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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瓜熟蒂落
安新战役，安阳攻城，新乡攻心。
攻心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你得有攻城的实力，而且有必胜的把握。当然了，对方还得明白这个道理和现实。像安阳的那些顽匪，坐井观天，不识时务，就只能自取灭亡。
新乡守军是国民党40军的两个师。军长李振清是蒋介石的嫡亲，老蒋够意思，让他去南京“开会”了，留下个副军长李辰熙代理军长。这个李代军长是西北军出身，原本就是受冷眼、吃剩饭的角色，这回就更成后娘养的孩子了。
40军抗战中打过一些硬仗，特别是台儿庄大捷，曾有上佳表现。只因原是冯玉祥的部队，杂牌出身，被老蒋歧视也就理所当然了。像傅作义的察绥军一样，这支西北军上上下下大都是老长官、老部下，封建意识浓厚，讲究抱团，那种老部下跟定老长官的抱团——这就在无形中为新乡起义打下了一种组织、思想的伏笔。
安新战役前，新乡已被华北军区70军包围,突然间47军这只“东北虎”又兵临城下。小环境如此，大气候呢？东北、华北已是共产党的天下，李代总统提出的“划江而治”，那“江”能“划”得成吗？一个多月前路过新乡的那支共产党军队，不就是奔江南去的吗？那枪呀炮呀，几乎全是美国造，比当初国军的精锐还精锐。人家没动手，走了，一些人长长地吁出口气，可这口气往后还喘得过来吗？这不，共产党军队马上又跟上来了，而且主力、大头还在后边呢。就算那“划江而治”还有指望，这新乡离长江也远去了，不还是“划”给了共产党吗？
李辰熙如坐针毡。
这时，部下给他送来一封信。
表哥台鉴：
弟从北平赴汉公干，道经此地，希速来人接我进城，一则有要事相告，二则问候表兄。
如何？请速相告。
刻安
敬问
弟冉影
李辰熙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个表弟冉影，可听说他早就参加了共产党呀。这种当口“有要事相告”，是不是要来劝降呀？
他觉得眼前一下子亮堂起来，又好像坠入了黑暗，一会儿又透出一丝光亮，而且愈来愈亮堂。
就让表弟、47军炮兵团副团长冉影进城了，就和共产党谈起来了。
一星期后，即安阳被攻克的前一天，李辰熙率新乡守军接受和平改编。
瓜熟了，只需碰一下，那蒂就落了。
40军106师316团团长庞庆振，其父是曾任河北省主席、24集团军总司令的40军第一任军长庞炳勋。庞庆振先入黄埔15期，又读炮兵学校，1945年7月从陆军大学毕业任316团代理团长时，年仅24岁。当时40军的团长、营长大都40岁以上，为他的叔辈。
316团是40军主力，被称为“豫北铁团”，急难险重时刻当头阵，打冲锋，到处机动。傅作义那个35军是机械化地面机动，这个316团更牛，是空中飞。郑州被围，被空运去郑州，后来又空运开封。在开封，蒋介石亲自接见庞庆振，称赞他“很有父风”。庞庆振年轻气盛，颇为得意，南征北战，不遗余力。
40军孤守新乡后，吃粮成了大难题，扰民事件屡屡发生。一天上午，庞庆振听见房后有人哭叫，是警卫连士兵在一老太太家抢粮。兔子也不吃窝边草呀！当即下令将为首的一个班长绑了，杀一儆百。再一想，能怪这些饿着肚子的士兵吗？国民党怎么到了这步田地呀？遂授意警卫连长和那个班长，枪口抬高半尺，枪响后即应声倒地，在夜暗中导演了一出假枪毙。
1948年11月初，解放军向八里营南边4营驻守的陆庄进攻，西边1、3营的方向也枪炮声连天。先是前沿阵地丢失，接着两个连失去联系，对手已经攻到营部了。4营长连连告急，庞庆振不断向师里请求援兵，希望至少能让调去城里做师预备队的2营赶来参战。师长赵天星说，现在只是前哨战，用不着救援。庞庆振说部队伤亡很大，部队都用上去了，赵天星几次未等他讲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没辙了，庞庆振直接给与他关系很好的2营长打电话，让5连立即轻装跑步增援陆庄。又给自己的老同学、师榴炮营长打电话，以私人身份请他给予炮火支援，这边令副团长指挥坚守八里营，自己率团直属队奔去陆庄。
陆庄和八里营好歹守住了，师长赵天星来问罪了，当众训斥庞庆振私自调动师预备队，不但无功，反而有过。庞庆振怒不可遏，将手枪摔在桌子上：那好，我听候军法处置！赵天星下不来台，拍桌大骂，庞庆振丝毫不让，差点儿动起手来。
新乡为黄河北岸桥头堡，新乡被围得铁桶一般，八里营机场为40军进出新乡的唯一孔道。把个“铁团”放在这里，已说明这里是何等重要，师长却好像全然没当回事儿，庞庆振实在搞不懂这是打的什么仗。而战场上调兵遣将，竟然要靠私人关系，找哥们，凭哥们义气，个人私交，这样的军队又有什么前途？他又是为谁卖命？
就在这时，在40军当医兵退伍回卫辉市老家的表弟冯海刚来了，捎来中共卫辉市委工作的老同学徐绪景的一封信。从解放区来的表弟，告诉他东北已经解放了，山东也解放了，平津地区国民党军队已陷入包围之中，华北、中原地区马上就要回到人民手中，国民党的垮台已是指日可待。而老同学的信，简单叙旧后，就讲明形势、道理，直言希望他率部起义，“应为立断，早下决心”。
庞庆振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孤城困军，天天听的都是国民党宣传的那一套，只知道小环境不妙，哪晓得这世界已变成这等模样了呀！
就想起前些日子收到父亲的那封信，讲自己这辈子的遭遇是咎由自取，要他不要再卖无谓之命，务要摆脱国民党，选择真正为国为民的光明之路。
就和共产党交往起来，而且愈来愈密切、深入。
12月11日，庞庆振向师里请求去“匪区”征粮。新乡粮食奇缺，外出征粮非常危险，没人愿去，师里哪有不准之理？殊不知拉出队伍是为了便于起义，出行路线，起义时间、地点，华北14纵队如何在两侧跟进、策应，都与共产党商量好了。
刘国玺，黑龙江省舒兰县人，离休前为广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南下时是49军147师441团宣传股长。
老人说：
宜沙战役后，进军湖南，到达沅江，江对面是津市。津市的国民党正规军都跑了，留下地方部队一个团，当替死鬼。我们刚住下，过来个商会会长，60来岁，挺胖，见了团长、政委，张口“贵军”，闭口“长官”。他说受一位马团长之托，特意过江和贵军接洽，商谈投诚事宜。
政委沈仲文说：投诚不行，只能投降。
那会长连连点头：只要不打仗，怎么的都成。
约定第二天上午9点，在沅江一只船上谈判。商会会长带几个人，都是津市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早早就上船等上了。我们这边是政委沈仲文，参谋长蒋顺学，1营长孙海泉，我算秘书，负责记录。他们那边也4个人，那个马团长，一个团副，另两人不知什么身份，其中也有个记录的。两边各划条小船，到江心上了大船。马团长敬礼，沈政委还礼，也没握手、寒暄，船舱一张长方桌，两边各一长条凳，坐下就谈。每人桌前一杯茶，一个多小时，谁也没喝一口。
会长几句开场白后，沈政委道：马团长，你们有什么想法，请讲吧。
马团长冲沈政委点点头：我和我的弟兄们，愿意向贵军投诚，从此为贵军效力，希望贵军能够容纳我们，并保留我们的番号。
沈政委瞥那位会长一眼，说：我们的态度，我想马团长及诸位都知道了，只能投降。我们会保证所有投降官兵的生命和个人财产安全，愿参加革命我们欢迎，想回家的我们发给路费。
解放沈阳时，敌人都要求“起义”、“投诚”，那时没经验，一些部队就答应了，上级想纠正时来不及了。现在，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如何掌握起义、投诚、投降，不说轻车熟路，也都心里有数了。这次谈判，我们4人小组连个会也没开，用不着。就那几句话，去个连长、指导员，也一样说得轻松、遛道。
那个马团长一开口就挺吃力，而且越来越吃力：能不能请贵军再、再考虑一下我们的愿、愿望呀？
沈政委一挥手：这次谈判是无条件的。
那个会长早就坐不住了，赶紧对马团长说：走留自愿，保证生命和财产安全，解放军长官已经够宽宏大量的了，就这样了，就这样了。
会长身边那几个人，也赶紧过去劝说马团长，帮着打圆场：这是民意呀，民意呀。
马团长坐在那儿，面色铁青，再未吭一声。
记不得他的名字了，津市解放后，老百姓都叫他“马老五”。40来岁，瘦瘦的，别看是地方部队，军人姿态，军事素质，给人感觉都不错，也挺强悍。
兵法云：“攻城为下，攻心为上。”
两个表弟，两封书信，新乡“不战而屈人之兵”。
至于津市的那个“马老五”，还有其他地区的那些“李老四”、“王老六”们，也同样简单。你不是想谈判吗？那就照我的谈，别的一概免谈。
比之傅作义，还有陈明仁等人，庞庆振显然是不同的。庞庆振年轻，在国民党这盆浑水中搅和得不深，心灵中多少还有片纯净之地，也就更具一种国家意识和归附真理、正义的色彩。
而在本质的宏观上，则都是城门不保，才有心门洞开。
国民党这个瓜不光是熟了，而是烂了——腐败不就是腐烂了吗？
二、“我是共产党”
1949年8月31日，12兵团司令部、政治部，湖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一份《整理地方武装初步计划》：
在我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继续南下，全国即将全部胜利的局势下，湖南各地杂乱武装，纷纷而起，到处找我党接头。其中一部为我地方党所控制，一部为投机分子所掌握，加以程陈（即程潜、陈明仁——笔者）接受我党八条二十四款，使湖南得以和平解放的情况下，为了慎重妥当处理这批武装，特根据华中局七月二十五日及八月廿日指示与各地情况，作如下初步处理计划：
第一，现有地方武装情况：
一、各系统武装情况：（参考八月廿九日通报表）
二、由于过去环境，不能统一，因此各部分武装，差别很大，从发展时间看，早的在去年11月以前，迟的到长沙解放以后，有的经过战斗有的根本未打过仗，从其成分看，更为复杂，较好的以省工委领导之姜亚勋部（湖南人民解放总队第一支队）农民群众仅占百分之二十，其他多为兵痞流氓、圈子（即帮会）无业游民，各部队首要人物，则多为退役、失业、被解放军官，帮会大哥土匪头子及一部分脱党叛变分子，与军统特务。纪律不好，不为群众所真心拥护，但大多数（除少数敌特外）首要分子，见大势所趋，都愿在我党领导下，找出路，但由于动机不纯，多于一方面接受我党领导，取得合法地位，一面暗地扩大武装，以便于整编时，争取功绩换得地位，在不能满足其私人欲望时，有的会不接受改编，拉走继续为匪。
第二，三种情况十种类型：
湖南各地武装，以性质分，基本上可分三类：
第一类，基本上党可以领导掌握的，如姜亚勋部，但并不是党可以全部掌握的，内部官兵成分复杂，上下级各部之间问题尚多，我们不能估计过高，这部分数目不大。
第二类，为投机武装，到处拉力量，要地位，不管其以何面目出现均□（一字不清——笔者）人民武装，这类武装数目最大。
第三类，匪特武装及一部地方武装。
以目前情况具体区分可分为十种：
一、是我党（地方党）所领导的武装，内部有党的组织，经过战斗纪律较好，如省工委领导之湖南人民解放军总队一支队姜亚勋部。
二、有党的领导，但党的组织不纯，力量薄弱（不能起决定作用）其领导人与部队成分复杂，纪律不好，不为群众所欢迎，并未经过大的战斗锻炼的，如省工委之四支队彭汉云部。
三、地方党的外围组织，（湖南革命军人民主促进社）所控制与组织的部队，如常德的陈采夫。
四、华中局社会部城工部派出之被解放军官，利用其旧关系，收罗失意的在乡军人，利用解放军名义，拉拢敌人地方武装（自卫队等）封官加委，组织起来的武装，成分复杂，纪律很坏，如“3130”之江南地下第四军唐拔部队。
五、在全国即将胜利的局势下，一部分投机分子，乘机利用我解放军名义，招兵买马，任意加委，所组织的部队，成分极端复杂，纪律很坏，曾与我兵团联系过的，如湘潭王作民，湘南李铁山部。
六、敌人武装，经我长期工作，可以控制掌握的，但今天仍在陈明仁兵团的，如232D宪兵十团保警大队等。
七、工厂企业部门，带有自卫性质的武装，事先起义，或为我控制，或被迫留下的，如黄金洞矿警。
八、敌人地方武装，看到我大军南下，哗变过来的，如李高峰部。
九、敌伪县区武装，如保安团、自卫队，留在当地未走的。
十、敌特土匪有计划侵入我们内部，或潜伏伪装过来进行破坏活动的，如湖南人民反共救国自卫军毛肇勋部。
第三，处理原则：
第一类，基本上应是培植帮助，但应严格审查，清洗其坏分子（尤其是军官）彻底改造、整顿与建立党的组织，保证成分纯洁与党的绝对领导，方能成为地方武装。
第二类，迅速坚决融化、改编、遣散达到消灭的目的，但应灵活政策，有步骤，其军官应适当处理安排，但不再带兵。
第三类，展开政治攻势，分化瓦解孤立。配合以军事清剿扑灭，与发动群众展开反匪斗争，达到坚决迅速消灭的目的。对地主武装暂不动，但持枪抵抗的应坚决消灭。
按各种情况，具体处理应是：
第一种，为党较有基础的部队，经过战斗的，应是帮助培植的方针，但在整编前只保持原样不再扩大，应严格审查彻底改造，加强领导充实骨干，整编为分区或县的地方武装。
第二种，虽为我党领导的武装，但党不起决定作用，并不为群众所欢迎的，应加以整训，改造清洗抽调不可靠干部，适当分散，编入分、主力。
第三种，对民主促进社控制的自卫队、保安团，应通过与利用外围关系，解除武装，编散部队，而不得原封不动，对所新组织的部队，应集中整训，了解情况进行改造，然后适当分散编地方主力或野战军。
第四种，对3130的地下第四军及类似的外围武装原则上以编散为主，但在步骤上应先以集中整训为名适当的（不是全部的）集中进行争取教育了解情况，最后分散补充野战军或地方主力部队。
第五种，基本上可按照第四种类型处理。
第六种，在陈明仁部队所有的关系部队，不论其成熟与否，均不拉出，仍应在其内部继续保持。需明确肯定，今天陈部队能巩固即是我革命的胜利，但应布置有关系的部队，在整训过程中，能以起积极带头作用，成为进步的骨干。
第七种，工厂企业部门，带自卫性质的武装，不论有无关系，基本上采取保留改造的方针，对坏分子加以洗刷，领导加以改造，再由工人中吸收一部分好的成分，参加进去，但对于清洗的亦应适当处理。
第八种，伪县长保安团长，自卫队长，率部投诚的，可按华中局指示。（缴械编散不得原封不动）
第九种，伪县区保安团、自卫队按第八类处理。
第十种，惯匪特务分子，不论其投诚，或伪装过来的，均交地方军或野战军，解除其武装，然后再分别真正投诚或伪装潜伏，分清轻重主胁，按照党这方面原则处理。（但惯匪一律暂不释放）
所有地方武装不论在敌人统治区与我们解放区，亦不论为党所直接领导的武装，或外围武装，均应立即停止发展，并严禁今后自树与冒充名义，同时各部应即加以整编，取消空番号，（如一师仅三四百人）以上各类武装凡属强征收买来的士兵，在整编过程中，在不妨碍收缴武器的条件下，愿回家者，应准予回家，多数不愿干者，（不是特务鼓动）亦可整队解散，其军官（不是特务分子），家又在已解放地区内，愿回家者，在估计不会为匪者的情况下，亦可准予其回家，（其家仍在未解放地区者暂不放）并给必要的路费。对有功者，给予鼓励，好的可以留用或介绍其工作，愿回家者，优待遣散，对不愿回家与不能留用者，以分区为单位暂集中训练。（营以上军官，送兵团集中训练）
第四，根据林邓指示，这些武装，不论怎样，既来与我们接头联系，总比跑散为匪或跟着白匪跑了将来再去清剿要好些，所以只要来就表示欢迎……
这个文件叙述的只是湖南的情况，其实在中南6省，乃至全国各地，基本都是这样子。
杨应彬，广东大埔县人，离休前为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老人儿时喜欢文学，上世纪30年代写的《小先生的游记》，再版12次，曾被反动当局列为禁书。解放战争中，老人在粤桂边打游击，任边区党委军事特派员、纵队参谋长。
老人说：
广州解放前夕，华南分局组织个教导团，1千多人，都是干部，准备接收广州。2营是先头营，我是营长。10月1日从大亚湾出发，先去龙川，就是现在京九铁路和广梅汕铁路交会处，到那儿迎接南下大军。二野4兵团和四野15兵团，当时已经进入广东，他们把广州解放了，我们才能去接收呀。
紧赶慢赶，赶到龙川，还是晚了，四野部队已经过去到从化了。先头变后卫，掉头就追，到了惠阳，就听说广州已经解放了。
抗战胜利后，我们这些人，先是搞地下斗争，后来打游击，到处钻山沟。辽沈战役后，北方捷报频传；四野南下了，那就一天天数着日子盼会师了。那可不是一般的会师呀，那就是胜利了、解放了！现在想来，这辈子也没那么着急、激动过。
快到从化时，见到些掉队的四野官兵，好像是43军的，都是病号，拉稀的，打摆子的。东北人，水土不服呀。我们穿着便衣，就自我介绍一番，说我们也是共产党的队伍，要到广州去干什么。说道明白了，大家握手，那个高兴、亲热呀，恨不能都抱着行个外国礼。
李长华老人说：
武汉解放后个把星期，我们文工团在沿江路青年会馆演场戏，招待武汉地区的地下党，是省委城工部主办的。先开会，首先为牺牲的同志默哀，然后邓子恢讲话，讲如何搞好城市接收工作，恢复、发展生产。
我们先在门口发票，来了１千多人。有打鱼的、有修鞋的、扛包的、拉黄包车的，还有老爷、太太、小姐模样的、西装革履的、破衣烂衫的，都是做地下工作时那套打扮。有的拿到票，就一把抓住你的手，那手握的呀。有的说，我能叫你一声“同志”吗？我们就说，同志，同志，咱们会师了、胜利了！有的抱住你就哭啊，我们也哭。
离休前为福州空军副司令的张实杰老人，中等个头，寸把长的白发，不胖不瘦挺结实，记忆力也好。自南下后一直在南方工作、休息，仍是一口浓重的山东话，快人快语，实话实说。广东战役时是43军128师382团团长，就是他率领382团最先冲进广州的。
他说：
解放广州，我们赶到沙河时，碰到一些人，不少是学生，说广州敌人跑了，快进城吧。有几个人还说自己是共产党，有的战士就喊地下党派人来接咱们了。我也是这么想的，觉得太好了，这回有活地图了，就说咱们快走吧。哪知过沙河不远，这几个“共产党”就没影了。
广州解放第二天，福惠路那儿就出现几面旗子，三角形的，上面写着某某“支队”的番号。后来越来越多，这个“支队”，那个“纵队”，大都称“司令”，司令部门口站着哨兵，戴着红袖标，有的还持枪。有的找到我们，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共产党的什么队伍，要求接受我们指挥。有的一听就是胡说八道，把自己吹得了不得，好像广州都是他们解放的，还有几千人马在什么地方。没说自己是共产党的，也没有说自己是国民党的。
进关到华北没觉出怎么的，过江后就难了。都是新区，两眼一抹黑，许多地方说话听不懂，找个向导都难。那时见到地下党、游击队，那才亲呢，耳聪目明，心里有底呀。也有冒牌的，那也没什么，咱在农村如鱼得水，有的唠上几句就露馅了，连队干部也能掂出几分真假。广州这大城市，刚进来不看地图分不清东南西北，就有些懵门。当时我们认为，后来也证实了，有些确是咱们的地方武装，有的就是假的。刚解放，乱啊，街面上乱，市面上乱，敌特活动，晚上到处打信号弹。可不管怎么乱，谁都明白这天下铁定是共产党的了，一些投机分子就冒出来了，想浑水摸鱼捞一把。
我们43军还有战斗任务，要离开广州，这事一时搞不清，那也不能不管。找上门来的，热情接待，说什么都记下来。觉得是假的，也不惊动他们。把他们吓跑了，转入地下了，或是上山为匪了，再整起来就麻烦了。
44军经营广州，政委吴富善下令，对这些地方武装进行登记、甄别。
在长堤路一座教堂里登记，营以上干部都去。那天挺热闹，人多呀，里里外外都是人。不知谁把枪弄走火了，有人心里本来就有鬼，枪一响，拔枪就打。院子里的人不知怎么回事儿，也操起枪来。附近部队以为发生叛乱，赶过去，又一阵猛打猛冲。枪声停了，真的假的，伤亡20多人。
三、张轸成了解放军的军长
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河南省主席、19兵团司令官张轸，1948年秋即萌反意。
河南罗山人张轸，先后就学于开封陆军小学、南京第4陆军中学、清河陆军中学、保定军官学校，又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学生时代结束，就任黄埔军校战术教官。北伐时在程潜任军长的6军当团长，因屡建战功，很快升任师长。台儿庄大捷，他率领由几支杂牌部队混编的110师血战40余天，毙伤日军5千余人，曾被李宗仁的第5战区长官司令部评为“运动战第一”。随枣战役，被授予宝鼎勋章。率66军远征缅甸，亦有出色表现。
屡立战功，却改变不了杂牌出身。待到内战重开，屡吃败仗，那日子就更难过了。1948年夏天，时任第5绥靖区司令的张轸，其绥靖区司令部和省政府所在地信阳，已成豫南孤城。
共产党及时发出呼唤。
先是河南地下党通过张轸的女婿做工作，策动他起义。接着周恩来、陈赓也通过各种渠道发出信息，表示希望。这年秋天，张轸表示愿意起义。
1949年1月中旬，中原局副书记兼中原野战军副政委邓子恢，在开封接见了张轸的女婿张尹人，提出张轸起义的地点，最好是在武汉。
信阳已成孤城，指日可下。到武汉，在那江南华中“剿总”所在地，大战在即，剑拔弩张，或者两军鏖战之际，突然反戈一击，杀出一支人马，那是什么成色、效果？
共产党是不到火候不揭锅。
却让张轸弄夹生了，一锅饭也撒了不少。
58军军长鲁道源，既非蒋系，又非桂系，还是张轸的老部下，两人私交也不错。既已“人在曹营心在汉”，就想拉鲁道源一起干，为“汉室”再添一份礼，多建一份功。
鲁道源听罢，把话题岔开了，张轸也没在意。
肖、陈、唐、解、潘：①
（一）据我方在武昌的秘密电台本日报告，敌鲁道元（源）部十六号集中武昌南撤，张轸部拟由土地堂、山坡、贺胜桥三处向鲁部截击，张部要求我军以一部十六号在金口渡江配合，张在金口备有轮船四只、民船二百只供我军渡江之用。
（二）金口、汉阳方面有无王宏坤部队，如有则注意配合，但同时须（有）防情报不可靠的警惕。
林肖
十四日二十四时
林彪和肖劲光这边什么都准备好了，张轸那边出事了。
5月14日上午，白崇禧给张轸打电话，要他立即到汉口“剿总”开会。
张轸乘车从驻地贺胜桥赶到“剿总”总司令部，白崇禧板着脸递给他一封电报：你自己看吧。
电报是参谋总长顾祝同给白崇禧的：“据密报张轸勾结共匪，图谋反叛，请将其师以上军官扣送广州，从严法办，所部就地解散。”
白崇禧冷冷地盯住张轸：你说这事怎么办吧。
对鲁道源泄露天机，张轸或许是立功心切，或许是轻信私交，缺乏经验。可他毕竟也在官场摸爬滚打了20多年，无论心头如何震惊、紧张，那张脸还能面不改色，一张嘴更是振振有词：自李代总统主张和谈，几个月来与共产党保持接触，秘密联系，已是公开的秘密，更是你白长官的命令，他鲁道源不清楚吗？我是“勾结共匪，图谋反叛”，那你白长官呢？他鲁道源红口白牙，参谋总长一纸电报，我就通匪了？我还说他鲁道源通匪呢！
张轸的话句句在理，白崇禧也实在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证据。自和谈后，与共产党眉来眼去的人太多了，能都是“图谋反叛”吗？不过，多事之秋，危难之际，这个“四一二”大屠杀的主谋兼主要刽子手，还是宁肯错抓、错杀，也不肯错放。
白崇禧道：这事不谈了。部队正在南撤，许多问题需要具体明确，你打个电话，让你部师以上军官都来开个会。今晚你也别走了，咱们好好谈谈。
张轸明白，这是把他扣住了。当年的黄埔战术教官，尽量抑制着怦怦的心跳，很快生出一计，说：兵团驻汉口办事处的人都知道我来了，一大堆事情等着我去处理。那里有直通各部的电话，打起来比这里快捷。我去去就来，要不了一个钟头。说句心里话，今晚你白长官就是让我走，我也不想走了，这一肚子委屈、冤枉，得跟你好好倒倒呀！
一是实在拿不准张轸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二是沿途都是桂系的检查站，白崇禧挺痛快地答应了。
美式吉普风驰电掣。
开过跑马场，经过刘扬路，猛地想起武泰闸的检查站，那里特务挺多，堂堂“剿总”副总司令，谁不认得？张轸赶紧让副官和卫士乘车先行，过江后在3里外的江边等他，自己则乘民船从鲇鱼套过江。
落荒而逃，赶到金口自己的独立师师部，立即打电话通知几位军长、师长前来开会，研究提前起义。
张轸脱险后，要通白崇禧的电话，破口大骂一通，算是出了口恶气。
白崇禧已经动手了。在贺胜桥的19兵团部及6个直属营，被桂系7军缴械。在7军胁迫下，所属127军的两个师连同军长、师长，也随桂军南逃了。
5月15日清晨，张轸率19兵团起义。
部署在武昌至嘉鱼一带负责江防的19兵团，有两个军、一个独立师4万多人，起义时还有一个军加一个师2.5万多人。
5月25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决定给张轸所部“以起义待遇”。
张轸的19兵团，算上被白崇禧缴械和胁迫南逃的部队，人数也没有四野的一个军多。中央军委又指示林彪，“由十纵、十二纵抽出一、二个师与张轸部合编为一个军”。
7月24日，起义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51军，张轸任军长，杨春圃为政委。
四、“大好河山”
为了研究对手，蒋介石常读毛泽东著作，读得较多的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逃去台湾后，气喘得匀乎些了，还真读出心得了：“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同时总结出两个“六无”，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
有的是铜臭熏天。
35军奉命返平，郭景云百忙中不忘捞一把。如此利欲熏心，那“王牌”能不变“亡牌”?
也不能说国民党无官不贪，好歹还有像杜建时那样出污泥而不染的人。而贪污腐化已成风气，上下左右，前后里外，无孔不入，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有机会就贪，不贪白不贪，能贪是本事。老实正直的人感到不适，被视为傻瓜，慢慢的一些人也会伸手了。
被陈长捷称为同于长沙大火的宜兴埠焚村，1千多户人家没烧个精光，还有10多间房子盛在那里。是纵火的62军忽然良心发现住手了吗？不，是这10多户人家给纵火的官兵塞钱了。
什么“扫清射界”，什么“天津城防”，什么“党国安危”，老百姓死活不在话下，方便了共军进攻也无所谓，只要我腰包鼓起来就行。
广西战役，白崇禧山穷水尽，无路可走，欲去海口，用金条向薛岳、陈济棠租用舰船，将桂系残兵撤往海南岛。同为党国高官，救人也是救己，却要用金条进行交易。腐败如此，国民党能维持到1949年，已属不易了。
内战伊始，国民党那股子猖狂劲儿，当了俘虏也不服气。可国民党的大肆腐化始于何时？蒋介石曾经说过，统一两广和北伐时期，官兵“不贪财”、“不怕死”，抗战中也能保持这种精神，抗战胜利后就丧失了这种精神，尤以中上级军官利用到各大城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化堕落。
接收变成了劫收，比之气势汹汹的美械国军，腐化这种软件是个慢功。可到了国民党成了“腐化”的代名词时，那就是心里烂了。
一边是共产党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一边是贪官污吏横行，也是气吞万里如虎。蒋介石就有三头六臂，又如何招架得了？古今中外，又有谁愿为一个腐败政权卖命？没说的，与这个政权唇亡齿寒的，绝对是这些贪官污吏。可他们若是热爱这个政权，会那样拼命往自己腰包里划拉，挖这个政权的墙基吗？
美国人也看得明白。
1949年7月30日，艾弗逊在为编纂《白皮书》致杜鲁门的信中说：
中国国民政府失致的原因，在所附录的文件中，有相当详尽的叙述，这些失败都不是美援的不充分造成的。我们在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曾报告说，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一九四八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效现象，已经察出国民党的抵抗力受到致命的创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道遇的危机，是无能为力。国民党的部队已丧失了斗志，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1945年底，眼看着劫收越来越不成样子，马歇尔向蒋介石发出警告，说对贪污腐化如不加整伤，不但不利反共，美国也将重新考虑今后美援的监督的问题。而两年半后，民穷财尽，再向美国人伸手，美国人说援助可以，要有条件，国民党先要自助，着手政治改革，推行民主运动。
美国人也真看准了国民党的“七寸”。
一个虚弱的政权，全靠谎言和暴力支撑着。“推行民主运动”，就意味着让民众讲话，不打嘴巴。到处贪官污吏，人民都来揭发，真相大白天下，那国民党的天下还用共产党打吗？大家举手，一夜之间，他蒋介石不就下台了，那毛泽东不就上台了吗？
孙德峰老人说，塔山阻击战，发现许多敌尸的胳膊肘子上边套着金镯子，还有的把金条缝在裤腰里。湖南总司令，打败湖南督军汤芗铭。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程潜为军政部次长。北伐战争，他是北伐军主力之一的6军军长，一路闯关夺隘，进入南京。
卢沟桥事变后，程潜出任第一战区司令兼河南省主席，参加了台儿庄会战和武汉会战。接下来，就是代参谋总长、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虚职了。1948年竞选副总统失败，被蒋介石委以武汉行营主任。李宗仁当了副总统后，老蒋担心桂系都在朝中，不好摆弄，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长，外放武汉为华中“剿总”总司令，将程潜挤回老家，当起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
像国民党中自成一体的派系，几乎无不把东西藏起来。草堆里，柴垛里，水缸里，灶坑里，随手找个地方塞进去。有的俘虏坐在那里，就把戒指、手表什么的，按进脚下地里。有的就明晃晃扔在，二是首长那儿警戒严，比较安全。有人说从小穷得叮当响，这下子周围金光闪闪、银光闪闪，就像掉进了那个阿里巴巴山洞似的，也是一种特殊的考验哪。韩先楚和一些人却没觉出什么考验，因为他们从未觉得这些闪着金光银光的东西，会与他们个人有什么关系。他们高兴，那眼睛也放出光来，是因为看到了这支军队和共产党的光明前途。
1947年夏季攻势后，3纵7师在吉林柳河三元浦召开政工会，检查战场纪律情况。20团政委胡寅举起一支派克笔，第一个发言：我这个团政委带了个坏头，留了支派克笔。我那支笔这次战斗中丢了，见交上来的战利品中有支派克笔，就拿着用了，也没向党委报告。心里寻思打完仗写总结，完了就交上去，其实这是给自己找理由、打掩护。我读书时就听人讲“派克笔”，从未见过。这两天一想交上去，心里就痒痒，舍不得。现在我正式上交，承认错误，检讨交代，希望大家狠狠地批评、教育，监督我不再犯错误。
这事若换到国民党那里，不就是个天大的笑话吗？
无论师、团，还是兵团、纵队，谁调走了，谁上任了，弄斤酒，加俩菜。若能有只鸡，那豪华、奢侈，差不多就顶天了。边吃边交代工作，或介绍情况，然后你就甩开膀子干吧。
国民党呢？大吃大喝不用说了，就算吃遍天下山珍海味，也只是小菜一碟，关键是发财的机会到了。谁不送礼，那今后的日子还怎么过？送的比别人少了，那又比不送差多少？在那个乌烟瘴气的世界里，大家都明白“当官”后面的两个字，肯定就是“发财”，不发财当官干什么？那升官自然就更要发财、发大财了。国民党北平市最后一任市长刘瑶章，也够迂腐的了，就职头一天竟不去警备司令部、市参议会、市党部去“拜客”。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当天下午就气势汹汹地上门“道喜”来了。即便5个月后共产党不兵临城下，他那市长还能有多少干头吗？
黄埔军校校长最爱讲黄埔了。辽沈战役去沈阳讲，淮海战役去徐州讲，平津战役去北平讲，讲得激昂慷慨，讲得气急败坏。
“当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革命的黄埔，光荣的北伐，朝气蓬勃的国民党。却谁知，黄埔精神诞生才25年，国民党也本该是英姿勃发、活力四射的年纪，却一下子老朽了，老朽得一碰就掉渣了。
纵欲过度。
对炸开花园口大堤，以水代兵，国民党有点羞羞答答的。那长沙大火，则干脆由张治中替蒋介石背了黑锅。世上事，有些是做得说不得的。其实，长沙大火和花园口决口，无论造成了怎样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到底还是能够找到让侵略者感到心悸的一丝亮色，那就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
可蒋介石发动的这场内战呢？
许多老人讲，在东北，在江南，都见到过穿不上裤子的人。在海南岛，一些少数民族青年男女，只在腰间系块破布，有的就一丝不挂地在田里干活。当年从东北到中南、西南，战后几天战场上的敌尸，几乎都是光溜溜的。而西南一些地区，连活人也扒。广西战役，开头我军掉队的士兵，有的就被扒去衣服。国民党的溃兵散俘就更不用说了，军官家属也一样被扒个精光。
情不自禁想到“野蛮”两个字后，能不想想那人都穷到什么份儿了吗？
张家口大镜门，门额上是清察哈尔都统高维岳书的4字匾：大好河山。历经近百年风雨、战乱，仍未焚毁，字迹雄浑苍劲。可这现实中的河山呢？内战枪打炮轰，贪官污吏如洪水猛兽，双管齐下，中华大好河山已被糟蹋成了什么模样？
天津战役进行了近20小时后，天津警备副司令秋宗鼎让94军43师停止战斗插白旗。师长饶启尧道：插白旗，我没学过！
这根本就不是学没学过的问题。从国民党把接收变成劫收那一刻起，历史就注定他们只有插白旗的份了。
毛泽东进入北平，要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张澜等各界知名人士，身边工作人员把他的家当翻了个遍，也没找到一件不破的、或不带补丁的衣服。工作人员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
毛泽东道：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程潜长沙起义后，应邀去北平参加政协会议（当然会见到穿着补丁衣服的毛泽东），途经武汉时去见林彪，林彪说了句：识时务者为俊杰。
依照蒋介石的“六无”标准，程潜、张轸、李辰熙、庞庆振，还有傅作义、董其武、孙兰峰，以及曾泽生、潘朔端等，都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了。
抗战时期，南京陷落，许多官员如果留在沿海地区，日本人给的薪水比重庆政府给的多得多。可他们去了重庆，去了那个几乎天天挨炸的重庆。而前面列数的这些军人，则在前方浴血厮杀。这些起义将领，那时没有“识时务”的念头，而今则是不想为一个腐败政权殉葬，使破碎的山河也少些血火之灾。
而伴着人生新的一页开始的，是不是就该是一个比较清新的灵魂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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