队的一个通信兵出来查线，被人捉去活埋了。有个团政委报告，说他那个团有宪兵团的，要组织暴动。我把咱们的人都召集起来，在一个大院子里，警卫班把机枪架房顶上，同时派人去纵队报告，随时准备增援。后来查清了，国民党特务密谋暴动，还搜出一些炸药，因为发现暴露了，没搞起来。
那个把月，特别是头一个星期，真是睡觉也得睁只眼睛。你在明处，他在暗处，都有武器，敌情不明，你知道谁是死硬分子，怎么算计你？一觉醒来，看看天亮了，有人就会说上一句，我这革命还未“成功”呀。
当时，这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算上地方部队，25万军队，全副武装，编制完整，不迅速、彻底实行改编，让他们留在后方，四野怎么南下？那是说出事就出事，出事就不是小事。不说别的，一些人拉出去当土匪，就够你折腾一阵子的。
韦统泰老人说：
北平受编的国民党军队，花插着住在咱们各部队之间。我们团旁边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团，我去师里开会路过那儿，哨兵见了，给我敬礼。
兵临城下，不能打了，它才接受和平条件。和平改编，没有强大的兵力监视，它会老实、听话？
我们师分来个上校团长，叫韩声涛，南下时当副师长。他原是东北军的，军事理论有一套，人也挺好，就是有时露怯，遇事不大敢做主。给部队讲话，有时讲着讲着就冒出句“弟兄们”。在国民党那边干了那么多年，一时间也够难为他的，他自己大概也觉得不大适应。南下到武汉后，调到步校去了，这应该是用其所长了。
杜博老人说：
我们营分来的都是炮兵。有个上尉连长李兴武，南京砀山炮校毕业，军事技术好，人也好，又精明，到营里当参谋。
他给我们讲国民党军队怎么克扣军饷、走私。把94山炮炮弹头卸下来，弹壳里装盐，一发能装10斤，卖给老百姓，要钢洋。过卡子，警察查，送炮弹的，就是明知有诈，警察也不敢怎么的，顶多使几个钱就过去了。
王玉兴老人说：
我们连分来几个士兵，有个叫卢忠礼的印象挺深。他是北京人，初中毕业，篮球打得好，京戏唱得好，有机会我就让他唱两段，大家都爱听。我还跟他学文化，也让他教别人，他也挺热心。他家是小商人，在家挺娇惯的，在国民党那边就不大想干，到咱这边也有些消沉，就是怕吃苦。我没少跟他谈话，又批评，又鼓励，又使用。我说你有文化，现在干革命，将来搞建设，比我有出息。中国老百姓有句话，“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年轻人不吃苦就不能出息。他南下一路表现都挺好，到湘西入党，入朝不久就当排长了。
翟文清老人说：
兵痞、兵油子是很难改造的。有的不光是痞性，还有反动性。在山东时，我们连就有一个，战斗中从背后打黑枪，打机枪手，当场抓起来，战后枪毙了。
我们3纵和6纵是南下先遣兵团，2月25日就出发南下了。之前休整，一个是进行将革命进行到底教育，再一个就是感化、改造解放战士。平津战役的俘虏和改编的部队，大都补给华北和西北的部队了，东北野战军留下15万人，加上辽沈战役后补入的11万人，3个多月26万人，这消化量也够大的。只是干这个，咱们已是轻车熟路了。
开头，抓个俘虏，就问你是不是穷人。是穷人，就给他讲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道理什么时候都要讲，可光讲道理就有些空洞。1947年夏，我们3纵7师率先搞起诉苦运动，毛主席亲自批改、转发了这个经验，那情形就不大一样了。知道了自己为什么受苦受穷，明白了为谁扛枪打仗，又是自己教育自己，由量变到质变就容易多了。
解放战士第一仗就立功的事挺多。只要表现好，入党、提干都不受影响。
离休前为某师副参谋长的崔俘元老人说：
我是1947年11月从吉林省东风县入伍的，在补充团训练了3个多月，1948年3月打四平前，分到3纵解放团。“补充团”是训练新兵的。1947年夏季攻势后，翻身农民入伍后，都要先到补充团训练，主要学军事，时间长短视前方战事而定，一般都是一两个月。“解放团”就是训练俘虏的了。那时每个纵队都有个解放团，训练完了补入本部队。
我到3纵解放团4连当文书。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我就干这个了。
打下四平，送来1千多人，编成3个营。伙食标准跟正规部队一样，除了早晨出操、跑步，主要是政治教育，内容和我们在补充团讲的差不多，解放团突出的是转变阶级立场，搞清为谁扛枪打仗。请表现好的老解放战士现身说法效果挺好，但最灵的还是诉苦教育。先找个苦大仇深的典型引路，一个个那苦水就像决堤的洪水倒出来。都是当兵的，有几个没受过地主老财的剥削、压榨呀？诉苦会上，许多人都哭成了泪人。苦水一倒，那心里就亮堂了，那人就像变了个人，跟国民党势不两立了。个把月教育结束，报名参军，没有不报名的。
纵队解放团接收的都是士兵，南方人比较多。辽沈战役送来的第一批人，是打义县俘虏的军官，大都是云南人，还有一些家属，是硬跟着军官丈夫来的，劝不了，对妇女也不能动硬的，强行拉开。她们不了解咱们政策，以为自己的丈夫十有八九活不了了。哈尔滨有个军官解放团，过去被俘军官都送那儿。这次是临时性的，住两天，天天讲形势、前途，第三天就发路费让走了，想去哪儿去哪儿。有的军官还挺顽固，说锦州你们半年也打不下来。
打锦州时，我在的那个4连成了担架连，上前线抬运伤员。
进关时，解放团还有几百人没补入部队，平津战役期间，住在静海县老乡家。他们还穿着原来的服装，就是把帽徽、领章撕掉了，补入部队临走前才发给咱们的服装。老百姓看着挺奇怪，说这八路军怎么带着一帮国民党出操？
从东北到海南岛，两年多，我们这个解放团就跑过4个人。
三、“到皇帝住的地方看看”——“1949年的感觉”之一
旧历年放假三天。
这是2月5日，“林罗刘谭”发给“各纵首长”的电报中的一句话。
从老红军，到黑土地上的翻身农民，自走进这个队伍起，除了行军、打仗，何时有过“放假”的概念？逢上节日，敌人过节，守备松懈，正是打仗歼敌的好时机。环境艰苦时，敌人追，你就跑吧，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也不敢坐下来喘口气儿。条件好了，打了胜仗，特别是大胜仗，能待上一段时间。那也不是放假，甚至不叫休息，而是休整。再就是负伤了，住院了，算是休息了。伤刚好，甚至未能全好，就急三火四归队上前线了。
而今，正儿八经的“放假三天”——共产党开始放假了，这本身就意味着什么？
2月2日，林彪进入北平。
宴请傅作义和邓宝珊，宴请张奚若、周建人、许德衍等民主人士，出席北平受编的国民党师以上军官会议等，住在北京饭店的林彪，足不出户，就可以在国内外各大媒体上抛头露面。
东北3年，“黑土地之狐”有两年时间，蛰伏在哈尔滨南部双城县前指，悄无声息地运筹帷幄、调兵遣将。而今，毛泽东等领导人还在西柏坡，他这个“华北王”无论习不习惯这种场面，都是不能不频频出现的。而当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的局势变化，把目光投向这座北中国最大的城市时，林彪及其共产党人的举手投足都在向世人宣示着，中华民族新的一页即将掀开了。
自然，林彪住在哪里，哪里就成了将星云集之地。
来开会的，来请示报告工作的，一些人干脆住了进去。有49年历史的、以往只接待外国人的北京饭店，进进出出，人头攒动，几乎全是东北野战军的军人。
实行供给制的共产党人，只要确定身份，打个招呼，到了开饭时间进饭厅就是了。马连良、尚小云、谭元寿、袁世海等名角大腕，都以为解放军献艺为荣。光看戏还不过瘾，苏联电影、美国电影、法国电影、香港电影，常常是一放一个通宵。
3纵司令韩先楚和侦察科长郑需凡，住一套房子里外间。暄乎乎的沙发床，倒上去，那人就陷进去小半截子。郑需凡翻来覆去折腾大半宿，怎么躺着也不得劲儿，实在遭不起这种“洋罪”，下地倒地毯上睡着了。
床头有个红色按钮，这是干什么的呀？按了一下，屋子里什么反应也没有。一会儿传来敲门声，进来个中年男人，恭恭敬敬地道：先生叫我来，有何吩咐？两个人都纳闷儿：谁也没叫你来呀？
又按了一下，那个中年男人又来了，又问有何吩咐。
放牛娃出身的司令来了兴趣：你去看看，没有铃响，没有灯亮，他怎么就知道咱们叫他来？
侦察科长干这个，还不手到擒来？原来服务台墙上挂些小木牌，房间一按开关，写着那房间号数的小木牌就掉落下来。那时饭店服务人员，不像今天都是年轻女性，大都是40来岁的中年男人，稳当、勤勉，见牌掉了，就赶紧往那儿奔。
3纵7师20团营以上干部到北平参观，在饭馆吃饭。见桌上放碗水，3营长郭玉山端起来，咕咚咕咚就喝。副团长黄德懋往下抢，说那是吃拔丝地瓜用的。郭玉山说，什么拔丝抽筋的，“庄稼包”有吃有喝就是天堂了。
杜博老人说：
春节放假3天，我们2纵营以上干部，分两批去北平参观。那时也没有“旅游”一说，就说“看景”、“看热闹”，用东北话讲叫“卖呆”。四野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多少名胜古迹好景致，谁顾得上看？那时就是革命、打天下，也没有今天这观念、意识。
从旧州坐道奇卡车到北平，住在前门外大街杨梅斜竹巷一个2层楼的饭店。4个人的房间差不多住上一个班，大都睡地板，两三个人一条被子。一天两顿饭，每人每顿饭7斤小米钱的标准。下午到，晚上看美国电影《红鬃烈马》，先放纪录片《东北人民的胜利》，演的就是东北解放战争，咱们自己拍的。打沈阳时，有个摄影组就跟着我们炮兵营，牺牲个摄影师，离我几米远。我跑过去抱起他，已经不行了，机器上那血都黏糊糊的。
第二天上午看故宫，下午去动物园，第三天去颐和园和北海。排队进去，人山人海，都是军人。匆匆忙忙的，反正北平好看的地方，都让我们看了看。晚上不是电影就是戏，袁世海的《野猪林》，李多奎的《钓金龟》。演出前都讲几句话，感谢东北大军解放北平，为解放军献艺三生有幸。
看了颐和园，大家都说慈禧太后这老太婆这么奢侈、挥霍，那大清帝国还能有个好吗？
印象最深的还是故宫。从小听老年人讲故事、说书人说书，就讲“紫禁城”、“金銮殿”，就在脑子里想象那会是个什么样儿，觉得神秘、辉煌，可望而不可及。这回真的要去看看皇帝住的地方了，就有些激动。没有导游，也没有文字资料，也看不明白呀。师里有个技术书记，在北平念过书，知道些，给我们讲解。有人说古书古戏上，动不动就讲“推出午门斩首”，这午门在哪儿呀？技术书记不知道，问了一些人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我们进故宫时走的那个正门，就叫午门。
有人说，看了皇帝住的地方，这辈子值了。
有人说，北平解放了，全中国都快解放了，这回该人民当家作主坐金銮殿了。
离休前为旅大警备区政委，当时是3纵7师20团1营营长的赵兴元老人说：
参观故宫金銮殿，看到皇帝坐的那把椅子，我上前摸摸。那时管理松，没人管。有人说那叫“九龙墩”，专门给皇帝的屁股准备的，别人坐上去就是谋反，大逆不道，要遭天打雷劈。我说现在是人民坐天下了，一屁股就坐了上去。
王玉兴老人说：
进关动员，巩固部队，我讲五尺多高的汉子，别光瞅着眼皮底下这点地方，你知道咱们这回去哪儿？去华北，去平津，北平那是什么地方？那是皇帝住的地方。打下北平，到皇帝住的地方看看，那叫什么成色？
北平解放了，有的战士说，指导员，你说话不算数。我说上级规定，咱们都去不了北平，我说话确实不算数。但我想上级也不会没想到咱们。你想想，算上华北部队，100多万人都去看那皇帝住的地方，北平大街还不挤满了？不过，我还是要说一句，革命就要成功了，到了那时候，只要是咱中国的地方，咱们哪儿都能去。
我16岁参军，就听指导员讲革命一定会胜利。胜利是一定的，可那是什么时候呀？我刚当指导员时，也有人这样问我。现在，谁都明白革命就要胜利了，共产党就要坐天下了。
像毛主席说的，对于这一点，连我们的敌人都不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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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下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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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了黑土地，东北野战军迅速进关。
如今又红了华北的黄土地，虎啸何方？
毛泽东说：“同志们，下江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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